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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大任◎二流小說家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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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劉大任《殘照》

二流小說家的自白
◎劉大任


現在,我們的小說,是極其自由的,其解放程度,可能遠超前人想像。魯迅和沈從文一輩先行者,如果活在今天,親眼目睹他們的後代,在文字、意象、技巧、形式以至於基本假設等各方面高度「放縱」的創新,想像無窮的變化,恐怕免不了瞠目結舌,無言以對。我相信,這個判斷,不算大膽。因為,我自己,雖然也在小說創作這條路上,蹣跚學步多年,讀到同代尤其是晚一輩的作品,往往也會感覺,我堅持的這種寫法,是不是過於墨守成規?甚至落伍了?

平心而論,我的挫折感,並不太嚴重。難道,之所以能夠不為所動,若非懶惰遲鈍,便是頑固驕傲?似乎也不太像。再深挖,發現自己原來早就有一套防震裝置。

我始終相信,我這一輩子,最多只能做一個二流小說家。「二流」?乍聽有點洩氣,然而,「不求聞達於亂世」,自然淘汰了與人競爭之類的閑雜意氣,心安理得便也不太困難。

不妨分成三點,談談我這個二流小說家的信念。

第一,    我一向以為,第一流的小說家,在以中國文字作為傳播媒介的歷史文化範疇內,必須寫出「大小說」。那麼,什麼叫作「大小說」?

英文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文學界,有所謂「美國大小說」(The Great American Novel)的傳統,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可見,這個「大小說」的主張,不是我異想天開杜撰出來的。什麼樣的作品,才符合「大小說」的條件呢?各派評論家自有標準,我只提出最能立竿見影也最簡單的。「大小說」流傳久遠,必須化為基本生活信念,融入一個民族或文明系統的血肉靈魂。也就是說,它必須達到接近永恆的「國族寓言或神話」的高度。

白話文運動以來,直到今天,兩岸三地,海內海外,我們的「大小說」出現了嗎?很抱歉,我只能看見一些「元素」,看不到「整體」。作品生命維持幾個月的,兩、三年的,甚至十年以上的,不能說完全沒有。然而,活進我們內面的,只是一些意念和圖象,真正系統性的制訂價值、校對行為的思想藍圖,尚未出現。

視野上推千年,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大小說」,還是那幾部,其中三部是集體創作,一部則殘缺不全。

第二,「大小說」在一個獨特文明系統的歷史長流中,必須具有繼承融會和發明開拓的斷代意義。就這一點而言,我深信,它的最終出現,不能不等待它所屬的文明系統,耐心走完由發生到成熟的曲折痛苦歷程。

現代中文小說,雖然距離誕生期的「五四運動」已接近百年,本質上,仍在幼年階段,原因很單純,我們的文明系統,還沒有走出調整重生的陰影。這個論斷,不免有些爭議。一種觀點認為:中文小說世界,光是「文學大系」一類的產品,就不知多少套了,作家和作品,更是成千上萬,無法計數。量之外,還有質,不是連國際公認的諾貝爾獎都得了嗎!另一種觀點,剛好相反,基本邏輯是:電影削弱小說,電視削弱電影,網路削弱電視。結論很簡單,小說過時了,滅亡之期,指日可待!

上述兩種觀點,似是而非。

量大質精的說法,相當脆弱。小說又不是人海戰術,諾貝爾獎更不能代表什麼,你只需問,得獎作品有幾個人讀?又對我們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智慧,產生過什麼影響?

循環削弱觀念,也是以現象代替本質的論點。現代傳播媒介的推陳出新,不能取代人類精神生活的根本需求。縱然有一天,作為溝通媒介的文字完全淘汰,「大小說」還是不能沒有,因為,所謂「大小說」,其實是精神生活的總體表現,沒有精神生活,人類不成人類。淘汰了文字的「大小說」,不過是通過另外的媒介傳遞罷了。

第三,    我們所屬的文明系統,通過對集體記憶的詮釋和現代考古學的發掘推證,可以追溯到五千至五千五百年前。考古學現在的論據,大概以龍山文化後期,作為中國文明的發軔,相當於古代經典記載的炎黃爭霸前後。這個獨特的文明系統,從它的原始國家形成,直到今天,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處於人類文明的領先地位。兩河流域和埃及,起源更早,成就相當燦爛,但後繼無力。印度文明也有它的獨特性,但在影響擴散的程度上,無法與希臘、羅馬、西歐這個輾轉承續的文明系統分庭抗禮。中國在明代中葉以後,閉門鎖國,故步自封,失去了生命力,前後將近六百年。

從清末康梁變法,到現在,一百多年了。這一百多年,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菁英,所作所為,不過是為這個面臨衰亡的文明系統,在世界上重新尋找它應有的位置。

我認為,這個探索翻身的過程,雖然犧牲重大,艱難漫長,距離終點也還早,成果卻逐漸顯露出來了。

我認為,我們這個文明系統的重生,已經快要摸到「文藝復興」的門檻。

「大小說」與「文藝復興」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裏的。兩者同時出現,符合邏輯,卻有一個不能或缺的前提條件,必須有文化創新的長期經驗積澱。

二流小說家的終生任務,就在於提供積澱素材。

我們先天所屬的文明系統既然還在陣痛難產的階段,「大小說家」就不可能順利出生。二、三十年代到現在,包括海峽兩岸,表面人才濟濟,仔細看,每一個都有點營養偏枯,多少暴露了學養單薄、感性理性失調和毅力魄力不足的弱點。偉大而獨特的文明系統,必然要求掌握核心精神命脈的全面體現,具有這種條件的人才,我感覺,恐怕至少還要等待一、兩代。

大前提說清楚了,接下來,可以談一談自己。

 前面已經聲明,我給自己的定位是「二流小說家」,其實,我連「小說家」這個稱號都覺得十分汗顏,一向只自命為「知識分子」。然而,由於剛懂事那一陣子,恰好是個不怎麼開放的社會,「知識分子」的一些感情、理想和作為,便只能曲曲折折通過文學形式傳達,就這麼寫起小說來了。日子一久,慢慢形成一種思想和表達的習慣,居然累積了若干篇幅。事實上,這些年來,用力多在散文、隨筆和評論(不妨總稱之為「文章」),總量約三倍於小說,應該算是安身立命的本業。何況,我們的傳統早就認定,「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小說不過「旁門左道」,得等梁任公先生大聲疾呼,魯迅身體力行,才爭得一席之地。無論如何,當今世界,「大業盛事」和「旁門左道」都成了商場上的滯銷品。歸根結底,既然對「大小說」仍有待焉,二流小說家又有貢獻文化積澱的義務,就必須將所有產品整理出來,接受公眾檢驗。

快要到鞠躬下臺的時刻了。我遂將歷年所寫全部小說作品收齊,按性質重編,輯成五部,分別題名為:《晚風細雨》、《羊齒》、《殘照》、《浮沉》和《浮遊群落》,交由《聯合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

張寶琴女士,在市場萎縮、文學暗淡的環境下決定出這套書,表現了出版家的魄力。雷驤兄特允配製插畫,杜晴惠、蔡佩錦費心編輯作業,在此表示感謝。

還有話要說,二○○八是我停寫小說多年後重新執筆的一年,寫了一個中篇《細雨霏霏》,兩個短篇《蓮霧妹妹》和《火熱身子滾燙的臉》,忍不住希望,這是新的開始。

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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