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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退民進,資本意志與國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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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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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氣東來兄新近的文章(與少俠兄的交談,關於國內人心向背問題的一些個人看法
)中談到了“國退民進”,以及“國家意志”和“資本意志”的關系,於我心有戚戚焉,於是就有了這一篇文章。由於並非經濟學科班出身,淺薄粗陋在所難免,也敬請大家批評指正。

所謂“國退民進”,或曰“民進國退”,簡單的說就是在某個或某些產業中,國有產權交易出讓、民營經濟進入。事實上自改革開放開始,或者更為確切的說自1984年(以股份制改造為標志)開始,在1990年代中後期對國有企業進行MBO式改革從而“漸入佳境”,到2004年“郎顧之爭”前後到達頂峰。而隨著顧雛軍的垮臺,這波“國企民營化”的MBO模式逐漸陷入停滯。2009年之後,與“國退民進”相對應的“國進民退”之辯開始,以2010年的一篇文章《建議“兩會”審議和制止“國進民退”》為標志,引起巨大的爭論延續至今。
無論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引發了巨大的爭論和質疑。1990年代中後期對“國退民進”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上(當然還有路線方針之爭,即姓資姓社的問題,但這在十五大之後顯然不再成為主流);而近來的對“國進民退”的抨擊則複雜的多,抨擊者認為這是改革的倒退。但不能簡單地將後者視為對前者的反思和再批判,因為內涵已經截然不同。國企改革的主要思路是“抓大放小”------實際上就是說除了一些關鍵的戰略性行業之外,其它領域都對民營企業開放。因為產生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那一批國企民營化MBO,雖然其中不乏大型國有企業,但還是局限在諸如紡織、機械制造、家電制造等行業,且以中小型為主。因此批判“國退民進”所引發的國有資產流失主要的針對對象是中小型國企。另一方面,當前的對於“國進民退”的抨擊,本質上來說是對2006年國資委確定的國有資本控制範圍的挑戰。國資委強調“在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裏,國有資本要保持‘絕對控制力’;而在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行業,國有資本要保持‘較強控制力’”。事實上在諸如石油化工、煤炭等行業,雖然允許民企參與,但顯然在不少地方是受到限制的。當然也會有“開倒車”的情形出現,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石油和中石化對待民營加油站的“斷供”行為,由於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均集石油產業上下遊產業鏈於一身,控制著絕大部分煉廠、加油站和油品的進出口,民營加油站作為它們的競爭對手,自然會受到打壓。
針對“國進民退”的批評自然是有其道理的,一些巨無霸型的資源壟斷型國企(譬如之前提到的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行徑也相當無恥。但是一些影響力巨大的學者、媒體開出來的藥方,以《建議“兩會”審議和制止“國進民退”》為例,其實就是呼籲全面化的“國退民進”,本質上無非就是全面私有化。
為什麼這麼說呢?就以加油站問題為例,解決辦法其實一目了然,只需勒令這些控制上遊的國有石化巨頭剝離加油站業務,並且不再涉足加油站經營即可。但這顯然無法滿足一些人的胃口的,恐怕像英國在1987年私有化浪潮中對英國石油公司(BP)所作的那樣才能符合心意。在這方面學習西歐和美國不是不可以,不過不知道在整個世界上能夠為中國提供穩定供應------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方式------的油源有多少;或者換一個方式,如果中國能夠掌握石油定價權也好。否則的話這就像茅於軾先生的耕地紅線廢除論一般無稽了。再比如,自鐵道部前部長劉“跨越”倒臺之後,關於鐵路私有化的呼聲日漸高漲(雖然鐵道部表示絕不會搞私有化)。說到這裏也蠻奇怪的,有英美珠玉在前,居然還會有這種想法……

說起“國家意志”和“資本意志”,不妨先看看明末晉商,他們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傑出代表。不僅在女真最困難的時刻為其提供糧食、鐵器等戰略物資,亦不辭辛苦的搜集明庭的情報,為滿族入主中原立下了漢馬功勞。因此順治初年即將範永鬥、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八位山西有功之商召入京城,賜宴便殿,入籍內務府,封為皇商。所謂滿清八大皇商即來源於此。很顯然,此處的“國家意志”和“資本意志”起了沖突,當然這裏的“國家”說得是明朝政府並非滿清。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之前提到的BP。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英國一時陷入了石油恐慌。當時的首相希思(Heath,保守黨)認為英國政府在BP中持有51%的股份,BP理應為英國利益服務,所以要求BP優先向英國供應石油。但BP並不買賬,認為自己是獨立經營的企業,應該只對股東負責,而政府不應幹預公司的經營活動。這就是1975年工黨政府上臺後出臺一系列法案,並成立了英國國家石油公司(BNOC)的原因。當然了,在撒切爾夫人( Thatcher)上臺後,BNOC最終被BP吃掉,而英國政府也在1989年“徹底”完成了石油工業私有化。
以上的事例說明,“國家意志”和“資本意志”並非總是一致的,若是發生沖突了應該怎麼辦?英國的方法好像蠻不錯的,私有化之後兩者就趨同了嘛。表面看來確實是皆大歡喜,但問題在於這裏的“國家意志”的變化。以英國工黨為例,從1983年到1992年三次大選的失敗,導致對公有制的放棄和“第三條道路”的興起。這固然與二戰之後社會主義思潮的起伏是一致的,是英國人民自己的選擇。但另一方面,英國的服務業(包括金融、保險、零售、旅遊和商業服務等)占GDP的比例在2010年已經達到77.1%,金融業過度發達、產業空心化的問題暴露無遺。以基尼系數為例,如下圖所示,的確是趨向“資本意志”了。


 然而這樣的“國家意志”和“資本意志”的和諧一致能夠維持多久呢?英國的底子還在,畢竟數百年世界霸主的地位也並非浪得虛名,這樣的關系也仍然維持的下去。但資本的貪婪性與生俱來,且無與倫比。以明朝為例,其實除了晉商的“資本意志”外,問題更在於其勢力龐大的官商,滿口仁義道德利義之辯的朝堂君子,卻往往是家族利益的代言人。太監這個群體的形象向來不佳,尤其在明末,可謂是凶殘暴虐無惡不作,《五人墓碑記》就是批判他們的代表作。問題是沒了收稅的太監之後,以茶稅為例,到崇禎十年,僅浙江一省茶稅就從萬曆、天啟年間地二十萬兩白銀降低到每年十二兩白銀;再來說海關稅,自萬曆開海禁之後,到萬曆四十年,每年可以進賬四百萬兩白銀,但崇禎登基後,東林君子認為這是惡政,應該恢複海禁……於是廢除海關稅,自然之後就再也沒有一兩銀子的收入。至於哪些人能夠從中獲利,這些士大夫君子自然是不會告訴崇禎皇帝的。另一方面,國庫沒錢了怎麼辦?自然要向農民伸手。於是可笑的一幕出現了:邊境軍事開銷巨大,土地兼並嚴重國庫沒錢;皇帝試圖收商稅,官員抵制說這是與“民”爭利,從農民那裏收錢才是正理,於是對農民加稅;但是自然災害頻發,地方上農業歉收,農民沒有活路揭竿而起……最後,明王朝就在這種種“資本意志”之下崩潰。

在孱弱且有外患的時候(如明末或民國時期),“資本意志”往往為外來勢力張目;在發達強盛的時候(如明朝中後期……或許也會有未來之英美),資本的貪婪和無限膨脹為未來的不幸埋下伏筆。這就是為什麼強調“國家意志”必須壓倒“資本意志”的原因。回到開頭的“國退民進”,不難看出,在今日之中國,某些人口中的所謂“民”和明朝士大夫口中的“民”是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再看看蘇聯解體之後的私有化狂潮造就的寡頭大亨……總之與普通的老百姓是沒有什麼關系了。道理很簡單,一般老百姓哪裏有資格去私有化,被私有化恐怕才是可以想見的結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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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深信南懷瑾先生說過的一句話 “政治這玩意兒是有報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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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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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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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春水向東流
東北風
同胞
Goo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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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的話“無往不復”,這是因果報應,每件事必定是迴轉過來報應的,你怎麼樣打人,就會怎麼樣被人打;你怎麼樣去殺人,就會怎麼樣被人殺。 “其事好还”就是这个意思。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

這幾篇大作讓人印象深刻,也足堪在位子上的政治人物省思。或許天道就是用這法子不斷的印證輪迴果報與天道好還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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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不易,創業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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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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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馬家為甚麼都是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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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動力
anycall
大鳥絲帶
哥哥是座山
hito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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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大題目。我認為兩岸都必須深思政治存在的價值。

台灣這邊顯然是與現實脫節了,綠營的台獨黨綱顯然與多數台灣人民的意願相左,實質已被綠營自己冰凍。所謂的藍營則是因為少數人的價值觀偏差,喊出了違反黨綱的 「台獨是人民選項」與【中國國民黨】存在與否錯亂自我否定的語言,所幸黨內中堅力量力挽狂瀾,否則不僅是藍營的災難,更是兩岸間的災難。

大陸方面呢? 官員還能念茲在茲於「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嗎?還能考查出方向並堅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嗎?能「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嗎?

這些都是必須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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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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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楚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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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erz
好久不見
咪嚕~
米酒
茜咪
boxer
丁丁真的是人才
風雨聲
anycall
哥哥是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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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末尾难免带有对当时领导人的称赞。

当年我第一次读到三个代表的时候还是学生,首先油然而生的是念头是:这个党在为自身蜕化做理论准备。按照那个框架,进可攻退可守,转变成一个彻底的资本控制的政党,如同美国那样、日本那样也是可以的。而按照当时的风气,多半是要往这个路树上走。

呵呵,最后发现走不通。也算天幸,否则中国这一波得发展前景,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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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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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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緲緲
流影
跑跑卡丁車
同胞
動物園
就是那个光
anycall
哥哥是座山
hito77
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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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的文章寓意深刻,偶这才是真正的抛砖引玉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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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深長的好文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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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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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call
iid8
小小橘
可可愛跳舞
不理不理右衛門
啃得機
飛到東又飛到西
hito77
水波雲影
人間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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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值得細細品味啊

止是不知道當局者能不能悟出其中三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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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正震聋發瞶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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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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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冬天
很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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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聲
人間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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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寶寶
吧啦
核力量
小夜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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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兄出手硬事件是不凡! 這才是春秋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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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转帖一祭。并非经典,但是可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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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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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共亡黨十年祭

       本文是著名經濟學家、紅旗出版社社務委員黃葦町根據2001年7月13日他在中央黨校講課的部分內容整理而成。到今天,本文已經發表了十年,中共也迎來了建黨九十周年。因此,今天恰是可以重讀的時候。  

       1991年8月24日,蘇共被迫宣布解散。蘇共亡黨的原因很多,但誠如作者所言:“蘇聯共產黨不僅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搞垮,還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拋棄。而這後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作者從一個側面,再次簡要地回顧、審視了蘇共覆亡的歷史,證明了“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於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臺”的真理。

  認真汲取蘇共丟失政權、宣布解散的沉痛教訓,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歷史理解,對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認識。

  正文:

  不久前,我們隆重、熱烈地歡慶了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可對於北方鄰邦的共產黨人來說,此時此刻,他們的感情卻是複雜的。因為相隔不到兩個月的8月24日,就是蘇共亡黨(宣布解散)10周年的祭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大執政黨的歷史命運如此天差地別,不能不讓人感慨和深思。

  對蘇共亡黨的原因,我國理論界已談得很多,如帝國主義的顛覆破壞和和平演變活動;蘇共長期拒絕改革開放,堅持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導致的經濟停滯和落後;還有後來推行錯誤的改革路線,背棄馬克思主義原則,削弱黨的領導等等。但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實,人們談得相對較少,即蘇聯共產黨不僅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搞垮,還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拋棄。而這後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觸目驚心的反差:輝煌與淒涼

  作為蘇共掘墓人的葉利欽,1989年3月是以89.44%的壓倒多數選票,也就是說,他是在選區絕大多數老百姓的擁護下,擊敗了蘇共的正式候選人,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黨後,又以壓倒優勢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

  1991年的“8.19”事件是蘇共挽狂瀾於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災難深淵的最後嘗試”,可惜,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蘇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萬蘇共黨員的積極響應,軍隊也拒絕執行命令,甚至發生倒戈。

  事變失敗後,蘇聯解體,蘇共解散,其財產被沒收……令人震驚的是,查封者不僅沒有遇到任何有組織的反抗,在有關的歷史檔案中,也沒有發現當時哪裏有工人、職員、蘇共黨員們自發地集合起來,去保衛自己的區委、市委和州委,或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的記載。

  《蘇維埃俄羅斯報》的政論家謝爾蓋曾寫道:“由於種種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羅斯工人群眾之間,醞釀了一種信念,認為摧毀蘇維埃制度並放棄與蘇共的團結一致將對人們有利。人們為什麼會這麼想?————這是一個千古之謎。目前沒有誰給這個謎作了明確的解釋。”謝爾蓋不解地說,“看來……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現在卻像盲人一樣,蹣跚地走向深淵。”

  是這個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嗎?不是,就在同一世紀的初年,群眾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卷走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時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十月革命前夕,共產黨曾驕傲地贏得了兩個壓倒多數:一個是人民用選票把60%的蘇維埃代表席位交給了布爾什維克,另一個是在反動統治的支柱————舊軍隊中,布爾什維克黨也贏得了絕大多數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擁護布爾什維克黨,於是臨時政府就到了眾叛親離的末日。據說,當時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幹隊伍就可以攻占起義的大本營斯莫爾尼宮。然而,臨時政府連這樣一支軍隊也派不出來。我們在《列寧在十月》這部歷史巨片中看到的場景,是歷史的真實記錄:當起義隊伍像潮水一般地湧進冬宮大門時,只有為數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擋車式的無效抵抗。

  還有中國觀眾熟悉的《列寧在一九一八》,也真實地再現了黨的領袖同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關系:列寧遇刺後,發瘋的人群幾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饑挨餓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著列寧病情公告……這些過目難忘的畫面,同73年之後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黯然離去時人們所表現出的驚人冷漠,反差多麼鮮明!

  蘇共創業時的輝煌和謝幕時的淒涼,其原因,必須從她和人民群眾的關系變化中去尋找。

  斯大林時代“人民公僕”的蛻變

  曾有人說,布爾什維克是靠三個口號上臺的:和平、土地、面包。這三個口號加在一起,反映了參加二月革命的工農兵群眾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卻以所謂國家利益來拒絕下層人民的“狹隘利益”,於是,群眾紛紛轉到了布爾什維克一邊。正是靠著這種支持和信任,蘇共所執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權才能在國內反革命勢力和14國武裝幹涉的圍剿中站穩腳跟、鞏固陣地、發展壯大。也正是靠著這種支持和信任,蘇共才能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封鎖中獨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且用歷史上最短的時間,達到西方國家用了整整一個時代才實現的工業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在危急形勢下也有過一些失誤,如無償征集餘糧引起農民暴動,肅反擴大化傷害了知識階層,還有在白軍逼近時槍決沙皇全家損害了紅色政權形象……但作為心底無私、襟懷坦白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一旦發現錯誤,就堅決糾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經濟政策取代軍事共產主義,為蘇俄經濟的複興奠定了基礎。列寧還十分注意發揮黨員的模範作用和防止執政黨脫離群眾。1919年,在給動員上前線的共產黨員的手冊中有這樣一句在俄羅斯大地上廣泛流傳的話:“共產黨員的稱號要擔負很多義務,但是只給他一項特權————最先為革命而戰。”1922年召開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特別作出規定,要求對黨的幹部“個人發財企圖必須無情地加以制止”,絕不允許把入黨看作向人民謀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為蘇聯的發展特別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但遺憾的是,他沒有完整地貫徹列寧的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勢下的臨時性措施固定下來,並在有的方面走向極端。

  比如,革命勝利後列寧從盡快接管地方政權考慮,不得不采取幹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卻把委任制作為任用幹部的惟一方式。這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變相任命制,不僅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且,由於被選拔的幹部只需對上負責,不用對下負責;只怕領導批評不怕群眾反對,必然使人們逐漸失去共產黨掌權之初的那種“主人翁”感。

  再如,列寧強調黨的思想統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斯大林則把“思想統一”引申到不允許黨員對黨的具體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就有蘇共領導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律,改革計劃工作,使國民經濟平衡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農村也出現要求把核算單位從生產隊下放到作業組,並自負盈虧,使個人勞動和物質利益掛鉤的提議。這些都是當時蘇共從事經濟工作和農村工作的基層幹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產發展要求的正確意見,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確意見未被采納,而提出意見的蘇共幹部,還因此獲罪。

  還有,受當時環境的限制,列寧不能不較多強調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這是必要的,但也帶來隱患。列寧在晚年,已經有所察覺,他逝世前講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防止“人民公僕”蛻變為“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強對黨和國家權力的監督。而斯大林卻由權力高度集中,走向個人專斷和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就嚴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氣,損害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特別是在隨之而來的“大清洗”中,錯整了蘇聯各民族大批的優秀兒女。這期間共有多少人被害,現在還不得而知,總之數字十分驚人。這不僅給蘇聯的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很大危害,並產生了社會上、道義上和心理上的嚴重後果。蘇共在當時還使用了殘酷的體罰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親友,造成無數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會氣氛……後來的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不能說與“大清洗”的後遺症無關。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過不斷渲染這段歷史來嚇唬老百姓,利用人們對回到“斯大林專制時代”的擔心,和今天的俄共爭奪選民。

  可以這樣講,蘇共黨群關系的巨大裂痕,正是從斯大林時代開始的。

  特權、腐敗使蘇共漸失人心

  斯大林逝世後,蘇共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經濟體制上,並沒有脫離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因此,盡管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使蘇聯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有了重大的改善和進步,但領導集團脫離群眾的傾向不但未得到糾正,而且有所發展。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平均主義當做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因貢獻大小和責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別也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曾流傳著一個動人的故事:糧食人民委員(相當於糧食部部長)瞿魯巴因饑餓而暈倒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在饑荒時期,瞿魯巴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是,他卻沒有從中留下能填飽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糧食。他的崇高品質使在場所有的人無不動容。列寧得知後,親自倡議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為病弱的國家機關人員設立“療養食堂”,目的是要把這作為在饑荒年代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員承受超負荷工作重壓的必要措施。這種做法,人民群眾是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後,“療養食堂”沒有取消,反而逐漸演變為蘇共幹部的特殊食品配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這類待遇還只限於少數高級領導人範圍,差別也不懸殊,還屬於比較正常的情況。但後來隨著黨政機關的不斷擴大,配給面越來越寬,標准也越來越高。當高層和中層領導幹部與人民群眾相比享有越來越多的各種福利時,“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識也必然隨之強化,搞到後來,蘇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蛻變為特權,並向社會其他階層保密,這就意味著黨和國家的管理機關,開始把自己和人民隔離開來了。

  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過一句很有哲理的話:“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麼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穩定”幹部上。一個是穩定權力,不斷頒布各種條例、規定。這些條例、規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無關,而是為了使官僚階層日益膨脹的利益要求,進一步固定化、規範化、制度化,使他們感恩戴德,成為當時領導集團的堅定擁護者。另一個就是穩定隊伍,盡量提拔一些親信,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別人再用當年趕赫魯曉夫下臺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幹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愛護幹部”的領袖在臺上,以維護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上下之間便形成了一種具有特殊利益、卻與群眾越來越疏遠的“共同體”。

  在這種情況下腐敗必然盛行,而反腐敗鬥爭卻很難開展下去。例如烏茲別克老百姓給蘇共中央寫了大量的信,反映種種營私舞弊和違法亂紀問題。這些信都轉到了烏茲別克共和國黨中央,要求進行調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說查無實據,或是說已作了處理。然而,人們還是不斷地往莫斯科寫信,反映他們遭到了打擊報複。1980年至1983年這短短4年時間裏,蘇共中央收到來自烏茲別克的這種信件,就有幾萬封。

  提拔親信和保官的組織路線,導致大批庸人進入和滯留在領導層,造成黨的總體決策能力下降;而脫離人民,無視群眾利益,則進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確判斷的基礎。和美國搞軍備競賽,用核導彈代替黃油,必然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眾不滿。特別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打了整整10年,蘇軍年輕士兵死傷人數高達3萬人,千萬個失去了兒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難歸咎於當時的政權。

  理論與實踐脫節的惡果

  另外還有一個不能不談到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一旦出現理論和實踐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遠遠低於其他社會制度。

  就拿平等問題來說,資本主義國家盡管也講“主權在民”,但在經濟生活中,資本主義公開宣布的卻是股同權同的金錢平等,小股東和大股東之間、老板和雇員之間,是沒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蘇聯,人們從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國家,沒有剝削和壓迫,蘇維埃國家公民人人平等,蘇維埃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公僕。所以,人們對於社會平等的訴求就更強烈,對官僚特權階層的出現和腐敗行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蘇共領導層一邊講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邊卻由“公僕”們隨意作出損害人民利益的決定。一邊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們接觸西方社會;一邊又把從特供商店低價購買進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學,作為自己的特權。這必然增強蘇聯群眾的逆反心理,以至認為其所有的說教都是虛偽的,搞到後來,甚至危及到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根本信仰。黨的領導人也因此威信掃地,成為民眾嘲諷、唾棄的對象。所以,沒有什麼比這種言行不一,比這種對自己和對人民的雙重標准,使領導層更失去群眾信任的了。

  在這種情況下,以“敢於抨擊特權”、呼籲“堅持社會公正原則”而聞名的葉利欽,自然成了眾望所歸的“反腐敗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補委員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反而為他戴上了殉難者的金色光環,大大提高了他在群眾中的號召力。後來他能以壓倒多數當選蘇聯人民代表和俄羅斯總統,以及在“8.19”事件中,那樣多的莫斯科人站出來保衛“白宮”,就是因為他們認定,蘇共領導集團急欲除掉的葉利欽,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

  由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建立起來的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隨著群眾各種不滿的積累,蘇聯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感情由親到疏,由熱到冷,出現越來越大的裂痕。盡管人心的流失和渙散在一定時期內還是無形的,還處於潛伏狀態,或者說領導層雖然有些了解但不認為有多大危險,但實際上,危險已在節日遊行時滿街漂亮的標語口號和歡呼聲的背後潛滋暗長著。當這種黨和人民“堅不可摧的團結”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軀殼,而內部卻已鏽蝕斑斑時,一遇“地震”,大廈便會轟然倒塌。這在某些東歐國家的劇變————前蘇聯劇變的預演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其中最血腥的場景之一,便是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而當時的羅馬尼亞共產黨是東歐人數比例最高的共產黨之一,全國每6人中就有1個共產黨員。

  一位曾作為中共代表團團員參加過羅共最後一次黨代會的老同志告訴我,齊奧塞斯庫在全會上作報告時,被全體起立的代表們雷鳴般的掌聲打斷達數十次之多。面對這種眾志成城的激動人心的場景,誰能想到那麼快就會禍起蕭牆?誰能想得到,當他們夫婦逃亡時,竟沒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親、作風腐敗和好大喜功,造成嚴重脫離群眾。每年高達39%的積累率,使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潛伏著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劇變一旦發生,人心向背頓時顯現,羅共組織也頃刻瓦解。

  小平同志說過,“東歐的事情對我們來說並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蘇共也是同樣。中央黨校蘇共史專家王長江同志曾對我談起過一組數字,蘇聯解體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當時的蘇聯社會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然能夠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幹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蘇聯人民並不認為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乃至普通黨員自然不會再有當年保衛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祖國那種政治熱情和奮不顧身的精神了,對蘇共的垮臺冷眼旁觀,甚至出現在她的對立營壘中,都是不奇怪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蘇聯黨群關系的首先解體,才導致了蘇共和蘇聯解體的悲劇。

  我們為什麼沒有重蹈蘇東覆轍?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也出現過黨群關系的嚴重危機,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無盡無休的階級鬥爭,使人和人的關系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溫暖,不僅大批好人受到嚴重的精神摧殘,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連。十年“文革”,造成百業凋零,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農民在多次被“割資本主義尾巴”之後,接近赤貧的境地;城市職工在很低的消費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在一間房子裏,新婚夫婦被迫分居男女宿舍。人們也在發問:難道這就是社會主義?然而在廣播裏、報紙上仍然是“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被強奸的民意由不滿走向憤怒,終於在1976年清明節爆發。正是這種天怒人怨的民心向背,加速了“四人幫”的覆滅。

  但是,為什麼中國的這種爆炸性沖突,沒有像前蘇聯、前東歐國家那樣迫使中國共產黨下臺,也沒有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

  這同樣既要從歷史的大背景,也要從我們黨和人民的關系去考察。

  應該說,向西方學習,發展資本主義,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從康有為到孫中山等我國無數民主先驅者終生奮鬥的目標,但這些努力無一例外地都失敗了。人們向往的西方大國竟公然支持中國的封建軍閥來扼殺資產階級革命。中國愛國者是在屢屢碰壁後才發現,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資本主義道路想走也走不通。

  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是其他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不能相比的。

  一、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一起進行了22年的革命武裝鬥爭。這還不包括大革命失敗前以共產黨人為骨幹的東征戰爭和北伐戰爭,也不包括建國後的抗美援朝戰爭。歷時之久,規模之大,都是世界史上罕見的。僅大革命失敗後的一年時間裏,全國就有30多萬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而人民並沒有被反革命的屠殺所嚇倒,許多共產黨員和紅軍戰士,是他們用身家性命掩護下來的;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和革命將領的遺孤,是他們撫養成人的。黨和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感情是無法分離的。

  二、共產黨員為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戰鬥在前,犧牲在前,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已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1937年抗戰開始時,全國還有4萬黨員,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期間犧牲和失蹤的共產黨員,已10倍於此,真正是九死一生啊。全國解放前夕黨員發展到了300萬,但僅全國有名可查的共產黨員烈士就有370萬人。這就是說,絕大多數共產黨員沒有等到五星紅旗升起的一天。

  三、解放後,人民的生活、社會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共產黨的幹部使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什麼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什麼是人民政府和人民的勤務員。還有人民軍隊、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銀行……盡管他們有缺點,但他們與舊社會的那些貪官汙吏相比無疑讓人耳目一新。而與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也作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一直保持了下來。

  四、“文化大革命”時期盡管我們黨犯了嚴重錯誤,但人民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黨的看法。他們認為“四人幫”一夥不能代表黨,黨的絕大多數領導人,仍然是經受過戰火考驗的深受人民愛戴的革命家。人民也親眼看到了我們黨在撥亂反正時所表現出的巨大勇氣和無私態度。因此,即使是那些在1957年被錯劃右派、經受了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對黨也沒有任何怨艾,而是重新煥發活力,投身於新的工作機會。

  五、最重要的是,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選擇和堅持了一條實行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道路,使中國出現了空前的大發展,並使人民群眾不斷從中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進一步增進了人民對黨的擁護和信任。

  這就是中國為什麼沒有走前蘇聯東歐道路的基本答案。

  “三個代表”思想的深層含義之一

  因此,我們黨的堅不可摧,就在於和人民群眾的緊密聯系,就在於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對黨的這一生命線的認識,是滲透在他們的血液和靈魂中的。陳毅元帥曾寫過一首著名的詩叫《手莫伸》。他是功高德重的開國元勳,但詩中沒有任何“豪言壯語”。他承認自己是凡人,凡人有的種種弱點自己也都有:“豈不愛權位,權位高高聳山嶽。豈不愛粉黛,愛河飲盡猶饑渴。豈不愛推戴,頌歌盈耳神仙樂。”他不否認權力、地位、美色、贊頌都有誘惑力,但他的結論也絕不含糊,那就是“若無人民豈能活?”“來自人民莫作惡”。這正是他不被十裏洋場的金錢美女所迷惑,不被非常年代的權勢邪惡所壓倒的高風亮節的精神支柱。

  記得有位老一輩領導人說過這樣的話,我們這一代人是不會忘記群眾的,有人忘了也會想起來;但是,以後的人就難說了,他們忘記了群眾,也不容易想起來。今天重溫這段話,的確是語重心長的。

  如今,黨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及黨員、幹部隊伍的構成情況,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黨員、幹部隊伍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精髓的理解和運用,對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學習和掌握,以及他們的眼界和開拓進取創新的精神,都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正是這樣一支向“四化”邁進的黨員幹部隊伍,在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帶領群眾艱苦奮戰,使近20年成為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時期,從沒有任何政黨能如此造福於中國人民,這是我們時代的主流,也是獲得舉世公認的事實。

  而另一方面,長期的執政地位和物質條件的改善,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不能不警惕的因素。那就是“鐵打江山五十年”,有些人沒有了危機感、威脅感,也沒有了脫離群眾的危險感;“太平盛世二十年”,經濟的長期繁榮,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先富階層消費方式的刺激,使追求享樂、拜金主義的傾向在增長,幹部隊伍良莠不齊的情況也更突出。有的幹部對黨的傳統本來就知之不多,膽子卻很大,跑官要官的方法更歪門邪道,群眾觀念卻越來越淡薄,甚至個別出身貧苦的高級領導幹部也忘了自己來自人民。如胡長清從小放牛、砍柴、種田;而成克傑14歲時還不會說漢語。作為從窮苦鄉村走出來的農家子弟,到走上重要的領導崗位,他們最不應該忘記父老鄉親對自己的囑托和期望,但卻沒有經受住改革開放的考驗,墮落為人民的罪人。

  蘇共的歷史悲劇告訴我們,困難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不久前,江澤民同志在談到20世紀90年代一些長期執政的黨喪失政權的教訓時做了一個十分精辟的總結: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於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臺。今天,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對我們黨是信任和擁護的。但是,如果黨內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繼續蔓延,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的群眾和領導者離心離德。發展下去,亡黨亡國的危險也同樣存在。

  如今,建國已經五十多年了,親眼目睹過新舊社會兩重天的多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而今天中國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這種對比的經歷。他們更多的是通過自己的親身感受而不是通過歷史課本,來認識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幹部。要說對比,他們更會用自己身邊那些黨員領導幹部的言和行來進行對比,看誰說的是真話,誰說的是假話;哪些是真做,哪些是做樣子。同經歷過舊社會苦難的前輩們相比,他們的感恩思想更少,而民主和平等的訴求更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所接觸的黨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所作所為,會直接影響他們對我們黨和我們這個社會制度的看法。

  同樣,建黨已經80年了,經歷過革命戰火考驗的一代絕大多數都退出了政治舞臺。如果說,人們對過去的領導者還有一種“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統觀念上的認可,那麼現在的領導者則已不可能再靠這些了。

  那麼人民憑什麼繼續信賴我們呢?

  只能靠一點,就是實踐證明,我們黨仍然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的忠實代表者,而且,這種代表性是任何其他政黨或組織不可替代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獲得群眾的衷心擁戴,也才可能帶領廣大群眾完成中國新世紀的偉大進軍。

  這也是江澤民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用最大的篇幅闡述“三個代表”思想的一個深層含義所在。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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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都在重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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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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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了諸位賢達的共識---重讀經典,無巧不巧,最近都在重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老天爺喜歡在甲申年找中國人麻煩;且不說郭沫若這篇文字的份量,近千年以來,甲申年都代表了一個舊時代的過去與新時代的開展:闖王入北京,明正朔亡、近一點的甲申年,慈禧太后連敗於鴉片、中法戰爭後,無厘頭的八國聯軍義和團式復仇正在醞釀。

更早之前,清康熙下達了禁礦令,此舉注定了中國工業發展的停頓,與正在突飛猛進西方世界自此幾何級數的差距。更近一點的;兩顆子彈,他讓國民黨產生了徹底的質變、也讓兩岸對所謂的民主法治的迷信產生了無法衡量的破壞性的價值動搖,西西里島化的台灣選舉文化,也因此一躍成為主流、方興未艾。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把重心放在闖王李自成身上。憑著明思宗的剛愎自用、「國退民進」導致的貧富與賦稅不均,農民工走投無路一口氣相挺「迎闖王、不納糧」的集體信念,李自成橫掃大江南北。

李出身基層,他不是不懂老百姓的紈絝。他也不是成了氣候還是不脫匪氣的殺人魔王張獻忠。從興兵一直到兵臨北京城的種種舉措,處處顯示他是有心要當個好皇帝的。

不料「騎馬入京城」、一入首都花花世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黨產之多、「改革開放成果」後,李自成變了,手下的幹部一一抵擋不住物慾的誘惑;一個信念,質變為各自為政的小算盤、大好的局勢與江山,於是傾刻灰飛煙滅。

 

甲申三百年不止是歷史,他是現代啟示錄。

中國的行政權、治術、特務機關蓬勃發展,在明朝達到頂峰。盱衡古今中外,無人能出其右。

明王朝出了一堆又蠢又瘋、活像發情小動物的皇帝;思宗朱由儉並不是最糟的一個,相反的,他節儉、他自勵,比起明代吃喝玩樂的歷代昏君來說,可真算得上是「溫良恭儉讓」。上台後「求治心切」,搞掉了人人不齒的太監頭目、「法務部長」,舉國額手稱慶。

可是權力像嗎啡,朱由儉的智商沒有讓他徹底檢討特務機關、白色恐怖與「臣皆亡國之臣」間邏輯的必然關係。搞掉了一個特務頭子以後,他馬上忘了「天下為公」、「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本質,「便宜行事」的因襲舊制:

怕相權節制皇權? 於是廢首輔、以特務機關與黨報節制士大夫的做法不變以外,進一步弱化具備言官責任的黨權、殺大臣、鬥大老來立威。一顆子彈殺袁崇煥之後,明再無猛士可守四方。思宗力挽狂瀾派出多少欽差、「刺客」想要安撫民心、鎮壓叛亂、抵禦外敵、...,都沒有用。因為拍馬屁起家的的,終究不是守四方的那塊料子。

「國退民進」之後,魚鱗冊成了本內外有別、包產到戶的「外帳」,稅基流失,大戶收不到稅,只好在受薪階級的勞健保費、根本無業者的國民年金上動歪腦筋,要不就以肥料價格、運輸費用上盤剝農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再厲害的特務機關都不玩過走投無路的老百姓;終於民怨四起,天下大亂。

錦衣衛鬧得還不夠? 於是搞東廠,東廠不夠了再搞西廠....。特偵組、廉政署、廉能會....小機關一個一個搞,吏治卻是是越搞愈壞,士大夫人人想著怎麼苟全於亂世,紫禁城裡天天上演危城爭霸。黑機關很行嗎? 每天讓思宗「看報才知道」的特務日報很行嗎? 結果闖王的軍隊已經進了直隸了、清兵兵臨山海關了,可憐的明思宗都不知道。特務機關與黨報不是不知道外頭的真實情況,但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每天報的,還是那個臣子忠不忠心、哪個妃子節不節儉、發情期到了沒....,這類「天地興亡兩不知」的屁事。

中國改朝換代那是傳統美德。但很少下台皇帝死得這麼窩囊的:親手殺了老婆女兒,再畏罪自殺。「仁義之不施,而攻守之異勢也」,活的時候文武百官天天「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喊、臉書努力按讚。死的時候,別說願意跟著主子挺身一戰,好歹讓主子爺死得像個樣子的的忠臣猛士都沒有;淒涼身後,連個願意幫他收屍的太監也沒有。思宗的「我非亡國之君」,足堪為百代誡。

 

中國改朝換代那是傳統美德。很少「大風起兮雲飛揚」的農民皇帝離成功是如此之近的;可惜一個進北京沒處理好,為山九仞,終是功虧一簣。

郭沫若叨天之幸,部落格寫文算是沒白寫;思宗與闖王的故事之後三百年,有人認真的讀他的文、反覆讀他的文。傅作義降了,北京城也門開了,勒兵香山三個月,寧願賴在野地裡喝西北風開會做心理建設。

城,不進就是不進。

往事記憶猶新;「高興一天就好」、「謙卑執政」彷彿昨日,言猶在耳。終是躲不過「甲申三百年祭」的詛咒。

我好想問問親民黨、民進黨的主事者: 您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甲申三百年祭」,您們讀過了嗎?

 


甲申三百年再祭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6/11027560/20051118/12863909.html


甲申三百年祭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612/13484.html

38年4月24日的「中央日報」。共軍已在23日渡過長江攻進南京,24號黨報的頭版消息,卻是「國民政府主動撤離首都,重回革命陣地繼續奮鬥」、「南京撤退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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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通病我也不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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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台灣從滿清日據時代就這樣

統治者為了怕士大夫造反,所以給大量的土地與租稅權力

士族階層只要負擔上繳上頭規定的總額稅款,負責想辦法讓農工不要造反

以前人還比較有良心,吃人還吐骨頭

現在是偷玩農民的秤,吃定了工人,要最窮的一群人去擔90%的稅....吃乾抹淨還不夠

農民那一畝薄田說徵收就徵收,價錢還可以動手腳....

唉...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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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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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这一方面不是很了解,能否请达人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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