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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的一齣國王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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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Sky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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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的一齣國王新衣
2010-02-02 中國時報 【周成功】

     如同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英文標題:「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二○○九對台灣學術界也是平靜無事的一年。但在這一年中,一齣國王新衣的劇碼正悄悄地從醞釀、成型而準備上場。那就是「生技醫藥國家型計畫」。

     什麼是「生技醫藥國家型計畫」?別說一般人,就是學術界中,多數人也只是似曾聽聞,沒有人弄得清楚這個準備花六年,總經費超過一百五十億台幣的計畫,葫蘆中究竟在賣些什麼藥!但熟悉內情的人的反應,以一位對全球醫藥產業有深厚實務經驗的人所下的評語最為傳神:這是一個還沒開始就注定失敗的計畫。

     為什麼政府會決定投注鉅資在這個「生技醫藥計畫」?生技醫藥不是前景看好的新興產業嗎,為什麼有人要看衰它?是計畫主持人學識能力不足?還是規畫過程草率,遺漏了什麼關鍵的環節?「生技醫藥國家型計畫」的總主持人是中研院翁啟惠院長,其計畫規畫的核心團隊中包含了九位國內的中研院院士。這些人都是台灣學術界的菁英,都是作事認真,有深厚研究經驗的學者。那麼問題究竟出在那裡?

     「生技醫藥國家型計畫」是為延續已作了八年的「基因体醫學國家型計畫」與作了九年的「生技製藥國家型計畫」,而把兩個合併產生的一個新計畫。「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從二○○二作到今年,總共耗資一百四十六億台幣。而「生技製藥國家型計畫」從二○○○作到今年,總共花費了一○八億台幣。這兩個執行十年,在國家型計畫保護傘下花了二百五十億經費的研究計畫,究竟取得什麼樣成就?什麼理由它還必需要持續地被保護?

     坦白說檢討「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執行成效的功課,我們的學術界交了白卷!因此在「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的檢討會上我就建議「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所有研究計畫的評比都應該回歸到國科會去競爭。

     而「生技製藥國家型計畫」最初是想結合學界研究能量,去從事新藥開發。這個想法也沒錯,只是忽略新藥開發,是個全職的專業。以美國一個大藥廠每年研發經費超過十億美金,有完整研究、開發到臨床實驗的組織體系,有不成功就失業的企業壓力,到今天尚且面臨新藥來源無以為繼的窘境。讓鬆散的學界去模仿藥廠的運作模式,在缺少任務導向的工作紀律與壓力下,除了產出一些不痛不癢的論文和一些賣不了價錢的專利外,想要全面提昇生技產業的夢想,當然注定是會幻滅的。

     這二個國家型計畫即將結束之際,我們完全沒有看到來自內部或是外部的檢討與反省:一、當初設定的目標究竟達成了多少?二、在計畫執行過程中,究竟碰到了那些關鍵的問題?三、如果提昇生技製藥產業是國家既定的目標那麼解決前面提到的困境,有什麼樣的具體作法?主事者面臨國家型計畫能否延續時,沒有人「敢」作出停損的決定。學界大老的心態仍然只停留在資源的取得與分配上。因此在提振生技醫藥產業的大帽子下,翁啟惠院長一聲「把二個國家型計畫合併」,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就此產生。

     這個新的「生技製藥國家型計畫」所規畫的內容仍只是過去計畫的翻版。於是一切重新開始,大家又都可以「安居樂業」「不愁衣食」地過六年了!因此,結論很簡單,靠學界菁英來提昇生技產業是行不通的,一來他們沒有實務經驗,再來他們沒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心與壓力。這些不是院長就是校長,不是校長就是所長的學界菁英,全職投入尚且不能保證成事,何況是抱著業餘和分餅的心態來參與。

     當國王穿上看不見的新衣上街時,絕大多數人的心態是明哲保身,作一個沉默的旁觀者者,當然也會有少數人跟在後面湊熱鬧,只有那個小孩,會無知而天真地說出心中的疑惑。我選擇了作那個小孩。

     (作者為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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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女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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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女病人
2016年04月07日
我查完房,從病房向著護理站方向走去,卻驚悚的看到一個女病人赤裸著站在護理站前,這是個中年太太,全身上下只穿隔離衣,遮住了前面,背後卻全部真空,露出發福身軀。可是護理人員視若無睹,忙進忙出,我只好故作鎮靜,盡量隱瞞驚訝的心情,走回護理站
「呃……發生了什麼事情?怎麼……怎麼……」我攔住了忙碌的護理師小思,指了指病人,問題卻說不出口。
小思個子嬌小,精明幹練,是病房的骨幹。她回頭看了一下病人,就知道我要問什麼了,「她啊,5235A床,不喜歡穿衣服,這次已經比較好了,還穿了隔離衣,原來是什麼都不穿。每次我們把她包住帶回病房,沒隔幾分鐘又自己光溜溜跑出來,她都習慣待在護理站,怎麼說都沒有用。」
「那怎麼不去住精神科病房?」
這時看見幾個護理人員放下工作,扶著病人回病房,「她泌尿道感染,精神科不收。」
「我們聯絡了社工,請家屬幫忙,但家屬也都有自己的事情。」她嘆了口氣。
「還能怎麼辦呢,病房人力吃緊,她神智清楚,我們又不能把她綁在床上。」
我了解的點了點頭,接下來的日子,大家都見怪不怪。又過了幾天,她突然從護理站消失了,於是我又抓住小思,問起去向。「她身上培養出抗藥性細菌,需要隔離。」
「蛤,需要隔離?後來是怎麼讓她待在病房,不出來趴趴走的?」
我覺得護理師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太厲害了,要是這個病人帶著抗藥性的細菌到處跑,會成為感染控制的一場夢靨。
「主任哪,你不知道我們花了多少力氣,透過社工聯絡到家屬,大家好說歹說,才把她留在隔離病房中。」


最後一招 五花大綁
病房不能上鎖,要是病人不配合,醫院也沒什麼辦法,最後一招,是跟家屬合作,把病人束縛在床上,但這是非常不人道的。一個神智清楚的人被五花大綁的綁在病床上,癢時不能去抓,痠痛也不能換姿勢,不就是電影中的酷刑逼供的情節嗎?
「要是病人神智清楚,身上插滿管子,血壓心跳身體機能都還能承受,你卻把病人束縛起來不給鎮定劑的話,我就把你跟病人一樣的綁起來一小時。」在加護病房時,有時我會恐嚇我的住院醫師,其實我的目的,只是強調從病人的位置想一想。
「要是有一天我躺在加護病房插著管子,請務必使用鎮定劑把我從第一天開始麻醉到最後拔管前,不要讓我痛苦,我情願不省人事多住幾天的加護病房,也不願受這種酷刑。」我常跟加護病房的同仁們這樣交代。
研究顯示鎮定劑對於加護病房死亡率沒有影響,卻可能增加住加護病房的時間,但從病人的角度出發,多一兩天的住院,卻減輕了插管痛苦,是絕對值得的。
這個病人得了抗藥性細菌時,限制她的自由可以維護公眾的利益,卻對她個人自主產生極大的傷害,要是她真的不配合留在房間,為了多數人的安全,也許醫護人員的唯一選擇,是把她束縛在病床上。
還好這位病患本性非常善良,也還能溝通,為了別人,為了不把細菌傳給其他人,她願意自我犧牲,放棄了她最喜歡逛護理站的生活模式。

《惠風和暢 洪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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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 藥酒癮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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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Sky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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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 藥酒癮犯
2016年03月31日
日前北市內湖發生的女童殘忍斷頭命案,讓全國各界幾乎同步陷入了極度的哀傷與氣憤的情緒之中。近3年可以說幾乎是一年一起的隨機殺人案,受害者要不是完全不相干的路人、就是完全無力抵抗的無辜兒童;而此次發生的慘案,又再度符合了隨機被害、無辜的幼童成為受害者的條件,而引起的公憤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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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會大眾在群情激憤之餘,很容易忽略掉幾個重要的問題面向:
首先是事件的精神疾病污名化。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很容易讓人因此將兇嫌冠上「瘋子」的污名。但即使是極有經驗的精神科醫師,也常會因只有片面的資訊而對新聞事件的個案做出錯誤判斷,因此用精神疾病來解讀偏離「常識」的個案,常會使人陷入社會的集體迫害而不自知。一如過去將同性戀視為精神病、或將政治異議者關入精神病院的情況沒有兩樣。而隨著資訊變多,可以發現加害者最大的問題可能是長達10年的毒品濫用史,意即兇嫌的問題主要衍生自違法濫用毒品,這和不幸因自然因素發病的精神病患狀況不同,但未審先判的結果,卻讓多數弱勢精神病患因此受到了社會更嚴厲的排擠。
其次是對於事件的防治意見。顯然社會對此最先產生的想法幾乎都是復仇式的思考或者將矛頭對準廢死的主張。但客觀來說,台灣的故意殺人案犯罪率自2006年起的每10萬人1.28例(估計為290例),已經逐漸下降到2013年的0.66例(估計為150例),整體的趨勢呈現緩慢下降。然而社會的集體憤怒,令社會遺忘了社會實質上的整體變化,也忘了早自2012年,就有眾多學者專家不斷的呼籲該對這類特異的犯罪行為展開本土的科學研究與制定防治對策。


矯正系統不堪負荷
實際上若本案確實與安非他命類的毒品有關,依現有的研究幾乎可以肯定死刑的存在與否對這類個案的嚇阻效力很小。
如果社會大眾沒有辦法拋開對死刑效力的直覺信仰,正視實證研究的結果,往往會因為死刑存在給社會帶來的「公道感」與「安全感」,而忽略真正能夠改善這個社會的其他重要措施。相較於2006年,我們可以說每年約有140條人命是因社會的改變而未死於非命的,這樣的改變明顯獨立於死刑的存在與否。這其實也是受害者母親對這個社會的悲願,希望我們的社會往更安全的方向進步,只是除了一般刑案的防治之外,我們更因加重心力在這類隨機殺人的研究預防上。
最後,針對本案加害者的毒品相關問題,筆者不得不指出我國在這方面的資源實在相當欠缺。實務上以英國為例,他們的醫療支出佔GDP的9.4%,而我國僅佔GDP的6.6%;英國使用在心理衛生的給付上至少超過總支出的10%,而我國的精神醫療支出只佔總支出的3%左右。矯正系統在早已不堪負荷的狀況下,想把藥酒癮犯的燙手山芋往外扔,但醫療系統則又明顯資源嚴重匱乏不足以承接。
這樣的狀況不難想像未來台灣因為這類藥酒癮犯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會有多嚴重,今天的隨機殺人案件可能也只是未來相關問題的冰山一角。


王俸鋼《客座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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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界研究勿忘赫爾辛基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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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492691.shtml
醫界研究勿忘赫爾辛基宣言
 
【聯合晚報╱社論】 2010.03.23 02:04 pm
 
 
最近一項有關原住民基因研究,因為申請專利,再度引爆了醫學研究的倫理問題。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葛應欽自一千多位原住民取得血液樣本,進行痛風基因研究,但研究成果申請專利時,卻未徵得當初被研究者的同意,結果引發原住民抗議,國家衛生研究院則聲明葛應欽已撤銷專利申請。類似爭議多年前也曾發生過,經揭發後,研究者公開銷毀檢體,並承諾取得的數據不得在論文上發表,才結束該一爭議。

這些案例涉及基本的研究倫理,且往上發展到進一步的利益歸屬問題,的確有賴學術界自律,甚至法律規範。事實上,世界醫學會的赫爾辛基宣言有關「涉及人體醫學試驗的倫理指導原則」,自1964 年發表以來經多次修訂,早已明文規範,醫界進行人體試驗時,必須將受試者的利益置於科學及社會利益之上。宣言中並特別強調,針對經濟弱勢及醫療資源匱乏的族群,對那些無法自行同意或拒絕研究的人,對可能在脅迫下行使同意的人,對那些無法因研究而親身受惠的人,醫學研究要特別關注其需求。白紙黑字規範如此清楚,醫學研究者豈可或忘於心?

台灣學術界對這些研究倫理不是不了解,如果進行人體試驗或採集血液等檢體,不但規定要經過當事人同意,而且還要經由學術機構設立的「學術倫理委員會」對研究案進行審查。照說,在層層把關之下,不應該再發生這類研究倫理上的爭議,但問題還是層出不窮。譬如說,在學界競爭壓力下,研究者為了在短時間內快速、大量採集檢體,不無可能私自徵得醫護人員的協助,在當事人未必被清楚告知的狀況下,對病患採集的檢體,私自挪用部分作為研究用途。

台灣有關原住民的基因研究一再爆發爭議,是因為此一研究主題和抽樣範圍特定,研究發表後比較容易引起注目。但潛藏在醫療機構中其他可能違反倫理的行為,可就不那麼容易被發現了。醫界研究人員都是知識精英及社會影響力的強勢者,請勿忘專業規範和社會責任!

【2010/03/23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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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是國王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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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10021200262,00.html
果真是國王的新衣?
2010-02-12 中國時報 【潘震澤】

 
     現代國家每年都會編列或多或少的預算,支助學術研究。學術社群的規模,包括機構、人員與經費等數字,也成了國力的一項指標。

     然而在知識爆炸的現代,學術界早已成為異質性甚高的一個社群,彼此說著不同的語言,關心不同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了自身的發展與利益,不同學門也會彼此競爭,分食預算大餅;其中尤以自然科學學門為最,傳統人文學門則瞠乎其後。

     現代科學研究要花錢的想法,大概已不稀奇,尤其是需要進行實驗的研究,從儀器設備到材料試劑,就如一般家庭開門七樣事,處處都要錢。在國內從事研究,除了人工可能還便宜些,其餘花費大多比國外還貴,理由是實驗所需大小設備耗材,都是從國外進口,除了原價就不便宜外,加上代理商轉手還要賺上一筆,想不貴也難。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孔子對社會公義的定義,用在計畫經費分配也很貼切。近幾年來,國科會的預算每年都有十億元以上的成長,但國科會專題計畫經費卻逐年萎縮,從九五年的一六九億降到九七年的一二九億;計畫通過率也從五七%降至四七%,私立院校更低至四○%以下。如以通過計畫件數計,則下降更多,幾乎少了五千件;我們不禁要問,這麼多錢跑到哪裡去了?

     問題的答案,可從二月二日時論廣場周成功教授的文章〈學界的一齣國王新衣〉看出一些端倪:原來都跑到國家型計畫去了。以基因體醫學國家計畫而言,從九三到九七年共花去十五億八千萬(周教授說,八年共花了一百四十六億台幣,似乎多了個零)。其中個人計畫有二九六件,核心設施計畫則有十八件;前者花的還是小錢,(就算每件平均一百萬元,也只用去三億元),後者專買動輒數百萬到上千萬的進口大型儀器,才是錢坑。

     核心設施美其名可讓許多人共用貴重儀器,不必重複購買,但在國內又不盡然是那麼回事,因為絕大多數核心設施都位於中研院,淪於少數實驗室禁臠。這些單位從各方拿了大筆經費,也列有服務項目,但大多要收費,有的還不便宜,譬如有人想做「全基因體定序」的話,得花兩百一十萬元。

     周教授說:「檢討該計畫執行成效的功課,我們的學術界交了白卷!」不過《台灣經濟研究月刊》去年底有篇孫智麗及黃奕儒撰寫的〈國家型科技計畫績效評估與效率分析〉文章,補足了部分缺憾。該文針對八項國家型計畫做了評估分析,結論很簡單,無論是「學術」還是「經濟」產值,基因體醫學都敬陪末座,落實了周教授「國王新衣」的批評。

     整合型研究的重要性,沒有人會反對,但以目前國內做法,等於是在製造M型學術生態:貧者益貧、富者益富,絕非國家之福。

     (作者為生態學教授,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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