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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理想在中國農村並沒有完全被消滅 --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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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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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轉貼自:【中時電子報】>> 【新聞對談】>> 《亂評二岸時政,瞎扯今古文史》 作者:James

http://forums1.chinatimes.com/dailytalk/Forum.asp?ArticleID=586306&History=0&Page1=1

(在各段前出現的阿拉伯數字是原文刊出的留言序號。)

20

中國河南省的臨穎縣的農村,有一個小小的村子,名叫「南街村」,在廿多年的開放改革走資本主義道路以後,居然還有這樣一個村子,還是不愿意搞資本主義私有化,還在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道路,確實讓人感到好奇。更值得讓人稱奇的是,這條路居然還給走通了。所以中國農村的貧困地區,究竟應該如何脫貧致富,是需要作一番調查研究的。

南街村的特點,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現在的中國農村,已經沒有幾處地方像他們這樣了。南街村人全村,集農工商為一體,全村人共同擁有,共同勞動,共同享受。全村人實行工資制加上供給制,這是半社會主義半共產主義的經濟體制。

借開放改革發展經濟的勢頭,南街村的集體經濟有了迅猛的發展,1985年全村的生產總值是70萬人民幣,到了1999年,達到了14億元人民幣,單單利稅就要6,600萬元。這種發展速度,實際上已經超過了深圳。在中國的其它農村,這樣大量財富的積累,無非又是創造了幾個新的億萬富豪(現在全中國大陸的億萬富豪已超過了五萬人),大多數的農民繼續地貧困(James 的這話,聽上去多像共產黨)但社會主義的南街村,並不是這樣。

南街村的村民,從經濟發展中拿到了自己應得的好處,除了工資以外。村民還可享受十四項公共褔利,包括:住房,上學,看病,飲水,燒氣,用電,都是公家免費供給的。全村的收入,除了上交國家稅收與投資再生產以外,百份之三十用來發工資。百份之七十用來公費供給。工資差別不大,供給大家有份。所有的村幹部的工資都一樣,都是人民幣250元,所以大家都叫他們做二百五幹部,薪水
二百五,幹起事來任勞任怨不遺餘力,也像二百五。

21

南街村的村民自己集體興辦教育事業。他們從幼兒院、小學、初中,一直辦到高中。小孩百份之百上學,沒有其它地方那種父母付不出學費,小孩就不能上學的問題。對老年人這一社會問題,南街村通過自辦敬老院來解決,住在敬老院的老人享受公費供給。

南街村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全是全村人民公有的,社會治安良好,不用防盜門。家家電氣化,安居樂業,村民精神上沒有壓力。全村沒有大款暴發戶,也沒有一個窮光蛋,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我覺得現在的中國,下層的,草根的人民,對公有制反而有信心,而上層的人物則忙著在搞私有化,這是很諷刺的。很多中共中央直至地方的高級中共核心,對社會主義既無理解,也無信心,只相信西方的資本主義才是唯一的救中國之道。我記得那位鼓吹私有化很積極的前副總理田紀雲,有一次就諷刺左派說:「你們要有本事,就也去搞出一個社會主義的特區出來讓大家看看(像資本主義的特區深圳那樣)」。其實,這種「社會主義的特區」,在中國現成的就有,河南的南街村就算是一個,只不過規模是小了一點。

現在,南街村的事實已在中國民間傳了開來,雖然中共的文宣部門仍然不允許報道南街村的事,但是人民大眾卻自己在傳播,每一年,大約有卅萬的民眾自費地從全國各地走去河南南街村,為的是去一看究竟。解放軍也有十多位上將,百多位將軍,自費去那裏親自考察。有興趣的台灣朋友,我建議你們在去中國大陸經商或遊覽的時候,如果順道,不妨也可以去南街村看一下,它就在河南的臨穎,那裏雖然非常地貧困,但黃河的文明,最早就是在那一帶所產生。

22

私有制與公有制,倒底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老實說,我還是不很清楚。

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應該是存在的,否則怎麼去解釋這數百年來西方世界所創造的燦籣的物質文明。兼并也並不總是一件壞事,就像買六合彩,一元錢放在每一個人的口袋裏,什麼事都不能辦,但一人一元的六合彩券,落到了一個人的口袋裏後,就能創造出一位億萬富豪,而這位億萬富豪就有可能拿這筆錢去辦好多事,這就是『兼并』的正面的作用與價值。

舊的共產理論批判這種資本的集中(兼并),認為資本的每一個毛孔都流著無產者的血汗。但實際上,沒有兼并,我們人類就不會有今天的文明,要說兼并與資本的集中是一種「惡」,那也是一種必要之惡。不但社會經濟如此,自然界也是如此,物質集中了,才會有原子核;宇宙中分散的「暗物質」占了全部宇宙質量的絕大部,卻因為分散而變得毫無意義,甚至不覺得它的存在;反而是那些因物質的集中而形成的恒星與星團,才能在夜空中閃耀。所以,集中與兼并,常常呈現出是一種進步的趨勢,而很多時候,平均與分散倒反而是真正地有害。

那麼,像這種平均主義的公有制的南街村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使中國農村,走上穩定的富裕之路?

爭論這個問題並非像想像中那麼容易。1998年一位知名經濟學家從北京跑到南街村,並與南街村的中共黨委書記王宏斌先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北京來的共產黨的經濟學家說:「不管你怎麼講,反正我們這些經濟學家是百份之百的反對你們南街村的作法!」而南街村的王王宏斌先生則反唇相譏:「『你們就是百份之一千的反對,我們也要走這條路,我們自己愿意。」

James 覺得,自己愿意才是最重要的,人所不欲,勿施於人。毛時代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本身有錯,而是強迫人們去做才是最大的錯。社會應該是多元的,政治家們的職能,是讓人民有自己去選擇的機會,無論它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你不能老是去強加於人。

28

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爭論,在中國大陸開放改革的廿年中,從來沒有停過。對於開放改革以來,越來越為嚴重的共產黨官員的貪瀆腐敗,以及社會的兩極分化,中國大陸的左派與右派的觀點,是完全南轅北轍的。

右派的觀點,是認為這些問題都是起因於在經濟的改革之後,沒有進行相應的政治改革,他們認為只有多黨制民主政治,才能解決共產黨官員的貪瀆腐敗與社會兩極分化的問題。所以他們認為只有搬開中共,全面地走西方議會制民主政治之路,才是唯一的治本之道。

左派的觀點,則剛好相反。左派引用了聯合國糧食副總幹事哈維特‧德亨的話:「全世界225個大富豪占有了全世界一半的財產,而另一方面又有八億人在挨餓數億人營養不良,這簡直是丑聞」。拿美國來說,百份之一的富豪卻控制著全美國百份之卅九的財富,這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合理的。

左派指出,當今中國大陸,鼓吹私有化最力的。不外是這三種人:

第一種是共產黨內的貪官污吏;
第二種是制造假冒偽劣商品的奸商;
第三種就是他們所養的一幫學者。

而大多數普通的民眾,是並不贊同將國家的公有財產加以私有化。前些時候在大陸上演的電影《大雪無痕》,5000萬元價值的國家企業,以500萬的低價賣給了私人老闆,誰從中獲利?答案是清楚的:貪官和大款,影片中,30萬股國企的股票送給了省黨委副書記。其實這種電影,所反映的只是現實中國的冰山之一角,實際情況遠比電影中的故事要來得根深面廣。

這種情況與解體前的蘇聯是何其相似,1991年五月,美國的一個民意調查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項抽樣調查,結果是非常的微妙:83% 的蘇聯普通民眾反對恢復到私有制經濟;而同年的六月,在對莫斯科的蘇共領導階層所進行的同樣的調查,則恰好相反:77%的蘇共官僚與領導精英認為應該恢復私有制。

30

廿多年來中國的開放改革之路,只是一百多年以來的近代中國,尋求變法富強之路的繼續。對於一個具有十四億人口的大國家,穩妥與中庸是必需考慮的,過去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全盤的公有制是錯誤的,但如今若反其道行之,改以全盤的私有化,也未必是正確的。也許,多元化,讓多種方式在一起共存,才是唯一可取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私有制,集體主義與個人奮斗,西方的民主主義與東方的權威主義,是否可以在一個國體之下共存而沒有激烈的沖突?這需要智彗,更需要去嚐試。

但是至少,我們還可以在港澳台灣,繼續長期地試行西方的制度,而在大陸的貧困省份,繼續試行集體主義的公有制經濟。「一國二制」絕對不是僅僅為了收回離散的領土而作的權宜安排,如果那樣看待「一國二制」,就太低估了鄧小平先生的智彗,「一國二制」的深層目的,還是為了進行一種前所未有的試驗,目的是為了找出一種最為合理的,適合於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制度。

這方面我本人非常贊同網友何荷的理念:民主與共產對於兩岸來說都只有很短的歷史,也都是從西方進口的概念。何荷認為,脫掉這兩件外衣,兩岸可以更寬闊的視野去尋找我們的未來之路,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數個重要文明之一,我們雖然在晚近的幾百年來處於低潮,但是並不表示中華子孫不能重拾文明,而這一文明必需要有我們自己的特色,它要能很好地照顧好自己的子民,從北京、上海、西藏、新疆、一直到台灣。這將是一個多元的,多樣化的,包容的社會。它雖然還是會有沖突,但是在自然的調節之下,各種矛盾的對立體,或許能在制約與平衡之中,向前穩定的發展。

公有制與私有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將在這個《大中國主義》之下共存,社會主義的理想將在中國的農村繼續作試驗,這就是《大中國主義》的又一個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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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廿五年政經改革總回顧 -- 張榮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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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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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榮豐

自一九七八年底,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已歷經廿五個年頭。值此二○○四歲末,理應對中國政、經情勢做一回顧與總結。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這廿五年來的政、經情勢,大致可用三句話總結:改革尚待努力、開放卓然有成、民主尚無曙光,現分述如下:

中國的經濟改革,首先發生於農村,主要內容為: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恢復農產品市場、廢除剝削農民的統購統銷制度(類似台灣六○年代的肥料換穀、田賦徵實…等)。中國從宋朝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為止,實行的是小農生產制度,基本上土地與農戶結合,所以農民生產誘因較高、監督成本近於零。但隨著人民公社的推動,改小農生產制為農業集體化,土地與農戶分離。所以生產誘因極低,而監督成本甚高。鄧小平推動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基本上又恢復了小農生產制度的精神﹣土地與農戶合一,從而降低監督成本、提高生產誘因。而為了讓農戶因承包制所產生的農業剩餘能夠出售,所以恢復集市以及農產品市場也順理成章。隨之也逐步廢除統購統銷制度,農民也隨戶口制度放鬆而開始進入工業及城市部門。

在一九八四年之後,開始進行城市部門改革,主要內容為:恢復市場機能、進行所有制改革、政府角色重新定位、改革措施法制化。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八年間,中國是以計畫體制取代市場機能,全民所有制取代私有制來發展經濟。由於計畫經濟係以數量調整取代價格調整,因而整個經濟體系長期處於失衡(Disequilibrium)狀態。這表現為匈牙利經濟學家科奈(Konai)所敘述的短缺(事實上即超額需求)與滯存(即超額供給)並存的現象。而當失衡所造成的經濟衝擊,超過該經濟體系所能承受的負擔時,就由政府直接干預做數量的調整。這就是中國每隔一段期間,就必須進行經濟調整的基本原因所在。中國的城市經濟改革,首先逐步恢復市場機能,先從商品市場,再逐步擴充到要素市場、服務業、股市、期貨等市場。而所有制改革,則遲至九○年代中才進行,主要內容為:清理國有資產、分割產權、試行破產,以及推行股份制。但總的說由於產權未清晰到自然人,所以效果不彰。如從改革迄今近廿五年頭,仍進行了五次宏觀調控的角度看,證明改革尚須努力。

對外開放部分,自一九七八年開始,中國依循比較利益原則,利用大量勞力進行加工出口。甚至執行一種「流血輸出」的政策,例如:讓人民幣值低估,以及大量使用「民工」從事加工出口。所謂民工,是以農民待遇,從事工人加工出口的工作,這種流血輸出,使中國成為世界的工廠,但加入WTO後,也成為各國反傾銷的調查對象。另外,由於龐大的人口,以及廉價的土地,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資利用國之一。所以中國的開放政策,相對於經濟改革,可說是卓然有成,而這也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

當中國經濟每年以百分之七的速度成長的同時,很多人期待經濟的發展能帶來政治的民主。不過從許多國家民主化的經驗來看,直接稅是民主化必要條件的關鍵指標。以目前中國直接稅的比重仍偏低的情況,中國民主尚無曙光。面對改革尚待努力、開放卓然有成、民主尚無曙光的中國,台灣必須在政治上深化民主、經濟上全球佈局、國防上維持一定的嚇阻力量,唯有如此,才能繼續維持現狀,然後再求發展。

作者係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2004.12.31  中國時報(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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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社會主義的理想》一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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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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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轉貼自:【中時電子報】>> 【新聞對談】>> 《亂評二岸時政,瞎扯今古文史》留言46

http://forums1.chinatimes.com/dailytalk/Forum.asp?ArticleID=586306&History=0&Page1=1


我先簡介原文內容,原文請見本廣場。留言序號指《亂評二岸時政,瞎扯今古文史》一欄中之留言序號。

留言20和21介紹中國河南「南街村」。

留言21進一步談到「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特區」。並以河南的南街村為「社會主義的特區」的例子;加了一句評語:「只不過『規模』是小了一點。」(雙引號是我加的。)

留言22繼續討論「私有制」與「公有制」。作者說:

「毛時代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本身有錯,而是強迫人們去做才是最大的錯。社會應該是多元的,政治家們的職能,是讓人民有自己去選擇的機會,無論它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你不能老是去強加於人。」

留言28指出:「越來越為嚴重的共產黨官員的貪瀆腐敗,以及社會的兩極分化。」並介紹中國大陸的左派與右派的觀點:

「右派的觀點,是認為這些問題都是起因於在經濟的改革之後,沒有進行相應的政
治改革,他們認為只有多黨制民主政治,才能解決共產黨官員的貪瀆腐敗與社會
兩極分化的問題。所以他們認為只有搬開中共,全面地走西方議會制民主政治之
路,才是唯一的治本之道。」

「左派的觀點,則剛好相反。左派指出,當今中國大陸,鼓吹私有化最力的。不外是這三種人:

第一種是共產黨內的貪官污吏;
第二種是制造假冒偽劣商品的奸商;
第三種就是他們所養的一幫學者。」

並認為:「而大多數普通的民眾,是並不贊同將國家的公有財產加以私有化。」

留言30是結論,作者說:

「過去全盤的公有制是錯誤的,但如今若反其道行之,改以全盤的私有化,也未必是正確的。也許,多元化,讓多種方式在一起共存,才是唯一可取的。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私有制,集體主義與個人奮斗,西方的民主主義與東方的權威主義,是否可以在一個國體之下共存而沒有激烈的沖突?這需要智彗,更需要去嚐試。」

作者並提到「一國二制」,他說:

「『一國二制』絕對不是僅僅為了收回離散的領土而作的權宜安排,如果那樣看待『一國二制』,就太低估了鄧小平先生的智彗,『一國二制』的深層目的,還是為了進行一種前所未有的試驗,目的是為了找出一種最為合理的,適合於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制度。」

*********************

我先針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私有制與公有制)及相關議題(留言21和30)表示一些原則或理論性的看法;再談談兩個技術性議題:規模問題(留言21)和中國大陸左派與右派的觀點(留言28),就教於James欄主和各位網友。

0. 基本立場和基本假設

我認為在討論這些議題前,我們要就兩個前提取得共識或相互的了解;也就是我一再強調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假設」。

0.1 基本立場

0.1.1 「經濟發展」和「社會平等」孰先孰後?
0.1.2 「集體福祉」和「個人發展」孰先孰後?

0.2 基本假設

0.2.1 如果「經濟發展」在決策上,佔著優先順位,那麼「經濟活動」的動力是什麼?
0.2.2 無論「集體福祉」和「個人發展」那一個在決策上,佔著優先順位,那麼在實踐上,有沒有上限?如果有,此上限是什麼?

當我們將自己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假設」說清楚以後,討論比較能有效的進行。

1. 我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假設

1.1.1 我認為「經濟發展」先於「社會平等」。
1.1.2 我認為「個人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動力。
1.1.3 我認為「個人發展」先於「集體福祉」。

以上三點是我所謂的「原則性」或「理論性」議題。我有一套說法來說明何以我選擇以上的立場和假設。

1.2 我的觀點

1.2.1 經濟發展上,我支持或贊同「資本主義」的理論和制度。
1.2.2 政治實踐上,我支持或贊同「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制度。
1.2.3 政治實踐上,我支持或贊同「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制度。

我也有一套說法來說明何以我接受以上的觀點。

1.2.4 我認為不論「經濟發展」、「個人利益」、或「個人發展」,它們都不是絕對的價值或判準。因此,在實踐上,它們必須要有一個上限來節制或規範。

這個「上限」是什麼?怎麼訂?如何落實?及其他相關議題。是我所謂的「技術性」議題。我當然並沒有一套答案,如果有,我就去申請做胡、溫的「特助」了。

2. 規模問題

我們都知道「規模」影響任何活動。個人在單獨時對事件或事態的反應,有別於同一個人在群眾中對該事件或事態的反應。家庭企業和大量生產在運作和結果上也非常不同;民主政治在城市國家(如希臘時代、意大利城邦、當代瑞士等)和美國、俄國、和將來的中國,在運作和制度上也非常不同。我們可以推論「社會主義」在鄉村(公社)和國家兩個不同的規模上,其運作和結果上也會非常不同。

也許「南街村」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因為它的「規模」小。如果有10萬民工湧入,而它也接受的話,我想「南街村」模式可能就無法運作。

3. 中國大陸的左派與右派的觀點

James欄主在留言28中,「右派觀點」陳述的是他/她們的「政治主張」,如「多黨制民主政治,… 全面地走西方議會制民主政治」等;而「左派觀點」陳述的則是他/她們對現實的描述,如「誰主張私有制」等。

因此,我看不出來對所謂的「共產黨官員的貪瀆腐敗與社會兩極分化的問題」,左派有什麼具體主張或政策。

我可以將James欄主在留言28中的描述,用概括性的文字來說明:

「有權勢或有技術能力的人或階級(階層、集團),以及他/她們包養的文字打手,主張私有制;反之,沒有有權勢或沒有技術能力的人或階級(階層、集團),以及同情他/她們的知識份子,主張公有制。」

這個陳述或說明,可以解釋「何以」持相對「立場」的人,採取各自的「立場」;但它不能回答「私有制」和「公有制」孰優孰劣的問題。

以上就欄主提出的問題,簡單的表示我的觀點,並加以釐清。做為我以後參與討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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