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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社會化的知識份子的困境 -- 約翰•克萊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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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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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卜凱
過度社會化的知識份子的困境——
作者: 約翰•克萊默
轉貼者: cathy200048
後殖民時代新加坡的大學、政治與知識的制度動力學
約翰•克萊默/倪偉譯
幾十年來，關於東南亞後殖民社會中的
「民族國家建設」（nation-building）問題已花費了不少筆墨，
學者們對該地區的現代化和「發展」的進程也多有討論，
然而儘管如此，在許多其他語境中
被視爲現代性的主要建制之一的大學
卻仍然極少得到經驗上的或是理論上的關注。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尤其是在美國，還有英國，
當然也包括1968年政治劇變之後的法國，
以及因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與
東、西德合併所産生的問題而在過去十年裏深受其痛的德國），
關於市民文化或是市民社會性質的爭論
常常會聚焦在大學身上（例如Bloom1987年的論著），
因爲大學是反映知識界之健康狀況和趨向的氣壓計。
「大學的危機」已經成爲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尤其是在晚期現代性的時代。在這個時代，
知識生産的基礎，甚至「知識」本身的性質，
都在經歷徹底的轉變，
這些轉變反映了技術、社會
以及晚期資本主義的結構和組織的變動。
不管是指責一種普遍性文化已經「喑啞失聲」，
還是相信
負面的外來觀念或是意識形態的傳播
導致了文化的墮落
（這種聲音在以前是來自左翼，
如今卻越來越具有解構主義的多樣性），
許多保守的社會批評家和新聞記者總是認爲
文化變遷（被認爲主要是負面性的）是
與在大學中産生並傳播開來的毛病聯繫在一起的。
在很多或是大多數大學都是國家機構的社會裏，
這種指責會迅速地具有政治性。
在亞洲便是如此，在那裏，
全球化的壓力深刻地影響到
通常是脆弱的經濟和政治，
國際學術界更加普遍化的危機和挑戰
也常常被反映出來，
在那些其高等教育的制度形式
是直接搬用或是抄襲了宗主國模式的地方，
就更是如此了。
不管這些立場是否正確，它們把大學置於
文化和政治論爭的中心位置，這的確不無功績。
與這些立場緊密關聯的是，知識份子
在現代性（羅賓斯1993）或是
後現代性（鮑曼1988）語境中的位置
也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不管這些知識份子是
主要靠在大學教書謀生的教師，
還是在媒體或是在文化産業的其他領域工作的自立的一群，
甚至是更爲罕見的
靠私人手段或從寫作等其他活動中得到的收入養活自己的人。
在這些主要出現在西方
（雖然在日本也已經出現了類似的討論）的論爭中，大
家關心的主要問題是
知識份子公共立場的消蝕，
而不是因其無力面對新的政治和經濟統治形式而産生的
知識份子的背叛（trahison des clercs），
在這些新的政治和經濟統治形式下，
專門知識在逐漸成爲技術人員
而不是「思想家」的領地，
政治決策的定奪和政治道德的構建
也都無需聽取知識份子的意見，
而在過去知識份子曾經是
（或者至少他們自己喜歡這樣認爲）
公共領域裏重要意見的來源。
隨著意識形態的終結
（至少福山和新右翼之流這樣認爲），
思想家或理論家已經成了多餘人。
然而在亞洲的語境中，與政治和社會變革相關的
大學的位置是以極爲不同的方式形成的，
知識份子與大學體制的關係問題也同樣如此。
除了喜馬拉雅山麓最小的兩個國家之外，
每個亞洲國家都至少擁有一所大學。
有些國家有幾所（比如馬來西亞、泰國，
新加坡不久將擁有正在規劃中的第四所大學），
還有些國家則有許多大學（比如
中國、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
儘管幾乎所有這些建制都是殖民主義
或是在本地採用宗主國模式的産物，
但它們已逐漸被認爲是
生産訓練有素的職業人員的主要中心
（比如在政治平穩的新加坡和在馬來西亞），
或者是激進變革的焦點，如前些年的泰國、
馬科斯時代末年的菲律賓，
在最近的印度尼西亞，
大學更被認爲是
導致蘇哈托政權垮臺的主要力量（Bhakti 1998）。
在東南亞，站在政治激進主義前沿的
主要是大學生，而不是他們的老師。
在印度，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中國大陸和臺灣，
以大學爲據點的知識份子
要不是社會或政治活動家，
就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含義的
各種思想（如後殖民主義）的創造者，
這可能是人們能夠聯想到的他們的主要角色。
與此同時，大學知識份子
在亞洲的許多文化中都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
尤其是在「儒教」傳統中，
任何一個嚴肅的知識份子
都被認爲是公衆人物，職是之故，
許多大學教師常常從學院越界進入政界
（在臺灣尤爲顯著），
「職業」知識份子和「公衆」知識份子之間的界限
也非常模糊，這在歐洲（法國除外）是極其罕見的。
然而與此同時，除了一些最著名的公立大學
（如東京大學和漢城國立大學）之外，
大多數大學既置身於
伴隨著資源、人員和産品的國際流動
而變得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之中，
同時它們自己也是
某種形式的學院資本主義——尋找消費者，
與市場趨向結盟，找到更好的「産品」
來賣給那些不時光顧的消費者，
日益求助於廣告及其他一些市場手段來吸引消費者，
以及普遍的商業化的自我運作。
在許多情況下，
唯一使它們與其他企業形式區別開來的
僅僅是其神秘性——一種幸運地得到社會支援的
精心編織成的觀念認爲，教育是很重要的社會公益，
也是文化資本的獨一無二的源泉，通
過大學教育來獲取文化資本，
是值得爲此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的。
大學出現于亞洲還是相當晚近的事，它們一般都
脫離了西方大學古老的神學基礎
（儘管在該地區的私立大學裏有許多基督教組織，
一些佛教、穆斯林甚至神道教組織），
它們在反殖民鬥爭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還常常利用西方的學術自由的思想來擺脫國家的直接影響。
大學教員以及獨立知識份子——他們將大學視爲
唯一可以發表不同政見的公開論壇（如Sulak 1998）——
使大學成爲了批判的中心。
知識份子尤其是大學教師有著普遍較高的社會地位，
他們理應成爲在亞洲努力建立知識的批判社會學的關鍵力量，
但是奇怪的是，這種情況卻並沒有出現。
幾乎沒有人把亞洲的大學
放在它們的政治的和社會的環境中予以分析，
把它們當作一種制度來分析其內部的運作，就更加少了。
然而，要完整地說明殖民地生活以及後殖民轉變，
這樣一種解釋卻是至關重要的。
全球化的壓力對亞洲社會所造成的衝擊
使得爭論的框架發生了變化，而且新的因素也不斷地增添進來
（比如最近的關於「亞洲價值」的爭論），
在這種情形下，迫切需要對亞洲大學進行社會學的研究，
從理論上充分說明它們在知識生産、意識形態的生産及其合法化、
它們對「民族國家建設」的政治體制的抵抗或參與，
以及隨之而來的學科實踐、發展主義的思想和
亞洲資本主義的演變形式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本文將深入探討
後殖民時代的新加坡的大學及大學知識份子，
希望能爲上述方案貢獻綿薄之力。
高等教育與國家構造
新加坡在某種意義上
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但它卻從未引起
早期的種種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理論的關注
（如Chen 1975），
這部分地是因爲他們沒有把在新加坡普遍開展的
帶有強烈的國家引導色彩的社會主義化實踐
看作是政治性實踐，
而在臺灣，一些評論家則會把此類實踐
看作是政治性的（Wilson, Richard W. 1970）。
政治化的指標並不只是
在政治過程中可以看得見的公衆參與。
在這個本質上是
一黨制和「軟性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的國家，
這種政治參與當然只可能限制在
黨員和政府行政官員的範圍內。
但是這種正式的參與
（主要通過一般的投票或選舉表現出來）並沒有堵死其他渠道。
在普通民衆中，
在咖啡館、計程車、餐館、私人宅第和宗教活動場所，
仍然不斷有關於新加坡政治的談論，而且很多是在發牢騷。
牢騷文化不大可能轉化爲積極的反抗
（正如投票模式事實上所證明的那樣，這通常是做不到的），
但它確實既代表了
一種針對過度控制的日常抵抗形式，
又代表了一種有其自身正當性的政治文化形式。
新加坡實在是一個牢騷滿天飛的國度，
在這個社會裏，媒體是被嚴格控制的（Seow 1998），
審查和自我審查機制都在不斷運作，以壓制
任何形式的公共性的批評話語（Gomez 2000），
因此牢騷就成了爲數不多的日常抵抗形式
以及表達不同意見的渠道之一。
在公共層面上，日常生活的幾乎每個方面——
從諸如公寓房門的顔色、亂扔雜物、養寵物、
公厠的沖洗或者口香糖膠這樣雞毛蒜皮的事情，
到諸如人們可以使用哪種語言
或是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哪種語言的教育、
在兵役適齡期內嚴格限制出國旅遊、
可以生育多少孩子或者是否有權
創辦獨立的報紙這樣重要得多的事情——
都會跌入到政治領域之中。
政治家或是其官僚職員
（和日本這樣的國家不一樣，在新加坡，
是政治家控制官僚，而不是相反）
對從會議室到臥室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個可以想到的方面，
都進行監督、發表意見並加以干涉。
其荒謬的後果是造成了這樣一個社會：
直接的政治渠道都被嚴格限制，
而生活的幾乎每一個方面又都被政治化了。
這樣一來，在新加坡
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
在這種狀況下，大多數候選人
即使不是直接受到控制，也仍然是由政府提拔的，
政府把他們登記在冊並加以監控
（通過社會登記局，它掌握著一些非贏利組織，
甚至有權禁止某些人加入這些組織的委員會），
或者是通過立法加以管理，
有些通過的法案甚至是
與相關組織的明確願望相對立的，
比如維持宗教和諧案。
這項法案裝作是要防止
因站在有濃厚傳教思想的宗教派別的立場上
鼓吹改宗所引起的社會衝突，
可實際上卻禁止所有宗教組織
擔當任何政治角色或是公開發表政治見解。
什麽是政治性的？這個非常值得商榷的敏感問題
當然完全被操縱在
那些制定、管理和執行這項法案的人手裏，
而不是那些作爲法案實施物件的人所能決定的。
新加坡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和社會化，
以及維持有效管理所需的監督和控制的程度，
是理解大學的學院文化的一個關鍵因素，
因爲這一套社會控制手段同樣也施用在它們頭上。
第二個關鍵因素是要理解
政治辭彙在獨立後是怎樣緩慢轉變的，
而與此同時，它又保留了一些基本的主題，
這些主題對於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AP）
維護其現實中的和意識形態上的霸權
是極爲重要的，它們對該党掌權大有幫助。
某些修辭主宰了獨立後的政治辭彙，例如：
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形式（
也就是自由市場的語彙
與相當強大的中央控制結合在一起），
對發展高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承諾，
圍繞「民族國家建設」
（這個詞在新加坡頻繁地被官方使用）
這個概念建立起來的一套政治動員程式，
不斷有意識地製造危機意識（Birch 1993）。
這些「危險」或者是政治上的——
在早些年裏是共産主義的威脅，
鄰近國家（先是印度尼西亞，接著是中國）的威脅，
或者是經濟上的
（隨著冷戰結束，這已變得越來越主要）——
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普遍威脅，以及
資本和資源的完全是非道德的轉移，
還有一種很特別的危險，那就是
充滿「嫉妒」的個人、公司和國家
會給新加坡的成功潑髒水
（對這一政治意識形態的起源
所作的更充分的分析可參見Clammer 1985）。
這些政治的和經濟的維度也得到了文化上的支援，
如<多元種族和睦共處>的理念
被奉爲新加坡「社會憲章」的基礎，
在社會問題分析和政策形成方面，
尤其是在教育領域
（這是高度政治化的新加坡最政治化的領域之一），
管理的和技術的語言居於統治地位。
一個至今仍被談論的顯著的例子
（至少當地的知識份子仍然在私下裏憤怒地談論）是
1978年成立的調查、報告教育政策及實踐的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當時的副總理吳慶瑞（Goh Keng Swee），
其成員幾乎全是工程師、系統分析師，而
社會科學家，包括教育方面的專家，
卻惹人注目地被公然排除在外。
這些官僚主義的∕政治的傾向
已經産生了一些社會學上的後果——
持續的家族操縱（Salaff 1988），
按照勞動力的技能、身體條件、地區分佈
以及波動不定的外來勞動力市場，
定期對其重新核定，
政府實際上壟斷了住宅産業，把它當作一種
社會控制和社會監督的有力工具，
控制媒體，對不屬於政府的那部分媒體實行審查，
幾乎全盤壟斷教育，對商會活動在政治上加以控制，
幾乎所有這一切都打著經濟主義的旗號，
即要保護貿易、促進發展和競爭（Rodan 1989）。
這種環境自然不會不直接影響到大學部門。
一方面，這反映在前面所簡要描述的高等教育的發展之上，
另一方面，它也表現在大學內部政策的不斷變化上，
因爲它們要努力跟上更廣泛的政治命令。
國家政治文化以及作爲其經濟基礎的管理資本主義滲透到大學中，
並以令人感興趣的方式獲得再生産。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2976&aid=106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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