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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評介--兼談「文體論」對古文學習的重要 (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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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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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3)

孤星
書獃子
嵩麟淵明

一‧前言

說起「文體」,其實是一個涵蘊豐富的術語。簡單地說,是指文章的體裁、體製或式樣。深入地看,至少還包括:「體類之體」(體裁、文類、體製)、「體性之體」(語勢)與「體貌之體」(風格)三個涵意。不過,在此首先要談的是「體裁、文類、體製」之「體」;當然,「體性」與「體貌」之「體」也不能忽視。

「文體」與「文章」同步成長,文章作品出現得越多,文體種類便越豐富多樣,從而產生文體分類的問題。歷代文章的形成因素很多,文體互跨的現象,更是十分常見;加以各種文體相互影響、滲透,還產生各式各樣的「邊緣文體」。所以,如想對歷代所有文章作系統分類,其實是件相當困難的事。

談到文章的體裁,古人常以「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為喻,認為一個文章作者,不可能捨去這些「制度」、「法式」,率意而為;否則必然陷入混亂,不知所從。所以學習歷代文章,應先懂得「辨體」。

歷代學者對中國文學作品,作了不少辨析與分類,並留下相當豐富的資料。個人以為:明代‧吳訥《文章辨體》與徐師曾《文體明辨》兩書所附之〈序說〉,最便於初學。台北長安出版社曾在民國六十七(1978)年據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的點校本影印成一本合集 ,對本地讀者而言,此書之取得,毫無困難。

二‧歷代文體發展與辨析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也創制了「四言詩」的原始形式。其後屈原的《楚辭》,堪稱歷代「騷體」之祖。先秦歷史著作《左傳》、《戰國策》中,已出現命、誓、盟、禱、諫、讓、書、對等八種文體;而在《孟子》、《莊子》、《韓非子》等書,更存在大量「寓言」;從《荀子》起,中國文學開始有了「賦篇」,隨後的漢朝,荀子的「賦篇」與《楚辭》合流,開啟了「賦」的時代。

秦朝的李斯,隨從秦始皇巡遊各地,寫下不少石刻文字;這些石刻文字,不僅是後世「碑文」之起源,更是「駢體文」始祖。此外李斯〈諫逐客書〉也被史家視為「書表」之典範。

緊接著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一書,發展出「紀傳體」與「史贊」兩種重要文體;賈誼、鼂錯、董仲舒等人,更在「議論」、「對策」、「奏疏」方面,寫出不少名文;直到漢朝末期,蔡邕、孔融、曹植、王粲、阮瑀已奠立「碑記」、「表文」、「哀誄」三大文體的基礎。

在詩歌方面,在漢代樂府詩的薰習下,五言古詩逐漸成熟;七言古詩則由魏代的曹丕創始,到宋代的鮑照,始確立不搖。在齊武帝時期,「永明體」大為盛行,成為唐代近體詩(五、七言絕句、律詩、排律體)的前身。整個魏、晉、南朝時期,志怪、志人小說大為盛行,也奠立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基本體製。

唐宋古文運動,締造了一種散體古文,也形成不少新文體。傳統的「碑銘」、「傳狀」、「哀祭」等文章,都有體製上面的創新。例如韓愈在「議論文」中,別創了「原」與「解」兩種文體;在「序跋」之外,另發展出「贈序」一體;柳宗元在「雜記」之外,也對「遊記」有極大的開拓;宋代的歐陽修、蘇軾,在「漢賦」及魏晉「駢賦」的基礎上,別開「文賦」。

宋詞、元曲的出現,打破「樂府」、「五、七言」詩的藩籬,創造全新的詩體。而「院本」」「諸宮調」、「雜劇」、「變文」也都對後世文體有所啟發與刺激,從而創造出嶄新的小說、戲劇文體來。整體來看,唐、宋上承漢、魏,下開元、明、清,就中國古典文學的「文體發展」言,到了明清,已是「文體齊備」的時代。
至於文體的辨析,則肇因於結集的需要。只要看看史書對於漢代作家寫作成就,即可獲悉端倪。例如《後漢書‧馮衍傳》提及馮衍的著述時說:

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
十篇。

再如《後漢書‧蔡邕傳》述及蔡邕的著述時說:

所著詩、賦、誄、銘、贊、連珠、弔、箴、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
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篇傳於世。

這樣的記錄方式,實在十分繁瑣。為了結集之需,勢必辨析文體,才能化繁為簡,眉目清晰地編成文集。

早在魏‧曹丕的《典論‧論文》中,已開啟文體分類。所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正是最初的文體論。晉‧陸機的〈文賦〉論及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十種文體;摯虞《文章流別論》,則已論及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解嘲、碑、圖讖等十一種文體。

梁‧昭明太子蕭統所輯《昭明文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按文體編纂的詩文總集。收錄三十八種文體,分別是: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文、表、上書、啟、彈事、牋、奏記、書、移、檄、對問、設問、辭、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

其中賦與詩又析為若干類:賦分為京都、郊祀、耕藉、畋獵、紀行、遊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凡十五類;詩又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獻詩、公讌、祖餞、詠史、百一、遊仙、招隱、反招隱、遊覽、詠懷、哀傷、贈答、行旅、軍戎、郊廟、樂府、挽歌、雜歌、雜詩、雜擬,凡二十三類。

至於劉勰《文心雕龍》之文體劃分,較之《昭明文選》,則略有差異。其中作為篇名者有:詩、樂府、賦、頌、贊、祝、盟、箴、諫、碑、哀、弔、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總論部分包括騷體、〈書記篇〉包括譜、籍、簿、錄、方、術、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牒、狀、列、辭、諺等體。可見齊、梁時期的文體大幅成長,總數已近四十種。

《文心雕龍》堪稱中國古代最傑出的「文體論」,作者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篇》提及四個討論文體的架構:「原始以表末」(探論文體的源流與變遷)、「釋名以章意」(解釋各文體的命名及涵意)、「選文以定篇」(舉出各體文章的代表作家與作品)、「敷理以舉統」(論述各體文章的作法與特徵) 。自此,論文體之方法,無出其右。

唐代以後,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鑑》、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都持續在文體方面,深入探討。尤其《文章辨體》、《文體明辨》兩書所附〈序說〉,堪稱集古代文體論之大成。

三‧《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簡介

吳訥的《文章辨體》,其是一部分體文選,共分五十九體編錄,每一文體,都附加〈序說〉。其《內集》五十卷,大體是以宋‧真德秀《文章正宗》 為藍本。《外集》四卷收錄駢文、詩詞。卷首載〈諸儒總論作文法〉,並於解說文體時,雜以評論。

吳訥(生卒年不詳),字敏德,號思庵,常熟人,是明初賢臣。王直〈吳敏德象贊〉說他:「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明成祖永樂(1403‐1424)中,以醫學素養而受薦。仁宗方為太子時,即聞其名聲,要他教導功臣子弟。仁宗洪熙元年(1425),吳訥擢任監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諡文恪。《明史》卷一五八有傳。

吳訥傳世的著作,以輯錄者居多;先後輯有《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其中又以《文章辨體》的價值較高。紀昀等在《四庫全書總目》對《文章辨體》並不滿意,認為此書:「大抵剽掇舊文,罕能考核源委,即文體亦未能甚辨。」 於是萬曆年間,徐師曾(1546‐1610)採取吳訥《文章辨體》的內容,加以損益,完成《文體明辨》八十四卷。賀復徵(1600‐?)所輯錄的《文章辨體彙選》,雖然卷數高達七百八十卷之多,其實也是根據該書增修而成。

徐師曾,字伯魯,吳江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進士,曾任庶吉
士、兵科給事中、左給事中,穆宗隆慶中致仕。據明‧王世懋〈徐魯庵先生墓表〉
所載推測,其生活年代約當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至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間。徐師曾
著述甚富,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注》、《正蒙章句》、《世統紀年》、《湖上集》。所纂集之作,有《文體明辨》、《詠物詩編》、《臨川文粹》、《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六科仕籍》、《吳江縣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於世。

至於賀復徵,晚明人,字仲來,祖籍江蘇丹陽。《明史》無傳。但由《文章辨體彙選》本身所收錄賀復徵〈雲社約〉、〈吳吟題辭〉、〈救荒末議〉、〈道光和尚述〉諸文,還是可以知道一點賀氏的出處行藏 。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文體明辨》八十四卷,有如下之批評:

蓋取明初吳訥之《文章辨體》而損益之。訥書內編僅分體五十四,外編僅分
體五。前代文格,約略已備。師曾欲以繁富勝之,乃廣正集之目為一百有一,
廣附錄之目為二十有六。

也就是說吳訥的《文章辨體》已經對於前代文體,蒐羅的大致齊備。徐師曾的工作,雖然析分歷代文體為一百二十七體,不過稍加增廣而已。何況徐師曾對於歷代文體的辨析,多少犯了:「忽分忽合,忽彼忽此。或標類於題前,或標類於題下,千條萬緒,無復體例可求,所謂治絲而棼者歟。」 這樣的毛病。

至於賀復徵的《文章辨體彙選》,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也提出下列四個病疵:

其中有一體而兩出者…,有一體而強分為二者,…有一文而重見兩體者…又於
金、元之文,所收過略,而後人擬仿偽撰之作,…乃概為收入,未免失於別
裁。意其卷帙既繁,藁本初脫,未經刊定,不能盡削繁蕪。

也就是說:賀復徵的問題在於:未能服從一個固定的體例,在分合的標準上,有所游移。但賀復徵於文體分類,蒐羅最廣,可謂傾畢生之力,鈔撮而成。遺文墜典,往往有之。何況,賀復徵《彙選》擺脫前代總集「兼收詩賦」之傳統,只專力於收錄應用型駢文、散文,並對於歷代既存的駢文、散文作了進一步的辨析。並非毫無特色 。紀昀最後也還是肯定賀復徵的《彙選》:「祇存鈔本,傳播甚稀,錄而存之,固未始非操觚家由博返約之一助爾。」既然在保存文獻上面,不無貢獻,還是把它存錄在《四庫全書》中。

《文章辨體》與《文體明辨》兩書都是一面選錄文章,一面依體序說。所選錄的文章都是習見的作品,所以值得參考的地方,反倒不是所選的作品,而是〈序說〉的部分。我們當代人也許應該跳脫紀昀的思想框架,從今人的角度與需求去看待這兩本書的〈序說〉。兩書的〈序說〉,論深度,也許不如《文心雕龍》之「體大慮周」;但論及文體,卻遠多於《文心雕龍》。誠如羅根澤所說:

在當時,他們著作的目的主要在指示各體文學的準則;到今天,值得我們參
考的卻主要在他們提供了關於古典文學體類及其性質與流變的知識。

根據郭英德〈論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所析,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形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二是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三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 至於劃分文體的方法,又不外以「文章的內容和功用」、「文章所採的表現方法」、「文章的結構特徵」、「文章的語言風格」為標準 。而這些辨析文體的方法或標準,都可在吳訥、徐師曾兩書的〈序說〉中,獲得驗證。例如:吳訥在《文章辨體‧諭告》引真西山云:

按:真西山氏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曰命、
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 太祝以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
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為經,不當
與後世文辭同錄。」

太祝在同場合,針對不同對象,使用不同的「言說」,以行代言之職。則所謂辭、命、誥、會、禱、誄,都是「王言」。是因為行為方式的殊異,以致成為以致形成六種文體。《文體明辨‧前序》曾說:

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自注:風
雅頌為經,賦比興為緯)。書體六,今存者三(自注:此蔡氏、真氏據《周
官》太祝六辭而言,六辭:辭、命、誥、會、禱、誄也。)其後顏氏推論,凡
文各本六經,良有見也。

《文章辨體‧諸儒總論作文之法》也引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說:

夫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採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
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
比興謂之「騷」;感傷事物、託之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
「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吁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
歌謂之謠;步驅馳驟、斐然成章謂之行;……。

張表臣對於歷代重要的五十五種文體,都做成簡要的定義與辨析,在此並未全文徵引。詳觀其辨體方法,即不外從內容功用、表現方法、結構特徵、語言風格出發。

四‧餘論:文體論對古文學習的重要

誠如宋‧倪思所說:「文章以體製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明‧陳洪謨也說:「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辭者,文之華也。體弗慎則文龐、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脩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矣。」 由此可知,不論習作古文還是研究古文,辨體都是極為重要的工作。

然則,《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這一類的文體資料,究竟可以為我們帶來何種功能?個人以為至少有四:一‧可以了解歷代文章的「體製要求」;
二‧可以認識歷代文章的「風格特徵」;三‧可以發揮歷代文章的「社會功能」;
四‧可從歷代文章流傳律則,開創「當代文體」;五‧可以藉用文體論方法,開展「文章之學」的研究。

《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之所以可貴,正在於保有大量資料,而且便於檢索;在所有文體條目之下,不但詳為分類、深入辨體,還有各種寫作方法的指引。在當代的語境下,學習歷代文章,如能掌握兩書〈序說〉之內容,不啻掌握「探驪得珠」的巧門;在習作古文時,既能抓住寫作重點;將來研究古文,也比較可以深入精髓。


參考書目: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10)(臺灣學
生書局另有出版臺灣版)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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