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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十八大以來周邊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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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習近平中國外交思想十個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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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stheory.cn/international/2018-08/07/c_1123233747.htm

本网讯 不久前,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成功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十个坚持”为总体框架和核心要义,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

  一、根本保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做好对外工作的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始终掌握主动,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令行禁止、步调统一。我们要加强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国家总体外交,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

  二、历史使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新时代赋予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做好新时代对外工作,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全方位、全覆盖、高质量的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争取更多理解支持。我们要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外交理念,将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更好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三、总目标: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同时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走国与国交往的新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和方向,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前提和路径。我们要高举中国外交这面旗帜,引领人类前进方向,为中国和世界开辟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

  四、根本要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这是新时代对外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要求。“四个自信”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和信念之基,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国际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战略自信,对外工作就有了根和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五、管总规划: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要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加强同有关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进一步转化为多赢共赢的合作成果。我们要弘扬“丝路精神”,同各国分享共同发展的机遇,开辟共同发展的前景。

  六、基本原则: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外交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是我们根据自身国情和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和平需要相互尊重,发展需要合作共赢。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要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七、重要内涵: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

  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涵。要以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增进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做好多边外交工作,不断深化和完善外交布局。我们要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形成遍布全球的“朋友圈”。

  八、努力方向: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全球治理体系正处在深刻演变的重要阶段,全球治理日益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前沿和关键问题。我们要抓住契机,勇担重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促进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平衡、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

  九、出发点: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坚决遏制和打击一切形式的分裂行径,积极保障经济金融安全,有效维护海外利益。我们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手段,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为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十、精神标识: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

  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这是中国外交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和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鲜明特色的外交传统。进入新时代,对外工作展现出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崭新风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方法。我们要弘扬优良传统,不断丰富发展外交方略,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向更高境界。

  详见2018年第15期《求是》:《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 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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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習近平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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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条件、作出应有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实践中,我们积累了有益经验和深刻体会,对外工作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10个方面: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习近平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

  习近平强调,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

  习近平指出,对外工作要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加强谋篇布局,突出工作重点,抓好工作。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重要节点,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未来5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篇,其中有一系列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活动。对外工作要以此为坐标,通盘考虑,梯次推进,既整体布局又突出重点,既多点开花又精准发力,发挥综合积极效应。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实走深、行稳致远,推动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要运筹好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新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要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

  习近平强调,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令行禁止、步调统一。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对外工作队伍。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外事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改善驻外人员工作生活条件,为大家解决后顾之忧,把党中央关怀落到实处。

  习近平强调,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落实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驻外机构党的建设,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驻外机构管理体制。

  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准确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做好对外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全面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明确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方位推进我国对外工作,奋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上来,进一步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

  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广东省、驻美国使馆负责同志作大会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金融机构和国有大型企业,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驻外大使、大使衔总领事、驻国际组织代表和外交部驻香港、澳门公署特派员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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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2016中國外交得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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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755   

【编者按】:本文基于《凤凰周刊》记者漆菲于2016年11月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的采访。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表。

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国的整体形势还是往上走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球利益的拓展总体来说得大于失,我认为可以打一个良好的分数。放眼全世界,中国在全球的实际影响力已经彰显。比如在非洲,很多国家的公路、码头等基建设施都是中国建设的。有个西方外交官甚至私下向我感叹说,中国给(非洲)一些地方带来经济发展,而美国人只会卖武器。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的一个明显反差是,国内普遍低估了中国的能量、中国政府的潜力和在外部的影响;外部则普遍高估了中国的富裕程度、战略规划能力和中国在周边及全球做出实际举措的可能性。正因为存在这个反差,才导致国内许多老百姓觉得中国政府偏软,对外承诺太多;外部则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最大,承诺和提供的公共产品以及专项帮助却远远不够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曾说,中国正在搞一个“百年马拉松”,其最终目标是超越美国、垄断全球,实现中国霸权。而在中国国内却是相反的论调,不少观点认为美国正在加紧对华“包围战”,与其盟友对中国进行各种联动反制。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从中国整体的外交环境来看,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正进入收获期,海外的各种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与欧洲国家关系总体来说还算不错,美国大选后有些不确定性但仍在积极沟通中;亚洲可能除了日本,与其他周边国家关系都较为稳定。与俄罗斯的普京政府、美国的奥巴马政府相比,中国今年算是麻烦比较少的大国。

应对特朗普政府勿盲动

特朗普获得美国大选的胜利后,很多人关注中美关系的下一步。回顾过去八年民主党人的执政,实事求是地说,也许随着时间推移,奥巴马的外交遗产越能得到积极评价。从美国人自身来看,也许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但从国际社会来看,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与古巴、伊朗改善关系,在很多议题上不是单边的用武,而是采取多边主义解决,比如倡导无核世界、对气候变化的表态,还有在北极议题和海洋保护议题上的关注,证明奥巴马多少是有点情怀和理想的。起码他渴望的世界是一个更多理解和合作、更少对抗和误判的世界。

与奥巴马相比,特朗普的上台确实给美国乃至全球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会把重振美国放在首位,但却是通过采取不合时宜的措施来获得,比如建隔离墙、反对移民和其他族群。这让外界担心,美国过去对于联合国和盟国的种种承诺是否会大打折扣。

对中国来说,现在一些人有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窃喜心态,觉得美国自己的麻烦大了,过去对于中国的一些施压,比如在南海的巡逻、在日韩的军事部署以及TPP的推行可能都顾不上了。我的感觉是,美国内部以及其盟友可能高估了特朗普上台带来的危害,但中国也许会低估。一些美国学者担忧“中国和俄罗斯会占特朗普的便宜”,对此中国更应该保持低调,不要盲动,并加强沟通,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美国现在既定的外交政策正面临重审,之后是会改头换面还是会废止,还需要进一步观望。当然,这些政策一定会服务于“内政优先”的大局。

我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特朗普发送贺电的时候,没有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这是否意味着,进行了这么多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之间建立的这种“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稳固关系会发生变化。

现在值得担忧的是经贸领域,比如中美之间的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个谈判正进行到很重要的时刻,如果当中出现任何问题,中国对美出口会遭遇较大挫败。不少人还提出,短期来看,人民币的贬值、对美出口的萎缩会逼迫中国政府着眼开拓国内市场。基于这些,中方没有理由太乐观,谨慎处之为好。

南海:“赢了里子,输了面子”

不能忽视的是,中国今年在外交上也有“触礁”之处,我称之为外交危机或者挫折,尤为明显的是两大区域——南海和朝鲜半岛

南海议题上,自从今年7月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使得中国在外部——不论领导人还是学者,想要重申“九段线”变得更为困难。多数国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让中国之前关于南海的很多声索和权益或将失效,或要经过重新谈判。现在不但得不到最初期望的整体声索目标,一些小的岛礁设施也有可能会受影响。

这让我回忆起,1982年英国虽然打赢了马岛战役,但因为没有拿到开发许可证和国际认可,阿根廷对于马岛的主权至今仍在上诉中。这让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几乎成为军事禁区,任何开发皆无可能。同样地,中国在南海所声索的这些岛礁,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没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承认,未来它们的命运会如何呢?未来如果想要开发,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会成为掣肘。

总的来说,中方当初对于南海仲裁案的准备不足、考量不全面、参与度亦不够。虽然参与也未必能赢,但进去打官司,整个时间会拉长,包括上诉、反证等程序都会复杂得多。而完全不参与,也给未来想要取得战略利益带来被动局面

不管是用一些义正辞严的话语进行反击,或者是类似“九段线”这样的权利,拿到国际社会不像是一种能在法理和外交层面可以谈判的东西。比如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常常使用一些简单粗暴的语言对他国进行所谓的打压,但这种态度不应当作为国家层面的回应。

就我的观察,近年来这样的外交挫折算很罕见的,现在中国在南海实际上是“赢了里子,输了面子”。“里子”是说中国在南海实际的控制力不断加强,不论是基建设施,还是舰队、渔船的部署。但“面子”的影响也很长远,如何赢得人心、赢得东南亚国家民众的理解,值得我们反思

对此,一些外国学者甚至提出,未来东海、南海区域也许会变成“新中东”,比如出现所谓的战争乱象、各国紧张的博弈、民意的对峙。也许现在我们听起来很危言耸听,但这个代表了外界对该地区的一种忧虑。我们总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国际社会,什么是“道”?在我看来,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的公益、合作共赢的方式等是“道”,这些东西不能在中国如今快速扩张的时代,快速崛起的过程中被抛诸脑后。

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新冷战

今年的另一项危机来自于朝鲜半岛,具体来说存在两方面的危机。

一个是中朝关系持续低迷。朝鲜发展远程运载武器和核弹的步伐不断加快,今年更是连续两次核试验,这应当是当前中朝关系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中朝领导人换届之后至今未见面,说明双方在朝核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这也使得六方会谈机制沦为一种形式。我认为美国新总统上台后,未来处理朝核问题的不是美国人,更多的还要靠中国人。可以说,朝核问题到了一个越来越接近危机临界点的时刻。

另一个是“萨德”系统的部署。这应当是中韩建交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上次类似的危机是2004年的“高句丽事件”,当时因古高句丽王国的历史归属问题使得朝韩两国与中国发生了争议,他们认为中国申报高句丽遗址为世界文化遗产,反映其吞并半岛的霸权思想;韩国不少人甚至在中国驻韩使馆门口进行抗议。但当时的事件属于文化方面引发的外交纠纷,之后通过中方的外交努力化解了。如今的“萨德”则属于安全问题,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和敏感。其反映出中韩双方深层次的互信不够,在涉及重大安全议题上双方没有形成共识,反而让美方钻了空子。

面对朝鲜半岛的这两个危机,中国一方面要按照既定目标、坚持去核的理念,另一方面要防止半岛成为新冷战的导火索。对于韩国来说,现在可谓内忧外患。走到这一步,只能希望未来利益攸关方能继续沟通——如果处理得当也许使得半岛危机转圜,处理不好则会出现新冷战的阴影。

冷战意味着将形成两大集团,按照一些人的主张,一方是美日韩,一方是中朝,现在再加上俄罗斯。这个局面一旦形成会很危险,对于几国民众也会产生触动。民意有时候很容易被绑架,如果一些中国人觉得美日韩是一伙的,可能会形成对这几个国家的抵触情绪。这样的话,会给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等现实议题带来负面影响。

“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上述的两大外交危机,除了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美国、菲律宾、朝鲜等域外国家,也有中国自身的问题。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外交官的确在全力以赴做工作,也抓紧跟东盟各个国家打交道,但中国作为地区大国,也要理解和体谅周边国家的心态。

不少人问我,在南海议题上不是有70多个国家支持我们的立场么?我要指出,这些国家,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领导人,他们所说的实际上是不用武力解决争端、反对域外大国插手,以及在国际法的基础上解决南海争端。而国内许多人以为他们赞成的是有关南海主权的归属问题,即争端中的岛礁是归中国的。

我想,中国官方以及媒体的一些过于简单和不够清晰的解释会造成这种误解。类似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对华形势似乎一片大好,国内舆论基本是我们获得了外交胜利,南海问题转圜了。但如果只是这样去总结历史,我们就没能得到应该得到的反思。

作为一个海洋强国,除了要有航母、远洋舰队,有大规模走向深海的货轮、游轮,有各种建制、比如三沙市警备区等投入,还得有海洋智慧,即解决复杂问题的手段、创造性的思维、提供各种谈判方案的斡旋能力,以及在法理上去设计能够成为先例的法律条文。我们不仅要学会实际控制,即所谓“硬的更硬”;而且要学会法理,也就是“软的更软”。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需要一种新主权观。国家的强大不仅要靠意志力,更要靠软实力和智慧,让国内发展和国际潮流相向而行。新的主权观应该注重完善内外两方面:对外在确立新的全球目标利益序列的同时,深刻认知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与疑虑;对内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深刻理解开放多元和政治进步,对自身国际权益的积极作用。比方说,主权如何与人权更好的结合;如何把主权看成一个动态的进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法理和概念;如何把主权看做一个可层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刻板格子。我希望能够通过树立一套观念,既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又能与人类的发展更好地对接。我想,这些都是未来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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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大週邊戰略: 帶頭不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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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09/c_1113941031.htm

(行走中国·精彩故事·盘点2014)中国外交“大周边”布局日趋完善

    新华网北京1月9日电(记者谭晶晶、王慧慧)2014年,中国周边外交更加奋发有为,“大周边”外交布局日趋完善。从农历新年伊始,国家主席习近平远赴重要邻国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实现马年外交“开门红”;11月,习近平主席首次踏访南太平洋地区,中国外交的“压轴戏”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大周边外交布局,对亚太和世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014年,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出访以周边揭幕,又以周边收官,充分展示了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地位。过去一年中,中国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为自身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合作的周边环境。中国坚持睦邻友好,坚持与周边国家共走和平发展之路,共谋合作共赢之机,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与邻国分歧。

    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中国领导人密集访问周边国家,“常见面、多走动”。习近平主席年内7次出访,有5次是访问周边国家。习近平主席三次“点穴”式出访,目的地均为邻国。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表示,习主席“走亲戚式”专程到邻国做客,体现了东方式的亲近感和人情味,表现出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具有相似性和共荣共存的特点,同时也凸显中国对经略周边的重视,以及中国外交的灵活务实。

    构建与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网络,对全方位升级周边外交有着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越南、韩国、巴基斯坦、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周边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与中国频繁互动,加强沟通与了解,实现合作共赢。

    “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周边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延伸,范围不再局限于与中国接壤的国家,而是向覆盖更广的大周边区域挺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说。

    王帆认为,中国大周边外交的战略设计是包容的,大周边拓展到太平洋沿岸国家,布局更完善,合作平台更广阔,中国对周边的辐射力和作用力也不断扩大。

    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用“亲、诚、惠、容”四个字来定调新时期周边外交理念,要求“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和出席国际会议时,提出倡议、推动合作、传递信心,向世界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开拓亚太经济增长新源泉,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国在加强区域合作中积极有为,彰显了诚意和大国责任,也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赖。

    王帆表示,无论是驰援马尔代夫淡水危机,还是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才、提供无偿援助,中国在援助周边国家的过程中践行正确义利观,真正做到了弘义融利。

    2014年,中国周边地区面临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热点问题、经济下行以及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同时始终保持冷静克制,加强危机管控,与有关方共同努力,维护周边大局稳定。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中国与东盟国家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

    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

    “2015年,我们将更加积极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弘扬合作共赢精神,与邻国建立伙伴关系网络,以自身发展惠及周边,多做利于民、暖人心的事,深化周边国家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近日,欧洲媒体报道称,中国已确认参与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的意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应询表示,中方正在研究有关问题。此事表明,中国可能将增加一条参与欧洲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渠道。如果这一消息变成现实,中国将成为EFSI内的第一个非欧盟国家。

  EFSI是去年1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盟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所力推,因而又称“容克计划”, 旨在通过设立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重振欧盟经济。

  中方有意参与“容克计划”,这一消息并不突然。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发布的首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联合声明中,中方就明确表示欢迎并愿意参与《欧洲投资计划》和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德方则欢迎中方有兴趣与欧投行和EFSI合作开展联合项目融资或支持建立投资平台。

  中国有意参与EFSI, 这一消息更不令人意外。中国在本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大、效率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推动了本国经济发展,也使中国积累了大量资金,可以说走在了许多国家的前面。中国愿意与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这份经验并带去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为此,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既号准了亚洲经济的脉,为亚洲经济发展开出了一剂良方,又号准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脉,受到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非亚洲国家的参与。

  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除了引起国际舆论热烈反响外,也对一些国家的政策选择产生了影响和激励。日本安倍政府今年5月宣布,日本政府将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一道,在未来5年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总额约1100亿美元的资金。不少分析认为,日本这是在同亚投行叫板,是在与中国竞争在亚洲的影响力。纵然日本有这方面的算计,考虑到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只要日本不去挖中国的墙脚、拆中国的台,中国对日本增加对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乐见其成的。毕竟良性竞争对亚洲发展有益。

  中国带头、他国跟进,这在近年来的国际关系中并不鲜见。中国对非洲贸易和投资发展迅速,已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现在又把中非经贸关系新的增长点放在了基础设施上。面对这一局面,美欧和日本、印度等国纷纷扩大对非经贸合作。中国与东盟关系在本世纪度过了突飞猛进的“黄金十年”,现在又迈进“钻石十年”,这给了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国家以启发,它们都增加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入。最近,中俄签订了高铁合作协议,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进展。“一带一路”的响应者越来越多,落地的项目也会越来越多,将直接带动沿线数十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

  事实证明,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具有建设性,并正在产生引领效应,带动本地区和整个世界共同向好。中国的行动之所以能够产生示范和引领作用、受到积极响应,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追求合作共赢,不寻求排他性利益。当然,由于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其良好的初衷和善意的做法有时也难免遇到误解、质疑甚至敌意、排斥。美日对亚投行的冷淡态度,个别西方舆论对中国在非洲“新殖民主义”的诋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暧昧立场,美国对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犹疑,这都说明中国“带头”面临的困难。

  中国带头,并非当头。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已经带了一个又一个好头,今后仍应积极进取。不论遇到什么困难,知难而进、增信释疑、持之以恒,这是中国应有的态度。假以时日,中国倡导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必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和支持。这是中国应有的信心和定力。(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华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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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殷弘:習近平外交不再韜光養晦而是「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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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120/cc20shiyinhong/zh-hant/

時殷弘:習近平外交大戰略漸成型

2011年1月,在白宮東廳和奧巴馬一同出席的記者會上,胡錦濤先是略過了美國記者提出的人權問題,而在對方咄咄逼人地追問下,胡拘謹地承認中國的確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面對同樣富於挑戰的提問,習近平表現得強硬得多。

2014年11月在人民大會堂,習近平無視了《紐約時報》記者提出的關於外國記者因為報道中國領導人財富而難獲簽證的問題,並在回答完中方記者的問題後若有所指地點明:外國記者也要遵守中國法律,解鈴還須繫鈴人。

相比前任,上台兩年的習近平不僅在對國內的反腐運動中已經顯示了自己的鐵腕,在對外的一系列行動中也展現出更多個人色彩、信心與決心。

2014年,習近平相繼完成了對歐洲、南美、中亞、南亞和大洋洲的一系列出訪,尤其是在12月於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峰會前後,中國向各國送出了多份經濟大禮,同時還呼籲成立與美國主導的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TP,目前不包括中國)相抗衡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簡稱FTAAP),牽頭成立與世界銀行抗衡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注資400億美元啟動「絲路基金」,推動「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另一方面,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國設立了「東海防空識別區」,海軍向遠洋推進,2014年軍費創下8082億元新高,在東海、南海等船隻對峙和主權伸張中也變得更加強勢。

去年11月29日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信心滿滿的習近平對各中央部委、省市機關和駐外大使發表講話,稱中國的對外工作要有鮮明的「中國氣派」,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有評論認為,在江澤民、胡錦濤之後,中國外交終於拋棄了鄧小平時期留下來的「韜光養晦」的指導原則,變得更加積極主動。

紐約時報中文網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時殷弘教授對新時期中國的外交戰略作了回顧與點評。

作為中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時殷弘主要從事國際關係理論、戰略理論、中美對外政策、東亞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學。他的著述在中西方學界、政界都頗有聲望。時殷弘現任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被聘為國務院參事。

關於中國的戰略問題,時殷弘有過多次論述:1995年,時殷弘提出中國應加入西方主導的政治經濟體制,採取「搭便車」戰略;2000年前後,時殷弘呼籲中國改變被動應付,塑造大戰略,在21世紀前期一心一意追求「基本安全與基本富裕」,並闡述了中國作為海陸大國面臨的戰略兩難;2003年時殷弘撰文呼籲中日「外交革命」,重新接近;此外,他還在美國權勢逆轉與中國崛起方面有過多篇理論著述。

以下為經過編輯的採訪實錄,未經時殷弘本人審定。

問:2010年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撰文稱中國「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說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那是神話」,而與那時候相比,今天習近平無論是外交動作上,還是外事工作講話,中國都變得更加積極、主動而強硬了,你認為中國已經放棄韜光養晦了嗎?

答:我認為很多重要講話,包括近期的對外工作會議,局外人只能看到官方公開的文本,既然是公開文本,就會有很多修辭的東西。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很明顯,中國的外交已經不像韜光養晦了。

「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是鄧小平提出的,當時主要指的是在六·四事件(1989年)後如何和美國打交道。這個守則可以引申為戰略謹慎、培植力量的戰略精神。但是韜光養晦到後面完全不可能,因為美國和我們的鄰國說:你這是逃避責任,而且中國的軍力增長實際上也很受關注;另外發展中國家也不希望中國韜光養晦,他們希望中國能給錢援助;中國再韜光養晦,國內的民族主義也不接受,所以再韜光養晦已經沒有太多好處。

但由於鄧小平韜光養晦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他是「鄧公」講的,政府裡面還有一些人是支持韜光養晦的。而如果領導人還提醒韜光養晦的話也有好處,就是鼓勵心態謹慎、戰略謹慎。但現在基本已經不提了,現在的精神不僅是要有所作為,而且是要大有作為。

問:中國外交發生轉變的原因有哪些?

答:在十八大之前,儘管中國外交還在十分依賴與美國的合作,但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胡錦濤任職的最後幾年,已經開始從「韜光養晦」慢慢轉變,這首先是由幾個結構性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迅速增長;第二、中國對外部能源、礦產和市場依賴急劇加大;第三、美國的經濟衰退和在阿富汗、伊拉克的「過度延伸」都導致了它能力與威望的衰減,中國開始慢慢輕視美國的霸權;第四、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作用。民族主義一方面是由於美國力量和意識形態的衰減;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社會在轉型中變得多樣化,大眾媒體影響力越來越大;還有則是中國民眾和政府都對海洋島嶼權利越來越關心,越來越不願容忍。

除了結構性原因以外,十八大換屆兩年多以來,和胡錦濤時期相比,中國外交政策發生顯著變化,這其中習近平的政治領導有決定性意義。習近平個人獨特的世界觀、政治信仰、使命預設讓他堅信中國的偉大,他個人的個性和戰略風格都和胡錦濤都很不一樣。

問:你是研究大戰略的,什麼是大戰略,中國有沒有大戰略?

答:大戰略主要涉及把握「手段和大目標之間經過深思熟慮的關係」,據此綜合性地調節和指導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在內的所有資源,以確定如何維持有利的和平或準備必要的戰爭,如何在確保在本共同體戰後處境優於戰前的意義上贏得戰爭勝利,如何締造與此相符的戰後和平,還有如何在和平狀態中有效和合算地追求根本的政治目的。

著名的大戰略包括: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以以民主制、海權為標誌的大戰略、羅馬維持龐大帝國的戰略、丘吉爾二戰時處理同盟關係的戰略,以及冷戰初期喬治·凱南為美國設計的遏制蘇聯的戰略。

大戰略有個特徵,雖然是複雜的,但是它一定要自成系統,有統一目標,必須是不能有那麼多矛盾,它的不同要素,甚至是對立要素,比如在南海強硬、對美親善,必須是平衡和統一的。

中國很長時期內可以說是沒有大戰略。鄧小平時期有大戰略。而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總的來說風格比較統一,跟鄧小平連續性比較大:即中國和平發展,在現成的國際體制下爭取逐漸增長中國的影響,較多地願意進行妥協。

但儘管胡錦濤主觀上延續了鄧的戰略,但是因為客觀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還有他比較弱的領導,所以實踐中自相矛盾非常多,對美、對日、對朝鮮、對南海皆如此,所以我們不能說胡錦濤時期在戰略實踐中有大戰略。

但在習近平的治下,觀察到近期的一系列行動,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大戰略正在成型。

問:習近平的大戰略是怎麼樣的?

答:從工具上看,目前習近平的戰略主要有兩個範疇:戰略軍事與戰略經濟。

戰略軍事指的是:第一,運用軍事力量在南海、東海和整個西太平洋和美國進行戰略競爭;第二,繼續使用准軍事力量和日本、越南、菲律賓進行對抗,這是為了更大的戰略空間,也是為了一系列海洋權益;第三,比胡錦濤時期更加急劇地增加中國的戰略軍力,進一步擴展中國,尤其是海軍在西太平洋的戰略活動範圍。

戰略經濟則是,和胡錦濤時期相比更加迅猛地推動中國在海外、尤其是西太平洋的經濟存在。

從目標上看,習近平戰略的長期目標是消解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權勢。

中國外交政策在習近平治下,可以逐漸觀察到一個連續和統一的東西:他都堅定地增強中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並積極主動地追求中國的復興和權勢。

習近平在亞信峰會上提到,亞洲人的事情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這個口號雖然之後他不再提了,但這反映了他的雄心。

一方面,我認為中國對目前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還是基本滿意的,中國依舊願意在美國主導的體制下活動;但在局部上中國現在要更積極地和老闆說,我們要改變一些規矩,我們還是「大食堂」的成員,但我們要弄幾個「小灶」,比如IMF和世界銀行的體系都要改一改,這和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威望的增長有關。美國自然會反對,但中國還是會繼續搞「小灶」。

在軍事與安全層面,中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如此蠻橫的勢力十分不滿,比如:2009年美國抵近偵查200多次,今年頭10個月就1000多次,中國怎麼能容忍呢?中國宣布一個東海航空識別區,就這麼大,日本、韓國甚至越南都有了,為什麼美國人就是不承認中國的權利?而且美國動不動就說如果中日打起來,美國也要參戰,習近平不只是不滿意的問題,而是越來越憤怒。所以他的長期願景就是就是要一步一步地消解、甚至最終取消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支配性權勢,這種權勢目前在中國看來是不合理的。

中國近期的一系列行動的這項動機已經體現得十分明顯,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華盛頓比北京還要清楚。

而近期的目標具體有:第一,把國內經濟增長維持住,在發展模式還沒有轉變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已經越來越依賴外部的能源、礦產、投資和商品市場;第二,中國,特別是要利用戰略經濟,把西部周邊加強管控,在東部比如對韓國、蒙古,採用戰略經濟也要超前。

問:那麼你覺得作為政治強人,習近平和毛澤東、鄧小平相比,外交風格上有怎樣的區別呢?而現在在中國的外交決策層面,有沒有一兩個比如像「王滬寧」那樣佔據核心地位的智囊呢?

答:毛澤東是非常非常強勢的領導人,非常有決心;鄧小平是非常強勢,有決心,但更注意和陳雲、李先念、葉劍英等討論,是基於老一代人做決策;習近平和毛澤東更像,但是毛澤東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習近平則不一樣。

至於核心智囊,我相信誰都不是,根本不可能,他身邊會有很多人,但這些人都只是他的參謀或信息提供者,算不上特別重要。而我願意這樣說:習近平本人就是他自己的幕僚長。比如FTTAP的事情在APEC上突然提出來,不要說美國人不知道,就是我們圈子裡的人都不知道。

問:習近平上台之後,這個大戰略是如何慢慢成型的?

答:在習近平上台前兩年,主要是以戰略軍事為主,但收效不好。

直到在APEC前不久,十分明顯的,習近平在追求增長中國在亞洲和西太平洋的權勢時主要依靠戰略軍事,尤其是中國戰略武器的發展,和美國的一系列戰略競爭,這還包括在網絡層面的對抗;以及和日本、越南、菲律賓的海上對抗,擴建島嶼;並一再強調領土主權,強調外國不要設想我們會拿核心利益做交換。

這個東西已經做了兩年,我們可以來評點其中利弊。戰略收穫:一、中國戰略軍力,尤其是空軍、海軍繼續增長;二、中國極大地擴展了戰略活動範圍,中國的艦隊從未到遠洋那麼多次;三、堅決地伸張了中國相關的領土、領海權益聲索,這點從中國比較民族主義的觀點來說,可以算是重大促進,因為幾十年了政府都沒有很好地推進過。

但是戰略損失也不小:一、損害了中國在國際層面,尤其是在鄰國中的軟實力;二、顯著增長了和日本等鄰國,甚至美國的軍事衝突的風險,尤其是這一點,非同小可。

這樣一個外交損益表回顧來看,很明顯,遠遠不夠好。

但在近期,中國外交轉向經濟工具,大局慢慢統一,習近平戰略這樣才是逐漸成型了。

中國最近一系列行動顯示,在爭取權勢上更加註重戰略經濟,戰略軍事下降到第二位:領導人在南美、中亞、南亞等地的一系列範圍更廣的出訪;提出建設「一路一帶」構想,注資400億美元「絲路基金」;不顧美國反對,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APEC上提出FTTAP,抗衡美國的TTP;和韓國、澳大利亞自貿區談判取得成果。

與此同時,中國也意識到了之前提到的那個非同小可的軍事衝突風險,於是中日達成四點共識,緩解對抗,恢復對話;中美達成防止海上軍機軍艦衝撞協議。這兩點主要就是為了緩解衝突風險,減輕對中國軟實力的損害。

短時間內如此密集、迅猛的一系列動作從總體上看都是互相協調統一的。可以說,中國依靠經濟手段獲取權勢的大戰略正在成型。

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雖然中國經濟增速還在緩慢下降,但是總體來說還有較強的增長勢頭;其次,中國近年來對海外能源、礦產索取,以及市場的依賴程度都很高,在全球各地的直接投資也不斷增多,這個趨勢一直都很明顯。所以你也可以說中國之前就在做戰略經濟,但實際上我們之前做得並不夠系統,也不夠好。

之前中國注重戰略軍事時,美國選擇「重返亞洲」,進行「再平衡」;但現在美國完全不知道如何對付中國的到處撒錢,四處推進。

但也要指出,中國的戰略軍事也沒有丟掉,與日本和菲律賓的對抗還會繼續存在,軍力也會繼續增長,航母、潛艇也在繼續發展,但與過去相比中國會更加註意危機管控、緩解衝突:比如中國在南海雖然立場不變,但活動方式可能會有微妙變化;中國的軍力活動範圍不會收縮,但是活動的頻度、派遣軍艦的頻度、聲響度都會減小。

所以,和胡錦濤時期相比,和十八大之後的兩年相比,習近平近期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加協調統一,更合邏輯,可以說中國已經開始有了一個大戰略。我認為這個趨勢有一定的穩定性。

問:那麼你認為這能算是「買朋友」嗎?

答:我並不認為這非要叫「買朋友」。因為這些國家很窮,也需要發展經濟;而中國又願意牽頭、有能力發展基礎設施,對其援助投資,一拍即合。

而且人人都需要朋友,朋友不是愛人,國際政治裡面沒有愛人。儘管我們能看到比如有美國和歐洲這樣價值觀相同的好朋友,但是還有如中國老話說的「酒肉朋友」,「酒肉朋友」也比天天吵架好得多了。

問:你剛才提到了民族主義,習近平接見了比如周小平這樣的民族主義者,你覺得中國政府是在煽動民族主義嗎?

答:我認為中國政府是很少煽動的,因為政府也知道其實民族主義很不好對付,例如反日遊行里你可以看到政府的態度主要是容許,而非鼓動。在南海、東海美國的抵近偵察,以及日本的歷史問題上,中國措辭經常比較激烈,這也並非其本意,中國政府除了個別局部問題上戰術意義上的行動以外,很少鼓動民族主義。它的官方和媒體表述上我們可以經常感覺到下意識的強勢,但這其實是正常的。

問:那麼一直有評論稱理應主管外交的中國外交部和美國國務院相比,地位一直比較低,所以中國的外交其實要素更多元、也更矛盾,那麼在習近平時期,外交部的地位有上升嗎?而且因為習近平自己原來有從軍的經歷,那麼解放軍系統在中國外交中地位有上升嗎?

答:中國現在在外面盤子那麼大,外交工作那麼多、那麼複雜,可以說外交部只是其中的一個分支。因為中國一直很重視經濟,所以經濟部門在外交政策中占的成分非常大。在胡錦濤時代,外交中的經濟部門就是由副總理王岐山主管的,那麼王岐山自然是高於外交國務委員戴秉國的,今天也一樣。

而且這其中還涉及到個人親疏,比如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都是有領導人個人支持的,戴秉國和胡錦濤關係更親密一些,楊潔篪和習近平自然不能這麼說,所以各種情況表明,外交部參與決策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至於軍隊,可說軍隊的影響的確在增強,但話又說回來,這個影響不能說是軍隊高於政治統治,而是說習近平和江澤民、胡錦濤相比,其外交戰略中有了更多軍事元素。因為習近平的世界觀、經歷、家庭出身,以及個人偏好都讓他更加關注軍事力量,而且習近平和胡錦濤相比,更加不害怕在軍事上有更多作為,更加投入到軍力增長中去。習近平對軍隊的管控更加強勢了。所以說如果在其治下軍隊的影響力增大的話,應該要說明那不是軍隊或將軍們變得強勢,而是習近平自己變得強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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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國馬爾地夫聯合新聞公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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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15/c_1112489669.htm

新华网马累9月1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尔代夫共和国15日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尔代夫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2014年9月15日于马累)

    一、应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亚明·阿卜杜勒·加尧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9月14日至16日对马尔代夫进行国事访问。

    二、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亚明总统举行了会谈,会见了马斯赫议长。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三、双方一致认为,中马建交以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顺利发展,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为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造福两国人民,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马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四、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级别、各领域对话,鼓励和支持两国政府、立法机构和社会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

    五、双方重申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稳定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支持马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马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一。

    六、马方欢迎并愿积极参与中方提出的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双方同意加强海洋事务、海洋经济、海洋安全等领域合作。

    七、双方同意建立中马经贸联委会机制并在年内召开首次会议,规划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

    八、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帮助。中方表示将继续为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兴业。中国政府愿意积极考虑为马累-机场岛跨海大桥建设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九、双方高兴地注意到,两国旅游合作发展迅速,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双方欢迎《魅力马尔代夫》在华播出,相信这有助于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赴马旅游。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公民赴马旅游,为马方开拓中国旅游市场提供协助,并鼓励中资企业投资马旅游业。马方将进一步完善本国旅游服务,切实保障中国游客在马安全。双方同意建立中国游客在马安全问题的联席会议机制。

    十、双方同意继续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促进两国防务、科技、文化、教育、人力资源培训和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中方愿通过多种渠道向马方提供更多政府奖学金名额,为马尔代夫公民学习汉语提供协助,在公务员培训方面同马方开展合作。

    十一、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组织中的协调配合,密切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的沟通合作。中方愿意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向马方提供人力资源培训和物资等方面的帮助。中方欢迎马尔代夫多年来在对小国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并将继续同马方在国际场合就这些问题加强协调。

    十二、马方希望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合作,中方对此表示欢迎。马方赞赏中方为南盟发展所做贡献,支持中国提升同南盟关系。

    十三、习近平主席对亚明总统、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友好接待表示感谢,并邀请亚明总统在双方方便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亚明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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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習近平出訪南亞與「一路一带」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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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10/c_126972508.htm

9月11日至19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并对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第二次赴中亚地区出席上合组织峰会,首次访问南亚国家。此次“两亚行”着眼于总体外交布局、服务国内发展,将是我国采取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

  在中国外交布局上,中亚和南亚构成我国西南和西北两个战略方向,是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目标和必经之地。去年,习近平提出与有关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快“向西开放”为契机提出的,是我国将自身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相对接的重大战略构想,充实了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内涵。

  中亚既是我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屏障,又是我国西北方向推进经贸、能源合作的战略伙伴。上合组织是我国深耕与中亚关系所倚重的战略性平台。上合组织6个成员国和5个观察员国都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强调的“五通”举措,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已有一定基础,上合组织在这些方面可以成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载体之一,发挥独特作用。

  南亚在我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正在上升。中国与南亚的合作正处于双方历史上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给中国与南亚合作插上一双有力的翅膀。印度既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区,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印合作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成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中部地带,扼守印度洋重要国际航道,自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斯里兰卡还是第一个以政府声明的形式来表达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支持的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总体上也得到沿带沿路国家的积极响应。当然,个别国家的舆论对于该倡议还存在一些疑虑,比如担心该倡议是否会影响有关地区的区域性合作机制,这主要是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目前看,“一带一路”属于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并不是实体机制,体现的是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反映了中国对于合作共赢的追求。中国不搞封闭性的、排他性的合作,同有关地区和国家现有合作机制和设想并不冲突、排斥,而是并行不悖。“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将充分利用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现有合作机制和平台,实现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相信习近平“两亚行”期间将欢迎有意愿的国家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同探讨,共同建设,共同受益。

  安全合作,包括反恐合作,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保证,人文交流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不可或缺的部分,二者与经贸合作一起构成“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要素,预计都是习近平此次“两亚行”的重要议题。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极大地拓展我国发展战略空间,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同时也会促进“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并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仅从这个角度讲,习近平“两亚行”将助推我国“向西开放”,具有战略意义。(作者华益文为国际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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