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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復初期的社會事件
2013/03/12 00:45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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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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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褚靜濤文章來源：《閩台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點擊數： 1328更新時間：2007年03月06日
台灣光復初期的社會事件
社會學衝突論強調人們因有限的資源、權力和聲望而發生的鬥爭是永恆的社會現象，也是社會變遷的主要源泉。社會秩序是力量與強制的產物。控制力弱的社會易於陷入混亂。光復初期，台灣社會急劇轉型，社會事件接連不斷。本文擬對此做一述評，以助對二二八事件起因的理解。
一、軍民、警民衝突
光復初期，台灣爆發多次激烈的軍民、警民衝突的事件。1946年6月，黑死病從福州傳來，霍亂漫延到宜蘭，最後到達台北。全台流疫嚴重，特別是台南地區。
1、布袋事件
戰爭結束後，台南縣的布袋嘴經常有大批米糖運出，人員進出複雜。不到半年，布袋地區霍亂流行，人心惶惶，1946年4月間，縣政府將布袋嘴一帶封鎖隔離，防止病菌傳染。警察所長派員荷槍實彈，安上機關槍，把整個布袋嘴圍堵起來。布袋嘴是個小漁港，人口不到1萬，除了生產鹽，許多生活物資須外面供給，圍堵後居民生活不便，有人買通員警，進出圍堵線購物。沒有行賄的人也想援例進出，遭員警阻攔，部分民眾不服，衝出警戒線，守衛的警員以輕機槍掃射，數位民眾負傷倒地，幸沒有重大傷亡。[1]台南縣政府派醫師協同東石區署執行防疫。7月25日始平息，先後共計發生霍亂病人計129名。[2]經縣區當局竭力防遏，清潔消毒，終將霍亂撲滅， 布袋鄉民感謝縣長。[3]
2、新營事件
1946年農曆7月15日，中元節。古歷29日乃古唐蘭盆祭，為台灣習俗所難免之事，到處皆有。在台南縣政府所在地新營鎮，上帝爺廟請民戲二台開演，已向當局提出申請，因霍亂未息，未得批准。當晚，觀眾三四千人正在看戲時，戲台上突然出現兩名持槍的員警，以霍亂正在流行，不宜聚眾，以免傳染為由，禁止演戲，命令觀眾解散。一時群眾嘩然，以石塊等投擲抗議。台上的員警終於向台下群眾開槍，傷及數人，衝突更劇，憤怒的群眾一齊沖向圓環邊的台南縣警察局，一些不明究理的警察被群眾圍毆。整棟警察局的門窗、辦公桌椅都被搗毀，檔案櫃也被燒得面目全非。台南縣長袁國欽（福建人）和台南縣參議會議長陳華宗聞變連夜趕到，處理得當，才使騷動平息下來。當鬥六、虎尾、北港、嘉義、東石、北門等地的保安隊奉命趕來新營求援的消息傳出去後，群眾的怒火又被點燃，一齊衝到新營的每一條路口，拒阻警車進入，命保安隊員把車子留下，徒步回去。[4]遭民眾毆打的警官送嘉義病院治療後，恢復良好，吳第一課長全癒，民眾受槍傷者治療順利，起禍事件的元兇在調查中。[5]
3、員林事件
鹿港四方醫院院長施江西醫師是台中縣參議員。1946年5月，他為民伸冤，往鹿港警察所說情，遭到鹿港警察所長許宗喜羞辱，被鹿港警察所刑事組長巫重力（彰化縣溪湖人）猛踢一腳，折斷了3根肋骨。許宗喜調任台中縣警察局，施江西控告許宗喜、巫重力等人。許宗喜拒傳不到，巫重力與黃三頭逃跑。法院在台東獲巫重力，押解台中途中逃跑。11月11日下午4時，台中地方法院看守所賴遠輝所長，帶法警3名及看守15名，至員林的台中縣政府警察局。賴遠輝身穿日軍制服，引起外省籍警員不快。法警3人入內，要求許宗喜同至法院。許宗喜拒絕，法警出示證件，他讓法警等候，稱去換衣服，叫來警察多名，將法警及看守圍住，繳械毒打，最後開槍。司機急回台中法院，法院派人來交涉。[6]死2人，多人受傷。[7]開槍者是北斗警察所長林世民等。
一年來的台灣，知法犯法層出不窮，治安混亂，廣大台胞要求喚回法治，特別是對軍警濫用權力深表不滿。員林事件激起社會各界強烈不滿，台灣一片護法聲，要求徹查該案。島內輿論偏向受傷者。
11月15日，《大明報》發表社論，認為“台中縣警察局非法用暴力槍殺執行法律的法警和扣留法院人員，可說本省光復以來的空前暴行。” [8]
台中市參議會電請陳儀：“一，國法之所屬，須要明了。二，執法權之統一，要有確立。三，人權生命，要有保障。四，對此事件當事人，究明非法者，應予嚴懲公表，以示法律之照彰。五，對犧牲者暨家屬須充分撫救卹。”台中律師公會、婦女會、政建台中分會一致申討台中警局，希望當局徹究該案，嚴懲禍首。[9]台中市民反應強烈，市面張貼有傳單，指“員林事件是台灣治亂的分歧點。” [10] 19日下午，台中縣參議會召開懇談會，要求嚴懲肇禍人員。[11]
19日，台北律師公會、台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下簡稱“政建”）對員林事件表態，“擁護司法權尊嚴”，要徹查真相，嚴懲兇手。[12]同日，台北律師公會在中山堂召開臨時大會，認為台中縣警察局事前事後均有違法，起草建議書，於20日下午在中山堂審議決定，嚴辦台中縣警局案罪犯。23日，台南市參議會、人民自由保障會、律師公會舉行懇談會，討論員林警法血案，向有關當局建議維護法紀，嚴懲兇手。[13]
21至23日，《民報》刊載特派記者蔣時欽的《員林血案真相》（上中下），要求嚴懲兇手。《和平日報》、《自由日報》、《人民導報》、《中外日報》等報群起響應。賴遠輝的愛出風頭和愚蠢作風也受到部分人士的指責。
對於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陳儀堅持司法問題司法解決。11月18日，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紀念週，行政長官陳儀就員林事件指示：“關於台中縣警察與法警衝突事件，實在有違蔣主席來台時團結合作互助自動的指示，此案當由法院調查，公平辦理，惟管轄權須移轉，台灣省為和平區域，無論軍警，除執行特種任務須使用武器時得攜帶武器外，平時外出，不必攜帶武器，以免發生種種意外，關於台中事件，雙方不必議論紛紛，應信任法院之公平審判辦理，部下如有錯失，雙方都應懲處，不能偏私袒護。” [14]
20日，陳儀舉行記者招待會，記者問“員林事件對台胞惹起很大衝動，將如何處理？”陳儀答：“這是法律問題，已交給法院辦理，希望大家不要懷疑法律不公平，相信法院，等待其公平公道的處理。”“本人尚未得到報告，在法院判定誰是誰非以前，不能採取行政處分。” [15]
台中地方法院院長饒維岳將降格為推事，高等法院命花蓮港地方法院院長池彪接任，台中市縣及彰化市民等均感同情，因其為台灣省司法人才先輩。地方人士向台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鵬陳情。[16]
長官公署將員林事件交法院依法處理，台北地方法院黎檢察官奉命負責辦理。他同書記官赴員林、彰化、台中嚴密調查，發出傳票，傳訊警局與法院看守所關係者。12月4日，舉行首次傳訊。庭設台北地方法院三樓。被傳到庭者，警察局方面為警察局長江風、督察長陳傳風、秘書金士衡、北斗警察所長林世民、代理第二科長許宗喜等人；法院為推事蘇樹發、法警王朝枝；看守所方面為所長賴遠輝等。[17]
12月6日，台中縣參議會一屆四次會議召開，參議員質詢員林血案，劉存忠縣長表示“該事件我縣長完全不知道，不得批評兩方的是非，各報紙能得隨便罵我縣長，我不得隨便罵眾。” [18]
遠在南京的監察委員丘念台閱讀報章，得知員林事件經過。他認為，“本案雖憑報章，無當事人函呈，亦未親查，但報章所載，已有賴典獄長呈文。”11月底，丘念台致函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竊查台灣省去歲新復，行政長官公署倉卒任用地方官警，頗有凶歹混入，正希其逐漸肅正，乃此次台中竟發生毀法亂政大案，而長官公署尚放任不理；苟不嚴懲，台民將陷於無治安、無法紀狀態。查台中縣長劉存忠，本系一舊軍人，而秉性剛愎，行為卑鄙，早已玩弄法紀，目無長上，案性累累，正待查證，擬提彈劾者，今竟釀成部下此案。至其下級，違法殺傷，拘押，上級庇縱枉法，諸情，具如另文。職初到院，於糾彈形式未習熟，究應如何辦理？謹具請鑒核'速電令施行'。” [19]
丘念台擬議，台中北斗警察所長林世民罪名“謀殺傷害公務員，主使搜奪財物，瀆職毀法”，擬辦“應先撤職扣留，候查嚴辦”；台中縣警察局陳傳風督察長、金秘書，許宗喜課員罪名“串同陷害殺傷公務員；違抗司法執行，煙滅證件，瀆職毀法；拘禁司法員警至五日。”擬辦“應先撤職扣留，候查嚴辦。”台中縣長劉存忠、警察局長江風罪名“臨事放任不理，違法失職；事後慫恿庇護；串同行惡”，擬辦“應予撤職查辦”。[20]
對此，1947年1月13日，長官公署致電監察院，對丘念台糾舉作出回應，陳述事件經過，指出：“惟查本案始末，台中地方法院與台中縣警察局雙方措置，均有失當，該許宗喜系一警察局課員，法院盡可依法函達該局主管飭令，如期到案受審，乃竟派大批便衣裳人員持槍前往拘提，而該警察局又不明事理，處置暴躁，以致激成事端，引起不良結果。均屬非是，除已由法院依法秉公審判外，準函前由，相應將本案經過，先行電請貴處查照。” [21]
陳儀為維護台灣法制的純潔性，拒絕行政權力介入，沒有屈從於大眾輿論和報紙的報導，由法院調查取證，處理事件。陳儀這種處理社會事件的方法雖無大錯，卻忽視了事件對民眾心理的影響和刺激。1947年2月15日，台北地院宣判，前台中警察局長江風未到庭，前北斗警察所長林世民殺人未遂，處有期徒刑5年，褥奪公權3年，其他人犯無罪。[22]
高源發布店事件。日據時期布店即有“ 正”字標誌的實行，印有“正”字的商品為不二價。某部隊的軍人前來買布，為了不能講價的緣故，出手打這布店的小開，路上的行人見狀抱不平，進入店內要圍打該軍人，幸好布店老伙計有經驗，制止路人出手，並告訴大家，如果修理他，等一下他帶一批人來，會把店給燒了，此事乃告平息。
仙公廟（即木柵指南宮）事件。軍方某處長到仙公廟遊玩，聽到後面有人批評他，就找人理論，動手打人，引起民眾公憤，欲聯手打他，幸經年長者勸解，始化無事。
台大醫院事件。某位剛從大陸回台的台籍將軍到台大醫院看病，護士小姐要他排隊，他說我是×××將軍，還要排什麼隊？順手打了護士小姐一耳光，醫生、護士合力打他，旁邊的病人要加入，有人調停，事情沒擴大。
三芝鄉事件。由於市面缺米，糧食局派員到台北縣三芝鄉倉庫搬米，鄉民恐將來無米可食，不准糧食局人員搬，手持棍棒圍在倉庫前，如臨大敵。此種情況，各地倉庫皆然。[23]
曹政殺人案。陸軍第八軍166師工兵營第三連連長曹政，於1946年5月20日晚，過境在基隆金龍閣酒家，與省民發生糾紛，槍傷攤販王溫氏致死案，經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電第八軍依法懲辦，據該軍來電，以該連長曹政殺人，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2年。[24]
高雄車站事件。12月19日上午7時，由屏東車站出發的列車，有省立高雄工業職業學校、省立第一中學校、省立商業學校學生入車掌室，被車掌陳溪泉制止，雙方發生口角。車抵高雄車站，鐵路職員包圍學生。9時，三校學生數百名包圍高雄火車站，要求交出侮辱學生的鐵路職員。火車數班不能開車，經市政府及各校校長調解，11時學生始告解散。鐵路員工罷工，要求當局派員調查。[25]
這些軍民衝突、警民衝突、民眾騷動的事件司空見慣，或為善後處理得當，或因發生的地點較偏而不易擴散。不管這些事件當事人的責任，暴露出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種種病症，長官公署的管治能力極弱，未能引以為戒，緩和民怨，坐視危機的蔓延。
二、禁舞廢娼
日據時期，公娼舞女經營合法，台灣的色情業十分繁榮，決不讓於日本本土。這不符合民國社會的法制，違背了建設三民主義新台灣的宗旨。為了尊重婦女，提高女權，必須去除這一惡習。
1946年6月3日，陳儀談到禁舞廢娼：“為了提高婦女人格，改革社會風氣，今後要取締女招待，舞女及公娼等不良的婦女職業。我們要談人權，要談男女平等，就必須提高婦女的人格。而女招待，舞女及公娼，都是對於女權的侮辱，我們應該廢除它。這是政府的政策，但是如何妥適的推行，希望各主管機關籌劃良好的辦法，其他各機關也要從旁來協助。其中最應注意的，就是如何使這批放棄不良職業的婦女，獲得正當的職業，而無失業的現象。” [26]長官公署頒令，自7月1日起禁止公娼營業，女招待改為侍應生，嚴密管制。
長官公署發表女招待的管制辦法後，高雄市各酒家女招待大起恐慌。6月26日下午3時，女招待百餘名示威遊街，复圍高雄婦女會幹事楊玉革（楊金虎的夫人）宅，高呼反對廢除女招公娼辦法，要求救濟，力訴家庭苦情。楊金虎代楊玉革解釋，一隊美人軍整隊到市政府，見黃市長，請求取消該項命令。黃市長對她們甚表同情，答應將情況代轉省民政處。
高雄市酒菜館同業公會，於6月25日下午1時在高賓樓召開臨時大會，討論省頒女招待廢除問題，主席理事長姚清玉報告，全市失業人數當在25000名以上，女人過半淪為流乞，影響社會安定，戰後百業蕭條，本市酒家僅有過去的半數，女給亦減少至500餘名，其須負擔父母弟妹的生活費，總計受影響人數在萬人以上。禁舞廢娼果實行，高雄市僅2家酒樓准許僱用侍應生3名。則現在500餘名全部失業，全家生活將大受影響。“婦女會為提唱女權，特營製女招待，各欲亟救婦女，實將置吾等於絕境。”24日晚，桃園西門酒家女招待員黃麗畢，聞該消息萌厭世之態，企圖跳河自殺，幸為救起。救濟屬臨時性，實迫於生汁，否則谁愿從事出賣靈魂，幹此下流工作。議決推選姚清玉等11人，向長官公署、省黨部、省參議會、省婦女會及黃市長、童警察局長等呼籲救濟。[27]
6月30日，嘉義市酒菜館所用女招待200餘名，向嘉義婦女協會會長許世賢陳情。每月總收入15萬以上的酒菜館可置女招待6名，以下只可置2名，因此現時市內各酒菜館女招待難免失業，叫苦連天。許世賢會長答應個個要介紹職業。提唱女權提高，女招待的取締卻弄成嚴重的社會問題。[28]
7月5日，台中市婦女會臨時大會在台中戲院舉行，林月珠、謝雪紅暨婦女會各幹部、婦女200餘名出席。林月珠主持，謝雪紅主講：“公娼廢止問題，在人道上絕對是讚成，但是對於廢止後之她們之救濟方法，當然要慎重考慮，關於此問題，婦女會與公署接洽結果，公署承諾撥出救濟資金八百萬元。” [29]
因施女招待禁止辦法，桃園鎮各家酒館停止營業。其中亦有決定廢止以應國策。但一大群女招待失業，無從生計，於7月7日，值縣參議會開會，訪問參議員，懇求救濟。黃議長表示同情，派員到各地調查實際情形，倘有便法暫時能夠改善繼續營業的，代為交涉。[30]
為維持風化，長官公署自8月1日起在全省禁止跳舞。對禁閉舞場一事，台北市舞場經理及舞女百餘人，以今後生活無著，推代表向省婦女會呼籲，請求救濟。省婦女會理事長謝娥陪同舞女代表等前往公署請願，當局表示：“對於禁舞命令，為維持風化，提倡道德，計決以最大效力，切實執行，絕不稍予寬假，至於舞女之今後生活問題，當局已有妥善辦法，分別妥置。” [31]
這些下女，年齡自十七八歲至二十五六歲，都沒有結婚，犧牲青春和色相，招待他們的顧主。長官公署為提高女權，實行廢止“公娼”、“私娼”、“舞女”及一切“女招待”，以整風化。關於“侍應生”，擬規定制服及侍應範圍，似乎很理想。
台灣婦女人口過剩約計60%至70%，超過其它地方。日據時代，總督府規定女子自21歲起始能結婚，與大陸民法規定，相差5年，一般女子都在二五六歲以後結婚。這一段時間，不得不設法找職業。不做公娼後，出嫁很難，也吃不了這份苦。[32]
各縣市奉令辦理，台北市原有女招待3745人，經核定為侍應生1631人，改業者2114人。基隆市原有女招待405人，經核定為侍應生330人，改業者75人。台中市原有女招待275人，經核定為侍應生167人，改業者108人。高雄市原有女招待930人，經核定為侍應生442人，改業者480人。台南市原有女招待175人，經核定為侍應生134人，改業者40人。新竹市原有女招待222人，經核定為侍應生70人，改業者150人。嘉義市原有女招待288人，經核定為侍應生100人，改業者188人。屏東市原有女招待137人，經核定為侍應生72人，改業者65人。台北縣原有女招待458人，經核定為侍應生365人，改業者93人。台南縣原有女招待608人，經核定為侍應生249人，改業者359人。高雄縣原有女招待692人，經核定為侍應生161人，改業者531人。新竹縣原有女招待210人，經核定為侍應生73人，改業者137人。台中縣原有女招待670人，經核定為侍應生483人，改業者187人。
合計8市5縣中，原有女招待總計8813人，經核定為侍應生4237人，改業者4576人。尚未辦理完成的縣份正從速趕辦。[33]
至9月中旬，辦理禁娼報長官公署的有台北、新竹、台南三縣，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義、高雄六市。以上各縣市原有娼妓494人，其中以台南縣157人為最多，高雄市4人為最少，禁令實行後，以上娼妓出嫁者共79人，以台北縣39人最多，台中1人為最少。改業為侍應生者共92人，以台南縣50人最多，新竹縣2人最少。改就其他職業者共233人，以台南縣59人最多，嘉義市4人最少，此外尚在等待職業者，計台北縣5人，新竹縣36人，台南縣33人，彰化市12人。另4人系琉球籍，已遣回。[34]
台灣省辦理禁娼，陸續接到各縣市報告，計高雄縣、台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台北市等五個縣市。以上各縣市原有娼妓總數844人，以高雄縣435人為最多，澎湖縣32人為最少。禁令實行後，出嫁者共76人，以高雄縣25人最多，花蓮縣14人最少。改業為侍應生者共252人，以高雄縣173人最多，澎湖縣11人最少。改就其他職業者共186人，以高雄縣120人最多，澎湖縣2人最少。尚在等待職業者，計台北市158人，高雄縣117人，台東縣55人。與前述數字合計，已辦理的各縣市娼妓總數為1701人，出嫁者202人，改業為侍應生者438人，改就其他職業者435人，等待職業者626人。[35]
日據時期，台北市有妓館30餘家，公娼58人。奉令予以廢禁，日籍娼妓全部遣送返國，台籍者勒令改業，或代安插各工廠。舞女因舞場奉令於8月份起勒令停業，原有的152名舞女分別改業。[36]
長官公署用強制的手段禁舞廢娼，想法固然很好，卻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幾千台灣青年女子失業，受影響的家庭超過萬人，黑道、警察、服裝、美容業的收入連帶減少，對餐飲等服務行業打擊慘重，加劇了本已嚴重的失業，危及到台灣社會的穩定。
10月，肉價飛漲，1斤達台幣80元左右，大豬一頭，價值萬金，四五十斤的豬每頭亦須千元，與嚴禁公娼後的少女賣身價格每名不及千元。記者概嘆“嚴禁公娼後，美女不如豬”。[37]
公娼廢止後，並不能遏阻台灣的色情業，花柳病反而增加。10月，有421人因患花柳病到嘉義醫院就診，比廢止公娼前增加二成。[38]台南市內旅館、酒茶館近200家，原有娼妓121人，至11月底，改業9人，出嫁13人，返家8人，失業91人。[39]
三、示威集會
1946年5月4日，為紀念五四運動在台北舉行的遊行是光復後的第一次大遊行，由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主導。因該年農曆過年之際，台北發生了好幾起搶米事件，民眾有錢買不到米，政建想以慶祝五四為藉口，動員人民團體集體遊行，抗議長官公署執政失當。台北商業學校學生自治會會長廖德雄（廖進平之子）是台北商業學校高二的學生，聯合台 灣商工、台北工業、成功中學、延平學院、台北商業學校學生自治會及學生參加遊行，由廖德雄擔任學生隊總指揮，各地角頭組織，如獅鼓陣也參加。該次遊行算是順利，由廖進平、呂伯雄攜帶抗議書面呈陳儀。[40]
戰後居留在日本東京澀谷地區的台胞，租有日本某大企業的空地營攤販維生，與當地利益集團發生衝突，日方不時唆使流氓尋釁。1946年7月19日，一部分台胞在為此事赴中國代表團請願歸途，竟遭300多位日本人和日警攔車包圍，日警開槍射殺，台胞4人喪命，18人負傷，全國震驚。
12月10日，澀谷事件由美國法庭（法庭由3人組成，美方2人，中國代表1人，我代表不同意此一判決）做出判決，被拘的台胞36人，2人無罪開釋，1人判處苦役3年，其餘33人均判2年苦役，期滿驅逐出境，在佔領期內不得重返日本。日本警察應負的責任尚未調查完成。[41]這使全國民眾對戰後中國“勝利”、“五強之一”的幻覺破滅，產生了反美反日的感情。
12月14日，台灣省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同學會要求：“一、盟軍總部應立即釋放被拘台民，保證今後僑胞生存居住的自由權利。二、盟軍總部應立即逮捕擊殺台胞的兇手，予以嚴厲審訊，並由東京台胞推選代表參加覆審。” [42]內地台胞呼籲，“要求立即恢復被拘台胞之自由，予彼等以求生之路，並嚴懲行凶日警，追究殺害僑胞及防害僑胞生存自由權利之責任，予留日華僑生命以切實之保證。” [43]
省立法商學院學生不滿澀谷事件的宣判，由學生12名發起，於13日下午3時，在該校大禮堂舉行學生大會，以喚起全省各校學生表示強硬態度，要求政府究明雙方責任，參加學生約500名。[44] 18日，延平學院學生在該校成立自治會，選舉常務委員及監事等十人，首席委員楊增煥，副首席委員羅永興，常務委員周蔭章等。[45]
20日上午9時，政建、省學生自治會在中山堂舉行“澀谷事件宣判不公反對大會”。列席來賓有憲兵團長張慕陶、台北市長游彌堅、省參議員郭國基，暨學生民眾約5000人。警察界大出動，會場擁擠異常。由三青團劉英昌、法商學院學生陳炳基、政建廖進平、市立女初中陳招治、台灣大學教授林身長、法商學院王清佳、工業學校學生陳春安、遊彌堅、張慕陶、郭國基、蔣渭川相繼演講。陳炳基態度之認真、愛國之熱情，令人感動。[46]
群眾要求：“（一）撤銷原判，釋放被捕台胞，（二）逮捕槍殺台胞四人之日本兇手，由旅日台胞代表參加審訊。”高呼“清除日本法西斯殘餘分子”， “我們要求公正的裁判”，並通過上蔣介石及陳儀書，緻美國駐台領事館、省參議會電文，發表《告同胞書》：“呼籲全國同胞，一致響應，並督促我國民政府外交當局，據理力爭，嚴向駐日美軍統帥部抗議交涉，撤消原判，克日開釋被捕台胞，追究行凶肇事日警及日浪人，以正公理，而維國譽。”
會後學生舉行大遊行，有市民參加，情緒憤恨。政建推派廖進平、呂伯雄等向陳儀請願，遞請願書一份。陳儀接見，答應請宋院長迅予交涉。11時散會。[47]
12月24日，北平發生美國軍人強姦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導致全國學生展開抗議美軍暴行的示威運動。消息傳至台灣，以台大為中心，迅速組織了“台灣省學生界抗議美軍暴行委員會”。1947年1月9日晨，台灣大學、延平大學、台灣師範學院、法商學院、建國中學、第二女中、台北女師等各校學生及一部份公務員、店伙工人約萬人，在台北市新公園集合，出發遊行。大隊經中華路、延平路、民生路、中正路、中山路，沿途交通斷絕，商店的樓窗中鑽動著黑壓壓的人影，到處是“義勇軍進行曲”。[48] 台北各校學生經澀谷事件和沈崇事件兩次示威遊行，已有一定的聯繫。
四、攤販事件
八年抗戰後的中國，經濟凋敝，社會不安，勞民傷財的內戰卻已開打。物價高漲，就業機會減少，民眾為生計奔波，大城市的攤販問題愈演愈烈，釀成重大的社會問題。
戰後，大批走私美貨物美價廉。美貨傾銷，民族工商業只能破產。大量小販為生活所迫，難以糊口，才從事這種清苦的小本經營。找不到適當的職業，才出此下策，在街頭鋪設小攤，博取蠅頭小利。內地人民對南京政權的低劣統治早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攤販事件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沒有引爆大亂，在新回祖國的台灣則是暗潮洶湧。
台灣專賣局出產的紙菸品質較劣，絲松味土，吸兩口就沒了，吸完即感灼喉難過。台灣失業人口眾多，靠走私洋菸謀生者逐漸增多。走私成本較低，利潤豐厚。島內外商人從香港、廈門、福州、上海等地走私英、美違禁菸酒，牟取暴利。台灣海岸線漫長，港口眾多，走私商利用攤販化整為零。私煙一般指由上海、福建等地走私上岸的洋菸，以英國的“馬立斯煙”為最多，少部分是台中、豐原地區私製的紙菸。私煙充斥市面，影響專賣局製造的紙菸銷路。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有充分的警力配合，查緝工作成效卓著。光復初期，長官公署警力不足，其他政府機關少有效地支援，如海關未奉財政部的命令，不能予以協助。警察人員中，以台籍佔多數，未能確實執行命令。專賣局人員有限，專賣區域廣泛，加以台灣四周環海，查緝工作不易收效。1946年專賣局將查緝私煙列為重點工作。
緝私流弊太多。部分不肖專賣局人員勾結商人走私，專賣局縱容不法官商，卻嚴懲升斗小民，人心不服。部分緝私員假公濟私，緝私變成私吞，造成執法上的偏差。緝私員與警察執法方式與態度粗暴，以帶槍執勤最招民怨，為日據時期所未見。民間對專賣局人員十分反感，衝突時起。
一般市民為生計，經營小本生意糊口。台北市攤販日眾，擁塞交通，排列零亂，有礙市容交通，急需取締，為顧全小販生計，當局暫予指定地點營業，以不阻礙市容為原則，並飭其成立攤販職業公會負責管理，台北市攤販有2500餘家。[49]
取締攤販基於兩個理論，一是緝私論，一是市容論或交通論。前者屬於專賣局，後者屬於警察局。專賣局緝私有法律依據，不去緝海口，不堵私路，卻吃小魚，責任在專賣局。至於交通，攤販有損市容，民生如此困苦，亦應給老百姓一條活路。
各地專賣局查緝私煙是常見的景象。執行任務中發生的粗暴衝突日益嚴重，傷害人命，卻無人受法律制裁。專賣局基隆分局查緝室員有帶槍者朱鈞濤、劉青山、盛鐵夫、周迪華4名，無帶槍2名，受命到基隆查緝私煙。12月7日上午9時20分，他們請基隆市警察局警員2人幫忙，一行8人到基隆市內私煙販賣處旭町，押收七八十條私煙，發收條後搬入車上運輸基隆分局時，攤販要求以原價將香煙收購，包圍查緝員。查緝員見包圍者越來越多，向天鳴槍示威，劉青山一彈誤中基隆 市賣餅的幼童林國連右腳，送基隆醫院搶救。民眾憤慨，將基隆專賣局查緝員潘朝清毆打，潘朝清身負重傷。群眾衝入基隆市參議會一屆三次大會會場，要求伸張正義，參議會派員介入調查。[50]因在白天，無人致死，基隆緝私事件不了了之。陳儀屢次告誡部下，並正式下令，警察出動不得帶槍，以免滋生事端。專賣局查緝人員帶槍，隨便開槍，違反陳儀平日不准帶槍的指示。類似的攤販事件在光復初期的台灣經常發生。專賣局積怨日深，卻不知自製，成為眾矢之的。
陳儀主持台灣資源調查委員會，擬定接管計劃，培訓人才。限於客觀環境和主觀力量，國民政府對台灣接收十分倉促，陳儀勉為其難，力圖使被戰爭破壞了的台灣起死回生。他建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推行統制經濟，維持台灣金融自成系統，其種種舉措與台籍精英發生矛盾，引起國民黨內一些派系的不滿。在直選縣市長、發展經濟等一系列問題上，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台籍精英衝突迭起。各種社會矛盾未能調解，反而擴大，台灣社會危機四伏，一觸即發，加上軍警力量薄弱，通貨膨脹，人民燥動不安。1947年2月27日，因專賣局警員在台北市取締小販，引發衝突。次日，民眾請願示威，發展成大規模的官民衝突。
二二七緝私血案為偶發性事件，與先前的軍民衝突、警民衝突、攤販事件大同小異。因圓環處於鬧市區，場地開闊，圍觀群眾甚多，官民衝突的憤怒易於擴散。台北為台灣政治經濟的中心，各縣市唯其是瞻，所以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力遠超過員林事件等。
綜上所述，光復初期，台灣社會急劇轉型，兩個不同的社會發生碰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管治能力薄弱，未能有效緩和社會危機，化解衝突。軍民衝突、警民衝突不斷發生，增加了大眾對政府的反感。禁舞廢娼用意不惟不善，卻加劇了台灣的失業問題，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廣大學生遊行示威，關心國家前途和命運，促成了各校學生間的聯繫。為了生計，一些民眾擺地攤，緝私人員帶槍執法，蠻不講理，橫加取締，激起底層民眾的憤恨。雖然這些衝突未引爆大亂，卻暴露了長官公署施政的危機，缺乏處理社會事件的能力與經驗，坐視台灣社會危機的擴大，使一場大規模的官民衝突不可避免。
褚靜濤，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長期研究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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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鐘逸人著：《辛酸六十年》（上），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年，第385—387頁。
[2]台北《民報（晨刊）》1946年8月7日第二版。
[3]《布袋民眾感謝縣長》，台南《興台日報》1946年9月1日第一版。
[4]《辛酸六十年》（上），第391—393頁。參見《新營事件》，台南《興台日報》1946年8月27日第二版。
[5]《新營警民衝突事件》，台南《興台日報》1946年9月8日第二版。
[6]《台中縣警察集團行動》，台北《民報》1946年11月13日第三版。另參見鍾逸人著《辛酸六十年》（上），第395—397頁。
[7]《賴典獄長被釋談經過》，台北《民報》1946年11月15日第三版。關於事件經過，參見《受傷法警陳清漢談經過》，台北《民報》1946年11月20日第三版。
[8]《員林警察槍殺法警案》，台北《大明報》1946年11月15日第一版。
[9]《台中市參議會電請陳儀》，台北《大明報》1946年11月18日第二版。
[10]《台中市民憤慨異常》，台北《民報》1946年11月20日第三版。
[11]《長此人民無保障》，台北《民報》1946年11月21日第三版。
[12]《省垣三團體表示態度》，台北《民報》1946年11月20日第三版。
[13]《台南三團體建議》，台北《民報》1946年11月27日第四版。
[14]《陳長官指示》，台北《大明報》1946年11月19日第二版。
[15]《陳儀答記者問》，台北《民報》1946年11月22日第三版。
[16]《饒法院長將降格》，台北《民報》1946年11月30日第四版。
[17]《員林血案開審》，台北《民報》1946年12月5日第三版。
[18]《劉縣長如是答》，台北《民報》1946年12月9日第四版。
[19]《丘念台致於右任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選輯《台灣人民“二二八”運動史料》，油印本，1960年6月，無頁碼。
[20]《國民黨政府監察院糾舉書》，《台灣人民“二二八”運動史料》，無頁碼。
[21]《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致監察院電》，《台灣人民“二二八”運動史料》，無頁碼。
[22]台北《國是日報》1947年2月16日第二版。
[23]陳三井等編：《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12月，第82頁。
[24]《攤販因傷致死案》，台北《民報》1946年11月21日第三版。
[25]《口角事惹起大波瀾》，台北《民報》1946年12月21日第四版。
[26]《禁舞廢娼提高女權》，《陳長官治台一年來言論集》，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印1946年11月，第157—159頁。
[27]《高雄女招待請願》，台北《民報（晨刊）》1946年7月1日第二版。
[28]《嘉義女招待請願》，台北《民報（晚刊）》1946年7月6日第二版。
[29]《台中市婦女會臨時大會》，台北《民報（晚刊）》1946年7月8日第二版。
[30]《嘉義女招待請願》，台北《民報（晚刊）》1946年7月9日第二版。
[31]台北《民報（晨刊）》1946年7月30日第二版。
[32]陳知青撰：《台灣婦女的出路問題》，上海《正言報》1946年7月23日第二版。
[33]《女招待多數改業》，台北《民報（晨刊）》1946年8月9日第二版。
[34]《禁娼已漸著成效》，台北《民報（晨刊）》1946年9月21日第三版。
[35]《禁娼情形續志》，台北《民報（晨刊）》1946年9月22日第二版。
[36]台北市政府秘書室編：《台北市政概況》，台北市政府秘書室1948年5月，第242頁。
[37]台北《大明報》1946年10月14日第二版。
[38]台中《和平日報》1946年11月25日第三版。
[39]台中《和平日報》1946年11月26日第四版。
[40]《廖德雄先生訪問紀錄》，許雪姬編《口述歷史》第4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2月，第61頁。
[41]上海《文匯報》1946年12月16日第二版。
[42]《為“澀谷事件”的判決告同胞書》，上海《正言報》1946年12月18日第五版。
[43]《旅滬各團體向有關方面呼籲》，台北《民報》1946年12月21日第三版。
[44]《法商學院學生要求究明澀谷事件》，台北《民報》1946年12月14日第三版。
[45]《台北青年怒吼》，台北《大明報》1946年12月21日第二版。
[46]《撤銷澀谷事件原判》，台北《民報》1946年12月21日第三版。
[47]《台北青年怒吼》，台北《大明報》1946年12月21日第二版。
[48] 《台北一條鐵流》，上海《文匯報》1947年1月17日第七版。另參見《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及《來自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的歷史見證》，藍博洲著《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年，第51、81—82頁。
[49]《台北市政概況》，第242頁。
[50]《基隆取締私煙開槍傷人》，台北《民報》1946年12月9日第四版。另參見《攤販問題在台灣》，台北《大明報》1946年12月11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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