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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國共內戰之謎 失去的勝利 ( 五) 石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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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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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當年亞洲一大龍的經濟起飛為政府充裕起雄厚的財政實力,國府才能順利推動1930年代的德式建軍。在黃金建國時期所規劃的各種兵工廠、煉鋼廠、飛機製造廠、汽車工廠……,各廠所需資金動輒在百萬以上,1935年之後直接下給德國廠商的軍火訂單數額以千萬馬克計,只有挾經濟發達的強大財力,才能支應如此國規模的軍力整建。

然而,重建亞洲一大龍榮景的前提條件,必需是將國家的資源投注在經濟建設之上。而在抗戰勝利之時,國府的500萬大軍卻生生吃掉80%的國家總支出。所以再造黃金建國盛況的基礎,必需是痛下決心,在財政上作180度大轉彎,將龐大的軍費移轉到經濟建設上。

也就是說,政府必需先行裁軍,才有可能充實國力,建立足以與蘇俄匹敵的新一代國軍。

於是,抗戰勝利之後國軍戰後建軍的第一步,就是大規模的復員整軍。復員是收縮抗戰時期動員起來的戰爭力量,整軍是裁減抗戰時期擴充起來的龐大軍隊。收縮戰時體制,裁減大量兵員,就能從緊繃的戰時財政中釋出可觀的資源,轉用於收效於未來的經濟建設。先富其國,而能強兵。唯有把握時機,在「5年以至10年的奮鬥」之間再創經濟奇蹟,蓄積起真正能與蘇俄抗衡的國力,才有可能建立起足以與蘇俄相抗衡的強大國防軍。

今天看來,裁軍無疑是蔣公建軍抗俄國家戰略的唯一機會。但是這條唯一出路卻產生了一個巨大問題。裁了軍,還打不打共產黨呢?

肆、和平!和平!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佈投降的前一天,蔣公親自致電毛澤東,邀請他到重慶會談。此時正急於依靠蘇俄奪天下的毛澤東自然拒絕了蔣公的邀請。他讓朱德出名回電,以粗暴的語氣漫天開價,希望激怒蔣公,免掉徒然打亂共黨發動內戰步調的和談之請。然而蔣公卻按下怒火,在8月20日再次去電,以溫和語氣堅邀毛澤東來渝會面。毛澤東也再次推拒,這次他提出讓周恩來去重慶。但是蔣公仍然鍥而不捨。23日,蔣公完全放下身段,情詞懇切地第3次電邀毛澤東來渝談判:「22日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周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能迅速解決。茲已準備飛機迎迂,特再馳電速駕。」8月27日,美國大使赫爾利與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親飛延安迎接毛澤東。在中外矚目之下,毛澤東硬著頭皮勉強成行。但在臨行之際,毛澤東卻暗中密囑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劉少奇,要他放手大打:「我軍勝和越大,農民群眾活動越積極,我的處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註40)。

這就是著名的重慶談判。雖然共產黨宣傳毛澤東的赴渝談判之舉是「彌天大勇」(此一彷彿寓有諷意的怪詞出自柳亞子手筆),是中共在抗戰勝利之後希望和平的鐵證,但是毛澤東之所以親赴重慶談判,實際上並不是中共真有如何之和平誠意,更不是毛澤東個人有何膽氣。毛澤東之所以鼓勇前行,完全是受史達林遙控之迫,不得不爾之舉。就在蔣公的第二次邀請之後,剛逼迫中國政府簽下辱國條約的史達林突然一連兩次電諭毛澤東,對他講了一大篇中國不能再打內戰的大道理,明白要求毛澤東親赴重慶會談。毛澤東的貼身機要師哲回憶了史達林的指示:世界要和平,中

國也要和平,儘管蔣介石挑釁想打內戰消滅你們,但是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又誰承擔?你到重慶去同蔣會談,你的安全由美蘇兩家負責……。

史達林之所以指示毛澤東去重慶和談,顯然是因為當時蘇俄壓根不想扶植在抗戰時不認真抗日為蘇俄分憂的中共。當時的中共中央正在調動主力拼命北靠,希望能假蘇俄南侵之良機混水摸魚,把中共逼上國共和談的談判桌無疑是史達林甩掉中共的高招。

雖然史達林的這步指導棋對當時極度興奮毛躁的中共而言形同一記響亮的巴掌,但是毛澤東明白蘇俄的扶植是中共與國府爭天下的唯一機會,所以他必需服從指示,不能冒然激怒史達林。依據毛澤東貼身的秘書師哲回憶,在收到史達林的指示之後,一向對蔣公邀請嗤之以鼻的毛澤東大發脾氣,但他最後仍然按著史達林的意旨冒險赴渝。這就是中共歌頌至今的「瀰天大勇」之真正由來。蔣公個人對中共是至為痛恨的,尤其是對中共厚顏無恥的自我宣傳更是咬牙切齒。在抗戰後期,游而不擊的共產黨已經在宣傳中將自己編造成抗戰主力,而痛詆國府為不抗戰的親日投降派。尤其是在抗戰勝利之際,一貫消極抗戰的中共竟然大放厥詞,對海內外媒體大唱毛澤東親自撰稿之「摘桃論」(註41):

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大家知道,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傢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

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八年來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廣大的國土,.抗擊了大部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的偽軍。由於我們的堅決抗戰,英勇奮鬥,大後方的二萬萬人民才沒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殘,二萬萬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沒有被日本侵略者佔領。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給他守衛的,這就是解放區,就是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我們保衛了大後方的二萬萬人民,同時也就保衛了這位「委員長」,給了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的時間和地方。時間一八年零一個月,地方一二萬萬人民所在的地方,這些條件是我們給他的。沒有我們,他是旁觀不成的。那末,「委員長」是不是感謝我們呢?他不!此人歷來是不知感恩的。蔣介石是怎樣上臺的?是靠北伐戰爭,靠第一次國共合作,靠那時候人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還擁護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謝人民,還把人民一個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

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同要摘桃子。他說,此桃子的所有權屬於我蔣介石,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我不准你們摘。我們在報上駁了他。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同志們,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

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給人民。至於蔣介石呢,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現在這塊絆腳石卻要出來壟斷勝利果實,要使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仍然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不許有絲毫的改變。這樣就發生了鬥爭。同志們,這是一場很嚴重的鬥爭!

雖然今日的中共官方出於統戰考量,已經悄然取消其「國軍不抗戰」之謬論,把毛澤東情詞生動的摘桃論收之高閣,以免新一代的中共正史繼續成為海內外華人世界的笑話,但是在60年之前,毛澤東的摘桃謬論卻是他們「領導抗戰」陳述的主軸。這股自我宣傳及任意謾罵的熱潮在史迪威派美軍視察團訪問延安之時期驟然火熱,而在抗戰勝利之際達到最高峰。雖然沒有達到爭取美國援助的原始目的,但卻已經讓國府的外交形勢至為難堪。而在中共熱心發動負面的口水抹黑戰之時,日本傾其全力要一舉解決「支那事變」的一號攻勢又造成國軍慘烈失利。兩相激盪,外國人即使不懷疑中國政府的抗戰誠意,至少也會懷疑國軍的抗戰能力。例如對國際事務只有皮毛認識的杜魯門就深受中共此種口水抹黑戰的影響,他在回憶錄中曾指出,在抗戰勝利之時的國民政府並沒有接長全國的實力,他的論調幾乎是中共宣傳的衍生版:

蔣介石甚至連再佔領華南都有極大的困難。要拿到華北,他就必需同共產黨人達成協議。如果他不同共產黨人及俄國人達成協議,他就休想進入東北……,事情很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假如我們讓日本人立即放下他們的武器並且向海邊開去,那末整個中國就將會被共產黨人拿過去……。

軍人性格的蔣公對中共的恣意誹謗是痛徹心扉的。1945年11月11日,蔣公在復員整軍會議的訓話中直呼中共為反動派,並怒斥中共的喪心病狂:

過去八年以來,本席心中所時刻繫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前方將士傷亡的慘重,我們可以說:這次抗戰的勝利,完全是由於數百萬將士和無數將士遺族的血淚所造成。這些犧牲的忠勇官兵,浴血奮鬥,不避艱危,完成了抗戰的大業,造成了我們今日的勳績,而他們有的因此肢體殘廢,有的則已經長眠地下,這在他們自己是為了主義,為了國家,成仁取義,心安理得。但在我們後死的同志,尤其是一般高級將領必須時刻想到對於這些已經犧牲的袍澤應負的責任。我們應該如何努力,才能盡到自己的職責,才能完成他們未竟的志事,安慰他們在天的英靈,本席所時刻不能忘懷的就是這件事。我認為三民主義一天沒有實行,我們國家一天沒有獲得自由獨立,就是我們對不起自己的袍澤,對不起犧牲將士的遺族孫k寡,如果沒有這種的自覺,那就不配作個革命的軍人!

(中略)

但是現在實際的情形怎麼樣呢?抗戰已經勝利了,我們是不是得到了勝利的光榮呢?說起來慚愧得很!我們今天不僅沒有因勝利而獲得光榮,反而因勝利招了莫大的恥辱!大家都知道:現在反動派因為我們抗戰勝利,革命快要成功,無所不用其極的來污蔑我們革命的政府,攻擊我們革命的軍隊。正因為反動派如此囂張猖獗,表現我們國家不能統一的弱點,以致外國人也輕視我們,不把我們的國家

當作一個國家,不把我們的軍隊當作一個軍隊。這種痛苦的情形較之過去敵人的壓迫侮辱,使人更為難受!我們軍人穿了軍服,戴了軍帽,不僅不能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反而成了人家譏笑辱罵的對象。到了這種悲慘的境地,我們真是無地自容!

(中略)

到今天,由方告我們過去種種缺點的積累,使一切國外的指摘和國內反動派的攻擊,集中於我們國民革命軍,也集中於我統帥一身。我如果為自己著想,真不願再擔負這個委員長的名義,來受這種侮辱和污蔑!

如此深切的仇恨,加上當時中共阻撓國軍接收,襲擊國軍擴大地盤,甚至調動主力迅速北上,意圖假借東北蘇軍之威勢為自己爭地盤。種種微候明白顯示中共在戰後將會大打內戰。蔣公能夠真七、與中共談判和平嗎?

大陸作家葉永烈曾親赴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抄錄蔣公日記。作為中共官方的「主旋律」紅色作家(他的名作是《紅色的起點》,《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以及《毛澤東與蔣介石》,合稱紅色三部曲),他對史料的揀取必然有其下意識之傾向性。然而當他在美國親自借閱蔣公於重慶談判期間的日記,希望能窺探蔣公在重慶談判時期是如何用心不誠懇之時,卻意外地發掘出歷史的真相。依據他在大陸雜誌發表的《在美國看蔣介石日記》,蔣公在重慶談判期問的和平誠意竟然是無庸置疑的。蔣公早在1945年8月31日,即已擬定對中共讓步以求和平避免內戰的談判方針:

下午考慮對共方略甚切,忽覺上帝賜予智能,此時對共黨應以主動予之妥協並投其所好,准予整編十二師部隊。如其真能接受政令軍令,則政治上當準備委派共黨之人以一省之主席,讓其滿足一時,以觀後效。以目前形勢,如由我主動為之,則政治建設當無障礙矣。乃決心予之。

而在1945年9月4日,也就是《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發表之同一日,虔信基督的蔣公更在日記中坦露追求和平之衷曲:

今晨五時未曉,起床禱告,願共毛之能悔悟,使國家真能和平統一也。

因為最高統帥心存和平,國府的戰後國家戰略出現了巨大的糢糊誤區。從勝利前夕的淳化事件到馬歇爾調停的3次停戰令,最高統帥的戰略方針始終矇矓不清。他時而被中共激怒而揚言進剿,時而又自我克制而冷靜忍讓,時而以中共欺人太甚而奮起反擊,時而則秉和平原則而自我設限。戰略指導的混亂使60年後的後人很難依據蔣公的實際行動判斷他到底想不想消滅共產黨。然而蔣公的日記卻揭出真相。

和平解決中共問題既然是蔣公的真意,於是國共內戰之初國府戰略指導的亂象就能得到解釋。在1946年8月內戰全面爆發之後,國軍進剿中共的軍事行動依然缺乏統一而整體的戰略指導與總動員,但蔣公在此同時卻以全力推動了與戰爭需求背道而馳的復員整軍與民主改革。假如他真如共黨所言一心要發動內戰,他為何要屢屢自亂陣腳?

1956年,蔣公在自傳體著作《蘇俄在中國》中,痛切懺悔他本人當年意存和平而使共黨坐大的巨大錯誤:

抗戰勝利之後,國家需要建設,人民渴望復員,而不平等條約已告撤銷,國家獨立自由已告戌功,只要他是稍有民族觀念的一個中國人,必然是效忠國家,不敢再存這樣喪心病狂的出賣民族的企圖。所以我們政府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並接受盟國的調處,而與共黨進行和平商談。從今日回溯當時的情景,可以說是我們對於民族至上的原則,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階級性和國際性的獸性與暴行,因而對待他都是以寬大為懷而不用徹底的手段,於是又授予共黨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陰謀得以死灰復燃,竟為我整個中國大陸招致今日這樣空前的災禍!

伍、明天早上就打吧!---毛澤東的內戰大戰略

與奢望以和平談判解決國共對立的蔣公相較,毛澤東對抗戰勝利後全面內戰的戰略規劃明朗而堅定。

1945年8月13日,即蘇俄出兵東北後第4日,中央社宣佈日本求降後第3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在這篇殺氣騰騰的演說中,毛澤東激情指控「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正在積極準備打內戰:

大家知道,(蔣介石)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傢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蔣介石要發動全國規模的內戰,他的方針已經定了,我們對此要有準備。

對於蔣主席軍隊國家化的呼籲,毛澤東則是嗤之以鼻:

國民黨是不承認我們的。我們參加國民參政會,按照參政會條例的規定,是以文化團體的資格。我們說,我們不是文化團體,我們有軍隊,是「武化團體」。今年三月一日蔣介石說過:共產黨交出軍隊,才有合法地位。蔣介石的這句話,現在還適用。我們沒有交出軍隊,所以沒有合法地位,我們是無法無天!

在演說的結尾,這位「武化團體」頭子在一通共產黨是抗戰主力,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準備打內戰,以及共產黨是如何民主自由反內戰的台面話之後,他的話鋒驟然一變,露出猙獰本色,大聲疾呼起來:

全國性的內戰不論哪一天爆發,我們都要準備好。早一點,明天早上就打吧,我們也在準備著,這是第一條。現在的國際國內形勢,有可能把內戰暫時限制在局部範圍,內戰可能暫時是若干地方性的戰爭。這是第二條。第一條我們準備著,第二條是早已如此!

於是,在抗戰勝利之時各地共產黨一改抗戰時期積蓄實力之「化整為零」,銳意編組起「超地方性的正規兵團」,。繼而使出全部潛力,在1946年春和談調處期間以慘烈的五四土改發動起最大規模的軍事動員。對中共而言,他們的戰後「政黨戰略」是再清晰不過的:抗戰勝利之時,就是內戰爆發之日!

《第一章註釋》

(註l)見葉永烈,〈在美國看蔣介石日記〉,《同舟共進月刊》2008年第2期。據作者自述,這是他從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的蔣公日記原件親手抄錄而來。

(註2)見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在大陸淪陷之後,這條貫通北京、烏蘭巴托(庫倫)與莫斯科的國際鐵路在1956年通車,在中國境內的一段被稱為集二鐵路,集二鐵路全線甚至採用俄式的寬軌以便利俄車直接入境,以作為中共當時向蘇俄「一面倒」的獻禮。在毛澤東與蘇共交惡之後,中共迅速將集二鐵路的軌距改變為標準軌距,避免蘇俄長驅直入。但是他們對駐屯外蒙的俄軍卻全無招架之力。這就是為什麼中共雖然自赫魯雪夫執政起長期反蘇,痛斥蘇俄為蘇修,但他們的反蘇卻永遠只能停留在口號階段,而不敢有任何實質大動作。因為有了外蒙,蘇俄隨時可以對北京當局重演如同「布拉格之春」一般的閃電鎮壓。從外蒙邊境的二連浩特口岸出發,集結在外蒙東境的俄軍只要13個小時就能越過內蒙草原直叩中南海大門!

(註3)羅斯福與魏道明談話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杭戰時期》。

(註4)日本試圖經由蘇俄洽降的過程見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以下均同不另標註。另參考《杜魯門回憶錄》與《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註5)見《朱德軍事文選》。在日本投降當天的延安總部命令第一號(8月10日24時)只是一個概略表態,要求各地共軍儘量將日偽軍繳械並接收城鎮。真正的戰略部署是第二號至第六號命令,這六道命令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展現了中共的真正戰略目標。第四號命令是要求山西境內共軍搶佔太原,第五號命令是要求各地共軍搶先切斷鐵公路交通以阻止國軍北上接收,而第六號命令又回到對蘇俄援助的殷殷企盼,但顯然是撈過界了。這道命令要求一支由中共指揮的朝鮮小部隊朝鮮義勇隊隨同搶佔東北的部隊一道趕往東北,以便中共勢力伸入韓國。

(註6)見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

(註7)見《紅色警衛: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鄗吉成回憶錄》。毛澤東派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富春趕往熱河設營,準備將中共中央遷往承德,甚至連貼身的中央警衛團也抽了一半人趕往承德,足見中共中央對衣靠蘇俄的熱衷。

(註8)見〈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1945年9月l9日〉,《劉少奇選集》。劉少奇時為中共中央代主席。

(註9)見唐有章,《革命與流放》。唐有章本人是當時蘇軍國際旅的海拉爾支隊支隊長,親自率軍乘虛襲佔海拉爾,截斷滿州里守軍步15旅的退路,造成該旅全軍覆沒。

(註10)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後中國》。

(註11)見〈外交部呈蔣主席抄送美駐蘇聯大使哈利曼與史達林談話電文摘要〉,《中

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後中國》。

(註12)見白震〈回憶和蘇蒙聯軍聯絡的,前前後後〉,《張北文史資料第一輯》。白震時為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部派赴張北聯絡入境俄軍的外交聯絡官。

(註13)參考〈1945年8月10日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杰自莫斯科呈蔣主席報告〉,《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

(註14)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後中國》。

(註15)見《艾奇遜回憶錄》。

(註16)何柱國在參加蘇俄大使宴會之後失明之事見金典戎,〈東北淪共的一頁痛史〉,《春秋雜誌》。在何柱國出事之後,蔣公親批將何氏送往美國治療,但在一年多的會診之後仍無起色,美國醫生只能大致判斷病源「似乎是食物中毒」。何柱國自此黯然退出軍政舞台。在大陸淪陷之後,中共給何柱國一政協委員頭銜,以發揮其對原東北軍人員(特別是張學良)之統戰餘熱。於是在何柱國的晚年回憶錄《何柱國將軍生平》中,何氏出事的宴會被改寫成熊式輝舉辦的宴會,何柱國對出事原因則強烈暗示是蔣公或陳誠下的手,但他實在編造不出蔣公有什麼具體理由要害他,只好以「到現在仍是一個謎」一句草草帶過。東北行營取締第15集團軍敵後人員活動見熊式輝《海桑集》。

(註17)見杜建時,〈從接收天津到垮台〉,《武清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

(註18)見《唐縱日記》;另《徐永昌日記》亦有同樣記載。

(註l9)見宋真嘉、孫毅輝,〈共產黨在長山列島從秘密到公開的背景及其過程〉,《長海文史資料第二輯》。

(註20)魏德邁備忘錄見卿汝楫《美蔣陰謀秘開》

(註21)見粱敬淳,《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箋註》。

(註22)允許外蒙公投獨立雖然沒有引起國內的政治風潮,但是60多年來的閑言冷語卻從來沒有斷過。首先開始閒話的是在雅爾達會議同意史達林要求的英美兩國政要。因為羅斯福在其去世之前一貫堅持他的理解是外蒙主權依然屬於中國,所以在國府承認外蒙獨立之後,英美藉此講起閑話,認為這是「放棄了比羅斯福與史達林協議之外更多的東西」*。所以外蒙獨立的罪魁禍首仍然是國府。 中共在與蘇俄絕裂之後,自然也很熱衷於此說,甚至推而廣之,將毛澤東與中共當局說成致力於收回外蒙的民族英雄,只是蘇俄拿著蔣公簽字的和約不肯讓步,只好承認現實。其實這只是一個文字遊戲。條約原文寫的很清楚:"The status quo in Outer-Mongolia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shall be preserved.”既然被密約標明的外蒙現狀(statusquo)是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史達林賦予羅斯福的使命就是讓外蒙達到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狀態,又何來中國能繼續保持主權? *見《顧維鈞回憶錄》

(註23)見陳遠湘,〈記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兩次會議〉,《文史資料選輯第一四六輯》

(註24)見周振強,〈國民黨為發動內戰在浙西徵兵的回憶〉,《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註25)見卿汝楫,《美蔣陰謀秘聞》

(註26)見冷克,〈我的點滴往事〉,《撫順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

(註27)見《長官訓詞》。

(註28)見李修業,〈我的武官生涯(1941~1943)〉,《鼓樓文史資料第七輯》。

(註29)見邱沈鈞,〈國防部第二廳的前身一軍令部第二廳〉,《文史資料選輯第一四一輯》

(註30)見黃瀛,〈竹舍軼聞一國民黨利用戰犯建立國防部第三研究組的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七九輯》。

(註31)見梅濟民,《北大荒》。據國外專家考證,德滋瑪號不到7,000噸,不可能裝得下如此眾多的人犯,而且荷蘭製造的德滋瑪號在1935年才出售給蘇俄。所以若真有此事,該船可能是蘇俄的另一艘貨船Kbabarovsk號。見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ssDzhurma

(註32)見〈日本飛機十四次轟炸延安統計表〉,《延安文史資料第三輯》。在14次森炸中,1938年11月至1939年3月之間密集轟炸9次,1939年8月至10月每月各轟炸一次。在此之後,日軍只在1940年4月2日小規模轟炸一次(落彈52枚),最後一次轟炸延安則是在1941年8月4日。自此之後一直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的整整4年之間,可以被日本隨手摧毀的延安平靜無波。其轟炸力度之減弱與中共消極抗戰之進程完全平行。即使是在中共大吹「戰略反攻」的1945年,日軍也沒有炸過一回延安。

(註33)見《岡村寧次大將回憶錄》。

(註34)見王柔德,〈國民黨軍隊中的美軍顧問〉,《自貢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

(註35)見黃韜遠,〈陸軍大學特八期簡介〉,《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三八輯》。

(註36)見1947年國防部第六廳編印之〈國防科學研究發展年報〉,《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國防部第六廳負責國防科學研究發展業務。依據年報內容,當時對洲際飛彈與原子彈的研究還在搜集資料階段。「大型火箭之研究研究目的:此次大戰中,V-l、V-2等長距離大型火箭之出現極堪注意。尤當原子彈發明後,一般科學家皆信未來裝載原子彈葉擊敵國者即此等大型火箭……。我國科學家在此方面之研究嚮極落後,今後自應緊起直追以期所有貢獻。研究現狀:(a)訂購有關丈獻,隨時注意其發展;(b)派員赴國外著手研究並徵集有關資料。 「鈾之提煉研究目的:鈾為製造原子炸彈之原料,亦為研究原子能不可缺少之物。國內已發現含鈾之礦藏數處,故將此類礦石加以化驗,並提煉純鈾,實為研究原子能所必需之初步工作。 研究步驟:(a)詳查現有礦石之礦源;(b)化驗礦石並決定其成份;(c)試製氧化鈾;(d)自氧化鈾用各種方法提煉成金屬鈾。 研究現狀:化驗工作正在進行中。」 聘請德國專家計劃見王國強,《中國兵工製造業發展史》。有意使用日本專家與自派人員赴美見錢昌祚,《浮生百記》

(註37)黃金建國時期GDP數據由早年於蘭德公司服務的/整濟學家葉孔嘉氏核算。見”,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一The financial and Econemic Record."

(註38)見"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一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註39)見《在歷史巨人身邊一師哲回憶錄》

(註40)見〈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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