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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看二二八事件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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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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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2號(夢撿銅板及種菜生活)
亓官先生

由「二二八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看二二八事件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發生二二八事件的偶然性與其必然性,在這份台灣新生報刊登的「二二八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可以看出端倪。

被告:傅學通 29歲廣東蕉嶺人臺灣省專賣局科員在押

    葉得根 32歲福建閩侯人  同局    科員在押

    盛鐵夫 28歲浙江永嘉人  同局    科員在押

    劉超群 31歲四川瀘縣人  同局    科員在押

    鍾延洲 27歲江西瑞金人  同局    科員在押

    趙子建 30歲安徽合肥人  同局    科員在押

審判長推事:方石坡邢匡馮正樞與書記官龔偉英

六名被告的指定辯護人李世賡律師 選任辯護人馬大勛律師蒞庭執行職務的檢察官楊際泰全是外省人判決書故意隱去四名警察一位密報年籍資料四名警察」大概也全是外省人只有一位密報」可能是本省人

代表公權力檢察官警察全是外省人即使它們將外省被告傅學通判處死刑,在當時省人看來也只是為平息民憤而演出的一場戲罷了,沒什麼大作用

專賣局職員警察密報私煙女  

    的組合生動反映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生態

    專賣局職員」好像現在的城管」,也是變相的稅吏,警察」代表公權力密報」是討好公權力的城狐社鼠也是本省民情最痛恨的抓耙仔,如果被公佈「姓名年籍」也許當年立刻被暴民公審打死

     私煙女販是社會最底層奮力求生的基層人民,在

      戰爭剛結束時, 為家人討生活來拋頭露面,最能引人同情,

    專賣局職員本不應該帶槍卻有三位帶槍

     也是戰時體制的殘留,顯擺威風的作派,卻鑄成大錯,

     被上級要求扛下所有責任,而獲判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一件意外事件卻被法官視為罪無可逭兩位剛考上公務員的年輕人恐怕始料未及,後悔不已,看來

     公務員這口飯也是不好吃的,也許在亂世還是當個

     平頭百姓,能夠心安理得一點。

以意外事件為表相的政治衝突事件,其醞釀的過程並不簡單,可以從國內國際戰前戰後多重觀點來分析考量,政治人物個人特質,也有關鍵性影響。

陳儀的失政有跡可循

 

陳儀在國民黨政府的派系屬性,被歸類為政學系,該系原本就與CC派結有深仇大恨,鬥爭至為慘烈;陳儀又破壞默契,以「外黨」及「左派」來阻礙「正宗國民黨-CC派」的仕途

「CC派」的來源有二種說法,一說是蔣介石要求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主管全國黨政高級人事任用)主任陳果夫以中央黨部成員為主體成立central club,加強掌控,另一說是陳立夫設立中央黨部調查統計科後,因大權在握,黨內人人臣服,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英文名C字開頭,成為國民黨最大派系

陳儀跟CC派的恩怨從他當福建省主席的時候就已種下。 陳儀於福建省主席任內集大權於一身,力圖大有作為。他延攬了一群留學德國及日本的人才到福建省服務,這些人大多為統制經濟的信徒。

蔣介石對陳儀這位留學日本陸軍大學的前輩,頗感興趣。一九二八年初,邀請他前往南京,商討國防建設等問題。三月,命其率團前往歐洲考察,主要目的地為德國。在德國,結識俞大維、張果為、包可永等留學生,他們後來都在陳的引介下回國服務。一九二九年四月,陳儀接替張群為軍政部兵工署署長,啟用俞大維、陳介生等留學生。因其作風受蔣介石欣賞,五月,令其兼任軍政部常務次長。未幾,復升任政務次長,兵工署長職缺由俞大維接任。 

在這一段期間,張群、楊永泰、熊式輝等積極壯大政學系。(王又庸, p.57)陳儀既接替張群的職位,又是張群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前五期的學長,便常有來往。而政學系大老黃郛,則是陳儀的同鄉(浙江紹興)、留日學友,此外還是其於浙江第一師時參謀長葛敬恩的親戚。陳儀遂與這些人士接近,而被歸類為政學系的巨頭之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陳銘樞等人於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抗日反蔣,旋於一九三四年一月被剿滅,是為「閩變」。 該年春天,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直到一九四一年九月離職,主持閩政共七年有餘。其最主要的幕僚為李擇一(留日同學)、沈銘訓(陳儀元配沈蕙的堂弟,留學德國及日本)及徐學禹(陳儀光復會舊友徐錫麟胞姪,留學德國)。陳儀在德國所結識的留學生包可永及張果為等也都來福建省服務。沈銘訓替陳儀招募了許多左派人士及青年黨人士。徐學禹則引薦了嚴家淦。陳儀在福建以強悍的作風推行統制經濟及其他政策,成果卻未見理想:「民窮、財盡、兵弱、官貪」,終於在閩籍僑領陳嘉庚的激烈抨擊下被攻走,由CC派劉建緒接任。

一九三五年,陳儀率領李擇一、沈銘訓等人到臺灣參加「臺灣始政(割讓給日本)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陳儀對日本推動統經濟的成果印象良好,倍感羨慕,結束訪問以後,沈銘訓曾主編臺灣考察報告一巨冊。徐學禹留學歸國後,到福建省擔任建設廳長,因貪污案辭職,乃保薦嚴家淦繼任,自己則躲在幕後操縱一切。為了進行統經濟,也企圖掌握財政、糧食,與沈銘訓系的財政廳長張果為大起衝突,在其一番活動之後,張離開福建省,徐系的嚴家淦調任財政廳長,原建設廳主任祕書包可永升任建設廳長。福建省的經濟建設控制在徐學禹手中。徐學禹乃建議陳儀設貿易公司,實施專賣制度,甚至成立「公沽局」,進行糧食專賣,成立「運輸局」,管制貨運。(嚴家理,p.p.73,86 福建省推行統制經濟聲勢之大,還引起日本人創辦「福大公司」,統制日方有意在華南從事經濟活動的各個會社,以佈署日本與福建省政府的經濟合作。

日本政府認為:「福建省以陳儀為首,全省熱衷於福建經濟發展,此時我方對於這樣的形勢,確信有必要重整陣容以為統制,籌設以台拓和興中為中心,且與福建有密切關係之〞民間性質〞的響導(領導)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福大公司設立關係書類一括、第四號)陳儀主閩,本來就有替蔣介石「對日緩衝」的祕密任務在(余鐘民,p.84),透過統制貿易與日本互通有無,彼此結納,是很容易理解的。 

沈銘訓在張果為被擠走之後,專門負責教育及人員訓練等民政工作。(錢履周,p.p.42 - 45 )他引進不少青年黨人及左派人士來負責相關工作。再加上陳儀本來就很重視文教事業,請來黎烈文和郁達夫分別負責出版物以及省府公報,這個原屬CC派禁臠的領域,就全由陳儀和沈銘訓所中意的人馬包辦! 

福建省CC派首腦為省黨部主委陳肇英,其派駐福建原本就有替蔣介石監視陳儀的意味。(戴國煇,葉芸芸,p.89)陳儀本有「親日」的惡名,蘆溝橋事變之後,又不動員抗日。陳肇英乃鼓動福建省民情緒,製造輿論,攻訐陳儀,甚至當眾予以指責,使其聲名益發不堪。(余鐘民,p.84)陳儀之所以親日,其實是奉蔣介石的旨意進行對日「緩衝」(不抵抗日本,而是與日本友善),陳肇英攻擊陳儀的結果,逼使陳儀出示蔣介石電文,把蔣介石不抗日的真相抖出來,使陳儀得罪蔣介石。(余鐘民,p.60;胡允恭,p.61

CC派以「不抗日」的罪名攻擊陳儀之所以能夠產生效果,其實與福建省在統制經濟下所累積的民怨有甚大的關連。陳儀欲以統制經濟大搞一番事業,卻因人謀不臧,致使「奸商趁機囤積,貪官從中漁利,米荒嚴重,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戴國煇,葉芸芸,p.85)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軍攻佔福州時,當地民眾因貿易局人員貪污狼藉,大肆屠殺陳儀浙江同鄉,以為報復;福清人民,甚至殺死縣長,梟其首級懸於長竿之上以迎日軍入城。(吳世昌,p.9 怨毒之深,可謂甚矣,簡直跟二二八事件時台灣人對長官公署的反感不相上下。同年九月,陳儀終在閩籍僑領陳嘉庚及南洋一帶閩籍華僑的強烈反彈之下,失掉省主席的寶座,遺缺由CC派的劉建緒取代。(陳嘉庚,p.p.392 - 393

陳儀在台灣與CC派的恩怨
    等到陳儀要接收台灣時,CC派又想來分一杯羹。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陳果夫致函新任臺灣調查委員會主委陳儀,要求讓臺灣黨部主管負責人參與臺調會。一開始,陳儀婉轉拒絕:「請俟該黨部主任委員正式派定後再請增加本會委員名額派充委員。」(陳鳴鐘,陳興唐,p.p.36 - 37 十二月十九日,增加一名委員名額,由新派定臺灣黨部主委王泉笙兼任。 一九四五年十月,陳儀來臺接收前,曾晉謁蔣介石請訓並面呈長官公署各一級主管名單,及奉核可。然而事先未與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主管全國黨政高級人事任用)主任陳果夫洽商,犯了大忌。曾任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任祕書的沈雲龍以此事「為未來臺省黨政不協調之種因,更為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星火燎原之關鍵,此中機括甚微妙,外人不盡知也。」(沈雲龍,p.58

陳儀任福建省主席時,二陳派陳肇英監視。俟陳儀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二陳又派李翼中監視之。李曾於陳立夫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主任時,於該部任祕書職,是其心腹。 CC派在陳儀當台灣省行政長官的時期,在台灣發展勢力的腳步不是很順利。當時台灣最重要的企業都被資源委員會接管;次要的企業則被陳儀的人馬接收。連一向被CC派劃為勢力範圍的在教育界這個領域,陳儀本來也想要安排許壽裳出任臺灣大學校長,CC派首腦,身兼教育部長的陳立夫乃藉口許壽裳為魯迅思想宣傳者而拒絕任用之。(戴國煇,p.p.102 - 103)在台灣各地發展組織,CC派又比三民主義青年團晚到台灣,沒有後者來得受到歡迎。

CC派旗下的半山主要為謝東閔(高雄縣長、民政處副處長)、彭德(省黨部指導員)、連震東(省參議會秘書長、臺北縣長)、謝掙強(臺南縣新化區長)、張邦傑等。而台灣人中最親近CC派的,則是蔣渭水先生的弟弟蔣渭川。

CC派利用蔣渭川組織「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結合基層深厚的本土勢力來與長官公署分庭抗禮。一九四六年一月,先成立「臺灣民眾協會」,以張邦傑為主任。(蔣渭川)會員約數萬人,多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民眾黨」份子。因甚為活躍,陳儀欲加以解散,被李翼中阻止,陳乃請李善加勸喻,李於是命省黨部委員林紫貴、徐白光與蔣渭川商議,依人民團體之組織法改該會為「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李翼中,p.400 )在全省設有十七個分會,幹部全都是國民黨員。(蔣渭川)該會對長官公署不大客氣「以報紙攻擊、或開演講會攻擊政治上之缺陷,及大罵貪官汙吏的舞弊橫行。」(蔣渭川)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到九月十二日,「中央清查團」來台清查日產接收處理情形,團長劉文島是CC派人士,住在李翼中家,曾約見CC派人士蔣渭川、彭德、吳國信、林衡道等密談。劉文島接獲報告,認為貿易局長余百溪、專賣局長任維鈞貪污證據確鑿,迫使陳儀將之移送法辦。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CC派的作為

二二八事變爆發後,三月一日李翼中要求蔣渭川出面參與平息事態。(李翼中,p.337)「政治建設協會」成員張晴川、黃朝生、李仁貴、白成枝、王添燈、蔣渭川、呂伯雄、廖進平都加入「處理委員會」 。( 廖德雄,p.66)「他(蔣渭川)每晚都與CC派頭子密會後,翌日才出席處理委員會。他在處理委員會的任務是擴大〞建設協會〞的勢力....他一方面在整個CC派的指揮之下,極力爭取青年學生,尤其是過去曾經到過海外作戰的退伍軍人,作為打倒CC派的政敵陳儀的工具。」(莊嘉農,p.148 「蔣渭川在電臺廣播號召各地區人士出面組織治安維持會,暫時接管地方行政,以適度控制事態的擴大;廣播詞由高拜石撰寫,經林紫貴向當時主委李翼中請示。」(野僕,p.p.404 - 405;407

中統所吸收的十四大哥幫成員詹正光,在事件爆發後,鼓動民眾放火,把事端鬧大。(鐘逸人,p. 157

此外,CC派也派特務混進處理委員會,並刻意提出一些讓國民政府有藉口可以鎮壓台灣人的要求,例如「本省人的戰犯與漢奸無條件立即釋放」以及「各地方法院院長及檢察官全部由本省人充任」等。(葉芸芸,p. 99 蔣渭川也參與推動青年學生加入「忠義服務隊」、組織「臺灣青年自治同盟」。(蔣渭川)三月六日又招集退伍臺籍日軍於中山堂及太平國校集合。(蔣渭川) 當時情治人員曾經組成「便衣隊」槍殺台灣人。省參議員顏石吉說:「這次所謂便衣隊多數由黨部服務處出來槍殺人命。」(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p. 528

三月七日,李翼中以陳儀特使的身分,赴南京請兵。九日與國防部長白崇禧共商宣撫對策,於白氏詢以宣慰及撤換陳儀何者宜先時表示,「臺人厭之矣,如愛陳儀不如速為去也。」(李翼中) 後來陳儀也利用清鄉的機會整肅CC派,省黨部調查室主任蘇泰楷、指導員彭德被補,蔣渭川逃亡一年(女兒被擊斃)。林衡道先生回憶說:「當天我立刻到省黨部找主任委員李翼中,他不在,去找宣傳處處長林紫貴。....他說不只我,連他林紫貴自己都快不保了。....林紫貴還透露這是陳儀藉機叫情治機關打擊CC派。」(林衡道,p.86

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在CC派的運作下通過陳儀撤職查辦案。蔣介石將該項決議予以擱置。CC派在此前後也動員媒體及受陳儀冷落的官員大肆批陳。然而蔣介石終究未處分陳儀。陳儀後來被處死,是因為他想要投共,而且還要拉湯恩伯(蔣的四大將領之一)一起投共;二二八事件之後他還當上浙江省主席,所以其並未因為二二八事件失去蔣介石信任。

陳儀身邊早就充斥共產黨員

陳儀死後近四十年,其外甥丁名楠與舊屬胡邦憲分別在中共刊物發表相關回憶〈一九四九年初陳儀策動湯恩伯起義的經過〉及〈陳儀在浙江準備反蔣紀實〉。

陳儀稱為舊部屬的胡邦憲原名胡允恭,與陳儀的外甥丁名楠,當時的身分是北平清華大學研究生,「二二八」發生時都在臺灣。中共浙江黨史和文獻網在〈陳儀起義〉中透露,胡允恭1923年就加入共產黨,1936年經沈仲九(沈銘訓)推薦結識陳儀,經地下黨批准開始接受陳儀任命,後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
胡允恭在〈地下十五年與陳儀〉文中自己披露如下:「一九二二年進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系主任瞿秋白),一九二三年入黨。他的高級顧問、親戚沈仲九,原是上海大學的教師,曾教過我的中國哲學史,對我的印象很好」。「上海大學」(1922-1927)是共產國際為滲透中國與國民黨而興辦的紅色培訓基地,于右任(1879-1964)被聘為校長,充當門面,校政由中共骨幹把持。謝雪紅等多名臺灣共產黨人在此接受培訓,因此有「上大派」一說,沈仲九不僅在上海大學任教,還參與中共在上海的創黨活動。在沈仲九的推薦下,胡允恭開始潛伏在陳儀身邊,為了討好陳儀,胡允恭甚至在其建議下,在福建時改名為邦憲。此後與沈仲九等一起跟隨陳儀進入臺灣,胡邦憲在上文中透露:在「一九四五年冬,我同中共福建省委城工部負責人孟起,談起陳邀我去臺任職事,孟當卽指示我以『特派員』的秘密身分去臺任職。到臺後,我被陳任命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並發給特別通行證。不久,孟起也到了臺灣,從事黨的地下活動。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掩護孟的工作」。沈仲九與胡邦憲以及孟起在二二八期間所起的作用值得研究。

胡邦憲只透露 因「二二八」臺灣警備司令部以司令陳儀的名義發給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的一份電報,「大意是:胡邦憲為共匪首要分子,鼓動臺灣暴動,現潛逃去滬,請緝捕歸案」,而已被免職回到上海的陳儀卻不相信找上門去的胡邦憲是共諜,親筆給宣鐵吾去信表示:「鐵吾兄:胡邦憲係我舊部,為人謹慎,向無不軌行為。近聞有傳訊案件,務希卽時查明註銷,以免牽累好人,為荷!」,而胡邦憲居然「拿了陳儀的親筆信到上海警備司令部,這個案子就被註銷。 從此,我同陳儀經常來往,傾談對時局的看法」。胡邦憲在文中透露「陳儀準備起義,沈仲九起很重要作用」。沈仲九是共諜也早被發現,對此胡允恭在文中寫道:「福建國民黨省黨部說他是『潛伏』在陳儀身邊的共產黨人,當時陳儀周圍被稱為『左派』人物的夏明綱、吳季樸、胡邦憲、程星齡……都是由沈引薦的。陳儀一九四五年到臺灣任職,又把沈帶在身邊,當作高級顧問。沈仲九對陳儀的思想轉變影響極大,最後直接參與陳儀起義,並作為與共產黨談判的代表」。

陳儀的親共言行從福建起就導致他與致力於剿共的中統與軍統的矛盾。陳儀在包庇釋放共諜的同時,對抗反共人員與機構,在福建時甚至殺害軍統福建站副站長張超,在浙江「下令把毛森所率領的五個戡亂大隊全部解散」。人以群分,這一切都表明,身為中華民國要員的陳儀堪稱共產黨的同路人或曰庇護傘。據陳儀在浙江的機要秘書葛一訓的兒子葛許國在其文章〈陳儀的愛國情結〉披露,他父親與主任秘書李銘本也為共產黨效力。

丁名楠與胡邦憲的回憶再次證實共產黨善於利用學運與媒體以及親情與友情滲透民國,操縱輿論。胡邦憲在上述回憶文中透露自己匿名在共產黨利用民國自由創辦的宣傳刊物上發表的一文引起陳儀注意,當陳儀問起時,他卻假裝不知道。在回憶中他才坦承:「其實,這篇文章是主辦『文萃』的黎澍同志要我寫的,用筆名張琴。文章是根據我的親身經歷分析了臺灣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經過。文中說陳儀昏庸,用人不當。〔中略〕文章說是非應明,罪惡各有所歸,不能讓陳儀代人受過。陳讀到這些深受感動。他不知文章是我寫的,但知道『文萃』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刊物」。
在中共追認陳儀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貢獻出生命的愛國人士」檔案中說:「一九四八年,陳儀和我黨發生關係,接受了我黨讓他起義並由他策反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任務;陳還按照我黨的指示,在浙江釋放過一百多名被軍統特務毛森拘捕的愛國人士。」這裏的所謂愛國人士就是表面上從事各種行業,但暗地裏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黨員,而時任上海市警察局長的毛森(1908-19921988年在《傳記文學》第311期發表〈陳儀迫湯投共始末 〉,從中可知,促湯投共的還有潛伏國軍的共產走卒張治中(1890-1969),假如湯恩伯「倒戈投共,那東南全域,早已傾覆,臺灣也保不了」。

陳儀欺騙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1947 年 3 月 1 日早上,武裝巡邏隊,依舊放哨,向一般民眾亂開槍,機槍聲處處可聞。上午十時,台北市參議會召集台灣的「國大代表」、「參政員」、「省參議員」等,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 ) 舉行成立大會。大會公推黃朝琴(省參議會議長)、周延壽(北市參議會議長)、王添燈(省參議員)、林忠(國民參政員)等四人為代表,向長官公署提出五項要求:1.即刻解除戒嚴令。2.即時釋放被捕市民。3.禁止軍警開槍。4.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5.由陳儀向民眾廣播開始施行。陳儀當場接受這五項要求。

 下午五時許,陳儀才廣播,大意是說:「緝煙血案已經給付很多撫恤金而解決了。我同意市參議會的建議,由官民共同組織委員會來處理此次『暴動』事件。民眾若有意見,則經由該委員會提出吧!

陳儀將這事件斥之為「暴動」來加以處理,並沒有一點歉意,因陳儀只把「處理委員會」當作為緩和或安撫台灣人民激烈抗爭的媒介而已。

 2日上午十時,台灣大學、私立延平學院、師範學院(現為師範大學)、法商學院(現為台大法學院),以及各高中等總計數百名學生,舉起「政治民主化」,「台灣自治」等標語聚集於「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決定組織「學生隊」負責維持治安及交通。中午,陳儀接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的委員,接受該會所提四項要求:1.由全島人民代表研討對策後,於 3 月10 日以前擬定「基本改革方案」,提交討論。2.政治協商期間,當局不引進增援部隊入台北。3.由學生隊與市長、市警察局長轄下的青年團,共同負責維持治安。4.立即恢復交通。

 下午兩點半,由官民共同組織的「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召開會議。政府代表是周一鶚(民政處長)、胡福相(警務處長)、任顯群(交通處長)、游彌堅(台北市長)四人。會議一開始,政府代表就以加強該會的權威性及代表性為理由,主張增加代表人數。討論結果,再增加商會、工會、學生組織、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民眾組織等五個單位的代表,主席周延壽宣布應再擴大,包括省內各參議員、國大代表,並把協調會的名稱定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會場外,槍聲頻傳,委員們認為是「警察大隊」所為,要求解散該大隊,警務處長慌忙回答:「事關機關問題,待長官批准當實行。」委員會再提五項要求:1.釋放在過去三日內所逮捕的事件關係者。2.不追究事件關係者的責任,3.給與死亡者遺族撫恤金、負傷者賠償金。4.立即停止武裝軍警隊的巡邏。5.即時恢復各種交通。陳儀欣然同意。因他詭計成功了,委員增多,份子複雜,形成人多嘴雜,容易誤事,意見難於達成一致,曠日廢時,勢必拖長時日。陳儀向中央請求派兵來鎮壓,警總參謀長柯遠芬 3 月 2 日的日記記載:

「我建議向中央請兵,但此時兼總司令(陳儀)告訴我,業已去電主席速調整編二十一師一個加強團來台平亂。」

是日,陳儀已經由南部召來增援部隊。幸好滿載增援士兵的火車、卡車,在到達新竹附近時便進退不得,因為新竹市民預料陳儀會從南部召來部隊,便機警地毀壞通往台北的鐵軌,並置障礙物於公路上,使軍隊動彈不得,不然大屠殺可要提早了。

3 月 3 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台北中山堂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這個會本是奉陳儀的命令,由官民共同組成的,會議首先討論「組織大綱」,通過「團結全島人民,進行政治改革,處理二二八事件」的主旨。

 此時,傳來消息說:「陳儀已違約,由南部召來增援部隊。」會場一時為之騷動,但大部分委員仍主張用談判解決。於是,推派劉明朝、林忠、王添燈、蔣渭川等二十餘人為代表前往長官公署,與公署處長及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協商後,提出六項要求:1.軍隊限於本(3)日下午六時以前,全部召歸營房。2.由憲兵、警察、學生共同組織「治安服務隊」,負責維持治安。3.一切交通於本日下午六時以前恢復,交通整理由民眾負責。4.撥出一部分軍糧、以補食糧不足。5.軍隊撤離後,滋事軍人由柯遠芬負責,滋事民眾由「處理委員會」負責處理之。6.長官公署不得以流語謠言蠱惑民眾,並不許南部軍隊屯駐北部。陳儀再次接受這些要求。

 委員會組織了「忠義服務隊」,急功好義的青年,學生紛紛加入,以許德輝為隊長,游彌堅市長鼓勵青年學生說:「治安責任很重,你們青年學生要小心努力維持。」

 這個由官方、民意代表、民間團體組成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其本來的目的是在料理事件善後問題,重要的任務在維持社會治安,防止事件繼續惡化。

 3 月 4 日上午十時,「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召開大會,有上千的民眾擠進中山堂,來旁聽委員們討論。會議通過事項有(1)決議通知各縣市各自組織「處理委員會分會」,以處理各地發生的事件,並推選代表參加台北市的「處理委員會」,來共同推動工作。(2)推派黃朝琴、顏欽賢(制憲代表),張晴川(北市參議員)前往警總,要求禁止武裝隊伍出現街頭,部隊外出購物不要帶槍。(3)應履行恢復交通諾言。(4)向省內外廣播二二八事件經過,並表示本省同胞只要求省政改革,並無其他作用。(5)今後向省內外廣播及宣傳,概由本會宣傳組統一發布。(6)電力公司不分晝夜向全台供電,使各戶得以散發各種消息。

 當時官方代表,在得知陳儀已向中央請兵,便不再參加。這次的決議除原本的善後處理,維持治安外,已加上政治改革的意圖,其用意在根本解決二二八事件,以免再發生。因事件發生和政治腐敗有絕對的關係。

3 月 5 日,下午四時半,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正式成立大會,通過組織大綱,明示「改革台灣省政治」的宗旨。並通過「政治改革綱領」,要求事項為:1.立即將「緝煙血案」兇手,在公眾面前槍決。2.從優撫恤被殺者遺族,無條件釋放被捕者,並不再追究事件關係者的責任。3.解除軍隊武裝,把武器交給「處理委員會」保管,由「處理委員會」負責維持治安,不要由中央派軍來刺激民眾。4.撤廢公賣局及貿易局,公賣局長應就此次事件向民眾道歉。5.一切公營事業,由台灣人經營。6.長官公署的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半數以上,以及法制委員會的委員,應起用台灣人。7.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起用台灣人。8.立即實施縣、市長民選。

 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至此已發展成一個政治改革的團體,而全省各地分會,相繼成立,並紛紛開會,提出事件處理對策和各項政治改革的要求。戇厚的台灣人已一步一步踏入陳儀所佈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3 月 6 日,不知死活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仍照常開會,由王添燈省參議員主持,會中通過選出林獻堂、陳逸松、黃朝琴、李萬居、連震東、林連宗、黃國書等十七位民意代表為常務委員,並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內容表明「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聲明中還要求其他各省同胞, 「踴躍參加……舉著同樣的步驟,爭取這次鬥爭的勝利……國家政治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我們很誠意地歡迎,各省同胞的幫忙、協助……。」從文告中的語氣表達,好像事件發生是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主導的。最後以「中華民國萬歲」、「國民政府萬歲」、「蔣主席萬歲」作為口號。

周青轉述二二八事件謝雪紅的奮鬥

周青本名周傳枝,台北市人,早年即信仰社會主義,日據末期投身於新聞界,二二八事件後和吳克泰一起逃往上海。

周青自述:

「(一)我是工人出身的新聞記者,而不是學生;(二)我是二二八後在上海入黨,而不是在台灣。

    日本投降後,我是謝雪紅所組建人民協會台北分會的籌備委員

台灣社會主義先覺者的政治勢力──曾經有「不定期會」這個「怪物」。

不定期會也者,乃在日本殖民帝國統治下,1931年台共被日警破壞之後,為保持其外圍勢力的存在而由左翼人士結合起來的反日愛國進步組織,但它的集會,為安全起見則採取不定期的方式進行。一般利用地方性的迎神賽會和私人宴請的方式集合,研討祖國抗日的最新形勢,有關延安的各種消息,歐洲反法西斯戰線的進展和窺察日軍在侵略戰爭中不斷「轉進」的敗象來向台灣人民進行宣傳。

其成員有徐淵琛、朱點人、廖瑞發、王忠賢(阿忠)、鄭德來、潘金火、李成、周植、周水兄弟、廖阿盛、王添燈、陳君玉、許強和我,這些人包括:知識分子、小公務員、醫生、作家、記者、小商人、木工和泥水匠等。

這個不定期會的成員就是台北人民協會的基礎成員,它和謝雪紅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謝雪紅曾經打算從人民協會中挑選優秀分子進行重建共產黨,後因得知中共中央就要派人來台便主動停止這個計畫。

據我參與所知情況:1946年上半年,簡吉支持高雄市灣仔內農民抗租運動而引發了轟動全島的「王添燈筆禍事件」,這個事件就是台灣著名的民主運動,由於這個事件我也參與,所以陳芳明想抹殺簡吉的功績是抹殺不了的。至於1946年底和1947年初台北市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如台北市煙草工廠的怠工、汽車司機工會的罷工;19日數千名大中學生以北大女生沈崇被美軍強暴案為題引發的「反美抗暴大遊行」,其幕後領導者就是廖瑞發。事實如此。

二二八起義時我是《中外日報》的記者,二二八的第一篇報導是我和吳克泰合作撰寫的;我不僅每日採訪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消息;還騎自行車往返於國民黨松山機場策動地勤部隊的台灣兵起義;此外二二八前,我大量揭露了國民黨貪污腐敗的醜像。這樣的一個新聞記者,國民黨是斷然不會放過你的。因此38日午夜,當國民黨援兵從基隆殺進台北之後,我便於9日逃離台北,參加桃園的武裝部隊,桃園的武裝部隊被打散之後,我只好和吳克泰一起逃來上海,投靠於台灣旅滬同鄉會。其實這並不奇怪,雖然會長是李偉光,我之前並不認識李偉光。

謝雪紅與簡娥、潘欽信等一批老台共於1930年底和1931年初曾經為深入發動工人群眾,通過陳義農在台北市幸町七間仔租厝為據點,組織附近紅酒會社、高砂啤酒會社、日華紡織會社和松山鐵路工廠的工人讀書班進行階級教育。由於我家恰好住在七間仔,所以我在小時候也常常雜在大人中間聽過謝雪紅的講課,我後來會年紀輕輕就信仰社會主義,是和這個情況有點關係的。」

二二八紀念館的二七部隊史

謝雪紅與二七部隊

二七部隊,又稱台灣民主聯軍,是台中地區於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於194736日由謝雪紅、鍾逸人、蔡鐵城、陳明忠等多人所共同領導的反抗國民政府的武裝民兵(或稱民軍、人民軍)組織。二七部隊是二二八事件當時,規模最大、維持最久的反抗勢力組織,同時也是當時台灣民眾口耳相傳關注的焦點。

2 28 日,前一天的查菸事件傳到台中之後,跟其他都市一樣,台中的民眾也聚集到警察局抗議。至此還不成組織,直到 3 2 日,推舉了謝雪紅做為主席舉辦市民大會,一番議論後,早上十時即出門遊行示威。在下午組成了一個叫做「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的組織,並組織治安隊,但因為聽說陳儀要派兵打台中,所以治安隊就解散了。

3 3 日,謝雪紅將前一天解散的治安隊再度擴大,並在市參議會成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這便是俗稱「民軍」的「人民大隊」。至 3 4 日,便佔領了台中市多數政府機關以及水湳的空軍飛機工廠(飛機工廠是談判接收的)。該日下午,「台中地區士紳及人民團體代表五百多名,齊集市政府禮堂,重新組織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而作戰則交由「保安委員會」來負責。惟謝雪紅不同意此決定(不願交出軍權),兩邊的意見愈來愈對立,謝雪紅遂在 3 6 日成立「二七部隊」紀念事件發生日期,謝雪紅自任總指揮,由四百餘人青年、學生,以及在地的八個部隊組成,其成員甚至還有前台籍日軍。正式成軍則是在 3 7 日。

保安委員會除設置副官團與參謀團外,還置有情報、通信、軍需、兵器等等各部。處委會並推選吳振武擔任民軍總指揮,從而軍權乃由謝雪紅移轉至吳振武手中。惟謝雪紅不服此決定,拒絕將作戰本部的民軍編入保安委員會。保安委員會成立後,吳振武即在台中師範學校重新編組部隊,停止供應武器給中南部民軍,於是台中地區同時出現兩個步調不一的武裝組織。但保安委員會雖另組部隊,收集不少武器,但因機構過大,意見分歧,難以決定具體行動。謝雪紅的作戰本部仍然活躍,對各地的軍火供應亦未間斷。──(引用自二二八紀念館網站

人多自然意見分歧,「時局處理委員會」也分成保守與激進派,各有主張,莫衷一是。3 8 日,一直有傳聞國民黨會派大軍支援,因而人心惶惶,「時局處理委員會」許多委員也紛紛辭職。這時候只剩下二七部隊還在作戰,根據維基百科資料,有人甚至去支援嘉義和南投的反抗軍。

3 9 日陳儀宣布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軍隊在台北區肆意鎮壓。消息傳到台中,人心惶恐,終於在 3 11 日崩潰了,委員會開始燒燬文件,下午宣佈解散「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重新推舉原台中市長黃克立復職。台中市的一支民軍就此結束。到了 3 12 日,甚至有「林獻堂、黃朝琴等士紳,則在市區沿街勸募,準備製作彩坊歡迎國軍。」

而二七部隊考量到不要讓戰鬥波及市民,在 3 12 日便移轉南投埔里,並改稱「台灣民主聯軍」。半路上還派一支學生部隊去搶軍用倉庫的武器和糧食,囤積在埔里國民學校。之後 3 13 日國民黨軍隊掃蕩台中,但沒有遇到二七部隊,直到 3 14 日才開始在埔里發生戰鬥,稱為「埔里之戰」。戰鬥的過程被稱為「烏牛欄之役」。雖然二七部隊一開始取得勝利,但最後還是敗在經驗不足、又缺乏彈藥,乃在 3 16 日深夜「埋藏武器後解散」。3 17 日,國民黨軍隊得知民軍解散後,便進入埔里清鄉。

維基百科謝雪紅介紹如下:

謝雪紅,原名謝阿女(19011017日-1970115日),台灣彰化人,日據時期的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創始黨員之一、中國共產黨黨員、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首任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八大民主黨派的知名政治人物。謝雪紅後來陸續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軍政委員、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1954年當選全國人大台灣省代表。謝雪紅於文革期間被嚴重迫害,1970年因肺癌病逝北京。

她被稱為是台灣社會主義革命先驅,因而被譽為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也是二二八事件中堅持對國民政府採取武力抵抗之台中二七部隊的主導者。二七部隊抵抗國民黨軍隊失敗之後,偷渡廈門,後轉赴香港。

香港她籌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後在 1955 年又跑到了北京。此後一直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協商會議」活動,其盟約志在統一台灣。

現任民進黨立委林佳龍,曾在 2010 2 27 日在自由時報投過一篇社論「二七部隊 台中精神」來歌頌那時代的反抗軍中的一些重要人物。

而當時已幾乎全盤控制台中市警察、營區、行政機關的二七部隊,為免台中市陷入戰火、生靈塗炭,於三月十二日毅然決定撤離台中,井然有序的轉進埔里。黃金島隊長並在烏牛欄(愛蘭橋附近),與國府軍隊展開激烈槍戰,以率領的三、四十位民兵,對抗七、八百位正規軍,雙方死傷慘重,直到彈盡援絕才棄守。

 

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插手二二八事件
1947
227日,因專賣局警員在台北市取締小販,引發衝突。次日,民眾請願示威,發展成大規模的官民衝突。陳儀要用司法手段解決,未能立即澆滅台胞的怒火。由於軍備不足,軍械倉庫多缺足夠警衛兵力,原本無武器的群眾奪獲武器彈藥,形成武裝對決之勢。

二二七緝私煙血案引爆了台灣被接收與重建的政治地雷。一直想分享權力的台籍精英終於登場,利用政府的施政危機,提出明確的政治訴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群眾,提出處理大綱三十二條,旨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要求行政長官公署接受他們的要求。
二二八事件的領導人為各地的士紳。台籍日軍退伍兵成為攻打軍政機關的主力。這群有過實戰經驗,為數在5萬人以上的退伍軍人,在台中、虎尾機場等戰鬥中展現了較強的戰鬥力,尤其是海南島歸台退伍軍人衝殺在前。
台籍精英在追求台灣政治改革的過程中,不但要向南京國民政府爭取台灣的治理權,更進一步,要求擺脫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19473月初,南部某聞人以極富有煽動性的語調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人發表過比這一篇話更強烈的排華思想。

3
1日,出現署名台灣六百五十萬人民的陳嘉庚之標語,又有台灣獨立打死中國人等標語。 2日,有人以實現民主政治的台灣自治的台灣為號召,煽動各大中學生繼續擴大運動。台大急進分子召集台大、延平學院、師範學院等校學生數百人,舉行大會,張貼標語,擁護獨立。

美國通訊社的電訊稱台胞現已傷亡三千人3日,中央社指出,此訊絕對不確。據記者自可靠方面探悉,台胞傷亡不足百人。美國通訊社又稱台人請求美領事館保護。此事亦非事實。據悉,1日下午5時,曾有外省人數人逃入美領事館,台人遂將該館包圍,美方立用電話請求公署領回外省人,因治安不寧,公署於4小時後將他們領回。關於此次事件,美方亦未要求公署派兵保護,僅稱倘公署禁止外省人再入該館,即可不致再遭台人包圍。

3
日下午4時,台北市處委會派林宗賢、林傳克、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赴美領事館請拍電。同日,台大學生8人,向美國領事館請求聲援,稱台灣人不堪中國人的壓迫,乃有此種獨立運動,要求借用槍彈。4日下午2時召開的處委會上,有人提出聯合國託管台灣,還有復員軍屬喊出台灣獨立的口號。民主同盟連日散發宣言傳單,希望台灣國際共管

美國未放棄台灣。光復初期,美國即把台灣視為其海空軍基地。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找到了介入的機會,策劃台獨活動。

據美國外交文件,3日,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接獲一份致馬歇爾將軍請願書,其中有141人代表,807人簽名,彼等在結論中表示改革(台灣)省政府的最快途徑端賴聯合國接管台灣,並且切斷與中國之政經關係,假以適當年限迄台灣完全獨立為止。美國至今未公佈請願書。3日下午4時,台北市處委會曾派林宗賢、林傳克、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赴美領事館請拍電,此舉是否就是遞交請願書,或請願書為台北領事館偽造,不得而知,尚有待材料的進一步驗證。
6
日,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致電國務卿(四六八號):以下是台北三月三日上午十時第三十四號電:'第二節:台灣人強烈希望作為中國國民,但相信如果當前政府採取軍事手段,或不能滿足從三月十日起要討論的政府改革之要求,他們將抗拒政府。他們將以不同程度抗拒所有由大陸上強加於台灣的非代表性權威政府。重大的經濟脫序將難免,負責任的各部門擔心繼續不穩定會引來共產主義。台灣人強調美國人因為開羅會議而產生的責任,並宣布有意訴請美國幫助,尋求在主權正式移交中國之前,由聯合國介入管理。全島性的負責團體正準備正式的請願,並告知領事館。所收到之一份請願是致馬歇爾(國務卿)。在盟國最高統帥部屬下臨時接管的可能性獲公開討論。在嚴肅考慮後,領事館認定唯一實際的解決辦法是美國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以阻止政府軍隊一旦在台北被放縱的屠殺之災難,而軍隊之獲放手行事,在三月三日看來是立即的可能。美國的聲望很高,而台灣人深切希望美國介入,他們相信在目前日本享有法律主權地位的情況下,向南京交涉及聯合國直接干預是合理之舉。如此,政府可能在大陸上情況困難之際,藉此機會解脫嚴重和持續的軍事負擔。中國可以確保在台灣回復到一個台灣人享有大幅權利的負責任之中國政府時,有中國參加的聯合國臨時政府會中止。台灣人假設聯合國的控制,還是以美國人為主。他們經常表明渴望民主的政治訓練,也期望最後台灣政府由台灣人自己組成,在中央政府代表台灣。非如此,在台灣發生內戰是最​​可能的替代局面。'”  

1945
1025日台灣光復並未解決台灣主權,台灣的歸屬要等到對日和約簽訂等等,這些台灣地位未定論調,都是美方散佈的,進而影響台籍士紳。台北領事館為干涉中國內政,不惜將自己的論點強加在台籍士紳身上,請求美國政府出兵干涉,企圖將台灣據為已有。台北領事館實是二二八期間台獨活動的幕後操縱者。

6
日,司徒雷登致電國務卿電(四六九號):以下是台北領事館來電:'三月五日下午九時,第三十七號電:(1)全島情勢迅速演變,包括不斷報導從福建來之增援軍隊即將到達,及高級官員之眷屬秘密撤退等,強烈顯示如果沒有臨時編碼之協助,我們將無法提供適度的背景資料。如果所預期之危機發生,那時會很迅速,因此考慮在尚可能之際,宜撤出領事館眷屬。建議大使館派美國飛機送密碼員及必要之​​無線電裝備(特別是美國新聞處在今天所發明碼電報所提及的發電機)和郵件來台。飛機在回程將撤出眷屬及帶走給大使館的重要報告。在台灣的聯合國救濟及重建總署代表建議撤出其大部份人員。(2)目前領事館所預期的可能危險,不是來自台灣人,而是來自嫉妒美國人在民眾間受歡迎的粗魯與不友善之政府軍隊。因涉及政治層面,請大​​使館考慮建議在領事館派駐少數武裝之美軍,對來自任何一方的不幸意外,當有防範作用。……'以下是大使館回覆的訓令:'大使館對三月五日第三十七號電已予慎重考慮,並提請中國最高當局立即注意對領事館及美國國民提供完全之保障的必要,並提及你要求地方當局保護領事館之舉,在相當延宕後才有回應。在此關鍵時刻你應特別小心,避免任何顯示對目前紛爭之是非曲直有偏見,或以任何形式介入紛爭。你也應了解在此情勢下美國政府官員必須只寄望現有之當局,其責任在對你提供適當保護。大使館贊同你立即撤退領事館眷屬的意向,並準備安排專機作為撤離之用。不過,請在二十四小時內重新估評情勢,並告知大使館是否仍希望派專機,在評估時請注意屆時其他美國人及外國國民也可能要求搭同一架飛機離去,以致造成相當的渲染。'”  

7
日,台北領事館致電司徒雷登:以今天之情勢,並沒有必要撤退非必要之人員。派飛機的請求是基於一旦全面戰鬥爆發時,機場可能無法使用,這在當時是一種明顯的可能,如果現正取得武器,頑強難以控制的台灣青年團體,仿效台灣人在全島其他地方的成功事例,猛然造成危機的話,這種可能仍存在。不過,政府接受人民的要求(見第四十號電)使這種可能發展較小,或者如果發生,也可能使戰鬥地方化,只限於外省人逐漸集中,或政府軍隊駐留之地。有關對未來撤退的可能性與適當性,也視中央政府是否有意派增援部隊而定,此問題大使館或願進行查證。”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見蔣介石,告台灣局勢危急,並轉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呼籲,請不要對台用兵。7日晚,蔣介石致電陳儀:據美使館接其台灣領事來電,稱請美使即派飛機到台灣接其眷屬離台,以為今後台灣形勢恐更惡化云。美使以此消息告余,一面緩派飛機,一面發(函)電,問其領事究竟如何云,又接台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館轉余一電,其間有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  
同日2030分,陳儀致電蔣介石: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分子時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由的反對政府言論,反動分子目前最大詭計是使台灣兵力愈單薄愈好。職三次廣播對暴動事件從寬處置,對政治問題,省府切實容納本省人,縣市長可民選,多數人民均甚滿意。但反動分子又造謠言,謂台人既毀擊殺傷外省人很多,政府必不會如此寬大,此種廣播顯係一時欺騙,又謂政府正在調兵,將大肆屠殺,台民不以之抵抗,將無噍類。又謂須將國軍軍械放棄,反動分子想藉此謠言,煽動人民,使人民由猜疑而恐懼,要求政府勿派兵,一面卻隨時搶奪軍火槍械。自二月廿八日以來,因警局倉庫等守衛力太單薄,被劫槍枝已不少。台灣目前情形表面似係政治問題,實際反動分子正在利用政府武力單薄之時機,加緊準備實力,一有機會隨時暴發,造成恐怖局面。如無強大武力鎮壓制裁,事變之演成未可逆料,仍乞照前電所請,除第廿一師全部開來外,至少再加派一旅來台。至美國大使館方面,請其通知台灣領事,為顧及國際信譽,勿為台灣反動分子所惑。台灣局勢混亂,長官公署無力彈壓,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干預,使情況更為複雜。陳儀的退讓無​​濟於事。

8
日,美國香港總領事館某華籍情報員(俗稱曾博士)捏造一個台灣民主聯盟的組織,向聯合國組織通電:我們有自治政府和直接接受聯合國組織監督的權利。美國報紙立即把這個消息加以渲染,稱台灣人向聯合國請願託管。”  

9
日,國軍21師的增援部隊陸續在基隆登陸,控制交通要道,台北再次戒嚴。省處委會的領導人對大陸政治不了解,對何謂戒嚴不知道,對自己提出的政治訴求所造成的後果不清楚。既然陳儀不接受他們的要求,便回家休息,一如日據時期的抗議活動。有過大陸經驗的人早已躲藏起來,暫避風頭。

軍警秘密捕殺台籍精英。被殺的民意代表有: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省參議員、制憲國代林連宗,國民參政員林茂生,省參議員王添燈,基隆市副參議長楊元丁,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李仁貴、陳屋、徐春卿,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陳澄波、柯麟,高雄市參議員黃賜、王石定、許秋粽,屏東市副參議長葉秋木,台南縣參議員黃媽典等。

以各地處委會台籍士紳的言行,大多數人構不成顛覆政府罪,他們也不認為犯下殺頭之罪。警總立即採取行動,不經法律程序,將他們請走,秘密處死,不留任何文字記錄,很可能害怕他們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參與台灣獨立,或向聯合國要求託管台灣。

嘉義縣誌分析二二八事件為何會發生的原因

(一)接收過程中,陳儀用人不公:

  日治時代臺灣公務人員總編制84,559名,臺人佔46,955名,為55.3% 接管之後,總編制44,451名公務員中,臺人僅9,951名,佔22.4%。行政長 官公署有八個處,從處長、秘書、科長、視察、主任、股長、科員,總共有 316人,本省17人,外省299人。台中法院的五十位職員中,有一半是院長的親戚;如農林處檢驗局一位姓葉的局長,竟把一位具有三十年工作經驗的台籍技工解職,而用他的二房姨太太來補缺。高雄工業專修學校的劉姓校長,竟然聘了一位不識字的人當教員。原來,此人正是校長的岳父大人。

(二)政府貪污嚴重:

  自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接管起,至三十五年夏天,就有兩百多件重大貪污案,其間三十五年一月底到二月上旬,短短十天中,報紙就載有6 件貪污案,平均每2天就有1件則貪污新聞。比較著名的案子,有嘉義化學工

廠貪污2億元以上案,貿易局官商勾結貪污1億元案,臺北市教育界有一千多萬元舞弊案,最後都以「沒有證據」結案。輿論遂有「接收」即「劫收」之 說,報紙更諷刺以「五子登科」:接收人員,一接收之後就金子、女子、車 子、房子、面子、通通都有了。

(三)本省外省人互有隔閡:

  當時報紙常載,「士兵打司機,士兵打賣票員」;「福州出身警官特務長,穿制服堂堂打劫」,「巡警以手槍威脅商人」;「國軍在臺紀律又很差,滋生是非,甚失人望」。:當時的報紙說:「外省人固然看不起臺灣人,而臺灣人又何曾瞧得起外省人呢?」這種狀況,雙方各有原因在作祟。 在本省人方面,因「國民黨軍隊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沒有紀律」,對「祖國」頓失尊敬。陳儀治臺「弊竇叢生,頻頻失道」,乃深痛日本「狗」統治 不好,「祖國」統治換湯不換藥,遂說「狗去豬來」,或謂「狗走換豬」, 看不起外省人。在外省人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對戰敗的日本,採取「以德報怨」的原則處置,深受日人之害的外省人,無從對日人報復以洩恨,來到日本統治過的臺灣,不免把本省人當成「日本國民」,把對日本人的仇恨轉移到本省人身上,致令「臺灣人民卻被待以被征服者的待遇」。其次,依中國文化傳統,內地人總看不起邊疆地區的人,自懷優越感,加上本省人既屬邊疆人又受日人統治,乃認為本省人受「日人毒化教育」,「偏狹的惡性教育」,已在日本「殖民地為基本的馴服和分化」,根本「不像中國人」,終使「陳儀及其部屬們,視臺灣為征服而來的敵人土地」。

(四)經濟既統制又蕭條:

  公署厲行統制經濟,施行專賣制度,主其事者不清廉,正給他上下其手的剝削機會,專賣局把樟腦、火柴、煙酒、度量衡等等,都納入了專賣,形成壟斷。另同負責專賣的貿易局,壟斷全省的工、農產品交易。同時,日人留下的237家公、私營企業,全部交由陳儀手下的二十九家公司來經營,結果,卻經營不善,向國庫借錢,使三十五年(1945)臺灣銀行的放款,有一

半都是借給公營事業。再加二次世界大戰中,臺灣生產體系遭美軍轟炸,生產力大為降低。最後造成通貨膨脹,財政困頓,當局以加發貨幣來應付,通貨膨脹愈為嚴重,物價飛漲相當迅速。在民國三十五年年初,一個雞蛋是1 元,到了年底漲到9元;鹽一漲就是18倍,糖漲了20倍,茶漲了10倍,米有謂有漲50倍或100倍,嚴重影響民生。此時,失業的人口日增,在臺灣的600萬人口中,失業者竟達到了45-80萬人。

 

李敖談日本人和美國人介入二二八

我祗是把輪廓告訴大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號,臺灣發生了民變,民變發生的時候,當時是臺灣人殺外省人,殺了十天。十天以後呢,外省人軍隊登陸臺灣,又開始殺臺灣人。所以呢殺來殺去,那麼到了今天的這些宣傳的刊物所說的,是當時臺灣人被殺了十萬人,我用證據給大家說,當時臺灣人死的是八百多人,可是外省人也被臺灣人殺了八百多人,所以等於扯平了,大概的數字是這樣子。不過,它是個悲劇,它是一個民變,完全沒有錯誤。

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後,這是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蔣介石就收到了他的單線的秘密報告,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部主任李友邦家中,窩藏匪首要分子高兩貴,國民黨內部的團體三民主義青年團,查李友邦原係共產黨自新分子,此次臺灣省事變,裡面幕後操縱人物之一,此次叛亂行動青年團居領導地位。

 收到了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的陳儀的秘密報告,陳儀也有很多命令下來。有一封信,就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寫給柯參謀長柯遠芬的,這陳儀寫的這個信。他說這個柯參謀長,這個是陳儀的親筆的信,他說好幾次出現了士兵凌辱及毆打臺灣人的事件,現在要收攬民心,很重要的,希望你立刻通令軍方跟憲兵方面,不得隨意傷害臺灣人。

  看到沒有,這表示什麼?表示的確有,當時三月十號以後,軍人開過來,軍隊開過來,有傷害臺灣人的行為,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後中央調查統計局的這特務,叫葉秀峰,他在用秘密報告告訴蔣介石,他說臺灣被殺的有四十多人,有這種案子。然後我們又可以看到,高雄要塞兼臺灣南部防衛司令部的報告,這裡面告訴大家,如果軍隊欺負臺灣人,就地槍決,就是軍隊不能亂來,表示他們也要求控制軍隊不要亂來,有的時候也控制不了,有這個現象。

 所以呢,這就可以看到,魏道明接替了陳儀以後,做了臺灣省主席,魏道明給蔣介石的一個報告,這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號報告,昨日到臺灣,今日到差,此間人民希望恢復正常生活之心之切,然後呢,不要再用嚴肅的方法來對付臺灣人了。這時候我們在前面也可以看到,在魏道明主席沒上來,陳儀行政長官還在的時候,他有一個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有這種命令,命令什麼呢?就是,以民眾克服民眾,這句話由總司令陳儀批的這個案子,什麼叫做民眾克服民眾呢?就是用臺灣人來整臺灣人,或者來壓住臺灣人。

 所以這就是我所說的,一開始二二八事變發生的時候,是臺灣人殺外省人殺了十天,然後外省人軍隊上來就殺臺灣人,可是殺臺灣人時外省人不曉得誰該殺誰不該殺,臺灣人張三就運動外省人的軍隊去殺臺灣人李四,所以變成什麼?變成這個局面出現,就是以民眾克服民眾。所以最後什麼結果呢?就是誰有私仇,或誰有利害關係,就利用外省人來殺臺灣人。最後的局面是臺灣人殺臺灣人。

 可是現在都不談,這筆帳啊都記在外省人頭上去了。你看到沒有,這裡面還有共產黨的部分,還有兩百多人,還有日本人三十多名參加了叛亂。這個意思告訴我們,就是有共產黨,也有日本人。這是在他們的秘密報告裡面說的,這個不是說他對外宣傳的,他是憲兵司令部,他們的總司令呈報給蔣主席的這個秘密情況。這也是那個時候,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號,他們說二二八事變不簡單啊,有共產黨,也有日本人。

 然後我們再看陳儀在四月八號給蔣介石的這個報告,看到沒有,本省日僑光復後約三十一萬人,臺灣被日本人統治五十年,中國收回臺灣的時候,有三十一萬日本人在臺灣。請大家注意啊,這個秘密文件太有趣了,上一年,就是一九四六年三月,魏德邁,美國的在中國的這個軍事方面的頭子,魏德邁將軍曾為職力言,曾經向我陳儀很強調地說,日人留台必有後患,日本人不把它趕走,不徹底把它清走,留在臺灣必有後患。至今,我陳儀今天深感其言,我今天真的感覺到魏德邁將軍看法正確。這個美國佬啊看法正確,美國佬是說日本人這三十一萬人,你不趕快把它遣送回去,它鬧事,它必有後患,今天果然有後患。

 為什麼有後患呢?因為二二八事變原來不完全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問題,二二八事變有日本人混進來噢。所以我們看紀錄看到嘛,廖德雄這篇記錄,有一百多名日本人在二二八遇難,看到沒有?日本朝日新聞談到了,它說,二二八事件中,擔任學生代表及忠義服務隊副隊長,現為二二八關懷協會總聯絡的這個廖德雄談話,談到了當時有一百多個日本人死掉。

奇怪啊,臺灣不回到中國手裡了,你日本人在幹什麼?就是剛才陳儀所說的,他沒有聽美國的將軍魏德邁的勸告,居然留下一些日本人在臺灣,結果後患無窮。結果今天,一大批說是臺灣的精英死掉了,有頭有臉的人名單裡面,最後兩名就有趣了,就臺灣的精英被殺掉了,可是我們看名單,這是陳儀寫的親筆字啊,看到沒有,這都是中國人,都是臺灣人,最後怎麼樣?最後變成了堀內金城,植岐寅三郎,怎麼會出來兩個日本人也被幹掉了?什麼原因呢?有日本人介入了二二八事件,在鬧事。

 所以我們看得很清楚,美國的將軍魏德邁將軍提醒陳儀,說日本人會鬧事,大家想一想看,美國人也跟著鬧事啊!看看這是蔣介石的親筆信,這臺灣的陳儀,看到沒有?據美國使館,美國大使館來接其臺灣領事,接收他臺灣領事的這個來電,說請美國大使立刻派飛機到臺灣,接他們的這個眷屬離開,以為今後臺灣情形更會惡化,蔣介石允。美國大使呢,以此消息告蔣介石,說通知你啊,我們的臺灣美國領事叫我們趕緊撤僑,美國大使跟蔣介石說,一面緩派飛機,就是因為撤僑影響人心 啊,我們儘量緩派飛機,一面覆電問他領事,為什麼,你意為何,為什麼說叫我們派飛機撤僑?然後呢又接臺灣政治建設的促進會這些電報,就是請他們勿派兵來台,否則啊更出問題啊。

 換句話說呢,美國介入了二二八,不但日本人介入了,美國也介入了。 所以在陳儀的秘密報告裡面,我們看到了他在三月七號秘密報告裡面說,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啊,看見沒有?我們再看,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分子時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由的反對政府言論,最大詭計是使臺灣兵力越單薄越好。所以呢我,陳儀呢,三次廣播對暴動事件從寬處理,對政治問題省府應該容納本省人,縣市長可以民選,少數人民均滿意,因為陳儀讓步,但反動分子又造謠,謂臺灣人既能夠毀擊殺傷外省人很多,政府並不會如此寬大,此種廣播是一時欺騙,又謂政府正在調兵,又會再大肆屠殺,看到沒有?然後又要求政府不要派兵。一方面呢隨時搶奪軍火,如無強大武力鎮壓,制裁事變之,仍這個希望,就是希望你能夠除二十一師全部開來以外,至少再加一個旅來。至美國大使館方面,請其通知臺灣領事,為顧及國際信義,勿為臺灣反動分子所惑。

 看到沒有?這個不是公佈給我們看的,這是陳儀當時給蔣介石他們單線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透露什麼?透露美國領事在臺灣操縱二二八事變,美國的將軍魏德邁看出來日本人留在臺灣會鬧事,可是我們絕對想不到美國的正式的領事在臺灣煽動鬧事。

 大家知道嗎?這些文件他們公佈了,說公佈了二二八文件,可是沒有人那麼有細心的去看這些文件,大家看到沒有,我用紅筆標示出來,所以你看,他們後來查出來,他說當時美國駐臺灣的副領事叫葛超智,就寫了部書叫被出賣的臺灣,他說美國的宣傳煽動不滿的怒火,看到沒有?自己承認的,美國的副領事來寫書自己承認,他說美國的宣傳煽動不滿的怒火,你不在火上加油嗎?你在幹什麼呢,在火上加油。

  所以二二八事件最後中央政府派軍隊來,有人就被幹掉了,就在臺灣覺得我們很多優秀分子被幹掉了,有一個人就是他,就是林茂生被槍斃了。他當年還紀念臺灣民主國,他本身還是相當的嚮往祖國的,可是後來怎麼樣呢?後來就我寫的文章,本省精英林茂生先生,我說他那麼崇高的學術地位,到他兒子林宗義先生的回憶,就是林茂生同意什麼呢?說加諸大陸人的暴力,居然他是台大文學院長,這林茂生大學教授,他說應該加諸於大陸人的暴力,以及對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啊,憤怒乃是人民幻滅與普遍而強烈的挫折感的一種合理表現。

 這是什麼話啊?你說臺灣人對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的表現,請問這個暴力有沒有殺到大陸的軍人呢?你殺不到啊,他們有槍啊,結果殺了半天,殺了十天,都是殺了外省人人民和公務人員,小人物都被殺。

所以呢,這位林茂生,你看這個名單裡的,當時被殺的名單裡面,他是國立臺灣大學教授,看到沒有,罪名是什麼?強烈介紹臺灣大學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臺灣獨立,他是以這個罪名被槍斃的。

可是今天我們回查這些文件,這陳儀親筆寫的名單,槍斃的名單,給蔣介石看的,第一有頭有臉的只不過幾個人,其中還兩名日本人;第二其中還有一名外省人;第三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他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臺灣獨立。不是嗎?當時林茂生覺得加諸於外省人身上的暴力是合理的,你對外省人動粗,你認為是合理的,然後外省人對你動粗,合不合理嘛?這個結果是悲劇嘛。

所以今天不談嘛,完全不談林茂生怎麼樣主張對外省人動粗,今天只談林茂生被外省人殺掉了,可是這個被殺的理由今天我們才看到,原來是跟美國人有關係啊,他跟美國人有關係,才惹起了被殺的動機啊。

 我將這些資料告訴大家,二二八今天絕對被簡化成外省人殺臺灣人是不對的,因為臺灣人也殺外省人,並且這裡面還有日本人介入,有美國人介入。這些真相我們搞清楚以後,才發現它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案子。可是只有我們這種歷史家這麼有耐心的,把這真相一點一點掏出來,才知道二二八不是今天所說的那麼簡單,二二八原來有國際的背景,其中有日本人和美國人。

情治單位情報人員翻雲覆雨唯恐天下不亂

陳翠蓮博士解開的228謎團:

1.    在事件中,甚為活躍的劉明、陳逸松與蔣渭川、許德輝一樣都是保密局、警備總部、行政長官公署安排滲透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人員,蔣渭川由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行政長官陳儀先後邀請許德輝則是警備總部安排,劉明、陳逸松也是保密局運用人員確定邀請時間為34日。

2.    保密局運用劉明、陳逸松之事,陳儀本身知情並且同意,如同蔣渭川、許德輝進入二二八處委會,事前也都獲得陳儀同意情治機關在事件中的作為,陳儀不但未被排斥且知之甚詳,並非如中國方面所稱,是派系鬥爭的受害者。

3.    陳逸松、劉明是陳達元運用人受他所指揮,並逐日將工作情形彙交陳達元,再由他呈長官陳儀

4.    劉明被任命為警備總部別働隊副隊長此事已經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證實李翼中回憶錄指出: 警備總部別働隊以林頂立為隊長,劉明、李清波副隊長,陳逸松為參謀。」

5. 國民政府軍隊增援後,別働隊協助緝捕人犯,劉明因表現甚佳,獲陳儀推荐為台省政府委員,陳達元上述說法可從(總統府大溪檔案)獲得證明,行政長官陳儀確實於194742日,向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推薦 省政府委員台籍人選」12名,其中包括劉明在內 不過5月新上任的省主席魏道明並未聘任劉明擔任省政府委員。

19487月陳逸松被任命為考試院考試委員,劉明則於194911月,被任命為台省政府石炭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

保密局與中統激烈內鬥

據陳翠蓮博士研究: 雙面特工林頂立是保密局台灣站站長

   陳逸松在二二八事件後,躲藏在淡水河邊林頂立家中,而躲過一劫,但二二八事件後,保密局對陳逸松與劉明兩人的不利指控,卻不斷出現。

    3月保密局線民高登進(許德輝化名) 密報劉明(延平大學校董) 於本月6日夥同國民參政員陳逸松(律師、台北市太平町三丁目九號) ,利用呂永凱(恆茂行總經理) 拉攏本省籍警長、警官及警員八十餘名,組織台灣警政革新同盟,劉明鼓舞擁護陳逸松為警務處長,呂永凱為台北市警察局長。

    22林頂立將此密報呈南京「言普誠」,並指「查劉明、陳逸松此次叛亂均參加二二八處委會,實行叛亂,應請究查」。

    48林頂立密報南京「中統包庇叛徒要犯」。

「具各員所報,國民參政員陳逸松、延平學院董事長劉明(台共分子) 國大代表顏欽賢、省參議長黃朝琴等,均參與處委會偽組織,企圖平分政權。陳、劉領導學生,組織學生聯盟,組學生治安隊,召集台警組警政革新同盟,陳擬任警務處長,劉任台北市警長,罪跡昭照。

迨國軍抵台後,即乘風轉舵,勾結高官要人為護符,該四逆得省黨部特務要人之保護,日進出其門,憲警側目,無奈其何,

故仍逍遙法外,為此巨奸不除,遑論肅奸澄吏,

合亟電轉請究辦,以重綱紀為禱。」

    但令人詫異的是,林頂立指控省黨部特務要人包庇巨奸大惡的同時,陳逸松卻藏匿在林頂立家宅中。林頂立一手窩藏他口中的巨惡,一手歸罪給敵對派系中統局,派系鬥爭的兩面手法,令人大開眼界。

    522日南京再來電詢問「仍希查明該劉明、陳逸松參加叛亂佐證 ,其未被捕係何方袒護? 其姓名、事實如何? 應即設法查明事實真相,蒐集佐證,詳為具報為要。」

    保密局台灣站向南京呈送之密報,一方面誇口其在事件中運作特務成功之功,一方面指控陳儀政策失敗,處置無方;又指黨部(即中統)為反動份子所把持、大肆活動;台中憲兵隊受中統利用以致憲警對立;中統人員勾結流氓,報復警方與軍統等等,派系鬥爭之激烈躍然紙上。而中統方面的台灣省黨部調統室葉秀峰,據稱在事件中也是日日急電中央,建議火速派兵,(趙毓麟,中統見聞及功過錄)相關檔案目前仍未出土,有待於國民黨黨史會開放研究。

 

 

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陳明忠國民黨中央黨部講
一、引發「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根本原因是「內戰」而非「台獨」。
  「二二八事件」雖是執政者執政失敗所引發「官逼民反」的偶發事件,卻由於國共內戰而「擴大化」了。
  發生「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國軍在大陸地區內戰需要軍糧,使台灣島內發生嚴重的缺米現象,造成民心不安和恐慌。第二,由於內戰,國民政府無力著手恢復島內生產力,因此也無法解決青年就業,尤其是從海外回台的原台籍軍人、軍伕的就業問題,使得他們成為島內動亂的主要力量。
  而「白色恐怖」的起因,則是在內戰中失利因而遷台的國民黨政權,為鞏固「反攻基地」,而在台灣執行「肅清異己」的行為。
  因此,是國共內戰導致國民政府來台執政失敗,在1947228日引發了偶發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1949年正式遷台後,進一步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即使如此,當時「台灣獨立」還是極罕見的主張。

二、分析「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歷史被扭曲為台獨受難者的原因
  1. 事實的混淆與感情的記憶──有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兩事件的死亡人數。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受難者中,許多是「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由於兩個事件時間上相當接近,包括受難者家屬在內,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兩事件的差異,因而混淆將多數「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也認定是「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
  實際上,根據中研院的調查,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者應少於一千人。而根據『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傅建中在一篇文章裡,引述來自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的資訊,在194954年「白色恐怖」肅清異己行動最熾烈的時期,被捕的受難者高達三萬多人,其中15%、約4500人遭判處死刑,也因為「白色恐怖」最熾烈的時間在1950年代前後,如今外界因而稱該段時期受難者為「50年代受難者」。

  由於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其中的差異,並因親友受害或恐懼、憎惡等因素,兩事件的受難者、犧牲者人數因此被誇大到外傳的「死亡數十萬人」。雖然此一說法不正確,但也反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兩事件對人民心理造成的嚴重影響。
  2.「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為「台獨運動的開端」,是鼓吹台獨運動者為政治目的所做的歷史扭曲。
  國共內戰是國共雙方的生死鬥爭,當時國共雙方雖相互對立,但社會主義在台灣光復初期的1947年是相當興盛的思想,倡導社會主義的書籍在台灣也相當流通,並無接觸者就是共匪的概念,也因此在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政府失望、憎恨的台灣人民,尤其是知識青年、大專學生,自然而然會轉向靠攏共產黨,形成由認同「白色祖國(國民政府)」轉而認同「紅色祖國(指共產黨政府)」的現象。
  此趨勢展現在具體的社會運動上,即是當年造成極大轟動的「麥浪歌咏隊」與「鄉土藝術團」的出現,這些由大專學生、知識青年所組成的社運藝術團體,在台灣全島巡迴表演,同時倡導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了相當的宣導效果,可是也觸怒了國民政府,於1949年引發了所謂「四六事件」,因此「四六事件」也可以稱作是「白色恐怖」的開端。
  「四六事件」反映的是國民政府正式遷台前,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組織在台發展的狀況,也顯示「二二八事件」的後續影響,其實是「左派勢力」在台灣島內的抬頭與壯大,而不是「台獨運動」的萌芽;只是國民政府在「四六事件」後展開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行動,以及台灣歷史教育上刻意省略了對內戰前後台灣島內實情的記錄,讓這段歷史遭到淹沒。
     也因為缺乏真實歷史的記錄,在台獨運動於780 年代興起後,倡議台獨者才有機會選定對台灣人民感情有深遠影響的「二二八事件」,並將之扭曲為「台獨運動」的開端,以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三、「台獨」二二八起源論的錯誤
  1. 「二二八事件」是台獨運動開端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
  「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相隔只有二、三年,「白色恐怖」早期的犧牲者與受難者,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幾乎全都是戴上「紅帽子」的,即被指為「左傾份子」;而在該段時間因「台獨案」遭到逮捕拘禁的,只有廖文毅案的黃紀南等數人而已。
  「白色恐怖」中,真正屬於「台獨案」的,在1960年前後才逐漸增加,「台獨案」增加的時間點,如王育德等人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社」的時間為1960年,「台獨聯盟」則是1970年在美國成立。
  此外,台獨有兩反,即「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但發生「二二八事件」的1947年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尚屬弱勢政黨,更在「二二八事件」後,發表聲援二二八抗爭者的宣言,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民,面對中共的聲援,豈有「反共、反中國」的道理,因此,研究台灣歷史的戴國煇教授說:「台獨運動的形成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契機的」,這即是說,台獨運動的開展是在國民政府全面遷台以後的事。
  2. 「台獨」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不是「二二八事件」,而是國民政府在1953年起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台獨」運動的原貌,實際上是因國民政府土地改革政策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的反抗運動。在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後,因此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分別遠走日本、美國,並在日美發動「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的「兩反運動」,此一反抗運動後來進一步與台灣本土中小企業結合而壯大,而這些中小企業主,許多也是由地主轉型,同樣因土改政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不滿。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日據時代台灣的抗日領袖林獻堂,林獻堂在日據時期率領台灣人民反抗日本的統治,卻在台灣光復後,因為不滿土改政策,遠走日本,並在日本支援主張台獨的邱永漢。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海外從事台獨運動的重要人物,畢業於處在嘉南平原的台南一中、嘉義中學者特別多,但出身於台中以北明星高中者相對稀少;同樣的,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台南縣市是當前台獨運動最興盛的地區,因為台南縣市是台灣最大的地主聚集地,台灣第一個黨外出身的縣市長就出現在台南市(葉廷珪),「台南神學院」則被稱作「台獨訓練所」。

四、歷史悲劇中的「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時的抗爭口號之一是「打倒貪官污吏」,由於貪官污吏大都是居於「能夠貪污」職位的外省人,因此「打倒貪官污吏」變質為「打倒外省人」,造成許多無辜的中、下階級外省人,無端在二二八事件的動亂中挨打,甚至因此死亡。
  實際上,國民政府在1949年正式遷台,並發動清肅異己的「白色恐怖」初期,由於大陸局勢仍然混亂,政府不確定能不能保得住台灣,因此1949年間逮捕、處死的都是外省人,直至 1950年韓戰爆發,該年7月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後,國民政府開始大規模逮捕左傾份子,才有大量台籍菁英的死亡。
  具體的實例是1949年的「基隆中學案」,在該次的逮捕中,所有涉案的外省人全部被判處死刑,但本省人全部被處感化教育,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涉案的台大學生許遠東,得以在三年感化教育後復學,並在大學畢業後獲謝東閔的推薦進入銀行界,最後還爬到中央銀行總裁的高位。
  台獨人士總愛宣稱台獨運動者在「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中受難,實際上所有因「台獨案」被捕者,沒有任何一人被判處死刑。(唯一一例死刑是因涉及政府幕後不當操作而遭清算,純屬例外)。
  相較之下,外省人在台灣人口的比率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但依據中研院研究員范雲的調查,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比率卻達百分之四十,遠超過其人口比率。

五、消除族群傷痕應效法孫中山先生
  總結「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慘痛經驗,「內戰」是傷痛的根源,但「生於亂世的人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歷史悲劇的發生有其時代的因素,受害者沒有本省、外省之分,我們要還原歷史,也應該展望未來,以積極的作為消弭因「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所留下的族群仇恨。
  回顧中華民國的創建史,孫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倡導「推翻滿清」,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何嘗不是挑撥族群(滿漢)矛盾,但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後,即改稱「五族共和」,顯示政治家必須清楚區分手段與目的,並在掌握權力後全力消弭先前過程所遺留的傷痕。
  國民政府雖然已就「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及遺族進行補償,然而,這只是消除傷痕的方法之一,卻不能根絕台灣島上族群裂解的夢魘,實際上,只要引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根本因素仍在,即兩岸敵對的狀態仍然存在,則在台灣衍生的族群撕裂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
  台灣人民如果有心要解決問題,兩岸透過談判結束敵對狀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應該是無法迴避的路。不過,兩岸談判也正如商業談判,談判前了解彼此的思考邏輯,才能清楚擬定談判策略,並透過相互溝通讓步,達成最後的共識,只是兩岸分隔數十年,彼此思考邏輯差異很大,已讓雙方在溝通上出現雞同鴨講的障礙,也因此即使兩岸已交流多年,彼此的鴻溝竟未見縮減。
  「一國兩制」的主張就是一例,對中共的「一國兩制」主張,台灣人民解讀為「大陸要吃掉台灣」,始終不了解大陸如果對台灣有善意,為什麼堅持不在此一主張上退讓,而要一再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然而,實際上大陸「一國兩制」的意義卻是「中國的主權由兩岸人民共享,台灣的治權由台灣人民獨享」,在大陸的思維裡,這已是大陸極大的退讓,是充分尊重台灣人民的「自主與尊嚴」,他們也無法理解,台灣人民為何視之為洪水猛獸。
  再以「反分裂法」為例,台灣人民認為中共訂此法是要硬性吞併台灣,否則就祭出武力威嚇,但大陸當局的思維卻認為,「反分裂法」的對象只限「主張台獨者」。
  美國為了避免分裂,發生了「南北戰爭」,國民黨時期也制定了「國家安全法」,其中有兩條就是規定人民不得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與國土分裂,這些都等同於「反分裂法」。是以,台灣人民對於「反分裂法」不安的看法,這反而讓大陸對台灣人民支持台獨的比例有多高,產生了疑慮。
  因此,唯有兩岸撤除對彼此的敵意,客觀了解對方的立場,延續數十年的兩岸內戰狀態,才有和解的可能,台灣島內的族群問題,也才有根絕的可能。

讓悲劇不再發生──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責任
  我與妻子,及妻子的兄長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之一,然而,今天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與家庭的悲慘遭遇來討什麼公道。只是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在下一代發生,因此台灣各政黨如果對228有真正的理解與反省的話,光是道歉或是補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能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的內戰敵對狀態,島內的族群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締造永遠的和平。
  解鈴還需繫鈴人,希望國民黨誠懇、認真地面對歷史,化解兩黨歷史上的恩怨情仇,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共創兩岸的大未來。

結論:

    由分析緝煙行動引發意外的偶然性出發我們卻見到發生二二八事件的必然性,其起始點乃是陳儀的失政

    正如我在1999年的網路評論中所說,陳儀被派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後,沿用日本總督府為行政長官公署,是第一步大錯,這個決定顯現的是,陳儀沒有擺脫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心態,讓台灣人民感受到派來的官員,既非親人,更不是朋友,如果只是換個新統治者,日本總督固然奴役台灣人,卻有建設之功,陳儀壓迫台灣人,讓物價飛漲,人人生活苦不堪言,其評價當然更低。

   查緝私煙的場景,如果改換一下,查緝員葉得根換成本省人,還忍心扣押林江邁的私煙嗎? 林向葉哀求發還時,更不可能以手槍敲其頭部而鑄成大錯 !

    「二二八事件」時的傷亡人數無法統計清楚雖是一大遺憾,但是既然陳儀失政在先,引發民變,即使只有一二人的傷亡也是一宗無法原諒的罪惡,更別提從此有千百家庭親人,因而在陰影下討生活,等待六十年才換得一個道歉,戔戔之數的補償,何足道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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