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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情:司法審判的尺度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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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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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情:司法審判的尺度在哪裡?








*受邀參加2004年10月維也納國際影展

*受邀參加2004年10月德國萊比錫紀錄片影展

*受邀參加2004年11月英國雪菲爾德國際紀錄片影展

*榮獲2004年瑞士尼庸真實影像國際紀錄片影展最佳紀錄片獎

*受邀參加2004年11月加拿大蒙特婁國際紀錄片影展

*榮獲2004年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國際競賽獎」首獎






由行政院文建會主辦的第四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自十二月十一日起一連七天在台北登場,已放映了四十多國一百二十二部作品。昨晚(十二月十七)為閉幕式,評審團選出了「國際競賽獎」、「亞洲觀點獎」、「台灣獎」等各獎項,由於筆者在現場並觀賞了「國際競賽獎」的首獎作品《法與情》(Justice),故而有感而發來做觀後之評析。


本片導演為一九六四年出生於巴西的猶太裔瑪莉亞‧拉莫斯(Maria Ramos),畢業於巴西大學音樂系,之後,她前往歐洲研習音樂理論與電子原音音樂。在九0年代,她進入荷蘭電影電視學院(NFTVA) ,專研紀錄片領域,她已擁有數個國際紀錄片影展得獎記錄,受到荷蘭國家電影協會的重視,尤其,今年該協會選出各導演的影片代表荷蘭參加各類國際影展名單中,瑪莉亞‧拉莫斯的片子以《法與情》代表荷蘭出征維也納、萊比錫、雪菲爾德、尼庸和蒙特婁等國際紀錄片影展,其中在尼庸影展終於獲得最佳影片獎;其次,拉莫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十二日期間,1以另一部影片《得斯》(Desi)代表國家參加「愛沙尼亞塔林黑夜兒童與青少年影展之聚焦荷蘭」(Tallin Black Nights Children & Youth Film Festival, Focus on Holland)。可見拉莫斯以外國人身份活躍於荷蘭影壇,並受到國家的重視。


本片為二00四年出品的三十五釐米彩色片,片長一百分鐘。導演透過鏡頭讓觀眾漸次明瞭巴西長期以來社會治安敗壞的嚴重性,尤其是槍枝與毒品的氾濫,嚴重威脅人民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加上犯罪年齡逐次下降,尤其是在里約熱內盧與聖保羅。在今年六月初,巴西監獄才剛發生一連三天的驚人暴動,地點就在里約熱內盧的班菲卡監獄,連獄監都淪為囚犯人質。這場暴動起因於劫獄及獄中幫派爭奪地盤所致,共造成三十八人喪生。喪生的囚犯有的遭到斬首,有的則是屍塊被扔到垃圾桶中,死狀悽慘。由於這是巴西不到兩個月以來的第二起大規模監獄暴動,也引起人權團體對巴西獄政的強烈譴責。我想,拉莫斯特別將場景選在里約熱內盧的拘留所、法庭、嫌犯所居住貧民區與執法者所居住的高級住宅區間,為的就是要突顯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同時,藉由鏡頭觀察輕型犯罪的聽證會,近距離攝錄法官、檢察官、書記、公設律師、被告及其家屬之間的攻防戰。在情況未明的犯罪事件背後,有多少因素需要被考慮與過濾?如何判斷其中的真實與正義之伸張,又要在法與情中如何拿捏?實在是一門很艱深的學問!


正如片中一位在大學任教的法官在課堂上講解,一件比如公車爆炸事件,到底要把它歸咎為恐怖份子攻擊事件?或是對社會不滿份子的偶發事件?或是私人尋仇?執法者要如何判斷與拿捏其尺度?而且面臨常會閃爍其辭的被告,或是已熟知律法條款並曉得該如何避重就輕或為求取自身利益的累犯,又該如何從中找到那個真假、虛實的平衡點,然後從中做出「正確」的判決?又什麼叫做正確的判決?


本片主要圍繞在兩個罪犯和審理他們二人案件的法官與公設律師及其家人之間的真實故事。一個是即將滿十八歲及患有氣喘、父親不知去向又母親早逝的青少年,從小被阿姨收養。有天他去看姊姊,然後就獨自一人放風箏玩去了,警察以為他是社區毒販的小囉嘍,通常這些小囉嘍是以放風箏作為毒品交易的信號,所以警察就以為他是所謂的小囉嘍,把他抓起來並毆打要他吐出社區販毒的管道,雖然他在拘捕的過程中試著逃跑進入小巷道,然而警察卻在那個小巷道的水溝中找到兩把手槍,並堅稱是這名青少年所擁有。於是,一併送法辦作為呈堂的罪證,將嫌疑犯送入人滿為患的拘留所等待法庭的審理。


法官在審理這個案件時,詢問了這個青少年、警察與他的姊姊和阿姨,這個青少年堅稱他不知道放風箏與毒販會有關係;姊姊說他到不久後即出去放風箏玩去了,她感到訝異的是後來被鄰居告知弟弟被警察打並抓走了;警察表示,他的確是看到他一個人在放風箏所以就認為他是那個小囉嘍,就開始展開行動將之逮捕,不過在此過程中因嫌犯反抗所以就毆打他。審理案件的女法官一再反問警察,他當時有沒有攜帶槍枝?他身上有無毒品?他當時有無同夥人?結果,警察的答案皆是否定的。不過,這位女法官也不會因此而認定警察是誤判,那個青少年是無辜的,因為她無法相信任何一方,所以只能根據社會整個犯罪結構與行為來加以判斷,但她還是有衡量家屬的證詞,比如他阿姨說,他的確在兩年有吸過毒,但被她訓斥後就不再犯了,並且他還參加社區的讀書計畫,是個用功上進的孩子……他阿姨一再強調他有高血壓和氣喘,希望法官能額外開恩。結果,經過幾次的審訊後,法官最後裁定這個孩子判刑兩年但改為社區服務。


另一個是導演著墨較多的案子,嫌犯卡洛斯‧愛得瓦多(Carlos Eduardo)就沒這麼幸運了,因為他從一開始到定案前對法官與公設律師不誠實。雖然他篤信基督教的母親一直試著要讓公設律師茵娜斯(Ines)相信她的孩子雖為累犯,卻很積極地改過自新重新生活,加上她兒子挺著大肚子的女友也一起默默地出現在律師的辦公室,想盡辦法要證明她兒子自上次出獄後一直乖乖地在麵包店工作。愛得瓦多的案子是因為他載著三名女子,駕駛一輛汽車,由於車速過快而撞上樹,當警察前來處理時,卻發現這是一台贓車,但他一直聲稱不知情(這是他說謊之處,若說他有『罪』,那就是起初他在面對法官時沒吐實——他知道他販毒的朋友偷來這部車,然而他卻開著這部車釣三個辣妹……);他卻這樣向法官辯解,他是向一位朋友借來的,而他已經在三個月前看過他的朋友開過這車,因此他表示怎麼可能這車是在數天前失竊的贓車呢?並且他也一再對法官說明警察對他的勒索,最後他之所以會被逮捕是因為他在也付不出警察要求一次又一次調高的價碼。


透過愛得瓦多,觀眾看到這個人滿為患的拘留所,每個牢房擠滿了人,幾乎沒有個人轉身的空間,設備又非常的老舊,通風不良,地面常是潮濕的,而且他們一天才吃一餐。透過鏡頭讓人覺得這個地方彷彿像極了關動物的鐵籠,使人看得很不忍心,心情相對而言地沈重了起來。不過,那位青少年因為患有氣喘,住個人房,手上吊著點滴,並有護士定時前去探視,他所受的待遇明顯好多了,與愛得瓦多形成強烈的對比。


記得茵娜斯回家晚餐在餐桌上與家人談起這個案件時,露出了悲天憫人的胸懷並強烈抨擊巴西當局對處理犯罪案件的不當及其不人道之處。她說,當局明明知道拘留所已經人滿為患,但還把在超市因沒錢偷了兩瓶潤膚乳液的人送進去,然後為了打官司還得在那裡等上幾個月之久才能離開。為何任何一個小小案子都要耗上幾個月時間呢?因為人太多了。而她身為公設律師還要為這樣的人準備數十頁的狀子做辯護,往往當局為了維護治安和大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寧願判刑給任何進入拘留所的嫌疑犯,也不願讓他們無罪開釋!


然而,片中審理這兩案的女法官,卻因此而升上最高法院的法官,而由她直接與間接經手的這兩位被告卻被判了重刑。前者在她升任最高法院法官前即已(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被判刑兩年改為社區服務;第二位,則在她升官後,由一位新任法官接著審理案子,因為見其為累犯,故而沒有深入研究案情就草草結案,宣判愛得瓦多要服刑三年,並不得緩刑或繳交罰金。當宣判的新任法官詢問他要不要上訴時,他斷然拒絕了,理由是他不想再浪費時間,他已經在拘留所待了半年了,他不要為了上訴再待在那裡任何一秒鐘,他表示他受夠了那裡的環境,他寧願去監獄!


我在看完這部影片時,心情很沈痛。片中有一幕一直使我很難忘,有一個被告告訴法官,拘留所一天只供應一餐實在不夠,而他的家人卻都沒來探望他,使他一直在飢餓與失望中捱過日子,他請求法官能否讓他家人來看他或是讓他能多吃一餐,以解決飢餓問題。但法官卻說,她能體諒他的感受,但她也要顧慮他家人不想來探望的她的權利,所以沒辦法接受他的請求。這個一絲不苟的女法官後來升上了高院法官!


任何人不是都該擁有屬於他的基本人權嗎?即使嫌犯要求這個權利,法官難道為了司法審判的「正義」就可以無法給予與重視?因為他還要顧慮其他更大多數人的權利,因此可以犧牲有犯罪嫌疑者的權利。使我很感慨,治亂世是否一定要施行重罰呢?寧願錯判一人,也不願錯放一人?


隨著片尾愛得瓦多的母親在法庭長廊外得知宣判的結果後獨坐哭泣,然後起身緩步朝法院外走去,逐漸模糊的身影。拉莫斯的這部片子給了我們更深一層的人性思考空間,在硬梆梆的法律外,對「人」即使是有嫌疑的「壞人」也要多一份人道關懷。雖然導演她並沒有給任何的答案……


慕亞

200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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