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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東母親日記的出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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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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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博東母親日記的出版序言

序徐博東編註《一個「共諜」太太在台灣的日記》

 

王曉波(世新大學教授)

 

1986年,我和尹章義、王永等同好,為「台獨」扭曲台灣史和澄清台灣認同問題,而成立了台灣史研究會。我任理事長,尹章義副理事長,王永秘書長,並籌備1987年舉辦「台灣史學術研討會」,還去函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邀請他們能派學者與會。廈大派的是陳孔立教授,社科院派的是徐博東教授,但因為台灣當局不准陳、徐兩人入台,而未能成行,只好「文到人不到」而缺席。

 

198711月,台灣當局開放台胞大陸探親,於是1988年台史會就組織了一個學術訪問團前往大陸,分別在廈大和社科院召開兩場學術研討會。

 

雖然,我們都是個別申請赴大陸探親,但還是被偵知是台史會赴大陸的學術訪問團,而被告知:只能探親,不能「學術」,也不能組團。我們只好把「台灣史研究會學術訪問團」改成「台灣史研究會學術訪問不是團」,但其他一概行程照舊,而成為自1949年以來台灣第一個赴大陸的學術訪問團。為此,回來後我們還被禁足出境一年。

 

在社科院的研討會上,見到了博東兄,才得知他是北大歷史系畢業,時任北京聯合大學歷史學教授,並不是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人員,他準備赴台提交給研討會的論文寫的是丘逢甲,因為他父母於抗戰期間參加丘念台組織的抗日救亡團體——「東區服務隊」。 丘念台的父親丘逢甲,也是他們廣東蕉嶺的鄉先輩。那時,博東兄與人合作撰寫的大陸第一部《丘逢甲傳》剛剛出版。

 

社科院台研所主要的工作是動態研究,沒有歷史研究人才,社科院台研所李家泉副所長,與徐博東熟識,所以在接到台史會的邀請函後,遂推薦博東兄以社科院台研所「特邀研究員」的名義,代表該所赴台出席台史會的學術研討會。從此博東兄投入台灣現狀研究,從「路邊攤」一直幹到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榮退。

 

與博東兄見面後,才知道,他父母原是抗戰期間丘念台東區服務隊的隊員,他是在廣東博羅縣的羅浮山清虛觀由蔣碧玉接生的。 蔣碧玉是蔣渭水的養女,1941年與夫婿鍾浩東、李南峰及蕭道應夫婦潛赴大陸參加祖國抗戰,被誤為日諜而被捕,差一點被國民黨槍斃,幸得丘念台出手相救,才得以洗清脫險,並加入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

 

光復後,鍾浩東回台在基隆中學校長任內,犧牲於白色恐怖;蔣碧玉亦坐牢達12年之久。

徐博東的父親徐森源,「七七事變」後即投身於抗戰活動,隨後參加「東區服務隊」,時為國共合作抗日,因接觸馬列主義,終於加入中共。抗戰勝利後,由組織批准來台,先後任基隆中學事務主任、訓導主任,博東兄的母親潘佩卿任教員,而尚在繈褓中的博東則被留在蕉嶺家鄉由祖母撫養。1947年,徐森源又由時任台灣省黨部主委的丘念台舉薦,擔任首屆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潘佩卿則任職於省立台中市育幼院會計。1949年,基隆中學案發,鍾浩東等被捕,博東的父親奉命隻身撤回大陸,而留下博東母親和三個在台出生的弟弟。自此骨肉離散竟長達40餘年,夫妻再見時已是天人永隔,徐家四兄弟也已經是40多歲的中年人了!

 

巧的是,蔣碧玉是我們中國統一聯盟的創盟執行委員,居然是博東兄的接生婆,更想不到的是,我和大妹小時候就是台中市育幼院的院外院童,每個月領的育幼院救濟金都是出自博東兄母親的會計之手。同是天涯淪落人,如今讀到博東母親恰在那個年代寫的日記,不免再次勾起我童年時代落難的回憶,真是有說不出來的感慨!

 

所以,博東兄要我為他母親日記的出版寫篇序言,我義不容辭,不能不說幾句。

 

我九歲,母親在白色恐怖中犧牲,父親判刑七年,外祖母帶著我和三個妹妹,其中小妹尚未滿週歲,我們在台中人生地不熟,家無分文收入,我和大妹申請為育幼院院外院童,不必住進育幼院,每個月可領17元。外婆經常要我們在市場下市之後,去撿些菜葉子回來。好點的做菜吃,差的餵雞鴨,我們從來沒有吃過外婆的雞鴨,雞鴨是外婆逢年過節時賣了換現錢的。而這些尚在其次,背負著「匪諜子女」原罪的我們,在政治上、社會上所受到的監管和各種的歧視,其心靈的創傷,更難以用語言來描述……。

 

讀完了博東母親的日記,一個年輕的媽媽隻身在台灣撫養三個兒子,雖有一份正常的工作,但母兼父職,負擔沉重,尤其是想家,想離別的丈夫,那種難以忍受的孤獨、寂寞和無奈躍然紙上,令人動容。但所幸者,從日記中,似乎看不出來,博東母親因其父親是「共諜」而受到太大影響,是國民黨當局不知其父親具有「共諜」身分來台?或者因其父親已回大陸無法追究?抑或有身居高位的念台先生的庇護?……我們現在已不得而知。

 

倒是因為博東母親滯台,其父又曾任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他的許多戰友都犧牲了,而他卻能安然跑回大陸,因此在文革期間,被打成「特嫌」遭嚴格審查,博東兄也因此而莫名其妙地成了「可教子女」受到牽連,大學畢業時,竟被「發配夜郎」——我父親的故鄉貴州省遵義縣農村(看來,我和博東兄還真是有緣!)直到文革結束,博東的父親得到平反,他才又調回北京。

 

我母親雖因白色恐怖在台犧牲,但她在大陸的姐姐和兩個弟弟卻因她來台而於文革期間被批判鬥爭。我大舅章夢濤竟因「十萬青年十萬軍」,當過國民黨軍官,而遭坐牢18年。二舅章仲禹亦遭下放勞改,打倒「四人幫」後才得以解放。大舅後來得以為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力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被授予市、省、煤炭部勞動模範,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及全國先進工作者。二舅在改革開放後,在科研上連連獲獎,其科技發明還獲國際專利,並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我們從來沒有接到過母親死刑的判決書,父親出獄後,也絕口不提母親的事。

 

保釣期間,友人陳平景到北京,見到周恩來,提到我和陳鼓應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周恩來特別下令對台廣播不要提「台大哲學系事件」,以免加重國民黨對我和陳鼓應的迫害。

 

1988年,我率台史會學術訪問團到廈大開研討會,一天主辦單位人員突然跟我說,有一位你母親的朋友從北京來要見你,然後開車帶我到另一個旅館。一位長者看見我,拉著我的手,眼淚直落,那就是賈亦斌先生。直覺上,我覺得賈公當是我母親的領導,但究竟是什麼關係,賈公一個字也不說。後來大舅跟我說,你媽去台前曾叮囑,如果有事可以找賈公幫忙,但文革時,賈公自己也被鬥垮。

 

1990年代初,中國統一聯盟和大陸統促會在香港開會,新華社的黃文放還跟我說起「台大哲學系事件」,當時周恩來表示,為了要解放台灣犧牲了不少同志,擔心以後統一過程恐怕也要犧牲人。

 

直到白色恐怖平反,我也成為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受難人家屬代表董事,才在台北軍人監獄找到當年移送父親入監的判決書。母親的罪名是「煽惑軍人(先父)逃叛」,父親的罪名是「明知(先母)為匪諜而不檢舉」。

 

1948年,外婆帶著我和兩個妹妹隨父親來台練兵,母親留職上海郵局,判決書的大意是:上海赤化後,母親思家心切,被中共當局利用,來台勸說父親,如解放軍攻台,不要抵抗。

 

但是,我把判決書給賈公看,賈公看了直說「不對」,如何是「對」,賈公又是一個字不說。後來,我又去請教楊斯德先生,楊老後來告知母親是「愛國主義烈士」,此外又是一個字不講。什麼是「愛國主義烈士」,大陸朋友告訴我,非黨員犧牲的是「愛國主義烈士」,黨員犧牲的是「無產階級烈士」。

 

我已遵父親遺言,把他和母親的骨灰合葬於南昌靈山烈士公墓。母親的姓名也被刻在北京西山公園無名英雄碑上。但現在賈公已作古,楊老也當百歲,他們不說,我除了「愛國主義烈士」外,對母親之死仍一無所知。所以,我特別有感於吳小珊對博東母親日記「讀後感」中所言:

 

「台灣海峽兩岸隔絕37年,台灣當局有限開放29年,66年來,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奮鬥一生的前輩多已作古,就連我們這些晚輩已然六、七十歲,再不抓緊收集整理台灣光復以來散落在兩岸的史料,恐怕後人很難接續上了。這段歷史,不應該被遺忘。前輩們的家國情懷,我後輩子孫更應該發揚光大。」

 

賈公、楊老的守口如瓶,當是有鑑於兩岸尚未結束政治對立。博東兄和我兩家的悲劇,當是源於國共內戰兩岸對立,我們都是受害者。並且,自台史會研討會後,我和博東兄又不約而同的以兩岸和平統一為志業,為不能讓這民族悲劇延續下去而奮鬥。其實,這不但是我們的志業,更是我們的切身之痛!

 

是為之序。

 

20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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