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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法制為害非淺 不能再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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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 Sky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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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社論2009.07.10摘要】台灣高等法院日前裁定,台北地院判認石守謙交保,而免予羈押之裁定撤銷,檢上抗告有理,應重為裁定,引起注目。此種在司法程序中不時出現,而令人深感困擾的審前羈押程序。

石守謙案,只是許許多多審前羈押案件的一例,類似的場景經常發生。在現行司法程序上制度安排,明顯具有的瑕疵。此種審前羈押的類型是,檢方聲請羈押,地方法院認為不必羈押,檢方抗告,高等法院發回地院重裁。這在現行羈押制度上屢見不鮮,有時可能上上下下好幾回合,才決定當事人是否應付羈押。

我們所質疑的是,地方法院認為,並無必要羈押的案件,為何容許檢方抗告?在地方法院認為應該羈押的案件,容許被羈押者抗告,乃是為了保障人權。當地院認為不必羈押時,容許檢方抗告,據說是基於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但是,此種當事人地位對等,只是形式主義的法學邏輯,缺乏實質正當理由。

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應該是為了保障人權而存在,檢察官對於法院認為不許羈押的案件繼續抗告,是威脅人權,不是保障人權,沒有適用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的實質理由。 

審前羈押,相當於未經審判,而羈束當事人人身自由,與施以刑事制裁實質效果接近。法官對於應否審前羈押,如果認為尚有合理懷疑時,可以要求交保,以防止被告逃亡,就不該逕付羈押 

其實不論是虞逃羈押、串證羈押、虞犯羈押或是重罪羈押,法院裁定審前羈押,都必須形成關鍵事實(如逃亡、勾串、犯罪嫌疑重大)的確信,也就都必須形成超越合理懷疑的心證,才能裁定應付審前羈押。

由於聲請審前羈押的時點,完全掌握在檢方手中,對於被告往往形成突襲,被告在羈押程序中,往往不能閱卷,因此所能有效行使的防禦權利,實質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要求法院形成超越合理懷疑的心證,在被告無法充分防禦的情形下,檢方應盡的舉證責任,也遠比實體審判中的要求容易許多。

如果在聲押程序中,檢方憑藉偵查中既有的辦案優勢,尚且不能說服法院裁定羈押,就已證明不能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根本沒有容許檢方再行抗告的理由。如果經過上上下下冗長的程序,始能再為羈押,其實也已顯示根本缺乏羈押的迫切性。

如果聲押不成,檢方另行發現應付羈押的其他事證理由,本來可以另行聲請羈押,也不須要抗告。現行的抗告程序,上級法院廢棄原審裁定,又不願意自為事實認定,而要發回地院重裁,可能出現各種耽誤以及不合理的現象,徒然浪費司法資源,極不可取。很有必要修法改變審前羈押,容許檢方抗告的規定,於地院裁定不予羈押時,不許檢方抗告 

現行制度之所以容許檢方抗告,與訴訟制度上長期存在的一項盲點有關。也就是以為事實審的決定,可以上訴重新審判,其實事實審應該付以堅實的審判,一審即為已足,越到後來,科學舉證愈困難,只會離事實真相愈遠。

過去總是對於一審法院法官,認定事實的能力有懷疑,就用容許上訴的方式來補救,殊不知事實問題上訴,註定會讓問題更難獲得解決,並不是明智的制度設計。真要以為一審法官素質不夠,那麼就該直接讓二審法官,審理事實問題。

二級事實審,讓當事人疲於奔命,痛苦不堪,在纏訟中消耗司法信用,是司法總是吃力不討好的關鍵錯誤,也是司法改革必須徹底改弦更張的課題。 

石守謙案審前羈押,又顯示了司法重覆多年不得其解的制度錯誤,司法政策的主事者可不可以痛下決心,在制度上進行必要的改革?錯誤的法制為害非淺,真的不能再拖了!



【摘要2009/07/10 中央社】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開前總統陳水扁的延押庭,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到庭旁聽。城仲模表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陳水扁)都沒有這些情況,羈押幹嘛」。

城仲模答覆中央社記者訪問指出,他與陳水扁沒有交誼,今天純粹是因看了先前媒體對扁案相關報導,基於關心司法人權及陳水扁的身體才來旁聽。旁聽後覺得「感慨萬千」,因為沒想到10年前推動司法改革,10年後看結果,竟發現還有那麼多缺失。

他雖然表示不方便談論個案,但仍指出檢察官公訴時竟拿稿照唸,還拿前遠航董事長崔湧棄保潛逃的例子做延押理由,「怎麼會這麼粗糙」;合議庭的素質,也待提升,尤其刑事訴訟法第101對羈押有明確規定,「(陳水扁)沒有這些情況,羈押幹嘛」。司法應超脫政治糾紛與漩渦,但這一年來的司法明顯出了狀況。


(摘要7.10.2009中央社 葉素萍)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顧立雄、台大法律系教授陳志龍等人,今天出席監察院人權保障工作研討會時指出,以重罪羈押做為單獨羈押理由,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監察院召開「第2屆人權保障工作研討會」,包括前監察院長錢復、內政部警政署長王卓鈞、學界、法界人士等300多人與會。陳志龍、顧立雄提出「審判前重罪羈押」相關報告。陳志龍表示,「重罪羈押」與「重罪羈押無限延長」是舊時代思想物,挑戰著當代國家的人權保障,尤其否定「無罪推定原則」、「迅速審理原則」等理念

他認為,羈押的條件,應該要有嚴格的限制,包括羈押應僅限於嫌疑人「有逃亡的危險、有串證的危險、預防重複發生犯罪行為3種理由,羈押必定要有特定事實,支持這3種理由成立,同時需要有足夠的犯罪嫌疑

另外,陳志龍說,羈押的手段與羈押的目的性,要符合相當性原則,也就是說,如果有其它替代羈押的處分,如限制住居、責付、具保,就不必用羈押;再者,羈押的期間,也該有限制

顧立雄認為,重罪羈押立法者,不能說的秘密在於,社會大眾無法接受重罪犯在「破案」後還能在街上趴趴走,最好押到判決確定直接執行,反正還可以折抵刑期,只是這種社會防衛觀點的理由,很難通過「無罪推定原則」的檢驗。

與談人中興大學前校長黃東熊、中國人權協會副理事長蘇友辰,也分別指出,「重罪羈押」與「無罪推定原則」是有所衝突

另外,顧立雄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也指出,以重罪羈押做為單獨的羈押理由,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特別是在案件起訴之初,案情的證據調查結果,還不清楚情況下,以重罪做為羈押的理由,等於是未審先判,「法官都還沒開始調查,就認定這有構成重罪了,那法官以後怎麼能夠再判他無罪呢?」


分析評論:

1.     獨裁者統治的時代,公務人員是國家的主人,社會大眾是賤民、奴才,所以,檢察官對於百姓一定要用一種歧視、有罪推定的眼光來看待,這樣檢察官才會有人生的自信感。

2.     在民主的時代,國家的主人是百姓;司法人員是公僕,是為了服務社會大眾而存在的。檢察官必須要非常謹慎,因為他所起訴的對象就是自己的老闆,人民的社會地位應該高過檢察總長、高過法務部長、高過總統,所以要非常地審慎。

3.     為什麼檢察官,還是習慣對社會大眾有罪推定呢?因為,他們還活在獨裁者的時代,把自己當權貴,百姓當賤民,對不對?

4.     許多檢察官心理不正常,他認為把他所討厭的人抓起來,定罪判刑,就是對社會有貢獻。如果檢察官的言行,二十四小時都符合《憲法》與《世界人權宣言》,那也是對社會有極大的貢獻。

5.     全世界的憲法都差不多,基本原則就是司法、立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如果司法官言行正常,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的內容,那麼立法院與行政院也會逐漸地正常。

6.     如果司法、行政權都很正常,立法院也會愈來愈正常;所有的公務人員都正常,那麼媒體這個第四權也會正常。

7.     城仲謀當過法務部長,也當過司法院的副院長,台灣的檢察官水準亂糟糟,他當然也要負很大的責任,應該要回家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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