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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的惡化,陳儀要負最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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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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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2號(夢撿銅板及種菜生活)
亓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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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之璋、鄭義:陳儀對二二八事件應負的責任

【阿波羅新聞網 2007-02-17 訊】

二二八是不是歷史之必然呢?我們認為不是,二二八悲劇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不如此嚴重,假如當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處置得當的話。至於外省人壟斷權位、貪污、軍紀不良、通貨膨脹等都是次要原因。二二八的惡化,陳儀要負最大的責任。

一、陳儀愛護台灣人,除了大量引用台籍人士重任重要公職外,把電台、報紙等媒體全部交給台灣人主持,開放言論自由,容忍民間對長官公署之批評,最後媒體醜化長官公署、國民政府,百姓漸漸藐視國府,此舉種下了二二八以及二二八惡化至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陳儀堅持偏左的經濟政策,實行統制經濟,引發民怨,重蹈福建省失敗的覆轍。

三、二二八發生後,陳一反過去危機處理之經驗,既不依法處理,又不動用公權力,最失策的是暴民霸佔電台攻擊政府,甚至號召退伍台籍日軍集結,長官公署均不加干涉,表現優柔寡斷,坐待情況惡化。以陳過去之經驗,面臨危機時陳的果決、兇狠(如殺軍統站長張超、槍決金門縣長、與孔祥熙交惡等),判若兩人。何以如此?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陳對台灣社會、文化,台灣人的性格都不夠了解,同時從許多資料看來,陳對台灣人在日治時期的遭遇、命運深表同情,所以遲遲不忍動武。很浪漫的一直認為自己的善意會得到同樣的回應,結果情況急速惡化,終至不可收拾。

四、當一切和平努力都失敗以後,陳儀的失望、憤怒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二二八後期他主張派兵平亂,主張軍法審判人犯,甚至把發給中央的要犯名單,親筆再加了蔣渭川等人(1),在在都顯示陳的憤怒。但是陳強壓怒火,依然盡量剋制自己的怨恨,接受台人改革要求的合理部分,嚴令不准報復,持平而論,這點是很難能可貴的。

綜合以上的分析陳的性格、施政理念、政經主張、對治台觀念態度的轉變,我們可以約略勾畫出一個二二八發生及惡化的兩大原因。

發生原因(客觀因素):台灣面臨復員癥狀群、光復癥狀群、戰後經濟癥狀群等三大絕症同時發作。但是以當時台人守法的習慣,如果陳儀處理得當,二二八或許可以避免。

惡化原因(人為因素):陳儀要為二二八的惡化負全部責任,陳儀是一個清廉剛正的理想主義者,陳儀政經理念偏左,陳儀對台灣問題、台灣歷史下過功夫,陳自以為了解台灣人,同情台灣人,愛護台灣人,相信台灣人(2)。於是用浪漫的、天真的態度來處理單純的緝私煙事件。長官公署長官獨攬大權,卻只用以對外──抗拒中央。而對內一味讓步、示好,終致當時台人誤判形勢,可謂「官誘民反」。

台灣在日本高壓統治下大多數百姓是是守法的(3),如果二二七發生流血事件,二二八發生動亂以後,陳儀一切依法處置,不但依法審判肇事公務人員傅學通等六人,一方面依法處理被捕之暴徒。同時拒絕與任何非官方身份之民眾代表談判,即使談判,亦是只談政治改革的部分;對肇事官員及被捕民眾堅持司法審判,把政治問題與司法問題分開,那麼動亂很快就會平息。

因為台灣在日本嚴刑峻法的高壓統治下,大多數的老百姓是守法的,但是部分台灣百姓的「守法」是基於對日本人、日本法律的畏懼,而不是在一個公民素質及社會法治基礎之上的守法(4)。當時台灣人的性格充滿焦躁、不安、恐懼與暴烈。台灣的社會結構也非常特別,缺少中產階級及管理階層,日本人走了,管理階層出現真空,日本警察不見了,法律突然變鬆了,左鄰右舍的朋友突然有的當大官了,有的當議員了。二二八發生以後,平日高高在上的長官公署竟然如此地軟弱(5),非但釋放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6),而且准許百姓組織處委會作為合法的談判代表,並且同意各級民意代表是當然的處委會代表,處委會突然與各級民意機構合流,處委會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巨大的涵蓋全省的怪獸,處委會也由一個二二八緝私煙官民糾紛處理委員會,變成一個多功能的政治改革、研究、咨議機構,進而變成一個與政府對立的反對黨,進而與暴徙結為一體(7),最後快速的變成一個叛亂團體,形成波及全省的流血衝突。但是六號、七號許多暴民頭子聽到國軍來台的消息,立刻士無鬥志,許多組織立做鳥獸散,處委員態度也立刻軟化。尤其是國軍登陸後的綏靖戰爭,全省七個綏靖區,加在一起也不過死了四十三個人,埔里一役謝雪紅抵抗激烈也不過死了七個人。所謂民軍及反抗團體如此不堪一擊的原因之一是二二八缺少正當性,參與二二八的人也各有不同的目的,國民黨犯的所有錯誤加在一塊也沒有到非反、非拚命的地步。

上述的判斷從下列的資料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印證。

『………二日上午…………副議長林建論等竟發言荒謬……並毫無顧忌的向我大肆咆哮:「你們的要塞炮,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8)

高雄涂光明等上山與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破裂,下午二時彭孟緝凶兵平亂。四小時後順利收復火車站、市政府及憲兵隊。彭孟緝立刻電告陳儀平亂經過,半夜得到台北陳長官回電:「此次不幸事件,應循政治方法解決。據聞高雄連日多事,殊為隱憂。限電到即撤兵回營,恢復治安,恪守紀律。謝代表東閔到達後,希懇商善後辦法;否則該員應負本事件肇事之責。」

我看過這份電報之後,思潮起伏整夜不曾合眼。就當時情況而言,我是南部防衛司令,暴徒公然叛亂,濫殺外省同胞,又逼我繳械投降,我能不採取行動嗎?但是我究竟未奉上級長官的行動命令,現在又接到這一份「應循政治方式解決,否則要負肇事之責」的電令指示,使我感到無限困惑,但事已至此,我仍認為台北方面,並沒有看清楚事態本質,始終以為只是部分台胞的一時衝突,是一個初光復地區的偶發事件,完全不知道奸匪正在乘機滲透,叛亂本身正在迅速變質的事實。如果遵照命令「撤兵回營」,等於是「屈服投降」,而且最後未必就能苟全自存。以我目前的處境,為了堅持革命立場與國家利益,惟有繼續貫徹既定計劃,有進無退,至於是非功罪,也只有留待歷史來定評了。

為了恐怕影響軍心,沮喪士氣,這份電報除我與參謀長和機要秘書尹莘三人知道外,保守了絕對的機密。』(9)

『………軍隊因格於陳兼總司令之廣播命令:「部隊退回營房,不准開槍,事變用和平方法解決」;故只固守據點,抵抗襲擊,自動收容外省籍人避難。事實上已放棄治安維護之責任。一方面各地警察,除少數尚能確保其據點外,派出所當時幾全部瓦解;本省籍警察多放下武器,甚至脫下警衣,參加暴亂行列,攜械為暴徒充當警衛。因此,此次事變警察之槍械被暴徒利用最多。而文機關則多於暴亂開始時即被接管,甚至有事前即自行移交者。足見並非對暴亂不能鎮壓,而乃自行癱瘓,予暴徒以可乘之機。』(10)

『………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開會,我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應邀出席,郭國基大發謬論,譏諷國軍乃烏合之眾,說「我懷疑你們沒有什麼戰鬥力」。我要塞司令乘間離開會場返要塞應變。』(11)

『………台灣社會的市民(公民)意識不夠成熟,知性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既不受尊重又不被愛惜,沽名釣譽之輩就非常容易結幫跳樑。老百姓長期受到壓制及迫害,積怨已深,似乎「賭爛」(台灣系閩南話,極度的不愉快感)性反彈情緒瀰漫了社會。台灣老百姓遂易為說大話者、逞英雄者流所利用,容易聽信鄉愿者流的嘩眾取寵之言,更不吝送贈「曲學阿世」之輩掌聲。』(12)

『………從事抗暴軍事行動的一些「領導人」,錯以為曾經受了些日本式軍事訓練就可指揮軍隊,就可把國府軍迅速打敗。他們受了日本教育的影響,僅從外觀衡量國軍,蔑視國軍,視之為日人所慣稱的「支那兵」,天真無邪的藐視「祖國」為「支那」,認為「支那兵」是一聽槍聲就會繳械的烏合之眾。有些缺乏政治細胞,只有激情慣於喊空洞口號的人,像蔣渭川等人,誤解有CC(二陳)在後支撐,「陳儀這個阿山,一嚇就會把政權交出來的」。』(13)

陳儀的善意,被曲解成懦弱,陳儀的讓步令對手以勝利的姿態,步步進逼(14)。陳儀素以鐵腕、魄力出名,陳儀治閩獨攬軍政、財經大權於一身,陳儀主台堅持長官公署制,也與其過去經驗若合符節,但是治台以來,他勇敢地對抗中央對台政之干預,對內卻一再忍讓、退卻,終於導致從「官誘民反」惡化至「民逼官反」。

至於陳二月六日呈蔣的報告中說「此事情發生後之處置甚感困難。就事情本身論,不止違法而已,顯係叛亂行為。嚴加懲治,應無疑義,惟本省兵力十分單薄,各縣市同時發動暴動不敷應付。………。」

我認為陳的說法純係卸責之詞。從二二八發生暴動一直到三月六日,無論民間領袖之態度多壞,民間要求多無理,暴動漫延多快。陳一直在忍讓、在委曲求全。一直到三月六日之前從未對民間代表說過一句重話,也沒有做過任何強烈的反制行動,反而嚴令軍隊不准開槍、不准主動出擊。陳非膽小、怕事之輩,然「兵力單薄」,乃事後推卸責任的說詞,不足採信。

陳儀對二二八之惡化要負絕對責任(15),陳儀的最大錯誤是對台灣社會結構、對台灣人不夠了解,而陳儀犯錯的理由竟然是陳儀愛台灣、相信台灣人。陳儀死後翁文灝在法京所寫哭陳公洽詩曰:「海陸東南治績豐,驚心旦夕棄前功,試看執楫理財士,盡出生前識拔中。」(16)歷史之諷刺、歷史之無情莫過於此(17)。 【二·二八事變的省思之四】

 

註:

(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74-177頁。

(2).湯恩伯,林蔚,毛森都勸陳儀勿同意把六十二軍,七十軍調回大陸曰:「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陳卻說:「我以至誠愛愛護台灣人,台灣人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毛森回憶錄》。

(3).當時日本警察權力之大,同時兼管戶政、財經,台人畏之如虎,連小警員就被尊稱大人。

(4).台灣人的守法是表面的。

(5).竟然同意民眾代表到獄中為傅學通等六公務員拍照,證明長官公署沒有私下放人。此舉政府威信盡失。

(6).前一日要求里長具保,第二天改為無條件釋放。

(7).王添燈、蔣渭川都想利用群眾煽動群眾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

(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第58-59頁,《彭孟緝回憶錄》。

(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第71頁,《彭孟緝回憶錄》。

(1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第121-122頁,署名「不著撰人」。

(1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第129頁,署名「不著撰人」。

(12).戴國煇著作《愛憎二·二八》第106-107頁。

(13).戴國煇著作《愛憎二·二八》第179-180頁。

(14).許多民間領袖,如郭國基、蔣渭川等都認為國府官員懦弱,國府軍隊不堪一擊。

(15).二二八事後蔣介石日記:「此實不測之變,雖以軍隊調離台灣為其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俠疏忽無智所致也。」

(16).《傳記文學》526期第39頁鄭士鎔著《細說我所認識的陳儀》。

(17).日後建設台灣之財經人才,許多出自陳儀的班底,嚴家淦、任顯群、孫運璿等。

責任編輯: 鄭浩中   來源:自由聖火首發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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