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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國共內戰之謎 失去的勝利 ( 四) 石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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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定抗俄戰略計劃的捷徑---竹舍與“迂旋風”

在情報收集作業鑼鼓登場之後,下一步就是分析情報,從而開始策定對俄作戰的戰略指導,但是近20年以日本為第一敵國的抗日國策卻使國府極度缺乏有能力分析蘇俄情報的專才。

國府的人才庫裏雖然不乏俄語便給的俄國通,但是這些俄國通對蘇俄的認識卻大都停留在20年前的蘇俄。在1927年清黨反共之後,國府不再有留學生派往蘇俄,蘇俄還開始大規模整肅迫害境內非中共人員之華僑與中國人,即使是蔣經國也被發配勞改。除了中共之外,在清黨之後沒有什麼華人膽敢輕易赴俄發展,更不可能在民間交流中出現俄國通。即使在中蘇重新建交,外交與軍事交流逐漸密切之時,國府也很難派遣特工打入這個以集中營與秘密警察治國的恐怖國度。就算是以外交使節身份派遣赴蘇的人員,身邊也恒有格別烏跟監,根本無法展開情報工作。例如在史達林格勒會戰期間,蔣公對戰況極為關切,多次親電駐俄大使館要求搜集相關情報。然而寸步難行的駐蘇大使卻只能從蘇俄外交部拿到官方宣傳。為了完成蔣公親自交辦的任務,駐俄使館武官李修業全力上陣,但是他唯一能探查到的情報,就是與土耳其武官一塊看蘇俄的黨報《紅星報》,從遣詞措句之間推斷戰爭的發展狀況(註28)。

在1944年,新疆的風雲變化激起國軍抗俄的警覺。負責情報業務的軍令部第二廳成立第五處主持對俄情報業務,但是第五處只能置重點於新疆。長年於第二廳任職的邱沈鈞回憶了對蘇情報工作開創時的無力感:「1944年盛世才事件發生後,國民黨中央黨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軍統局、中統局等單位均派遣人員和電台前往新疆,搜集各方面的情況。第二廳才增設第五處,主持邊疆情報。但在軍令部第二廳時期,主要對象還只有新疆一個地區,尚未構成邊疆的情報網,人少事簡,沒有什麼顯著的活動。」(註29)

在1945年8月抗戰勝利之際,國府的蘇俄專家根本不足以發起大規模的對俄情報分析與戰略諮詢的參謀作業。在1946年夏改制的國防部,於第二(情報)廳特別設有專責對蘇俄情報工作的第5處。歷任第5處處長的人選說明蘇俄人才的匱乏。首任處長的黨必剛是由蘇俄一手訓練出來的中共幹部,1931年於上海被捕自新。黨必剛接受俄軍的中級軍官教育,先後於基輔軍校與威斯特累高級步兵學校畢業,但他是在北伐時期赴俄受訓,他在對俄工作中最顯著的經歷是於抗戰時擔任蘇俄顧問的翻譯,對蘇俄的認識還停留在20年前。另外兩任處長葉南與呂震洲情況相似。葉楠是留法的高材生,他在外交界歷任駐法武官、駐安理會代表團代表與外事局駐印度辦事處主任,雖然葉南能講俄文,但是對蘇俄所知有限;另一位處長呂震洲也是在北伐時赴蘇受訓的老留學生,曾任駐土耳其大使館武官,但對蘇俄所知也停留在20年前。國防部對俄情報工作的總負責人尚且如此,當年人才之急缺可想而見。

相較之下,蘇俄侵華的情報工作在清黨之後的20年間從未間斷。在東北,蘇俄佈建有規模龐大的情報網與依附蘇俄的東北抗日聯軍;在新疆,蘇俄利用盛世才公然派遣特務大軍遍踏新疆,並進而深入西北邊地,蘇俄在新疆的情報大本營打出「新疆省邊務處」的招牌,化裝成新疆商隊的蘇俄特務從迪化一路窺探到蘭州;在內地,蘇俄有中共提供的情報。即使中共能力不足,蘇俄也能派運輸機公然闖入國軍於前方抗日激戰之際無力防守的遼闊西北領空,在延安機場從容降落,輕鬆愉快地直接

讓他們的特務藉中共之助深入內地。

要如何急起直追,在最短期間之內建立蘇俄專家團隊,推動起抗俄戰爭的戰略指導?

既然本國找不出專才,借用外國人才自然就是最便捷的方法。在1946年夏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前夕,苦無策定對俄作戰策略專才的國防部開始利用外籍人員作為策訂抗俄戰爭戰略指導的顧問團。不過國防部所找的外籍專才並不是正熱心協助搜集蘇俄情報的美國顧問團。同樣以蘇俄為敵人的美國人雖然樂意協助中國增強抗俄實力,但是稍有腦筋的政府都不會把本國的戰略指導完全委外生產,特別是一個剛在雅爾達無情出賣中國的友邦。如果放手讓美國人參加中國抗俄戰爭戰略指導的參謀作業,誰知道以本國利益為中心的老美,會不會在下一次雅爾達會議中將中國徹底賣給史達林?所以中國必需有自己國產而獨立的抗俄戰略指導,不能在尋求外援之中受到外國挾迫,尤其不能讓老美摸清中國抗俄戰略的底牌!

在排除老美之後,最完美的人選就呼之欲出了:在抗戰勝利之際,還有哪種外國專家,能比甫嚐戰敗之慟,對中國不再構成威脅,並且正被盟邦當成戰犯追殺的日軍專家還理想呢?

在1945年冬,正當國軍高層籌謀規劃抗俄大計之時,一個由緬甸取道泰國化裝逃到重慶的日本戰犯引起軍令部的注意。這個戰犯就是在戰後日本政壇鼎鼎大名的迂政信大佐。迂政信因為曾經殘殺英國軍官並食其肉以示武士道勇猛,被英國宣佈為應由英方審判的B級戰犯。但這個B級戰犯卻是日軍裏數一數二的蘇俄通。在日俄兩國於二次大戰前大規模交鋒的諾門罕戰爭中,迂政信是關東軍參謀群的靈魂人物,他對中蘇邊境的蘇俄軍事部署有非常清晰的概念。依據長期指揮迂政信的國防部第二廳少將專員黃瀛回憶,迂政信「在抗日戰爭前曾利用黑夜乘飛機強力侵入蘇聯領空,偵察並拍攝下蘇軍在黑龍江一帶的國防陣地。又……化裝為一日本普通商人,乘飛機到新疆,實地偵察過蘇軍在新疆外圍的軍事布置。返回途中,叉從飛機上考察我河西走廊的主要地形。所以日本人多稱迂政信為迂旋風…。」(註30)

雖然《田中奏折》的精神最後指導日本走上侵華戰爭的不歸路,但是日本的最大敵人從來不是「支那」,而是被他們稱作「露國」的俄國,尤其是共產化之後的蘇俄(日本在日俄戰爭之後對沙俄一度以和為貴,甚至在一次大戰時出售大量如三八式步槍等軍火給沙皇)。在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日本對俄備戰長達40年,他們的對俄情報與兵要地誌調查從韓國,東北,內外蒙古,河西走廊一路做到到新疆。出於對日本間諜的恐懼,分辨不清楚日本人與中國人長相的蘇俄乾脆將邊境的華僑不分青紅皂白一舉掃滅(如師哲之流在蘇俄特務機關服務的中共人員自然也幫了大忙)。1933年,即日本佔領東北的兩年之後,蘇俄以幾近滅村的方式將中俄邊境的數十萬華人掃數逮捕,流放到西伯利亞與堪察加的勞改營折磨致死。當年被蘇俄冠以「日本間諜」為名恣意屠殺奴役的旅俄華僑人數,今日已經無從查考。在中共奪取大陸之後,「反蘇」成為重罪,這段史實更被完全抹滅。東北籍作家梅濟民回憶了當年在黑龍江邊境的國人對於對岸大規模暴行的聽聞:

凡是潛入俄境的日本調察人員,全都冒充居留當地的中國人。當時在一般俄國人眼中對中國人,日本人或韓國人還很難分別,於是他們就魚目混珠,到處沾著中國人的光兒…當1932年的秋天,川島芳子在俄境活動的來龍去脈被發覺之

後,殘酷的俄國人就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川島芳子雖然沒被捉到,卻把這筆帳都算在整個沿海省的中國人身上……。從那些悲慘的化雪日子開始,所有中國人都被分批的押解著離開原居留地,集中在海參崴等候被運往那荒寒窮苦的極東西伯利亞和堪察加的無人地帶。被流放的罪名通統是「日本間諜」。在料峭的春寒中,許多兒童未登船前就死亡了。由於饑餓和寒冷,行走在海上的運輸船隻,也是每天都從甲板向下拋扔屍首。還有很多婦女一時忍受不住這悲慘遭遇的創痛,在途中竟不顧一切的跳 海自殺…愛國的同胞們,永遠不要忘記,在那狂風呼嘯的鄂霍次克海上所飄浮的中國人的眼淚…被流放到這裏的中國人,除了極少數的逃亡出去,在狼群遍地的鄂霍次克海岸上碰到了日本漁船得以生還外,幾乎全部在三年內都死光了……。

在這場被俄國與中共刻意從史料間抹滅的大屠殺之中,最著名的例證是發生在1933年夏季的德滋瑪號(SS Dzhurma)事件。滿載11,900餘名流放中國人的德滋瑪號是蘇俄專門用於運送西伯利亞勞改犯的貨輪,這艘貨輪在北極圈邊緣的丘克奇海(Chukchi Sea)遭到浮冰圍困無法救援,在丘克奇海面上凍了將近整整一年,直到次年初夏冰融之時,德滋瑪號才脫困駛回海參崴。在德滋瑪號回到海參崴港時,船上押解的10,000多名中國同胞無一倖存,而存活下來的蘇俄船員則有半數以上在長達一年的極端恐懼經歷中精神錯亂。可以想像,他們在耗光存糧之後以什麼樣恐怖的手法維持生命(註31)。

由蘇俄種族滅絕式的清村大屠殺,可以看出當年日軍對俄情報工作的規模。迂政信的投效使軍令部大為振奮,因為這位「迂旋風」簡直是日本40年對俄備戰作業的活字典。軍令部由次長劉斐接見這本活字典,並安排他在重慶藏身。也許是出於新疆戰爭的剌激,迂政信在渝藏身期問寫成了讓國軍高層拍案叫絕的《冬季作業的參考》。對當時急需在零下20度低溫環境作戰常識的國軍而言,這本奇書誠為救命寶典,這本寶典迅速被印發給當時開往東北作戰的部隊。

筆者曾在隆冬時節赴東北體驗零下30多度的滋味,親自感受如此寒冷之環境與關內最冷恒高於零下10度溫暖環境之迴然兩異。「河冰夜渡,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繒纊無溫,墮指裂膚」,並不是騷人墨客的舞風弄墨,而是北地苦寒的寫實之語!來自關內的部隊不可能單靠毅力或加幾件衣服就能克服如此陌生的寒冷環境。

如果國軍的目標是在5至10年內揮軍北進,跨越比哈爾濱還要再冷10度的西伯利亞遠征莫斯科,就必需未雨綢繆,吸取早在40年前即已開始籌劃進軍西伯利亞的日本經驗!

在迂政信經驗的啟發下,軍令部的一批留日軍官開始籌備以日本軍政人員擔任對俄抗戰計劃顧問的機構,這就是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前夕秘密成立的國防部第3研究組。第3研究組編制龐大而且位階驚人。雖然組長由負責情報工作的國防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將軍兼任,人員大多來自第二廳與軍統局,但是在位階上,第3研究組並非第二廳的下屬單位,而是一個直接對國防部長負責,與第二廳平起平坐的神祕機構!第3研究組的經費由參謀總長陳誠將軍親批,高達「經常費一億,臨時費一億,合計兩億。另外還有幾千(萬)元的活動開支」。在1946年夏季,法幣還沒有瘋狂貶值,黑市美元對法幣匯率1:2,665,第3研究組的年經費大約折合7萬5,000美元。若以

金價換算,約折今日新臺幣5,000萬元左右。

當年國府財政困難,在用錢上要比今日臺灣不識民間疾苦,以胡亂造預算花錢為能事,一個建國百年音樂劇要花3億l千餘萬再來腆顏高唱加稅正當性的民主政府節省許多,一個研究機構能有新臺幣5,000萬元的經費,在當年已經是極為龐大的數目。

當然,這個秘密機構對外絕對保密,尤其是對美國顧問團。第3組副組長王丕承將軍對此親作嚴格要求:「本組的存在對任何單位的人都不可洩露,對自己的老婆都不要說,特別對美軍顧問團絕對要保密。工作人員不一定穿制服,可穿便衣。」

第3研究組的業務大致可分為對俄作戰的情報搜集,情報分析與匯總研究成果三部份。負責匯總研究成果作業的參謀群全由本國參謀人員擔任。而在情報搜集與情報分析上,第3研究組則引用日籍人員為主力。日籍分析師中,以迂政信與前日軍第13軍參謀長土居明夫中將兩位對俄作戰專家為首。土居明夫在對俄作戰經驗上歷任日軍大本營第五(蘇俄)班參謀、班長、日本駐蘇俄大使館副武官、哈爾濱特務機關長以及關東軍情報部長各要職,是第一流蘇俄軍情專家。在日籍人員之外,第3研究組也搜羅了本土專家裏所能張羅到的最佳團隊。包括來自國際間題研究所的國際情報分析專家(該所是國府在抗戰時期的國際情報單位,原以日本情報為主);由原軍令部調來的駐蘇俄與其週邊國家的各外館武官,這些武官所接觸過的國家包括蘇俄本國,淪入鐵幕的東歐各國以及當時正承受蘇俄重壓的伊朗與土耳其;除此之外,還有由國防部調來蘇俄情報專家與來自軍統局的國際情報專家,甚至連偽政府人員都找了一些。

依據實際負責國防部第3研究組的辦公室主任黃瀛回憶,國防部第3研究組雖然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前夕成立,但是第3研究組的任務,並不是研究怎麼打內戰,而是在國共內戰烽火連天之時研究「三次大戰的對策」。換言之,即為研究對俄作戰。

(三)被冷落的國共內戰

在第3研究組的情報分析人員中,以迂政信最為熱情澎湃,黃瀛的回憶對這位堪稱戰略天才的人物著墨甚多。迂政信的風格與按步就班的土居明夫截然不同。土居明夫從蘇俄政治、社會、教育各方面之基本面廣泛入手,盡心於搜集分析情報之本務。然而,功底深厚而眼光獨具的迂政信卻越過情報分析本務,直接對國軍的戰略指導提出熱情洋溢的建議,他手撰之《對三次大戰的預想》驚豔國防部。在這份對國防部第二廳與第三廳校官以上將校演講的機密報告中,迂政信提出蘇俄與中美英作戰的可能狀況,並直接提出國軍對俄抗戰戰略指導的建議,他的建言堪稱戰略指導的精典佳作:

(迂政信)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主戰場將在歐洲展開,次戰場在中東,亞洲戰場將以中國戰場為主。迂對他親自調查的黑龍江、外蒙、新疆邊界一側的蘇軍部署情況作出詳盡介紹,並作出設想之對策,強調國民黨政府應加強對東北的建設,改善軍隊的裝備,做好一切準備。中國戰場的具體情況是:蘇軍首先以裝甲、機械力量進佔東北,空降部隊閃電般在青島降落。然後以其裝甲、機械力量和戰鬥力極強的空降部隊長驅直入,迅速佔領華北平原。迂反復強調要警惕蘇軍的裝甲和空降力量。針對以上情況,迂建議中國方面以河西走廊為主戰場,誘蘇軍至此

加以殲滅,把西南作為戰略後方。戰術宜採用運動戰與游擊戰結合為宜。結論是:中國應主動加強軍事力量,積極發展與盟國的關係,以便能擊敗蘇聯……。

日籍人員彼此之間並不知道對方也為第3研究組效力。也許是為了驅策出迂政信的全部潛力,第3研究組副組長葉南「不慎」將上居明夫的分析交給迂政信「參閱」,迂政信「馬上明白是土居寫的」。在得知自己並非居於一家壟斷地位之後,迂政信卯起全副功力,將壓箱底的秘密武器全拿出來,與自己的昔日同志競爭:

迂與土居見面之後,完成了一些很重要的(情報分析)作業。提供了他在關東軍任職時,深夜乘坐飛機偷拍蘇聯境內蘇軍部署的有關照片和詳細情況,以及諾門坎事件的詳細材料。迂對新疆邊界的蘇軍部署也相當瞭解,曾深入實地偵察過。他提供的情況,對三次大戰爆發時蘇軍可能入侵中國之對策研究有較大的作用。這些作業送國防部參閱時很受歡迎。

在為國府的抗俄戰略闡精竭慮之際,迂政信也傾其所知,介紹日軍中的蘇俄通來華服務。這批曲駐東京代表團安排繞道韓國輾轉偷渡來華的日本專家包括蘇俄密碼專家大久保春夫,日本駐俄大使館武官小笠原大佐與日本陸軍情報學校(中野學校)校長山本敏少將。雖然只有匆匆數個月的時間,但他們的成果已經燦然可觀,至少包括日本對蘇俄情報工作與情報網的報告,以及西伯利亞地形圖。

與功底深厚的日籍分析人員相較,中國的研究人員只能擔任次要的分析工作:「中籍研究員的研究以民情、風俗、兵要地誌等為主。結合軍事、地形、交通、供應等情況進行綜合研究,一般以一地區為主。」能力有限的本土對俄專家最重大的成就是「翻譯日本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作的五萬分之一的西伯利亞地圖」。深感功底不足的研究員甚至不得不從基本面開始,著手翻譯日本比較語言學家八杉貞利編著的《露和辭典》(即俄日辭典)。這充份說明當年國防部利用日本專家之英明睿智。耗費人力翻譯辭典,代表中國的本土專家連最基本的俄語都無法掌握必需從頭學起,怎能期待單靠他們製定出下一代抗俄聖戰的戰略指導呢?

即使是最基本的中俄邊境兵要地誌,國防部的參謀與研究員們也比不過精研中俄邊境40年的日本軍官。畢竟在日本佔領東北,蘇俄佔領外蒙與策動新疆半獨立之後,國軍長期不易觸及漫長的中蘇國境線。即使是沒有淪陷於敵手的內蒙與河西走廊,也分別在晉綏軍、寧夏與肯海馬家軍的實力控制之下。國軍直到抗戰中期才先後打通河西走廊並收復新疆,對漫長的中蘇邊境尚屬陌生。於是黃瀛詢問迂政信能不能代編中蘇邊界的兵要地誌,迂政信也慷慨承諾,越俎代庖。他首先編纂曾經親履其境的新疆,新疆此時在國府手中,資料來源暢通,所以迂政信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把新疆的兵要地誌編成。「上報國防部後,受到各有關方面的好評」。而於半壁淪陷於蘇俄與中共之手,無法取得直接資料的東北九省兵要地誌,第3研究組則邀請中央大學教授查檢史料,為迂政信編纂兵要地誌提供所需資料,而迂政信也能迅速完成,並且質量精湛:「這些兵要地誌完成後,都送蔣介石參閱,蔣多次傳令嘉獎。」

甚至連蘇俄的政治經濟人文等非軍事的情報分析,迂政信等日籍人員也要比國內各方專家得力。在1948年,長春市警察局在機場扣了一箱美國人試圖偷渡出境的

南滿鐵路調查組文件,這箱絕密文件由長春市警察局局長樂幹親自押送到南京。在文件運到南京之後,國府從資源委員會、中央大學與政治大學調集全國最佳專家學者協力分析,但這些專家學者能力實在太差,牽延日久一無所成。於是這個燙手山芋被扔給第三研究組,迂政信看後嘖嘖稱奇,指出「這是當時南滿鐵路調查組收集的零星材料,系統研究後可判知蘇聯整個國家的實力」。於是迂政信親自出馬,只花了一個月就編成分析文件,「受到蔣的特別好評」。

在為抗俄戰略指導貢獻建議之餘,迂政信也關切起國共內戰。也許是出自迂政信的毛遂自薦,主管作戰的國防部第三廳「曾請迂對國共軍事形勢進行評判」,但是第三廳的邀請顯然並不真摯,因為第三廳拒絕提供任何情報與資料。迂政信居然「根據報紙來分析」。在讀了半年報紙之後,迂政信大約在1947年寫成《共軍與國軍軍事形勢評判》。他單靠報紙寫成的情報分析居然把中共在1947年最驚人的戰略突破「千里躍進大別山」給預估了出來,並一語道破國軍試圖單純以機動作戰進剿解決共軍的野戰戰略之根本問題。這份以報紙為情報的情報分析直通最高層,並得到蔣公的傳令嘉獎:

他反復提醒注意,大別山將有大部隊突出。並再次強調沒有必要完全搞機械化,要善於學習,分析共產黨打仗的辦法。這個作業送侍從室之後,得到蔣介石的傳令嘉獎……。

得了最高統帥的嘉獎,利用報紙從事情報分析的仕政信勁頭更足了。他的另一份不務正業的情報分析《東北國軍與共軍作戰設想》直上戰略指導層級:「建議把東北作為口袋打開,逼共軍主力出關後閉關,犧牲東北,保持華北、中南,鞏固西北、西南,爭取時問,整頓軍隊,以圖再戰。此作業完成後,附上我們的意見,逕送侍從室呈蔣介石參閱。聽說蔣介石看了後說:這樣做,對不起東北的父老兄弟。」

除了建議放棄東北,迂政信大約在1948年還建議大幅收縮長江以北防線,憑江拒守。雖然蔣公並沒有接受迂政信的建議,但是放棄東北的戰略指導卻在大局逆轉的1948年成為蔣公指導北方作戰的決策方針,放棄華北而將兵力大幅收縮於江淮之間索敵決戰也是徐蚌會戰的前夕的戰略指導,都與靠報紙分析的迂政信不謀而合。然而,迂政信不務正業展及國共內戰的戰略建議,卻沒能在國共內戰日趨激烈之時繼續得到蔣公的青睬。

國防部第3研究組的情報分析與建議層級非常高,直接報送蔣公本人。「第三研究組的作業都要送侍從室轉蔣介石,並送參謀總長及各部長室參閱,其他部,委,會一般不送。」雖然蔣公對第3研究組非常熟悉,也曾對日籍人員的提議下令嘉獎,但是實際負責主持第3研究組業務的辦公室主任黃瀛在大陸寫成的文史資料明白顯示,蔣公從來沒有將第3研究組的力量從對俄抗戰研究轉用到國共內戰研究。即使在蔣公於1947年宣示動員戡亂之後依然如此。

抗戰期間,中共先是在抗戰初期「三分抗日」(中共自稱為「王明右傾錯誤」),繼而轉採化整為零躲避對日作戰的消極抗日路線。依據日本防衛廳編纂的戰史,日軍的中國派遣軍總部也能深味毛澤東的避戰之旨,領略毛澤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名言的真意,樂於與中共維持心照不宣的和平態勢,讓中共能在淪陷區得到小片根據地蓄養實力,在淪陷區痛擊效忠國府的游雜團隊,進而讓中共釋放力量去削

減國軍的抗戰實力。所以從山西運城機場起飛的日本轟炸機在中國空軍奪回空優之前幾乎把重慶炸平,但是對距離運城僅咫尺之遙,號稱領導抗日聖地,而沒有任何戰機或高射砲保護的中共大本營延安卻始終手下留情,在八年之間只是象徵性地進行14次中小規模轟炸,而且這些轟炸幾乎全部集中在中共還在「三分抗日」的抗戰前兩年(註32)。依據汪偽政府第二號首領陳公博回憶,在1944年春季日軍即將發動一號作戰前夕,日本的東條內閣甚至已經開始與中共接觸正式結盟。這讓陳公博非常緊張,如果日本人改扶助中共為下一個傀儡,汪偽政府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於是汪偽政府大動作調動軍隊抵禦共軍,強烈抵制日本與中共的聯盟:

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有日本參謀本部的計劃……,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然在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掩護,出面為共產黨宣傳。谷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我決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產黨妥協,只有和日本破裂……。尤幸東條內閘倒台,日本和共產黨妥協的計劃又告停頓。否則今日之南京及東南三角地帶或何狀況,我是無法去懸想的。可是因為日本的種種陣礙,共產軍已得自由來往渡江,浙江各地的共產軍曾一時非常猖獗,攻陷天目,威脅於潛、玉山,莫不由此。如果當日沒有日軍那樣障礙,或者可以早遏亂萌,也未可料的。(註33)

然而,變相扶助中共拖住國軍後腿的日本軍方同時也是中共研究的一流專家,對中共有最透徹的嘹解。否則日軍不可能如此大膽縱容中共在淪陷區的發展。如果蔣公的國家戰略是如中共所堅持之大打內戰,冒著剌激美國風險留用的日軍將領必然不是迂政信與土居明夫等俄國專家,而是日軍裏足以襄助國府策定戡亂戰略指導的中共專家。

即使是抗俄專家迂政信,其實也非常樂意放下抗俄本務,為國府打共匪借箸一籌的。他不但屢次利用報紙分析出來的情報直接向層峰提出戡亂戰爭的戰略指導建議,更將日本軍人非同尋常的忠誠從天皇轉移到中國。在內戰大局逆轉,抗俄規劃漸成昨日黃花的黑暗時期,他不但沒有設法回日本,反而對黃瀛表白,「只要有工作做,他就不離開」。第3研究組的另一位過度忠誠的日籍人員則幾乎改變了中國歷史。原第3研究組在北平物色的研究員山口隆一在抗戰時於華北偽府的偽華北航空總公會任職,抗戰勝利之後被國際問題研究所物色留用,後轉入第3研究組。在北平陷共前夕,第3研究組撤銷了北方研究單位,日籍人員隨之遣散。被遣散的日籍人員大可以安全返回日本老家,但被解除抗俄任務的山口隆一卻選擇在北平潛伏下來,轉而為打共匪而奮戰。他的計劃大膽而悲壯,在1950年10月l日中共建政一週年的天安門慶典上,山口隆一打算單人操作一門迫擊砲近距離砲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等中共大領導同歸於燼!這位前第3研究組的研究員在1950年十一偽慶前三日失風被捕,11個月之後於北京的天橋鬧區公開處決。如果山口隆一成功,他那等同自殺的近距離砲擊計劃可能使大陸同胞避免3年人造大饑荒與10年文革之類的荒誕慘劇。也許有一天,天安門前會豎起紀念碑,紀念這位為中國慷慨犧牲的日籍烈士。

日籍人員有如此傑出的戰略頭腦,如此忠誠的犧牲精神,如果蔣公能放下對俄抗戰的神聖使命,第3研究組以及眾多樂意為中國效力的日軍官兵必能在國共內戰中

發揮奇效。然而,蔣公的國家戰略是建軍抗俄,所以第3研究組的日本專家自始至終都在國共內戰的烽火中研究如何揮軍西伯利亞。即使是在徐蚌會戰傾覆在即之際,迂政信最重要的任務仍然不是想辦法打共匪,而是試圖從南滿鐵路的零星資料中分析出蘇俄國力!

依據岡村寧次的回憶,除了一向不遵從政府命令的閻錫山在山西擅自留用的一部日軍,以及國府徵用的技術人員(航空、通信、特別情報、衛生、汽車、養馬與修建道路橋樑人員)之外,真正為國府留用的日軍將校,在土居明夫與迂政信兩人之外,只有幾名情報員(註34)。蔣公志在抗俄的國家戰略根本無意利用日本人打內戰,所以在國共內戰時期,國府雖然手握百萬戰俘,又隨時能招募大量樂意忠誠為中國打內戰的日軍將校,但卻連「白團」一類的教育與幕僚機關都沒有設立。黃瀛本人在1949年外調第249師副師長,1949年12月隨部於普安投降,旋即被捕,在交革結束前足足坐了24年的牢。他所撰寫的文史資料自然負有證明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政治任務,而且他必需以「揭發國民黨罪惡」爭取「立功贖罪」。但是黃瀛的回憶卻有力地間接說明蔣公的國家戰略在於對俄作戰。這就是為什麼迂政信以報紙為資料對國共內戰所作的戰略分析雖然屢次受到蔣公嘉獎,但如此傑出的戰略頭腦卻從來沒有被認真使用於國共內戰。

反之,被蘇俄與中共強留在東北的日軍官兵,卻成為中共在東北訓練新軍與發展軍工的重要力量,中共甚至將日軍官兵派到野戰部隊直接參戰,讓東北全新成軍的日械共軍能迅速發揮出戰力!

在1949年蔣公下野之後,他的抗俄國家戰略已經是歷史陳蹟,而從未被規劃用於國共內戰的國防部第3研究組也以經費不足為由被毫不遲疑地裁撤。黃瀛所撰寫的文史資料顯示第3研究組工作積極而成效卓著,即使在內戰大局逆轉之際,致力於對蘇情報分析與抗俄戰略指導的第3研究組也從來沒有成為冷衙門。有一位新調入第3研究組的少將因為工作壓力過大,不到一個月就打報告要求調職。這間接說明當年國軍對俄備戰的積極鬥志。

在國共內戰時期,對俄備戰準備工作都是當年軍中的最高機密。國防部主管對俄情報的第二廳第五處對外稱作「情報研判處」,國防部第3研究組對外以代號「竹舍」相稱。而第3研究組部署在上海的一個分析組「甲組」被美其名為「國防部上海圖書室」。這些最高機密,今日已無從查考。試想,既然有國防部第3研究組,顧名思義,勢必還有其他超級絕密之國防部第l研究組、第2研究組……,吾人不禁遙想,當年抗俄大戰的藍圖應是如何的宏偉!幸而偶現紙間的吉光片羽,仍使後人有幸一窺當年國軍籌劃抗俄聖戰的宏大作業。

三、5年以至10年的奮鬥

在對俄作戰的戰略指導緊鑼密鼓之際,蔣公的抗俄大業還需要將國軍從頭到尾改革成一支足以與俄軍相提並論的現代化勁旅,這就是美國顧間團在國共內戰期間的使命。既然戰後的中國政府已明確以蘇俄為敵人,在1946年成立的美軍顧問團在美式體制改革中也要處處以抗俄國家戰略為依歸,而無心將消滅共黨的內戰需求納入軍事建設考量。1947年時任國防部副官局策劃科科長的王柔德回憶道:

美軍顧問團在『中美國防體制一元化』的口號下,為蔣介石反動政府設計的整個一套軍事教育和國防設施,都以蘇聯為假想敵國。當時在國防部第二、三廳和參謀學校曾經有過這樣一些參謀作業題目:第三次世界大戰何時爆發?蘇聯的國家性質能否改變?史達林的繼承者為何人?以及蘇聯的國防力量和對蘇作戰應採用什麼戰略戰術等。(註35)

負責國防建軍人才培育的最高學府陸軍大學也不遑多讓。在1947年入學的陸軍大學特別班第八期雖然在內戰全面爆發的烽火中開課,但是學員們卻驚訝地發現陸軍大學並沒有準備反共作戰的相關教程。據特八期學員黃韜遠回憶,此時的陸軍大學課程著重在長程的國防建軍,在戰略與戰術教育上「兼採蘇、美、日、德之長,並努力總結我國抗戰及世界第一、二次大戰的經驗,著重各兵種及軍種的聯合作戰與機械化作戰,原子彈與防原子彈的作戰等。還強調要統一戰術思想,及根據我國的情況建立國防理論及趕上世界先進的軍事潮流。」

然而,對於前線正在浴血激戰的國共內戰,黃韜遠愕然發現陸軍大學竟完全不屑一顧:

在學期間,儘管國共雙方在激戰,但奇怪的是在國民黨軍所辦的陸軍大學,卻沒有研究過對共產黨作戰的戰術,而只是研究在國防上正規作戰的戰術。因為那時在陸大看來,內戰是不值得研究的。(註36)

國府在抗戰勝利之後的兵工計劃進一步說明蔣公進軍莫斯科的宏偉雄圖。為了打倒暴俄,新時代的2,000萬國軍必然要使用一舉躍居世界尖端的新時代武器。於是兵工機關推出了讓後人目瞪口呆的武器研發計劃。依據1947年國防部第六廳發表的《國防科學研究發展年報》,當年國內的兵工人員甚至已經開始著手研究如V-2之類的「長距離大型火箭」以及鈾礦石的提煉方法。也就是說,政府早在66年前洲際飛彈技術尚未成熟之時就已有自製原子彈頭洲際飛彈的雄心。為了一舉突破技術難關,國防部甚至計劃直接由德國聘請飛彈專家10員來華協助開發,負責科學研發的國防部第六廳廳長錢昌祚將軍則在上任之初也趕赴瀋陽,召見傳說中的日本原子能專家。然而德國專家已被美蘇搶走,日本專家則名不副實。於是國府高層又將眼光瞄向美國,參謀總長陳誠將軍親批第六廳資助吳大猷、曾昭掄與華羅庚赴美研究原子能與火箭(註37)。如此的建軍雄心,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思議!要知道,此時美國剛在一年前開始其ICBM(intercontinental ba11istic missile;洲際彈道飛彈)計劃,在德國專家幫助之下依照V-2試作出美國的第一種洲際彈道飛彈MX-774。在國防部打算同步聘請德國專家時,ICBM是連美國都還沒有突破的科技!然而,蔣公「5年以至10年的奮鬥」之建軍大業,必需一舉在軍事上使中國成為名符其實的四強。只有以如此積極的企圖心,才能在5至10年之後的對俄作戰中具備對等的兵器,壓倒當時同樣也正在積極研究ICBM的蘇俄,使秘而不宣的抗俄國家戰略順利開花結果。

要如何完成這「五年以至十年的奮鬥」呢?

諾門罕事件與入侵東北作戰證明蘇俄的軍事實力遠高於日本。抗戰時期國軍之死纏爛打雖然可以拖垮日本,但是面對以裝甲軍團開道的蘇軍,抗戰時期的實力是完全不夠用的。要與蘇俄抗衡,國府必需建立一支嶄新的現代化國防軍,以及一套

高效率的戰時動員體制。然而,如此規模的軍事建設,只有在國家真正富強之時才有實現的可能。

在1945年至1946年初,蔣公一系列的訓詞反復說明他的建軍規劃。在抗戰勝利之滿目瘡痍年代,蔣公決心複制抗戰之前黃金建國時期的建軍老路。也就是說,他要先從國家戰略的高度重新經營起強盛國力,從而為創造新一代足以與蘇俄爭衡的國防軍創造條件。黃金建國十年的老路,其實就是以經濟起飛創造建軍條件。在北伐結束至抗戰爆發之間的黃金建國十年,外值全球經濟大蕭條,內有美國白銀採購政策造成之通貨緊縮,還有自清末以來高達17億8,600萬銀元的外債必需由國府概括承受,並不是一個發展經濟建設的合適年代。但是國府在定鼎南京之後的經濟建設卻是成效斐然。在內外交逼之中,國府穩定金融、發展經濟、健全社會、扶助農工、改革幣制,國家稅收逐年增加,民國18年度的國家稅入只有4億3,400萬銀元,而在25年度已經達到11億8,200萬銀元。

如果以今日流行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核算,在抗戰軍興之前最後一個和平年度之民國25年,中國的GDP據估計為法幣319億元(註38)。1936年改用法幣時的金價約為每盎司法幣75元至78元,今日(2011年)金價每盎斯約為1,600美元。如果以金價粗枝大葉折算,75年前的法幣319億元約折合今日的6,800億美元(這個數字尚不包括當年被日本佔領的富庶東3省、熱河與臺灣,以及被蘇俄變相竊據的新疆)。而依照以大幅灌水著名的大陸統計局官方數據,2010年因為「保10」而被吹翻天的大陸GDP總量也不過是6兆美元。

雖然只是粗糙的比較,但由此亦足見75年前國府黃金建國時代經濟規模之大,堪稱經濟奇蹟。今天的人們只知中華民國的經濟實力在亞洲四小龍之中敬陪末座,卻不知黃金建國時期的中華民國曾經是駸駸然有超越日本之勢的亞洲一大龍!在1937年盛夏抗戰軍興前夕的倫敦國際債市,曾經在北洋時期完全破產的中國國家債信比日本國家債信還強!時任財政部顧問的楊格先生感歎道(註39):

新政府活躍有力的措施逐步產生非比尋常的改良功效。到了1937年,此一改變已然使世人震憾。在1937年6月的高點,1943年到期之1898年公債(指粵漢鐵路借款)於倫敦以(到期殖利率)3-3/4%售出;1960年到期之1913年善後大借款(即袁世凱與五國銀行團簽定的2500萬英磅借款),到期殖利率為4.9%;1952年到期之克利斯浦借款,到期殖利率為5.5%,1953年到期之1903年京滬鐵路借款,到期殖利率為6%。在日本1937年侵華前夕,倫敦市場對中國債信之評比高於日本。在1937年7月5日,日本的1907年5%英磅借款到期殖利率為7.5%,在1959年到期之1924年6%英磅借款到期殖利率為6.5%。

公債之到期殖利率(Yield to Maturity)指債券從持有到償還期間所得到的實質報酬率。債券持有人在購買債券時的買價越高,其到期殖率自然越低。所以,在利率差不多的情況下,債券的到期殖利率越低(即買價炒得越高),代表該債券越受歡迎。年息為5匣(5%)的善後大借款在1937年的到期殖利率為4.9%,同樣為5厘的日本1907年英磅倍款卻高達7.5%,這就代表在1937年的倫敦市場,善後大借款的債券是頗受歡迎的搶手貨,所以其買價遠高於日本1907年借款。

換言之,1937年倫敦債市上最精明的國際熱錢,寧可捨日本而選購中國的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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