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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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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念台與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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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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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褚靜濤文章來源:《閩台文化交流》2008年第1期點擊數: 325更新時間:2010年04月28日
內容摘要:丘念台繼承先父遺志,投身抗日,參加台灣复省運動,提出複台大計,是600萬台胞心向祖國的集中體現。台灣光復後,為了化解省籍隔閡,丘念台返回故鄉,發起組織“台灣光復致敬團”,加强两岸同胞的溝通與了解。他反對將台籍士紳以“漢奸罪”論處,要求南京國民政府保護台胞的合法權益,體量台籍士紳的難處,縮小打擊面。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丘念台回到島內​​,協助白崇禧宣慰,調查實際情況,指出長官公署的劣政才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他主張寬釋人犯,改革省政,早日實現台灣地方自治,保赦台籍精英,在台灣本省同胞與外省同胞間架起了一座橋樑。經他的奔走呼號,一大批二二八事件的領導人物劫後餘生,有助緩和尖銳的省籍矛盾。


丘逢甲在1895年反抗日本侵台的活動,學術界多有研究。其子丘念台在台灣收復與重建中的作用,幾無人關注。二二八事件是橫亙在台灣官與民、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一道心結。在現實政治的左右下,學術界通常用官與民、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視角來剖析二二八事件,闡發微言大義。丘念台亦官亦民、亦外省人亦本省人,參與台灣收復工作,並非二二八事件的主角,既沒有參與鎮壓台胞,也未發動群眾反抗官府,僅是一位旁觀者。為妥善處理二二八事件,化解省籍衝突,他做出了重要努力。探討丘念台在台灣收復與重建中的作用,恰好提供了一個重新觀察二二八事件的視角,有助於對二二八事件認識的深入。

一、投身復台運動

1895年5月,丘逢甲領導反抗割台,結果失敗,返回廣東梅縣老家。其子丘念台只有2歲,跟著家人內渡。丘念台15歲時,丘逢甲告訴他:“你明年十六歲要成年了,我命你別字叫念台,有兩個意義:第一、是望你不要忘記台灣,一定要繼我的志恢復台灣省,拯救那四百萬的同胞脫離奴隸生活,復還祖國;第二、是明末清初有個民族意識堅強的學者,叫劉宗周,他的別號也叫念台,我希望你學他的立志和為人。” [1]為了繼承父志,丘念台發憤苦讀,立志早日回到故鄉台灣。

與同時代許多仁人誌士一樣,丘念台渴望國家振興,尋求實業救國之路。1918年前後,丘念台東渡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求學,結識了台籍精英林獻堂、黃國書、黃朝琴等人,與居留日本的台籍青年建立良好的友誼。他學得採礦法與企業管理,於1925年春返回廣州。

久住廣州的台籍青年劉邦漢結識丘念台,過從甚密。1927年,台籍青年林雲連等內渡廈門,轉至廣州,無意中相遇劉邦漢。他們結為同志,時常討論台灣革命問題,於1932年3月成立台灣民主黨,立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丘念台參與了他們的抗日活動。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驅逐倭寇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丘念台投筆從戎。因其丘逢甲之子的身份與才幹,國民黨高層對他頗為器重,加以吸納。1943年4月,國民黨直屬台灣執行委員會在福建漳州正式成立,翁俊明任主委,林忠、陳邦基、郭天乙、丘念台、謝東閔、陳棟、楊萬定、廖啟祥等任執行委員。

關於台灣的行政地位,國民黨高層看法不一,有人主張依清朝慣例,視為行省,也有人視其為一特殊區域。參加直屬台灣黨部工作後,1943年8月,丘念台致函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建議“依東四省例設立台灣省政府”,直屬台灣黨部升格為台灣省黨部,以提高“台島革命熱情”,鼓舞“陷區台僑離敵內向”,斷絕美英等國共管台灣的念頭。[2]之前,已有多位台籍志士提出這些建議。國民黨中央頗為不快,認為設立台灣省政府、升格直屬台灣黨部為省黨部的時機尚未成熟,勸告丘念台等人稍安毋躁,先做好本職工作。

為了離間台胞與祖國人民的感情,在東南沿海一帶,如廣州、汕頭、廈門、福州、上海等地,日本侵略者唆使一些台灣籍民走私販毒、開設賭場、充當間諜,欺凌大陸民眾,以致內地民眾對台灣籍民避而遠之。國民黨高層對台灣籍民成見頗深,進而影響到對在內地所有台灣人的觀感。作為在內地生活最久的台灣人,丘念台斷言,“說台胞沒有民族精神,那就很錯誤。”一些台胞在祖國及南洋各戰場為人利用,並非“甘心認賊作父”,“大都是為敵人壓迫出來當炮灰。”他建議,“先吸收運用陷區的台胞,再及於島內的台胞,使他能助我們抗敵,而不受利用於敵。”堅信“台胞有鄭成功和民主國留下來的民族精神,必可在本黨的忠誠領導下,不久就會回到祖國的懷抱。” [3]

在福建永安和漳州居留約2個月,丘念台回到廣東惠陽駐地,身體力行,成立台灣黨部粵東工作團,以羅浮山區的惠陽、博羅各縣為根據地,取得當地駐軍及地方主管的配合,分派團員偽裝商旅深入香港及廣州各地,用多種方法秘密通信,聯絡台胞,進行不到三四個月,就發生一定效果。[4]

《開羅宣言》發表後,1944年4月,蔣介石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作為研究收復台灣的職能機構,任命日本通、台灣通陳儀為主任​​委員。台調會的主要職能是編譯台灣資料、培訓人才、擬訂接管計劃。丘念台被聘為委員。

台灣已經相當工業化了,經過這次戰爭的破壞,收復之後,善後救濟和復興在在需求努力。對於收復台灣的具體方略,台籍志士獻計獻策,竭盡綿薄之力。1944年8月,丘念台擬出《復台大計管見》和《台灣黨務改進管見》,上書吳鐵城,建言“以建立三民主義新台灣省為最高原則。”包括“一切策略應以完成祖國抗戰鞏固民族生存為根本;一切設施應適合地方民眾需要而圖速者效績;一切方式趨向進步;一切行動應尊重民意。”主張“以台治台,國人主之;主者尚德,輔者惟才,不棄其才,不擾其民,以民權民意為治,台可服矣。”指出“苟視為接收寶庫,群趨享用;用人惟親,棄法尚情,貪污苟且,殘虐其民,則民必叛而獨立,而共管,勢甚累卵。” [5]

台灣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地緣意識十分強烈。台灣本土精英稱外省人為“阿山”,對曾留居大陸一段時日再返台的台人稱為“半山”。兩岸分隔50年,無論經濟發展、社會制度,還是文化風俗、民眾心態都有很大的差異。台籍志士早年離開家鄉,投身內地革命運動。因群眾基礎薄弱,年紀尚輕,少行政歷練,缺乏與國​​民黨高層的人脈關係,難以獲得越級拔擢的機會。當時,各省政府主席和國民黨省黨部主委多由本省人充當。依此慣例,在台籍志士看來,台灣是他們的家鄉,台人為何不能治台?他們為何不能任未來台灣省政府的高級官員?丘念台的建議未能為國民黨中央採納。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收復台灣進入實施階段,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全權負責收復台灣工作。陳儀起用原福建省政府班底及親朋故交參與收復台灣的實際工作,台籍志士無一官半職,不免感到失落。

針對收復台灣工作中可能出現的不當行為,8月30日,丘念台致電國民黨中央,陳述治台意見,建議寬大處置台籍士紳及台灣籍民,“勿與日俘偽組織浪人等量齊觀”。對留住大陸的台胞,“應覓地安置早送回台,無衣食則予救濟”,“凡有技術才幹才者,宜吸引提拔,協助建國。”對於收復台灣的工作人員,他建議“主政人員應用有聲望勞績於黨內者;工作人員應多用台人及其祖籍所在地之閩粵人。”9月1日,吳鐵城秘書長批示,“抄送陳長官公洽。” [6]陳儀表示,“丘君所陳多可採取,自當服膺,以期實現。” [7]實際上是一番推諉之詞。他既沒有吸納丘念台等台籍志士參與重建台灣的實際工作,對台紳士紳則視作日本殖民者的合作者,準備繩之以法。

蔣介石對陳儀送上接收台灣的主要官員名單,全部予以照準。他顯然低估了台籍志士謝南光、宋斐如、李友邦、丘念台等人在台灣人與大陸人之間的紐帶作用。9月5日,國民黨元老鄒魯及陳濟棠聯名上書蔣介石,推薦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敬請賜予丘同志行政上高級位置,當能有大貢獻也。”蔣介石批示:“除發交陳長官儀核辦,並囑約丘君擔任接收台灣之實際工作,或其適當任務。” [8]

如果由謝南光、丘念台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高層官員,以謝南光台灣抗日運動精英的經歷,以丘念台“台灣抗日領袖之子”的身份,登高一呼,來溝通台胞與內地赴台官員間的情感,情形又不一樣。蔣介石未敢大膽起用謝南光、李友邦、宋斐如、丘念台等人承擔收復台灣的領導工作,喪失了一次拉近台胞與國民黨中央心理距離的機會。陳儀本人亦難辭其咎。他只顧班底的完整性與協調性,對圈子外的人未予重視。謝南光另有重任,未返台,迫於蔣介石的壓力,他僅僅給了宋斐如一個教育處副處長的閑職,對丘念台則未起用。對於台灣這樣一個國民黨並未經營過的草根社會,陳儀帶領一批親朋故交前去接收,難免令台胞不快。

二、促進兩岸同胞溝通

日軍投降後,當地政府在廣州設立了16個收容所來安置,將台籍官兵和護士收容於花地舊工廠內,由第二方面軍長官部特設台灣籍官兵訓練所,派軍官符某負責。丘念台被聘為顧問,制定訓練計劃,台灣黨部粵東工作團的三四位團員擔任訓練所的教官。丘念台等人慰問台胞,用閩南語和日語向她們解釋,女護士的情緒漸漸安定下來。[9]丘念台在廣州安撫滯留當地的台胞,盡心盡力,處理還算適當,風聲所播,香港、澳門、汕頭等地台僑團體,先後打電報請丘念台前往救助他們。因廣州事務紛繁,人力財力有限,丘念台愛莫能助。

國民政府一些官員認為,日軍徵用的台人隨軍參戰,是漢奸,日本投降後,依照法律,應對這些滯留在大陸的台人予以處罰。丘念台深以為不妥。台人被徵召參戰二次大戰,其中雖有人傷害到祖國人民,但對大部分台胞,仍應加以安撫體諒,不應苟責,以拉近兩岸同胞間的心理距離。

雖投身復台工作,丘念台卻沒有得到陳儀的重用。他胸懷坦蕩,關心台灣接收與重建。1945年11月,丘念台到重慶洽辦公務,向蔣介石報告廣東黨務工作,建言:“一、政府對台灣省民要有一定處理方針;二、從速遣送散處各省台胞回台。” [10]對丘念台的意見,國民政府轉達廣東軍政當局和各省有關方面注意對台人的合理處置。因未能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要員,12月,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和鄒魯推薦丘念台任監察院台灣省監察委員,代表廣大台胞,參與監察工作。這多少寬慰了丘念台建設家鄉的迫切心情。

依據國民政府的相關規定,1946年1月1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下簡稱“長官公署”)公佈台灣省漢奸總檢舉相關規程。1月17日至24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下簡稱“警總”)舉行全省漢奸總檢舉,要民眾告發日據時期漢奸的罪惡。至31日,警總公佈各地檢舉的漢奸案共300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後,日軍青年軍官策動台籍士紳,籌劃台灣獨立,遭到挫敗。1946年2月21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許丙等人欲成立“台灣自治委員會”,逮捕辜振甫、許丙、林熊祥、徐坤泉、簡朗山、林熊徵(翌日即釋放)、陳炘、詹天馬、黃再壽、陳作霖等人。另有100餘名也在預定逮捕的名單中。全台籠罩在一片漢奸檢舉聲中。台籍士紳林獻堂聞訊,托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及李萬居,勸陳儀勿擴大範圍拘捕及作無理的追究。4月24日,陳炘、黃再壽、詹天馬被釋放。

1946年2月,長官公署規定,凡“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虧欠公款者;曾因贓私處罰有案者;曾任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經查明屬實者;經檢舉查有漢奸嫌疑者”必須停止公權。[11]這等於剝奪許多地方士紳在戰後參選公職的資格。該規則報國民政府考試院核准後,於8月公佈實施。許多台籍士紳曾參加皇民奉公會,林獻堂等人在高壓下不得不與台灣總督府周旋。陳儀將台籍士紳當作台灣總督府的合作者,推向對立面,擴大了打擊面,沒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反過來孤立了自己。

1946年1月,丘念台自重慶飛赴上海。3月,由上海搭機抵台灣。關於林獻堂等獨立一事,丘念台認為,這樣翻舊賬必牽涉到全省各階層,請長官公署從長計議,切忽亂捉“台灣漢奸”,台胞在法律上不構成漢奸罪。[12]丘念台回到台中豐原故鄉,受到親朋好友的歡迎。51年後,他又安然和父老兄弟們共同生活在一起了。談及感受,他說:“重履新光復之故鄉,只感興奮,若深刻觀感,短時實難舉出,惟在台北,頗感戰後破壞與搖動之情形,略與廣州相仿,幸無上海重慶奢靡之現象。” [13]

因兩岸的長期隔離,台籍本土精英對大陸所知甚少,對陳儀的施政深表不滿。丘念台並非長官公署的官員,而是以台灣省監察委員的身份回到故鄉,他決心在台籍本土精英與南京國民政府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促進交流與諒解。

丘念台說客家話,會日語,努力學閩南話,到各地去進行疏解工作,給地方各階層人士解答了許多疑問和誤解,希望他們冷靜忍耐,對人對事都得放寬心胸來看。讓台籍本土精英到大陸實地參訪,有助於他們對內地的了解。6月起,丘念台奔走各縣市,籌組台灣光復致敬團,邀集各界知名人士到內地訪問,讓他們了解中央和內地同胞對台灣的民族愛,在這個大範圍下,原諒部分接收人員的過失,同時讓中央了解台胞的愛國情懷,以及台胞對政府的擁護與敬意。丘念台擔任顧問。團體名稱原是“台灣光復謝恩團”,後改為“台灣光復致敬團”。[14]長官公署對籌組致敬團未加阻止,內心不甚贊成,害怕台籍士紳到南京反映台灣亂相。

團員為林獻堂、李建興、鐘蕃、林為恭、姜振驥、黃朝清、葉榮鐘、林叔桓、張吉甫、陳逸松,財務委員陳炘,顧問丘念台,秘書林憲、李德松、陳宰衡。團員多是台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8月24日,致敬團前往長官公署見陳儀,報告飛京預定計劃。

8月29日下午2時,致敬團一行15人,搭乘班機飛滬,上海台灣同鄉會接待。30日,全體乘火車赴南京。31日,致敬團由中央黨部導引至紫金山,拜中山陵。9月初,致敬團拜會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行政院司法部、外交部、社會部、教育部、農林部等部門。同伴大多不懂國語,由丘念台翻譯。

9月6日,致敬團飛西安,遊覽參觀。12日,至耀縣,因交通阻隔,至黃陵縣尚有百餘里,遙祭黃帝陵,受到當地人民歡迎。30日,致敬團在南京晉謁蔣介石,丘念台宣讀敬詞。林獻堂獻上“國族干城”的錦旗,呈法幣獻金5000萬元。這筆款項是獻給抗戰陣亡將士遺族和戰地難民作救濟金。蔣介石在黃埔路官邸備茶點招待致敬團。[15]10月5日,致敬團在上海完成任務,就地解散。丘念台回南京,到監察院報到。

台灣光復致敬團到大陸實地參觀訪問,從感性上加深對戰後大陸的了解,向國民政府各部會反映情況;遙祭黃帝陵,表達了廣大台胞認祖歸宗之意;向蔣介石表示敬意,感謝祖國政府與人民出台胞於水火之中,表達全體台胞的感恩之情。國民黨高層也了解到台籍精英的一些想法。這次活動把台胞與祖國緊密聯結起來。雖然存在語言、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台籍精英心向祖國,不曾因日本的殖民統治而有絲毫泯滅。丘念台以其微薄之力,在台籍本土精英與國民政府間加以疏通。因他並非長官公署的高層官員,限制了他在台灣本土社會與外省籍官僚間的紐帶作用。

長官公署頒布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規定凡在皇民奉公會及各機關任職者,均應停止公權。丘念台持反對態度,上書立法院法制委員會,指出台灣孤懸海外,台胞在日本高壓統治下,迫不得已與總督府合作,情有可原。他呼籲:“台省新復,自應哀矜為懷,寬大從事,不應瑣屑查究已往,始為最高統治原則。巨姦大惡不過數人,區區台島,甚易處治,不應以懲戒數人而累及多數民眾,況欲維持民族正義,消極之清除不如積極之獎賞。今未聞卹死難舉義士,且日人尚堂堂作大學教授,作產業官吏之際,欲懲治日寇時代機關團體之工作人員,是薄於同胞而厚於日敵矣。苟不速制止此種條例,將使台省人才無一可用,各機關非全用外省人不可。如此則台胞之心將由不平而動搖、而反抗,將何以為統治?固敢懇請鈞院飭台省公署,凡有涉及如此自行分化新復邊省同胞之條例,應勿頒布施行,以安定民心,鞏固國族至紉公誼。” [16]

幾日後,丘念台上書監察院長於右任,指出今日台省要計在寬厚政令以安定民心,整肅吏治以收拾人心,然後可確保領土主權。各省對台胞舊行,應哀矜為懷,勿圖苛酷報復。台省主政應寬究以往,予以覺悟自新。他建議:第一、擬請通飭沿海各省,釋放以戰犯、漢奸名義久押之台胞。第二、請飭台省公署勿頒行苛究日寇時代工作人員法規。[17]

11月,南京國民政府通令各省對前被日人徵用的台胞不能治以漢奸罪,如在戰時利用敵偽勢力妨害他人權益,經受害人指證者,仍應交軍法或司法機關予以公平議處。這道命令使羈留南北各省的台胞得到有效的保障,其中少數確曾在大陸胡作亂為而遭到指控者,難免要接受法律的審判。[18]

日本侵占台灣,廣大台胞拚死反抗,50年來從未停止。為了生存,一些台籍精英被迫與台灣總督府周旋,國民政府應對他們的行為予以包容和諒解,以“漢奸”、“戰犯”看待他們,完全是不近情理。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是清政府的責任。作為中央政府,國民政府應該承擔歷史責任,慰藉廣大台胞。經丘念台的呼籲,國民政府放寬了對大陸台人的處置,而島內曾與台灣總督府周旋的一大批台籍精英,仍未得到合理的保護。

三、呼籲妥善處理二二八事件

由於戰爭的創傷及社會的急遽轉型,台灣重建面臨著巨大困難。行政效率低下,出現貪污腐敗的現象,引起廣大民眾強烈不滿。長官公署制度有助於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問題在於,大陸籍官僚壟斷了台灣省的主要權力,使得台籍精英參政無門,嚴重挫傷了他們建設家鄉的積極性。台籍精英參選各級民意代表,議論時政,指責大陸籍官僚的劣政。陳儀接收日產,建立起龐大的公營經濟體系,效率不彰,統制政策束縛了台灣民營企業的發展。陳儀雖竭力保持台灣金融貨幣系統的獨立性,台幣仍然大幅貶值,物價飛漲。滯外台胞返籍,這樣一群經過實戰的社會閒散人員生活無著,對台灣社會構成巨大的隱患。台籍精英堅決要求撤廢行政長官公署,廢除專賣局、貿易局,盡快實現縣市長直選,還政於民、還財於民。

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圓環發生緝私血案。次日,民眾群起抗爭,引爆大規模的官民衝突。群眾請願不成,無端遭到​​槍擊,升高了對立情緒,將怒火遷延外省人身上,仍是一種情緒的發洩。由於軍備不足,軍械倉庫多缺足夠警衛兵力,原本無武器的群眾獲奪武器彈藥,形成武裝對決之勢。參加二二八事件的人包括台灣社會各階層人士,區域遍布台灣17縣市。在這樣一個群體性抗爭事件中,各種各樣的聲音都有,但主要還是要求省政改革。

1946年12月,丘念台去廣州,拜訪親朋故舊。1947年1月底,他在廣州舉行記者招待會,談及台灣近況,認為“台省自接收後,政治上頗釀成內外上下隔閡情勢,在行政上治理雖頗緊張,而有計劃,惜未能適應民情及現勢,且有少數自內地帶來之貪污風氣,致為台人不滿,惟台人思想前進而純潔,多傾向三民主義。”台灣“目前雖已逐漸建設,但仍有五百場所尚未恢復,而人才亦甚感缺乏”,“希望粵閩台三省產業界能發生聯絡,此對建設新中國將有很大助力。” [19]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在丘逢甲辭世34年後,台灣光復。丘念台回梅縣蕉嶺故鄉,趁春節祭祀,自撰祭文,告慰父親在天之靈。[20]3月5日,他致電黃朝琴、李萬居、盧 ​​冠群、林忠、葉明勳,並轉全體同胞:“台灣光復,台胞解放,頃因南巡,順歸焦嶺告祭先嚴前甲午抗日台灣民主國副總統倉海逢甲丘公,省內外革命忠烈長期奮鬥,此後完成地方自治,共助祖國憲政,仍希內外志士努力。” [21]

往梅縣訪友,丘念台從新聞報導中,悉二二八事件,頗為焦慮,對長官公署剛柔失常、寬嚴欠宜,頗不以為然,希望中央能夠寬大為懷。6日,他致電於右任:“台灣近因緝私致官民衝突傷亡,殊屬憾事。禍機之伏屢經痛陳。蓋現代化之民而施國內落後之政,久離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習之風,自多枘鑿搖惑,敬希速派黨國元老前徑協助安撫,藉達下情,並希寬大處置,藉消萌孽以防離間。” [22]

丘念台深知台灣內情,對長官公署的劣政多有指責,認為處置二二八事件的辦法是中央派大員安撫,寬大處理,來溝通上下的感情。對台胞的過激舉動,頗為憂慮。8日,丘念台致電全台同胞,呼籲他們保持冷靜:“聞報驚悉,吾台因緝私,使官民衝突,殊為不幸。民國乃人民自己統治,與他不同;凡事尚有中央上級與全國輿論,不能因一時不滿,遂自毀自亂,敬希冷靜、剛正,勿失吾台忠義民主精神。並經電請中央及陳長官,寬大公正處理矣。” [23]

蔣介石一面派國軍21師赴台,鎮壓台胞的武裝抗爭,一面派國防部長白崇禧赴台宣慰,安撫台籍士紳。看重丘念台在台胞中的影響力,白崇禧電請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尋丘念台,邀其火速回台宣撫。丘念台接到電報,遵命自粵赴台,協助一切。[24]丘念台致電陳儀,問詢台事,懇請寬大處理人犯,另告白崇禧相邀返台,請其酌匯旅費,來試探陳儀是否贊成他回台協助宣撫。過了兩天,陳儀復電安慰丘念台,告台省已經安靖,匯款來促行。23日,丘念台從梅縣往汕頭,25日搭船赴台,27日晨抵達基隆,下午至台北。他見陳儀和白崇禧,了解情況,疏導地方人士,平復誤會。[25]對參加事件的偏激分子,丘念台認為,其固然失之粗野無知,目無綱紀,而長官公署平時用人不當,事件發生時意氣用事,才造成了這不利國家民族和貽害台省百姓的惡果。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在光復初期追求省政改革的運動,受到內地高漲的民主運動影響,主要訴求是早日落實台灣地方自治,直選縣市長,改長官公署為省政府,廢除專賣局、貿易局,分享政治權力、經濟利益,建設自己的家鄉。鬥爭方式主要是和平請願,要求當局接受,憲警民共同維持地方治安,在中南部一些地區出現武裝抗爭。從全國范圍看,它是戰後全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台灣獨特的發展歷史看,它是日據時期台籍精英要求地方自治的沿續。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自發的愛土愛鄉運動,是官民衝突、階級對立,而非省籍衝突、族群對立。

陳儀卻將二二八事件定性為“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蔣介石對台用兵,國軍迅速控制了台灣的交通要道,處決一批台籍精英。台籍日軍退伍兵面對大兵壓境,一哄而散。陳儀、柯遠芬等人不經司法程序,濫捕濫殺,雖可立即平息事態,卻給台灣人民心靈造成巨大的傷害。

為了推卸治台無方的責任,陳儀將二二八事件定性為暴亂,是共產黨煽動的。蔣介石受其影響,稱有共產黨介入二二八事件。白崇禧代表中央,不能超出蔣介石的宣示之處,對台民的過激處持批評態度。丘念台深知二二八事件為一年多來長官公署劣政,累積的各種矛盾的總爆發,陳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經過多方了解,更加堅定了這種看法。

針對官方對二二八事件的錯誤定性、種種貶低台胞抗爭之詞,4月11日,丘念台上書監察院,“綜觀此次禍變,雖源於官民陰中倭人積毒,互相輕嫉,而政治不滿,實其主因,並非共黨、日僑、流氓、散兵有所預謀,彼輩參加,乃禍變之果,而非因。觀於各地黨部之不受害,卅二條件提出之雜亂,台中武裝團體之入山聚集,可知此次共黨尚未占主動地位。然台政比較各省亦未見最劣,不過未適台民耳。台民之法制修養已高,產業亦經新進,內省之政,自難適應,乃釀成此次三段互殺,以血止血。傷哉。台民豈忘五十年奴役苦痛,今台省官吏,已以私鄙疏昧禍台,幸勿再任令以武力失台。”

丘念台反對將責任推給共產黨,陳儀的劣政方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對內地將責任完全推給陳儀的輿論,他也不表贊同,認為台政與內地相比尚算好的,只是未對症下藥。他譴責陳儀等人的做法損害了台胞的利益,不能再以武力,屠殺台胞,使祖國失去台灣。

他建議四項治標之策,包括慎武力以安民、肅官紀以服民、懲殘虐以集民、赦脅從以安民,痛斥“軍、警、特務為台灣惹禍根源,秘密捕殺宜止,惟依法嚴懲,始服人也。”對鎮壓台胞的種種不法行為,如誇飾、貪功、仇視、嫁禍,以及“防止中央宣慰,阻滯官廳文電,謀刺白、楊兩大員,誘殺法院吳推事,製造新華共和國,等等風說”,應徹查真相,依法懲辦。

他提出治台根本大計:台民已入近代法治工商社會,有自治能力,安台以提前施憲為至要,軍事、外交、教育、黨務歸中央,政治產業歸人民;省縣市長民選,必均為台人,為調整計,二年內,各機關主任秘書宜規定曾在國內中學畢業或國內任職五年以上者任之,所選出之主管人員未受國內教育或未在國內任職者,宜施一二月之國內見習或訓練;五十年之隔閡離間,宜設法積極消除,選台人任中央及外省實職及名譽職,以作人事之交流;各省因戰事所拘押之台籍漢奸戰犯,應早予判決保釋;台省中小學校長暫時宜曾任本國中學以上教育或原任校長、教員曾受本國師資訓練半年以上者為原則,文史教員宜內省聘任,舊日教員均宜作短期文史訓練,學生宜多內外交流,黨團宜合一領導,民眾教育、民眾訓練、學校及民眾教育宜文史重於國語;海陸空均宜招訓台省軍官,徵收台省壯丁,並應以調訓調防內省,與各省一律待遇為原則。[26]

為保證台灣長治久安,丘念台建議,應加速台灣地方自治步伐,實行縣市長直選,在過渡期內,應促成台胞對內地的了解與溝通,加強祖國文史教育,盡力消除省籍隔閡,使台民內向,對台籍漢奸戰犯應給出路。這些治標治本之策可謂真知灼見,具有可操作性。丘念台畢竟只是監察委員,人微言輕,他的這番肺腑之言改變不了南京國民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基本立場。

在全國各界輿論強大的民意壓力下,1947年4月,陳儀辭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以示對二二八事件負責。蔣介石意識到陳儀治台的諸多弊端,決定調整治台政策,實行軍政分治,大幅吸納台籍精英。5月,魏道明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發展民營經濟,寬釋二二八事件人犯,緩和省籍矛盾,一定程度上容納了台胞改革省政的訴求。

因其丘逢甲之子的身份,5月,丘念台被任命為台灣省政府民政廳長。他以健康欠佳,堅辭不就,離南京赴滬住入醫院,避免各方的打擾。魏道明抵台後,先叫朱佛定代理民政廳長,懸缺以待。6月,丘念台獲准辭職,由上海返回台灣,幫助台籍省府委員整頓省政。7月,李翼中出任省政府社會處處長,丘念台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27]這是國民黨中央吸納台籍精英的一項重要舉措。

台灣光復未久,民心不定,二二八事件後南京國民政府雖加以撫慰,把局面穩定下來,一般人民卻抱持緘默態度。過去在報紙或集會中,大家熱切發言,毫無忌憚,事件後變成什麼都不講了,那是一種很可怕的現象。丘念台不做民政廳長,想在省政府與台胞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

四、保赦台籍精英

二二八事件前,民意代表可以直抒已見,批評政府施政。他們以為陳儀統治下的台灣,是一個自由的社會。經二二八事件的重創,特別是民意代表多人被殺,他們才感受到國民黨政權殘暴的一面。1947年6月20日至30日,台灣省參議會一屆三次大會召開,原本30名參議員,只有18人到會,其他人或被殺,或在逃。參議員大都意志消沉,與前兩次大會相比,恍如隔世。

針對陳儀等人對二二八事件的錯誤定性,丘念台指出,“過去一年來的台政,雖然成立了省縣市的民意機構,但是還不夠民主,雖然回歸祖國懷抱,自己主持政治,但是貪污的官吏走入來了,腐敗的習氣,亦傳染過來,雖然產業有計劃,統制的主旨之壞,金融也有辦法,但是官僚,財閥,破壞了不少我們台灣的農村,工礦、交通的建設,雖然軍隊遣散了數十萬日俘日僑,但是戰爭時期的武裝力量和特務組織,有時未免超過台灣實際的需要。這些情形,我想不幸的祖國,受了數十年的帝國主義壓迫,受了八年的侵略戰亂,政治設施,一時不能盡滿人意,我們應該理解和原諒的。可惜的是,這種種不良的省政,不幸竟成為發生二·二八事變的主要原因。”針對陳儀等人濫殺無辜的處理方式,他認為,“政府對人民,應當象父母對小孩一樣,小孩不聽話,打破玻璃窗,父母把小孩打了一兩巴掌,就算了,斷不必說他是懺逆不孝,務必把手指斬去,也不必因打破一塊玻璃,就永久仇恨他,弄到小孩時常癡呆,一句話不敢說。參加事變的台人,確有躁暴妄動,懷私利,無遠見等不良表現,但是官吏軍警中,也有違反蔣主席寬大措置的意志的。譬如濫用親日、親美、托治、獨立、共黨、判亂等等罪名,來加台人,這未免太侮辱台灣人,太侮辱國家了。” [28]

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瘳文奎、廖文毅兄弟,因其過激言論,被陳儀列入二二八事件人犯通緝名單。他們遂鼓吹台灣獨立,要求聯合國託管台灣。對此,丘念台予以嚴厲駁斥,指出“像菲律賓報紙的荒謬言論,誣我台灣人有意自決,美記者不正確的報導,謂台灣人傾向於共產主義者日多”,都是不正確的報導。他鼓勵民意代表應直抒已見,“有言責政府,有壞處就要講,不要害怕。” [29]

改長官公署為省政府、軍政分治、吸納台籍精英進入領導階層、改革專賣局、貿易局、寬釋人犯,這些舉措都有助於緩和民怨,但是台灣省政府並未落實縣市長直選,特別是對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的台胞,未做出調查,弄清被害經過。要化解二二八事件造成的隔閡,必須徹查受難者遇害真相,進一步寬大處置二二八事件人犯。

丘念台實地調查,憂心忡忡。1947年12月26日,他上書監察院,指出“內外隔膜未除”,“惟有特赦二二八事變人犯及戰時台籍漢奸戰犯,以為挽回人心消弭隱患之計。”“細按今春二二八台變事實,乃官警濫殺於先,迨民眾騷動毆打虐殺之後,軍憲復不顧法紀,加以殘殺於後。計著名士紳被殺滅屍並無宣罪者十三人,被殺滅屍事後通緝者七人,無罪被殺屍首仍存者二十三人,至其他調查未明之被殺民眾,全台殆不下二三千人。”而“有關事變違法失職之上級官吏、軍警則黨政上下雖多請懲治,而從未聞懲治一人。”“如此寬嚴未當,措置失平,自不如一律寬赦之為愈。”建議實行大赦 ​​:“(一)凡涉及二二八事變人犯以及台籍漢奸戰犯,不論已決未決,省內省外,一律赦免。(二)除受害者親告及本年三月十七日以後之行動外,不得另以流氓、共黨、擾亂治安等罪名加諸此等人犯。” [30]1948年1月12日,於右任將此函轉給蔣介石。

針對丘念台的請求,吳鼎昌邀集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國防部軍法局等相關人員會商,“認為台灣受日人統治數十年,必須從教育、經濟及人才與內地交流等各方面作較長時間之努力,以爭取民心內附。至對非法暴亂分子之處理,不宜予以特赦,致啟台民藐法之心,及對已處決之案發生不平等之觀感。只宜於法律範圍內運用刑事政策,酌予從寬處理,以期恩威並濟。”對二二八事件人犯,“仍由國防部按其犯罪事實在法定刑度內酌予從輕改判(少數首要分子得仍照原判),迅予結案具報。”對台籍戰犯之審判,特別從寬,僅受理直接有暴行而經人民檢舉之案。目前已將全部審結,處刑者為數不多。”蔣介石批示“如擬”。[31]

1948年春,司法行政部對丘念台建言复函行政院秘書處,認為“一律赦免難期公正,且亦非原建議所稱足為把握民心之正當辦法。至所請除受害者親告及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以後之行動外,不得另以流氓共黨擾亂治安等罪加諸此等人犯一點,尚欠於法律根據。再,台民不適用漢奸條例既經中央明白宣示,則台籍人民於前此抗戰期內參加敵偽組織者法律上既無構成漢奸餘地,自亦不生赦免問題。此案似宜從緩,俟將來有大赦機會,再行一併辦理較為適當。” [32]在堅持錯誤定性的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對丘念台的建議未完全採納。

據台“國家安全局”檔案,《台灣省“二二八”事變自新份子名冊》有:林宗賢、林日高、蔣渭川、張晴川、白成枝、呂伯雄、王名貴、顧欽賢、林九、楊逵、葉陶、沈瓊南、陳海永、張豐欽、劉錦基、張家棠、吳瑞富、盧遠、遊章光、蔡永堂、洪順?、吳石麟、林太平 ​​、林西陸、穆敬恩、蔡鐵龍。[33]《台灣省“二二八”事變曾經被捕或已釋放人犯名冊》有:郭國基、馬有岳、洪約白、潘渠源、駱水源、簡檉堉、黃火定、陳華宗、蔡丁贊、吳新榮、林連城、莊垂勝、陳萬福、林糊等約260人。[34]一大批台籍精英劫後餘生,都與丘念台等人的奔走呼號有關。這有助緩和省籍矛盾,安撫廣大台胞。通過一系列的努力,台灣基本上恢復到二二八事件以前的社會狀態,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外傳台胞在二二八事件中死傷逾萬。消除官民隔閡、省籍隔閡的唯一途徑就是徹底調查二二八事件真相,還受難者家屬以公道。南京國民政府本應順從民意代表的要求,徹底調查二二八事件,弄清事件真相,追究當事人責任,對被害的台胞,該平反的平反,該賠償的賠償,該道歉的道歉,該謝罪的謝罪,當事人俱在,較為容易處理解決,卻以為人犯大部分釋放,冤殺的士紳及民眾不能複生,不便完全推翻既成事實,想永遠不再提二二八事件。對這種處理方式,受難家屬當然不服,也無法接受。

綜上所述,丘念台繼承先父遺志,投身抗日,參加台灣复省運動,提出複台大計,是600萬台胞心向祖國的集中體現。台灣光復後,為了化解省籍隔閡,丘念台返回故鄉,發起組織“台灣光復致敬團”,加强两岸同胞的溝通與了解。他反對將台籍士紳以“漢奸罪”論處,要求南京國民政府保護台胞的合法權益,體量台籍士紳的難處,縮小打擊面。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丘念台回到島內​​,協助白崇禧宣慰,調查實際情況,指出長官公署的劣政才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他主張寬釋人犯,改革省政,早日實現台灣地方自治,保赦台籍精英,在台灣本省同胞與外省同胞間架起了一座橋樑。經他的奔走呼號,一大批二二八事件的領導人物劫後餘生,有助緩和尖銳的省籍矛盾。

丘念台先生是台灣本省人,因他出生在台灣,但他也是外省人,因他生活、成長在大陸。他是台籍精英的代表人物,渴望自己的家鄉建設好、發展好,但他也是國民黨政權體制內的官員,希望這個政權在台灣的統治能夠穩固、長久。官與民、外省人與本省人既對立、又統一,僅僅看到官與民你死我活、外省人與本省人誓不兩立的一面,而對他們之間互相交融、共生共存的一面視而不見,顯然無法全面準確認識二二八事件,也揭示不了歷史真像。在二二八事件非紅即黑的傳統思維外,透過丘念台在台灣收復與重建中的活動,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活生生的台灣之子,廟堂之上、江湖之遠,渴望國家強盛、心憂寶島前程。


[1]丘念台著:《嶺海微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頁。

[2]《丘念台呈吳鐵城函》,張瑞成編《台籍志士在祖國的複台努力》,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0年,第324—325頁。
[3]《台灣的割讓和不滅的民族精神》,張瑞成編《抗戰時期收復台灣之重要言論》,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0年,第188頁。
[4]《嶺海微飆》,第220頁。
[5]《復台大計管見》,《台籍志士在祖國的複台努力》,第369—382頁。
[6]《丘念台呈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陳述治台意見電》,《台籍志士在祖國的複台努力》,第405頁。
[7]《陳儀覆吳鐵城函》,《台籍志士在祖國的複台努力》,第406頁。
[8]《收復台灣意見案》之《鄒魯、陳濟棠上蔣介石書》,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0020A001。
[9]《嶺海微飆》,第231頁。

[10]《嶺海微飆》,第236頁。

[11]《台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侯坤宏主編《“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冊),台北,“國史館”1997年,第32頁。
[12]《嶺海微飆》,第241頁。

[13]《丘念台氏談省內外現狀》,台北《民報》1946年3月4日第二版。
[14]《嶺海微飆》,第249頁。

[15]《嶺海微飆》,第265頁。參見《台致敬團昨謁主席》,南京《中央日報》1946年10月1日第二版。

[16]《丘念台致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冊),第14—15頁。
[17]《於右任致行政院函》,《“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冊),第16—18頁。
[18]《嶺海微飆》,第242頁。

[19]台北《國是日報》1947年2月4日第二版。
[20]《嶺海微飆》,第2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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