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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重塑偉人血肉──平路《行道天涯》經典版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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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是當代臺灣小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知性風格和歷史關懷尤其讓她的作品獨樹一幟。一九九四年,平路寫出《行道天涯》。這是她的第一本長篇嘗試,所投注的心力為前所僅見。更重要的是,小說描述國父、國母孫中山、宋慶齡伉儷的私密情事,自然要引來陣陣側目眼光。

為了寫作《行道天涯》,平路下了相當準備功夫。小說提供極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史料,讓我們重睹孫中山與宋慶齡的黃昏之戀。平路的挑戰是艱鉅的:在我們熟知的政史紀錄以外,她要為國父寫外傳,但又雅不欲流於蒐祕醜聞的報導;對應新聞採訪、歷史考據的實證式要求,她也必得預留想像空間,讓「小說者言」發揮另一種逼真的魅力。尤其令人注目的,作為九○年代一位關愛台灣的女性知識分子作家,平路要怎樣尋求有利觀點,切入大中國的論述,並且還給女性聲音一個公道的位置?

一頁頁國民黨版的建國史,載滿了十次革命、碧血黃花的英雄事蹟。而位於正史敘述中心的,正是我們的國父。以父之名,孫中山是怎樣被寫成民主革命的先知,三民主義的先知,三民主義的本尊!而平路要告訴我們,孫先生的革命道路從來不是平順的。背叛、陰謀、政變、黨爭與他生命共相始終;作為一位政治家,他其實常在權力圈外的。公眾形象之後,還有一位孫中山:浪跡四海、風流少恩。在解救中國同胞的同時,他已辜負了不少女同胞呢。平路的敘事者不禁嘆道:「即使一名小說作者,在描述先生真實面目的此刻,都不斷要與心中另一重莊嚴的聲音對抗。那是先生冥誕時響遍台灣中小學各個操場的〈國父紀念歌〉:啊!我們國父,首創革命,革命血如花!」

在國父龐大的歷史身影後,還有那出身傳奇家庭的國母。宋慶齡來自上海巨室宋氏家族,當年以二十三歲的青春之身,下嫁五十開外的孫中山。這段姻緣有人謂之為忘年佳話、有人謂之為政治聯姻。宋因仰慕孫文的革命抱負而許身,在婚後卻飽嘗顛沛,甚至為躲避陳炯明的叛變,流失唯一一次的妊娠。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溘然去世,留下年輕的慶齡夫人。然後呢?她堅此百忍,繼承亡夫遺志參與政治。她身價扶搖直上,到了三、四○年代,已是新民主革命的精神母親,與她的妹妹蔣宋美齡夫人分庭抗禮。國民黨號稱是孫中山的嫡傳宗派,共產黨也可自封為慶齡夫人的欽命正朔。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建國當家,更得捧著國母號召天下。

但平路告訴我們,這一切就算不是假的,卻也真不了。孫宋的婚姻到底內情若何?三○年代孀居的宋慶齡與楊杏佛、鄧演達的傳聞恐怕不是空穴來風。還有她晚年與小她三十好幾的「生活祕書」一段深宮之戀,早是公開的祕密。原來國母還有這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幽幽心事;原來在她中年以後,日益發福的龐然身軀內,還潛藏著總難排解的兒女情懷。兩岸的國家歷史要為尊者諱,平路卻要將孫、宋請下神壇,重塑他們的血肉。

如前所述,解嚴後為政治人物寫翻案文章,我們已是見怪不怪。平路憑藉著什麼,使她的孫中山、宋慶齡傳奇獨樹一幟?不同的歷史「說法」必須經由不同的敘事模式來支撐。在大歷史仍是國家政黨的禁臠時,小說成為對話的利器。不僅此也,一反那莊嚴的,男性的(?)敘史高姿態,平路選擇了女性的角度與聲音相與抗衡。她的敘事者優游不同歷史場域,進入人物意識,構造成一時空座標交錯、公私領域合流的敘述體。大歷史誇張政治欲望,她的歷史要書寫情愛欲望。

小說情節至少分四個層次進行。國父最後三個月的生命行止,按照順時時序居中進行。孫夫人的回憶想像則是跳躍流轉,包羅了一生的大小事蹟。除此,平路創造了珍珍——夫人情人S的女兒——作為引導進入過去的媒介。更在此之外的,當然是敘事者忽近忽遠的聲音。那男性的君父的情節場景,儼然被包裹在重重女性視野及詮釋中。而過去必得由現在來背書。如今飄流海外的珍珍是我們進入歷史迷宮的線索,但那耽於臆想的台灣作者才是真正追記似水華年的主角。在這歷史漫漶的年月裡,大道不再行於中州,天涯也可近在咫尺。《行道天涯》骨子裡是本反思時間、重寫記憶的小說。明乎此,這本書才真正顯露在世紀末台灣出現的意義。

有心的讀者可以細看平路在《行道天涯》中,如何一點一滴的拆解政治神話。偉人後半生的行止竟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流徙與自欺,而他有名的臨終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可能是一場人云亦云的誤會。女性主義者則應該就著宋慶齡的感情歷練,建立又一種現代中國女性的欲望論述。她年輕時嫁給老得可以作爸爸的總理,年老時愛上了小得可以作兒孫的侍從。這是怎樣權力與欲望的錯置故事啊。在一個極度誇張禁欲的共產時代裡,母儀天下的宋慶齡艱難地找尋情愛依託,而且愛屋及烏,竟收養了情人的兩個女兒。風裡來、浪裡去,革命的口號叫得再震天價響,嚇不倒這位老婦人。她確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女性。

然而一切的政治或情欲掙扎或辯證,都要隨時間的流逝,灰飛煙滅。緬懷前輩人物不可言說的祕辛軼事,平路發展了小說家獨有的想像力量。她的敘述是由一張照片開始,攝製的時間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戶起碇的「北嶺丸」上,孫先生與夫人匆匆留下一張小影。照片中的先生暮氣沉沉,而有病容。身旁的夫人身著皮帽皮衣,雙眉微蹙,望著另一方向。兩人各有所思,而一殺那間的失神凝眸,被開麥拉眼凍結成一幀歷史寫真。

照片的魅力,在於其留存映象,召喚視覺的記憶。藉著「寫真」,我們彷彿與過往的時地再續因緣。那膠片上的一人一物都似乎捕捉了一種意義,一種生命流變中原無法定格的意義。但是批評家們已一再告訴我們,相片的魅力是一種蠱惑,一種擬戲。它「寫」真的同時已銘刻了無限的想像符號、欲望軌跡。被攝入膠片的映象看似栩栩如生,但無一細節不訴說著時間的流淌,生命的消失。蘇珊.宋坦(Susan Sontag)在有名的《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寫道,照片是一種「悼亡的藝術」1。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更指稱照片的寫實幻象下,蘊藏了「一種創傷:語言的懸宕,意義短路」2。只有藉著不斷命名(naming)的過程,我們向照片逝去的人事招魂,為播散的意義復元。

平路的小說敘事於焉登場。孫中山與宋慶齡的起程照片也啟動了平路的文字之旅。孫宋所航向的將是死亡,是壯志肉身的銷毀,是一段歷史的終結。平路好生的渲染了照相美學所透露的感傷特質,但她小說敘述所要作的,卻是起死回生。照片或歷史寫真所凝結的生命悸動,要由文字來抒解。那映象裡侷促的一顰一笑,要由寫作者代為詮釋渲染。但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由映象/寫實主義代表的寫作傳統,也須因此而受質疑。

文學史總是告訴我們,現代文學是因為一場「逼真」的視覺震撼而開始:魯迅因為看了那張有名的日軍砍中國人頭的幻燈片,因此促生了他寫作的欲望。寫作是再現、回歸那斷裂現實的努力。九○年代的平路看照片說故事,卻要否定任何寫實再現的迷思。她意味深長的告訴我們,孫中山逝世的當兒,某位目擊者惋惜自己的攝影器材毀於兵亂,以致「如此要事、而絕不見攝影者、中山死後、並未留影、蓋皆心亂、無人想及」。

逝者已矣,照相存真、新聞紀實,甚或歷史考證,又能留下多少真相?回憶的吉光片羽、官能的偶然震慄,才更直指那不可復追的往日情懷吧?平路筆下宋慶齡的世界支離破碎,充滿流動意象或臆想。沉浸在千迴百轉的記憶線索中,宋慶齡幽幽的跨越時光隧道,重新銘記她的過去與現在。而在隧道的彼端,平路又何嘗不被牽引、誘惑進入那神祕的黑洞?

歷史竟是可以這樣寫就的。宣傳照片中肥胖的宋慶齡採棉花、抱嬰兒的留影,因此也越發失真了。小說的第五十四節更藉珍珍口吻寫道:「尤其恐怖地是紀念畫冊裡,有一張媽太太化好了妝躺在玻璃棺材裡的相片,前排站著許多面容悲悽含著眼淚的小朋友行舉手禮,圖片說明是:『孩子們向慈愛的宋奶奶告別。』」

歷史上的宋慶齡早在一九二四年那張登船照片中就「死過」了。她從彼時開始,就要準備扮演從遺孀到聖母的角色,並且隨政治波動,一再被重塑金身。《行道天涯》反其道而行,以娓娓無盡的敘述為木乃伊化的孫中山、宋慶齡接骨造肉。這是一場華麗文學冒險,而藉著這冒險,平路也再一次申說了她的抱負。

──本文收錄於平路《行道天涯》聯合文學經典版


注釋:
1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London: Allen Lane, 1978), p. 138.
2Roland Barthes,"The Photographic Message",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N. Y.: Hill and Wang, 1978),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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