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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二二八事件 作者：褚靜濤
2013/03/11 16:25　瀏覽3,327｜回應0｜推薦1

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等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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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畝桑田
文章來源：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7月點擊數： 280更新時間：2010年04月28日
內容摘要：經珍珠港事件的重創，美國開始重視台灣的戰略地位，並有託管台灣的設想，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經中國政府的力爭，《開羅宣言》承諾台灣屬於中國，美國支持中國在日本戰敗後收復台灣，但想獲取台灣的軍事設防權。戰後台灣接收與重建步履艱難，美方覺得有機可乘，散佈台灣地位未定，要等到對日和約簽訂的流言。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策動部分台籍士紳請願，要求聯合國託管，圖謀台灣脫離中國版圖。美方的輿論誇大二二八事件的規模與死傷人數，揭露國民黨政權的殘暴，為染指台灣製造依據。中央情報局支持廖氏兄弟請願，操縱台獨活動。


二二八事件對戰後台灣社會發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事件中推波助瀾，操縱台灣脫離中國版圖的活動，惜未引起大陸學術界的關注。為此，筆者查閱了大量檔案資料，試圖弄清美國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探討台獨活動的起源。

一、《開羅宣言》的法律約束力

1941年12月，日本空軍從台灣的基地發起進攻，轟炸菲律賓美軍。節節敗退中的美軍高層終於認識到台灣在西太平洋巨大的戰略價值，攻克台灣成為盟軍的目標。

對於盟軍佔領台灣後如何處置，美軍有三種意見：“台灣可獨立和自治；歸還中國；設立一臨時聯軍託管制，在託管期間，台灣人民可準備舉行公民投票，決定他們的最後政治命運” 。[1]

1942年美國陸軍部（G—2）做出一機密的台灣島戰略測量，1943年陸軍部所屬的空軍和海軍部也開始製定轟炸目標和時間表，1944年和1945年初海軍部製定12套相當完備的民政手冊，打算作為登陸台灣後，軍政府人員行動的準則。軍部最關心台灣的中立化，設法把台灣變成美軍基地，進攻日本本土。[2]美軍擬取得中國同意，“美國單獨軍政管理台灣，一直到日本投降和戰後總解決為止。頂多我們只可答允象徵性的中國參予。” [3]

美國著名的幸福、生活、時代三大雜誌的編輯人，共同組織一個關於戰後和平方案問題研究的委員會，於1942年8月刊發《太平洋的關係》。11月4至6日，重慶《中央日報》連續譯載該文。其“第四章”提議戰後在太平洋建立一條防禦地帶，主張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共管有關這條防禦線內一切據點：“我們提議，以一向點綴著橫越太平洋商務航線的島群為基地，建造一個新的凌駕一切防禦體制。由夏威夷向西，我們計劃一連串強大據點——英勇的中途島和威克島、關島，那些由日本代管統治而將來應由我們佔領的島嶼——琉球和小笠原群島，一直到台灣——全線最適當的停泊站，同時也是聯合國空中艦隊最強大的西部終點。……在台灣方面，中國的利益顯然是佔優勢的，而且這種利益，在任何國際行政機構中應有其代表權。國際行政當局應接收所有日本財產，尤其是台灣銀行的財產。為了尊重中國的優越利益，台灣應該劃在中國關稅和金融系統之中，但是因為聯合國需要以它為一大根據地，所以把它劃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似乎不妥……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性質，在任何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日中，它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投票加入中華民國。聯合國必須當心，為了國際安全起見，不使台灣島上居民受到任何自由的限制。” [4]美國學術界設想戰後由聯合國共管台灣，來維護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戰略地位。

中國人民對此堅決反對。為了確保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與利益，在台灣主權屬於中國的前提下，美國設想謀取台灣的軍事設防權。美高層擬向蔣介石提出，“總統特別感興趣於你的清楚觀點，在遼東半島和台灣的軍事基地十分重要，具有同等的價值，其海空軍力量應長期避免重新武裝。” [5]羅斯福認為該要求太露，從草稿中刪去。為爭取中國堅持抗戰，1943年2月，羅斯福總統向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魏道明表示：“日寇所有島嶼，除其本國外，均應就同盟國警備立場支配之，台灣當然歸還中國，將來太平洋警備權自應以中、美為主體，在南太平洋由澳洲及新西蘭輔助。” [6]美國政府的立場是台灣主權歸屬中國，而台灣的軍事防務由中美負責，而中國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實際上應由美國來負責台灣的軍事防務。

為協商反法西斯作戰，在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的邀請下，1943年11月，蔣介石赴開羅參加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美方在籌劃開羅會議時，羅斯福總統提出“中國要台灣和澎湖列島”。霍普金斯認為，“台灣將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基地，蔣介石會樂於將基地使用權給予美國”。羅斯福指出，“蔣介石不同意給予任何永久使用權，因此，美國不可能長期擁有台灣的軍事基地使用權。” [7]美國試圖支持中國收復台灣，來換取擁有台灣的軍事設防權。

11月23日，開羅會議召開，中美英三國就政治問題展開磋商。27日，蔣介石委員長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在開羅聯合發表《對日作戰之目的與決心之公報》，也就是通稱的《開羅宣言》，明確宣示：“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 [8]

蔣介石為穩妥起見，“對羅邱說，先給史達林看一看，再來發表。以後他們送把給史達林看，史達林于一小時內，即回复贊成，這是很圓滿的結果”。[9]12月3日，《開羅宣言》正式發表。

開羅會議結束後，羅斯福、邱吉爾飛赴德黑蘭會晤斯大林。就戰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美方代表霍普金斯提出，“美國在太平洋建立軍事基地並不困難，即使在這些國家獨立後，美國仍考慮建立海空軍基地。菲律賓的基地不是由聯合國來控制，而是由美國控制。台灣將歸還中國，但美國打算獲得那裡的海空軍基地使用權。” [10]

在中國很難直接以武力收復台灣的情況下，一旦盟軍率先攻占台灣，中國能否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難以保證。通過《開羅宣言》，中國政府徵得美國與英國的支持，以宣言的方式向全世界確認台灣原屬中國領土及日本強佔的非正義性，表達了美英兩國對台澎歸還中國、恢復中國對台澎主權的莊嚴承諾，是處理台灣問題的重要國際法依據，從而避免了台灣歸屬的國際化，而台灣的軍事設防權很可能先由盟軍代管。

1945年5月，美國國務院指示駐蘇大使哈里曼在同蘇方的說帖中關於保證承認中國為太平洋大國項下，特別提出“《開羅宣言》關於台灣及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以 ​​及對日戰爭結束時在該島確立中國主權之規定應得到充分肯定”。[11] 7月，在柏林會議上，美英與蘇聯就戰後若干問題交換看法。蘇聯表示，支持《開羅宣言》之“滿洲、台灣和澎湖列島將歸還中國”，“蘇聯政府在台灣無直接利益，並不反對其歸還中國”。[12] 26日，美、英、中三國發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宣布“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13]這一公告不僅將包括台澎歸還中國之內容的《開羅宣言》正式列為日本無條件投降所須遵守的規定之一，還由於其後不久蘇聯的加入，使該公告成為四強的共同保證，對四國都有約束力。

二、台灣光復與美國態度的變化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時，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美國軍事代表顧德里上校、柏克上校、和禮上校等，以及台灣人民代表林獻堂、陳炘、杜聰明、林茂生等三十餘人，新聞記者李萬居、葉明勳等十餘人參加。[14]

台灣光復包括接受日軍投降和中國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兩個方面。陳儀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接收台灣日軍投降，是奉聯合國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之令，承接台灣的軍事設防權，實際上分擔了盟軍原先設想的直接軍事佔領任務。同時，陳儀又是中華民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接收台灣、澎湖列島的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這是日本侵占台灣後中國人民從未放棄的使命，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是收復失地。從《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約束力看，此舉又屬恢復行使主權。

至此，日本將甲午戰爭後從中國竊據的台灣、澎湖列島交還中國的法律手續完成。陳儀昭告中外：“本人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轉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之命令，為台灣受降主管。此次受降典禮，經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均已順利完成。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現在台灣業已光復，我們應該感謝歷來為光復台灣而犧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戰的將士，並應感謝協助我們光復台灣的同盟國家，而尤應該教我們衷心銘謝不忘的，是創導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國父孫先生，及繼承國父遺志完成革命大業的蔣主席。” [15]台灣終於回歸祖國，洗卻了中華民族在甲午戰爭所遭受的奇恥大辱，是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大收穫之一。

限於客觀環境和主觀力量，國民政府對台灣接收十分倉促，陳儀勉為其難，力圖使被戰爭破壞了的台灣起死回生。他建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下簡稱“長官公署”）。由於戰爭的創傷及社會的急遽轉型，台灣重建面臨著巨大困難。行政效率低下，出現貪污腐敗的現象，引起廣大民眾強烈不滿。長官公署制度有助於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問題在於，大陸籍官僚壟斷了台灣省的主要權力，使得台籍精英參政無門，嚴重挫傷了他們建設家鄉的積極性，視長官公署為“新總督府”。台籍精英參選各級民意代表，議論時政，指責大陸籍官僚的窳政。陳儀接收日產，建立起龐大的公營經濟體系，效率不彰，統制政策束縛了台灣民營企業的發展。陳儀雖竭力保持台灣金融貨幣系統的獨立性，台幣仍然大幅貶值，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原材料缺乏，大批日籍技術人員的迅速撤離，導致工廠普遍開工不足，失業問題嚴重。

1946年春，美國駐台記者牛頓（William Newton）目睹台灣亂象，對長官公署痛加抨擊：“（一）台灣之中國行政當局充滿腐敗散漫氣象，毫無從政之能力。（二）重慶政府委派前往台灣之大小官員均竭盡其吸收貪圖能力，現台灣全島之血液幾一滴無餘。例如米食價格竟較戰時高至十倍，其原因不外官方以二元之值向耕農強迫徵購，而後以十八元之價售出。煤炭以二百元強迫購買，而以一千元售出，醣類及其他亦然。（三）劫掠恫嚇沒收及其他不顧人民權利之事件層出不窮，例如搶劫行人手錶寶飾之行為。（四）島上時常發現打倒主席（按台灣主席）之口號及標語。（五）台民台記者稱美國對待日本較台灣為仁慈，何以對日本僅使用原子彈，對台灣竟使用華軍也。” [16]

4月6日，密勒氏評論報載《混 ​​亂中的台灣》：“自從台灣接收後，近六個月來在陳儀將軍治理下，行政公署對政府及該署本身的功績，可說是極少甚或可以說是沒有。台灣是由壞的境地走向更壞的境地了。”該文指責陳儀“無能與腐敗”。[17]

1946年春，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台北設立了領事館，由台灣通柯喬治出任副總領事。美軍曾準備攻克台灣，因日本突然宣布投降而放棄，改由中國軍隊接收日軍投降，但仍希望獲取台灣的軍事設防權。為了試探台籍士紳的態度，中央情報局在台灣搞了一個民意測驗，稱台籍士紳希望台灣歸到美國，第二選擇是留在日本，最後才是回到中國。

戰後台灣接收與重建步履艱難。在生活重壓下的民眾情緒恐慌，容易為流言左右。台灣謠言四起。“美國與蘇聯正在交戰，或即將交戰，美國即將在台灣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而在台灣的政府正秘密準備在島上的軍事行動。中國政府已經把台灣賣給美國，以 ​​易取大筆貸款作為軍事用途。……最離譜的說法稱，蔣介石在十月間到台灣，秘密會晤麥克阿瑟，台灣就在那時被安排賣給美國，使蔣介石取得大筆用來對共產黨作戰所需的費用。” [18]政府與人民之間有著相當嚴重的隔膜，只有蘊藏著不滿心理的民眾才會被似是而非的言論煽動。謠言透露出台灣社會的不安。

關於台灣的地位，美英仍有歧議。1947年1月11日，外交部長王世傑复函台灣國大代表：“黃代表國書請轉全體台灣國大代表勳鑑。上年十二月廿日大函敬悉；所稱在日本南洋各地台胞，常被本國外交官及當地政府歧視一節，查自台灣光復後，本部即電飭駐外各領使館，將台胞視同華僑，一律加以保護，並照會各該駐在國政府，台胞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起，一律恢復中國國籍，前得英方答覆稱，於對日和約未簽訂前，將台胞視同友邦人民待遇，美國政府對台僑正式恢復中國國籍，亦未完全同意，正在交涉中。”消息傳到台灣，這使憂心愛國的台胞大為驚訝，以為“台灣人的地位尚未決定”、“台灣人的國籍需要美國人的同意”。

台胞對長官公署的政治措施由不滿到痛恨的事實，並非自絕於中國。個別台籍精英說：“為謀台灣人的福利，為謀整個民族將來的繁榮，我們的國籍問題，是決定於我們自身，是由六百五十萬台灣人民的總民意來決定。”記者直覺：“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19]

2月26日，美國正式要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其所提的託管協定草案，而予該國以單獨管理前日本委任統治地的權利。[20]美國擬託管琉球等島嶼。3月1日，消息傳到島內。

三、台北領事館插手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因專賣局警員在台北市取締小販，引發衝突。次日，民眾請願示威，發展成大規模的官民衝突。陳儀要用司法手段解決，未能立即澆滅台胞的怒火。由於軍備不足，軍械倉庫多缺足夠警衛兵力，原本無武器的群眾獲奪武器彈藥，形成武裝對決之勢。

二二七緝私血案引爆了台灣接收與重建的政治地雷。一直想分享權力的台籍精英終於登場，利用政府的施政危機，提出明確的政治訴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群眾，提出處理大綱三十二條，旨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要求長官公署接受他們的要求。

二二八事件的領導人為各地的士紳。台籍日軍退伍兵成為攻打軍政機關的主力。這群有過實戰經驗，為數在萬人以上的退伍軍人，在台中、虎尾機場等戰鬥中展現了較強的戰鬥力，尤其是海南島歸台退伍軍人衝殺在前。

台籍精英在追求台灣政治改革的過程中，不但要向南京國民政府爭取台灣的治理權，更進一步，要求擺脫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1947年3月初，南部某聞人以極富有煽動性的語調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人發表過比這一篇話更強烈的排華思想。[21]

3月1日，出現署名“台灣六百五十萬人民的陳嘉庚”之標語，又有“台灣獨立”、“打死中國人”等標語。[22] 2日，有人以實現“民主政治的台灣”及“自治的台灣”為號召，煽動各大中學生繼續擴大運動。台大急進分子召集台大、延平學院、師範學院等校學生數百人，舉行大會，張貼標語，擁護獨立。[23]

美國通訊社的電訊稱“台胞現已傷亡三千人”。3日，中央社指出，此訊絕對不確。據記者自可靠方面探悉，台胞傷亡不足百人。美國通訊社又稱“台人請求美領館保護”。此事亦非事實。據悉，1日下午5時，曾有外省人數人逃入美領事館，台人遂將該館包圍，美方立用電話請求公署領回外省人，因治安不寧，公署於4小時後將他們領回。關於此次事件，美方亦未要求公署派兵保護，僅稱“倘公署禁止外省人再入該館，即可不致再遭台人包圍。” [24]

3日下午4時，台北市處委會派林宗賢、林傳克、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赴美領事館請拍電。[25]同日，台大學生8人，向美國領事館請求聲援，稱台灣人不堪中國人的壓迫，乃有此種獨立運動，要求借用槍彈。[26] 4日下午2時召開的處委會上，有人提出“聯合國託管台灣”，還有復員軍屬喊出“台灣獨立”的口號。“民主同盟”連日散發宣言傳單，希望“台灣國際共管”。[27]

美國一直想染指台灣。光復初期，美國即把台灣視為其海空軍基地。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找到了介入的機會，策劃台獨活動。

據美國外交文件，3日，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接獲一份致馬歇爾將軍請願書，其中有141人代表，807人簽名，彼等在結論中表示“改革（台灣）省政府的最快途徑端賴聯合國接管台灣，並且切斷與中國之政經關係，假以適當年限迄台灣完全獨立為止。” [28]美國至今未公佈請願書。3日下午4時，台北市處委會曾派林宗賢、林傳克、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赴美領事館請拍電，此舉是否就是遞交請願書，或請願書為台北領事館偽造，不得而知，尚有待材料的進一步驗證。

6日，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致電國務卿（四六八號）：“以下是台北三月三日上午十時第三十四號電：'第二節：台灣人強烈希望作為中國國民，但相信如果當前政府採取軍事手段，或不能滿足從三月十日起要討論的政府改革之要求，他們將抗拒政府。他們將以不同程度抗拒所有由大陸上強加於台灣的非代表性權威政府。重大的經濟脫序將難免，負責任的各部門擔心繼續不穩定會引來共產主義。台灣人強調美國人因為開羅會議而產生的責任，並宣布有意諸請美國幫助，尋求在主權正式移交中國之前，由聯合國介入管理。全島性的負責團體正準備正式的請願，並告知領事館。所收到之一份請願是致馬歇爾（國務卿）。在盟國最高統帥部屬下臨時接管的可能性獲公開討論。在嚴肅考慮後，領事館認定唯一實際的解決辦法是美國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以阻止政府軍隊一旦在台北被放縱的屠殺之災難，而軍隊之獲放手行事，在三月三日看來是立即的可能。美國的聲望很高，而台灣人深切希望美國介入，他們相信在目前日本享有法律主權地位的情況下，向南京交涉及聯合國直接干預是合理之舉。如此，政府可能在大陸上情況困難之際，藉此機會解脫嚴重和持續的軍事負擔。中國可以確保在台灣回復到一個台灣人享有大幅權利的負責任之中國政府時，有中國參加的聯合國臨時政府會中止。台灣人假設聯合國的控制，還是以美國人為主。他們經常表明渴望民主的政治訓練，也期望最後台灣政府由台灣人自己組成，在中央政府代表台灣。非如此，在台灣發生內戰是最 ​​可能的替代局面。'” [29]

1945年10月台灣光復並未解決台灣主權，台灣的歸屬要等到對日和約簽訂等等這些“台灣地位未定”論調，都是美方散佈的，進而影響台籍士紳。台北領事館為乾涉中國內政，不惜將自己的論點強加在台籍士紳身上，請求美國政府出兵干涉，企圖將台灣據為已有。台北領事館實是二二八期間台獨活動的幕後操縱者。

6日，司徒雷登致電國務卿電（四六九號）：“以下是台北領事館來電：'三月五日下午九時，第三十七號電：（1）全島情勢迅速演變，包括不斷報導從福建來之增援軍隊即將到達，及高級官員之眷屬秘密撤退等，強烈顯示如果沒有臨時編碼之協助，我們將無法提供適度的背景資料。如果所預期之危機發生，那時會很迅速，因此考慮在尚可能之際，宜撤出領事館眷屬。建議大使館派美國飛機送密碼員及必要之​​無線電裝備（特別是美國新聞處在今天所發明碼電報所提及的發電機）和郵件來台。飛機在回程將撤出眷屬及帶走給大使館的重要報告。在台灣的聯合國救濟及重建總署代表建議撤出其大部份人員。（2）目前領事館所預期的可能危險，不是來自台灣人，而是來自嫉妒美國人在民眾間受歡迎的粗魯與不友善之政府軍隊。因涉及政治層面，請大​​使館考慮建議在領事館派駐少數武裝之美軍，對來自任何一方的不幸意外，當有防範作用。……'以下是大使館回覆的訓令：'大使館對三月五日第三十七號電已予慎重考慮，並提請中國最高當局立即註意對領事館及美國國民提供完全之保障的必要，並提及你要求地方當局保護領事館之舉，在相當延宕後才有回應。在此關鍵時刻你應特別小心，避免任何顯示對目前爭紛之是非曲直有偏見，或以任何形式介入爭紛。你也應了解在此情勢下美國政府官員必須只寄望現有之當局，其責任在對你提供適當保護。大使館贊同你立即撤退領事館眷屬的意向，並準備安排專機作為撤離之用。不過，請在二十四小時內重新估評情勢，並告知大使館是否仍希望派專機，在評估時請注意屆時其他美國人及外國國民也可能要求搭同一架飛機離去，以致造成相當的渲染。'” [30]

7日，台北領事館致電司徒雷登：“以今天之情勢，並沒有必要撤退非必要之人員。派飛機的請求是基於一旦全面戰鬥爆發時，機場可能無法使用，這在當時是一種明顯的可能，如果現正取得武器，頑強難以控制的台灣青年團體，仿效台灣人在全島其他地方的成功事例，猛然造成危機的話，這種可能仍存在。不過，政府接受人民的要求（見第四十號電）使這種可能發展較小，或者如果發生，也可能使戰斗地方化，只限於外省人逐漸集中，或政府軍隊駐留之地。有關對未來撤退的可能性與適當性，也視中央政府是否有意派增援部隊而定，此問題大使館或願進行查證。” [31]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見蔣介石，告台灣局勢危急，並轉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呼籲，請不要對台用兵。7日晚，蔣介石致電陳儀：“據美使館接其台灣領事來電，稱請美使即派飛機到台灣接其眷屬離台，以為今後台灣形勢恐更惡化雲。美使以此息告餘，一面緩派飛機，一面發（？）電，問其領事究竟如何云，又接台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館轉餘一電，其間有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雲。餘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 [32]

同日20時30分，陳儀致電蔣介石：“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分子時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由的反對政府言論，反動分子目前最大詭計是使台灣兵力愈單薄愈好。職三次廣播對暴動事件從寬處置，對政治問題，省府切實容納本省人，縣市長可民選，多數人民均甚滿意。但反動分子又造謠言，謂台人既毀擊殺傷外省人很多，政府必不會如此寬大，此種廣播隊系一時欺騙，又謂政府正在調兵，將大肆屠殺，台民不以之抵抗，將無噍類。又謂須將國軍軍械放棄，反動分子想藉此謠言，煽動人民，使人民由猜疑而恐懼，要求政府勿派兵，一面卻隨時搶奪軍火槍械。自二月廿八日以來，因警局倉庫等守衛力太單，被劫槍枝已不少。台灣目前情形表面似係政治問題，實際反動分子正在利用政府武力單薄之時機，加緊準備實力，一有機會隨時暴發，造成恐怖局面。如無強大武力鎮壓制裁，事變之演成未可逆料，仍乞照前電所請，除第廿一師全部開來外，至少再加派一旅來台。至美國大使館方面，請其通知台灣領事，為顧及國際信譽，勿為台灣反動分子所惑。” [33]台灣局勢混亂，長官公署無力彈壓，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干預，使情況更為複雜。陳儀的退讓無 ​​濟於事。

8日，美國香港總領事館某華籍情報員（俗稱曾博士）捏造一個“台灣民主聯盟”的組織，向聯合國組織通電：“我們有自治政府和直接接受聯合國組織監督的權利”。美國報紙立即把這個消息加以渲染，稱“台灣人向聯合國請願託管。” [34]

9日，國軍21師的增援部隊陸續在基隆登陸，控制交通要道，台北再次戒嚴。省處委會的領導人對大陸政治不了解，對何謂戒嚴不知道，對自己提出的政治訴求所造成的後果不清楚。既然陳儀不接受他們的要求，便回家休息，一如日據時期的抗議活動。有過大陸經驗的人早已躲藏起來，暫避風頭。

軍警秘密捕殺台籍精英。被殺的民意代表有：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省參議員、制憲國代林連宗，國民參政員林茂生，省參議員王添燈，基隆市副參議長楊元丁，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李仁貴、陳屋、徐春卿，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陳澄波、柯麟，高雄市參議員黃賜、王石定、許秋粽，屏東市副參議長葉秋木，台南縣參議員黃媽典等。

以各地處委會台籍士紳的言行，大多數人構不成顛覆政府罪，他們也不認為犯下殺頭之罪。警總立即採取行動，不經法律程序，將他們請走，秘密處死，不留任何文字記錄，很可能害怕他們被美國中央情況局利用，參與台灣獨立，或向聯合國要求託管台灣。

這僅是筆者的推測。據何漢文回憶：《生活雜誌》登載愛金生一篇台灣通訊說：“台灣人亟於求得獨立，接受美國的保護。”因此，當時美國藉口護僑，把許多軍艦集中到基隆、高雄附近，陸戰隊準備隨時登陸。當時美帝國主義想把台灣乘機從蔣幫手中搶過去的陰謀，已經成了公開的事實。在這種情勢下，白崇禧向蔣介石提出採取暗加鎮壓，明施“寬大”的兩手政策。經蔣介石批准。[35]這或許可以佐證筆者的推測。考慮到回憶錄受現實環境左右，姑妄存之，但是，筆者不認為此舉需白崇禧建議。

3月18日，蔣經國致電蔣介石：“新（原文如此，應為'親'）美派——林茂生、廖文毅與副領事Kerr，請美供給槍枝及Money,美允Money,Cal. Daw來, Kerr調有關。……獨立派——新華民主國10/3成立，總統、軍司令官未定，國旗已（陳松堅警務省長）。決定八日夜暴動，七日夜有二名學生被捕，搜出密件，有準備，國軍倘遲一日，不可收拾（亦幸天雨）。……奉主席命，來宣慰，除CP外，一概不追究，只是幼稚行為。” [36]

當時廖文毅留居上海。林茂生在事件之初，被推舉為向美領事館請願的代表。3月9日，美國駐華大使館軍事參贊FG Daw上校自南京來台。17日，副領事柯喬治奉命赴南京，向大使館報告台灣情形。陳松堅當時任台北市警察局長，似不可能參與台獨活動。“新華民主國”應為“新華民國”。3月4日花蓮《東台日報》發行日文版，謀建“新華民國”。[37]

24日，陳儀致電吳鼎昌等：“又有所謂獨立運動者，國號'新華'，擇十日舉事，全島成功後渡海入中國本土（改革國體，以日本精神重建新秩序）。其國旗於太陽旗上加一黃星，年號用'台灣自治邦紀元元年'。嘉義市暴徒向政府發最後通諜，有云：'台中方面之治安已不由中國政府擔任，現由臨時政府擔任，施政方針一如日本政府，情形良好'。……野心佔據，七次向英、美領館運動托治。事變中，弟派員赴美領館接洽，據報告若干台灣野心分子適在內開會。” [38]

3月底，長官公署編《台灣省“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紀要》，列舉叛亂真相，罪狀之八是：“謬作主張妄倡國際託管。奸黨既泯滅國家民族觀念，其對於國族利害，直置之罔顧，不僅高唱所謂'高度自治'，且謬作主張，希望台灣付之國際託管，其彰明例證，如在傳單上竟詆毀稱'中國人在人類上之毫無價值，是世界周知的事實，說謊、貪污、利已等成為中國五千年來歷史的污點……'而稱馬歇爾調解失敗，斷定中國為無可救藥，竟然主張'台灣毅然成為聯合國管理之下'是其希望脫離中國而由國際託管之陰謀，昭然若揭。不寧唯是，彼等荒謬主張之後，更繼之以行動，迭向駐台美領館請求將以上荒謬主張，電告世界，此種自甘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之行為，其貽羞國際，騰笑萬邦，喪心病狂，實與漢奸賣國，毫無二致。” [39]

光復初期，台灣就出現要求獨立的聲音，這與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策劃分不開。在二二八這樣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各種要求迭出，激進的政治主張，如打倒國民黨統治，與中共的宣傳如出一轍，亦有向美國駐台北領事館請願，要求聯合國出面乾涉，但這些要求絕非主流。從日據時期的抗爭，一直到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綱領，台籍精英都是要求實現台灣直接選舉，發展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人民的權益。一句話，就是“台人治台，高度自治”。

四、中央情報局操縱廖氏兄弟的台獨活動

美國染指台灣已久，光復初期的亂像給美方可趁之機。對二二八事件，美方輿論強調台灣人民不堪中國政府的暴政，因而起來反抗，竭力誇大台胞的死傷人數。合眾社南京3月1日電：“據此間所得片斷消息說：台北（台灣省會）暴動死三千（可能是四千）人。” [40]合眾社上海3日電，今天英文大陸報社論批評台灣叛亂事件，要求將該島中國行政機關“立即加以查案”，並警告說：除非這樣做，“台灣人民將要求馬上獨立——可能再來一次叛亂，那時將有成千成萬的無辜生命被害。這並不是幻想。除非迅速採取補救的行動，就將成為事實。” [41]合眾社上海8日電，“據此間得自台灣的私人消息稱，中立方面估計，台灣暴動的死傷人數達一萬人。” [42]海內外各大報章迅速轉載，將小規模的群眾抗爭渲染成死傷逾萬的大慘案，二二八不是緝私事件，不是示威請願，是大屠殺。

4月4日，《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論：“台灣人民並非完全是中國種，今日台灣人民，不論其為中國種或非中國種，一律成為中國人之奴隸，生殺隨便，不啻豬狗，中國人似此野蠻無道，有何資格管理台灣，盟軍應即商量，早日將台灣案提出聯合國，立即由中國手中將台灣救出來！” [43]

5月，美國的亞美雜誌（Amerasia）第六卷第五期刊載“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該文認為：“國民黨在台的統治系一群以法律為護符的中國盜匪集團；其重演日本剝削台民的這一史實，並非奇聞。”“在3月12日，已有約計一萬人被屠殺後，陳儀結束他的恐怖政治。” [44]

長官公署把二二八責任都推給中共，認定是中共在台灣興風作浪。美國官員指出，日本政府的堅決反共，對台灣人民的反共教育，和對共黨分子的嚴厲清除，使台灣人民對共產主義並不熱心，共黨分子也不易活動。他們不能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共產黨和異議人士。美國擔心如果台灣政治不改革，將來會給共產主義提供一個生存和成長的機會。

8月17日，魏德邁將軍向美國國務卿報告：“前主席陳儀的施政已使人民離開了中央政府。很多人不得不感到寧願生活在專制的統治下。中央政府喪失了一個良好的機會來向中國人民及全世界人士證明它能實行忠誠而有效的施政。……有各種跡象表明，福摩薩人會接受美國的保護和聯合國的託管。他們擔心中央政府企圖榨取他們的島嶼來支持那搖搖欲墜的、腐敗的南京政權，我想他們的擔心是有根據的。” [45]

為了侵占台灣，美方一些人士不惜歪曲事實，否認台灣人是中國人，把外省軍公教人員醜化成盜匪，自然應該由美國這個救世主來拯救台灣人民。說穿了，就是要強佔台灣。但是，台灣已經回歸中國，在中國政府管轄之下。美方繼續散佈謠言，利用台胞對長官公署的失望和二二八的裂痕，策劃台灣疏離中國的活動。一些人鼓吹，雖然《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界定台灣的歸屬，但在中日和約簽定前，台灣的地位不能正式認定。美國有意將《大西洋憲章》適用到台灣，台灣人可以自己選擇歸屬誰。目前台灣是在麥克阿瑟控制之下，如果台灣人有什麼要求，可以向麥克阿瑟提出。如果台灣人要在中國支配下取得自由，美國人可以幫忙。如果台灣人願意接受美國託管，他們可以提出他們希望的條件和託管期限。

曾赴美國留學的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出生於台灣豪門，與美國教會勢力淵源頗深，在大陸生活多年，不滿陳儀在台灣的統治。廖氏兄弟並無使台灣脫離中國的設想與計劃，主張改革台灣省政，發現自由資本主義，吸納台灣籍精英，實現真正的自治。長官公署卻對廖氏兄弟展開通緝，把他們推向美國人一邊。

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幕後操縱下，1947年6月，廖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同盟”。7月，廖文毅向美國特使魏德邁遞交《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要求：“台灣的歸屬問題必須尊重台灣人民的意志，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在舉行公民投票以前，應准許台灣人民先脫離中國，而暫時置於'聯合國托治理事會'管制之下。……倘或公民投票結果，台灣人民要求獨立時，聯合國托治理事會在台灣的機構，應立即撤離台灣，而使台灣成為永遠獨立國。” [46]

夏，廖文毅自上海至香港，9月，籌組“台灣再解放聯盟”。9月底，黃紀男與廖文奎潛回金陵大學，通過該校圖書館館長貝德士的引介，求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請求“由美國在聯合國提案，讓台灣在聯合國的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台灣人的前途”。司徒雷登未正面承諾，僅表示“台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

在美國的支持下，台灣分離活動囂張。隨著解放軍的勝利，蔣介石政權岌岌可危，美國加快了侵占台灣的步伐。1948年9月1日，“台灣再解放聯盟”向聯合國提出台灣託管請願書。[47]據9月22日合眾社東京電，有一個日本活動的台灣地下組織，現正準備致書聯合國，要求聯合國派軍佔領台灣，直至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法理地位後為止。這個地下組織叫“台灣再解放聯盟”。準備送交聯合國的請願書，將自稱代表台灣的六百五十萬人民，其內容要點將如下：“一、台灣必須獨立。二、聯合國應在今年年底以前派軍佔領台灣。三、成立臨時政府，所有在台灣的中國人全應該撤退。四、所有前屬日本而現為中國特有的財產都必須充公。五、現在運往中國的日本賠償品必須轉輸台灣，其數量一定要能補足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台灣取去物資。” [48]

綜上所述，經珍珠港事件的重創，美國開始重視台灣的戰略地位，並有託管台灣的設想，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經中國政府的力爭，《開羅宣言》承諾台灣屬於中國，美國支持中國在日本戰敗後收復台灣，但想獲取台灣的軍事設防權。1945年10月，台灣光復。戰後接收與重建步履艱難，美方覺得有機可乘，散佈台灣地位未定，要等到對日和約簽訂的流言。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策動部分台籍士紳請願，要求聯合國託管，圖謀台灣脫離中國版圖。美方的輿論誇大二二八事件的規模與死傷人數，揭露國民黨政權的殘暴，為染指台灣製造依據。中央情報局支持廖氏兄弟請願，操縱台獨活動。台獨活動的起源與美國密不可分。


[1]〔美〕柯喬治著：《被出賣的台灣》，陳榮成譯，台北，1980年代後期，第20頁。
[2]《被出賣的台灣》，第17—19頁。
[3]《被出賣的台灣》，第32頁。
[4]重慶《中央日報》1942年11月5日第三版。
[5]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2(China).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186.

[6]《宋子文答記者問》，陳志奇編《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彙編》，台灣，渤海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6年，第5700頁。

[7]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p258-259.

[8]《開羅會議政治問題會商經過》，張瑞成編《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0年，第31頁。
[9]《蔣介石談開羅會議》，《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第38頁。

[10]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p570.
[11]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Europe).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p882.

[12]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Conference of Berlin).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p927.

[13]《波茨坦公告》，《國際條約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年，第77—78頁

[14]《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總報告》，陳鳴鐘、陳興唐主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161頁。
[15]《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正式宣布台灣日軍投降廣播詞》，《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第201—202頁。
[16]《美國記者報導台灣接收之後行政腐敗混亂情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第65頁。
[17]《混亂中的台灣》，《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第567頁。

[18]《駐台北領事布拉克呈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王景弘編譯《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3 、35頁。
[19]《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局面》，上海《觀察》第二卷第二期，第18—19頁。

[20]《美正式要求安理會託管太平洋各島嶼》，天津《大公報》1947年2月28日第三版。
[21]林秋敏編：《林衡道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1996年10月，第252頁。

[22]《中央社台北1日下午2時發參考電》，林德龍編《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第10—11頁。
[23]《台灣暴動事件紀實》，《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冊），第237頁。
[24]《台北3日參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24頁。
[25]《3月3日—3月8日採訪摘記》，《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44頁。
[26]《台灣暴動事件紀實》，《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冊），第240—241頁。
[27]《台灣省“二·二八”暴亂事件日誌》，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選輯《台灣人民“二二八”運動史料》，油印本，1960年6月，無頁碼。

[28] 1947年3月5日《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致國務卿》，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429—430.
[29]《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致國務卿電（四六八號）》，《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第53—54頁。
[30]《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致國務卿電（四六九號）》，《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第55—57頁。
[31]《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致國務卿電（四九一號）》，《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第62—63頁。
[32]《蔣主席致陳儀三月虞電（大溪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1992年，第93—95頁。
[33]《陳儀呈蔣主席三月虞電（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96—97頁。
[34]台灣問題研究會編印：《台灣研究資料》，1949年12月，第32頁。
[35]《台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紀略》，鄧孔昭主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台灣，稻鄉出版社1991年，第151頁。
[36]《蔣經國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57、159頁。

[37]《蔣經國電註釋》，《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59頁。

[38]《陳儀報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吳鼎昌等電》，《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下冊），第797頁。

[39]《台灣省“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紀要》，《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冊），第361頁。
[40]香港《華商報》1947年3月3日第一版。

[41]香港《華商報》1947年3月4日第一版。

[42]香港《華商報》1947年3月9日第一版。

[43]蒲風撰：《美京郵報主張將台灣交還日本》，閩台通訊社編《二二八事件——台灣人的噩夢》，約1986年，第162頁。
[44]《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陳芳明編《台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事件專輯》，台北市，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91年，第92、98頁。

[45]《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研究局編《台灣問題文獻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3頁。

[46]新加坡《南僑日報》，1948年2月15日、16日。轉引自《關於台獨》，蘇新著《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第271頁。

[47]張炎憲等編：《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年2月，第598頁。

[48] ​​《合眾社東京電》，江慕雲著《為台灣說話》，上海，三五記者聯誼會1948年10月，第79—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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