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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達理紮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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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潔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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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達理紮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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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達理紮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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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潔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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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達理紮雅2
以免沾染上新時代的思想,用意在維護蒙古王爺的封建統治。恰恰相反,我父親對“子日”、“詩雲”那一套根本不感興趣,而對中外名人小說和史料、傳記等,則廣為涉獵,並且與人津津樂道。此外,我父親還有兩項比較突出的愛好,一是愛馬,一是吸紙煙。父親愛馬,經常畜養名貴種馬二十餘匹,並聘請養馬技人專門調養。記得馬號頭姓溫,我們都叫他溫頭,這人還是我外公載濤特意挑選介紹的。這人調養馬的經驗很豐富,對馬的飼養管理、刷洗皮毛、壓馬調教等都很精細,深得我父親的器重,直到回了阿旗還帶著他。養這些馬匹,除了要上好的草料餵養外,還得有專人天天刷洗,皮毛都是鋥光瓦亮的,馬的頭鬃和馬尾也編結紅紅綠綠的絨繩。當這些馬在場地亮曬和牽引遛走時,人們看了無不嘖嘖稱羨。我父親對於馬真是可以說愛護備至,除了每週規定的兩次誇自走馬外,平時一有閒暇便到馬廄查看他的馬,撫摸侍弄一番。記得我們家回定遠營後,父親一般都在王府的西花園騎馬。那時我逐漸大了,父親每次騎馬和出外打獵,總愛帶著我去。我父親另一個愛好是吸紙煙,他吸紙煙特別講究,吸好煙不吸壞煙,經常吸的是三五牌、茄利克、大小炮臺等,後來改吸中華牌香煙。他的吸煙有定量,每天吸多少煙用煙盒點數裝好。記得我小的時候,常常搶著給他裝煙。他吸煙用的打火機,也非常講究,千方百計搜求新穎的產品,經常調換更高級更好看的。在朋友交往的場合?,他往往拿出打火機和煙盒,與別人比高低,互相交換,覺得是個樂趣。父親性喜乾淨,閑來無事,便給打火機灌油,擦得鋥光瓦亮。對於吸煙用的煙嘴,更是經常擦洗得乾乾淨淨。他在這些瑣事上,都是自己親手整理,往往不使喚別人。
離京回旗,舉行“承襲大典”
1932年,當我8歲的時候,我二叔父因騎摩托車摔傷,震壞肺部,吐血而死,當時年僅20幾歲。緊接著,我二嬸因悲痛二叔的死,感到自己很年輕,膝下又沒有兒女,尤其是在我們那種封建家庭舊禮教的束縛下,實在無法生活下去,就吞服鴉片自殺了。此時我祖父因憂傷過度,也臥病不起,不久相繼去世。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一方面要安葬祖父和叔嬸的靈柩,一方面是我父親承襲王位問題。對此,旗下官員認為王位不可久懸,於是派人來北平催促我父親迅速回旗;辦理大事。這樣,我父親便決定全家離開北平,同時護送著三口棺木回歸旗下。當時由北平到阿旗,行程數千里,乘火車只能到達包頭,由包頭到阿旗還須起旱路行走,經過河套,路過銀川,才能到達定遠營--阿拉善旗王府所在地。我們全家及僕役等人一行數十人,乘火車到達包頭後,旗下官員早已派車、馬、駱駝等運輸工具等候迎接。就這樣,男人乘車,女人坐轎車,胳駝馱著行李和三口棺材,浩浩蕩蕩地向賀蘭山下大草原進發。;那時我們年幼,看到這些從未弘過的山山水水,覺得非常好玩。我父親在大家尊奉下鴻騎馬,坐坐車,有時在苡亢叢中追逐野兔,打打野雞,也顯得分外高興。經過二十多天的跋山涉水,終於到達了我們嚮往已久的老家定遠營(現在的巴音浩特)。到旗後,我父親與旗府官員商討計議,選擇好吉日良辰,首先舉行了祖父老王爺的安葬儀式,叔、嬸二位的靈柩也同時安葬。弔唁和出殯儀式是非常隆重的,在旗王府巴音浩特大廟--廷福寺舉行。各大寺院的喇嘛念經誦佛,拜壇行禮,全旗遠近牧民都來祭奠,一時盛況空前。此外,還在我叔嬸墓地樹立一塊貞節烈女牌樓,以表彰我二嬸的“殉節”。這個葬禮持續進行了十幾天,才算完事。繼之,我父親承襲王位大典,也開始準備進行。這個典禮更為隆重,一切沿襲清朝的典章制度。在舉行典禮時,我父親穿戴翎頂袍褂,我母也以福晉的尊位,梳上蒙古頭,珠翠啷舊,身著蒙古長袍,腰上束著彩色腰帶,兩人分左右高高坐在大殿中間,接受大家的朝賀。當時國民黨政府和蒙藏委員會,也派遣大員前來祝賀,寧夏、北平等地均派有代表前來參加,真可謂車水馬龍、冠蓋雲某,極一時之盛。在我父親繼承王位,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因為我父親要繼承王位,我母親也應理所當然地坐上“福晉”之位。可是,我祖母對此。特別不高興,提出異議。原因是我祖父在世時,長期居住北京城,我祖母並不是我祖父的第一位夫人。我祖母姓姜k,系滿族人,家庭出身貧苦,因嫁我祖父後連坐三子一女,遂在家庭中自然地居於主要地位,但始終也沒有名正言順地稱“福晉”。現在,我父親繼承王位後,我母親要當“福晉”,因此她非常生氣和不滿。對於我母親的當“福晉”,旗府官員一致表示贊同,這主要是因為我母親出身皇族,金枝玉葉,有其高貴而不可攀比的條件,不管我祖母如何反對,也必須依照傳統辦事。這樣,就使我父奢處於兩難地位,既不能違拗母命,又不能違背眾專員的意願。我父親事母至孝,平時對祖母一言一語也從無違拗,對此重大問題,更不敢擅專。經過再三研究,還是屈從祖母心意,最後決定把我祖母正式尊稱為“太福晉”,這場矛盾才算解決了。
整飭旗政,與日本人鬥爭
在我們回旗下的第二年,我母親要生我四妹妹,同時我祖母也要回北平去,準備給我的三叔父娶親(現在臺灣),這祥,我父親便陪同祖母和母親,帶著我們,一同回到了北平。這時華北局勢已趨混亂不安,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祖國的侵略日益加劇,因此,我父親在北平不敢多事逗留,給我三叔辦完婚事,我母親也生養完畢,於是又帶著我們回到阿拉善旗。我祖母和我三叔沒有回旗,依然留在北平。我父親這次回旗後,一心撲在旗政的整頓上,他很想把旗內的人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大加整頓一番。他芍旗下官員日夕商討施政計畫。訪間和接待牧民群眾,廣泛地徵求大家的意見。旗政經過一番整頓,各方面大有起色。首先在教育方面,開辦了兩所小學,還有一所女子小學。當時在定遠營,蒙漢造齡兒童沒有上學的扒會,女孩子上學更是稀少。為了號召人們送孩子上學,我母親親自充當示佼佼長,我當然是第一批報名上學。影響所及,學生很快達到五六十人,學徑向設備也逐漸齊備起來,以後上學的就更多起來了。父親當政後,深感自己文化低;在處理工作方面有困難,除了事事請教我母親幫助外,還不惜重金聘請蒙、漢老師,每天在公佘之暇,一般在下午的三、四點鐘或者利用晚上無事的時間,補習文化課和讀書寫字。我們當時看到父親勤奮學習的情況,在母親的教導下從來不敢打擾父親的學習,我們也跟著養成了讀書學習的好習慣。好景不長,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在“0707”事變的前夕,我父親帶著我去北京為祖母祝壽,並想把她接回旗內,避開北平那種山南欲末風滿樓的戰爭氣氛。無奈我祖母執意不肯離開北平,我和父親只好留下祖母回歸旗下。就在我們回旗不久,“0707”蘆溝橋事變就發生了。從此日本侵華戰爭全面地發動起來,我們和祖母、三叔也就失去了聯繫。阿拉善旗雖說遠處戰爭的大後方,但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逐漸伸到綏遠,繼之西進到河套地區,開始逼近到寧夏和阿拉善旗的邊沿地帶。有一天,定遠營的城郊突然降落了一架日本飛機。機上載著四個日本人,下機後住在城外永盛合商店,據說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派來的,要求見我父親。我父親當時怕得很,沒有去見他們。不料第二天這四個日本人登門拜訪,硬是要求會見我父親。我父親無可奈何,身為一旗之主,只好在警衛嚴森之下接見了他們。日本人說明來意,主要是誘我父親歸順他們。他們說只要我父親投歸日本,就可以大批物資、武器接濟我們,並給我們送來好多兒童玩具和糧果。日本人的說服,遭到我父親的婉言謝絕。繼而對我父親又施加威脅,疾顏厲色,雙方話音越說越高,以至相互拍桌子叫喊起來。最後舊本人的鬼蜮伎倆沒有施展得開,就惱洶洶地走了。日本人走後,我父親堅決不讓我們玩弄日本人送來的玩具,不准吃他們送的糖果,一方面怕?面有毒,怕有炸藥。同時聽我父親和母親說,已把這次日本人來阿拉善旗的經過詳情,向國民黨中央作了彙報。誰知以後卻因此引出好多麻煩來!
全家被迫離散開定遠營,軟禁銀川
日本人走後不久,國民黨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出於他久已塵圍吞併阿拉善旗的野心,便假借我父親私通日本的罪名,開始向我們下了毒手,他歪曲和捏造事實,向蔣介石作假報告,並派出大量軍隊進駐阿旗,在旗內遍設征撥壯丁的機構,在定遠營設立銀行,把阿旗的經濟命脈掌握起來,並把阿旗出產的皮毛、鹽、堿等安源統統攫奪為己有。同時,他還在定遠營取代旗政權而建立保甲制度,從而開始抓兵、要馬,殘酷地剝削勞苦的廣大蒙漢人民。我父親面對馬家軍閥的窮兇極惡和殘酷壓榨,據理力爭。馬鴻逵以勢壓人,通過蔣介石而向阿旗動用武力,並威脅逼迫阿旗非立即交出軍權、政權不可。對此,旗內人民非常激憤,紛紛起來進行反抗,並向我父親要求和馬鴻逵死拼一場,如果拼不過就向沙漠地帶轉移,一定要抗爭到底。在這種嚴重形勢之下,我父親考慮的很多,主要是怕人民的流血犧牲,特別是怕背上個“投降日本”的包袱,那就跳在黃河?也洗不清了。
正當這千鈞一髮之際,馬鴻逵的哥哥馬鴻賓以調解面目出現
在定遠營,國民黨蒙藏委員會也派劉伯石來旗進行調解。馬鴻賓他向我父親百般安慰,對此事件的發生深表痛心,致使事件發展到如此嚴重地步,深感不安,並再三解釋純系誤會,又說他一步來遲,再三向我們全家表示歉意。天曉得,馬鴻逵平時同我父親表面上稱兄道弟,拉扯舊關係,說他們的父親馬福祥和我祖父是“金蘭之好”的等帖弟兄,我父親又是他們老太太的乾兒子,實際上總是把阿旗看作他們口邊的一塊肥肉,必欲得之而甘心。就在雙方進行和平談判當中,於1938年春節後,馬鴻逵又增派大批步、騎兵和飛機,向定遠營開火攻擊。在馬鴻逵的大炮轟擊下,我父親不得不答應條件去銀川。就在去銀川的途中,我們全家也險遭不測。當時我父母和我們姐妹四人同坐一輛汽車,已經非常擁擠,可是馬鴻賓也要同我們一起坐車去銀川。事後我父親說,他當時恐怕路上出危險,因此讓我們同他擠在一起,意思是要死也死在一起。果然,當行至三關(去銀川必經之路)時,只聽得山上大聲斷喝,隨即撲上來一大群軍隊將汽車團團圍住。這時,馬鴻賓推開車門大喊一聲:“住手!”軍隊一看是馬鴻賓就愣住?,才未敢下手。馬鴻賓馬上指揮開車,我們連中午餳也沒吃就走了。後來得知,這是馬鴻逵派人在三關埋伏著,預備把我們全家全部殺害,多虧是馬鴻賓在場保護,我們才免遭毒手。解放後我父親在蘭州見到馬鴻賓還談起此事。我父親說:“那時如果不是您的照顧,我們全家早沒命了。”馬鴻賓說“當時知道消息太晚,沒同馬鴻逵見面就連夜去定遠營了,不然真危險!”他還談及馬鴻逵心毒手狠的一些作法,表示很不滿意。由於此故,我們一家人對馬鴻賓始終都當恩人一樣的感激。我父親和我們全家被押到銀川便軟禁起來,我們住在一所大院?,門前有員警站崗,說是保護,實際是監視,在這期間,我們全家過著囹圄般的生活,行動是不自由的,無人敢與來往,如處在孤島上一般。我父親對於這樣的處境,感到非常悲慘和痛苦,成天唉聲歎氣,動不動就暴躁發火,夜間華了能好好睡覺,總是提心吊膽生怕被馬鴻逵殘忍殺害。馬鴻逵有五位太太,我母親為了緩解與馬鴻逵的關係,便在這五個太太中間密切往來,強顏歡笑地陪著她們吃吃喝喝,打牌、吸煙,還要適合分寸地贈送禮物,以博取他們的同情與諒解。應該提到,就是在這段淒慘的歲月中,我的三妹妹得了病,因為不能好好地治療,以致病死在這?。可以想封,這對父親和全家來說,無疑是火上加油雪上加霜。我父親這時簡直要達到瘋狂的程度,他終於給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寫了一封信,敍述了他在寧夏的遭遇。朱紹良征得蔣介石的同意後,就把我父親接到了蘭州。我母親和我們姐妹未能同行。好不容易,我母親向馬鴻逵的四太太說情,總算答應了我們可以走。於是母親和我們三姐妹,便乘飛機離開銀川到達蘭州,重新和我父親會合。到蘭州後,由國民黨第八戰區派總參議張春浦,總務處長拜襄華負責招待,生活上由他們供應。住的房子是蘭州五泉山下裴建准的房子,前後門依然派有員警“保護”。
蘭州八年
我父親被接到蘭州整整居住了八年。在這個所謂抗日戰爭大後方的山城,我們全家雖然擺脫了那種生命時刻受著威脅的境地,但過得仍然是不舒心的。因為我們在蘭州,依然是處在被歧視〕被懷疑、被監視的地位,處事待人必須屈意承歡,以取得國民黨官員的好感。同時,父親深知,被強制離開阿旗的鄉親父老,還深受著馬家軍閥的欺淩壓迫,生活的困苦和精神上失卻主宰還在折磨著他們。因此,父親雖然身在蘭州並出入豪華的官場之中,卻時刻想望早日回歸旗下。記得父親當時憂傷地對我說:“咱們現在是不怕半夜鬼叫門了,但何年何月可以回旗下呢?”還無可奈何地說:監視就讓他們監視吧,時間一久他們就會對我們瞭解的!”在蘭州期間,父親除了對國民黨官員作必要的應酬外,大部分時間是閉門讀書,由於父親為人誠厚,待人接物恭謹謙虛,日久天長便深得有關權要人物的諒解。特別是戰區長官朱紹良對我父親大加賞識和贊許,因此對我們的監視也就慢慢放鬆了。這也應該說得力于母親的良苦用心和大力幫助。為了搞好與朱紹良這個當時西北戰區最高長官的關係,我母親充分發揮了作為父親賢內助的作用,經常陪同朱紹良的夫人—塊玩樂,以及奔走於這些豪門貴胄之間,投其所好,甚至節衣縮食用來應付各種禮儀的酬酢。朱紹良夫人當時有鴉片煙嗜好,我母親為了陪奉人家,也於此時染上了這個嗜好。就是因為同朱紹良夫人這種興味相投的往來,經常在一起吸煙、打牌和玩樂,也從而建立了交情。這樣,父親由階下囚躋於座上賓,也確實得力于母親這種幫助的。我們在蘭州居住的情況當然為旗下人民所關心。他們經常來人看望我們,後來還把我父親韻衛隊人員,換班調來蘭州,以維護我們的安全。我父親最喜愛的走馬,這時也都送到蘭州。從此我父親在蘭州的枯索生活中,又增添了一些情趣,侍弄馬和騎馬,又成了他日常工作的一項內容。此外,我們為使父親心情舒暢,還經常慫恿他帶我們去看戲、看電影,可是,每當旗下人來蘭州向我父親彙報情況時,我父親便久久沉浸在愁苦之中,難得笑容。當時旗下人員專程來蘭州向我父親送報告時,為了避免寧夏當局的檢查,都是直接通過沙漠經由甘肅一條山送到蘭州的。我父親每次接到報告,聽到馬鴻逵對阿旗人民殘酷虐待的情況,便氣憤不已,繼之便與母親兩相對泣。那時我同妹妹達芰芬正在上中學,看到父母的這種情況,只是曉得跟著難過和流淚,但畢竟理解不到其中的道理和肯綮所在。我父親在蘭州應付國民黨的局面,確是一場艱難、複雜的政治鬥爭。在蘭州,一方面朱紹良是國民黨第八戰區的司令長官,一方面,穀正倫是甘肅省政府的主席。這兩位元軍政頭目,雖然同是蔣介石系統的嫡系骨幹,但他們彼此之間卻存在著很大的矛盾與鬥爭,在權益之爭方面各不相讓。朱和谷的夫人,雖然都是貴州派,但一直貌合神離,反映在朱紹良和穀正倫的政治鬥爭中,也備齊自己的一派力量。這樣,我父親在這中間最敢應付困難,既不能單是顧此,又不能顧彼而失此。我們在蘭州的生活一切都由戰區方面供應辦理,但有些具體問題,也脫離不開甘肅省政府的轄屬範圍。因此就必須兩方兼顧,面面周到,大的事情方面是如此,生活小事也莫不考慮周到,方能應付自如,免生枝節。舉一個例子來說,當我結婚的時候,需要請最高長官作證婚人,但朱、穀兩人不管請誰,都會產生意見,於是只好設法避免了這個矛盾。平日請客送禮和交際往來,也要雙方兼顧,力求皆大歡喜,如我結婚時,在五泉山我們家中,專門宴請了朱、穀兩家,各設一席,由父親、母親陪客谷主席家,我和愛人張欽武陪客朱長宮家,如此設置,都有其一定的用意和分寸=我當時很不理解,後來我父親才說;“我同朱長官關係近一點,同谷主席比較遠一點,欽武同谷主席關係近一點,同朱長官的關係遠一點。這祥安排,他們都沒有意見。”這些事實充分說明,在國民黨的官場中,就是一些繁文縟節的禮節儀式,也在勾心鬥角之中,何況是有關政治、經濟的權益之爭呢!於此,我深深感到我父親在蘭州生活的八年確實應付不易啊!
蔣介石對父親的兩次召見
在蘭州期間,我父親兩次得到蔣介石的召見。當時,父親和全家很重視和寄希望於這樣的召見。第一次召見,大約在我父親到達蘭州後半年的時間。天,蔣介石在重慶發來電報通知召見我父親。我父親當時是非常高興的,以為借此機會可以直接向蔣介石面呈冤屈,從而解決寧夏馬鴻逵對阿旗的欺淩與壓迫問題,並允許我父親回歸阿旗。與父親同去重慶的還有阿旗王府的副協理以及秘書等工作人員,準備了關於日本人去阿旗的經過情況和馬鴻逵派兵進攻阿旗逼交政權、軍隊的種種非法行為的材料。可是沒想到見面後,蔣介石只問了些旗內人民生活情況,問了我父親和家中的一些情況,而對於寧夏馬鴻逵肆意誣衊我父親勾結日本,投敵賣國和鎮壓蒙族人民的事情隻字不提。我父親急欲就此問題向蔣彙報時,遭到蔣介石有意識的回避,竟站起身來送客。這樣的召見後,承蒙“恩賜”了一桌酒席,招待住了幾天,我父親不得不悵然地返回蘭州。第二次召見,大約是在一九四亠年左右的時間,那是蔣介石到蘭州視察的時候,對部屬的一次例行接見。我父親循例進謁,更沒有談到什麼。這次蔣介石到蘭州,與宋美齡同來,住在蘭州四墩平九間樓,宋美齡還邀我母親吃了一頓飯。
父親留蘭州期間曾兩次回旗看望
1939年左右,阿旗群眾紛紛要求我父親回旗看一看。經過朱紹良征得馬鴻逵的同意,由第八戰區總參議張春浦陪同我父親回旗一次。父親回旗經過銀川時,對馬鴻逵作了禮節性的拜望,對寧夏各方面應付一番,到定遠留住了一個多月時間,又由張春浦陪同,返回蘭州。這個所謂陪同當然是監視。我父親去定遠營時坐的是汽車,而返回蘭州時為避免寧夏馬鴻逵的麻煩,就由定遠營騎馬經過大沙漠草地到一條山,由張欽武接應換乘汽車轉返蘭州。經過張春浦總參議這次陪同到阿旗實際瞭解一番,國民黨方面也有所證實,我父親並沒有搞投靠日本的事,對馬鴻逵的歪曲事實〕,捏造是非,純屬誣陷,不過是蓄意藉機強佔阿旗的地盤,擴張個人實力而已,從此,國民黨當局對待我們就比較放鬆,而我們的生活也就自由多了(當時日本飛機對蘭州轟炸很凶,我母親此時又害了大病,為了避免轟炸和便於母親休養治療,我們由蘭州五泉山又搬到十?店一個小院落,住了一年的時間,以後又回到了五泉山住地。我們在蘭州居住,雖然說受著國民黨當局的供應和招待,同時旗?也接濟一部分,但因人口眾多,當時物價飛漲,所以生活上感到困難。父親同母親研究,打算回旗清點一下家底,好帶來些補貼生活。經過八戰區的准許,因我母有病,就決定帶著我回旗一趟。我在我們家?排行老大,父親對我從小就特別疼愛嬌慣,出門經常帶著我,形影不離。這次帶我回旗,我當韓非常高興。回旗時是由蘭州坐汽車走的,這次八戰區也沒有派人“陪同”。路經銀川我父親必須去見馬鴻逵,由我去看馬鴻逵的四太太劉慕俠和老太太。眾人所知四太太極受馬鴻逵的寵愛,言聽計從,她的權勢很大。甚至可以左右馬鴻逵的一切。因此,必獄去拜見問候,力表親厚,以求得緩解馬鴻逵對我父親的迫害。我當時雖然年齡不大,並且涉世未久,但也從跟隨父親經歷多次危難中懂得了這些道理。劉慕俠對我也是以“義母”的恣態接待的,頗表親愛。她不愧是演戲的出身,裝出一付“慈愛”的祥子哄我,甜言蜜語,問長問短,但不免有時卻嘮叨著:“你們現在有戰區照顧了,我們也照顧不到了!”我回來把這些話語告訴父親,我們感到這個話顯然是諷刺,並且蘊含著多少牢騷。我當時就想,脫了韁的馬兒,你們再也逮不住了。父親和我回到定遠營後,很忙碌了一大陣子。旗內王府的大小官員,遠在各地的牧民群眾,爭先恐後地來看望我們。父親這時候真如竭澤之魚得水,那真是高興極了,他成天與大家在一起,互相傾訴離亂後的情況,訴說馬鴻逵對阿旗的迫害與壓榨,談論國家持久抗戰必定勝利的前景。我父親還鼓勵牧民們要努力生產,團結一致,今後要密切聯繫,安心等待我父親的回來。這祥,父親在旗?住了一個多月,同時將家?的財物整理一番,準備帶回蘭州,以補貼家用。我父親回蘭州時仍然避開寧夏,由旗內護送騎馬直接通過沙漠回蘭州,在起身之前,父親給張欽武拍了電報,到一條山時住了兩天,又由張欽武派汽車把我們送回蘭州。
國民黨中央批准我們全家回旗與馬鴻逵的鬥爭仍繼續下去
1944年秋天,旗內人民迫切聚求我父親回歸阿拉善旗主持旗政,任制寧夏馬鴻逵對我旗的控制和對人民的壓榨。經八戰區長官部向國民黨中央請示,與寧夏馬鴻逵聯與,才同意我父親和全家回旗。我父親和全家人們久所期待的這一天總算來到了,但是可以預見到的種種困難也擺在眼前,當然最主要的還是與寧夏馬鴻逵的關係問題。馬鴻逵對阿旗在政治上侵並、經濟上掠奪,對此還需要進行艱苦的鬥爭,而馬鴻逵已經吞到嘴?的肥肉是不肯輕易吐出的。我們這次回旗不象過去那樣旅行般的來往,而是要回而不返了。居住八年的蘭州這個山城,對於我們來說還是有著一定感情的。我們道別了一些知已的親朋故舊,愛撫地看看那些山山水水,由旗?派來的大批人馬、駱駝和轎車載運著一切應用什物,開始經一條山穿過大沙漠,直奔阿拉善而去。我父親回旗避開走銀川的路,就是怕同馬鴻逵這個惡魔進行周旋。可是回旗不久,馬鴻逵卻帶著全家來定遠營看望我父母,表示特別的“關切”明知是黃鼠狼給雞拜年,還得裝腔作勢地進行迎候,極力表示出親善與友好,這個滋味當然是不好受的。定遠營這個地方,如今已經為馬鴻逵的強權所滲透,政治、經濟完全為他們所控制了。他以“旗縣並存、共管”為理由,企圖在定遠營建立縣治,實行蒙漢分治,這實質上是把旗政權排擠掉,由於旗內人民的堅決反對,一時不能得逞。而馬鴻逵則變換一個名目,在定遠營設立了辦事處,推行保甲制度,實質上等於縣治,從而進行橫徵暴斂,攤派苛捐雜稅,實行徵兵要馬,把阿旗人民推置於水深火熱之中。與此同時,馬鴻逵還在定遠營設立銀行,以經濟手段操縱和控制旗內特產的皮、毛、森林等等物資,就是旗內一向開採經營的賴以維持旗政開支的堿礦,馬鴻逵都眼紅伸手。我父親此次回旗,是在國民黨中央同意之下而回估,馬鴻逵對之也無可奈何。不過他總感到我父親之回旗,對於他在阿旗的橫行霸道有所妨礙,儘管在表面上稱兄道弟,並唱著決不損害旗內利益的高調,但事實上則是時時事事與阿旗搞磨擦,必欲吃掉阿旗而後已。我父親回旗不久,馬鴻逵為爭奪阿旗堿礦,就把阿旗負責辦理堿運的鄭禮範扣押起來,製造是非。我父親在馬鴻逵的強權之下,還是堅持有理有節的鬥爭,並親自去寧夏見馬鴻逵,要求把扣押人員釋放。馬鴻逵也不得不保持雙方的體面,寧人息事,終於把人放了出來。當時國民黨中央發佈命令,要地方選賢舉能,由省推薦兩名中央委員。在甘肅省方面,谷正倫主席把我父親推薦上去。這就引起了馬鴻逵的嫉妒和不滿。為此,向國民黨中央反映:達理紮雅是阿拉善旗的紮薩克,阿旗隸屬于寧夏省,推薦達理紮雅為中央委員與否,應該是寧夏之事,為什麼甘肅省要“越俎代庖”。由此可以看出,馬鴻逵對於我們阿旗和父親,眼睛盯得很緊,總是千方百計加以貶抑的,總想控制在他的手下聽命於他的擺佈,始終也不放鬆一步。更卑鄙的是馬鴻逵的為人。他不僅在政治上善於玩弄陰險狡詐的手段,而且在與朋友、部屬的交往之中,也是兩面三刀,撥弄是非,他好在河邊看溺水的熱鬧。當然,這也符合他獨霸一方總的利益。1946年夏天,我回定遠營住娘家,我愛人張欽武由西烽鎮防地去定遠營接我。路經寧夏時,欽武為了照顧寧夏與阿旗的關係,就去拜望馬鴻逵。在共同進餐中,馬鴻逵說:“你老丈人總是報怨你不聽話,性情太執拗了,硬是把偌大個鹽商產業踢踏了。跟著胡宗南跑、有什麼好處呢?”這分明是挑撥我父親與張欽武的關係。對這種無中生有的中傷,張欽武信以為真,引起嶽婿之間感情上的芥蒂,欽武到我家時悶悶爾樂,表情冷淡,有意識地避見我的父親,弄冉我父親非常生氣。事後溝避情況,大家才知道是馬鴻逵的挑撥離間。這雖然是件小事,也充分表明馬鴻逵對於我們是無孔不入的,極盡其破壞之能事。
我父親參加“西蒙自治政府”的一些情況
在祖國西北地方面臨全部解放的時刻,以德王為首的一些國民黨蒙旗的高級人士,會集蘭州並轉赴阿拉善旗,醞釀和組織成立“西蒙自治政府”,並企望以這個事實來面對共產黨的解放。我當時住在蘭州,我父親再三用電話、電報催促我回定遠營去,暫避風險。於是,在1949年夏天蘭州解放的前一個月,我與多淑秀(白海風的愛人,現為內蒙政協委員)一同乘車到一條山,然後換乘駱駝和馬經沙漠回了定遠營。我回旗後,父親曾給我講述“西蒙自治政府”成立的經過。起因是在國民黨南京政府即將垮臺之際,國民黨中央用飛機把德王接到南京,繼而又將德王送到蘭州。德王到蘭州後,想找一個落腳的地方,何去何從,猶豫未定。何兆麟(原內蒙政協副秘書長)陪同德王到蘭州時,我三叔達密林旺楚克也一同乘機到了蘭州,要回阿拉善旗去。因此,德王便有了去阿拉善旗的動機,適逢何兆麟與我父親舊交甚厚,於是便給我父親寫信商量這個問題;得到我父親的同意。何兆麟陪送德王到阿拉善旗後,白海風、巴文竣等人也先後到了阿拉善旗,於是便在德王的倡議下醞釀成立“西蒙自治政府”。我父親從來膽小怕事,如果說以東道主的身份接納德王暫住一時倒可以,對於成立“自治政府”這樣的大事,實在不敢表示贊同。德王這個人野心很大,投靠日本和成立偽蒙疆政府之事,鬧得臭名昭著為國人唾棄,如今在這個危急時刻,仍然不甘寂寞,企圖東山再起,後來,德王說服白海風、巴文竣、何兆麟等人,一再與我父親商議這個問題,並說明當前極為有利的形勢。理由是,我們蒙古人多少年來要求自治,始終得不到國民黨的允許,如今國民黨即將垮臺,他本身也自顧不暇了,咱們正好乘此機會成立“西蒙自治政府”(與“東蒙自治政府”對稱),要求國民黨政府批准,以造成既成事實,同時,將東北流竄過來的一些軍政人員,還有相當數量的騎兵部隊,都收集到阿旗,以作為“自治政府”的實力。我父親面對這種形勢,終於心有所動。他認為借此機會把從東北逃竄到阿旗境內的亂軍收容起來,收歸為阿旗的武裝力量,以避免他們對阿旗人民的擾害,更是非常必要的。這樣,父親終於答應參加“西蒙自治政府”。但對於要求父親同他一同去廣州,向國民黨當局要求准許自治問題,還是堅決不去。結果德王自己一個前去廣州,向當時國民黨的行政院長閻錫山等人提出這個問題,依然是遭到否定,毫無結果而歸。寧夏解放前夕,國民黨軍令部長徐永昌路過銀川時,德王率同“西蒙自治政府”的主要領導成員白海風,何兆麟、巴文竣等向徐請求國民黨准許成立“西蒙自治政府”,遭到徐的申斥,指責他們是“乘人之危”。事後他們回到阿旗還在議論不休。儘管受到國民黨的阻撓,“西蒙自治政府”還是成立起來,我父親被選為副主席。“西蒙自治政府”成立後,他們給國民黨的報告始終沒得到答復,德王親赴廣州進行活動,也無結果而回。德王由廣州回來路經蘭州對,張欽武邀請德王在我家吃飯,談及此事還對我父親報怨:“你爸爸同我一同去就好了!”其實國民黨政府此時已是窮途末路,哪里還會顧得上什麼“蒙古自治”呢?1949年夏天蘭州即將解放,胡宗南急電調張欽武的部隊向甘肅南部轉移。我父親和我一再給張欽武去電,勸阻他千萬不要向隴南轉移,務要以家庭孩子為念(我父親的之防司令部的電臺和張欽武部隊電臺每天都有兩次聯繫),必要時可把部隊撤到蒙旗來。事實上隴南已被解放軍截斷,根本過不去,最後張欽武即率部隊轉移到甘肅北路的暢林山區。此後,蘭州、銀川相繼解放,這對阿拉善旗的震動很大。馬鴻逵駐阿旗的部隊,一片混亂。我父親就把旗屬的軍隊都調集到定遠營城內,實行防衛措施,以保安全。此時,旗內的一部分人勸我父親率領大家向北沙窩撤退,另一部分人則主張留在定遠營堅守,等待解放軍的接收。我父親這時心慌意亂,一時定不下來。他尤其是惦掛張欽武的部隊。不料有一天雙方的電臺聯繫中斷了。我們非常著急,父親判斷說一定是被解放軍殲滅了。到夜間我母親偷偷收聽新華社廣播的消息,聽說“胡宗南匪部整編騎兵第一旅旅長張欽武率部向我軍投誠”,趕快把這消息告訴我父親。我父親聽後高興地跑到我住的屋子?叫喊說:“欽武有消息了,已經投降共產黨!”這樣,我父親才消除疑慮,排除“北逃”和“等待”的兩種意見,決心率部向解放軍投誠起義,並採取了積極主動的措施。關於起義問題也並不是那桂一帆風順的,首先遭到德王及其舊部一些人的反對。父親與白海風、何兆麟、巴文竣等大多數領導成員,都是贊成起義的。大家雖然耐心地說服,分析利害,指明前途,無奈德王頑固不化,總是堅持他自己的一套。這樣,就顯然分成了兩派。一派以德王為首,及其舊部,還有從東北逃竄來的部分武裝力量,他們堅決反對投誠起義。有一天,德王及其從眾,帶著“西蒙自治政府”的印信和木牌子,不辭而別,向阿拉善旗西北方向而去。一路打家劫舍,搶奪牲畜糧食,宰殺駱駝,直到在“拐子湖”附近盤據多日,最後逃越國境,被蒙古人民共和國扣捕。對於德王逃竄後所部擾害人民,我父親非常不滿,還組織輕騎武裝進行剿擊,以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一派以我父親和白、何、巴等人為首,通電起義,並派代表到寧夏向解放軍接頭辦理善後。這其間,張欽武在起義後由於彭總的授意,也對阿旗起義進行過奔走,這?就不多說了。至於父親等人起義後的情況,有的在《內蒙古文史資料》中已有所敍述,也不再多作贅語。
結束語
我對父親的回憶就寫到這?吧。父親達理紮雅作為一個封建制度殘餘的蒙旗王爺,本來沒有什麼可以留給我們的。但是,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他尚且能夠奮力前進,跟著人民走,從一個王爺成人民的一員。作女兒的思念父親,對他一生的生活經歷,有知必錄,著重幹抒發自己的懷念之情。其中有關的一些史實,不免挂一漏萬,有許多疏漏甚至錯誤之處,尚望父輩親友多予指正,以供史家之參考。在我結束這個回憶錄之時,心中不免感慨系之!如果父親活著的話,是會看到今天國家興旺發達的大好景況的。三中全會以來,經過黨的撥亂反正,國家各方面都走上了正軌,在政治上排除掉“四人幫”的干擾,清除了“左”的錯誤影響,形成了個空前安定團結的局面;在經濟上端正方向,進行改革,使國家走上民富國強的康莊大道。現在,全國人民在党的領導下,正千方百計地為實現“四化”而奮鬥。父親如果在天有靈,是會含笑瞑目的!http://www.nmgwsg.org.cn/gngl/gyjj/200707/t20070721_7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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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達理紮雅1
達倩芬192604-200602,女,蒙古族,內蒙古阿拉善旗人,無黨派人士。父親達理紮雅是阿拉善親王,母親金允誠是清軍機大臣載濤之女、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本人曾在阿拉善左旗稅務局、內蒙古財政廳稅務局工作。著有《我的父親達理紮雅》、《愛國詩人金允誠》等史料。1986年聘為通訊館員。
代表作:《我的父親達理紮雅》達倩芬
我父親達理紮雅原是內蒙古阿拉善旗世襲的第10代親王,在我祖父塔旺布力紮拉逝世後,於1932年繼承了阿旗紮薩克親王爵位。其間經過了國民黨統治時代,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我父親當時與德穆楚克棟魯普即德王等搞所謂的“西蒙自治政府”垮臺,最後因與德王意見分歧(德拒不向人民投降),乃分道揚鑣,與白海風、何兆麟、巴文竣及旗內正協理羅巴圖孟柯、副協理羅永壽、章京陳愛爾德尼巴圖等一起率阿旗官兵舉行起義。解放後,我父親被任為巴盟盟長、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文化大革命”期間,1968年05月被揪回阿拉善旗批鬥,不數月即因備受折磨而死去。11月18日這一天,是我父親含悲棄世的日子,到現在產經十五個年頭了。我父親雖然出生在封建階級家庭,並且承襲了王位,但在擔任阿拉善旗紮薩克的十幾年中,為了保障民族的利益,備經憂患。在日本侵華期間,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始終沒有屈服,當祖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即將解放的時刻;他當機立斷,毅然高舉義旗,歸向了人民。特別是解放後,他堅定地跟著共產黨走,擁護黨的各項政策,努力工作,認真地改造世界觀,心甘情願地做人民大眾的一員。現在,我寫的是我父親由“王”到“民”的回憶,並把同父親在一起生活時見聞所及的一些情況寫在下面,以作為我對父親的悼念。
父親的幼年時代和生活愛好
我們家雖然是蒙旗的王公、紮薩克,但由於祖輩為清王朝征戰有功,祖先曾尚過康熙皇帝的女兒鵝掌公主,以後又世代與清皇室結親,因而在北京城三座橋建有一座豪華的府第。我祖父塔王在世的時候即經常住在北京,迷戀著那?舒適而尊貴的生活,很少回到旗下管理旗政。因此,我的父親達理紮雅也基本上是在北京生活長大的。據老人們講,我父親在未出生之前,因為奉第一胎,如果生下個男孩,就有個承襲王位的問題。按照我們的家規,就必須回旗生養,所以我父親是出生在阿拉善旗的。我父親一生下來,就交由我曾祖父的四姨太撫養(人稱四老太太)。四老太一直把我父親撫養到十歲左右,我曾祖父死了以後,才把父親送到北京我的祖母處。此後,我父親一直到長大成人與溥儀的堂妹、載濤的女兒金允誠結婚,始終生活在北京,到了1932年承襲王位,才回到了阿拉善旗。我家在北京的府第,其建築規模和式樣,都是仿照清王府的樣子,庭堂院落,回廊畫壁,極其輝煌華麗。在這樣的環境中,我父親從小即過著養尊處優,呼奴喚婢,飯來張口,衣來伸手,極其講究豪華的貴族生活,自然形成滿身驕氣、任性,根本不以什麼仕途經濟為重。但是由於他是嫡生長男,將來是要繼承王位的,所以頗為我祖父偏愛和家人們的尊崇。為此,我祖父特為他在家中聘請塾師教讀五經、四書等舊學,不讓(蔔到社會上設立的學校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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