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鴻生

臺灣學運論壇第二場：「現代化下的鄉愁」引言稿

剛才林孝信討論了1970年代初的海外學生運動──留學生的保釣運動，我則以發生在1971至1973年間台大校園的學生運動參與者的身份發言。

這兩年發生在台大的學運是以1971年春天的保釣運動為濫觴，繼而引發學生爭取言論自由與民主參與的訴求，並展開走出校園關懷社會弱勢的行動。隨後引來當局反撲，先是在1972年4月以一篇四萬字長文〈小市民的心聲〉開始，接著於1972年年底引發「民族主義論戰」，最後以警總在1973年2月逮捕約談台大相關師生告終。而1974年夏天的台大哲學系解聘事件則是當局補加的整肅手段。這是一個大概的過程。

這次學運的過程與時代背景請參閱拙作《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一書，我在這次座談會所要談的是1970年代的學運對我們今日所處困局的的歷史意義，總共整理了十點。

一、 1970年代臺灣的保釣運動非常「在地性」，不同於同時發生的海外保釣運動（我不用本土性一詞是因為其已被政治人物附加太多族群含意）。它是基於臺灣當時的政經社會條件與內在矛盾而爆發的，也因此接著能對臺灣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問題提出訴求。

二、 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也不同於1990年代的三月學運，它是自發而且自主的。當年社會上的反對力量式微，《自由中國》與《文星》都早已停刊，黨外勢力尚處萌芽階段。台大學生完全是因為在精神上受到民主前輩如雷震、殷海光的感召，在校園裡自尋出路。而非像野百合學運時期，民主運動已成氣候，民進黨也已壯大，社運團體則如雨後春筍，各方人馬主動介入操作代言。當然相對而言，它的規模也就很小，大半活動受限在校園裡面。即便如此，學生既未自以為有特殊地位，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在社會幾乎一片瘖啞的狀況下，自覺自發地承擔了這個歷史任務。1970年代的保釣學運相較於1990年代三月學運，就外在條件而言就有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相較於1935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當然歷史所承載的意義難以同日而語。

三、 也正是這種自發/自主性，因此學生中的積極份子絕大多數是基於理想與熱情，相對缺乏權力意識與政治出路。也正因為這種缺乏權力意識與政治出路的相對單純性，當年的參與者絕少成為當今的政治人物，三個當年最重要的台大學生帶頭者洪三雄、江炯聰與錢永祥，畢業後都立即遭遇到大小不等的政治迫害，也再沒走上政治一途，王曉波更不用說了。反過來說，我們同輩在當今政壇顯露頭角的則絕少參加過當年的學運。

四、 保釣運動的訴求並不能只用愛國運動來涵蓋，它對當年的參與者是一個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發現屬於自己國家的土地(宜蘭屬島)竟然被號稱民主陣營的美日兩國私相授受，而政府對此竟然無力抗爭。當然第三世界的意識早在1960年代就已經進入臺灣，甚至可說延續著當年台民的抗日意識。而這個第三世界的歸屬感又是與「鄉土」意識息息相關的，由此引發了對「人民自己的」歷史的發掘，譬如林載爵的發現楊逵與發掘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王曉波的追尋左翼台灣史，以至於企圖擺脫黨國教條，去尋找被當權者掩蓋的人民的歷史，重新探索整個中國近代史。在這裡，中國是在「鄉土」之內的，臺灣的鄉土也即是中國的鄉土。

五、 隨著保釣運動而來的是台大校園的民主抗爭。反對派學生從形成競選代聯會主席的非正式黨外聯盟並大獲全勝開始，展開一連串爭取「言論自由」與「民主生活」的座談會，更進一步舉辦「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辯論（全面改選中央民代不是三月學運才有的），最後更為了介入中央民代選舉而舉辦學生監票員活動。在這裡所有積極參與保釣的也都積極參與到這兩年的民主抗爭，王曉波與陳鼓應更是帶頭衝撞的兩位哲學系老師。保釣與民主有著內在的聯繫。

六、 與保釣運動同時展開的是走出校園關懷社會的「到民間去」運動，從服務社會弱勢的慈幼會的成立，到新代聯會發動的「社會服務團」與「百萬小時的奉獻」，王曉波關切礦工災變與飛歌工殤事件的呼籲，都是一種走出大學象牙塔、擁抱斯土斯民的企圖。在這之前大學生大半只能討論愛情與留學問題，雖然有個影響深遠的自覺運動，但那基本上面向個人的修養與道德問題。因此保釣運動在引發對社會正義的追求上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七、 可以說這兩年的學運的三個重大訴求：反抗強權、自由民主與社會正義是三合一的，而這其實並未超過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的範疇，同時也是五四運動的繼承。而這也要歸功於殷海光等人，他們曾在五六十年代就將五四的議題在台灣重演了一遍，為臺灣青年補習了這段功課。保釣運動延伸出來的這三大訴求最後在1970年代下半的夏潮雜誌與鄉土文學論戰中進一步發光。

八、 以這三大訴求建立起來的鄉土觀的一個重要基礎是中國人的身份。直到這時，中國人的身份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是與生俱來之物，或至少是一點也不勉強之事。而鄉土是面向基層的斯土斯民，而非面向族群，是無關省籍地域的。面向臺灣的基層，也即是面向中國的基層。在這裡鄉土與中國人身份一致而不衝突。這樣的鄉土觀為何變成後來的本土觀？因為這樣的鄉土/中國走向挑戰了兩個政治勢力──黨國當局與台獨。

九、 1972年底的民族主義論戰是分離的開始。簡單說，這場論戰實質上是台獨派與黨國當局聯手打擊保釣學運的鄉土/中國走向而引發的。其中對立的觀點包括第三世界相對於西方霸權、社會正義相對於資本主義、在地鄉土相對於全球化、文化傳承相對於西化/現代化、中國歷史的傳承與割斷等等。雖然論戰文字蓋屬大學生水平，但該有的議題都涵蓋了。

十、 這場論戰終於引來國家機器的出動，在1973年2月動手逮捕偵訊反對派師生，終結了歷時兩年的這次學運。如此打壓了校園裡的鄉土/中國走向，也就成全了這麼一條「去中國化之路」的台獨論述。

建議閱讀書目：

*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十年代台大學生運動》（自立晚報，1993/9）
* 王曉波《尚未完成的歷史──保釣二十五年》（海峽學術，1996/10）
*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聯經，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