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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報報》非典工運 窮忙族、派遣工 九五聯盟代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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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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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工運 窮忙族、派遣工 九五聯盟代發聲
2011-01-09 中國時報 【楊舒媚/專訪】

 二○一○年底,主計處最新統計,包括愈來愈多的派遣勞工在內,國內非典型就業創歷史新高,達七二.三萬人。其中,十五至廿四歲勞動人口中,非典型就業者占廿五%,居各年齡層之冠。看著這樣的數字,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前執行委員劉侑學說,「青年貧窮化趨勢確實愈來愈嚴重,只是大多數人都覺得,那是年輕人自己不努力的問題,因此不去重視。」

 二○○四年,也是在寒冷的歲末,工運健將簡錫堦找了包括東海、中興、輔大、東吳、台大、政大等幾個大學的異議社團,討論青年貧窮化議題。這群年輕人發現,打工族的最低時薪僅六十六元,比外勞的薪水還低,於是他們集合起來,要求官方、連鎖加盟業者、中小企業代表,應依據兩周八十四小時的工時規定,將每小時工資上修為九十五元。從「九十五元」的抗爭開始,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因應而生。

 促成最低時薪95元 成員多大學生

 成員多為大學生的九五聯盟,這些年來打了不少重大戰役。幾年來身負九五聯盟領導與論述任務的劉侑學表示,包括讓打工族的基本工資時薪調到九十五元、反對拉低大專生薪水的政府對企業實習補助方案(簡稱二十二K)、反對企業濫用離職違約金等,都是九五聯盟打的仗。近期,針對行政院長吳敦義「無薪假應該得諾貝爾獎」,以及監察院長王建煊「大學生打工是浪費黃金時間,笨死了」的言論,九五聯盟也與其他社運團體合作,發出抗議的聲音。

 劉侑學說,九五聯盟關心青年貧窮問題,他們從網路出發,而會由網路循線找他們幫忙的,也多是年輕人。彼此共振下,青年九五聯盟在幫助年輕人就業的議題上打出名號。但劉侑學也指出,他們接觸的個案性質,「隨著時代在改變」。

 非典型工運代言人 打過幾場硬仗

 非典型就業權益不受保障愈來愈嚴重,除了年輕人外,其他如補教業、餐飲業臨時工、派遣人力,或以自由兼職為主的「飛特族」(freeter的諧音),凡是遭遇非典型就業問題的受害者,都開始找上九五聯盟。由於傳統工會關心的對象多是製造業、男性,與職災問題,找上九五聯盟的則多為女性、白領、服務業,漸漸地,九五成為「非典(型)工運」代言人。

 由於在可以適用保障非典型勞工的法令上,政府貫徹決心不足,加上勞動法律也沒有儘速調整,導致雇主很容易漠視非典型勞力的權益,使其成「窮忙族」(working poor)。劉侑學指,他們剛開始為「窮忙族」爭權益時,「這一塊其實是沙漠,沒有力量。」

 初出茅廬的非典工運者,一開始只知道帶著受害者去找雇主理論,劉侑學說,「其實大多數雇主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法,有的怕麻煩,賠錢了事,有人則不理我們。」

 勞資協商攻勢銳利 官商不敢忽視

 為了讓權利爭取更有效益,這群邊做邊學的非典工運者,開始走官方程序。他們帶受害勞工到勞委會抗議,逼得勞委會把資方找來協商,還曾成功讓資方乖乖地「扛布袋來還錢」。但劉侑學說,為了讓官員重視、與官方辯論,他們得自己去讀法條、寫新聞稿;另一方面,也請在勞委會有影響力的學者幫忙提案。劉侑學回憶,「一開始,官員惦量對手是我們這群年輕學生,常用輕蔑的口氣講話,例如他們會在回應的新聞稿裡,稱我們是『部分人士』『少數人士』。」

 不耐被敷衍的非典工運學生,於是每次出發前進行縝密的沙盤推演,想盡各種辦法不讓業者與官方卸責。像是為了爭九十五元時薪,裝扮成麥當勞叔叔,到麥當勞門市下跪,還不忘發媒體通告;或是到85℃連鎖加盟店,輪流排隊質問業者,直到業者無法招架,答應派人協商勞資爭議。九五聯盟攻勢愈來愈銳利,官方與資方也愈來愈不敢忽視這群「毛頭小子」,劉侑學說,「如今除了傳統工會外,九五聯盟開始在勞委會有發言權,更有趣的是,後來勞委會會定期把官方刊物寄來。」

 只是,九五聯盟也遇到發展瓶頸。一是他們的服務對象以非典型勞動者為主,但打工族、派遣族等非典型勞動者分布零散,使得九五聯盟始終無法如傳統工運般把支持者組織起來,這也讓九五的資源與募款捉襟見肘,成為「不穩」工運。其次,他們的幹部多是學生,會有當兵、出國、就業的現實,人員流動也讓社團有難以維繫的不安。

 資源不足人力短缺 陷入路線爭議

 劉侑學坦承,資源與人力的缺乏,讓九五聯盟內部陷入路線爭議。「我們有一群人,希望能一直由受薪階級的角度出發,走出台灣既有政治框架,也可以說我們比較自命清高啦,反正就是認為不應該接受來自特定政黨或個人的大筆、固定資金。」而另一派,則是評估該與政治保持「靈活的互動」,接受奧援。

 儘管九五聯盟的運作仍在磨合,但不變的是為青年貧困議題、為窮忙族出力的理念。劉侑學說,經過長期努力,九五聯盟已有一定的發言權,未來,則要持續累積社會的信任,成有更有影響力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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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勞動三法 保護非典勞工契機
2011-01-09 中國時報 【楊舒媚/專題報導】

 對於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在非典工運上的表現,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予以肯定。孫友聯指出,台灣對非典型勞工權益的處理,曾有過三派爭執,一派主張應該完全禁止企業剝削非典型勞工;第二派主張要立專法保護各型態的非典勞力;第三派則來自日韓工運者之建議,認為設專法無法解決不景氣,台灣只需要在勞基法中另予規定即可。

 爭論不休過程,台灣「窮忙」的非典勞力卻愈來愈多。孫友聯說,九五聯盟讓非典型勞工遇到問題時,有人可以幫忙處理,這是非常好的,但問題是,「九五走的虛擬、網路社運路線,難以成立為組織。」

 孫友聯表示,傳統工運以工廠、公司為單位,處理勞資糾紛時,因對象可能有五百或一千人,集中起來可以成立實體工會,可是九五遇到的多為個案,難以累積。他強調,台灣的工會組織力已經很低,目前六十萬家公司,也僅有九四七個工會,而勞資關係中,「單一勞工無法對抗雇主,單一工會也無法對抗雇主。因此,非典工運的薄弱組織性格,勢必在長遠發展時會面對難題。」

 孫友聯承認,「非典型勞力造成的窮忙族絕對是工運不能不面對的問題,何況目前窮忙族的範圍已經不止非典型勞力。」因非典勞力成本低,造成企業降低對正職勞工的晉用與薪資,使得「窮忙族」已廣泛地包括典型與非典勞力。依照主計處最新統計,國內每月薪資在三萬元以下的窮忙族,已經高達三百六十萬人。

 孫友聯表示,要解決包含非典勞力在內的廣大窮忙族權益,二○一一年五月一日即將實行的「新勞動三法」或許是個契機。目前工會法把工會限制在只能於公司、工廠內成立,未來則可以用「產業別」組成工會。他解釋,差別在於勞工即使無法加入公司工會,卻可以加入產業工會,包括非典型勞工在內,一旦該公司有一半員工入會,該產業工會就可以代表該公司員工與資方談判。

 孫友聯強調,「強而有力的集體協商能力」是勞工最強大的保護傘。他以德國金屬工會為例,德國凡是與金屬有關的工人都加入,最旺盛的時候一年會員五百多萬人,因此他們常能代表工人與政府和企業成功地談判。新勞動三法上路後,將是發展台灣非典工運的另一波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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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辭典-非典工運
2011-01-09 中國時報 【楊舒媚/整理】

 因為不景氣、產業轉型、貧富差距擴大,以及企業講究「勞動彈性化」的人力資源策略,造成全世界的「非典(型)勞工」愈來愈多。非典勞工中,有初入社會的新鮮人;有為貼補家計而工作的就業婦女;甚至有應該處於事業顛峰的中年上班族,他們多為打工族、清潔工、校園工讀生、實習生、派遣勞工。

 非典型勞工的勞動權益不足,甚至被排斥在國家的保護法規之外,加上傳統工運重心置放在全時工作者身上,使得關懷這群長期以來不被國家、社會、選舉議題注意的「新興弱勢邊緣勞動者」之「非典型工運」因應而生。

 另由於非典勞工的低成本,使得企業回頭降低正職員工晉用成本,正職者為了保工作,工時變長薪水減低,然後,就是不論典型或非典型勞工,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時或以上,所得的薪資卻不及最低薪資或貧窮線的「窮忙族」愈來愈多。因為這樣,非典工運與傳統工運,開始由過去的對立,轉為如今有和解共生、企圖合力照顧所有窮忙族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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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RSS-港散工爭正規化 日派遣工撼政壇
2011-01-09 中國時報 【楊舒媚/專題報導】

 對非典勞工的運用未加以節制,會拖垮正式勞工的權益,所有人的薪資、權益都降低,大夥兒就一起變「窮忙族」。這種思維,在國際間開啟了新的工運思考。

 ●貪一時便宜,西班牙青年失業率破四成:西班牙過去經濟起飛時,由於上班時間彈性、待遇優渥,興起臨時工文化。不過這幾年經濟不佳,當年降低青年工作門檻的作法慢慢帶來負面影響,約聘勞工成了雇主最優先裁撤的職務,十六到二十四歲的青年失業率在二○一○年一月飆升到四二.九%,高居歐洲之冠。

 ●德國工運從排斥到照顧非典勞工:德國傳統工會以排斥態度,不斷要求政府管制、禁止非典勞工的增加;但到了八○、九○年代,因政府修法讓企業合法大量使用非典型勞工,德國工運開始改為關懷這些勞工,轉而要求政府保障非典型勞工的福利、薪資和勞動條件,也讓勞工運動走出另一條路。

 ●香港工會合作讓散工變正式員工: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Swire Beverages(Hong Kong)Employees General Union)是國際食品勞聯成員,其長達五年的反散工化和爭取散工正規化運動,於二○○四年取得成效。太古可口可樂在生產部六百名員工中,雇用四百名非長工,工會組織這些人,代表他們與資方協商,並向香港太古可口可樂人力資源部,正式寄發含九成以上非正式勞工簽名的請願信,之後資方承諾將一三○名散工納為正式勞工。

 ●日韓非典勞工爭權益:二○○五年十一月,南韓的民主勞總為反對新勞工法例剝削臨時工和承包勞工,在國會靜坐抗議後,隨即號召大罷工;二○○九年金融海嘯爆發時,日本被裁員的派遣勞工無家可歸,集體露宿東京日比谷公園的畫面造成震撼,被認為是其後民主黨政權上台、自民黨下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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