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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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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道明與二二八事件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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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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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畝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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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褚靜濤文章來源:《現代台灣研究》2007年第5期點擊數: 701更新時間:2008年03月31日
六十年來,由於復雜的因素,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擺脫不了現實政治的影響。論及南京國民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大量的學術著作及文章往往只強調軍事鎮壓的一面,而政治安撫的一面卻視而不見。事實上,魏道明為妥善處理二二八事件,化解省籍衝突,做出了重要努力。因魏道明在台灣省政府主席的任期較短,無重大事件發生,加上資料零散、雜亂,故不為學術界注目,但要正確認識二二八事件,必須對魏道明任內的舉措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判。迄今,國民黨政權處置二二八事件的檔案已基本公開。筆者根據大量檔案資料,探討魏道明努力撫平二二八事件創傷的舉措,不當之處,尚祈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改革省政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在光復初期追求省政改革的運動,受到全國高漲的民主運動影響,主要訴求是早日落實台灣地方自治,直選縣市長,改長官公署為省政府,廢除專賣局、貿易局,分享政治權力、經濟利益,建設自己的家鄉。它是台灣人民自發的愛土愛鄉運動,是官民衝突、階級對立,而非省籍衝突、族群對立。陳儀誇大二二八事件中武裝抗爭的一面,將其定性為“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陳儀、柯遠芬等人不經司法程序,濫捕濫殺,雖可立即平息事態,卻給台灣人民心靈造成巨大的傷害。一道海峽,將台灣與內地的戰亂隔開。對於廣大台胞的怒吼,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反躬自省,從死難者的血跡裡,尋找療傷止痛的良方。
奉命赴台宣慰的白崇禧等人經過實地調查,傾聽台灣社會各界的聲音,主張撤廢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建立與內地各省相似的省政府,吸納台籍精英,擴大執政基礎。主張撤除專賣​​局、貿易局,發展民營經濟,給台籍資本家以出路。這些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容納了台灣人民的要求。
為了緩和民怨,1947年4月22日,蔣介石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會,以台灣事變既平,陳儀引咎請辭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決議撤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制,任命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主席,各廳處應各增設副首長一人,盡可能起用台籍人士。[1]
關於台灣的地位爭論,需要一位擅長與美國打交道的人擔綱。解決台灣種種政治經濟問題,需要一干練文人。魏道明是一位法學家,曾任駐美大使、行政院秘書長,現任立法院副院長,屬政學系,與孔宋家族關係密切,溫文爾雅,無軍事背景,可以一新台人耳目。這是台灣回歸祖國後,南京國民政府治台政策的一個重大調整。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台灣軍政分治,撤換陳儀,起用魏道明,就是要中結陳儀治台的種種弊端,給台胞耳目一新的感覺。各方對二二八事件的善後設計,為魏道明施政提供了依據。文人出身的魏道明臨危受命,吸取前任的經驗教訓,飛赴台灣,去撫平傷痛。
1947年5月15日,魏道明抵台,著手化解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為拉近與台胞之間的情感,次日,他向台胞表示,“內地民眾與台胞因處境不同,習慣或有所異,但家人兄弟間決不致因此而有所非難,惟有互相敬讓,彼此扶持,以求和協共處,如違反此義,餘敢斷言使非奸人挑撥陰謀,當為極少數人之錯誤,因而致使多數人蒙受不幸,殊堪愴懷。”他坦言此次奉命來台,責任重大,宣布:解除戒嚴令,使人民恢復正常生活,享受平時法律的保障;結束清鄉工作;撤銷新聞圖書郵電之檢查及交通通信之軍事管制;調整台幣與法幣之比率,將台幣與法幣匯率改為1比44元。[2]這些宣示有助於穩定民心。
延攬更多的台灣人進入統治階層,才是杜絕悠悠眾口的良方。16日,台灣省政府正式建立,台籍人士徐慶鐘任農林處長,王民寧任警務處長,李連春任糧食局長,顏春輝任衛生處長,雖然丘念台堅辭不就民政廳長,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權力核心佔四分之一,下屬各機關亦盡量起用台籍人士,以緩和尖銳的省籍矛盾。
為了保證行政交接秩序,避免混亂,魏道明採取了穩妥的政策。17日,魏道明主持第一次省府會議,省府委員13人出席。在會中決定:(1)由省府秘書處、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建設廳、農林廳,分別接替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秘書、民政、財政、教育、工礦及農林等處;(2)撤銷法制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新聞室、公營事業管理委員會及編譯館;(3)保留人事室及統計室,仍直屬於省政府。至於一些尚未明文發表的省府機構,如交通和警務等部門,魏道明以“前公署之組織不一定合於省府之組織,而本省之情形又並不和其他省份完全相同”,決定在新機構發布之前,由原機關維持現狀。
依《省政府組織法》,省政府的機構編制為六個廳處,包括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四廳,及秘書、會計二處。改制後的台灣省政府機構,共有十二個廳處及秘書、會計、統計三處,保留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行政架構。陳儀班底除嚴家淦、張國鍵外,多掛職而去。台灣省政府呈報前長官公署公佈的各種單行法規於公署撤銷日有效者,一律繼續有效。6月27日,行政院長張群予以批准。[3]
日據時期,台灣一切制度及行政措施完全便利日本的榨取。陳儀建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臨時採取這種與內地省制不同的製度。接收近二年,復員大略就緒,台灣情勢有改進。加以二二八事件,這種臨時制度已不能適應環境與事實的需要,影響政府與台胞的感情。台灣的政治制度必須改革,政策必須調整。但台灣接收與重建的實際情況又決定了魏道明必須著眼於現實,沿續陳儀的政策。新建立的台灣省政府保留了長官公署的基本行政架構,不同於內地的省政府架構;在政策上基本沿續前長官公署擬定的施政方針,以保持施政的沿續與穩定;通過吸納大批台籍精英,擴大了執政基礎。新的台灣省政府與前長官公署在形式上與人員組成上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台胞對此表示歡迎。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造成了一條感情的鴻溝。要想使台灣社會步入正軌,必須化解省籍隔閡,糾正前任濫捕濫殺的錯誤行為。6月下旬,魏道明在台灣省參議會一屆三次大會上作施政報告,指出“省政問題,雖然是千頭萬緒,亟待解決者很多,然而在省政府成立之際,吾人覺得最急迫者,即是因二二八事變所產生非常狀態之復原。”他重申,對二二八事件人犯處理,“除盲從附和者,均一律免究,准予自新外,就是對於前長官公署時代警備總司令部所通緝重要人犯,亦本中央寬大意旨,由主管方面分別審查案情,其情節較輕者,亦特准自新,其餘已經捕獲之未決人犯,均一概移送法院,依照普通法律程序辦理,俾能獲得法律充分之保障。”強調台灣經濟要在安定中求繁榮,應避免外來經濟波動衝擊。” [4]台籍精英期盼政府的開誠佈公,對循法律途徑處理二二八事件人犯感到欣慰。
台灣光復初期的困境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造成的。台灣經濟短期內無法恢復,通貨膨脹,米價暴漲,二二八事件的主因在此。陳儀推行統制經濟,進一步壓抑了台籍資產階級的獲利空間,引起他們的強烈抗爭。要獲得台籍資本家的支持,必須給他們經濟上的出路。魏道明深感必鬚髮展民營經濟,藏富於民。5月24日,省政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改組專賣局辦法:“1、台灣省專賣局改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對菸葉、煙品、酒業三公司,以股東代表資格,施行管理。 2、原專賣局火柴公司,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鼓勵人民參加經營。3、原專賣局樟腦公司,暫劃改建設廳管理。4、原有各種專賣規則,暫劃改建設廳管理。 ” [5]
關於台灣經濟發展的路徑,魏道明主張,“在不妨害經濟安定原則之下,推行經濟自由政策”,調節物資,以求安定,酌將省營事業開放民營。裁撤貿易局,另組物資調節委員會。省營企業,可以開放的有印刷紙業、化學製藥業,及官商合營工礦企業,除少數外,一律標售,歸與人民經營。舉辦失業登記,從速推行公有土地及廢棄機場放租辦法。“從大處著眼,增加生產,乃是基本之要圖,欲求避免失業,加強安全及增進繁榮,均非由此著手不可。” [6]通過改組專賣局、貿易局,發展民營經濟,台籍資本家得到了發展產業的空間,支持政府的施政,加以配合。
對接收與重建中的種種困難,台胞多歸咎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體察民瘼,掌握實際情況,魏道明到全台各地考察。他認為,“今日台省困難的主要原因,乃由於這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戰爭直接的損害,雖然因戰爭結束而終止,但戰後一切波動和脫節,尚有待於長時期的努力,方可望復原,這不僅是一般戰敗國為然,就是戰勝的國家,亦所不免,整個世界,都在艱難困苦中掙扎,其情形非戰前可比,台灣自不例外。”地方需要的建設事項甚多,全省財力有限,“我們在今天既不能增加賦稅,而開闢新的財源,也不能仰賴鈔票的發行,以妨害經濟安定,所以所有的建設事業,不能立刻同時並舉,今後我們的考慮,乃在選擇一個相當的時期,使建設與財力,能夠配合得宜,以期發生最大的效果。” [7]魏道明堅持量力而行,有所為有所不為,這與陳儀好大喜功、亂鋪攤子是不一樣的。
根據白崇禧等人的善後設計,魏道明奉南京國民政府命令,建立台灣省政府,吸納台籍精英進入權力核心層,滿足他們建設家鄉的要求。台灣省政府的行政架構沿續了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不同於內地的省政府架構,以保證台灣行政的運轉。立即結束清鄉,避免了更多的民眾遭到騷擾和敲榨。循司法途徑處理二二八事件人犯,約束了軍警憲的濫捕濫殺,對二二八事件人犯採寬大政策,有助於社會安定,爭取台籍精英內向。改變專賣局、貿易局的責能,公營事業開放民營,為台籍資本的成長創造了良好的空間,得到了台籍資產階級的支持。發展經濟,量力而行,可以保持台灣經濟的漸漸恢復。這一系列柔性新政,不同於陳儀的剛性施政,都在回應廣大台胞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訴求,由上而下推行省政改革,盡量滿足他們的願望,緩和民怨,使台灣社會盡快穩定下來。
二、釋放人犯
廣大台胞被腐敗的清政府拋棄,慘遭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形成了複雜的棄兒心理。回到祖國的懷抱,他們渴望被關愛、被保護,絲毫的不平等,他們都異常敏感。陳儀那一套在大陸,還算清廉,但台胞卻認為是劣政,群起抗爭。兩岸之間的差異造成了這種認知上的距離。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了軍事鎮壓的方針,國軍很快控制台灣全境,展開清鄉,逮捕大批民眾,處決一些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領導人物,釀成流血慘案。這種濫捕濫殺的行為,行之於大陸,人民早已習以為常,而對於在日治下,已習慣於法治的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權的這種粗暴做法心驚膽顫,敢怒不敢言。這種傷害難以用言語表述。
死者不可複生。一味政治高壓終非長久之計。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魏道明反對軍事鎮壓,並立即採取措施,限制軍警憲的不法行為。1947年5月16日,魏道明電告蔣介石,“此間人民期望恢復正常生活之心至切,各屬綏靖工作已大致完成,頃已囑彭司令自今晨起解除戒嚴,結束清鄉,停止新聞、圖書、郵電檢查,及撤銷交通通訊之軍事管制。”他認為,“此事遲早必須辦理,自動取消較被動放棄,對於收拾人心收效為宏。” [8]
南京國民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首要分子採取了必辦的態度,來證實二二八事件為暴亂。魏道明無法背離這樣的立場。6月5日,台灣警備司令部向台灣高等法院檢查處控訴30名內亂罪犯,包括蔣渭川、謝雪紅、張晴川、黃朝生、廖進平、王添燈、白成枝、呂伯雄、李仁貴、鄧進 ​​發、陳屋、潘渠源、郭國基、林日高、林梁材、王萬得、潘欽信、徐春卿、王名貴、陳旺成、林連宗、駱水源、蘇新、陳篡地、陳瑞安、張忠誠、張武曲、顏欽賢、廖文毅、廖文奎。[9]台灣省政府已宣布解嚴,但奉國防部令,這30人仍適用叛亂罪。台灣警備司令部發函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繼續通緝。
王添燈、黃朝生、李仁貴、廖進平、陳屋、徐春卿、林連宗通緝前已被殺。許多通緝主犯只要躲過戒嚴初期的濫殺,多能先後獲釋。蔣渭川、張晴川、白成枝、呂伯雄、鄧進益、潘渠源、王明貴、駱水源、陳瑞安、張忠誠、張武曲、顏欽賢陸續准予自新。林日高、郭國基被捕後,被判無罪。謝雪紅、林梁材、王萬得、潘欽信、蘇新離開台灣,到內地或海外。廖文奎在香港,廖文毅在上海。
對在押的二二八事件人犯,只有寬大處理,方可安定人心,化解官民之間的隔閡,減輕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害。8月,省政府下令:“各縣市政府,查民意機關代表暨行政自治人員參加二二八事變,經准予自首自新者,規定處分辦法如下:1、民意機關代表除首要者,應俟判決確定,依法辦理外,如確孚眾望,而原選出區域人民或職業團體會員並未提出罷免,亦未刑事訴追者,免予改選。2、縣市行政及自治人員除首要外,概予撤職留任,以觀後效。” [10]許多民意代表、公職人員得免於追究,安心工作。
台籍精英林日高在事發後逃亡。1947年8月11日夜,他在台北太平町永樂市場被緝獲,12日送法院歸案。9月5日,台灣警備司令部撤銷通緝。經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丘念台奔走,1948年2月4日,林日高獲釋。
據《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頭號蔣渭川,男,48歲,台北市人,罪行有:“(1)政治建設協會總務組長。(2)二二八事件處委會主要首領。(3)要求政府撤退軍警。(4)控制廣播電台,發表荒謬煽動言論,意圖顛覆政府。(5)強迫奪取軍糧。(6)召集前日陸海空軍人員開會,號召組織武裝隊伍及青年同盟。” [11]
這些罪名都十分勉強。蔣渭川不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首領。他奉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之命,幾次廣播,化解衝突,確有要求“撤退軍警”,還組建青年同盟,起到安撫群眾的作用。不料言詞過激,竟被列為叛亂主犯,他大呼冤枉。1948年1月30日,蔣渭川致函魏道明,詳述蒙冤經過,條陳台省發展大計,“萬般建設首重心理,故收復民心目前最為首要”。[12]
蔣渭川在台灣社會的感召力有目共睹。對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魏道明等人認為,應該寬大為懷,以爭取更多的台籍精英。經林獻堂、丘念台的擔保,蔣渭川於2月27日,向台灣省高等法院檢察處投案。4月23日,台灣高等法院對蔣渭川予不起訴處分。
從安撫群眾、被槍決、潛逃、遭通緝,再到投案獲釋,後被委任為台灣省民政廳長,蔣渭川的經歷就是一幕人生的悲喜劇。可見官方對通緝人犯定性之草率,罪名之荒謬。如果對王添燈等人也能採取審慎的態度,本可減輕二二八事件的悲劇性。
據台“國家安全局”檔案,二二八事件正法及死亡人犯有:張七郎、林連宗、林茂生、王添燈、楊元丁、葉秋木、黃賜、王石定、許秋粽、潘木枝、盧鈉欽、陳澄波、柯麟、黃朝生、李仁貴、陳屋、徐春卿、吳鴻祺、王堉?、林桂端、李瑞漢、李瑞峰、宋斐如、吳金煉、阮朝日、林界、邱金山、蘇憲章、黃媽典、湯德章、蘇耀邑、郭章樞、陳復志、許錫謙、張宗仁、張果仁、陳炘、施江南、廖進平、陳能通、黃阿純、顧尚太郎、涂光明、曾鳳鳴、林介、莊孟候(1949年9月病亡台南市)、張武曲(1948年病亡台北市)、黃小林、吳長庚、余炳奎、黃漢書、許錦芳、王天富、盧鎰、楊銘和、林崇授、陳清山、陳陣、施珠文、林登科、黃水村、吳溪水、陳容貌、陳庚幸、薛皆得、顧尚太、李詩芳、王濟寧、黃漢書、戴茂榮、余仁德、曾光宏、陳榮昌、張改、鄭桂樹、蕭朝金、劉登基、黃伯虎、莊迎、張中球。[13]
自新分子有:林宗賢、林日高、蔣渭川、張晴川、白成枝、呂伯雄、王名貴、顏欽賢、林九、楊逵、葉陶、沈瓊南、陳海永、張豐欽、劉錦基、張家棠、吳瑞富、盧遠、遊章光、蔡永堂、洪順?、吳石麟、林太平 ​​、林西陸、穆敬恩、蔡鐵龍。[14]
曾經被捕或已釋放人犯有:郭國基、馬有岳、洪約白、潘渠源、駱水源、簡檉堉、黃火定、陳華宗、蔡丁贊、吳新榮、林連城、莊垂勝、陳萬福、林糊等約260人。[15]
就上列台籍精英的名單可知,被槍決的人犯多是台灣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維護社會治安,自信並無反政府的舉動,卻被當作暴亂首要,遭到殺害。
一大批台籍精英經白崇禧、魏道明的寬大處理,終於逃過浩劫。台灣省政府對參加二二八事件的青年學生一律免於追究,對在押的約4000名參與暴動人員全部釋放,對在押或遭通緝的領導人物免於刑事處罰或減刑,從而避免更大的損失。總計在二二八事件中,台胞死傷約2400人,大陸軍公教人員死傷約1400人。
戒嚴的取消、清鄉的中止及循法律途徑處理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基本結束了21師到台灣後濫殺無辜的行為,許多身系囹圄的台胞通過自新等方式獲得​​自由,蔣渭川、台灣省參議員林日高、郭國基等領導人物劫後餘生,有助緩和省籍矛盾,安撫廣大台胞。通過這些努力,台灣基本上恢復到二二八事件以前的社會狀態,避免了更大的損失。魏道明這種緩和民怨的做法雖不徹底,多少降低了二二八事件對台胞傷害的程度,不無可取之處。
台灣總督府對暴動的首要分子採取嚴厲的處罰,對從犯處置較寬,不管多大罪,都要經過嚴格的法律程序。大陸的做法則因人因事而異,首要分子跑了,對附從者的處罰卻很重,台胞自然不服。1947年3月9日後的一段時間,數名台籍精英被秘密處死,家人到處尋找親人下落。林茂生家屬、宋斐如家屬、張七郎家屬、陳炘家屬、施江南家屬、李瑞漢家屬、吳金煉家屬、林連宗家屬等上書台灣省參議會,要求查明親人下落。從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密捕名單中可知,林茂生、宋斐如、王添燈等人都被警總羅織罪名,未經任何司法程序,秘密殺害。事後,官方卻否認這些人被殺與其有關。外傳台胞在二二八事件中死傷逾萬。消除官民隔閡、省籍隔閡的唯一途徑就是徹底調查二二八事件真相,還受難者家屬以公道。
南京國民政府本應順從廣大台胞的要求,徹底調查二二八事件,弄清事件真相,追究當事人責任,對被害的台胞,該平反的平反,該賠償的賠償,該道歉的道歉,該謝罪的謝罪,當事人俱在,較為容易處理解決。魏道明在未得南京國民政府授權前,不敢否定對二二八事件的錯誤定性。他以為人犯已基本釋放,冤殺的士紳及民眾不能複生,不便完全推翻既成事實,想永遠不再提二二八事件。對這種處理方式,受難家屬當然不服,也無法接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土崩瓦解,朝不保夕,根本無心思去徹查二二八事件真相,也不想去弄清被害台胞的經過。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
三、反對台獨
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痛是長遠的、巨大的。現代台獨運動也利用二二八事件,製造口實,加上外力的介入,流言四起。二二八事件的善後工作頗為艱難復雜,考驗著魏道明的政治能力。
台灣精英廖文奎、廖文毅兄弟批判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人員如帝國主義,自認是解放者,輕視台灣人,排斥台灣人。台灣人在被壓迫下,將會從中國民族主義轉變為台灣民族主義。1947年2月25日,廖氏兄弟離台赴滬,遊廬山。3月1日,他們從上海《大公報》上得知台灣發生了緝私血案。廖氏兄弟不在島內,因過激言論被列入通緝名單中。廖文毅創辦了台灣革新協會,廖文奎創辦了旅滬台灣同鄉會,上書南京國民政府,呼籲懲辦陳儀。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遂對廖氏兄弟展開通緝。
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痕,謊稱台灣的地位尚未確定,要等到對日和會的解決,散佈台灣人不願回到中國的流言,操縱廖氏兄弟,訴求台灣獨立。6月,廖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同盟”。7月,廖文毅向美國特使魏德邁遞交《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要求:“台灣的歸屬問題必須尊重台灣人民的意志,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在舉行公民投票以前,應准許台灣人民先脫離中國,而暫時置於'聯合國托治理事會'管制之下。……倘或公民投票結果,台灣人民要求獨立時,聯合國托治理事會在台灣的機構,應立即撤離台灣,而使台灣成為永遠獨立國。” [16]廖氏兄弟根本沒有參加二二八事件,其言論與台籍精英要求省政改革、堅持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背道而馳。他們卻以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身份,甘願受中央情報局的驅使,圖謀台灣脫離中國版圖,遭到全體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在上海無立足之處,夏,廖文毅自上海至香港,9月,籌組“台灣再解放聯盟”。9月底,黃紀男與廖文奎潛回金陵大學,通過該校圖書館館長貝德士的引介,求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請求“由美國在聯合國提案,讓台灣在聯合國的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台灣人的前途”。司徒雷登未正面承諾,僅表示“台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 [17]
廖氏兄弟以將召開的對日和會需討論台灣問題為口實,主張台灣的地位應尊重台灣人民的意向,由聯合國託管,然後再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其歸屬。這種台灣地位未定的論調違背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企圖否定台灣光復的正義性,歪曲廣大台胞回歸祖國的正當性,全國人民堅決反對。在美國的幕後操縱下,台灣分離運動囂張。上海、南京、北平的台灣同鄉會和香港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都發表聲明,加以抨擊。南京國民政府也不能容忍台獨活動。
台灣“託管”、“獨立”並非廖氏兄弟的專利,二二八事件期間,美國操縱的輿論錯誤解讀廣大台胞的省政改革訴求,稱其是要“託管”、“獨立”。1947年3月11日合眾社香港電,台灣民主同盟致函聯合國,要求將台灣作為聯合國的託管地,並指出反國民黨分子已被拘禁在集中營內,該地已成為“魔島”。“台灣倘一日在陳儀及國民黨之下,則始終將成為對世界和平之威脅,故應請聯合國趕走此輩人物,由聯合國直接管理。”中國民主同盟組織部長章伯鈞表示,“民盟在台灣並無任何組織存在,故該項消息中所稱之'台灣民主同盟',究系如何?難以猜及,或系台灣人民組織之政治團體,但與本民盟則絕對無關。” [18 ]台灣民主同盟的訴求十分明確,要求省政改革,絕無“託管”言詞。該電文應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編造。
針對外傳的“託管”、“台灣歸聯合國管理”等流言,4月21日,台籍精英丘念台在南京《中央日報》上刊文指出:“台灣人反對不良政策,反對貪官污吏,不一定就是要離反祖國,投歸異族,這原是兩回事。把它混為一談,是不合邏輯的,和事實亦不相符合。” [19]
對台灣的法律地位,5月5日,台北《新生報》發表社論,做出了明確回應,指出“此次大戰期間,中國政府曾於對日宣戰文告中聲明,過去與日本所訂約即日作廢;故馬關條約的約束當時即已解除,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亦同時自然恢復。開羅宣言的發表,使中國這一主權更獲得確實的保障。抗戰勝利後,我政府更已在台灣實際行使主權,一年半來各國固已視中國重新領有台灣,為當然之事。將來對日和會召開,台灣歸還中國,不過補作形式上之簽定而已。為上所述,台灣託管之說,在規定國際托治制的聯合國憲章上,實在找不到絲毫根據。” [20]
針對美方散佈的謠言,廣大台胞予以嚴厲駁斥,堅持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原則立場。省立屏東中學發表告省民書,正斥喪心病狂者,“誰欲主張託管,便是國家叛徒。” [21]台南市《中華日報》發表社論,指出“說台灣同胞期望托治共管,更是污衊中華民族,污衊台灣人民”,“我們敢於斷言,台灣人民是決沒有任何人有這種期望。” [22]
按照美英等國的安排,台灣的地位必須等到對日和會的總解決。蔣介石派魏道明主政台灣,就是要藉重他在外交上的才華,確保中國對台灣的主權,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外傳台灣“所有的生產都停頓了,所以台灣今天的不安情形,比二二八的時期還要更甚,還要更壞。”“台灣今天有10萬大兵駐紮,人民都在刺刀尖下過日子,餓死的人天天到處都可以看得見,所以台灣同胞都有離異的心思,願意某國或者是日本來統治,或者是託管。”對此,12月4日,魏道明在台灣省參議會作施政報告,指出這些言論“污衊本省的同胞,想脫離祖國,願意受外國的統治,”“這是一種國際政治的陰謀,目的是在企圖分割台灣,使台灣脫離祖國”。他強調,“台灣的問題,是早已確定了。就國際的立場來說,開羅會議宣言已經指明;”“就事理上來說,凡是失去的物品,應當歸還原主;”“再就人情來說,台灣的光復是這次我國抗戰幾千萬軍民流血所換來的。這幾千萬死難的軍民,早已確定了台灣重歸祖國,就是今天600餘萬台省同胞的意志,也早說決定了。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綜合這上述幾項的理由,台灣將來在對日和會中,決不能成為問題,如果發生任何問題,這不僅是台省600餘萬人準備流血的事件,而是中國4萬萬5千萬人流血的事件。” [23]魏道明從國際法的角度來闡述台灣回歸中國的正當性,將召開的對日和會改變不了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針對外傳“台灣人思獨立”,台灣省參議員黃純青予以駁斥。“第一、台灣民族永遠是中華民國民族。我六百三十萬省民祖先自三百年前明末清初時代,隨民族英雄鄭延平起義來取台灣,遂往台灣,而閩粵民是自中原南遷而來,非閩粵土人也,以言語證之。”“第二、台灣土地永遠是中華民國土地。”“證據最確者照馬關條約,台灣是由中國割讓日本也,照開羅會議決議,台灣原璧歸趙也。”“照事實言之,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之河山,已經由敵人之手還我矣。由此觀之,台灣土地永遠是中華民國土地也明矣。”“第三、台灣全省民絕對不願脫離中國而獨立。台灣全省絕對無獨立思想,絕對不願脫離中國而獨立,以過去歷史證之。”“台灣省民全無獨立思想。不意最近大呂宋公報造謠,有台灣民族自決之言論,何其謬也,台灣民族永遠是中國民族,台灣土地永遠是中國土地,彼雖造謠,吾人付之一笑而已。” [24]
12月19日,台南市參議會嚴正聲明:“國內外少數別其用心者時作荒謬言論,企圖離間,以遂其政治野心與國際陰謀。我全省650萬同胞不勝髮指。……台灣乃中華民國疆土,台胞本炎黃世冑,與祖國不能分離。台胞無人不與政府在安定中協力建設,以臻大同之治。” [25]
美國中央情報局散佈的台灣託管謬論是對廣大台胞的誣衊,廖氏兄弟無資格代表廣大台灣人民,其台獨訴求完全是出於一已之私,遭到了全體台灣人民的反對。台灣社會各界的真實聲音是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胞無自外於祖國的念頭。二二八事件傷害了台胞的情感,但廣大台胞對回歸祖國的還是抱有期待的,要求省政改革,而非離開祖國。
隨著解放軍的勝利,蔣介石政權岌岌可危,美國加快了侵占台灣的步伐。1948年9月1日,“台灣再解放聯盟”向聯合國提出台灣託管請願書。[26]主要內容有:“一、台灣必須獨立。二、聯合國應在今年年底以前派軍佔領台灣。三、成立臨時政府,所有在台灣的中國人全應該撤退。四、所有前屬日本而現為中國特有的財產都必須充公。五、現在運往中國的日本賠償品必須轉輸台灣,其數量一定要能補足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台灣取去物資。” [27]該訴求反映了美國在蔣介石政權失敗情況下新的對台政策,試圖攫取台灣,避免解放軍攻占。
在二二八事件中,廣大台胞要求省政改革,反對貪官污吏,沒有自外祖國的意思。美國在幕後操縱台獨活動,企圖趁台灣的混亂,侵占台灣。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二二八事件造成的裂痕,歪曲事實真相,操縱廖氏兄弟,企圖謀求聯合國託管台灣,實現台灣獨立。從歷史事實上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從國際法的角度看,1945年10月台灣光復,是在履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安排;廣大台胞對“託管”、“獨立”,堅決反對,堅持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魏道明熟悉國際法,與美國人長期打交道,在台灣的地位問題上,他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通過歷史事實、國際條約來駁斥台獨的種種流言,團結廣大台胞,反駁廖氏兄弟的謬論,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由於台灣省政改革的迅速展開,寬釋人犯,省籍矛盾得以緩和,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害正在撫平中,社會秩序較為穩定。外力無機可趁。美國中央情報局意識到,台獨在台灣島內無群眾基礎,得不到民眾的共鳴,廖氏兄弟形單影孤,只能在日本、香港等地空喊口號,根本成不了氣候,很快便對廖氏兄弟失去了耐心,找新的代理人謀劃台獨活動。
1948年底,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三大戰役的勝利,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面臨崩潰的命運。他選擇台灣作為退路,宣布下野前,於12月29日匆忙任命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已在台灣養疴待命的陳誠隨即取代魏道明接管省政府事務。
綜上所述,陳儀黯然離台後,魏道明受命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建立台灣省政府,實際上保留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架構,延續了陳儀的台灣特殊化政策,盡快結束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寬釋人犯,吸納台籍精英,緩和省籍矛盾。針對廖氏兄弟的台獨活動,他予以嚴厲駁斥,指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了恢復遭戰爭重創的台灣經濟,他努力在安定中求發展,開放民營經濟,給台籍資產階級以出路,切實解決台胞的困難,加大土改的力度,解決底層農民的生計。這一系列省政改革舉措,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廣大台胞的訴求,得到了他們的支持與擁護,有助於台灣社會恢復常態,穩定民心。因台灣重建需要大量資金,加上受大陸通貨膨脹的波及,魏道明雖然繼續使用台幣,維持台灣金融自成系統,不得不大量發行台幣,加速物價飛漲。這暴露了魏道明行政經驗的欠缺。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自身難保的情況下,根本無力資助台灣的發展,台灣通貨膨脹劇烈,但經濟總算得以維持,重建工作在曲折中緩慢前行,使台灣維持一個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為蔣介石在台灣苟延殘喘做出了準備。

[1]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47年4—6月份),台北,“國史館”1996年,第251頁。
[2]《魏道明在台灣各界慶祝省政府成立大會致詞》,薛月順編《台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三)》,台北,“國史館”1999年,第492— 495頁。
[3]《行政院訓令內政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佈之各單行法規仍繼續有效》,《台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三)》,第498頁。
[4]《魏道明施政報告》,台灣省政府秘書處編《台灣省政府公報》,1947年6月25日。
[5]《改組專賣局辦法》,《台灣省政府公報》,1947年5月24日。
[6]《魏道明對於本省經濟問題廣播詞》,《台灣省政府公報》,1947年6月2日。
[7]《魏道明廣播巡視各縣市情形及計劃本省建設講詞》,《台灣省政府公報》,1947年9月1日。
[8]《魏道明呈蔣主席五月十六日電(大溪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1992年,第338頁。
[9]上海《大公報》1947年6月9日第五版。
[10]《台灣省政府代電》,《台灣省政府公報》,1947年8月6日。
[11]《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第269頁。
[12]《蔣渭川蒙難中呈書於魏道明主席》,蔣梨雲等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附冊》,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第34頁。
[13]《台灣省“二二八”事變正法及死亡人犯名冊》,候坤宏、許進發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台北,“國史館”2002年3月,第365—373頁。
[14]《台灣省“二二八”事變自新份子名冊》,《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第392—394頁。
[15]《台灣省“二二八”事變曾經被捕或已釋放人犯名冊》,《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第396—421頁。
[16]新加坡《南僑日報》,1948年2月15日、16日。轉引自《關於台獨》,蘇新著《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第271頁。
[17]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黃紀男泣血夢迴錄》,台北,獨家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73頁。
[18]《有人喪心病狂竟“要求”託管台灣》,杭州《東南日報》1947年3月14日第二版。參見福州《南方日報》1947年3月13日第三版相關報導。
[19]丘念台撰:《台灣人決不願離開祖國》,南京《中央日報》1947年4月21日第三版。
[20]《台灣“託管”嗎?》,台北《新生報》1947年5月5日第二版。
[21]《省立屏東中學發表告省民書》,高雄《國聲報》1947年5月22日第三版。
[22]《台灣絕無托治之理》,台南《中華日報》1947年4月14日。
[23]《魏道明施政總報告》,《台灣訓練半月刊》第5卷第6期,第2—4頁。
[24]《參議員代表黃純青閉幕典禮答詞》,《台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特輯》,第35—36頁。
[25]《台灣省台南市參議會重申台灣為中國疆土致國民政府代電》,陳鳴鐘、陳興唐主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351頁。
[26]張炎憲等編:《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年2月,第598頁。
[27]《合眾社東京電》,江慕雲著《為台灣說話》,上海,三五記者聯誼會1948年10月,第79—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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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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