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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路迢迢——黃春明談他的寫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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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錄於《泥土的滋味—黃春明文學論集》



文學路迢迢——黃春明談他的寫作歷程

黃春明/主講.江寶釵/整理.鄭德昌/校訂

我坐著不會講話。以前我的爺爺到臺北來,在公寓裡住了三天就住不下去了。他說頂摸不著天,下踩不到土,懸在半空中心著慌。還有解便坐抽水馬桶,好怪,好不習慣。人總是有他的習慣,特別是年紀大的人。你們好意叫我坐著講,我就是講不來。勞碌命吧,我只會站著講。講什麼?叫我講理論的,我沒有,故事倒是有一些。不過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個人經驗。

我沒念什麼大學,學校倒是念了不少。以前在家是一個壞孩子,在學校是一個壞學生,在社區裡不怎麼受大人歡迎。我是從不乖的孩子,到不良少年,到現在變過動老人的。我有的是生活經驗,說起來每一則都像故事。

江所長辦的這個會議,「黃春明跨領域」,我一方面感到很榮幸,一方面也覺得好像罵我一樣,這個黃春明「跨領域」的意思是,說我很不專心,他不好好寫小說,一下做這個,一下做那個。

我和江所長有過過節,我不太記得是哪一年,我感冒了,前三天在臺東帶劇團在颱風前站的風雨中演出,晚上戲一演完,趕隔天在臺南文學館青年文學營的開幕演講,我便從臺東的大武經過屏東的楓港,翻山越嶺,風很大,已經有落石了,我強行到了臺南。一住進旅館,打開電視,我剛剛才走過的從臺東到屏東的這條路,已經不通了。那天早上,我還撐著去演講。事後我已經發燒得很厲害,到成大醫院急診,被推進去的時候,右腳上的大拇指綁了一個塑膠片,編號又寫了名字,很像進太平間。燒稍退,隔一天,嘉義又有兩場演講,中正大學一場,嘉義大學一場,我已經累壞了,晚上,江所長非常認真,帶著三、四個學生,要訪問我,我也應付了,但是我真的不行了,必須休息了,他說再問兩個問題就好,這兩個問題,如果答案是「yes /no」就簡單了,但我又得從頭說起,要四十分鐘,我跟別人答問題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我還笑著,我是那種在外面很客氣,在家裡只會凶太太的人,但我真的不行了,大概那一天我的臉色不很好看。江所長今天給大會取個名字叫黃春明「跨領域」,不知道這是讚美我還是虧我。

今天,能夠在中正大學開這樣一個以我為主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深感榮幸。在這樣的場合,主辦單位要我談談我的文學歷程,我應該從哪裡開始呢?五十七年了,如果把寫作譬喻為一個人的話,我為什麼會愛上它?人與文學,不也是緣分嗎?如果從文學緣分說起,就得從王賢春老師當作一個開頭。


一、    王老師,我得獎啦!

一九五一年,臺灣政治局勢緊張,對思想的控制非常嚴酷。我初中二年級,級任導師兼國文老師,叫做王賢春,才二十六歲。當時的學生,分成兩群,本省人和剛從大陸移居來的外省人。外省學生講國語,帶著大陸各地方言的腔調,但比臺灣學生流利得多;書法也寫得比較好,臺灣學生則是寫小楷像中楷。那時候的毛筆很差,稍微寫一寫就開叉,開叉了只好在硯臺上梳理成尖尖的再寫,寫幾個字要梳理幾次,麻煩得不得了,最後乾脆就把開叉的筆尖放在嘴巴舔再寫,又開了,再舔一舔。一堂作文課下來,每一個學生,都擦了黑口紅似的。外省學生的作文也比較流暢。這是因為作文用白話寫,白話文接近口語的語言,口語不好,作文自然也差。當時,羅東有一個專做軍人制服的聯勤單位,只搬來了工場機器,還沒有發配宿舍,眷屬就租老百姓的房子住,也租我家的房子,因而我有機會和幾個外省同學常在一起,國語可能還是不好,不過比其他的本省同學流利些,作文自然也流暢些。不過,臺灣學生作文要寫流利,當時可能真的是不容易。班上有一位叫阿輝的同學,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庭」,他覺得「的」這個字很有用,他說我的家庭有爸爸的媽媽的哥哥的弟弟的,的的的……一堆。老師說,你才寫一、二百個字的作文,怎麼會有四十幾個的,「的」太多了。作文一發下來,馬上為他掙到一個外號:「阿的」。我們開同學會,他帶了個孫子來,「你爺爺外號叫什麼?」他答不知道。「叫做『阿的』。」大家還記得取笑。
有一次,王老師給我們一個作文題目:「秋天的農家」。農家,我很明白的,就老實不俗氣地從打穀機收割的轟隆聲寫起。老師發還作文本的時候說:「春明,你如果要作文好的話,絕對不能抄。」我真冤枉!

我說:「老師,我沒有抄。」「你真的沒有抄?」老師狐疑了一下,評分還是寫了個甲下。根據老師說,如果寫得很好的話,一般是乙上而已。我拿到作文本,沒走,還是站在那裡,她說:「你可以走了。」「老師,你心裡一定覺得我是抄的,我真的沒有。」她說:「我知道了。」「老師,你還是讓我寫一篇好了。」老師說:「好呀!如果你喜歡寫你就寫呀。老師幫你看。」我又站在那裡。她繼續發她的作文本:「又怎樣了?」我說:「老師,你不給我一個題目,我如果寫了,你又會覺得我是抄的。」「好啦。你要一個題目嗎?就寫『我的母親』好了。」我又悶下來說:「老師,我的母親死了。」老師很關心地說:「媽媽什麼時候過世的?」「我八歲的那年吧!」「你對她還有沒有印象?」我楞了一下:「有點模糊。」「好,還是有印象,就把那點模糊的印象寫出來好不好?」我不能再討價還價了,但是我回來想,要怎麼寫模糊?真的,媽媽很模糊耶!已經被老師逼到這個地步,再不交稿子的話,我的作文就是偷抄的。如果寫壞的話,也還是會被懷疑是抄的。死愛面子的我,整個晚上想個不停,終於把作文寫出來。
我隔天就把作文本交給老師。老師也隔天就改好我的作文。那一天天氣很冷,出太陽,有點像聖塔芭芭拉的天氣,「各位同學,到外面曬曬太陽呀!春明,你過來。」老師坐在桌子上,作文本已經打開了,我走過去,遠遠就看到作文本上面密密麻麻的紅點。硃筆在作文上有兩個意義,一個就是「唉,這個不行、不行」;另一則是,「嗯,這裡不錯、那裡也不錯」。我沒有把握。來到了老師面前,她抬起頭來,眼眶有點淚光,說:「你這一篇寫得很有感情。」我記得這篇作文大概是這樣的:八歲時,媽媽就過世了,除了我之外以下還有四個弟妹。奶奶照顧我們,就好像挑了一個很大的重擔,我們的生活就隨著她動盪。年紀小的弟妹,在媽媽剛過世那一陣子,每天都哭著要媽媽,我奶奶被哭煩了,說:「你媽媽已經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媽媽可以給你!」我雖然不像弟妹那樣,哭著要找媽媽,但是我也會想起她。每次我一想起她的時候,奶奶跟弟妹說的話:「你媽媽已經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媽媽可以給你!」,這樣的話就在我耳邊響起。特別是晚上,我坐在窗邊,抬頭往窗外看,有時候看到星星,有時候看到烏雲,就從來沒有看過我媽媽。

老師說:「你的作文不錯喔!要作文作好的話,還要閱讀。」她給我看兩本書,是安東.契可夫(Anton Chekhov, 1893-1939)和沈從文(1902-1988)的短篇小說集,上海啟明書局出版的,書的紙張很粗糙,尖尖的書角都被磨圓了,應該是傳閱率高,常常被翻動的緣故。

一提到我寫作的啟蒙老師,我心裡就難過。有一天,我們在上課,窗戶外頭出現穿中山裝的一群人,校長帶著其中一個領頭的進了教室。「王老師,我們有話要跟你談一談,請你到校長室來。」「好,等一下下課我就去。」另外一個說:「不行,你現在就要去。」她回到講臺時,跟我們說:「各位同學,你們都是咱們中國的好寶寶,只要你們好好用功,咱們中國就有希望。」忽然迸出這段話,我們有一點莫名其妙,不知道她在訣別,這句話就是她最後跟我們說的話。王老師從此消失了。第二天,整個羅東鎮傳說「羅東中學抓到一個匪諜。」她是中國共產黨青年南下工作隊,就好像中國青年救國團農村服務隊,一模一樣,如果要這樣抓人,中國青年救國團的團員每一位都是對方的匪諜。她後來被槍斃了。

王老師給我兩本小說,又這樣地鼓勵我的作文,幾年前我得到國家文藝獎,我略過了原來準備的致謝詞,上了臺,沉著一下,往天花板稍稍斜看上去,我相信有心人都會隨時在他所愛的人身邊,於是,我說:「王老師,我得獎啦!」


二、    天生的共產黨?

我原來相當自憐的。發生在我的身上,往往是些不愉快的事,我頑皮,喜歡打架,不愛做功課。在學校是一個壞學生,在鄰居是一個壞伙伴,有些朋友的家長會說:「不要和他在一起,你會被他帶壞!」或者「你這麼壞,是被誰帶壞的!」別人的壞都可以一股腦兒推到我身上。小小年紀,我有什麼成長的空間?家裡沒有,學校裡也沒有,老師動不動就處罰我。在還沒有接觸小說的時候,我否定自己的遭遇,晚上蒙著棉被哭泣:「為什麼我這麼可憐?」閱讀這些小說之後,我從此不再為自己哭泣了,我發現世界上還有比我更可憐的人。

這因緣,這文學際遇,讓我閱讀了很多書,變得很喜歡看書。喜歡看書可不等於愛文藝,愛文藝還有別的作用,如逃避我所不喜歡的,我被排斥的現實生活環境,學校、家庭、社會等等。閱讀小說的時候,我發現從以前到現在好作品那麼多,可以認識的小說人物那麼多。我一邊玩,一邊看小說,這比文藝更重要。童年,以及王老師,我愛上了寫作。

我從不曾有意識地去研究小說,但我有一顆心,它幫我把吸收的東西內化成一股力量。自然而然地,我不再自憐了。自憐,就像蛹在繭裡,時間到了,就要咬破蛹,去變成蝴蝶,寬廣的世界在那裡等著牠去飄、去飛。當自憐像繭緊緊地把自己包裹在裡面,蛹就陷溺於自憐的話,就只有僵死在裡面。小說閱讀,讓我從自憐的一個人,走出來。

更重要的是,我原來是沒有任何社會意識的。這也許不是受多少學校教育的問題——很多人即使讀完大學,也還是沒有社會意識。然而,當我看到契可夫筆下那些農奴的子民,當著父母親遭受苦難,以及他們不幸的命運,我再回頭看我們的社會,其實與他們的並沒有兩樣。那些貧困的,被壓抑在最底層的大眾,他們不曾意識到自己的苦難,也不曾意識自己所受到的壓抑,他們以為「我出生就是如此,我的祖先好幾代都如此」。淡水魚如果沒有到過大海,喝過鹹水,牠不知道什麼叫做淡水。反之亦然。文學提供的訊息,讓我初二很年輕時,就開始有社會問題意識。

過去的書局、圖書館,文學類的書占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七十五。戒嚴時代,大陸作家的作品不能看,大陸作家翻譯的文學也不能看。新興書局有一套世界名著,白底露一個小黑塊,裡面反白字,有一系列如約翰.克里斯多夫(John Christopher)的出版,封面、版權頁都不寫翻譯者。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我特別喜歡看禁書。我讀了臺北、臺南和屏東三個師範學校。在臺北師範學校的時候,逛圖書館時,看到書架上一包包用報紙綑好的書籍。搬下來一看,是禁書。於是就偷書看得津津有味,轉到臺南師範,偷得最多,因留級一年,更是有時間偷。轉到屏東師範,還是偷。這些書都棒得很。偷來的一本政治概論裡,我讀到馬克斯、恩格斯他們兩人共寫的共產黨宣言裡面的一句話:「窮人唯一的財產,是手鐐和腳扣。」我哭了。當來臺北時,和朋友談起思想性的話題,還有臺灣的社會現實等問題,我的批判性就強烈尖銳,因為我背後看了一些當時不該看的書。陳映真說,「春明呀,你是天生的共產黨。」

在知識人動輒得咎的時代,林海音先生(1918-2001)就顯得很了不起。這位以前聯副的編輯——她是女性,我們都稱她林海音先生,她就像母親一樣,把所有有點寫作天賦的人,都當作自己的孩子,特別是本省籍的作家。小孩子翻身,有什麼了不起?在媽媽看來,就很了不起。抓著先生說這說那,無非就是高興。我的第一篇小說是〈城仔落車〉,當時閩南語是不准講的,文章裡寫個「落車」,誰能懂呢?我在信裡寫道:「這個『落』字不能給我改成『下』,我知道是『下』車,但是我聽到有一個祖母用生命吶喊『城仔落車、城仔落車』,很慌張,那個聲音不能改。」她沒有改。甚至是,〈把瓶子升上去〉這篇,瓶子要升到哪裡去?升到國旗杆上面。戒嚴時代,把空的酒瓶升到上面去,是可以做的事嗎?我卻寫出這種罪加一等的事!但是林先生發排了。在她的傳記裡,提到她回到家裡,心裡很不安,煩惱著這樣不知道會不會出事?她打電話問那個排字版的:「已經排版了嗎?」他說:「排了。」「換另一篇排吧!」一會兒,她跟何凡(1910-2002)兩個人商量:「應該不會有事吧!?」又回去打電話:「你拆下來了?」「拆下來了。」「再排上去吧!」這樣往返矛盾了一兩回,〈把瓶子升上去〉終究刊出來了。因為林先生的包容,沒有改我稿,更沒有退我稿,使我覺得投稿是一件我做得來的事,否則,以我的個性,也許我就不寫小說了。


三、    畫句點的藝術

現代主義文學流行的時候,我徬徨了一陣子,但是我沒有迷失。我不是說只有社會寫實是好的,但是我們社會裡的種種問題,大眾的遭遇,應該被視為非常重要的題材,而不是光寫知識分子的迷失、苦悶。知識分子摳自己的瘡疤、弄到流血,再來自我安慰,不免太個人化了吧?王老師給我的兩本書之重要,甚至影響了我寫作的幅度,短篇小說成為我的主要框架。

寫短篇小說,像電影,一部電影導演最需用心的,是opening,還是ending? opening是重要的,但我更重視的是,怎麼結束。這也與我童年的生活經驗有關。

我童年住的地方離羅東戲院很近,那時候,電影演出的時候,大家就走路或騎腳踏車去看。有人跟我說,邱坤良寫《南方澳大戲院》也寫到小孩子與看電影的情節,他不曾聽我說,我也不曾聽他說,這是我們的共同經驗吧。有戲院就有小孩子,就像蒼蠅那樣,等著有一個縫就要鑽進去撿戲尾。當戲院在散場前,門一打開,特別是下午,一群小孩子衝去趕剩下五分鐘的電影,只有ending也好。後來貪心,十分鐘前就爬牆過去偷開門,我們一群小孩常讓最後的那一段戲,因為我們一個一個撩開進來時引進外頭的光,而對銀幕造成光害,影響觀眾看戲。後來老闆忍無可忍,我終於被他當著現行犯逮個正著,還被罰跪示眾。

很多人是不看ending的,電影的主要內容播放完了,可是音樂還響著,故事情節即將結尾時,以及銀幕還在打著timecode(時間碼)4那些字,他們就不理了,老早開始站起來走動。

對我來說,看電影的ending,是非常重要的。《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3)裡,賈利.古柏(Gary Cooper, 1901-1961),他受了傷之後,趕走死也要陪伴他的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自己死守陣地,拿著機關槍瘋狂掃射敵軍,那個ending真的餘音裊裊,有味道。電影ending好的,不只是這一部。

讀我的短篇小說,有沒有人注意到它們的ending呢?

〈甘庚伯的黃昏〉裡,老人家要把發了瘋的兒子阿興關進欄柵裡,那天晚上,拿著大榔頭,牢牢把釘子敲打在欄柵的橫梗上。阿興當過日本兵,在裡頭喊「氣を付け」(立正)、「休め」(稍息),那天晚上,滴落下來的星光,特別地冷。
妓女白梅在〈看海的日子〉裡,抱著她的兒子坐上火車,看到太平洋,她對自己說過:「不,我不相信我這樣的母親,我的兒子將來就沒有希望。」看啊!藍藍的就是大海,大海有魚……這一段很美,火車輕輕地往蘇澳的方向遠去。

View對我還有另一個意義。我是那種被歸類為寫實的作者,我寫的東西不抽象,似乎是任何東西都要「我看見了」,才寫得下去。新電影剛開始的時候,電影人要找文學作品改編,找誰的好呢?他們覺得黃春明的小說視覺性強。〈看海的日子〉裡,魚群來啦、漁船來啦、蒼蠅來啦、妓女來啦,拍出來的場面就很有意思了。我寫得不勤,但我常常想,小說的文字到底要做什麼用?別人的,我不知道,我的小說文字是一座橋梁,要讓讀者通過這座橋梁,走進我的小說世界裡面,看見敲鑼的憨欽仔,最後把鑼用力一敲,原來拿捏得很好,已經裂開的那個鑼片從不會掉下來,但是這次,太激動了,鑼的裂片掉下來了;他張著嘴巴喊,喊什麼自己都不知道。一個新的時代就來了,他的那個時代is gone,走掉了。

總而言之,長話短說。要成為一個作者,必須先是讀者,比一般的讀者更勤於閱讀,然後只有不停地寫。當你在寫的時候,你是作者,同時也是讀者。你寫的每一句、每一段都得透過你是一位讀者的檢驗;通不通順,有沒有把你想要表達的寫出來,這樣來來回回地讀,到通篇都讀完時,看看是否把自己原先想要表達的裡裡外外都寫了。絕對不能欺騙自己。我的文學之路,是從生活和閱讀經典名著一步步走過來的。

多麼高興,七十四歲了,還可以流汗,勞動地流汗,見到你們的時候,還可以裝作腳不痛,腰板可以挺直。其實就是一種打從心底升起的喜悅,可以克服很多身體的創痛。建議各位朋友,要快樂。怎麼快樂?做一點你能把創痛涵化掉的事情,而這件事不止對你,對別人也有意義,最終,那種成就感帶來的愉悅,就是健康。



[黃春明簡介]

(1935年-),生於台灣宜蘭縣羅東鎮,為台灣當代重要的文學作家。黃春明的文學創作十分多元,而以小說為主,其它創作還有散文、新詩、兒童文學、戲 劇、撕畫、油畫等,各類作品曾被翻譯為日、英、法、韓、德等多國語言。1993年於宜蘭創立吉祥巷工作室,搶救日漸流失的本土文化,從事鄉土語言教材編 寫、田野採訪記錄、編導創新歌仔戲……等工作。1993年起出版5本撕畫童話,致力於兒童繪本、兒童戲劇的創作,更於1994年創立「黃大魚兒童劇團」, 巡迴全台各地。2005年創辦宜蘭人的文學雜誌《九彎十八拐》雙月刊。重要著作有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兩個油漆匠》、《鑼》(1999年入選「臺灣文學經典三十」小說類)、《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我愛瑪琍》、《青番公的故事》、《放生》、《看海的日子》、《黃春明-銀鬚上的春天》等;散 文:《鄉土組曲》、《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兒童文學:《毛毛有話》;撕畫童話:《我是貓也》、《短鼻象》、《小駝背》、《愛吃糖的皇帝》、《小麻雀.稻草 人》;主編:《本土語言篇實驗教材教學手冊:宜蘭縣國民小學鄉土教材》、《本土語言篇實驗教材教學手冊:宜蘭縣國民中學鄉土教材》、《本土語言(河洛語 系)注音符號簡介》、《水稻文化活動-共享豐收喜悅》、《粒粒皆辛苦-台灣舊農業的背影》。曾獲國家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



本書作者簡介:

江寶釵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文學理論、台灣文學、女性文學。主要著作有《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嘉義地區古典文學史》、《白先勇與台灣文學史的構成》,主編當代小說讀本《島嶼妏聲》、《小說今視界》、《時代新書》,研討會論文集《樹的見證—鄭清文文學論集》以及嘉義作家作品集、民間文學集等多種。

林鎮山

加拿大雅博達大學語言學博士,現任教於該校東亞研究系所。主要著作有(The Art of Discourse in the Story of Ying-ying (Tamkang Review)) (Rise Above the Ashes: Nu-ts,ai and Jen Tao chung-nien) ( Germany: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Love, Power, and Trope: Three Modes of Representing the Mother in My Son Han-sheng, and, Mother’s Love.) (Lewiston: M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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