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慣性夢者。

　　這麼多年過去，我仍聽不見夢的跫音，ㄧ切都是默劇，沒有字幕沒有對白，甚至沒有劇本，只是在虛弱的感知裡努力去辨別一些混濁不堪的，或看清一切曖昧不明的；一切都很後現代，就算是夢裡的一個眼神、ㄧ場雨季、寫著名字的風箏、模糊的黑白照片，只要靈魂的開關打開，場景演員時間地點隨時能被切換、被挪移。唯獨不變的是，我無法以傾聽的姿態得到任何關於語言的線索。

　　這個城牆裡，所有的一切都幻化成遺失語言符號的老電影，我再三咀嚼捕捉到的、遺憾丟失的， 夢的電影不能倒轉，始終被一片悠長的柔軟海草緩慢地往前推送，以始料未及的姿態面對各種詭異時空，悽惻良久。

　　也因常在夢裡穿梭於各種被遺落許久的事景，有時彷彿以為，那些被攪碎而殘缺的夢境，是幾代以前真實經歷，甚或幾世紀以後的預言。無論在眩目的銀光裡、暮秋的草原上、微涼的溪河邊，親朋，陌生人、感覺似曾相識的臉孔，都會在夢境外ㄧ次次整理。只是，在夢境的複習中，那些耿耿於懷的細節卻怎麼翻攪都無法記起，特別是關於聽覺的信息。

　　無奈。難道是夢的棲息地總過於狹窄的緣故？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揭露的白色之城卓貝地(Zobeide)是依循夢境而建造的城市。「不同國家的人，都做了一個相同的夢。他們見到一個女人，在夜裡跑過一座不知名的城市……他們在夢中追趕她……，夢醒之後，他們出發尋找那座城市；他們一直沒有發現這座城市，卻遇見了彼此；他們決定建造一座與夢境一樣的城市……」

　　我們沒有能力建造一座與夢境一樣的城市，卻或多或少遇見過恍如夢境的真實；只是我的夢境失語症始終無法痊癒，並且病入膏肓地蔓延在每個夢裡。

　　本來是不在意的。

　　亟欲飛翔卻又徬徨之際，不安眠的夜裡見著癌末的祖父在杉木橋另一端，駝著身拄杖回頭以巡守的姿態環視，沒有要離開的意思，似乎在等待什麼。我慌亂揮舞著手，卻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猛然驚坐起，原是一場夢，心情未平復電話鈴聲卻響起。

　　外頭父親來電，告知祖父病逝。

　　那是最後一場默劇。

　　現實中我蹲踞在靜謐與悄然裡，卻從未料到某天需要許多不屬於自己的聲音織起縝密的保護網。

　　我躺下，開了收音機，雙親合唱團的〈California dreaming〉吟唱又引領我進入某個夢中的小酒館。我成為不停收拾殘羹餘餚的女侍，無視於酒客們搖搖欲墜的囈語搭訕，繞過被各式酒類泡到爛醉的破矮桌，走向一位撫摸著玻璃球的蒙面女郎。

　　「隱者、命運之輪。」女郎抽出塔羅牌後並沒有說話，但當她抬頭仰望些什麼的時候，我也「聽到」她已經告訴我那些所謂的結果。

　　就像好友愛莉聽完我的夢，ㄧ臉不在乎地說：「很簡單阿！你不要封閉自己的耳朵，偶而聽聽外界的聲音嘛。」那時她已經是個掛著成串匡噹亂響的金屬耳環吐著菸圈的未婚媽媽。

　　「輔導室那些歐巴桑那套心理學我都會背了啦，她們哪知道我要什麼阿，妳阿，趕快夢一些明牌給我發財養小孩比較實際。」

　　有時候兩個不同世界的人，給彼此的意見總是一針見血。

　　多年後又做了同一個夢，小酒館已打烊，吧檯瀰漫著衰敗腐爛的氣味，蒙面女郎頹坐在矮桌邊。我忽然伸手揭下她的面紗。

　　「是我」。她開口。

　　「是你。」我也開口。

　　是愛莉。

　　拚命壓抑某種不祥的預感。

　　一星期後，輾轉得知愛莉的死訊。

　　我發了場高燒，昏睡中過往夢境都聚攏一起，所有人爭先恐後向我發聲，在混亂中。愛莉領著我ㄧㄧ擺平所有騷動，穿過所有鬧哄哄的街景，來到那座杉木橋。

　　祖父還在那兒。

　　「別再老是關起門來，發生什麼鳥事都沒人知道。」傷痕累累的愛莉依然用眼神傳達給我這樣的訊息。正茫然思索她說的是我還是她自己的時候，她已隨著祖父消失在橋的盡頭。

　　終究沉默，因為給不起如此洶湧的哀傷，所以抗拒給予罷。生命有了裂痕是永難平復的，用無言來悼念是唯一的解釋。我從不放棄，但也不強迫自己對於夢的某些進展，是故至今，我仍聽不見夢的跫音，ㄧ切都是默劇。

　　即便如此，夢的意義等同於食疏，是我逐夜反覆進行中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