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季勳

立法院於三月三十一日三讀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人權團體對此兩大公約之通過莫不表示歡迎，亦樂見國內相關法令朝國際人權標準比照。

下述幾項國內推動已久的人權議題，皆體現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條文中，我們呼籲政府從這些開始落實起：

一、第六條「生命權」：生命權為人人所固有之權利，受到的法律保護，不得被任意剝奪。「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之懲罰」。秉照此條文之精神，國家應逐步落實廢除死刑之政策，包括廢除所有非侵害生命法益之死刑、保障死刑犯之請求赦免權等等。

二、第二十一條「集會權利」與第二十二條「結社自由」：集會結社權乃公民展現政治意志之最基本權利。「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中明定「和平集會的權利應被承認，對此權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近來行政院提出之「集會遊行法草案」對集會權之種種限縮，即嚴重違背了此一承諾。我們呼籲，行政院及立法院應比照修改集遊法草案，以完全保障公民和平實踐集會結社自由的權利。

三、第四十條：「報告之提出義務」：我們呼籲有關單位莫忽視此一提出人權現況之報告義務，確實徵詢公民社會意見，透過此機制全面檢視台灣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的進度與落差。

我們亦呼籲政府應儘速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政府既有意展現台灣落實國際人權標準之決心，就應儘速設立符合聯合國「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委員會」，讓兩公約有具體落實的機制。（作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黃文雄 中國時報2009.04.03摘要】三月三十一日，立法院審查通過了兩項國際公約。這種事在比較文明的國家都是大事，但我國中文報紙卻只有一家刊了一小則。這兩個公約是《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與《世界人權宣言》，合稱國際人權憲章。

相對於其他的人權公約，具有某種母法的地位。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個締約國。國際公約之生效，通常必須經歷三道程序，亦即簽署、批准（國會審查通過並由國家元首簽署批准書）、以及送到聯合國秘書處存放。我國雖於一九六七年簽署，以後的程序卻一路走來，極盡坎坷。

首先是，威權時代對走完程序的顧忌極深，和其他不少人權公約一樣，幾乎是做完簽署的國際公關之後，墨跡未乾，即鎖入外交部的檔案櫃。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之後，更為政府和社會所遺忘，九十年代後期才被民間人權組織挖掘出土，開始推動。前任政府接手進行，經歷三屆國會，未有結果。

這次國會審查終於通過，有幾點值得讚許：首先，不像之前，雖然兩任政府之行政院都主張全文通過，立法院卻保留了三個重要條文，並對兩公約共有的第一條（人民自決權）附加「宣示」。這次全文通過，不能說沒有進步。

第二，更重要的是，立法院於兩公約之外，並通過一個施行法，明訂兩公約送或不送到聯合國存放都有國內法的效力；優先編定落實的經費預算；各級政府機關並應於兩年內檢討法令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必須完成修法或改進等等。為以後之批准或加入（accede）其他國際公約，開闢了一個新模式。

第三，施行法也明定，依兩公約之規定，定期針對施行成效，建立國家人權報告制度。一旦實施，我國民間人權組織將可像其他文明國家一樣，提出反報告或「影子」報告，對政府的成績進行監督。

第四，良好的政府政策，應有持續性與累積性。兩公約由前任啟動，現任完成，是一個良好的示範。前任已有國家人權「試行報告」，此後將有正式報告，即是一例。

但是這個難得的成績，也有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地方。前文提及，威權時期簽、批人權公約時，「自由中國」之國際公關的成分居多；退出聯合國後，更和國際人權體系斷絕了連繫，政府有關人權事務的知識和資訊，尚不如民間（連最最基本的兩本國際人權法彙編，也是人權團體努力的成果）。

前述施行法將工作交給「各級政府機關」，其成效品質如何，不難預測。解決之道，應該是成立一個聯合國已經提倡多年，連北京也在籌備成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前任政府曾經有相關設置草案，可惜受阻於立法院。政府應該思考設立人權專責機構的問題。

民間人權組織已經在準備個案，以測試兩公約在國內的使用了。媒體公器至少也應該盡點報導的責任吧？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

心得評論：

1.      人類生物的本能是「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懂得尊重人權、扶助弱勢這種偉大的情操，是少數高貴的人類運用理智與智慧所發明出來的結果。

2.      為了讓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讓人類符合理性、符合公平正義，那麼人類就需要受教育，來接受《世界人權宣言》與其他法案的約束；但是因為非常地違反人性，所以教育變成是一條漫長的路。

3.      因此，所有的政黨都有責任不斷地透過選舉活動、政治活動來教育社會大眾，有關於種種的人權法案的內容，並且透過媒體傳播，不斷地來教育社會大眾遵守《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世界人權宣言》。唯有如此，台灣的社會才能在民主與自由上扎根。

4.      以中國儒家的方法，要要求百姓「終身學習、五育並重、控制情緒」，只有在這樣的生活情境中，人類才會越來越理性，才會願意尊重別人，維持社會正義，願意學習國際人權憲章。

5.      以佛教的方法，就是要權貴放棄欲望，過簡樸的生活，讓自己與所有的人權力平等，發言機會平等，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夠彼此尊重。凡是信佛的人，都不應該當政務官；當高官的權貴佛教徒，都是非常虛偽的。

6.      以希臘哲學家的方法，就是凡事要有定義、要有標準，大家都要遵守，不允許有雙重標準存在；同時知識份子要不斷地監督權貴，讓權貴受到嚴格的學術要求，遵守國際人權憲章。

7.      以回教、基督教、猶太教的經典為標準，要求「大的要服侍小的，權貴要負責所有弱勢者的生活照顧」，弱勢者沒辦法生活，權貴一定要負起全部的責任。權力地位越高，他的奉獻就必須越多，沒有奉獻的權貴就會成為人民公敵，社會敗類。總統，是一個國家權力最高的人，他奉獻的金額比例應該是全台灣最高的才對，做到的人才容易遵守國際人權憲章。

8.      馬克思的看法是，權貴如果捨不得拿錢出來幫助弱勢，就應該用暴力來對付他們；任何貪婪的權貴，貧苦的大眾都有權力用暴力來對待他們。什麼樣的情況下，社會的各階級可以和平相處呢？就是社會福利非常地完善，公共建設品質非常地優良，權貴講話非常地有禮貌、謙卑，這樣才不會發生無產階級革命，權貴也會遵守國際人權憲章。

9.      英國莎士比亞的做法是，把權貴骯髒、不要臉的事蹟，寫成小說，編成戲劇，不斷地在民間表演給社會大眾看，一直到權貴願意改善他的貪婪吝嗇為止。台灣如果有這種劇作家，大眾也會樂意遵守國際人權憲章。

10.  日本戲劇大師的方法是，利用戲劇，塑造國民生活的典範，讓權貴自殘形穢，同時也學會不斷地把政客的嘴臉跟典範，互相比較。如此，大眾也會樂意遵守國際人權憲章。

11.  達爾文的方法是，一方面讓百姓學科學與理性，一方面開放自由競爭，讓所有的人有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如此，大眾也會樂意遵守國際人權憲章。

12.  想要擔任台灣的意見領袖的人，他的思想境界一定要超越歷代大師，他才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好好地教育社會大眾成長、理性；意見領袖如果只想要追求權力欲望，而不是教育，就會變成很爛、很無能的政客。

13.  台灣國中小學，一直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要求學生要講信用，「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社會知名人物、政治人物，如果講話不守信用，政見跳票，就會造成全國百姓唾棄儒家思想的誠信原則，從此社會就會產生一連串的黑心商品、詐騙集團，這都是各界領導人應該嚴肅看待的事情。

14.  政客的政見如果跳票，不只應該下台，還應該接受司法審判，若不如此，全國的學生都學會詐欺、不守信用；將來所有的政治人物，沒有一個會守信用，侵犯人權的事情就不會停止。

15.  學者，一定要守信用，說到就要做到，讀了什麼書，就要全部做到，不然就沒有資格教別人；讀了教科書上的內容，自己又做不到，這就是對自己不誠信，不配為人師表；並且，不守誠信的思想毒素，會傳染給學生，甚至汙染整個社會，罪過非常地大。

16.  許多學者巴結政黨權貴，不顧學術專業，為六三三政見背書，甚至在失業率飆高的狀況下，還說燕子來了，這樣的學者無恥至極，專門詐騙散戶被套牢，當然是斯文敗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