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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者》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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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沒有定義。他們衹是不朽。
“Hero” has no definitions. They are simply imm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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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者】曉楓2006-11-23〈最早揭露毛澤東偽馬列面目的女英雄馮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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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最早揭露毛澤東偽馬列面目的女英雄馮元春
曉楓
Thursday, November 23, 2006


明年是反右鬥爭五十週年,在這五十年的歲月裡我時時刻刻記著一個人,她就是四川大學生物系四年級女生馮元春。可惜她早已離開人世,在毛澤東血腥的「十年文革」開始,被殺於四川省第三監獄(南充),死時不足三十歲,一個多麼年輕美麗活脫的生命。下令殺她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毛澤東豢養在四川的一條惡狼李井泉。

我和馮元春只有過一次照面,還是站在與她觀點相悖的參予批判者立場。我沒有見過林昭,只讀一些寫她的回憶文章。她們倆人都是大學生,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同是學生中的「大右派」,我似乎覺得馮元春的觀點更為激進,對毛澤東和中共的剖析更為深刻,簡直到了一針見血的地步,獨裁專橫的毛澤東必須要她的人頭。由於歷史的塵封和資訊的閉塞,直到今天還鮮為人知。我有責任把她介紹出來,讓更多瞭解和認識她的人去補充去完善,在中國爭取自由的思想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大概是1957年6月2日(具體日子可能有誤),當時我在一家地方報社文藝組作編輯。頭頭兒告訴我:省委宣傳部要組織省市報刊一批有理論水平和有辯才的年輕編輯、記者,去參加四川大學學生馮元春的鳴放辯論會。我心裡好生奇怪,一個學生娃娃值得如此興師動眾嗎?我騎車去到川大,先在校園裡看大字報,一下被學生們直言無忌,敢說敢為,立場鮮明,觀點清新,用辭犀利的大字報所吸引。在那個大操場四面的繩索上,掛滿了學生們所寫的各式各樣的大字報,火力都集中在中共執政以來所發起的政治運動上,諸如「鎮反」、「肅反」、「三反」、「五反」,以及「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中蘇友好」等敏感問題,提出不少置疑和質問。記得有張大字報上這樣寫著:「我們不能再容忍專橫無知的校黨委繼續統治管理學校,還我川大傳統的民主聖地!我們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權,大學生要有講話的權利,過問國家命運的權利,我們決不再盲從!我們有自己的頭腦,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愛憎,用不著強行要我們這樣和那樣。」我讀了這些大字報心裡有不祥的預感,總覺得前面有不可避免的雷電風暴。然後,我和同行的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吳若萍先生(後劃為右派)去大禮堂參加生物系四年級學生馮元春的鳴放辯論會。那天她鳴放的題目是:「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集團」,這個題目真叫語驚四座,令人震聾發聵,當時我還不能接受,認為「太反動」。四十九年後的今天再回頭去看,她真是一個先知先覺者,所言皆為歷史所證實:「毛澤東就是個偽馬列主義者,中共就是個殘酷的剝削集團」!

聽身旁一位學友介紹:馮元春時年二十二歲,四川灌縣人,出身農民,讀書成績不錯,每年都有助學補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材一般,個兒中等,穿著樸實,口才不怎樣好。那天參加她鳴放的人特別多,校內校外至少有兩三千人。她不驚不嚇站在主席台上,身邊聚著一幫支持者和反對者,常常發生爭執。她旁若無人,面對廣大聽眾,以極其平靜的聲調說:在馬克思的著作裡根本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詞,全是毛澤東的杜撰和引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的統冶階級組成的政府藉用軍隊、警察、監獄去鎮壓老百姓,他們不給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權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辦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通過的『憲法』僅是一紙空文,毛澤東想要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決不是馬列主義者,是徹頭徹尾的獨裁!

她的發言引起一片嘩然和騷動,既有贊成的掌聲,也有反對的吼叫,會場亂成一團。我向身旁的吳若萍說:「這不是明目張膽的反革命言論嗎?我看公安局肯定會抓她。」吳若萍是南下服務團的大學生,見的世面比我多,現又在省人民出版社當編輯,信息渠道也比我廣闊,他想了想說:「鳴放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他老人家說過,縱然說過了頭也不關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看抓倒不會抓,批判鬥爭是逃不過的。」

馮元春很鎮靜,按照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內容繼續往下說,她接著提出幾個不可辯駁的事實,使全場聽眾安靜了下來。第一個是「高饒事件」,她說:「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我們請問,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麼?高饒沒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團也沒有聯繫,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佈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對於胡風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為,毛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一、反黨。二、上書三十萬言。三、組織反革命集團。

她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產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還把別人朋友之間的來信公佈出來,說是反革命罪證。這不是毛澤東公然破壞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澤東主席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模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我聽得提心吊膽,心裡為馮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擔心會場上突然跳出個公安把她抓走。據我所知,自1955年毛澤東把胡風等人定成「反革命」後,廣大知識分子心中是不服氣的,但卻沒有人敢於公開提出來,只是背後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卻敢挺身而出,面對數千聽眾講出自己的觀點,不能不使人讚歎!

她繼續說:我們再來看看共產黨,這個集團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給加班工資,美其名曰『奉獻』;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國家統購去,再無存糧,今後要是發生一點災害便會餓死人。再看共產黨的各個單位都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會場響起贊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對者的搗亂,但掌聲很快席捲整個會場,掩去了那些反對的吼叫,顯然馮元春的鳴放征服了大多數人。似乎那有過的洶湧暗潮一下從地殼迸了出來,有點摧枯拉朽,不可阻擋之勢。掌聲平靜後,她接著說:「我們學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以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瞎說蘇聯如何如何好,其實只希望從那裡多拿到幾個盧布而已。

此時,有人跳上台搶走了她手中的麥克風,使馮元春再難以講下去。這個學生會組織的鳴放辯論無疾而終,後來全國在《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的誘導下,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領導下,發起了千古之罪的「反右鬥爭」,我也因一篇「干預生活」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長達二十三年的監獄折磨,1980年末「平反」歸來,曾打聽過馮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訴我說:「官方以現行反革罪判處她有期徒刑二十年,後送到南充監獄改造,長期不服,經常上訴,文革中呼口號:『打倒獨裁暴君毛澤東!』被處決。她死得比張志新還慘。」又聽一位朋友說:「中共四川省委有份內部文件,決定全省有二十七名右派不予改正,其中就有馮元春。」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Thursday, November 2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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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者】曉楓2006-8-23〈英傑兮永存 — 我和死緩犯相處的日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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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英傑兮永存
-- 我和死緩犯相處的日子(2)

曉楓
August 23, 2006


這是真實的事,決非杜撰。

他叫鄒英傑。名字和他性格一樣:俠義、勇敢、果斷、機智。他自幼喜歡看武俠小說,什麼《水滸傳》、《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裝了一肚皮,那裡面的情節記得滾瓜爛熟,那裡面的人物如數家珍,諸如「魯智深拳打鄭關西」、「林沖風雪山神廟」等等。

1950年他參軍赴朝作戰,作為偵察兵,一天夜裡摸到李承晚軍營抓「舌頭」。被幾百號士兵圍住,他竟脫離險境,背著「舌頭」溜回了部隊,為此受到上級通令嘉獎,榮獲二等軍功。後來轉業到地方,分配到四川一個縣級糧站當站長。縣糧站站長行政級別二十一級,屬科長級,官雖不大,卻管著全縣二十多座倉庫,進進出出幾百萬斤糧食。這些倉庫裡裝的糧食又分為兩類:國庫糧和商品糧。商品糧係指供應糧,按指標供給老百姓;國庫糧是國家救急糧,根本不能動用的,誰動誰掉腦袋。

1957年「反右」鬥爭結束後,全國掀起了「大躍進」高潮,農村青壯抽調去「大煉鋼鐵」,大片大片的田土,春無人種,夏無人耕,秋無人收,神州大地很快出現了大饑荒,四處餓死人。一天他去一個鄉檢查工作,這個鄉幾百號饑民正圍著屯糧的倉庫叫餓,男哭女啼,幼悲老嚎,慘不忍睹。一個皮包骨頭的孩子牽著他的衣角哭喊道:「鄒站長,鄒叔叔,我爺我奶整整二十多天沒見過一粒米,快餓死了,你行行好嘛,給我家一碗米,熬熬米湯喝。」又一位白髮大娘抱著一個小孩,拉住他手叫:「鄒站長,你大慈大悲,救我孫兒一命,你看他快不行了。」他注目一看,大娘懷裡是個不足兩歲的幼兒,枯瘦如柴,兩頰泛黃,眼窩深陷,因長久缺乏營養兩片小嘴唇快龜裂得開口,著實可憐,叫人看了心疼。他歉然道:「我哪有糧食啊!」嚎啕乞求的饑民不約而同地用手指倉庫。他搖搖頭,表示愛莫能助:「那是國家的官糧,動了要殺頭的。」大家聽他這一說,不少人跪的跪,哭的哭,嚎的嚎,不放他走。見此情景鄒英傑忽然想到古書上寫過「包公賑災放糧」的千古美談。他打定主意,向糧站工作人員吩咐:「開倉,每人給十斤糧食!」

「站長,這是國庫糧啊!」糧站工作人員為他這冒然舉動十分不理解,好意的提醒他。

「國庫糧……」他猶豫了,知道國庫糧是不能動的,可眼前的父老鄉親卻餓得如此悲慘,難道見死不救?我是共產黨員,糧站站長,能眼睜睜看見老百姓餓死不成?做官要有良心,做人要有義舉,他再次吩咐工作人員:「開倉,每人分給十斤」。

工作人員怕負責任,仍不願動,他搶過糧倉鑰匙說:「殺頭有我頂著,你們怕什麼?是拿來救命,又不是貪污私分。」

一片歡呼,一片感激。他流著熱淚,笑看著幾百號饑民扶老攜幼扛著一袋袋糧食消失在荒蕪的田園中。他高興地回到家,覺得人生做了件最大的好事,進得門,五歲兒子傑傑撲向懷中,他雙手舉起兒子在臉上親了親。兒子第一句話卻是:「爸爸,我今天還有一兩糧食沒吃啊!」他道:「今天你吃二兩,爸爸讓你多吃一兩怎樣?」

在那個年代,全國人民的口糧都有供應標準,不僅按工種、地區、職務不同,還有年齡之分。一般城鎮人口為22斤,三到五歲為10斤,五到八歲為16斤,八到十二歲為18斤,十二歲以上與成年相同。當時不僅吃糧要票,其它副食品也要票,肉、油、糖、蛋、酒、煙、茶、鹽、醬油、醋,世面上沒有不要票的東西,據統計,大大小小就有八十二種票證。由於物資匱乏緊張,好些家庭一日三餐均按國家供應的標準吃飯,斤斤計較,少了親情。此時兒子聽爸爸說讓他多吃一兩,高興得跳起拍著小手:「好啊,好啊,今晚吃二兩了。」聽兒子這一鬧,鄒英傑忍不住潸然淚下:「好久才能結束這困苦難熬的日子,不讓孩子挨餓啊!」

未待兒子吃完飯,妻子風急火急地跑回來,一臉刷白,滿頭冷汗,見著他便上氣不接下氣的問:「英傑,你把國庫糧拿來分給大家吃了嗎?」他默然,不知該怎麼回答。妻子忍不住的放聲哭道:「天呀,你怎麼這麼傻,這事作得嗎?不砍頭也要坐牢呀!你再有同情、憐憫心,也不能拿著身家性命開玩笑。」他不知出於失悔還是出於猛省道:「好漢做事好漢當,我不連累你們母子。」他說完,摘下腕上手錶,取出衣兜裡僅有的幾十元人民幣,直逕向公安局跑去。身後傳來妻子的哭喊聲,以及兒子的呼叫「爸爸,爸爸……」。

他沒有得到寬大,先是刑事拘留,後轉為逮捕。想不到審訊他的預審員竟是當年同一偵察連比他低一級的班長。在縣公安局的審訊室裡,兩個戰友坐在了一起,不過一個坐在高椅上,一個坐在矮凳上,四目相對,感慨萬千。

「鄒排長,我現在還叫你一聲鄒排長,你我都當過兵,都是共產黨員,我就不明白,你為什麼竟然敢動用國庫糧做好事?」

他淡淡一笑,顯得很輕鬆地回答:「糧食的作用是填肚子,現在老百姓都快餓死了,我們為什麼還放著不給老百姓吃?國庫糧又怎樣?又沒有中飽私囊」。

班長已不是昔日的班長,他的任務就是要把上級定性為「階級敵人」的人繩之以法,這是他的職業,也是他崇高的使命。對鄒英傑的案件,上面有明確批示:「查實嚴懲,殺一儆百。」現在他就秉著這個「批示」辦事。他正色道:老百姓餓不餓我不知道,縱然餓也不是我管的事,今天我只問你,你為什麼動用國庫糧食,目的、動機是什麼?」

「目的救人,動機救人。」他不繞彎子,直直的像輛開進山谷回不了頭的車。

長期的審判職業己使班長善於心計,長於權術,他必須要用一切辦法、手段把昔日的排長變成自己的「勝利品」,否則難以交差和保住這個有權勢的位子。如果審理不下這個案件,別人定會說他縱容包庇,立場有問題。他在主意打定後,便由衷地笑笑道:「鄒排長,你是我老上級,何況我們又是朋友,只要你不為難我,我會盡全力幫助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一個人做事總有思想和動機嘛!說千道萬,我真佩服你的勇氣和膽量,不然你怎麼能在部隊立功……」

「乾脆一點,我到底怎樣配合你?」鄒英傑畢竟是個渾身是膽的漢子,把話挑明問。

班長乾咳一笑說:「比如你對當前國家的形勢有何看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鄒英傑道:「你我同一縣,同吃公家飯,難道不清楚?『總路線』都餓飯,『大躍進』不可信,『人民公社』荒土一片。我看著痛心呀!我同意彭德懷元帥對毛主席的批評,他犯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用幻覺設想未來,用高燒改變社會,如果早知革命如此結局,當年為什麼要去抗美援朝參軍報國?」他直抒胸臆,把心裡積壓的東西全吐露出來。

班長把他說的話一字一句地筆錄在紙上,作為坦白交待材料,上報到地區政法委。政法委一再琢磨研究,最後批覆下為無期徒刑。判刑後他妻子來看守所探望他,他無悲無淚,反安慰妻子:你不要再等我了,你還年輕,尋個志同道合的人好好過吧。我只託你把傑傑帶大,叫他好好讀書,長大要報效國家。我辦公桌裡還有幾斤糧票,你代我送給沒有飯吃的人吧。」妻子喏喏點頭,早哭成淚人兒。之後,一九六二年送來省四監獄勞動改造。

他在改造中,勞動上積極賣力,加上他天生的俠義性格,人緣關係特好,幹部相信他,犯人也相信他。但沒有想到,他竟然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為首組織越獄暴動。當時若不是我能冷靜、理智地對待此事,幾乎我也被捲入其中掉了腦袋。

1966年四川省第四監獄從瀘州遷到南溪縣青龍嘴,我和死緩、無期犯一同關押在嚴管中隊,同組有個比我年輕的犯人叫郭兆蘭,自貢人,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緩。他原是教師,自幼喜歡文學,在讀高中時就看過我寫的那篇「流毒全國的大毒草」--《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故一直呼我署名曉楓。我們兩人氣味相投,年齡相近,彼此沒什麼猜忌,沒事便在一起談文學,談詩歌,論歷史,道古今。記得在1967年8月的一個吃罷飯的晚上,關監舍前我們一起去廁所解便,在等人的時候(按監規規定,解便來去為五人,我們先出廁所,等另外未出來的三人),他突然向我說:「曉楓,你準備動不動?」我看他一眼,莫名其妙地問:「動什麼?」他見四周沒人注意,才神秘兮兮地道:「現在外面很亂,我們十幾個人已經商量好,準備行動,你沒見煤廠下面的鐵欄杆已經鋸斷了幾根。」我心裡一下緊張,知道這是殺頭的事,共產黨不是「飯桶」是「鐵桶」,別說你十幾個在押人犯,就是幾千幾萬幾十萬軍隊,也不會費吹灰之力把你消滅掉。我笑笑,不動聲色地道:「今天你是不是沒睡醒,在說夢話吧?郭兆蘭,我們是朋友,如這事是真的,我勸你不要介入,立即退出;若是開玩笑,今後不要再開這樣的玩笑。」他怔怔的,不再說什麼。

當夜我不能入眠,在狹窄的不足80公分的床板上翻來覆去,望著昏暗的獄燈,久久想著白天的事,到底該如何處理?向政府檢舉揭發吧?不是我的性格,如果別人只是說說而已的虛構,幹部還會小視我的人格;萬一是真的呢?第一我未參加,第二我作了勸阻和制止,也連累不到我。於是,我深深地將它裝進肚裡。第二天,我們交談接觸依舊,相互均不提及此事,好像沒說過一樣。大約十天後的早上,監獄出現了許多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宣佈戒嚴,犯人分中隊集合在監舍的空壩子裡,通過廣播,聽軍管會代表宣讀公告:大意是有一小撮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借我黨開展「文化大革命」之機,企圖在獄中組織暴動,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接著宣佈逮捕名單。我們中隊逮了兩人,一是郭兆蘭,另一人叫李發華。

風聲鶴唳,鐵鐐揪心。我在極端緊張的狀況下度過了近半年的時間,郭兆蘭突然被放了出來,他在學習會上發言說:「我重新犯了罪,好在一個同改提醒我,不然今天不會坐在這裡,一定死無葬身之地。」我平靜地做著記錄,無任何異樣表情。他發言結束,管教股龔股長把我叫到中隊部辦公室問:「黃澤榮,郭兆蘭今天在會上發言說的誰?」我毫不迴避地道:「說的我。」沉默一會,他吸著煙說:「這麼好的一個立功機會,你放過了,要是你當時知道後立即向政府檢舉,現在已經不會坐在這裡了,可惜呀,可惜呀。」我淡淡一笑,以極其平靜的口吻說:「我想回家別人也想回家,我有父母別人也有父母,我有妻室兒女,別人也有妻室兒女,我不能加長別人刑期來縮短自己刑期,這樣做我認為不道德,為我人格所不容。」他十分認真地聽著,不停地玩味著自己吐出的煙圈,岔斷我的話道:「你呀,你呀,受修正主義思想影響太深。」大約又過了十來天,監獄召開全獄犯人寬嚴大會,一個無期犯人因檢舉揭發了此事,改判為十年有期徒刑;一個二十年的有期犯人檢舉揭發了此事,獲得當場釋放;為首組織越獄暴動的主犯英傑加判為死刑、立即執行,另外十多個同案犯人有的加刑,有的記過。我就是在這個大會上,看見鄒英傑和知道他名字以及眾多傳說的。

他個兒單瘦,身材修長,光頭大腦,兩眼炯炯有光,僅管戴鐐披枷站在人前,仍不減英俊本色。軍代表厲聲問他:「鄒英傑,你是不是為首組織犯人越獄暴動?」
「不是暴動,是越獄。」他毫無懼色。
「誰是主謀?」
「我。」
「有多少人參預?」
「不知道」。
「你們為什麼要越獄?」
「你們太專橫殘酷,不給我們飽飯吃,不給我們書報看,成天逼著我們勞動勞動。不跑怎麼辦……」
軍代表岔斷他的話:「你不知道,你又重新犯罪了?」
「我本來就無罪,所謂『有罪』是你們強加的。」
軍代表不再問下去,只草草收場宣判。

宣判死刑後還有十天的上訴期,執行又得配合全國和地區的革命形勢需要,在這裡候斬的他被關入監獄的小監。小監是一排石頭嵌砌的矮房,四方四正很像個石匣子,門是鐵製的,上面有個不足20公分見方的孔,用以送飯送水。小監裡沒有燈,成日黑古窿冬;小監裡沒有床,睡的地方是塊石板;小監裡沒有馬桶,大小便從床下的石洞中流出。

小監設在距獄部辦公場地不遠的地方,有一道磚牆圍著,外有武裝看守,內有看守犯人,全天候二十四小時都有眼睛。關在這裡的人別說跑不掉,就是隻麻雀也飛不出去,何況鄒英傑還戴有腳鐐手銬,可是他跑掉了。

那天早晨監獄又戒嚴,幾十個解放軍端著有刺刀的衝鋒鎗在附近的山崗、亂石、樹叢等地跑來跑去,緊張極了,像在找尋什麼東西。到了下午才隱隱約約的聽幹部說,鄒英傑從小監跑了。我聽到心裡著實為他高興:真有本事,逃出了鬼門關,卻又擔心,怕被抓回來。因為共產黨國家組織嚴密,到處都是眼睛,「居委會」、「群專隊」、「人保組」,不僅住旅店要證明,吃飯、穿衣要票證,連在街上站一下,也有人問你,何處可以藏身啊!果不出我所料,不到十五天他被抓了回來。據說他跑回老家去看他兒子傑傑,匿藏在一家當年曾被他救過性命的農民家裡。這家農民開始很仁義地收留了他,沒過幾天卻心生二意,一是要用糧食養活他,又要承擔包庇、窩藏反革命的風險;二是上面放出話:提供鄒英傑下落者獎勵一百元人民幣,誰能交出鄒英傑獎勵五百元人民幣。五百元人民幣在當時是筆龐大的天文數字,對一個農民家庭來說,簡直是一筆財富。「人往利邊行」,這家農民偷偷地向當地「人保組」作了舉報,他被捉回來重新關進小監,除戴兩副腳鐐手銬外,脖子上還繫了一根鐵鏈,二十四小時有解放軍輪流值班看守。大家認為他有神人本領的「分身術」,要不怎麼能從插翅難飛的小監裡脫逃?鄒英傑究竟是採取什麼辦法逃出去的,至今也是一個難解的謎,無論幹部怎樣拷問,就是得不到答案。結果留在他身上的是一道道無言的傷痕以及警衛受上司呵斥後而報復他的刺刀洞孔。由於不斷的嚴重折磨和惡劣的環境,他身體失去了抵抗力,健康狀況日趨惡化,竟然一天昏厥兩次。為配合地區「大好革命形勢」的殺人宣判場面,上級來命令:還得等待半月。沒辦法,只好將他送至監獄醫院「特別病房」搶救。這時的鄒英傑已不成人形,虛弱得近似游絲,莫說逃,就是放他出去也會死掉。但是監獄軍管會不敢掉以輕心,竟然派出一個班的兵力看管他,並向獄醫下達實難完成的「艱鉅任務」:必須保證鄒英傑活過四十八小時,務必配合宜賓地區召開的公判大會,否則要承擔責任。

獄醫都是服刑的犯人,個個擔驚受怕,不敢有絲毫懈怠,唯恐出現半點意外。醫院組成了八人醫療小組,寸步不離地守候在鄒英傑病床前,輸液、輸氧、打強心針,到了二十小時,獄醫向軍代表報告:各種臨床體徵顯示,鄒英傑頂多再能活幾個小時。

軍代表怒吼:「還有三十二小時宜賓才能開公判會,你不能再把時間拉長一點?」
「不能。」
「我處分你!」
「你殺了我也沒辦法。」
軍代表氣得直跺腳,有什麼辦法,這是科學。為了不讓鄒英傑就這樣自然地便宜死去,經請示上級,回覆:「立即就地執行!」

於是監獄變殺場,醫院變刑房。在「特別病房」裡,軍代表宣讀了宜賓地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對他的死刑《判決書》,最後問他還有什麼話說。這時的鄒英傑因剛剛注射了200毫升高滲葡萄糖加樟腦磺酸鈉和可拉明等興奮生命中樞的藥物,一度又從休克死亡的邊緣上醒來,似乎思維也異常清晰,雙眼微開,輕蔑地掃視了一下對方,用極其平靜和坦然的口氣微聲說道:「你們今天的判決是錯誤的、非法的……歷史將會宣判我沒有罪……」

未等鄒英傑把話說完,軍代表氣極敗壞的高喊:「拖出去!給我拖出去!拖……」

四個彪形大漢行刑的解放軍將鄒英傑連拖帶抬地拽出醫院大門,頓時,醫院的四周響起了陣陣淒厲刺耳的口哨聲,在醫院圍牆外莊稼地邊的一塊小空地上,「叭叭」兩團殷紅的火從行刑者的槍口噴出,飄在湛藍藍的上空。鄒英傑死了,可流出的不是血,是清清的水,因為他身上早沒有血了,他的血早從死亡前刺刀穿插的洞孔流乾流淨了。


作者為《成都日報》社退休職工,居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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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傅國湧2006-7-1〈新發現的林昭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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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en.com.hk/2006_7p08.htm>
《開放》雜誌2006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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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現的林昭文稿
傅國湧
2006-7-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點五十分,林昭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接到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指控她是「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主犯」,這一天離她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已有四個多年頭。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判處林昭有期徒刑二十年,六月一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鮮血寫下一份《判決後的聲明》。此前,她在起訴書上寫下大量的批註,嘲弄「夫自有政治起訴以來,未有如此之妙文也」,對於強加在她頭上的那些罪名進行辯駁。對於這份起訴書和她寫下的奇文,我有幸在一位朋友那裡看到這一文獻,願與讀者朋友分享。

起訴書第一段是林昭的簡歷,她共有七處批註,她在「官僚資產階級出身」後寫了「不知所云」四個字,在「學生成人大學文化」後批註:「就是一九五七年給你們那臭名遠揚的所謂反右運動也者迫害中斷了學業的!」在「一九五零年起參加土改、五反工作隊」後面,她寫道:「確證這名『被告』一未經約受訓、二非台北派遣,而是當初被你們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純潔的追隨者、盲從者之一!」在「一九五七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淪為右派」後面,她批註:「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與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

反對反人性的社會主義絕不是恥辱

起訴書第二段指控林昭的罪名,她有兩處批註,在「『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是一個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革命集團」後面,她寫著:「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捉影捕風,白日見鬼!估價恁高了!其實不過是我輩一些黃毛丫頭、黃口小子湊起來的無聊兒戲而已!」(後面的評註中她還自讚「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這個名稱「清新可喜不落俗套」。)在「主犯林昭犯有組織反革命集體[團]、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勾結帝國主義為敵人供給情報、策劃偷越國境和煽動在押犯人暴動等,破壞社會主義事業,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嚴重罪行」一句後面,她註「官僚昏逆、語無倫次,都是抬高了黃毛丫頭的身價,三生有幸,不勝榮幸!」

起訴書第三段開始列舉林昭的具體「罪行」,她至少有十六處批註,針對「早在一九五七年,我黨整風期間,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學就參加了以張元勳為首的反動集團,以自由出版為名,搞起了反動刊物『廣場』,借此向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這一句,林昭批註:「豈僅參加而已哉!據說還是廣場集體的幕後軍師呢!」「借用我們少年英雄中一位闖將的話來說:『假如那所謂的社會主義只意味著對於人的凌虐、迫害與污辱,那麼,反社會主義或進攻社會主義就決不是一種恥辱!』」

當起訴書指控她和「廣場」反動集團中的右派分子預謀由陳奉孝偷越國境勾結帝國主義, 陳在偷渡時被捕,以後張元勳等也相繼被捕,她寫道:「當時我們缺乏一些鬥爭經驗。在與此陰險刁徒老奸巨滑、詭謀多端、手段惡毒的極權統治者作交手戰之過程中,這一個弱點就益發突出,並在一竅不通程度上造成了我們的失敗。但這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之處。更其不是我們的恥辱!初生之犢,雖敗猶榮!」

起訴書指控林昭「隱蔽地繼續活動」,她自註:「我盡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成應該做的事情!」起訴書接著指控林昭代表「廣場」反革命集團與蘭州大學右派分子張春元等組成反革命集團「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在上海、蘇州等地多次商討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林昭有多處批註,她首先大力讚美「五一九」:「五一九的旗幟決不容其顛倒!五一九的傳統決不容其中傷!五一九的火種決不容其熄滅!只要有一個人,戰鬥就將繼續下去,而且將繼續到他的最後一息

對於《星火》,她說:「其實那才不過是一本極其泛泛的油印小冊子,抗戰勝利以後,在國民黨統治區不知多少像這樣的小冊子! -- 由學生和一般社會青年出版的,而其內容對於當時現實的針對性及批評不知要比《星火》強烈而尖銳到幾多!可能是因為蔣介石並不實行糧食統購政策,所以他們的警察特務總算也還不餓得發燒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氣!」

義正詞嚴駁斥極權統治的殘暴

起訴書第四段主要指控林昭被捕後「不思坦白認罪」,一九六二年三月保外就醫後「仍堅持反動立場」,繼續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她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信被歪曲為「恐嚇信」,林昭批註:「語妙天下!豈但前無古人,敢謂後無來者!其神經衰弱精神錯亂之程度確是應該去精神病院作特別治療了!」她給上海市靜安區法院的書面答辯也成為了「反革命」罪行,她在批註中指出:

「第一,極權統治下的『反革命』這個名詞,缺乏最最起碼的原則性與嚴肅性!第二,極權政治本身的殘暴、骯髒和不義,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為正義而光榮的戰士!第三,特別對於我們這代青年來說,問題完全不是我們對統治者犯下了應該受到嚴肅譴責的罪行!」

她在監獄醫院牆上寫下的「自由吟」五章也成了「反革命詩詞」,「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註說:「他日倒也請天下人評評看,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詩詞!?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並不見得比『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更陳舊、更落後和更反動的!」她起草的「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綱領中,提倡「私人設廠的經濟路線」,「妄圖收羅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國實施資本主義復活。」她批註:

「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 -- 人性解放運動!」

起訴書接著指控林昭重新收監之後,「仍堅持反動立場,與人民為敵」(林昭註說:「自作多情得令人噁心!人民在公廁!此外更無『人民』的氣味可言」),「在監獄中又用高聲呼喊的方法,煽動在押人犯暴動。」並先後寫了「惡毒污衊我黨和人民民主專政」的《牢獄之花》、《提籃橋的黎明》、《血花》等「反革命」詩詞、歌曲、標語、口號。

在起訴書列舉了證明上述「事實」的人證、物證後面,林昭批註:「按所謂馬列主義原則來說,法律者,統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大罪,爭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權更是大罪,何需什麼人證、物證!?要說證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被傳出庭時,當場交上的一本各國民權運動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證之列?」 林昭很看重她的《各國民權運動史》書稿,在起訴書最後「隨案附送大批罪證」後面,她再次批註:「不知前述那冊世界民權運動史可在其內,那是我的書,我還要呢!慎毋遺失為便!」也只有在提到這本書稿的兩處,她的批註露出了一種溫情,而不是金剛怒目、針鋒相對。

一篇血寫的驚天動地大文章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不足三十六歲的林昭在上海被槍殺。近四十年來,中國大地上發生了很多變化,主要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方式,特別是娛樂方式方面。那都是熱愛美、熱愛生活的林昭所難以想像的,但她想不到的恐怕是近四十年了那個任意奪去了她生命的極權體制依然沒有什麼實質性變化,這個體制擁有暴力就擁有一切的邏輯沒有變,這個體制與所有獨立思想為敵的思維方法沒有變,這個體制任意侵犯人權的慣性沒有變。也正因為如此,林昭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起訴書上寫下的批註,今天讀來仍然不失為一篇驚心動魄的大文章。

這是中國式的表述,批註、點評、隨想,和前蘇聯、東歐那些反抗極權社會的仁人志士從容不迫、嚴謹系統的思考不同,它是東方的,我從中能看到江南讀書人在明末清初反抗滿清南下時的那種血脈賁張,能看到清末民初光復會志士同樣熱血澎湃的勇氣和骨頭,這大概就是支撐中華民族代代相續的精神底氣。

林昭生當無比黑暗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她的反抗注定了是以生命為代價的,這一點,她在這份起訴書上批註時也許就明白了。她不願意苟且偷生,她要像一個人一樣活著並死去,她直接的反抗,代表的是人間沒有斷絕的正氣,她用血寫的文字,每個字都是對極權統治者永遠的挑戰。

今天,林昭還沒有過時,因為她期待的時代仍然沒有降臨,自由之花還沒有開放,在她長眠的土地上,苦難沒有成為歷史,與其說林昭是過去時,不如說她是現在進行時。明天,林昭也不會過時,儘管我知道林昭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林昭之外,還有從顧準到李慎之的道路,還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如果不是林昭的出現,我們這半個多世紀的精神史將只剩下屈辱,沒有光榮。可以說,林昭用血書寫的正是歷史光榮的一面。你可以選擇與林昭不同的道路,但在林昭的亡靈前面,你只能保持敬意。


二○○六年六月十七日(傅國湧:中國傳記作家、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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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張鶴慈2006-4-30〈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紀念林昭和我獄中的右派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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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

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紀念林昭和我獄中的右派朋友

張鶴慈(澳洲墨爾本)
2006-4-30


1964年,當我在獄中第一次遇到譚天榮時,他問我,經過了我們的事,你們為什麼還會這樣?他的話,似乎是經過了反右,我們應該學得聰明些。我不記得我當時是如何回答他的了。我想,今天我是應該這麼回答的:就是57年北京大學的鳴放,就是那些大字報,那些辯論,使當時還不到十四歲的我,走上了反叛的不歸路。我當時在清華附中上學,但清華的大字報,我沒有去看過,只看過一張貼在清華二校門的匿名的小字報,內容是講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殺死了很多的人。下學後,我是一天不落的到北大去看大字報。記憶力不好的我,對當年的大字報仍然是歷歷在目。我記得在大飯廳的東門的南面的牆上,整個的牆是張元勳和沈則宜【音】合寫的「是時候了」的長詩。在大飯廳的南門,掛著為鎮反、肅反而屈死的招魂旗。白色的布條從高過大飯廳屋頂一直飄落到地,在路旁的佈告欄裡,是為胡風鳴不平的:「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和「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了!」【後來,反右時,同一個佈告欄裡是批判譚天榮和劉奇弟的絕食】在進入學生宿舍和哲學樓之間,是北大中文系的新拍案驚奇,古香古色的如線裝書,我記得其中的一篇是某某亂點鴛鴦譜,講的是大學畢業生的亂分配。我和姑姑等私下談起,認為這種文學性的文章會是當局允許的,沒想到,後來,這些新拍案驚奇的作者全部成了右派。

當時的學生的大字報很多是針對蘇聯的,其他的並沒有一定的主題,不少是針對一些現象,但也有不少是直指制度。有的很深刻,也有的很浮淺。大字報的另一個重點,是把校園已經有了的民主擴展的社會,要求把大字報貼到學校外面,兩派為此有過不少的辯論。

我看了幾乎全部的大字報,晚上聽辯論,我知道十幾個學生的名字,那時沒有什麼學生領袖的說法,也沒有人想爭著當什麼學生領袖。我知道廣場,知道百花學社。但我當時不知道林昭。我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是在勞改隊,在批判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學生張志華的小說時。所有的回憶林昭的文章中,我沒有看到張志華的名字,我記得,他的小說裡寫到,他從勞改隊逃跑後,到上海去看林昭。我慢慢的知道了,在那一百二十三個人的右派隊,對林昭愛慕的不是一兩個,敬仰者就更多了。但譚天榮沒有和我提到過她,我是從別人那裡知道他和林昭有過一段短短的浪漫史。

當時的學生,就其個人的素質、學識、道德、修養,可以說是49年後最傑出的一代。可能是剛剛解放不久,「封、資、修」的影響沒有肅清,可能是當時的意識形態上那些欺騙的體系還沒有完全的建立,可能是當時人們的道德、是非還殘存著49年前的精華。那時的青年人的人格魅力、眼光胸懷是更像一個知識分子,而不是文化匠人、技術官僚。除了學生右派,也有不少已經工作的右派,這些人大多是事業上的成功者、專家、學者。人們現在常常提起的遇羅克的父親遇成基【音】就是水電部的右派工程師,也被勞教,還是被做組織處的處長的我的岳母經手處理的。我在獄中遇到的右派朋友中,有為冰點寫信的十三個黨內的老人之一的戴煌,當年也不過是三十多歲。

反右時,各單位有抓右派的百分比,有硬性的任務,所以,右派中也是魚龍混雜,但總體來說,右派是當時中國的知識菁英。中國的政治就像是西門豹的故事裡每年要用童男童女去祭祀河神,每次的政治運動都是犧牲中國最優秀的青年。林昭是優秀中的最優秀者。

活著的人的日子也比死強不了太多,這方面的回憶錄已經不算太少了。經過了十幾年的牢獄之災的我,對那些今天被軟禁、被騷擾就認為自己是天下受迫害最深的人,是很難有所共鳴的。對今天是中國最黑暗、最野蠻的時期的提法也很難苟同。

再次遇到譚天榮,是在文革已經開始不久,在清河農場。應該是66年底或67年初,文革不過是進行了一年,譚天榮、陳海銓、趙蘊秋等人已經進行了文革的研究,這是我知道的最早的文革研究。在當時的環境下,風險是非常大的,他們不但是研究,而且,他們把他們的看法寫了下來,這在勞改隊是絕對不應該做的事。可見他們對他們的研究成果是多麼的重視和珍愛,【勞改隊有種種的藉口,如查衛生,對人、行李等進行檢查,有時連藉口都不要,所以,留下筆跡是絕對危險的。】後來,出了告密者郭東海,如果不是正好趕上林彪的戰略疏散,人們分別調離了不同的地方,譚天榮等如果趕上不久後的一打三反,小命可能就得交代。這事到底賠上了另一個右派敖乃松的命,他因為內疚而自殺。

譚天榮、陳海銓、趙蘊秋都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把馬克思的〈1848年的法國的階級鬥爭〉、〈法蘭西內戰〉、〈霧月18日波拿巴政變記〉作為他們的老三篇。書上紅筆幾乎是從頭到尾的劃滿了。

他們欣賞馬克思的文筆,更欣賞馬克思對法國小農的分析。很多地方的確是適合中國的國情。總的一點是,他們對當代的中國、對毛澤東的封建性的確有不錯的發揮。他們對文革分析的主要的論點是:中共從建立,就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一個是農村的,一個是城市的。一個是農民【軍人】的,一個是知識分子的。一個是根據地的,一個是白區的。他們認為文革就是中共黨內的、這兩個原來就不同的組成部分的分裂、鬥爭。這個提法,就是今天看來,也仍然有很多可取的成分。而在當時,全國在瘋狂的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期,又是在封閉的監獄裡,就更難能可貴。要知道譚天榮等人在57年後就已經失去了自由,在監獄的封閉的環境下,這幾個人在文革剛剛開始就能有這樣的看法,可以看出當年的右派的素質和追求。

聽過這麼兩句話:「國民黨不許人講話,共產黨不許人不講話。」不許人講話的國民黨還是允許了我的祖父發表了大量的反國民黨的「反動」言論。而共產黨卻不能允許我的祖父在49年後有沉默的權力。共產黨要求人們發言、討論、表態,要求人們對它想要你回答的問題必須講話。共產黨並不在意你心裡怎麼想,口服心不服他們並不在意。他們反而十分的在意、要求人們的一致的口服。勞改隊的認罪是勞改犯的第一個必修課。林昭的可貴就是心不服,口也不服。本來,大家對口是心非的服從是諒解的,大家也都是這麼做的。我在勞改隊遇見的成千上萬的人中,真正口不服的人是龜毛兔角,掰著手指頭,一個手也數的過來,有時我會想到,63年我的母親勸我時說,大家都不說話,為什麼你要說。我的回答是,正因為大家都不說話,中國今天才會這樣。那麼,在勞改隊,認為中共就是那麼一個玩意,當然不需要和他說真話,是不是一種藉口?口服心不服中的口服,是不是自己求得安靜,求得不受到進一步的迫害的藉口?如果每個人都像林昭那樣心口如一,共產黨的監獄將會是天翻地覆。當然,這個假設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但就獄中的政治犯,除了極少數的真心悔改外,大量的心不服而口服的,如我之輩,在林昭的血的抗爭面前,顯得多麼的蒼白無力。我這裡用林昭的詩作為文章的結尾:揩吧!擦吧!洗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跡。


30、04、06於墨爾本


(5/1/2006 2:17)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http://www.ncn.org/asp/zwginfo/www.ncn.or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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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陳奎德2006-2-24〈林昭 — 中國的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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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人啊,我將歡欣地起立,
我將以自己受難的創痕,
向你們證明我兄弟的感情:

林昭
1960

*****************************************************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22%E6%9E%97%E6%98%AD%22+%22%E4%B8%AD%E5%9C%8B%E7%9A%84%E8%81%96%E5%A5%B3%22+%22%E8%87%AA%E7%94%B1%E4%B9%8B%E6%9E%9C%22&hl=zh-TW&lr=&filter=0>
約有11項符合"林昭" "中國的聖女" "自由之果"的查詢結果

<http://72.14.203.104/search?q=cache:9WEwb6rEmUsJ:www.ncn.org/asp/zwgInfo/bg_wkArtcls.asp+%22%E8%87%AA%E7%94%B1%E5%9C%A8%E5%85%B1%E7%94%A2%E4%B8%AD%E5%9C%8B%E7%9A%84%E6%9C%80%E5%88%9D%E5%95%BC%E9%B3%B4%22+%22%E4%B8%AD%E5%9C%8B%E7%9A%84%E8%81%96%E5%A5%B3%22&hl=zh-TW&gl=tw&ct=clnk&cd=11>
NCN 2006年2月21日 星期二 全部文章(無圖片)

*****************************************************

林昭--中國的聖女
--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49、50、51)

陳奎德
2006-2-24


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治權力之後,大部份中國的自由派人士分赴歐美與台灣香港,除沉潛下來的極少數人外,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一時悄無聲息,幾乎斷了香火。廣袤神州,一片沉沉死寂。

自由在共產中國的最初啼鳴,是在1957年響起的。

1957年,在毛澤東反覆承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大鳴大放中,一批沉默鬱悶了多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終於破土而出,發出了自己的自由之聲。

在這次百鳥哀鳴的自由交響中,有一首最悲壯、最堅韌、最動人、最決絕的「天鵝之歌」,是由北京大學的一位女學生唱出來的。她就是林昭--中國的聖女。

這是在中國極權主義牢籠裡衝天迸出來的「天鵝之歌」,是中國本土自行生長出來的自由之果。

林昭,蘇州人。1954年以江蘇省第一名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她才華出眾,受到游國恩教授的賞識。參加北大詩社,任《北大詩刊》編輯。後又擔任北大《紅樓》詩刊編委,是一位北大校園內公認的才女。

1957年,北大發生五. 一九學生民主運動。一批學生隨即面臨迫害。當此之時,為抗議當局誘人發言又陷人於罪的卑劣手段,林昭毅然參加了一個辯論會,當回答黑暗中不具名的發問:「你是誰」時,林昭錚錚而言:「我是林昭。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稍停,又說:「告訴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今天既然來了,也就沒有那麼多功夫去考慮那麼多的事!你是誰?還有你們是誰,怎麼也不敢報報你的家門?」這樣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來自對於真理和捍衛真理的信念。在反右大劫過後,大多數人檢討認錯,巴望盡早解脫。而聖女林昭卻拒不認錯,「一意孤行」,我行我素。

1957年秋,林昭與譚天榮張元勳等北大優秀學生一起被打成右派份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抗議,被同學發現,搶救過來。

1960年林昭以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醫,同年再次以擴充反革命罪收監,判刑二十年。其父於林昭第二次被捕後一月仰藥自盡。

在三十八年前的1968年4月29日,文革中的一個沉沉暗夜,林昭以「現行反革命」罪被秘密槍殺。5月1日,公安人員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錢的子彈費。之後其母精神崩潰,幾年後也自殺了。

研讀林昭的作品,細考林昭的言行,其實,她的精神演變的脈絡是很清晰的:她本來是一位左傾理想主義青年,經歷五七之變,被毛氏卑劣陰謀所震撼,遂走上對中共體制懷疑之道,在煉獄的煎熬中苦思苦索,昇華出了卓然芳華的自由思想,皈依了以身殉道的基督精神,獲得了神聖性的精神救贖。

林昭在長詩《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寫道:
……
燃燒,火啊,燃燒在這漫漫的長夜,
衝破這黑暗的如死的寧靜,

向人們預告那燦爛的黎明,
而當真正的黎明終於來到,
人類在自由的晨光中歡騰。
……
還能忍受嗎?這些黑暗的
可恥的年代,結束它們,
不懼怕阿西娜的戰甲
不迷信阿波羅的威靈,
更不聽宙斯的教訓或恫嚇,
他們一個都不會留存。

這些滾燙灼人的詩句,直指毛澤東獨裁專制的黑暗王國,點燃了一燭卓然艷麗的自由之火,閃爍著一種人性甚至神性的焰輝。

林昭寫作長詩的1960年,她正保外就醫,那是中國大地饑荒蔓延餓殍遍野之時。在甘肅農村勞改的一批右派學生和個別有良知的地方官員希望喚醒社會良知。蘭州大學歷史系右派學生張春元提出創辦刊物,傳播思想。物理系研究生顧雁、徐誠表示贊成。他們與在上海的林昭取得聯繫,決定合作編輯一種雜誌,取名《星火》。張春元等人湊錢買了一部油印機,油印了首期《星火》,其中就有林昭的這首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

1961年入獄後,林昭一直寫作思想日記。在獄中,她遇到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俞以勒,她是因信仰問題而入獄的,一度她們被拘禁在同一室。據俞以勒講:「管理人員認為一個偏激的反革命和一個入魔的基督徒是沒有共同語言的。事實恰好相反,我們成了好朋友。當時呢,還約好用密碼通消息,用敲擊和停頓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呢,當局將我們分開。幾個月以後呢,又巧遇在鄰室。密碼就用上了。」俞以勒特別強調,林昭寫血書,一度紙筆都給沒收以後,她就更多的寫血書用牙刷柄在水門汀上磨尖以後刺破血管,用血寫在白的被單上。俞以勒講:「林昭很勇敢,但是情況每況愈下。我不知道林昭什麼時候在獄中信主的。但是她在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跟日記中都寫了『主歷』。而且我在抄寫她的信的時候,她經常提到『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還有『基督親兵』,還有『作為一個基督徒』等等……」。這段經歷是林昭的一個精神轉捩點。

1962年初,林昭以保外就醫出獄,回到蘇州家中休養。出獄那天,林昭固步決絕,抱著桌子腳不肯回家,對前來迎接的母親和妹妹說:「他們還要把我抓進來的,放我是多此一舉。」在保外就醫期間,她曾講了一些獄中情況,包括反銬一百八十天等慘酷非人道的待遇,家人不忍心聽下去,她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會後悔的,喪失了一個機會瞭解二十世紀最殘酷的制度」。

在保外期的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長陸平,呼籲效仿蔡元培校長,主持公義,營救被迫害的學生。在信中她自稱是右派群體的一份子,對反右鬥爭宣稱「要以最後一息獻給戰鬥」,並譴責政府鎮壓反革命。她說「極權政治本身的殘暴骯髒和不義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為正義而光榮的戰士。」

在獄中她先後三次給《人民日報》上書、寫血書、絕食抗議。

1962年9月,在蘇州與右派分子黃政、朱泓等人商量並起草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的綱領和章程。是月,在上海市淮海中路與無國籍僑民阿諾聯繫,要求阿諾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帶到海外發表。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在獄中,她曾寫《絕食書》云:一息尚存,此生寧願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後來她又吞食藥皂自殺,未遂。她的紙筆被獄方收繳後,無法書寫,此後一直用血書寫。以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自殺未遂,是日起絕食十日。

1964年12月,林昭第一次給《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案情並表達政治見解,血書。無回音。1965年1月底,林昭遭到獄卒施暴。

1965年2月,第二次給《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案情並表達政治見解,血書。無回音。此信附有一封呼籲書,要求轉給正在給非洲人效力的日本律師長野同治和智利記者羅哈斯,希望引起國際正義力量對自己的事業和案情的關注。

所有這一切努力在那個黑暗王朝中如石沉大海,渺無回音。

而那最後的掐滅自由火種的魔掌已經步步逼近了我們的自由聖女--林昭。

1965年3月6日,林昭向獄方交上血寫的絕食書,獄方鼻飼流質,直到5月31日,絕食共八十天,此間她天天寫血書。

1965年3月中旬,她血書「有事要求立即提審」,後來又開始血書《告人類》。

1965年3月〜5月,足足一個半月,林昭沒有張口說話。

1965年5月31日,再次開庭審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鮮血寫作《判決後的申明》,「……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個人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應該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於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蔑視它!看著吧!歷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佞 -- 歹徒、惡賴、竊國盜、和殃民賊 -- 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林昭  主歷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1965年7月〜12月,第三次給《人民日報》寫信申訴案情並陳述政治思想,重點批評「階級鬥爭」學說(戲稱為樓梯上打架的理論)和極權統治,呼籲人權、民主、和平、正義,長達十萬字。

林昭在獄中高呼口號,獄方指她「煽動在押犯人暴動」,她還寫了「思想日記」「牢獄之花」一百多篇、「提籃橋的黎明」、和給母親的信等等。其所受的非人待遇罄竹難書,令人髮指。有關她的項目材料有一房間,她的檔案包括她的作品至少有四大箱,據說是屬於要封存五十年的絕密。

1966年5月6日,剛剛刑滿釋放仍在監督勞動的林昭摯友和同學張元勳偷偷來到上海,以男朋友身份偕同林昭母親許憲民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林昭。可能是唯一一次得到同仁的看望。當時的林昭衣衫破舊,長髮披肩,她的頭上頂著一方白布,上面用鮮血塗抹成一個手掌大的「冤」字!特別引人注目。林昭對張元勳說:「我隨時都會被殺,相信歷史總會有一天人們會說到今天的苦難!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難告訴未來的人們!並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個專集:詩歌集題名《自由頌》、散文集題名《過去的生活》、書信集題名《情書一束》。又說:「媽媽年邁無能,妹妹弟弟不能獨立,還望多多關懷、體恤與扶掖。」

1967年5月1日,正在監督勞動的張元勳再一次偷偷來到上海,偕同許憲民來到提籃橋監獄要求探望林昭。傳達室告曰:「監獄已經軍管,一切接見停止。」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判為死刑的判決書,當即血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當天被秘密處決。其時她還不滿36歲,尚是一位未婚青年。

林昭卓絕超然,的確不同凡響。她的犧牲使億萬中國頭顱失去了重量。

她的精神歷程昭示了中國自由精神的復興。她以普洛米修士式的受難拯救了青年中國的靈魂,預示了毛氏王國的必然覆滅。正如她在《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最後所描繪的:

人啊,眾神將要毀滅你們
大地的主人,卻將驕傲地永生,
那一天,當奧林比斯在你們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鎖鏈也將同時消失,像日光下的寒冰。
那時候,人啊,我將歡欣地起立,
我將以自己受難的創痕,
向你們證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們一起,為著那,
奧林比斯的覆滅而凱歌歡慶……
在澎湃如潮的灼熱的激情裡,
普洛米修士翹望著黎明,
他徹夜在粗礪的岩石上輾轉。


(2/24/2006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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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羅克:紅色中國爭人權的先驅
-- 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52,53)

陳奎德
Sunday, March 12, 2006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國流行的兩副對聯,被稱為「血統論」。

在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間,共產黨實行著一種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級賤民制度--成份論:國家政權以階級出身對國民進行等級式劃類。這一劃分及其造成的社會氛圍,從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強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達到頂點,由半遮半掩的檔案內部劃類,走向赤裸裸的「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和麻五類」等公開的侮辱性分類。這種出身歧視導致的最極端後果,則是發生在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廣西賓陽縣的對黑五類及其家族進行的大屠殺,甚至吃人。譬如,在當局慫恿下,紅衛兵在北京大興縣殺死300多位「四類份子」,最年長者80歲,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嬰兒!1967年,廣西誕生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提出「斬草除根一掃光」,滿門殺戮「四類份子」及其子女。

在1966年北京的「紅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學的校舍變成審訊室,牆壁上就有用人血狂書「紅色恐怖萬歲!」 整個中國,籠罩在一片瘋狂猩紅的恐怖之中。

在這種恐怖和高壓的氛圍下,一個孱弱而內向的青年,站了起來,戰勝恐懼,昂然揮筆,寫出了長篇文章《出身論》。該文筆鋒犀利,邏輯謹嚴,情感充沛,嚴正抗議並激烈批判出身歧視,激起了廣泛的反響。借助文革初期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混亂,文章發表在《中學文革報》上,獲得長期受壓的「賤民」們深深共鳴與支持,一紙風行,洛陽紙貴,產生了某種雪球效應,激發出了被壓在社會底層的「賤民」們的權利意識。

這位青年作者的名字是:遇羅克。

遇羅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資本家,本人成份學生。他因為撰寫《出身論》於1968年1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1970年3月5日被槍決。年僅27歲。

遇羅克在《出身論》中,凜然指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在他的另一文章《談鴻溝》中,他更是明確宣稱「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雖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術語還難免帶有時代烙印和馬克思主義痕跡,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確,是呼喚平等與尊嚴,是籲求基本的人權。這在當時的中國顯然是離經叛道的。因此,雖然當年毛澤東及其文革小組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而批判了「血統論」,但那僅僅是權宜之計。他們是絕對不允許像《出身論》這種從根本上顛覆其階級鬥爭理論的人權思想流傳的。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籠罩一切的極權國家,統治者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進行統治的。階級路線、階級鬥爭是他們竊取政權的理論基地,也是他們在統治權術上「一抓就靈」的通靈寶玉,萬萬動搖不得的。由於這個根本原因,「血統論」雖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上層權力搏鬥中的權宜之計。有鑒於此,人們注意到,到後來,「血統論」的始作俑者,一律無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論》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羅克也終於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對待《出身論》的根本立場上,當時中共內部激烈權鬥的兩派--文革派與反文革派--實際上並無二致。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前30年時段裡,「出身」,像一個巨大的陰影,籠罩在人們頭上,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在人們心上,陰霾、流血永無止期。中國人,無論長幼,都在階級路線的名義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賤民」,從識字開始,就對填寫各種與出身有關的表格,有一種天生的抗拒與恐懼。在一生中,他們遭遇了無數障礙:參軍、招工、「提幹」、求偶、進大學……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動物,天性馴良、柔弱,離群索居。在眾人面前,他們總是保守沉默,不願談說自己的親人,甚至迴避自己。滲透一切的國家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強力灌輸下的日常生活,學校、單位,街坊……點點滴滴,早已教會了他們認明自己的身份:即,異類,卑賤者,準專政對象的下等人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來,就又多出了一個稱謂:「狗崽子」。他們的一生無所期待:沒有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沒有愛與被愛的權利,沒有寫作發表的權利,沒有發展自己興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權利,……只有絕望,只有看不到頭的黑暗的隧道,漫長無盡。正義、平等、自由、良知、愛情、事業、幸福,對他們而言,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是遇羅克,在文革混亂之際,終於,把那些人多年來憋在心裡的話說出來了! 當他在《中學文革報》上點燃野火時,其氣勢,逆風千里;頃刻間,朝野震動。人們排著長隊購買它,如饑如渴閱讀它,讀者來信從全國各地像雪片一樣飛去,以致郵遞員不堪重負,要他的夥伴蹬著三輪車到郵局自己領取郵袋;袋裡的來信,每天都有幾千封。《出身論》!多少怯弱的心靈因它而猛烈地跳動!多少陰鬱而乾涸的眼睛,因它而淚水滂沱!多少繃緊的嘴唇因它而撕裂般地號啕不止……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遇羅克難免要使用一種近乎狂熱的語言,表達屬於自己的思想。但是,他抨擊的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國式的「新的種姓制度」,中國式的「賤民劃分」。這是平等的訴求,這是抗議的聲音。他為他廣大的同類向社會籲求,從「階級路線的歧視」那裡要回來應有的權利:平等的權利,公正的待遇,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

雖然,遇羅克用了一些當時流行的語言,但他與當時那些洋洋大觀的「理論體系」都不相同,它們之間在根本上毫無關係,他的思考帶有根本的性質,即:人道的性質,人權的性質,平等的性質,自由的性質。他思考的出發點與當時時髦的思想完全是南轅北轍,根本上不在一條軌跡上。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撥開其文章表面的文辭,撥開他自稱的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我們有充份的理由說,出身論》就是當年中國的人權論,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國大地底下噴薄而出的清涼自然的自由主義言說。因此,雖然缺乏嚴謹的自由主義的學術語言包裝,但遇羅克,在思想上是當之無愧的應歸屬於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國自由主義脈絡之中,他是他們的毫不遜色的精神傳人。

這個孱弱的青年,內傾的青年,二十出頭就開始變得駝背的青年,他最主要的思想貢獻,就是在鐵桶一般的封閉中國大陸內部,開啟了當年的異端思想--人權意識。當大批的黑五類及其子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迅速陷入死亡,僅僅因為出身而死於無妄之災,當被槍殺的、被棍棒打死的、被捆綁了推到河裡淹死的、被活埋的、被害死後還不見屍首的事件如潮湧來,有如一場鼠疫時,當遇羅克自己也飲彈死去時,《出身論》的出現和傳播,在冥冥中已經開始向那場血腥的殺戮伸出了一隻隱形的巨大的制止之手。

在這個意義上,遇羅克是為千千萬萬「賤民」殉道而死的,是為中國大地上的人權殉道而死的,是為未來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國殉道而死的。在這個意義上,遇羅克雖然只活了短暫的27年,但他已經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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