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意识形态化」与「公正至上」——(轉載) - 時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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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意识形态化」与「公正至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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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意识形态化」与「公正至上」——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035

　　拙文《徐友渔：自由还是主义？》
引来徐友渔先生的回应。
我将继续延伸一些问题。
而徐先生对我的一些观点的误解，我将努力加以澄清。

　　理性的态度有时是
讨论或对话能够获得意义的严厉前提，
徐先生的理性让人钦佩。
在「反批评」拙文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也恰恰是我认为必须有所阐述
并且接受批判和置疑的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无法回避。
而不超越于自身所认同和信奉的主义之上的争论
只能导致「共识」和「底线」的摧毁，
使所谓的思想争鸣
仅仅是一场用学术与非学术语言玩的智力游戏
而无法切入严峻的现实背后
必然导出的可以为许多持不同观点与立场的人
进行「公共选择」的基本路径。
因此这样的对话无论如何是一种幸运。

　　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自由主义如何应付自身发展带来的「异化」？
自由主义能不能意识形态化，
在一个没有自由土壤的社会里，
它的意识形态化会不会
与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获得一种逻辑上的同构性？
自由主义以何种形象面对民族利益？

二是政治民主化的逻辑建立在哪种共识之上？
三是经过几年的争论，中国思想界的日益分裂
在当前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即
一些被认为或可能被认为是
分属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人
开始松动、渗透和合流，以致
新的一些立场因其思想资源的复杂而要求重新界定？

　　这些问题背后又可以牵扯到其他一些问题。
当前中国思想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由于思想资源的不同，
由于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不同立场，
不仅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对立和相互接近，
在现实的刺激下，就是同一「派别」之间
也常常出现许多甚至是不可能挽回的分歧。
在这样的时候，大而化之地用一些整全性的判断
和仅仅在代号的功能上才有意义的术语来分析
已经丧失了它的解释力和规范力。

在此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如何如何」
或「新左派如何如何」都是武断的。
因此厘清一些问题的语境
可以为不同的主张
谋得他们存在所应有的公平地位，
并且形成一股
对抗专制和谋求政治民主化程序启动的合力。
正如徐先生在反驳我的文章
《为什么是自由主义，
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与石勇先生对话》的结尾所说的
「如果目前自由主义—
新左派的僵硬划界能有所松动、改变，那一定体现了
中国知识界的长进。
观点的分歧和对立并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对专制和非正义的抗争；
重要的是
观点一定要是头脑思索、心灵感受的产物，
而不是由屁股决定。」

　　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危险

　　我注意到，徐友渔先生对于
无论是别人加冕，
还是自己靠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掌握、发挥
与自由精神的具备
而通过「资格论证」戴上的「自由主义者」桂冠
是安之若素的。

从徐先生文章中透露出来的责任感
与对自由精神的准确理解应该说当之无愧。
但并不是谁都可以这样未经过自我的「资格论证」
就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问题也恰恰在于，正是许多投机分子和
不具自由精神、自由理念的人自称的「自由主义者」，
他们在自由主义名义下的一系列言行----
正如许多假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作恶一样----
使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甚至自由主义的声誉遭受了不公平的损害。

　　自由主义者并不都是右派，
而右派也不都是自由主义者。
但在中国，
由于专制政体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者却似乎都是右派。
这的确耐人寻味。

而由于几十年来极权统治的恶果，
更由于「文革」将罪恶发挥到极端，
新左派这个无中生有的历史包袱
使他们实际上丧失了一定程度的「价值依据」，
如果不是对公平、公正的强调，我甚至很难想像
在政治哲学领域
他们能有什么吸引力。
而由于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
从未在政治上加以实践，
加上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与
「代表」了自由民主的
美国的强大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存在，
自由主义的优势是极为明显的。
而且，由于经济自由主义
已渗入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
政治自由主义已获得了它的「经济基础」的逻辑支撑。

徐先生批评我说
高估了官方的执政能力和应变能力，
实际上我并不是希望与虎谋皮，
而是暗示「渐进自由主义」在目前来说
已经属于一种被默认的「政治正确」的话语，
至少在媒体上它已大受欢迎。
在当前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
已经成为统治的合法性的重要支持依据的情况下，
「马克思主义」几近成为一块即将扔掉的烂布，
目前仍然形式地被提及
仅仅是一种历史的惯性罢了。

　　种种迹像已经表明：在中国的各种主义，
各种社会思潮中，没有哪一种比自由主义更有前途。
通过反专制的姿态与对自由的垄断，
无形中造成了这样一个幻觉，
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更能获得道德优势，
甚至似乎代表了
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能够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的真理。
这种「真理在握」的无意识
常常导致某些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批判精神的沦丧，
以致在很多时候，「自由主义」是容不得批评的，
一批评就是「反对自由主义」，
甚至是反对自由民主本身。
在这样的时候，批评者不被称为专制的奴才已属万幸。
有许多人甚至认为，
只要持有「自由主义立场」，那么
在这种名义下的言行不仅凭空就具有了一种正义性，
而且其诸多已被逻辑所证明的「不义」都是可以原谅的。

这种「自由主义的言说」
越来越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言说。
它无视这样的两个逻辑断裂，即
缺乏自由精神土壤的中国社会中
「主义者」与「主义」的内在精神的非同构性，
以及知识与价值的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不可越位。
意识形态化将使它与「马克思主义」一样
变成一种强行作出价值判断
而自身的内在价值却已被消解的工具，
从而无法逃避一种「合法性的危机」。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在中国，意识形态化只能通往奴役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主义」不仅要求自洽，
而且往往追求一种(话语)权力。
表面看来，任何一种「主义」首先只能代表
原创者或信奉这种「主义」的某个团体的观点。

而任何观点显然并非天然地契合了某种真理
而仅仅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和规划，
这种解释和规划也许很荒谬，
也许更接近于世界的真相，
但不管怎样，它都无法付诸以一个客观公正的裁决
而认为自己代表了真理。
事实上，即使它所发现的是真理，
也不能证明它本身就是真理。

和任何其它观点一样，它只能从
是否符合人性诉求、是否符合经验事实等角度上
去评判其它观点，
或仅仅能从
自己与世界的联系上去确立自己存在的意义，
而不能强行将自身当成真理迫使其它观点、
迫使人对自己俯首称臣。

但事实却是，任何一种「主义」
都隐含了影响人、改变人的精神结构的指令。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对世界的重新编码，
借助于对世界的解释、规范以及对人的精神的整合，
它非常容易将其语码所代表的内涵
转化为人的存在属性，
并作为存在于人思维结构中的世界
而取代现实的世界，重新设计人的情感反应模式、
对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道德的基本态度，
以达到对一个对立世界的颠覆。
仅仅如此，它就有
将自身当成标准而贬低其他不同观点的危险。
而如果「主义者」再将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义」的言说中，
或强行对其他与之不同的观点作出价值判断，
一种专制的逻辑就已悄悄萌发，
一旦与权力结合，马上会构成奴役。

　　而不具自由精神的人
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化言说，
或将它当成一个工具四处出击只能使自由主义的形象受损。
在中国，任何主义的形象一旦受损将难以挽回。
在一个没有自由精神的土壤里，
「自由主义」首先是以纯粹知识或形象的面目出现的。

而这样的一个逻辑断裂是：
由于「主义者」的素质，
「主义」无法和「主义者」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同构性，
更无法进入「主义者」的价值本体。

「主义者」的认知图式，
他的「理解的前结构」也不一定能切入主义运演的逻辑。
而由于任何一个「主义者」在「解读」「主义」时
已经以其原有的知识结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
对「主义」的语符进行了「编译」，
隐藏在语符中的价值信息就有可能失真。

当这种失真不断地被放大时，「主义」将面目全非。
比知识结构更能扭曲「主义」的是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
它们就像是一套编码的思维的程序，
先以文化心理删除掉「主义」曾经的文化指令，
后以思维方式将「主义」模式化，
无视其语符的价值信息而将它纳入一个既存的逻辑体系。
在此意义上，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不变
而仅仅是「主义」语符的变异
并不能取消不同「主义」之间「编译」后的同构性。

「主义者」可以自如地在它们之间游弋，
因为如果「主义」语符的价值信息不进入他的价值本体，
「主义」便仅仅是一个语言游戏，
它们分沾了「主义者」由既定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所赋予的属性，
在它的指令下遭到「编译」，丧失了各自的特征。

在这样的时候，
不管一个不具自由精神的「自由主义者」
如何地说自己多么自由民主，
他与一个极权主义者之间，在本质上并不能找出多大的差异。
这种「自由主义者」的作为
实质上是在解构自由主义，只不过他用了自由主义的名义。

　　二、政治民主化的共识

　　徐先生在澄清我----或许还有别人----
对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的误解时说：
「可以把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所持的立场归结如下
（事实上我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

　　
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
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
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
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
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
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简直就是我现在所持的立场。
而且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政治体制改革」，
在秦晖于此次「郎咸平风波」
再次隐晦地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后，
我在反驳洗岩对秦晖的批评的一篇文章中
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价值依据，
并对现行统治的非法性进行了简略的论证。
无可怀疑，这种政治民主化在目前的设想中，
也只能是建基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上的「宪政民主」形式。
这是基础，也是一个共识，
虽然我并不认为这种形式就满足了
不仅仅是少数人而是所有人的自由和其他诉求。
从这一点看，如果徐先生认为
以上立场仅仅是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的话，
那么似乎那个「我们」的主体界定也有我的一分。
当然无论是谁慷慨赠与我
「自由主义者」或「新左派」的桂冠，
我都是不敢接受的，
这不仅是因为我认为
一个崇奉独立思考的人不能将自己划入哪个阵营，
还因为我固执地认为，任何自我定位
都必须先对自己是否有资格这样做进行论证。

　　但从这里也已经看出，
某种价值不是谁的专利，而是为许多人分享或接受的。
不管这些不同的人其观点如何分歧，
在共享一种价值前提上并没有异议。

而主义的喧嚣只会破坏，至少也会遮蔽这种价值前提，
最终使本来也许应该携起手来的人，作出意义不大的无谓论争。
由于徐先生已经作出了我曾经误解
你(认为自由主义垄断了自由这个价值)的说明，
并且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抵达和实现这些价值，
因此我愿意认为，这些价值的确是共享的。

但细看徐先生强调的与新左派的分歧
「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
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我仍然感到这对新左派是不公正的。
我不知道这是否暗示
新左派不希望改变既存极权主义政治秩序，
但明显徐先生在说这句话时并没有进入新左派的语境。

他们「没有兴趣」不等于他们没有诉求，
而只是他们关注的主要不是这个问题。
他们更关注文化领域，更容易对「异化」之类保持警惕。
因此除了少数人(我不认为他们是
建基在对「左」的概念基础上的新左派)，
他们的「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
并不等于是反对市场经济本身，
而仅仅是将这种「弊害」放大以提请注意而已。
「左派」甚至仅仅是「新左派」也不是铁板一块，
无论其思想资源还是可以被称之为「新左派」的人之间，
在某些问题上其观点或立场也不相同。
正如徐先生与张维迎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一样，
汪晖与左大培同样不能在一杆旗帜下相提并论。

　　那么一种能为大家所接受的立场是什么？
恐怕都是对专制的抗拒。
当前中国思想界相当复杂，用左右标准来评判
无论如何都有简单化的粗暴倾向。
既有政治上左而经济上右的人，也有经济上左而政治上右的人；
而经济上政治上都右，都左的也大有人大。
甚至文化上的左派也可以是政治上的右派，
或者文化上的右派倒恰恰是政治上的左派。
在每一个「派别」之间，彼此的一些观点也相差甚远，
根本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评判。
而正如秦晖所指出的，
当前官方的政策其右恐怕西方的右派都是要反对的。

[意识形态的名义上的左]与[政策上的实质上的右]，
同样使问题变得复杂。
这个时候，「超越左与右」
而找到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基点，可能是最好的。
反观国内的一些维权事件，
比如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都有左中右的人在参与。
这也就是说，实际上
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自由和权利，
多数人在一个价值前提上存在一定的共识。
在此共识上的彼此争论，并没有达到水火不容的境地。
它们多是一种主义之争，而不是问题之争。
这些争论发生在有时并不相遇的领域和层面。
他们或者是放大对方的弱点与弊端，
或者是拿个人的言行来针对全体，
都不带有根本的否定性。

　　我在驳洗岩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背后对「国有资产」的掠夺
从未具备「公平与效率的悖论」的语境。

任何理论都有它特定的语境，抽掉其现实基础
它就是一个没有概括力的伪问题。
无论是
「交易」还是「公平」与「效率」的分裂，
背后都是
一个成熟、规范、能够进行「公共选择」的市场秩序。

换言之，所谓的经济问题，背后就是政治问题，
经济的困境实质上就是政治的困境。
「全民所有制」改为「国有制」虽然是
统治者玩的一个巧妙的「所有者转换」的把戏，
即全民资产的所有者人民被置换成了
能够代表「国家」的官僚，
但由于历史的「国有资产」积累的来源问题，
以及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社会主义」背后的法律依据，
人民虽然抽象，但仍然是这个「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因此，处置这样的一个财产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
而没有政治民主化，人民就无法
在一个程序里面进行公共选择，
以致即使在任何一个国有企业里，员工都无法
哪怕是形式上投票对是否怎样的改制作出裁决。
社会公正的保证只能是权利的平等，而首先是程序的公正。
当前这种由权贵，
由官僚资产阶级主导下的掠夺性质的改革必须扼止，
不等于否认改革的必要性，
而是在「公正至上」的基础上，是由谁来主导改革的。
「回归计划经济」已经没有了现实的地基，
左派所设想的一些路径，同样也没有获得现实的支撑，
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治民主化成为以后的所有路径设想的一个逻辑前提。
对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作精彩的设想的人，
只能期望于先实现这一目标，再展开激烈的争论。

　　三、思维方式的陷阱

　　徐先生说：
「作为自由主义者，近年来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
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
他们思想的基调只有
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
他们不知道
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
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
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单位，
比如地缘政治的考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
是超乎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的，
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
这样的清醒让人尊敬。

　　但我们仍然必须面对
自由主义名义下的单向度思维。
似乎由于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
所以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
与这个国家—
更不要说政府—沾边的一些荣誉、情绪、尊严、诉求，等等，
都具有专制或为专制所利用的属性
而失去了其必须被尊重的地位，
必须遭受质疑、嘲笑，乃至攻击。
而这种质疑、嘲笑和攻击
并不像徐先生所讲的是因为
这些「自由主义者」有信息而民众的信息的无知。
我「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辩护」
也并不在于我就想鼓吹民族主义，
恰恰相反，如果有民族主义的喧嚣的话，
我是警惕的，骨子里我是个普遍主义者，
而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我们必须看到，
当北约使馆被炸时，
并不是信息的无知使民众作出了反应，
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一种民族的集体性符号
在无意识地使他感到耻辱和愤怒。
我相信，没有多少人
能挣脱国家性民族性而越凡入圣，
即使没有官方的渲染，人们也会这样做。
而并不会因为官方想操纵或引导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就必错无疑。
这是一个人维护尊严的一种表达，
或者说得难听点就是
心理上遭受到了威胁，必须有所反应。
如果这样的捍卫尊严的反应
也被称之为「民族主义情绪」，
我是感到莫名其妙的。
而直到现在，我实在看不出
有哪一次是中国人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排外的，
我看到的只是
老外在中国都享受「超国民待遇」。

　　这种不加区别地把专制国家内的
专制政体、政党，以及这个专制政体和政党可以利用，
或者在某些时候不反对的东西完全捆在一起鞭挞
而无视这些东西的合理性的思维
背后实际上是徐先生所说的
「支撑执政党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支柱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一整套关于近现代历史的精致的、无所不包的神话，
从三元里抗英的似是而非的故事，
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击了95%以上的侵华日军’，
从毛泽东断言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
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
到‘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
对事实的歪曲与对敌人的丑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至今都难于还原历史真相」这种「愚民教育」的一种逆反心理。

我承认，我本人也是
这种信息封锁和愚民教育的受害者，
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自行论证一些
「自由主义者」单向度思维的合理性。
民众的民族尊严诉求何辜，要为专制承担责任？
而难道鞭挞这种诉求，就能破坏专制的地基？
徐先生承认破坏它的经济基础
(公有制、计划经济)都不可能破坏它的地基，
那么
针对具有民族利益与
民族尊严诉求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不可能。
在民族尊严受辱的时候
这样不加区别地「解构」这样的神话，
难以对自身的价值依据进行论证。
因此，「内争人权，外争国权」，恐怕应该是
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一个共识。

　　「知识分子」应该是能超越于
利益、国家和民族分野，
不看实体而只看行为性质的人，即
应该成为一个「普遍主义者」。

他背后不应该有实体存在，而只有价值理念存在。
这与他倾向、同情弱者，
支持尊严被侮辱的人并不矛盾，
但这种不矛盾并不必然
将他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捆在一起，
因为假如这些人去侮辱别人的话，
他仍然是强烈反对的。但
我们最常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一旦美国与中国发生纠纷，
那么一些「自由主义者」像徐先生讲的那样，
「对许多人来说，
逆反态度，对官方的宣传作反向解读往往没错，
既然在国内事务方面能如此，
这种方法和习惯自然就延伸到国际问题方面」，
总难免一种单向度思维的作崇，
不看具体的行为而只从制度和政体来作判断。
这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就是
一种情感依附，一种对实体的屈从
与对超越于任何实体的理念的拒绝。

公平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中国人都具有
这种依靠行为主体
而不是行为本身来看问题的「本能」，
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倾向哪个行为主体，
而思维方式是一样的。
左派的「美帝国主义」的反应
与右派的「民主自由的美国」的喧嚣
如出一辙。
而我之所以只拿一些「自由主义者」
来分析这种单向度思维，
在于由于中国的弱势地位，
它往往得不到便宜，
从而「自由主义者」的表现
往往能刺疼普通民众的眼睛，
虽然徐先生所说的
「在国际事务问题上仍然是盲从者、
受害者大大多于持逆反态度者」
我完全同意。

　　我发现，
一些将不同政体、制度的国家间的行为
说成是这种政体、制度的关系的「自由主义者」，
其背后往往有一种以美国为标准，
却又巧妙地将美国的标准
置换成普世标准的普遍主义思维。

如果自由、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
那么它将碾碎一切，从而，
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对一个专制国家发动的战争，
这种本质上与制度无涉的行为
已经完全承载了「自由民主」的价值指令。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
我曾经批评过赵汀阳的「有偿人权论」，
背后的论据就是康德的普遍化原理。
但是，必须看是什么样的普遍性，
并且必须看到
价值理念与承载这种价值理念的实体之间的逻辑上的断裂。

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人权也好，
作为一种价值它们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
其规范性是不受「国情」、国家、地域限制的。
但是，这种普世的价值理念
与承载它的政治实体、制度形式、国家是两码事。
例如，
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自由主义却不是，
并不需要接受自由主义才热爱自由，
具有自由主义的理论知识
也不等于他就具有自由理念，
因此，
强迫他人接受自由主义
实质上是一种违反自由精神的思想专制。

同理，
自由民主国家仅仅是一种
可以保证自由民主的政治实体，
它与自由民主本身，
甚至与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等同的。
这等于说，
这个政治实体的一些行为，
与自由民主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上的联系：
这个实体拥有无穷的属性，
而自由民主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属性，
而支撑它的对外行为的，往往是利益
而不是自由民主这个属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
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理念的自由民主
并没有给自由民主国家以规范他国的权力。
而自由民主国家对内和对外的行为
遵循着不同的指令，
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彼此之间虽有联系，
但赖以联系的价值指令
是很难使这两个领域同质的。

一个十个人的团伙民主地投票
以保证他们的自由和利益与投票对外抢劫
常常有可能并行不悖地发生，
而民主地投票完全不能给这种抢劫行为
以任何合法性的地位，因为
它越出自己团伙的界限而涉及到了他人，
而这种与他人发生的关系
并没有获得他人，以及超越于他们之上，
有权威地作出裁决的某个实体的同意。
换言之，
一旦越出界限，
再是「民主」的价值都已经与行为搭不上关系，
判断这种行为根据的只能是它的性质，
而不是行为主体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因此，徐先生说
「我想和石勇先生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这两种毛病对中国人都存在，
哪一种更厉害？更长期、更广泛？
更值得提醒、反思、清理、矫正？」，
我的回答是，
这两种毛病像徐先生所讲的，
都是专制愚民教育的结果。
骨子里仍然是文革的非黑即白、
非此即彼的单向度思维，
立场可以截然对立，但逻辑是一样的，

「自由主义者」
并不能因为念几句「自由主义」的顺口溜
就比「愚民」们高一等，就清醒和理性，
换言之，
「愚民」这个辱称也有他们的一份，
这是相同的两种精神高度。

从反应方式来看，我承认
「义和团式的愚民」这个辱称背后的毛病
更厉害、更长期，也更广泛，
因为这些普通民众多是依靠被告知的信息直觉、
本能地作出过激的反应，
而且人数是远比「自由主义者」多的。

但「自由主义者」的毛病
之所以必须提出来，是因为
第一他们背后有「自由主义」，
第二是他们多是一些「有知识的人」，
他们在公共领域发言的机会
远比普通民众多，能够形成舆论，
如果不能照顾到普通民众
因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饱受欺凌而对「汉奸」切齿痛恨的情绪，
那么「自由主义者」必将给他们留下恶劣的印象，

对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东西，
他们将有一种抵触心理。
而如果还是这种单向度思维，
「自由主义者」能否承诺他人的自由，是令人怀疑的。
因此「自由主义者」更需要一种自我批判精神。
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如果有所谓的「民族主义思潮」
而不仅仅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话)
都是「受害者」，它们的共同敌人是专制。

很难说在比较它们的危害后，
可以轻易地选择哪一种立场。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管对象是谁。
美国维和，可以唱赞歌，
而它侵略别人，则必须反对，
看的应该是行为，而不是实体。
而要改变这种信息管制与愚民教育导致的单向度思维，
只能是联起手来推行政治民主化，
争取实现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四大自由。

　　至于徐先生想和我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虽然我们肯定不同意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句格言，
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外交
是否还是有不容忽视的区别，
我承认并重视这种区别。

许多政治理论家都指出，
人类历史上战争不断，但近现代历史上
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也强调这个事实），
哪怕有例外，但这个论断肯定基本正确，
这是否还是说明一点问题？」，
我认为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的着眼点肯定都是利益，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领域，
想找出大公无私的雷峰比登天还难。
毛泽东时代在哀鸿遍野中
也要把大把的钱和一轮船一轮船的粮食无偿
「支援」给阿尔巴尼亚和一些非洲国家，
看起来确实很有雷峰精神，
但不过是为了拉好关系，
以谋取在国际上的地位，
其实还是利益交换。

美国打东打西，号称「输出民主」，
背后不过是「捞进利益」。
在利益外交中，
根本不能用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国内政体和制度
来对它们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
它们的表现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当然，我并不否认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
由于价值理念的支撑，
驱动不同国家交之间的外交
不一定都是赤裸裸的利益打算，
偶尔也会有例外，比如
民主国家内的多数民众，可以
基于一种已经内化入他的价值本体的价值理念的认同，
在信息透明的基础上，通过民意
而对自己国家的对外行为进行纠正，
但这种例外仍然是
不影响利益外交定性的「基本正确」的。

我的确也承认，自近现代以来，
民主国家间除了极个别例子外，很少发生战争。
但这背后的原因并不能归结于
它们排除了利益而是对共同信奉的价值理念的认同，
这勿宁说
更是利益权衡的需要、偶然的事件，
以及专制国家的强大威胁存在的结果。
要从逻辑上令人信服地支持
「民主国家无战争」这一论断的基本正确，
恐怕其判据
得是在地球上已经都是民主国家的情况下，
不在此语境下的判断
并不能排除以上所举原因的质疑。
比如一战中英法之所以不发生战争，
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民主国家，
而在于地缘政治的需要，
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对抗强大的德国的威胁。

　　四、「公正至上」与思想界的松动

　　我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
自1998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决裂」以来，
不同的术语已经成为各派的专利。
比如，「自由」已经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专利，
虽然新左派也想说这也是他们的东西，
但毕竟无论从什么地方，都找不到
哪一派比自由主义更有资格说
自由是他们的东西的判据。

而「平等」也已经成为新左派的专利，
自由主义者贬之、弃之唯恐不及。
表面上看来，「自由」与「平等」的矛盾，
它们在当下分属于不同派别
倒似乎有源于西方的古典的左右分野的余韵，
但在当下中国的特定语境里，情况却富有讽刺意味。
自由主义者对平等的「大拒绝」背后是对「一大二公」的恐惧，
对支撑极权主义秩序的意识形态的过激反应，
甚至还与官方鼓吹的改革的「拉大差距」呼应，
而新左派强调平等与公平
则是对当下由经济自由主义主导的、
由极权主义政治秩序保证的、
实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与资本新贵
对工农等弱势群体掠夺的「改革」的一种强烈反应。
他们的相互攻击，有时根本就建筑在不同的语境上
而并不在同一个层面甚至领域里相遇。
由此给他们彼此造成的尴尬是：
自由主义者对平等的抨击，
放置在当下既不自由也不平等、
并且(权利)平等的价值必须得到捍卫的语境中，
难免让人产生一种这样的印象，即
他们是为掠夺辩护的，
是站在官僚资产阶级和资本新贵一边的。
而新左派对
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加区别地抨击，
也属于一种批评的「越位」，
其结果是不仅无法达到这种批评的效应，
甚至削弱了对抗专制的能力，
因为无论自由还是平等问题的解决，
在当下的中国，只有在政治民主化之后
才可能提供一个逻辑上的前提。
秦晖屡屡批评这种左右之争是「伪问题」，
大抵依赖于这样的语境。

　　「郎咸平事件」，
以及在此期间透过重重封锁
仍然得以发出微弱声音的
背后的重庆工人、陕西工人事件
已经非常严峻地昭示出：
当前由经济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
已经激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5以上，
这个可怕的数字背后
是为改革支付巨大成本、
丧失了对改革的「良性预期」、
之所以没有走上街头依赖的
仅仅是
中华民族的忍耐力的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情绪。

由于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东西几乎被抛弃，
官方赖以整合民众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已经被摧毁，
而现阶段统治合法性的最大支撑
「经济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带动另一部分人达到共同富裕」
也已经在这样一个极度贫富悬殊的社会里
失去了吸引力，官方在民众心目中已没有任何权威。
尽管官方已意识到这一点
而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但官僚机器的高度腐烂
对于这种权威已经回天乏力。
「奇里斯玛」在毛、邓之后已经烟消云散了，
而在统治的合法性的法理性从来就没有的情况下，
丧失对经济发展的良性预期的中国社会
将很难保证「渐进」。
孙立平揭示的中国社会的「断裂」是这一社会危机的反映，
而这样的社会危机，
又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这样的时刻，自由与平等的争论
已经退居其后
而使社会公正问题异常鲜明地凸显出来。
或者说，在当前，对自由与平等的诉求
已经集中地反映在社会公正问题上。
而如果不拒绝公正，
曾经牢固的左右分野将被打破，
关注社会公正的人，有可能会走在一起。

　　秦晖在近期的文章
《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
从「郎旋风」看国企改革的困境与经济学的窘境》
再次强调了「公正至上」的原则。
他不厌其烦地再次指出：
「效率源于竞争，竞争要有规则，规则必须公正。
是故，
公正乃是超越‘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更为基本的价值……
公正的改革应当‘在起点平等之下
产生最初的所有者，
在（竞争）规则平等之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
我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追求所谓的‘最优配置’
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
配置的‘优化’应该在产权明晰后
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
在此之前以权力指定‘优者’
并使其拥有特殊‘配置’是不合理的。」
这个「秦晖底线」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意义，
不仅在于它明确了政治民主化的逻辑，
而且构成了左右之争的共识和底线。
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不在于
他们就放弃了他们的立场，
而是在严峻的现实与公正这一价值的前提性
和它对自由与平等的渗透中，
对知识分子的「立场」既赋予了价值又提出了质疑。

在这里，
极权主义政治秩序
与「不讲道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
相互勾结衍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
都逻辑地必须置于批判和否定的地位。
如果政治自由主义
需要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私有化、保护私产」
来为宪政民主准备一个
「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
那么，
资本与权力勾结最终导致的权贵资本主义
以及革命的土壤只能破坏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能够在政治上加以实践的逻辑。
政治自由主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护短」不会坚固，
而只会破坏自己的地基。
而左派对公正的强调更感兴趣。
因此，尽管「公正」的声音似乎更具有左派的特征，
但它作为一种超越派性的普世价值
却分属于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所有人。
或者不如说，
从「知识」的效用和「知识分子」的角色上讲，
是对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批判精神的拷问。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2976&aid=1066636

　回應文章

「去意識形態化」與「公正至上」-- 繁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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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勇

拙文《徐友漁：自由還是主義？》引來徐友漁先生的回應。我在本文中將把兩人間的討論，延伸到一些其他的議題。我也將努力澄清徐先生對我觀點的一些誤解。理性的態度有時是：

討論或對話能夠獲得意義的嚴厲前提，

徐先生的理性讓人欽佩。

在「反批評」拙文基礎上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也恰恰是我認爲必須有所闡述，並且接受批判和置疑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經無法回避。而不超越於自身所認同和信奉的主義之上的爭論、只能導致「共識」、和「底線」的摧毀。使所謂的思想爭鳴，僅僅是一場用學術與非學術語言玩的智力遊戲，而無法切入嚴峻的現實背後。因此這樣的對話，未必能導出的可以爲許多持不同觀點與立場的人進行「公共選擇」的基本路徑。不過，這樣的對話無論如何是一種幸運。

這樣的問題在我看來可以歸結爲以下幾點：

一是自由主義如何應付自身發展帶來的「異化」？

自由主義能不能意識形態化，在一個沒有自由土壤的社會裏，它的意識形態化會不會與極權主義政治統治的意識形態基礎獲得一種邏輯上的同構性？自由主義將或應以何種方式面對民族利益的議題？

二是政治民主化的邏輯建立在哪種共識之上？

三是經過幾年的爭論，中國思想界的日益分裂，在當前會不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場景：即一些被認爲或可能被認爲是分屬於「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人開始鬆動、滲透、和合流，導致思想資源的複雜，而要求重新界定一些新的立場？

這些問題背後，又可以牽扯到其他一些問題。當前中國思想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由於思想資源的不同，由於在政治、文化、經濟上的不同立場，不僅彼此之間可以相互對立和相互接近，在現實的刺激下，就是同一「派別」之間也常常出現許多甚至是不可能挽回的分歧。在這樣的時候，大而化之地用一些整全性的判斷、僅僅在代號的功能上才有意義的術語來分析，已經喪失了「論述」的解釋力和規範力。

在此觀點下上，「自由主義如何如何」或「新左派如何如何」的說法都是武斷的。因此，我認為厘清一些問題的語境，可以爲不同的主張謀得他們所應有的對等地位，並且合力形成一股對抗專制和謀求政治民主過程的動力。

正如徐先生在反駁我的文章：《爲什麽是自由主義，什麽樣的自由主義？ -- 與石勇先生對話》的結尾所說的：

「如果目前自由主義—新左派的僵硬劃界能有所鬆動、改變，那一定體現了中國知識界的長進。觀點的分歧和對立並不那麽重要；重要的是對專制和非正義的抗爭；重要的是觀點一定要是頭腦思索、心靈感受的産物，而不是由屁股決定。」

以下本著這種思考模式，提出一些淺見。

一、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化的危險

我注意到，徐友漁先生對於無論是別人加冕，還是自己靠對自由主義理論的掌握、發揮、與自由精神的具備而通過「資格論證」所戴上的「自由主義者」桂冠是安之若素的。

從徐先生文章中透露出來的責任感與對自由精神的準確理解，這種態度應該說當之無愧。但並不是誰都可以這樣未經過自我的「資格論證」就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問題也恰恰在於：

正是許多投機分子和不具自由精神、自由理念的人，也都自稱「自由主義者」。他們在自由主義名義下的一系列言行----正如許多假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作惡一樣----使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甚至自由主義的聲譽遭受了不公平的損害。

自由主義者並不都是右派，而右派也不都是自由主義者。但在中國，由於專制政體背後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之對立的自由主義者卻似乎都被歸入右派。這的確耐人尋味。

而由於幾十年來極權統治的惡果，更由於「文革」將「戴帽子」的罪惡發揮到極端，「新左派」這個無中生有的歷史包袱，使他們實際上喪失了一定程度的「價值依據」，如果不是對公平、公正的強調，我甚至很難想像他們在政治哲學領域能有什麽吸引力。而由於自由主義理論在中國從未在政治上有實踐的歷史(以致功過無法判斷)、西方發達國家成功的經驗、加上「代表」了自由民主的美國的強大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使「自由主義」具有明顯的「論述」優勢。而且，由於「經濟自由主義」已滲入官方的意識形態體系，使「政治自由主義」獲得了「經濟基礎」的邏輯支撐。

徐先生批評我說：

「高估了官方的執政能力和應變能力，...」

實際上我並不是希望與虎謀皮，而是暗示在目前來說，「漸進自由主義」已經屬於一種被默認的「政治正確」的話語，至少在媒體上它已大受歡迎。經濟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經濟發展」，在當前已經成爲支撐統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據；「馬克思主義」幾近成爲一塊即將被扔掉的爛布，目前它仍然形式地被提及，僅僅是一種歷史的慣性罷了。

種種迹像已經表明：在中國的各種主義或各種社會思潮中，沒有哪一種比自由主義更有前途。通過反專制的姿態與對自由的壟斷，無形中造成了這樣一個幻覺：

自稱是「自由主義者」更能獲得道德優勢。甚至似乎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和能夠對他人進行道德審判的真理。

這種下意識裏的「真理在握」，常常導致某些自由主義者自我批判精神的淪喪。以致在很多時候，「自由主義」是容不得批評的，一批評就是「反對自由主義」，甚至是反對自由民主本身。在這樣的時候，批評者不被稱爲專制的奴才已屬萬幸。有許多人甚至認爲：

只要持有「自由主義立場」，那麽在這種名義下的言行不僅憑空就具有了一種正義性，而且其諸多已被邏輯所證明的「不義」都是可以原諒的。

這種「自由主義的言說」越來越像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言說。它無視這樣的兩個邏輯斷裂，即：

1. 在缺乏自由精神土壤的中國社會中，「主義者」與「主義」的內在精神並無同構性。
2. 知識與價值這兩個不同領域並無同質性。

意識形態化將使它與「馬克思主義」一樣，變成一種自身的內在價值已被消解，卻又被強行用來做為價值判斷的工具。也就同樣的具有「合法性危機」。

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在中國，將任何理想或政治主張意識形態化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講，「主義」不僅要求自洽，而且往往追求一種(話語)權力。其實，任何一種「主義」只不過代表原創者或信奉這種「主義」的某個團體的觀點。

而任何觀點顯然並非天然地契合了某種真理，它僅僅是對世界的一種解釋和規劃。這種解釋和規劃也許很荒謬，也許接近於世界的真相。但不管怎樣，它都無法付諸以一個客觀公正的裁決而自認爲代表了真理。事實上，即使它所發現的是真理，也不能證明它本身就是真理。

和任何其他觀點一樣，它只能從是否符合人性訴求、是否符合經驗事實等角度上去評判其他觀點，其信奉者也僅僅能從它與世界的聯繫上去確立它存在的意義。任何觀點的信奉者不能強行將它當成真理而迫使其他觀點、或其他人對此觀點俯首稱臣。

但事實卻是，任何一種「主義」都隱含了影響人、改變人精神結構的指令。通過一系列複雜的對世界的重新編碼，借助於對世界的解釋、規範、以及對人精神的整合，一般人非常容易將其語碼所代表的內涵轉化爲自己的存在屬性。並以它取代現實的世界，而作爲自己思維結構中認知的世界，來重新設計本身的情感反應模式、建構對待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和道德的基本態度。甚至以它來顛覆達對立的世界。僅僅因為如此，信奉者往往就有將自身所持有的「主義」或觀點當成標準，而貶低其他不同觀點的危險。而如果「主義者」再將它熟練地運用在一種「主義」言說中，或強行對其他不同的觀點作出價值判斷，一種專制邏輯就已悄悄萌發，一旦與權力結合，馬上會構成奴役制度的溫床，

不具自由精神的人，往往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化成言說，當成一個工具，四處出擊，其實這只會使自由主義的形象受損。在中國，任何主義的形象一旦受損，將難以彌補。

在一個沒有自由精神的土壤裏，「自由主義」首先是以純粹知識的形象或面目出現的。造成我指出的第一個邏輯斷裂的原因是：

由於「主義者」的素質，「主義」無法和「主義者」獲得一種精神上的同構性，更無法進入「主義者」的價值本體。

「主義者」的認知圖式，他的「理解的前結構」也不一定能切入主義運演的邏輯。而由於任何一個「主義者」在「解讀」「主義」時，已經以其原有的知識結構、文化心理、思維方式對「主義」的語符進行了「編譯」，隱藏在語符中的原有價值資訊就有可能失真。

當這種失真不斷地被放大或「加料」時，「主義」將面目全非。比知識結構更能扭曲「主義」的，是文化心理和思維方式。它們就像是一套思維編碼的程式，先以文化心理刪除掉「主義」原有的文化指令，後以新的思維方式將「主義」重新模式化，無視語符既有的價值資訊，而將它納入(該文化)既存的邏輯體系。在此意義上，即使「主義」經過語符的變異，但由於此變異是在(相同的)文化心理和思維方式下進行，造成各個不同「主義」之間具有同構性。

如果「主義」語符的價值資訊不進入「主義者」的價值本體，則「主義」便僅僅是一個語言遊戲，「主義者」可以自如地在不同「主義」之間遊弋。各「主義」分沾了「主義者」由既定文化心理與思維方式所賦予的屬性，在此屬性的制約下遭到「編譯」，喪失了各自的特徵。

因此，一個不具自由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不論他/她如何地說自己多麽自由民主，他/她與一個極權主義者之間，在本質上並沒有多大的差異。這種「自由主義者」的作爲，實質上是在解構自由主義，只不過他用了自由主義的名義。

二、政治民主化的共識

徐先生在澄清我----或許還有別人----對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的誤解時說：

「可以把像我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所持的立場歸結如下（事實上我們從來都是這樣表達的）：

一、堅決主張以市場經濟爲導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終能防止權力參與掠奪的機制；
二、批判現行改革中嚴重的不公正，要求規範市場經濟體制，排除權力的干預；
三、認爲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和當務之急是立即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這簡直就是我現在所持的立場。而且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政治體制改革」。

在秦暉於此次「郎咸平風波」中，再次隱晦地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主張後，我在反駁洗岩批評秦暉的一篇文章中，明確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價值依據，並對現行統治的非法性進行了簡略的論證。無可懷疑，這種政治民主化在目前的設想中，也只能是建基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上的「憲政民主」形式。這是基礎，也是一個共識，雖然我並不認爲這種形式就滿足了不僅僅是少數人而是所有人的自由和其他訴求。從這一點看，如果徐先生認爲以上立場僅僅是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的話，那麽似乎那個「我們」的主體界定也有我的一分。當然，無論是誰慷慨贈與我「自由主義者」或「新左派」的桂冠，我都是不敢接受的，這不僅是因爲我認爲一個崇奉獨立思考的人，不能將自己劃入哪個陣營，還因爲我固執地認爲：

一個人必須先對自己是否合於某種定位的資格進行論證，才能進行自我定位。

但從這裏也已經看出，任何「價值」不是某人、某學派、某主義、或某組織的專利。它通常爲許多人分享或接受。不管這些人其他的觀點或立場如何分歧，他/她們仍然能共用某些價值。

而針對「主義」或門戶的喧囂，只會破壞、至少也會遮蔽這種共有同一種價值的可能性，甚至使本來也許可以攜手努力的人，陷入意義不大的無謂論爭。由於徐先生已經作出了我可能誤解他(認爲自由主義壟斷了「自由」這個價值)的說明，並且認爲「社會民主主義」也可以抵達和實現這些價值，因此我願意認爲，徐先生也同意我們之間可以為共同的價值一起合作。

但細看徐先生強調的與新左派的分歧：

「自由主義者有一個憲政民主的目標和綱領，而新左派沒有表現出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興趣。」

我仍然感到這對新左派是不公正的。我不知道這是否暗示新左派不希望改變既存極權主義政治秩序，但徐先生在說這句話時，很明顯的並沒有進入新左派的語境。

新左派「沒有興趣」不等於他們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訴求。只是因為新左派關注的主要不是「體制改革」這個問題。而是因為他們更關注文化領域；對「異化」的趨勢或動力更具警惕意識。因此，除了少數人外(而且我不認爲他們是以「左」的概念為思考基礎的新左派)，新左派的「主要談市場經濟的弊害」，並不等於反對「市場經濟」本身。他們的目的是希望將這種「弊害」放大到足以提請思想界和當局注意。「左派」或「新左派」也不是鐵板一塊，即使根據其思想淵源可以被稱爲「新左派」的人士之間，在某些問題上，其觀點或立場也不盡相同。正如徐先生與張維迎之間，存在巨大分歧一樣，汪暉與左大培同樣不能放在一杆旗幟下相提並論。

那麽一種能爲大家所接受的立場是什麽？恐怕都是對「專制」的抗拒。當前中國思想界相當複雜，用左、右做標準來評判，無論如何都有簡單化的傾向。既有政治上「左」而經濟上「右」的人，也有經濟上「左」而政治上「右」的人；而經濟上、政治上都「右」，或都「左」的也大有人在。甚至文化上的「左派」也可以是政治上的「右派」，或者文化上的「右派」倒恰恰是政治上的「左派」。在每一個「派別」之間，彼此的一些觀點也相差甚遠，根本不能作爲一個整體來加以評判。而正如秦暉所指出的，當前官方政策之「右」，恐怕連西方的「右派」都是要反對的。

[意識形態的名義上的左]與[政策上的實質上的右]，同樣使問題變得複雜。這個時候，「超越左與右」而找到一個能爲大家所接受的基點，可能是最好的。反觀國內的一些維權事件，比如孫志剛事件、李思怡事件，都有左、中、右的人在參與。這也就是說，實際上對於什麽樣的制度才能保證自由和權利，多數人在這些價值前提上，其實存在一定的共識。在此共識上的彼此爭論，並沒有達到水火不容的境地。它們多是一種門戶或習氣之爭，而不是路線或方向之爭。這些爭論發生在有時並不相遇的領域和層面。他們或者是放大對方的弱點與弊端，或者是拿個人的言行來針對全體，都不帶有對根本價值的否定性。

我在駁洗岩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當前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背後對『國有資産』的掠奪從未具備『公平與效率的悖論』的語境。」

任何理論都有它特定的語境，如果這個語境脫離現實基礎，它所處理的就是一個沒有概括力的僞問題。無論是「交易」還是「公平」與「效率」的分裂，背後都是一個成熟、規範、能夠進行「公共選擇」的市場秩序。

換言之，所謂的經濟問題，背後就是政治問題，經濟的困境實質上就是政治的困境。「全民所有制」改爲「國有制」雖然是統治者玩的一個巧妙的「所有者轉換」的把戲，即全民資産的所有者--「人民」被置換成了能夠代表「國家」的官僚，但由於歷史的「國有資産」積累的來源問題，以及統治者的統治合法性(法律依據背後的「社會主義」)，「人民」雖然抽象，但仍然是這個「國有資産」的所有者。

因此，處置這樣的一個財産，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沒有政治民主化，人民就無法在制度下進行公共選擇，以致即使在任何一個國有企業裏，員工都無法(哪怕是形式上投票)對是否或如何改制作出裁決。社會公正的保證，只能是權利的平等，而首先是制度的公正。當前這種由權貴，由官僚資產階級主導下的掠奪性的改革必須扼止。這一主張不等於否認改革的必要性，而是要在「公正至上」的基礎上，明白的定義由誰來「主導」改革。「回歸計劃經濟」已經沒有了現實的地基，左派所設想的一些路徑，同樣也沒有獲得現實的支撐。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民主化」成爲設想以後所有路徑的一個邏輯前提。對各種政治、經濟制度作精彩設想的人，只能期望在實現這一目標後，再去爭論相關政策。

三、思維方式的陷阱

徐先生說：

「作爲自由主義者，近年來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識結構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們思想的基調只有自由、民主--專制、極權的對立，他們不知道國家除了這種分類並導致對立外，還有考慮問題的其他維度，比如民族國家作爲一個利益單位，比如地緣政治的考慮是國際關係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乎國內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他們不瞭解歷史的複雜性。」

這樣的清醒讓人尊敬。

但我們仍然必須面對自由主義名義下的單向度思維。似乎由於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所以在許多「自由主義者」看來，與這個國家—更不要說政府—沾邊的一些榮譽、情緒、尊嚴、訴求等等，都具有專制或爲專制所利用的屬性而失去了其必須被尊重的地位。必須遭受質疑、嘲笑、乃至攻擊。而這種質疑、嘲笑、和攻擊並不像徐先生所講的是因爲這些「自由主義者」有資訊而民衆無知。我「爲民衆的民族主義情緒辯護」也並不在於我就想鼓吹民族主義。恰恰相反，如果有民族主義的喧囂的話，我是警惕的，骨子裏我是個「普遍主義」者，而不是民族主義者。但我們必須看到，當北約使館被炸時，並不是資訊的無知使民衆作出了反應，而是作爲一個中國人，一種民族的集體性符號在無意識地使他感到恥辱和憤怒。我相信，沒有多少人能掙脫國家性、民族性而越凡入聖，
即使沒有官方的渲染，人們也會這樣做。而並不會因爲官方想操縱或引導這種情緒，這種情緒就必錯無疑。這是一個人維護尊嚴的一種表達，或者說得難聽點就是心理上遭受到了威脅，必須有所反應。如果這種捍衛尊嚴的反應也被稱之爲「民族主義情緒」，我是感到莫名其妙的。而直到現在，我實在看不出有哪一次是中國人在「民族主義」的驅動下排外的，我看到的只是老外在中國都享受「超國民待遇」。

這種不加區別地把專制國家內的專制政體、政黨，以及這個專制政體和政黨可以利用，或者在某些時候不反對的東西，完全捆在一起加以鞭撻，無視這些東西合理性的一面。這種思維背後，實際上是徐先生所說的：

「支撐執政黨合法性的意識形態支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一整套關於近、現代歷史的精致的、無所不包的神話，從三元里抗英的似是而非的故事，到『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抗擊了95%以上的侵華日軍』，從毛澤東斷言『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爲美國殖民地』，到『美國發動侵朝戰爭，目的是以朝鮮爲跳板侵略中國』，對事實的歪曲與對敵人的醜化緊密結合在一起，至今都難於還原歷史真相」

這種「愚民教育」所引起的一種逆反心理。

我承認，我本人也是這種資訊封鎖和愚民教育的受害者，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據此論證一些「自由主義者」單向度思維的合理性。民衆的民族尊嚴訴求何辜，要爲專制承擔責任？而難道鞭撻這種訴求，就能破壞專制的地基？徐先生承認破壞它的經濟基礎(公有制、計劃經濟)都不可能破壞它的地基，那麽針對具有民族利益與民族尊嚴訴求的「民族主義情緒」更不可能達到這目的。在民族尊嚴受辱的時候，這樣不加區別地「解構」這樣的神話，難以對自身的價值依據進行論證。因此，「內爭人權，外爭國權」，恐怕應該是包括自由主義者在內的一個共識。

「知識份子」應該是能超越於利益、國家和民族分野，不看個體而只看行爲性質的人，即應該成爲一個「普遍主義者」。

他背後不應該有實體存在，而只有價值理念存在。這與他傾向、同情弱者，支援尊嚴被侮辱的人並不矛盾，但這種不矛盾並不必然將他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捆在一起，因爲假如這些人去侮辱別人的話，他仍然是強烈反對的。但我們最常看到的一個現象是：一旦美國與中國發生糾紛，那麽一些「自由主義者」像徐先生講的那樣：

「對許多人來說，逆反態度，對官方的宣傳作反向解讀往往沒錯，既然在國內事務方面能如此，這種方法和習慣自然就延伸到國際問題方面，...」

總難免一種單向度思維在作崇，不看具體的行爲而只從制度和政體來作判斷。這背後的邏輯實際上就是一種情感依附，一種對實體的屈從與對超越於任何實體的理念的拒絕。

公平地說，在這個問題上很多中國人都具有這種依靠行爲主體而不是行爲本身來看問題的「本能」，他們的區別僅僅在於傾向哪個行爲主體，而思維方式是一樣的。左派的「美帝國主義」的反應與右派的「民主自由的美國」的喧囂如出一轍。而我之所以只拿一些「自由主義者」來分析這種單向度思維，在於由於中國的弱勢地位，它往往得不到便宜，從而「自由主義者」的表現往往能刺疼普通民衆的眼睛，雖然我完全同意徐先生所說的：「在國際事務問題上仍然是盲從者、受害者大大多於持逆反態度者」。

我發現，一些將不同政體、制度的國家間的行爲說成是這種政體、制度關係的「自由主義者」，其背後往往有一種以美國爲標準，卻又巧妙地將美國的標準置換成普世標準的普遍主義思維。

如果自由、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那麽它將碾碎一切。從而，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對一個專制國家發動的戰爭，就完全承載了「自由民主」的價值指令，雖然事實上，戰爭行爲在本質上與政治制度無涉。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我曾經批評過趙汀陽的「有償人權論」，背後的論據就是康得的普遍化原理。但是，必須看是什麽樣的普遍性，並且必須分析價值理念與承載這種價值理念的個體之間，在邏輯上是否有相關性。

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人權也好，作爲一種價值，它們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性。其規範性是不受「國情」、國家、地域限制的。但是，這種普世的價值理念與承載它的政治實體、制度形式、國家是兩碼事。例如，自由是一種普世價值，自由主義卻不是，並不需要接受自由主義才熱愛自由，具有自由主義理論知識的人，也不等於具有自由理念的人。因此，
強迫他人接受自由主義，實質上是一種違反自由精神的思想專制。

同理，自由民主國家僅僅是一種可以保證自由民主的政治實體，它與自由民主本身，甚至與自由主義本身並不是等同的。這等於說，這個政治實體的一些行爲，與自由民主並不存在必然的邏輯上的聯繫：

這個實體擁有無窮的屬性，而自由民主僅僅是其中的一個屬性，而支撐它的對外行爲的，往往是利益而不是自由民主這個屬性。

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爲一種普世價值理念的自由民主，並沒有給自由民主國家以規範他國的權力。而自由民主國家對內和對外的行爲，事實上遵循著不同的指令。在不同的領域裏的政府行爲之間雖有聯繫，但賴以聯繫的價值指令，並不必然會使這兩個領域的行爲具有同質性。

以一個十個人的團夥為例，民主地投票以保證他們的自由和利益，與投票對外搶劫常常有可能並行不悖地發生。民主投票完全不能賦予這種搶劫行爲以任何合法性，因爲它越出自己團夥的界限而涉及到了他人。這種與他人發生的關係，並沒有獲得他人，以及超越於他們之上，有權威地作出裁決的某個實體的同意。換言之，一旦越出界限，再「民主」的價值，都已經與行爲搭不上關係。判斷這種行爲根據的，只能是它的性質，而不是行爲主體所具有的一些特徵。

因此，徐先生說：

「我想和石勇先生探討的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說這兩種毛病對中國人都存在，哪一種更厲害？更長期、更廣泛？更值得提醒、反思、清理、矯正？」，

我的回答是：這兩種毛病像徐先生所講的，都是專制愚民教育的結果。骨子裏仍然是文革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單向度思維，立場可以截然對立，但所用的思考邏輯卻是一樣的。

「自由主義者」並不能因爲念幾句「自由主義」的順口溜就比「愚民」們高一等、就比較清醒、和比較理性。換言之，如果前者使用和後者同樣的思考邏輯，「自由主義者」也含有「愚民」這個辱稱所指示的成份。兩者處於相同的精神高度。

從反應方式來看，我承認「義和團式的愚民」這個辱稱背後的毛病更厲害、更長期，也更廣泛。因爲這些普通民衆多是依靠被告知的資訊而直覺、本能地作出過激的反應，而且人數是遠比「自由主義者」多的。

但「自由主義者」的毛病之所以必須提出來，是因爲：

第一他們背後有「自由主義」，
第二是他們都是一些「有知識的人」，

他們在公共領域發言的機會遠比普通民衆多，能夠形成輿論。如果不能照顧到普通民衆一百多年來，因中華民族飽受欺淩而對「漢奸」切齒痛恨的情緒，那麽「自由主義者」必將給他們留下惡劣的印象。

對於「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東西，他們將有一種抵抗心理。而如果「自由主義者」繼續保持這種單向度思維，他/她能否提供自由給他人，是令人懷疑的。因此「自由主義者」更需要一種自我批判精神。而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都是「受害者」(如果有所謂的「民族主義思潮」而不僅僅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話)，它們的共同敵人是「專制」。

很難說在比較它們的危害後，可以輕易地選擇哪一種立場。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管物件是誰。美國維和，可以唱讚歌，而它侵略別人，則必須反對。看的應該是行爲，而不是個體。要改變資訊管制與愚民教育所導致的單向度思維，所有的知識份子應該聯起手來推行政治民主化，爭取實現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四大自由。

至於徐先生想和我探討的第二個問題：

「雖然我們肯定不同意『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這句格言，但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的外交是否還是有不容忽視的區別，我承認並重視這種區別。許多政治理論家都指出，人類歷史上戰爭不斷，但近、現代歷史上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羅爾斯在《萬民法》中也強調這個事實），哪怕有例外，但這個論斷肯定基本正確，這是否還是說明一點問題？」，

我認爲這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其著眼點肯定都是利益，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領域，想找出大公無私的雷峰比登天還難。毛澤東時代在哀鴻遍野中，也要把大把的錢和一輪船一輪船的糧食無償「支援」給阿爾巴尼亞和一些非洲國家，看起來確實很有雷峰精神，但不過是爲了拉好關係，以謀取在國際上的地位，其實還是利益交換。

美國打東打西，號稱「輸出民主」，背後不過是「撈進利益」。在利益外交中，根本不能用兩個不同國家之間的國內政體和制度來對它們的行爲進行價值判斷，它們的表現都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當然，我並不否認由於意識形態的關係，由於價值理念的支撐，驅動不同國家對外關係的外交行為，不一定都是赤裸裸的利益打算，偶爾也會有例外，比如民主國家內的多數民衆，可以基於一種已經內化入他的價值本體的價值理念的認同，在資訊透明的基礎上，通過民意而對自己國家的對外行爲進行糾正，但這種例外仍然是不影響以利益來為外交定性這個判斷的「基本正確」。

我的確也承認，自近、現代以來，民主國家間除了幾個例子外，很少發生戰爭。但這背後的原因並不能歸結於它們排除了利益，或是對共同信奉價值理念的認同。這勿寧說更是利益權衡的需要、偶然的事件，以及專制國家的強大威脅存在的結果。要從邏輯上令人信服地支持「民主國家無戰爭」這一論斷的基本正確，恐怕其判據得是在地球上已經都是民主國家的情況下，才能取得。不在此現實下的判斷，就不能在邏輯上排除以上所舉原因的質疑。比如一戰中英、法之所以不發生戰爭，並不是因爲他們都是民主國家，而在於地緣政治的需要。他們需要聯合起來對抗強大德國的威脅。

四、「公正至上」與思想界的鬆動

我注意到這樣的一個事實：

自1998年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決裂」以來，不同的術語已經成爲各派的專利。比如，「自由」已經成爲自由主義者的專利，雖然新左派也想說這也是他們的東西，但畢竟無論從什麽地方，都找不到哪一派比自由主義更有資格說「自由」是他們的東西的判據。

而「平等」也已經成爲新左派的專利，自由主義者貶之、棄之唯恐不及。表面上看來，「自由」與「平等」的矛盾，它們在當下分屬於不同派別，似乎有源於西方歷史左、右分野的餘韻。但在當下中國的特定語境裏，情況卻富有諷刺意味。自由主義者對平等「大拒絕」的背後，是對「一大二公」的恐懼，對支撐極權主義秩序的意識形態的過激反應，甚至還與官方鼓吹改革的「拉大差距」口號呼應。而新左派強調平等與公平，則是對當下由經濟自由主義主導的、由極權主義政治秩序保證的，實質上卻是官僚資產階級與資本新貴對工農等弱勢群體掠奪的「改革」的一種強烈反應。他們的相互攻擊，有時根本就建築在不同的語境上，而並不在同一個層面甚至領域裏相遇。由此給他們彼此造成的尷尬是：自由主義者對平等的抨擊，放置在當下既不自由也不平等、並且(權利)平等的價值必須得到捍衛的語境中，難免讓人産生一種這樣的印象：

即自由主義者是爲掠奪辯護的，是站在官僚資產階級和資本新貴一邊的。

而新左派對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不加區別地抨擊，也屬於一種批評的「越位」。其結果是不僅無法達到這種批評的效應，甚至削弱了對抗專制的能力。因爲在當下的中國，只有在政治民主化之後，才可能提供解決自由或平等問題的在邏輯上的前提。秦暉屢屢批評這種左右之爭是「僞問題」，大抵依賴於這樣的語境。

「郎咸平事件」，以及在此期間透過重重封鎖仍然得以發出微弱聲音的背後的重慶工人、陝西工人事件已經非常嚴峻地昭示出：

當前由經濟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已經激起了嚴重的社會危機。

中國的基尼係數已在0.5以上，這個可怕的數據背後是爲改革支付巨大成本。廣大人民喪失了對改革的「良性預期」，他們之所以還沒有走上街頭，因為底層民衆在強烈的不滿情緒之上，仍然以中華民族的忍耐力包容著現世的不公不義。

由於具有「社會主義」特徵的東西幾乎全被抛棄，官方賴以整合民衆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被摧毀。而現階段統治合法性的最大支撐：

「經濟發展、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另一部分人達到共同富裕」

也已經在這樣一個極度貧富懸殊的社會裏失去了吸引力，官方在民衆心目中已沒有任何權威。儘管官方已意識到這一點而強調：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

但高度腐爛的官僚機器，對於這種權威已經回天乏力；「奇裏斯瑪」在毛、鄧之後已經煙消雲散了。而在從來就不曾具有「統治合法性」的法理性下，中國社會如果喪失對經濟發展的良性預期，「統治階層」將很難保證「漸進」。孫立平揭示的中國社會的「斷裂」，反映著這個社會危機。而這樣的社會危機，又與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有著緊密的聯繫。在這樣的時刻，自由與平等的爭論已經退居其後，而使社會公正問題異常鮮明地凸顯出來。或者說，在當前，對自由與平等的訴求已經集中地反映在社會公正問題上。而如果不拒絕公正，曾經牢固的左、右分野將被打破，關注社會公正的人，必然也必須走在一起。

秦暉在近期的文章：《中國能否走出「尺蠖效應」的怪圈？——從「郎旋風」看國企改革的困境與經濟學的窘境》，再次強調了「公正至上」的原則。他不厭其煩地再次指出：

「效率源於競爭，競爭要有規則，規則必須公正。是故，公正乃是超越『公平與效率』之爭的，更爲基本的價值…。公正的改革應當『在起點平等之下産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競爭）規則平等之下産生最終的所有者』…。我認爲産權改革不能追求所謂的『最優配置』，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配置的『優化』應該在産權明晰後通過公平的市場競爭來實現，在此之前以權力指定『優者』並使其擁有特殊『配置』是不合理的。」

這個「秦暉底線」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明確了政治民主化的邏輯，而且構成了左、右之爭的共識和底線。中國思想界的鬆動或重新集結，不在於知識份子放棄了他們的立場，而是在嚴峻的現實與面對「公正」價值這一前提下，知識份子開始反思或重新評估「自由」與「平等」這些概念、以及自己原有「立場」在新現實和「公正」前提下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正在進行、同時也在這裏呼籲其他知識份子：

根據邏輯和理論，嚴格的批判和否定極權主義政治秩序與「不講道德」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相互勾結所衍生出一系列的社會現象。

如果政治自由主義需要經濟自由主義的「市場化、私有化、保護私産」等，來爲憲政民主準備一個「經濟基礎」和「政治力量」；那麽，我們也要指出：

資本與權力勾結，最終將導致權貴資本主義。
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政治理想，無法在革命的土壤中落實。

政治自由主義無法為經濟自由主義「護短」，它只會破壞經濟自由的地基。左派對「公正」的強調，才能確保群眾的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

因此，儘管「公正」的聲音似乎較具有「左派」的氣息，但它作爲一種超越派性的普世價值，卻屬於所有的知識份子和所有人民。或者不如說：

從「知識」的效用和「知識份子」的角色上講，「公正」是知識份子良知和批判精神的最高、也是最後的象徵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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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cathy200048轉貼此文於【知識和社會廣場精華館】。

我加上一些標點符號和段落編排，以利一般讀者。我修改了一些語氣和文字，以利我自己閱讀和表達我自己的思路。我必須向原作者石勇先生道歉。如果造成對原意的扭曲，由我負責。--卜凱
原文請見：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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