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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胡少江2006-3-3〈社會權力階層主導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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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的歷史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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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權力階層主導的改革
胡少江
2006.03.03


人們通常認為中國今天的改革是一九七八年開始的那個改革的延續。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正如我在上週的評論中所談到的,在過去二十八年裡,中國經歷了兩個不同的「改革」。一個是給中國普通民眾切實帶來了福利的改革;一個是腐敗的官方和主流菁英們聚財暴富的「改革」。

這兩個改革雖然在時間上前後交錯,但是在本質上卻迥然而異。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毛澤東主導的中國發展道路,是一個浪費資源和壓抑人性的發展道路。這一條道路不僅僅具有前蘇聯中央計劃經濟的特徵──通過壓制農業和消費來強制實現低效率和無法持續的工業化,而且在實際操作上更加極端,勞民喪財的大躍進和舉國上下共同瘋狂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鮮明的例證。毛的路線不僅以革命的名義欺騙和損害了中國的普通民眾,連執政黨內那些瘋狂得不夠的領導人也遭到清洗。這就造成了人心思變的局面,從而為中國一九七八年的改革的到來鋪平了道路。

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發端於民間,這個過程得到了執政黨內長期受到壓制的派別的支持。這個改革具有以下的特點:

首先,它是一種自發的從瘋狂返回常態的過程。經過二十多年的折騰,中國老百姓認識到「革命」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平等社會主義的理想將他們帶到了平等的貧窮。直覺告訴他們,只需要回到常態,生活就能夠得到改善。以農村改革為例,包產到戶,分田單幹,都不是什麼新玩藝兒,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就是這樣種田的。城市裡最初的改革也是如此,擴大企業的管理權、實行物質刺激等等都是回到常識的舉動。這裡不存在什麼「英明領導」,需要的只是執政黨放棄瘋狂。

從改革的內容上看,它是一個綜合性、不完善、但是朝著正確方向行進的改革。八十年代初期,改革不僅僅局限在國內,中國也以極大的勇氣開始試圖推行對外開放;改革不僅僅侷限在經濟領域,在新聞、文藝、政治文化等方面上也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早春天氣。當然,這時的改革仍然具有極大的歷史和意識形態的侷限性,除了經濟發展外,在別的方面的進展都極其有限。但是它使人們感到了希望,似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從改革的結果看,這一階段的改革是一個帕雷托改進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一個使得一部份人的利益得到改善而沒有人的利益受到損害的過程。通過分田單幹,農業生產效率得到了提高。這不僅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也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農產品和為輕工業生產提供了更多的原料。這是一個農村和城市雙贏的改革。

不幸的是,這個充滿生機的改革,從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走下坡路。到了那個災難的一九八九年,它更如同患上了絕症。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試圖為這個改革最後注射一劑強心針。從表面上看,改革似乎找回了最初的動力,但是那只不過是一種迴光返照而已。

在這個最初的改革逐漸消亡的同時,另一性質完全不同的「改革」悄然而生。更確切地說,正是這個後來的「改革」加速了前一個改革的死亡。

這個後來的「改革」是一個社會權力階層主導的改革。這種權力主導的「改革」開始於八十年代中期。這時,那些曾經被毛澤東的極端主義清洗的老共產黨人已經鞏固了權力,於是他們與中國老百姓的結盟開始瓦解。他們一方面意識到一種全方位的改革最終會危及他們對社會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又從初步市場化的改革中看到,一種延伸他們的權利、並且將其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利益的條件正在形成。於是,他們一方面打壓任何有可能損害其政治權利的改革企圖,另一方面極力地推動「權力變金錢」的新遊戲。

這個遊戲在八十年代中期表現為「皮包公司」,權力的擁有者利用「半市場化」的經濟制度,幫助親屬和朋友們從國家計劃中用低廉的價格獲取緊缺資源,然後轉手倒賣獲取暴利。到了九十年代,「權力變金錢」的主戰場轉向了資本市場,尤其是新興的股票市場和銀行的貸款業務。他們利用權力撈取了大量價格低廉的「原始股」,同時從管理混亂的銀行業竊取了大量的資金。從九十年代末期開始,權力者獲取財富的主戰場又迅速轉向了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倒賣國有土地。

權力主導的「改革」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暴富的人群,同時也向中國民眾轉嫁了巨大的成本。七千萬的中小股民在股市上被洗劫得欲哭無淚,大量城市和農村的民眾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園而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巨額的銀行壞賬等著政府使用國庫的金錢去充填。顯然,這個「改革」是一個財富流向權力者個人腰包的過程,是一個導致兩極分化的過程,因而也是一個導致民眾普遍不滿的過程。

從後一個「改革」中得到好處的人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權力是財富的源泉。這正是他們態度堅決地防止任何可能導致喪失權利的政治改革的原因。他們煞費心機地創造了一個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美麗詞彙,不遺餘力地將民主自由等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描繪成西方特有的非我族類的思想文化,然後不惜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抵禦那些所謂的外來文化。說到底,這些統統只不過是為了延續權利、從而延續掠奪財富而已。

「中國特色」的提出,標誌著前一個改革走向死亡、後一個「改革」走向猖獗。我希望,中國的民眾在反思改革的時候,不應該忘記對這個重要分水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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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梁京2006-8-7〈「雙順差」得不到糾正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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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順差」得不到糾正的真正原因
梁京
2006.08.07


朱鎔基執掌經濟大權不久,「雙順差」就成了大陸經濟的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什麼是雙順差呢?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大陸經濟與國外經濟往來不平衡,不僅在貿易中多給了人家貨,而且在資金往來中還多給了人家錢,其實質就是中國大陸向其他國家 -- 尤其是向美國 -- 發生財富淨轉移。近年來,這個趨勢越演越烈,有專家估計,中國大陸每年等於向美國上貢六百至八百億美元,相當於五千至六千億人民幣。這筆錢相當於大陸兩億多農村人口一年的純收入,或者近一億農民工一年的工資,超過大陸民工工資總額的一半。與此同時,大陸政府對本國人民基本福利的投資卻少得可憐。大陸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財政支出到九十年代末每年還不到六百億人民幣,整個九十年代對農村醫療衛生的支出還不到七百億人民幣。

絕大多數中國人聽到大陸每年向美國轉移幾百億美元收入一定會問,這是真的嗎?倘若這些都是事實,大陸當局豈不是發瘋?為什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窮國年年要向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國納稅上貢,把上億勞工的工資讓他們來消費呢?天下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情嗎?如果說當年晚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強賠款是因為打了敗仗,那為什麼自吹正在崛起的中國大陸還要繼續給洋人白送錢財呢?

不過,對於美國人來說,中國大陸每年給他們送錢花早已是明擺著的事實,以至於在美國國會上,當議員們對一些項目預算爭執不下的時候,有人開玩笑說,「讓中國人去買單吧!」美國加州大學的教授德龍去年也在大陸的《財經》雜誌上向中國人發表了他對中國大陸向美國轉移收入的估計。他的估計是六百億美元。那麼,中國大陸的政治和知識菁英們為什麼要對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裝聾作啞呢?尤其是那些在媒體上風頭出盡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難道他們還不懂得「雙順差」就是單方向輸出本國資源嗎?

最近,也就是在「雙順差」持續了十五年之後,才第一次有一位大陸官方經濟學者站出來向大陸的公眾解釋「雙順差」對大陸民眾的福利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位學者就是大陸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余永定。余永定在不久前大陸官方經濟學家的一次聚會中公佈了他對「雙順差」的研究報告。根據余永定的估算,中國大陸向美國轉移的福利高達八百億美元,其中四百億轉移來自大陸出口產品價格低估,另外四百億來自大陸向美國的資本輸出,主要是大量購買美國的國庫券。余永定難能可貴地向大陸公眾說了一句大實話,那就是「雙順差」實在是對中國人大大不利的一件壞事,而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余永定也不得不在文章中替朱鎔基辯護,說大陸當年走上「雙順差」是事出有因。問題是,一個國家偶然出現「雙順差」可以被理解,但如果像大陸這樣,偏離正道十五年,還不知道止於何時,世界上絕無僅有,顯然不能用偶然性來解釋。

中國大陸長期的「雙順差」不僅充分說明當權者治國無能,更深刻的是,這個事實再次揭示了中國政治菁英齷齪的哲學,那就是為了私利不惜出賣一切。當雙順差剛剛發生的時候,確有人質疑大量購買美國國庫券是否明智。朱鎔基的回答是,投資美國的國庫券比投資國有企業收益要高。但事實是,朱鎔基從未減少對國有企業的投資,也從來沒有糾正大陸金融系統對民營企業的歧視,儘管中國民營部門的資本收益遠比投資美國國庫券要高。

有人會問,出讓如此巨大的福利給美國,大陸當局難道是有意的嗎?這樣做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呢?我相信,由於壓制言論,大陸當權者自己也搞不清楚出讓了多少本國的福利。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對他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讓民營企業得勢,不能讓家奴得勢,而要讓自己得利。有大陸學者估計,大陸權勢集團在「雙順差」大量輸出本國福利的同時,攫取了價值幾十萬億人民幣的財富。這恐怕就是「雙順差」一直得不到糾正而且還要繼續下去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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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ZT] 胡少江2006-3-31〈什麼是中國官方經濟學家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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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中國官方經濟學家的理性思考?
胡少江
2006.03.31


對中國知識分子和網民們對改革的反思,許多官方的報刊在沉默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以後,近來突然變得積極起來。這一舉動表明,中國的官方已經決定了要出面「引導」這場反思,而不讓其走向對其不利的方向。在這個背景下,不少報紙開始頻繁地約談主流學者、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希望通過他們的口來闡釋官方的觀點。

今年三月,《中國經濟觀察報》先是發表北大教授張維迎的署名文章──「理性思考中國改革」,接著又對張進行長篇採訪。張在文章和採訪中批評前一段中國大眾對改革的反思「情緒發洩多於理性思考,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張維迎的觀點顯然代表中國不少至今尚在沉默中的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也代表了中國官方的觀點。

張維迎對民眾反思改革的批評顯然有失公道。

首先,民眾有發洩情緒的權利。他們之所以有情緒,而且感到非要利用此次對改革的反思來發洩這種情緒不可,這說明他們的利益受到了極大的侵害。不僅如此,現在的中國政治社會環境也沒有為普通民眾提供一個更加合適的渠道來抵抗這種侵害。

其實,通過發洩情緒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不僅不是非理性的行為,恰恰正是民眾理性思考的結果。在現有的制度下,他們認定,只有這樣一種方式才是將他們的訴求表達出來的最有效的方式。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對切身利益受到侵害、而且又沒有渠道來捍衛自己的利益的普通民眾的態度,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與中國的各級官員們是一樣的,那就是缺乏同情。這正是他們被普通民眾拋棄的原因;也正是普通民眾集聚了如此之大的情緒的原因。

其次,直覺判斷常常是邏輯思維的基礎。直覺判斷是有可能犯錯誤,這正是我們需要邏輯思維的原因。但是,這二者並不是完全衝突的。我們的許多直覺判斷包含了邏輯思維。例如,張教授在長安街上遇到一輛疾駛而來的汽車,他的本能就是躲開這輛汽車以保全自己的生命。這顯然是一種直覺判斷,但是這種直覺判斷顯然與邏輯思維的結果並無二致。

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學者在進行邏輯思維時,實際上是盡可能地將大眾的直接判斷包括在內的。這正是為什麼許多學科將問卷調查作為計量分析的一個步驟。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張維迎更不應該忘記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基石──邊際效益學說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消費者的直覺判斷。當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和政策制定者們對普通民眾直覺判斷的輕視和忽視的確是前所未有的。這正是中國現在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

在張教授提出的理性思考中有一個不錯的原則,那就是公道的原則。問題是,他對這個原則的應用卻是錯誤的。公道的原則要求每一個人都超脫現有的地位來看待一項政策。中國的官方和官方學者們不斷地應用這個原則要求中國民眾「顧全大局,忍辱負重」。但是,他們卻對中國的權勢集團利用制定和執行政策的優勢地位謀取私利視而不見。一方面是無權無勢、利益正在被剝奪的民眾,另一方面是操權弄勢、每天都在中飽私囊的利益集團,站在這二者中間不斷地要求民眾換位思考,這本身就是不公道。

許多人對我說,他們始終不明白,那些個聰明絕頂的主流經濟學家為什麼就看不出來中國的財富分配不公道的主要癥結在於政治制度?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要求建立一個制約權力、司法獨立、輿論自由的正義的制度。其實,不是他們看不出來,而是他們知道如果他們這樣做就會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只得裝聾作啞罷了。換言之,他們的行為正是他們理性思考的結果。他們的立場在張維迎羅列的理性思考的原則中也有所體現。那就是所謂的可行性原則,即任何政策建議都必須可行,而不能把理想目標作為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

秉承這樣一種可行性原則,正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角色錯位的原因所在。不錯,任何決策者在考慮推行一項新的政策時勢必要考慮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考慮到現有利益集團的反對,考慮到得益和成本。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尤其是大學的教授,則應該把研究、宣傳理想的政策目標作為自己的天職。有些理想的目標不能實現,完全是由於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出於保護自己的私利大力反對。在這種情形下,經濟學家們更應該教育民眾,讓人們認識到推行這些理想政策的障礙究竟在哪裡,形成社會輿論壓力,爭取理想目標的早日實現。

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則非常自覺自願地站在政治家的角度來探討問題。正是這種角色錯位,為他們帶來了主流經濟學家的稱謂;正是這種角色錯位,妨礙了中國經濟學的健康發展;也正是這種角色錯位,加劇了中國改革誤入歧途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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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ZT] 胡少江2005-12-23〈中國發展:幾代人的代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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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幾代人的代價(下)
胡少江
2005.12.23


我們在前兩周的評論中談到了財富的代際分配的概念,同時也具體解釋了中國的高速發展是如何以上兩代人的巨大犧牲作為代價的。當然,上兩代人的犧牲是毛澤東的荒謬政策的結果。當前這一代人雖然從他們的父輩甚至祖父輩的慘痛的犧牲中得到了好處,但是對他們的犧牲並沒有任何道義上的責任。問題在於,由於有了上兩代人的這種「饋贈」,這一代人本應該更有條件選擇一種對歷史負責的經濟發展道路,從而使得中國的發展能夠得以長期延續,造福於子孫後代。但是,這一代中國政治家,卻採取了竭澤而漁的發展戰略,一條沒有理性的以掠奪下一代甚至數代中國人民的福利為代價的發展戰略。

當前中國的發展對後代中國人的掠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顯性的掠奪,另一種是隱性的掠奪。

顯性的掠奪主要包括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實行掠奪式的開採。對這一點不難理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所有中國人的,不僅僅是當代所有的中國人的,也是屬於子孫萬代的中國人的。因此,這塊土地上的資源應該由這一代和今後所有的中國人共享。對於那些可再生的資源,例如與人類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動植物資源等等,人們應該控制開採和使用的速度,並且不斷地進行補償,使之不斷增長。對那些不可再生的資源,例如土地、礦藏等,人類更應該採取謹慎的態度,既要使之造福於這一代人,又要為子孫後代著想。

中國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開採和使用完全是掠奪式的。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曾經在今年六月舉行的「環境與發展中國論壇」上介紹,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經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他引用世界銀行的測算數據說,一九九五年,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佔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八;到二零零三年,則佔到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說,如果考慮到對環境的破壞,中國的經濟實際上是負增長。換一句話來說,這一代人實際上是在通過破壞環境的方式消耗下一代人的福利。

對後代人的隱性掠奪主要包括社會制度和人文環境方面。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發展是硬道理」成為一句時髦的口號。在這個口號下面,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了後退。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千方百計地迴避解決制度性問題。在這種短視的政策下,政府採取高壓手段壓制民眾,剝奪工人罷工的權利,剝奪農民組織起來的權利,剝奪失去土地者抗議的權利。總之一句話,剝奪公民自由表達意志的權利。這樣做,可以換取一時的穩定,甚至也可能為短期的經濟發展創造一定的條件。但是,這樣做卻導致社會矛盾的集聚,從而將危機留給後人。

近來,不少中外學者對中國和印度的發展道路進行了對比。雖然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過去數十年裡高於印度,但是大多數學者們則對印度的前景更為看好。中國學者張軍說,「中印兩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區別在於,我們對中國的現在比對她的未來知道的更多;而印度的情況則恰恰相反。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仍然存在一些要緊的不確定因素。」

經濟學家傅勇在國際金融報的一篇文章中列舉了這些不確定因素,它們包括:「中國銀行信貸的大部分都貸給了國有部門,股市債市這兩大資本市場遠不完善,利率尚未市場化;勞動力在城鄉之間仍然無法自由流動;土地也不能按照市場原則實現流轉。因而資本、勞動力、土地這三大生產要素都沒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至於商品市場,地區保護主義的盛行和地區間的產業趨同清晰地表明,商品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

與中國相反,印度經濟具備了實現長期增長的所有重要條件: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健全而發達的金融市場及其政治框架。印度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犯下了許多錯誤,尤其是在對外開放方面步伐太慢。但是,印度沒有以犧牲下一代人的福利為代價來謀求當前的發展,他們堅持在一個民主的政治框架中謀求發展。在這個框架下,出現錯誤在所難免,但是社會不會出現崩潰,從而為長期穩定的發展留下了空間。

財富的代際分配和財富在同一時代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是密切相關的。中國之所以採取一種短視的以掠奪未來人民的福利為代價的發展道路,主要是因為決策者能夠從這種發展模式中得到好處。那些破壞資源者可能因為省去了環保投資而獲取更加高額的利潤。那些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人們正在以空前的貪婪在這個腐敗的制度下集聚財富。當未來的中國人飽受環境污染之苦時,當中國由於危機的過度集聚而崩潰之時,這些富人們的後代則可能早已經逃離中國,到環境清新和社會穩定的其他國家去享受生活了。

在毛澤東時代,做出犧牲的不是所有的中國人;今後的中國,承受短視的發展政策的惡果的也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遭受厄運和犧牲的永遠是普通的中國人,那些人數眾多的無權無勢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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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ZT] 胡少江2005-12-9〈中國發展:幾代人的代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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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極個別的領導人裝模做樣地有那麼幾天不吃肉以外,……』

這些『裝模做樣地有那麼幾天不吃肉』的『極個別的領導人』就是毛主覡一個人(有主覡的鐵衛兵聽到主覡不吃肉了,心裡憂愁,隨後跟進,這是“忠於主覡”,這不算)。他可能是全國最後一個“知道”已經有數以百萬計的公民在三面紅旗下餓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老爺。他認為他在這件事上犯了一點錯,為了懲罰自己,他下令“家廚”以後菜盤子裡不得有肉,維持了大概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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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幾代人的代價(中)
胡少江
2005.12.09


從社會財富的代際分配的角度看,中國經濟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的高速增長是歷史對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的一個遲到的回報;只不過得到這個回報的並不是承受苦難的那一代人。

眾所周知,中國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增長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那就是經濟增長的外向型。從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四年,中國的年均出口增長率是整體經濟增長率的兩倍。這意味著出口增長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十分強勁。而出口增長中,大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由外國投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尤其是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型企業創造的。

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和外資企業的大量在華投資有著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因素。從客觀上看,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加快為中國創造了加入國際分工的良好客觀條件;從主觀上看,中國改革派領導人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自毛澤東去世後選擇了加入經濟全球化的正確的政策。但是,中國之所以能夠迅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取收益,則得益於中國的特殊的產業和社會結構。

中國的產業和社會結構呈現出濃厚的二元色彩,一方面是中國在改革之前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的工業基礎,或者說是工業化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程度。與此同時,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卻大大低於同等工業化水平的國家,而且中國人口的城鄉分佈結構也大大落後於工業化水平。正是這種特殊的特點時的中國在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具有比較優勢。然而,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結構是毛澤東時代的不人道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結果。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通過壓制人民消費來強制推行高積累,從而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這個政策是通過同時對工人和農民的進行剝奪來實現的:一是在城市地區實行人為的低工資政策。城市工人的工資實際上從一九五七年以後直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一直沒有增長。與此密切相關的另一項政策是,中央計劃部門長期壓低農產品的價格,強迫農民進行不等價交換。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

與這兩項經濟政策配套的還有一整套剝奪人民擁有財產權利、限制人民自由選擇工作和自由遷徙的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的社會政策。尤其是強制性的戶口制度使得本來應該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向城市轉移的農村人口長期滯留在農村,不僅如此,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被強制性地控制在基本生存的程度。正是這種特殊的產業和社會結構,使得中國一方面具有起碼的工業基礎加入最低等的國際產業分工鏈,同時又具有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後備軍。

有人可能會說,正是毛的這些政策奠定了中國工業的基礎,因此中國上一代人的犧牲是必需的。問題是,誰有權力要求人民做出這樣的犧牲?當時制定政策的領導人沒有權力要求人民作出犧牲。因為他們並沒有做出犧牲。除了極個別的領導人裝模做樣地有那麼幾天不吃肉以外,實際上他們從始至終有特供商店去消費。不僅如此,他們始終有小汽車,有洋房,甚至有美女相陪的舞會。生活在今天的這一代人也沒有權力要求上一代人做出犧牲。因為一代人如果有權剝奪另一代人,這無異於讓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去剝奪另一部分人。

同時,後代人所得到的收益與上一、兩代人的犧牲相比不成比例。換言之,許多犧牲在沒有效益的集權機制下白白浪費掉了。在毛澤東時期,中國工業的資金/產出比例、人員/產出比例、以及能源/產出比例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也大大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毛時代的工業化完完全全是靠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和汗水換來的。打一個比方可以更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本來一隻燒雞值十塊錢,一顆雞蛋值一塊錢。毛澤東剝奪了上一代人消費一隻燒雞的權利,留給了下一代人一顆雞蛋。

更何況,上一、兩代中國人被迫作出的犧牲絕對不是一隻燒雞所能比喻的。在毛澤東時代,消費品的供應長期匱乏,所有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是限額憑票供應,所有的普通百姓只能為了基本的生存而辛勤奔波。由於沒有選擇工作和遷徙的自由,中國有數百萬的夫妻不得不長年兩地分居,連基本的性生活權利也被剝奪了。更令人髮指的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中國至少有三千萬人由於人為的饑荒失去了生命,這比歷史上所有的外國軍隊所殺戮的中國人還要多。試問這一代中國人,如果讓你作出如此的犧牲,你同意嗎?

這一代中國人是幸運的,但是他們的幸運是建立在他們的祖父輩和父輩的犧牲之上的。更重要的是,上兩代人的犧牲並不是他們自願選擇的結果,而是被一種十分不人道的制度所強加的。十分明顯,這樣的發展道路是不人道的,也是不能夠推廣或者重複的。那些侈談中國特有發展模式的人,不是缺乏起碼的歷史常識,就是別有他圖。

今天我們談到的是中國當前的發展如何建立在過去一、兩代人的犧牲之上;在下篇評論中,我將進一步分析中國今天的發展如何以剝奪下一代人作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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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ZT] 胡少江2005-12-2〈中國發展:幾代人的代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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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三篇合起來是一篇極好的通俗論文,把“大道理”講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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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幾代人的代價(上)
胡少江
2005.12.02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已經持續了二十七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如果單純以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來測量,中國的增長似乎還可以持續若干年。這一增長使得許多中國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在世界舞台上變得飄飄然起來。雖然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只有一千四百美元左右,但是他們已經開始急不可待地向全世界炫耀「中國經驗」。

有人說,中國走出了一條新的持續高速增長的道路,這條道路又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不僅如此,中國的道路解決了資本主義制度沒能解決的問題,值得其他國家倣傚。甚至有人呼籲: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其實中國的發展道路完全不像他們描述的那般美妙。我的學生曾經要求我用一句話來解釋什麼是中國增長模式。我的回答是:一代人中的少數人消耗幾代人的財富。換言之,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是以改革開放前的近兩代人的痛苦作為基礎的;同時中國還正在以剝奪下一代、兩代升值更多代人的權利的方式維持當前的高速增長。不僅如此,享受絕大部分經濟增長成果的只是人口中的一部分人。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對有限的資源和財富進行分配的學問。這種研究可以從不同的方向來進行。例如,它既可以從橫向來研究資源的使用和財富的分配是否合理,即資源和財富在同時代不同階級和階層中的分配;也可以從縱向來研究資源的使用和財富的分配是否合理,即在同一地區或者國家不同時代的人們中間的分配,或者說代際分配。在同一時點上對資源和財富進行合理的分配,對於保證社會公正和提高經濟效率十分重要;對資源和財富在不同時代的人們中間的分配同樣重要。

中國財富在當前這一代人之間的分配十分不合理。對這一點,已經有不少學者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例如,城鄉之間,城市家庭的年均總收入是農村家庭的六倍;地區之間,西部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東部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貧富之間,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擁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儲蓄存款,且不說富人們的海外存款和其他財富。但是,當前對中國的資源和財富分配在代際之間的不合理問題及其後果的研究則有待進一步加強。

代際之間的資源使用的合理性問題並不難理解,尤其是從有限資源的使用看,這一代人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其實就是對下一代人的剝奪。例如,這一代人過度砍伐了森林,下一代人、甚至下好幾代人就會為水土流失和洪澇災害所困擾;這一代人耗盡了煤炭、石油資源,除非能發現或者發明新的能源,後代就會為能源付出高昂的代價。反之,如果這一代人很好地保護環境和資源,後代們就能從中得到好處。

代際之間的財富分配的合理性常常表現得不像資源使用那樣直觀。但是,代際之間財富分配是否合理對一個國家不同時代的人們的生活水平有著十分直接而且重要的影響。例如,這一代人如果由於某種原因向國外大量借貸用於享受,那麼下一代人有可能不得不將他們創造的財富用來為上一代人還債。這一代人如果由於某種原因進行了大量的財富積累,那麼下一代人則很可能因此而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

根據經濟人假設,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個人都會在給定的條件下盡可能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根據對人的行為的觀察,人們也發現這樣一個現象,那就是假如知道自己的終身收入,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的消費在有生之年能夠平穩。他們在計劃自己的收入和支出時是要考慮到整個有生之年的,不僅如此,一個負責任的人也常常將自己的子女和後代的福利作為自己的利益考慮進去。

個人是這樣,作為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從常理上看,一個國家的政府在推行經濟政策時,應該在當代人和未來數代人的福祉之間選擇一個明智的平衡。無論是人為地壓制當代人的福祉還是剝奪後代的權利都是不合理的。壓制當代人的福祉之所以不可取,是因為當代人與後代人具有同等的權利,他們的權利不應該受到剝奪。不僅如此,只有一個集權的政府才有可能剝奪人民的這一權利。壓制後代人的福祉也是不可取的。那種竭澤而漁的短視的政策雖然可以為當代人贏得一時的福利,但是卻可能給一個國家帶來災難性的未來。

總而言之,財富的代際分配,不僅僅涉及當代和下幾代人的生產、消費模式問題,也涉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它不僅僅與當代人的道德社會責任密切相關,也影響到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長遠發展實力。與此同時,財富的代際分配實際上也有可能對當前財富的階級和地區分配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中國經濟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的高速增長與中國資源和財富的代際分配的不合理模式密切相關。具體地說,它是歷史對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的一個遲到的回報;只不過得到這個回報的並不是承受苦難的那一代人。同時,當前這一代中國人正在濫用自己的權力對下一代、乃至下幾代中國人進行歷史上罕見的極度自私的剝奪。這樣的經濟發展道路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可複製和無法持續的。我將在下一篇評論裡對這個觀點進行具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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