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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對生命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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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孤獨六講》

對生命的懷疑

我出版過一些書，談了美學、談過詩，寫了一些小說和散文，我想我最終的著作應該是一本懺悔錄。我相信，最好的文學是一本最誠實的自傳，目前我還沒有勇氣把它寫出來，但已經在醞釀，我也知道這會是我最重要的功課。我是要跳回去做一個和稀泥的人，去掩飾跳牆、記過的事件，還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這就是我的選擇了。

我想，台灣應該是一個可以有距離的去對抗儒家文化傳統的地方，奈何我們既隔離在外，卻又以儒家正統文化自居，因為我們認為對岸破壞了儒家傳統，所以我們必須去承接，事實上我們所背負的包袱比對岸更重。所以我到上海時便發現，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孤獨感一下子就跑出來了，特立獨行的個人也出現了……好像，台灣要發動在內心深層處的孤獨感革命更難了……

家庭、倫理的束縛之巨大，遠超於我們的想像。包括我自己，儘管說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歲的媽媽面前，我又變回了小孩子，哪敢談什麼自我？談什麼情慾孤獨？她照樣站在門口和鄰居聊我小時候尿床的糗事，講得我無地自容，她只是若無其事地說：「這有什麼不能說的？」

其實，我母親和許多母親一樣，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專門剪孩子的頭髮，比中學時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厲害，這一把看不見的剪刀叫做「愛」或是「關心」。因為這把剪刀，母親成為我走向孤獨的最後一道關卡。

在我們的文化中，以「愛」、「關心」或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對的，不允許相對的討論、懷疑——而沒有懷疑就無法萌生孤獨感，因為孤獨感就是生命對生命本身採取懷疑的態度。

我們活著真的有價值嗎？我不敢說。我也不敢說殺生一定成仁，捨身一定取義，魯迅寫的秋瑾殺生、捨身之後，其鮮血只是沾染了一顆饅頭，讓一個得肺癆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這個了不起的文學家顛覆了儒家成仁、取義的觀念。

生命的意義

生命真的有意義嗎？儒家文化一定強調生命是有意義的，但對存在主義而言，存在是一種狀態，本質是存在以後慢慢找到的，沒有人可以決定你的本質，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義說「存在先於本質」，必須先意識到存在的孤獨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質。

在七○年代，我上大學的時候，存在主義是台灣非常風行的哲學，不管是透過戲劇、透過文學。例如當時有一部戲劇是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兩個人坐在荒原上，等待著一個叫做Godot（中文譯為果陀，Godot是從God演變而來，意指救世主）的人，等著等著，到戲劇結束都沒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蕪之中度過，神不會來，救世主不會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沒有來。我們當時看了，都感動得不得了。

從小到大，我們都以為生命是有意義的，父母、老師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訴我們這件事，包括我自己在當了老師之後，都必須傳遞這個訊息，我不能反問學生說：「如果生命沒有意義，值得活嗎？」但我相信，我如果這麼問，我和這個學生的關係就不會是師生，而是朋友，我們會有很多話可以講。

如果你問我：「生命沒有意義，你還要活嗎？」我不敢回答。文學裡常常會呈現一個無意義的人，但是他活著；卡夫卡的《蛻變》用一個變成甲蟲的人，反問我們：如果有一天我們變成一隻昆蟲，或是如魯迅〈狂人日記〉所說人就是昆蟲，那麼這個生命有沒有意義？我想，有沒有可能生命的意義就是在尋找意義的過程，你以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義，當你開始尋找時，那個狀態才是意義。現代的文學顛覆了過去「生下來就有意義」的想法，開始無止盡地尋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終的答案，直到現在人們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陳凱歌的《黃土地》裡，那群生活在一個荒涼的土地上，像土一樣，甚至一輩子連名字都沒有的人，他們努力地活著，努力地相信活著是有意義的，或許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意義。然而，不管生命的意義為何，如果強把自己的意義加在別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我相信，意義一定要自己去尋找。

如果嬰兒出世後，尚未接觸到母親前，就被注射一支針，結束了生命。那麼，他的生命有意義嗎？存在主義的小說家卡繆（Albert Camus）有過同樣的疑惑，他在小說裡提出，如果嬰兒立刻死掉，他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他問的是生命非常底層的問題。

那個年代我們讀到這些書時，感到非常震撼，群體文化不會問出這樣的問題，因為會很痛，你看到所有的報導都是那麼荒謬，是誰惡意為之的嗎？不是，所以群體文化無法討論「荒謬」這個問題，而存在主義則把它視為重要的命題。

拋開結局的束縛

卡繆的《異鄉人》（LÉtranger）中，講述的是在法國發生的真實事件，LÉtranger這個字中文譯為「異鄉人」，其實就是孤獨者的意思。故事敘述法國青年對一個阿拉伯人開了六槍，被當成謀殺犯送進監牢，但所有的審判都與他開這六槍無關，而是舉證他在為母親守喪時沒有掉淚，在母親的喪禮上，他未依禮俗反而打了一個花俏的領帶，以及在母親喪禮後，他便帶女朋友到海邊度假，並發生性關係。諸此種種便成為他獲判死刑的罪證。

行刑前，神父來了，告訴他要做最後的禱告和懺悔，靈魂還有機會上天堂。這個青年罵了一句粗話，說：「我就是開了這六槍，不要說那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再去翻這本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就會發現最後一章寫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車在黎明時出發，看見天上的星辰，他說他從未感覺到生命是如此飽滿，他忽然變成整部小說歌頌的英雄——從儒家和群體文化的角度來看，實在很難去認同殺人犯變成英雄的故事，這部小說在國外會得獎，但若是在國內，可能直至今日都無法獲得肯定，因為它的內容違背世俗的標準。

在國內不會有人以陳進興為主角，最後還把他寫成英雄，然而，小說的好或壞，不是結局的問題，而是生命形式的問題。這個形式裡的孤獨感、所有特立獨行的部分，會讓人性感到驚恐，應該有個小說家用文字去呈現他生命裡的點點滴滴。然而，我們不敢面對，我們甚至覺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獨面，人會變壞。

有沒有這樣的印象？大人會說：「這本小說不能看，看了會變壞。」我認為，對人性的無知才是使人變壞的肇因，因為他不懂得悲憫。

在陳進興這則新聞裡，我印象最深的畫面，是他被槍斃後屍體送去摘取器官的過程，如果我要寫小說，大概會從這一段寫起。他對我而言，還是一個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與死亡的關係。我也要反駁群體文化中不知不覺的約束，使這些特立獨行的議題無疾而終。

我用「議題」而不是用「主角」，因為我們總認為「主角」一定是個好人。記不記得小時候看的電影，常常會在最後結局時，出現一行字：這個人作惡多端，終難逃法網恢恢。後來我再去看這些電影，發現那個主角已經逃走了，只是在當時的觀念裡，不加上這一句結尾，觀眾不能接受，因為惡人要有惡報，好人要有好報。

如果我們用先入為主的善惡觀去要求文學作品要「文以載道」時，文學就會失去過程的描述，只剩下結局。我從小受的作文訓練就是如此，先有結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結局，例如過去連寫郊遊的文章，最後還是要想起中國大陸幾億個受苦受難、水深火熱的同胞。

先有結局，就不會有思考、推論的過程。當我自己在寫小說時，我便得對抗自己從小訓練出來「先有結局」的觀念，而是假設自己就是小說裡的人物。這是往後我寫作的一條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個人，而是整個台灣在經歷這麼多事件後，足以成熟地讓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結局決定一切。

或許有人會說，現在小學生寫作文，已經不寫拯救大陸同胞的八股教條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懷疑。事實上，今日社會事件的報導，甚至在餐廳裡聽到的對話，都還是先有結局。一到選舉時更明顯，都是先有結局再搜羅證據，如果真是這樣，人民的思考在哪裡？從過去到現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從一個權威的體制裡跳出來，覺得過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氣得跳腳，以為跳向另一個極端。可是你仔細看，他跳腳的方式和當年某個偉人去世時跳腳的姿態是一樣的，並沒有改變。他還是用同樣的情緒在跳腳、在哭，只是偶像換了另外一個東西而已。如果這樣的話，人民的思考在哪裡？

個體的獨立性應該表現在敢於跳脫大眾的語言、說出懷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結局或結論。我相信，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孤獨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於說出不一樣的話，但要注意的是，這不是結局；如果你認為這是結局，就會以為「他只是在作怪」，當你拋開結局的想法時，才能理解對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邏輯（logic）一詞源於希臘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從正面，我從反面，以後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見，思考便無由產生。我相信，好的文學要提供的就是一種「觸怒」。

孤獨是生命圓滿的開始

很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出版的作品裡，銷路比較好的都是一些較為溫柔敦厚者。我有溫柔敦厚的一面，例如會幫助晚上跳牆的學生回去，寫在小說裡就是有一個皆大歡喜的圓滿結局。我也有叛逆的一面，如《因為孤獨的緣故》、《島嶼獨白》兩本作品，卻只獲得少數人的青睞 ——我很希望能與這些讀者交流，讓我更有自信維持自己的孤獨，因為我一直覺得，孤獨是生命圓滿的開始，沒有與自己獨處的經驗，不會懂得和別人相處。

所以，生命裡第一個愛戀的對象應該是自己，寫詩給自己，與自己對話，在一個空間裡安靜下來，聆聽自己的心跳與呼吸，我相信，這個生命走出去時不會慌張。相反地，一個在外面如無頭蒼蠅亂闖的生命，最怕孤獨。七○年代，我在法國時讀到一篇報導，社會心理學家發現巴黎的上班族一回到家就打開電視、打開收音機，他們也不看也不聽，只是要有個聲音、影像在旁邊；這篇報導在探討都市化後的孤獨感，指出在工商社會裡的人們不敢面對自己。

我們也可以自我檢視一下，在沒有聲音的狀態下，你可以安靜多久？沒有電話、傳真，沒有電視、收音機，沒有電腦、沒有網路的環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嗎？

後來我再回到法國去，發現法國人使用電腦的情況不如台灣的普遍，我想那篇報導及早提醒了人與自己、與他人相處的重要性。所以現在你到巴黎去，會覺得很驚訝，他們家裡沒有電視，很少人會一天二十四小時帶著手機。

有時候你會發現，速度與深遠似乎是衝突的，當你可以和自己對話，慢慢地儲蓄一種情感、醞釀一種情感時，你便不再孤獨；而當你不能這麼做時，永遠都在孤獨的狀態，你跑得愈快，孤獨追得愈緊，你將不斷找尋柏拉圖寓言中的另外一半，卻總是覺得不對；即使最後終於找到「對的」另外一半，也失去耐心，匆匆就走了。

「對的」另外一半需要時間相處，匆匆來去無法辨認出另外一半的真正面目。我們往往會列出一堆條件來尋找符合的人，身高、體重、工作、薪水……，網路交友尤其明顯，只要輸入交友條件，便會跑出一長串的名單，可是感覺都不對。

凡所有你認為可以簡化的東西，其實都很難簡化，反而需要更多時間與空間。與自己對話，使這些外在的東西慢慢沉澱，你將會發現，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為你會從他們身上找到一部分與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東西，那時候你將更不孤獨，覺得生命更富有、更圓滿。

閱讀《金瓶梅》了解情慾孤獨

我們談情慾孤獨，出發點是一個非常本能的感官、性、器官、四肢……我們急於解放、使情慾不孤獨，不是今日才有的事，早從希臘時代開始人們就有這樣的渴望，中國在明代不也出現了《金瓶梅》。我常建議朋友要了解情慾孤獨，就要閱讀《金瓶梅》，張愛玲也同意，她認為《金瓶梅》比《紅樓夢》重要。

你在坊間看到的《金瓶梅》是刪節本，不能看到書的全貌，建議讀者去找萬曆年本的原著，你將會發現，明朝是建立商業文明的時代，商業一來感官的需求就會增加；台灣亦是如此，我記得小時候，台灣還是農業社會，情慾刺激比較少，雖然存在卻隱藏著，但是商業化之後，就變成一種行為，就變成到處可見的「檳榔西施」，情慾成為具體的視覺、聽覺刺激著每一個人，難以把持、快速地蔓延，逐漸變成我們今日所說的「色情氾濫」，在書攤上就可以看到各種圖像文字。

可是我們回過頭看明朝的《金瓶梅》，內容一樣讓人覺得瞠目結舌，你會發現感官刺激變成在玩弄身體。讓自己的情慾壓抑在釋放的臨界點是最過癮的，所以說痛快，痛快，有時候痛與快是連在一起。在《金瓶梅》中有些情慾就變成了虐待，以各種方式獲得肉體的快感。

然而，他們並不快樂。《金瓶梅》、「檳榔西施」刺激的都是情慾的底層，無法紓解內心的孤獨感，實際上孤獨感的紓解必須透過更高層次的轉化，例如前面所說，我的中學時代男孩子們會看武俠小說來轉化情慾孤獨。

從小說談孤獨

談到情慾孤獨，我想用我的短篇小說集《因為孤獨的緣故》中第一篇小說〈熱死鸚鵡〉來談。這則故事是一個醫學院學生告訴我的，他暗戀著他的老師，這是他的隱私。我不會把它變成公共的事情，但是這個故事給我很大的震撼，讓我想把它寫成小說。

在學校任教，我有很多機會接觸學生，他們會把心事說給我聽，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學生，當我聽到她用四種身分在網路上交友時，我蠻驚訝的，可是我不能表現出來。一旦我表現出驚訝，他們便不會再說。我只能傾聽，做一個安靜的聽者。

聽者是一個很迷人的角色。可以看到一個學生突然跑來，從一語不發到淚流滿面，可能得等他哭上一個鐘頭，消耗掉一包衛生紙後，才開始說一點點話，四個小時後，他才可能說得更多。

那個醫學院的學生告訴我，在解剖學的課上，他看著老教授的禿頭，聽著他用冷靜的聲音講孔德哲學和實驗研究的結果，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迷戀。當時的我無法了解，一個年輕人何以會對禿頭、稀疏的頭髮產生情慾上的迷戀，因為那並不是我會迷戀的東西。這就是孤獨感的一個特質——旁人無法了解，只有自己知道，而因為我們不了解，就會刻意將它隔離，於是整個社會的孤獨感因此而破碎。

在〈熱死鸚鵡〉裡，當這個醫學院的學生，聽到老師引用實證主義者的話，說：「你應該用絕對冷靜、客觀的心態去面對所有東西，不能沾帶任何主觀的道德情感，回到物質性的存在本質去做分析。」他開始檢查自己的身體。他發現之所以會迷戀他的老師，是因為老師將孔德的實證主義帶入他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又覺得迷戀老師是一件很荒謬的事；迷戀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他卻無法接受，因為這是不道德的。

小說裡一隻學人講話的鸚鵡熱死了，大家無法從解剖分析中找到牠熱死的原因，而在牠熱死前所說的三個字究竟是什麼？也引起各界的關切。不過小說最後沒有結局，鸚鵡只是一個符號！

鸚鵡的出現是因為寫作小說時，我到動物園玩，炎熱的夏天讓鸚鵡也熱暈了，站在那邊不動，我突然覺得很有意思。鸚鵡羽色鮮豔，非常搶眼，而牠又會學人說話，牠如果學了「我愛你」，是學會了聲音還是學會了內容？而我們說話都有內容嗎？抑或不過是發音而已？

你或許也有這樣的經驗，和朋友聊天失神時，你看到朋友嘴巴一直動，聽不到他的聲音，可是又不會影響你繼續對話。

我想，人有一部分是人，一部分可能是鸚鵡，一部分的語言是有思維、有內容的，另一部分的語言則只是發音。我記得日本小津安二郎有一部電影，是說一對結婚多年的老夫婦，妻子已經習慣先生發出一個聲音後，她就會「嗨」跑過去，幫他拿個什麼東西。其中一幕是妻子老是覺得聽到丈夫在發出那個聲音，她一如往常「嗨」的答應跑去，但丈夫說：「我沒有叫妳。」一次、兩次，在第三次時，丈夫覺得他好像該讓妻子做點什麼了，所以在妻子出現時，對她說：「幫我拿個襪子吧。」所有的觀眾都看到，丈夫沒有發出那個聲音，但是妻子卻一直覺得丈夫在叫喚，或者她終其一生就是在等著丈夫的叫喚。

至今，我仍覺得這一幕非常動人。它其實不是語言，而是關係，我們和身邊最親近的人永遠都有一段關係，卡繆在《異鄉人》裡也寫到，他在巴黎街頭觀察帶寵物出門的人，他發現怎麼每一隻寵物都跟主人那麼像！這也是一段關係。

意識到身體的存在

我在〈熱死鸚鵡〉這篇小說裡，就用了鸚鵡作為一種符號，去代表醫學院學生某種無法紓解的情慾。他去度假、曬太陽回來，躺在床上撫摸自己的身體，想像手指是老師手上的解剖刀，劃過他年輕的二十歲的身體，骨骼、腰部、乳房……這絕對是情慾，但是糾結著他在解剖學裡學到的冷靜，也糾結著他自己無法抑制的熱情。他感覺到在精緻的肋骨包圍著一個如燈籠結構的體腔，裡面有心臟的跳動，牽動血液的循環，他還能感覺到自己的肺的呼吸、胃的蠕動，他在解剖自己，也在宣洩情慾，所以最後他射精了。

我在十六歲時讀《紅樓夢》，看到寶玉的遺精，嚇了一大跳，但這就是一個認知身體的過程，也許在好多好多年後才會爆發。情慾孤獨也可以說就是認知身體吧！在認知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沾帶著兩種情緒，一個是絕對的客觀和冷靜，一個是不可解的與身體的糾纏。從死亡意識裡出來的身體，是一個肉體、軀殼，而死亡就是和身體告別。人要和身體告別很艱難，一來可能是因為長期使用產生的感情，一來也表示人們意識到「原來我的身體是現實存在的東西」。平常我們都只是在運用身體，卻沒有意識到它真正的存在。

我認為，真正的情慾就是徹底了解自己的身體，包括所有的部位，從外表看得到的到內臟器官，甚至分泌物，但不能先有結論。

或許有些人在〈熱死鸚鵡〉這篇小說裡，讀到了聳動的師生戀，有的人則是好奇鸚鵡死前說的三個字——當然，現在已經有很多人讀出書中以羅馬拼音留下的謎，那三個字就是「後現代」，調侃當時各界把「後現代」當作口頭禪的現象，沒有特別的意涵。新書發表時，大家對那三個字都很感興趣，我自己倒是沒有做什麼回應，我期望把這本書作為與孤獨者的對話，因為我蠻珍惜這種孤獨感，所以也沒有多談。

孤獨並非寂寞

孤獨和寂寞不一樣。寂寞會發慌，孤獨則是飽滿的，是莊子說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是確定生命與宇宙間的對話，已經到了最完美的狀態。這個「獨」，李白也用過，在〈月下獨酌〉裡，他說：「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這是一種很自豪的孤獨，他不需要有人陪他喝酒，唯有孤獨才是圓滿的。又好比你面對汪洋大海或是登山到了頂峰，會產生一種「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感覺，沒有任何事情會打擾，那是一種很圓滿的狀態。

所以我說孤獨是一種福氣，怕孤獨的人就會寂寞，愈是不想處於孤獨的狀態，愈是去碰觸人然後放棄，反而會錯失兩千年來你尋尋覓覓的另一半。有時候我會站在忠孝東路邊，看著人來人往，覺得城市比沙漠還要荒涼，每個人都靠得那麼近，但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與孤獨處在一種完全對立的位置，那是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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