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城邦
回本城市首頁 中國星火論壇
市長:古士塔夫  副市長: lukacsGuoding
加入本城市推薦本城市加入我的最愛訂閱最新文章
udn城市政治社會公共議題【中國星火論壇】城市/討論區/
討論區意識形態、話語 字體:
看回應文章  上一個討論主題 回文章列表 下一個討論主題
王义桅:中国的“脱美国化”问题
 瀏覽969|回應2推薦0

沙包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王义桅:中国的“脱美国化”问题

297字号:TT
2014-05-26 13:28:00 来源:环球网 责任编辑:翟亚菲 作者:王义桅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4-05/5005164.html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6日文章 原题:王义桅:中国的“脱美国化”问题 现在的中国,颇似170年前的美国。当时,美国开启了脱欧洲化进程。美国诗人爱默生1837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我们周遭那千百万冲向生活的人不可能总是靠外国果实的干枯残核来喂养。”爱默生说的外国指的是欧洲,表明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迈入精神立国阶段。

  170年前的中国,经历鸦片战争,开启了脱中国化的西化历程,新青年运动期间鲁迅、胡适等还主张废弃汉字,因为汉字是全盘西化的最后障碍。起初,西化目标包括欧洲,甚至包括日本,但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中国全盘西化的目标。

  中国的美国化

  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美国情结,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甲午战争后的“全盘西化”,到改革开放首要的“对美开放”,美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这就是中国的美国化情结。所谓美国化,就是指美国成为现代化、全球化的代名词,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等同于美国化。美国成为中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标杆。美国化的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老二,致使当今世界中美关系陷入“老大vs老二”的关系怪圈。可以说,美国霸权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的美国化。

  走出美国化的阴影,成为中国自立、自强、自尊的关键考验。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丁刚先生十年前提出“脱美国化”命题,颇具前瞻性。近十年来的中国崛起态势的确表明,“脱美国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脱美国化”不是“去美国化”,因为“去美国化”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毕竟,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霸权现象。“脱美国化”是摆脱美国中心主义,作为国家的美国仍然有许多可爱、可学乃至可敬之处。中国的发展秘诀在于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当然要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人类先进文明。“去美国化”,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

  在中国,存在着一种殊途同归的怪现象:一些左派学者制造美国霸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美国,可称之为“公美国”)神话,然后反对被神话的美国,其实是在与自己斗;另一些右派学者则将美国(作为国家的美国,可称之为“母美国”)美化,也在编织美国神话,然后与反对这种神话的人斗,其实也是在与自己斗,因为把他们美化美国的言论翻译出来,美国人都惭愧得脸红。

  新中国建立以来,政治上“别了,司徒雷登”(中国民国时期美国驻华大使),思想上却没有“别了,美国”。“脱美国化”,成为中国精神立国的重要门槛。

  “脱美国化”三部曲

  使中国成为中国、亚洲成为亚洲、世界成为世界,是“脱美国化”的三部曲。

  中国梦的提出,便是使中国成为中国。

  “千万里,我呼唤着你,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这是上世纪90年代风靡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歌词。这些北京人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的美国梦可能成为美国人的噩梦。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4月15日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称:“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所以中国领导人会理解,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去采取一个新的、更可持续的模式,使得他们在追求他们想要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应对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挑战”。而中国做到这一点的结果,便是开创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这一点,自然是奥巴马所未能意识到的。

  刚刚闭幕的上海亚信峰会,则是中国推动让亚洲成为亚洲的重要尝试。当今亚洲,面临历史遗留问题所带来的种种安全挑战,比如领土、领海争端,由此极大干扰了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严重束缚了亚洲国家解决跨国安全威胁和人类安全问题的能力。从本质而言,这是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纵向亚洲国际体系,遭遇西方传来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横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时空矛盾。比如,越南法国殖民时期的版图占据南沙、西沙岛礁,而历史上(包括1958年范文同总理声明)其政府都是承认这是中国的领海、领土的。

  换言之,亚洲国家身份未根本解决,亚洲的自立自强并未完全实现。一句话,亚洲尚未成为自己,这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未自主、行为方式上未自主,其症结是亚洲人民不能决定亚洲安全,亚洲缺乏安全一体化机制。其结果,尽管亚洲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是安全形势最复杂严峻的地区之一,却呈现亚洲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亚洲悖论”。

  这便有了美国“重返亚洲”之举措,高举TPP,指望恢复亚洲经济、安全均靠美国的局面。与此同时,也有了亚信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闭幕的上海亚信峰会上,倡导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可称之为“亚信精神”。

  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则是中国力推让世界成为世界的外交努力。作为前期工作,中国联合俄罗斯,以明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谴责日本挑战、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同时,中国联合金砖国家推动世界发展模式多样性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可能在2016年中国承办G20峰会上予以系统阐述。

  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在《坏世界研究》一书中指出,世界仍将是一个“非世界”。中国要努力让世界成为世界,其前提则是让西方成为西方,还原普世价值为西方价值普世性。

  在实践中,人民币国际化、“一路一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开启陆上全球化新征程。俄罗斯作为亚欧国家,是亚信会议重要成员,这也许在提示,亚信会议的未来在于欧亚大陆安全一体化,即亚信统领上合组织、东盟(亚细安)、南盟、阿盟等亚洲地区的安全机制,与亚欧会议北约之欧亚部分对接,实现欧亚大陆的安全梦。

  “脱美国化”是大势所趋,并非中国有意为之。世界各国都面临美国化的巨大风险。不仅中美经济日益在脱钩,世界也在脱美,美国的盟友体系在松动,更明显的,美国也在脱世界,国内新孤立主义在抬头。因此,“脱美国化”,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5102301
 回應文章
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非洲与中国
推薦0


沙包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 施展

    施展

    •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非洲与中国

字号:
2014-04-11 08:17:37

遭受误解的非洲

提及非洲,国人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是一块饥饿的大陆、贫穷的大陆、动荡的大陆,等等。这些印象有很多都是有问题的,它们会严重误导我们对于非洲的理解。下面粗略来分析一下这些误解。

非洲

饥饿、贫穷、动荡?对非洲的这些印象是有问题的,会严重误导我们对非洲的理解。

由于温带国家的经验,我们会认为由于粮食短缺,导致非洲成为一块饥饿大陆。很多照片会强化我们的这种直观印象,如著名的题为《饥饿的女孩》的照片,以及多幅关于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的照片等。然而,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非洲饥荒年份的收成往往并不差,饥荒的出现不是因为粮食短缺,而是因为粮食分配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亦即问题与产量无关,而与社会治理有关。更进一步,我们所熟知的非洲饥荒都是发生在撒哈拉附近的非洲部分,而在撒南热带非洲则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热带非洲的自然条件极其优越,大自然提供的食物即确保了不会出现饥荒问题,相对简单的劳作便可有收成,这些地方存在的不是饥荒问题,而是贫困问题,表现为普通非洲人无力消费一般日用品,生活水准低下。对温带国家而言,贫困与饥荒相伴,但我们不可以此来同样推断热带非洲。

人们认为非洲是一块贫穷的大陆,此种认识至少可以说是不全面。非洲社会贫富高度分化,穷人虽然吃饭没问题,但基本无购买力;富人则生活在高水准当中,其群体比我们通常想象要大,极富消费力。由于本土极其欠缺生产能力,非洲的基本工业品都需进口且严重供不应求,以致在非洲的日用品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比中国要高不少。从潜力角度而言,非洲更是极其富有。无论是丰富的矿藏,还是上佳的耕地,再到极佳的林业、水利资源等,都为非洲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这些资源目前的开发都比较有限,因为非洲欠缺资金、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究其根源,也与非洲国家建构、社会治理等能力的欠佳有关。

国家建构、社会治理的欠佳的确可以归结到非洲的动荡当中去。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更细致地来看。一方面,不间歇的动荡是独立后非洲国家的一个特色,基本上延续到冷战后10年多的时间,但是进入21世纪,非洲的动荡问题已经大为消解,当下,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政治都比较稳定。电视上偶尔看到个别非洲国家又发生内战,但不要忘记那不过五十三分之几的事情(非洲有53个国家)。另一方面,非洲的动荡与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结构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要找到突破口,还需要先弄清楚现时政治、社会结构的来龙去脉。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非洲

近代以前的黑非洲差不多是在独自发展,其与外部世界的实质性联系比较有限。但到了500多年前欧洲人探索新航道的努力成功以来,非洲被整合进一个世界历史过程之中。此过程中的非洲基本上不是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的主体出现的,相反,它一直是作为一个客体,处于被西方文明塑造的地位。西方的拓展过程可进一步分为几个阶段,非洲在其中被动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16、17世纪是初起阶段,此时西方力量的扩张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的方式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最初开始了对于海外帝国的拓展,它们率先占领了大量的殖民地。继之而起的荷兰、英国等国则开创了大不相同的商业帝国模式。两国的冒险商人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等现代商业制度,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海外商业活动。其时最为重要的贸易路径之一便是著名的“三角贸易”。欧洲商人从本国出发,装载盐、布匹、朗姆酒等,运至非洲西部沿岸地区贩卖;然后购买黑人奴隶,穿越大西洋,运抵美洲种植园;再在美洲购买糖、烟草和稻米等返航欧洲。这条航线的路径大致构成三角形状。三角贸易利润惊人,欧洲商人借此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对于早期的商业帝国主义而言,贸易据点和海上航线的占领比土地的占领更加重要,所以欧洲在非洲的存在只表现为零星的贸易据点,没有大规模占领。非洲在该秩序当中的地位是很悲惨的,黑奴作为商品,使非洲被动地裹挟进西方商业帝国的发展当中。不过我们还要客观地提出,被掠上船的非洲黑奴,多数并不是欧洲人直接捕获的,而是由购得了欧洲人的枪炮的非洲沿海部落,到内地部落捕获来转售的。后来这些敌对部落在依殖民疆界而划定自身的非洲独立国家中被迫并存,其彼此冲突由来已久。

在欧洲方面,贸易争夺伴随着战争,但欧洲人也在寻找这一切的规范。终结了“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国际秩序的一般规则,包括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单位等,形成了现代国际法的来源。欧洲人将这套国际法规则视作国际“文明行为”的基准,未接纳该套规则的地方,便不被接受为平等的对手。于是非洲被进一步从法律上规定为低等的,需要欧洲人的全方位规训。这一规训不久就到来了。

18世纪中后期,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早期的商业帝国主义开始转型为工业帝国主义。工业经济需要的是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以及不断扩大的销售市场。对最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而言,商业帝国的海外模式并不需要太多变化也能满足这些条件。但是进入19世纪中后期,欧洲大陆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尤其是德国,其经济实力迅速攀升以致超过了英国。此时的德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相对而言领土的狭小、地处中欧的不利地缘格局、多年分裂的记忆、几个世纪以来作为欧洲战场以致生灵涂炭的历史,都令得这个新崛起的强国在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克服的不安全感。该种情结在经济猛涨的催动下转化为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力图谋得“阳光下的地盘”。就海外而言,此时只剩下非洲还有大片领土有待征服。适逢德国的世仇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后大力在非洲扩张以恢复元气,而英国担心法国的扩张会将原料与市场向英国封闭,也在非洲摩拳擦掌。为了协调列强的行动,在俾斯麦的主持下,1884年召开了柏林会议,达成了关于非洲瓜分规则的共识。短短十几年之后,在非洲几乎已不再有“无主”的土地。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极个别的地方,非洲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他们的家园被欧洲人在地图上依照尺规而分割,一条条沿着经纬线厘出的界线框定了他们此后的命运。后来的经济史表明,对列强而言,非洲殖民地的占领无论从移民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原料、市场等经济角度来说,都不是很划算的,对非洲的瓜分只不过是争霸各国在囚徒困境中的疯狂之举。然而,这段历史却对非洲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它第一次将非洲完整地整合进一套国际法权秩序之中。作为个体的非洲人也许仍然不是“文明”的,但是作为土地的非洲大陆则已被纳入“文明”秩序,需要服从国际法的调节。非洲在此阶段保持了独立的两个黑人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也逐渐被接纳为正式的国际法主体。非洲的地理空间被现代国际法权所分割,欧洲瓜分所留下的边界,正是后世非洲国家独立后的领土疆界之表达。尽管它常常将相同的部族分隔在了不同的国家,但无损其国际法上的效力。非洲以一种怪异的身份开始卷入了现代世界秩序当中——非洲土著没有权利,土地被白人所划分,同时,或是占据了黑人土地的白人以“非洲人”的身份来主张国际权利,或是白人总督治理当地的领土,并以统治无完整民事权利的孩童的方式来统治黑人。非洲被动地获得了一种国际法身份。

嗣后不久爆发了两场耗尽欧洲元气的世界大战。在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正当性基础即发生了巨变。既往的帝国瓜分模式不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一跃而为新的正当性基础。该理念为非洲人的独立建国之主张奠定了基础,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化作现实,非洲国家纷纷独立,黑人以新的方式进入了国际法权秩序当中。

然而,国际法权秩序的主体与国际政治秩序的主体还是两回事。白人殖民者的直接统治退出了非洲殖民地,但是他们通过对于非洲国家财政、金融体系、对外贸易等的掌握,继续着对于非洲的间接控制。在欧洲的区域性控制之外,非洲国家还更处在一个全球格局的约束之中。它们独立之后,便迅即面临着一个在冷战之中选边的问题。常见的情形是,新独立的国家内部两派甚至更多的派别彼此之间争斗不已,各倚一方,于是血腥的内战便爆发了。有些国家打了几年之后,一个强人压制住了所有对手,依托着外援,建立起独裁统治;另有些国家则是内战持续多年也未见分晓。所以,这个时候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内部秩序,它是从属于冷战秩序的。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两大阵营不再争夺非洲,向这里的资源投放骤减。过去的一些独裁者马上遇到了财政困难,无法持续下去,非洲很多地方再次爆发内战,尤以两次刚果(金)内战为甚;甚至爆发大屠杀,一如卢旺达等地。经过十余年极度的动荡,秩序再次稳定了下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初步可以说具有一定意义独立性的非洲秩序诞生了,虽则这秩序还有着严重的问题。

这一非洲秩序迅即被统合在全球资本秩序之下。在美国的主导下,二战后建立了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与机制。它们具有技术性、中立性的外观,但美国正是通过它们实现对于世界的柔性网络控制,建立了资本帝国秩序。它在冷战期间局限在西方阵营当中,但冷战结束之后覆盖了全球,适逢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于是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了。非洲秩序被统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开始了其艰难的发展。对于欠缺资金、技术、基建等等各项发展条件的非洲国家而言,当下的发展途径只能从出售资源起步,以此来换取外汇,并进而换取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然而,在非洲已不在两极争霸格局下作为被拉拢对象的情况下,其外贸条件颇为不利。非洲的矿产以及农林产品的出口,需要纳入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体系当中。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基本上在纽约、芝加哥、伦敦等几大期货交易所被确定下来,某种角度上来说它并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而是由大资本决定的。只要有足够的资本来运作,能够囤得住货,价格便被其操弄于股掌之间。由于能够调动如此规模资本的大公司数目很有限,于是寡头垄断的定价机制便可形成。这是资本秩序的一个自然结果,可不做伦理评价,不过这毫无疑问使非洲国家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http://www.guancha.cn/ShiZhan/2014_04_11_220939.shtml

非洲的独立与内在的问题

撒哈拉以北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南非,与撒南黑非洲区别很大,不可一概而论,故下面只就黑非洲来展开讨论。黑非洲是个传统的农牧业自然经济地区,殖民者在部分地区建立了城市,带来了现代商品经济,但其表现为与周遭地区脱节、直接联系于世界市场的矿业经济与种植园经济,在这些外向型经济飞地的周边,是广大的自给自足传统经济区。这样一种二元经济对于非洲的传统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破坏,并伴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进程,延续到独立后。

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主要是在城市展开,其中粗略地说有两支重要的力量。一支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以及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力图以成立由黑人掌权的民族-国家的方式来摆脱殖民统治。对这些人而言,殖民统治根本上是个政治问题。他们同时希望用西方的文明来改造“愚昧落后”的非洲传统。另外一支是大量走出乡村来到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的非洲民众,他们在经济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脱开传统社会又使其失去社会保障。对这些人而言,殖民统治根本上是个社会经济问题。两支力量都对白人的殖民统治不满。在独立运动中,两支力量合流,但其诉求并不一样。精英团体力图取殖民者而代之,依照西方模式建立国家,但是势单力孤,便动员一般大众,宣称赶走殖民者将会迎来非洲人的解放;一般大众为了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便与之合作,赶走了殖民者。

政治问题的解决使得许多非洲本土精英转为既得利益者,然而非洲的经济结构没什么实质变化,大众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就并没有解决。这种情况下,对大众的动员可能形成新的动荡之源。于是一些非洲国家精英的统治转向了专制,而这种统治往往是进一步强化了旧的殖民式经济结构,就更将这些地方的非洲精英与一般大众及传统社会隔绝开。另一些国家的非洲精英力图在非洲带来根本的社会变革,认为这是非洲解放的根本途径,这就需要对一般大众保持高强度的动员,这种动员机制必然走向“非洲社会主义”。力图以一个逻辑上先在于“国家”的“党”的领导,解决政治与社会这双重问题。在冷战中,西方与苏东两大集团各自支持一批非洲国家,使得两条路都还能维持,政治问题貌似解决了,经济上则使得非洲国家进一步殖民化。冷战后,解决经济问题的失败,使得非洲国家政治又陷入动荡。经过十余年的内战,各方人困马乏,于是秩序大致稳定了下来,但这是因为人们无力再战,而不是问题得到了解决。

飞地经济在城市里带来纵向的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二元经济结构在城乡之间复横向地转化为二元社会结构。由于黑非洲国家农业政策的失败,以及连年的战乱,大量人口从内地农村涌入少数几个大城市,以致非洲的城市化率超过了40%。然而城市中并无相应的产业支撑如此庞大的人群,过度“城市化”的后果便是非洲大部分城市中均有90%以上的人口无正式工作,以临街叫卖等零工方式勉强度日,月收入仅够糊口。许多城市人口甚至也要种地以获取粮食。但由于城里毕竟提供了更为热闹的生活,他们并不会愿意回到乡下。这个庞大的人群是潜在动荡源,构成了黑非洲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在黑非洲的农村,由于基础设施不足、销售体系未形成,除了少数地方,大部分仍然处在自给自足型农业状态之中。因为自然物产丰富,这些人还不至于挨饿,但是也仅是处在维生水准,贫困发生率很高。而由于飞地经济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裂解,使得在乡村地区依靠传统的社会保障体制也面临困境,这将进一步危及社会稳定。在此之外,黑非洲的部族问题带来更复杂的局面。现时的非洲国家都是由殖民疆界框定出来,敌对的部族可能被划定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部族又可能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以致在黑非洲,除了极个别国家之外,国家认同仍不及部族认同,这是国家动荡分裂之源。而基础设施的落后使得国家的物理统一难以实现,这带来更多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非洲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对当代非洲政治动荡问题的解决,若不联立于社会-经济问题,则必定无法成功。但是由于部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使得非洲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又都无法在既有的民族-国家框架中获得有效解决。

中国崛起与非洲的新机会

要解决非洲的这些问题,需要在城市里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不一定要让多数人都有正式工作,只要能给大家以好的预期,便可有效消除动荡危险;需要为非洲的乡村农产品提供广大市场,以便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需要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以便帮助农产品、内地的工矿产品能够更有效地运出去,实现国家内部二元经济的逐渐消解,以及实现国家的物理统一;要实现这些,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以及需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改造一个社会的经验与想象力;在此之外,还需要有一支超国家的力量来推动,以便克服部族问题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张力带来的阻碍。因此,非洲需要外部力量的帮助。但是外部世界在过去所提供的诸多帮助成效不大,而中国的崛起则可能给非洲提供了新的机会,当然,反过来非洲也对中国的崛起有着极大的重要性。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参与到了全球资本秩序当中,逐渐吸纳了西方世界的产业转移,崛起为世界工厂。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其独特性就在于中国的规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具有如此庞大的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国家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由于中国的体量,它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原材料吸纳者与一个世界性的制成品输出者。中国对于资源与市场的需求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崛起这件事情本身,便呼唤着在全球资本秩序的侧旁进一步形成一种新的全球产业秩序,共同构成未来新秩序的基础。

出口矿产资源为主的黑非洲国家会在此一全球产业秩序中获得自己的地位。中国对于工矿业原材料与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刚好可以为非洲提供急需的广阔市场,帮其换取急需的外汇。然而非洲受困于资本秩序所控制的全球定价体系,中国同样受困于此,表现为我们“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通过改造,使得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适应于新的格局,是当下的一个重要任务。改造不是推倒重来,而是通过新的谈判议程的推出,来渐进式地完成变革。对于新议程的提出,需要该倡议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并在议程所涉领域具有重要的利益,其所倡议的主张才可获得其他国家、尤其是主导大国的认真对待。由于中国在国际议程设定问题上的生疏与不自信,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主动地表达并落实自己的利益,这需要时间与场所来学习。非洲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就当下而言,中非贸易的迅速发展,使中国有正当的理由与需求,在非洲发起新的议程谈判。并且非洲也需要有西方以外的力量来改变国际贸易秩序,从而至少是使得自己有讨价还价的空间。非洲是中国的一个上佳学习场所,并且对方很可能也正欢迎我们以这种方式到来。

通过设定新议程来拓展国际空间,对于中国还有一种意义。中国的崛起面临核时代这样一个环境。核大战的威胁使得大国之间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通过战争等手段来实现国际秩序与权力分配格局之间的匹配。新的全球秩序只能是通过一套国际机制而形成的抽象性控制来实现,此即前述之资本帝国秩序,这一点在冷战结束后变得尤其明显。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国际秩序的变迁是通过对于新的国际机制之议程的设定权的争夺与转移来实现的。中国的崛起,只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表达为一种政治经济学过程,“和平崛起”便是一种战略必须,而不仅是个口号。

非洲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换取更多外汇,但是新的问题马上就又浮现出来。如果非洲内部部族结构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张力不被有效化解,则积累的外汇可能会转化为大批的军火,脆弱的秩序会再次陷入动荡之中。非洲当下的资源型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矿业资源开发是高资本、低就业、高利润的一种行业,又及矿业资源只面向国际市场而与国内基本无关,这便极易形成若干个精英寡头对国内矿业的垄断。这一方面带来前述的精英与大众的分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垄断而带来的精英寡头之间的争夺,结合于贫富分化,很容易衍生成部族冲突。于是垄断寡头有足够的激励去购买军火积蓄实力,内战又会被培育起来。这是任何非洲发展方略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为了克服这一点,需要找到一种超越于部族与国家之上的力量,既可推动发展,又可消弭冲突。非盟具有这种超越性的政治地位,但是其现实的物质力量则有欠缺。可推动发展的物质力量只能从资本上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一种足够大的资本,可以覆及各国,同时它又必须是一种产权不可分割的资本形式,以免重入寡头割据的结构。通过这样一种资本力量,便可以有效地整合部族与国家,从而形成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法权力量与以该种资本为基础的超国家力量这样一种双层治理结构。该种结构在具体治理上逐渐虚化国家,强调非洲的共同利益,于是跨境部族、境内部族冲突等问题便都有解了。

目前比较容易想象出来的该种资本形式,就是非洲大陆上的跨国铁路。跨国铁路的修建与运营都需要大资本的参与,由于其规模经济性,各国对其产权的分割将带来运营效率的极度低下。而一旦跨国运营成行,则它可以带来相当多的连带经济效益,各沿线国家的精英寡头会愿意分享,从而其会被有效地整合进来。应该由非盟建立专门委员会来主导该种铁路的建设与运营,通过对于国际资本与建设力量的引入来完成该工作。中国在这方面拥有足够的资本与建设经验,可以与非盟之间形成高度的合作关系。一直欠缺实质性物质力量的非盟,可以该专门委员会为依托,获得对于各国的实际影响力,促进非统工作。

通过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可以将非洲内部的各种资源激活。具体说来,原本地处偏僻的矿产资源,可以被有效开发了。可以通过一些制度设计手段,将该种新开发的资源纳入类似于前述的非盟专门委员会的监管当中,由此所得的利润摆脱沿线国家的精英寡头的垄断控制,而纳入非洲的国家公共财政,进而转化为一般民众可以分享的福利结构。新资源的开发,与精英寡头垄断的旧资源之间可以形成市场竞争,从而逐渐弱化寡头在国内的影响力,为政治上的顺利转型创造条件。

地方的道路设施、基层金融体系、服务机制等亦因大规模铁路建设为契机而有了发展的可能性,从而原有的自给自足之农业生产模式可以转化为商品化农业生产,中国将为其提供极为广阔的市场。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农产品的充分市场化,更会使得非洲的粮食分配机制获得极大改善,化解其可能出现的饥荒问题。困扰非洲的城乡二元格局,因此可能逐渐化解。非洲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当中完成。

在这样一种前景性展望当中,中国与非洲相互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与非洲的这多重合作不仅仅是带来物质性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它还可能带来精神性的提升。

虽然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带来了深刻的不安全感。甚至在今天,它也仍然没有消除掉,“大国崛起”的高调不过是这种不安全感换了个面具展现出来而已。物质力量的积聚并未带来我们在政治上的足够自信,以致一方面对内对外的政略行为上常常进退失据,一方面不自信的内心被裹挟于各种各样虚诳的民族主义热情之中隐藏起来。这种悖谬的原因正在于,政治并不单纯是物质的聚合,而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表达,精神的缺失必将带来政治的迷茫。要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找到我们的精神支点,中华民族也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我们在非洲的努力,可以帮助它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与条件。如是,则将中国的发展外化为非洲等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我们庞大的物质力量便会被导入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秩序的轨道,找到其恰切的出口与用途,从而也给予其他国家以安全感。中国的崛起通过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展开,但它最终必须要绽放为一种深层的政治哲学,确立起中华复兴的精神支点,使我们获得精神上的饱满与政治上终极的自信。

这一过程将会表达出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那就是,中国的发展便意味着世界的发展,世界的问题反过来被内化为中国的问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文化纵横微信号:whzh_21bcr)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ShiZhan/2014_04_11_220939_2.shtml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5136178
胡鞍钢:社会主义——中国成功的制度优势
推薦0


沙包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胡鞍钢:社会主义——中国成功的制度优势

字号:
2014-05-26 07:12:46
关键字 >> 胡鞍钢社会主义中国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之路现代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国家治理能力制度自信毛泽东邓小平

http://www.guancha.cn/hu-an-gang/2014_05_26_229579.shtml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倡导者

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之路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之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制度的优势何在?这需要我们作出自己的回答。

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走向哪里?又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7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这说明毛泽东是有自主性、自觉性的。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里,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断

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断。

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并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追赶。这是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要超越西方。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没有成功,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和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社会主义因素是实现现代化追赶的“加速器”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一穷二弱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改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即使是按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8.3倍,急剧缩小为2.06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时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也是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第一;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

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从全球GDP总量增长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发动机。2007-2012年间,不论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还是汇率法计算,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都显著超过美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2倍和3倍(见表1)。

中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12)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第一大发动机。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5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已经从最大的“世界工厂”变为最大的“世界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减贫方面的成就。1981-2005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6.56亿人,其中中国减少6.24亿人,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为95.1%。减贫是过去30年中国对人类发展最大的贡献。

影响世界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

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老路”,突出表现为“两个凡是”,这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就被否定了。另一条是“新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们过去30多年的历程。还有一条是“邪路”,就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轨迹。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很多知识分子曾经热衷于宣传推广西方的“普世价值”,他们既是社会主义大厦内部的定时炸弹,也是国家解体、历史倒退的受害者。现在他们中有不少人痛定思痛,已经在反思反省;也有不少人非常羡慕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避免了走上邪路,而且成功开拓了社会主义的新路。

2012年我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谈论中国道路的话题,他特别强调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辟出社会主义道路。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称之为“人间正道”。2011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了《人间正道》一书。该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性,旨在打破一百年来国人对西方文明和制度的迷信,树立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季塔连科还特别谈到,中共党内的确有西方“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但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及思潮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强不息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谐哲学,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和合思想,已成为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观。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纳闷,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他还说,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一切别的东西,中国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人民的民主共和国。

为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轮流执政,也不是苏联的一党制;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不是美国或苏联的联邦制。这些基本制度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甚大的国情,符合中国多元一体、统一强大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大势。中国因此就成为独特的现代国家,具有独特的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主制,而它一旦形成,就产生了“路径依赖”,不仅一路延续下来,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改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重建、恢复和改革毛泽东所建立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

邓小平不但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并且在1980年创意性地提出“邓小平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我为什么称之为“邓小平标准”呢?就是针对许多人讨论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问题,基本上是鹦鹉学舌,以为可以把西方标准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其实没那么回事。这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贾桂思想”,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中国的改革是开放式的改革,中国的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的确要学习世界经验,包括西方的经验,也包括他们的教训;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自主性的改革、自主性的创新。因为我们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世界唯一的创新、历史继承、不断再创新并持续延传下来的中华文明的国家。这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在融入世界、并大规模影响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在这方面,邓小平是我们的楷模,也是后人的楷模。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真正的主流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因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已形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但是现代化因素分布在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既不平衡,又不同速(度),这就出现了我们所面对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成本与代价。所以,现代化并不是免费午餐,也会有成千上万的问题。

对现代化造成的问题,我们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自由发展。这就需要另一个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来与现代化的负面因素、风险、成本和代价“对冲”。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一定是,现代化因素越强,社会主义因素就需要越强;中国越是现代化,越需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所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全体人民、全部地区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民心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执政纲领和政策的基点。

这才是中国真正的主流。所谓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说法从来都不是主流,也上不了台面,而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被唾弃,被淹没。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十几亿人民摆脱绝对贫困,并且逐步富裕起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先后经历了两步走或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富论”,即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先富起来。邓小平在1978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都坚持和重申了这一原则。

2002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共同富裕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核心目标。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先富论”阶段转为“共同富裕论”阶段,从“效率优先”原则转为“关注公平”原则,从不平等机会转为平等机会,从不和谐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如果说,使中国人民普遍相对富裕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创造了第一个“中国奇迹”,那么第二个“中国奇迹”就是使十几亿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这可能是最艰难的目标,也一定是最伟大的目标。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起点,中国用30年或更长时间,是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

“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

从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看,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有国内外各种因素、党内外各种因素,而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主要是国内因素。国内因素又主要是政治因素,而政治因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因素,中国共产党因素主要是党中央因素,党中央因素主要是决策机制因素。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因此,中国的许多失败,固然有其他国内因素的影响,但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决策机制因素。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中,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一个核心观点,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发展战略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决策成功,防止决策失误。归根到底,就是如何保证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而不是个人领导制。正如邓小平所说,把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危险的。

从中国的决策机制演变看,过去30多年是最好、最稳定、最有效的时期,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决策转变为邓小平时代延续至今的集体决策,从封闭决策转变为开放决策,从独自内部决策转变为参与咨询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参与咨询决策是过去30多年巨大成功的保障,也是未来30年取得更大成功的保障。

中国的集体领导决策制不同于世界上类似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或总统个人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集团是由优秀的治党治国治军领导人才组成。中国的领导人不像其他一些国家的总统、总理是靠政治演说上台,只会政治表演,没有什么政绩,更没有什么政治阅历。中国的领导人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们政治坚定、坚强有力、奋发有为。中国政治家集团的成员构成、质量水平以及团结统一的程度,是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因素。

反观美国,近年来的事实表明,美国的总统制度安排是典型的个人专权、个人专断制度。小布什当政时一个人就能决定先后发动以反恐为名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是明显的低级错误。小布什执政8年,美国的最大负外部性就是向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金融危机,他却连一句“对不起,我错了”都没说过,便一走了之。这是典型的美国总统制度失败的案例,而且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这样一种制度,尤其在它问题已经明显暴露之时,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迷信美国、吹捧美国?

如前所述,邓小平早就指出:照搬别国的经验,从来都不能成功。过去我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不能成功,今后如果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也不可能成功。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根据中国国情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才是一条成功之路。为了保证未来我们发展战略的决策成功,防止发展战略的决策失误,中国必须坚持自己创新的独特的党和国家集体领导决策制度和机制。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最近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认为,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是对我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纲领。这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历史任务。

什么是国家制度现代化?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用30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战略设想。正是基于这一设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做出具体设计,并先后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22年将如期实现邓小平的这一战略设想。

由此可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不断地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没有国家制度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国家现代化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形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多领域的建设;二是无形的现代化建设,即国家制度建设。“无形现代化”我称之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保护和增进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没有它,所有的人都会受损。这种国家公益性产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只能由共产党和政府来提供,从而确保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以及和平发展作用。与此相反的案例,就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利比亚、埃及等国所面临的“国家失败”,既无法提供国家公益性产品,也无法提供国家公共产品。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二者又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在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这一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尚处在极低发展水平基础上开始创建的,它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覆盖,进而不断改进,形成了独创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恰恰是中国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共产党的领导大大地加速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创新型政党,从而也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即制度和法律作为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连续地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一是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包括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二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制度执行能够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公平,包括执行手段的进步和现代化。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制度,没能力,那么制度就徒有虚名;有能力,没制度,那么能力就会被泛用滥用。在制度体系下不断提高执行能力,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制度体系。

一个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不断降低治理费用、减少治理成本。因此,国家制度现代化本质上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国家现代化收益。例如国家经济制度现代化就会大大降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而当提供了巨国规模效应,就会大大促进经济增长。从国际竞争看,国家竞争本质上也是国家治理竞争,国家治理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竞争。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绩效的第三方评价研究。

2008年和2011年,我们先后对“十一五”规划进行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在22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有19个如期实现规划目标,实际得分为86分。

2013年7月,我们对国家“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中期评估。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纲要》总体实施进展顺利,7大目标有6个进展顺利,24个(实际28个)主要指标有3/4提前完成或如期完成。

2013年9月,我们又对中国经济改革十年(2003-2012)进行了后期评估。结论是:十六大所确立、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总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综合完成率高达89.7%,综合未完成率仅为10.3%。

国家治理实际绩效不仅是可量化、可测量的,也是可评估、可改进的。这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学习曲线,它会沿着“目标设定—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强化实施—后期评估”的周期循环往复,不断改进,也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国家治理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体指导我们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践问题。

坚定制度自信,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竞争的规则就是: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过去十多年中国显示了极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制度优势。对此,我进行了专题的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治理绩效比较。

2011年1月,我发表了《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一文,采用两个案例来进行国际比较:第一个案例是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的数据选择了100多个国家的三类指标:一是GDP年平均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绩效;二是GDP年平均增长率的相对差异系数,以反映宏观经济稳定状况;三是人类发展指数提高幅度,以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发展程度。在所有的指标中,1978-2008这30年间,中国是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最好的。

第二个案例是对G20国家2009年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GDP增长率、CPI上涨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进行国际比较。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考试成绩最佳,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2.5倍左右。

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总是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结论是:这源于过去30多年实现了中国式的政治制度重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我还做过两个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一是中国国家治理绩效和机制与欧盟比较(2000-2010);另一个是与美国比较(2000-2013)。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同时期比较,国家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真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盲目迷信,需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学习西方,不是“邯郸学步”, 一味模仿别人,不仅没学到本事,反而把自己原来会的东西忘了;而是为了“迎头而上”、“后来居上”,还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超越西方。

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大大优于美国和欧盟?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呢?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不同。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发展轨迹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总统制、国会制等,但都失败了,因此中国就从初始条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

第二,国家治理基本制度不同。美国欧盟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者,因此一方面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这就是所谓“制度学习”效应。另一方面还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毛泽东等人自觉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等人更加自觉地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快速地、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特别是美国。

从制度比较看,中国的制度体系更年轻、更具活力、更具变革性;相反,美国的制度体系更年久、更稳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宪法与中国宪法制定的时间,先后相差一百多年;而中国宪法的修正频率(几乎每五年一次)远高于美国,这显示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也表明,仅有一个好的制度还不行,还需要有不断改革、不断调整、灵活适度的制度变迁。中国是符合这一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的。

第三,国家治理基本手段不同。美国欧盟是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中国强调“两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条腿走路就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快。

比如,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只有国防和军事战略,却无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了世界比重的40%,在全球过度军事扩张,也成为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国采用五年规划手段,同时还有国家专项发展规划;而美国只有国家专项规划,更多的是国防和军事专项规划。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知优劣,知优劣才有中国自信。只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才能有理由、有自觉性地增强制度自信,坚定制度自信。

第四,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不同。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没有明确长期目标的,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则大为不同。我们的《党章》(2012)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们的《宪法》(2004)也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在最近的讲话中又明确表达了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就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60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是完美无缺的。诚如习近平所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这里有一个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认识,制度自信是建立在制度自觉的基础上。所谓制度自信,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诚如毛泽东所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所谓制度自觉,就是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还会随着发展进程出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而又纯、一切都美好的社会。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曾告诫我们。正因如此,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有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并且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总会是好事多于坏事,先进取代落后,健康战胜腐朽,进步阻止倒退,正义战胜邪恶。

如何不断改革完善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最好表达。

(本文原载中信出版集团主办月刊《经济导刊》2014年4月号)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510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