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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監委 開啟中國基層民主改革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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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古士塔夫

村監委 開啟中國基層民主改革試驗

‧新華社 2010/12/07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287249

【新華社】


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烈爭吵,37名村幹部和群眾代表還是沒能就村裏十多戶拆遷戶的補償方案達成一致意見,17人支持、16人反對、4人棄權,「拆遷方案」被再次擱置。這是河南省鞏義市孝南村11月22日召開的一次村支兩委和群眾代表會議,議題是就村裏招商引進的金屬製品公司所涉及部分群眾房屋拆遷安置方案進行決議。村黨務監督委員會主任李成立,代表部分拆遷戶和群眾,提出了堅決的反對意見。而在村主任李金鵬看來,這個投資3億多元、年產值20億元以上、利稅5000萬元以上的「大項目」是利村利民的好事,理應得到群眾支持。


「再好的項目,首先也得保障群眾切身利益。」李成立說,拆遷戶覺得補償標準不合理,項目上馬了也不會得到群眾支持。一片爭議聲中,12月6日下午,孝南村村支兩委會作出決定,暫緩實施拆遷項目。「如果沒有監委會,這個項目可能早就啟動了。」作為監委會主任,李成立再次站在村幹部們的「對立面」。在中國數十萬個行政村裏,村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是傳統的「行政長官」,而「村監委會」主任卻是個「新鮮的職務」,職責就是給「村官」們戴上「緊箍咒」,盯緊他們手中的權力。


地處城郊的孝南村在當地城鎮化浪潮中快速發展,村裏有300多家各類企業,是中國「百強村」之一。可隨著經濟發展,村幹部手中的權利也開始加速膨脹,城中村改造、企業拍賣等產生重重矛盾,上訪不斷,人心渙散。2008年11月,孝南村開始進行「村三委」改革試驗,在村支兩委之外,性格剛直不阿,平時總愛給村民伸張正義、給幹部們「挑刺」的李成立,被村民們推選為首任「村監委」主任。


「監委會幹的都是難辦的、難幹的、得罪人的事。」李成立說,既不能當墻頭草,風吹兩面倒,更不能怕唱黑臉、怕碰硬,如果沒有公平、公正和公開透明,是不可能獲得群眾信任的。走馬上任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村民之間聽取意見,收集了100多條合理化建議或棘手的問題上報村支兩委認真分析解決。


「有了監委會,我頭上的約束是多了,可一切按規矩辦,幹事情也更超脫了。」孝南村黨支部書記景合營說,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兩年,村情實現由「亂」到「治」的蛻變,信訪總量下降了61%,群眾滿意度上升到了93%。中共執政「神經末梢」的村幹部隊伍因缺乏監督導致的村官腐敗頻發,正在成為引起基層群眾不滿和威脅執政基礎的重要隱患。


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河南,近幾年開始整合村級民主理財小組、村務公開監督小組、村紀檢小組等村級監督形式,組建村務監督委員會,形成對村幹部權力行使的監督制約機制,使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向村級組織延伸,成為中共基層民主改革的新試驗。


河南省紀委農村黨風室主任吳雲說,村務監督委員會的委員都是群眾選出來的,候選人可由村民代表大會或村黨組織提名,也可由村民自薦或聯名推薦。「監委會」行使獨立「監督權」,凡與農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重大事項必須全程監督,還要監督村級財務管理、集體經濟合同、項目招投標和村幹部履職等情況。發現村幹部有損害村民利益的行為,他們可以當即批評糾正,也可以直接向上級紀委報告。當村監委會與村委會的決定不一致時,將由村民代表大會或村民大會民主決定。


截至目前,河南省5.06萬餘個行政村(社區)都逐步建起村務(居務)監督委員會。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09年底,中國共有村委會59.9萬個,村民小組480.5萬個,村委會成員234萬人。「按照這些數據推算,僅村委會成員和村民小組長就超過700萬人。」


吳雲說,中國「村官」隊伍履職的好與壞,將直接影響中國農民群眾的生活。「村官」在直接掌管村民各項利益的同時卻沒有受到有效監督,這是「村官」貪腐的主要原因。河南省社科院徐喜林研究員說,隨著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基層權力運行監督不到位,是導致基層幹部腐敗問題頻發的根本原因,「村官」不作為、以權謀私、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問題較普遍存在。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據顯示,在2008年中國立案偵查的涉農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中,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就有4968人,佔總數的42.4%。


徐喜林說,村務監督委員會克服了以往監督缺位、失位、錯位問題,村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都得到了保證,形成了村級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並增強了村民關注村級事務、維護自身利益、表達自身意願和參與村務決策的意識,推進了中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進程。不僅是河南,村務監督委員會的基層民主監督新形式在浙江、安徽等省份的基層,也正逐步探索,並積極推進。


河南省廉政理論研究中心副主任趙培說,村級組織由原來的村「兩委」轉變為村「三委」,監委會成為農村社會穩定的「減震器」。2010年10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表決通過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首次提出村應當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或者其他形式的監督機構,負責村民民主理財,監督村務公開等制度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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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坎村選舉結束,投票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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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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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女CHANG, HSIU-FEN

Villagers queue up at a polling station in Wukan
The turnout in the elections was put at 80%

Thousands of people turned out to elect a new leader in a Chinese village that staged a high-profile revolt over perceived local corruption.

Wukan, in sou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has come to symbolise the anger felt over land seizures by rural officials.

It ousted local officials three months ago and won the right to elections as part of a deal to end unrest there.

Respected elder Lin Zuluan was voted in as village chief, with Yang Semao his deputy.

After his landslide victory, with 6,205 votes on an 80% turnout, Mr Lin said: "With this kind of recognition from the villagers, I'll work doubly hard for them."

Some 6,800 residents had turned up at a local school to cast their ballots.

Five other seats on the village committee will be filled in a run-off vote on Sunday.

'Solidarity'

Activists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had travelled to Wukan to observe the polls and to try to highlight their own grievances.

Voting station in Wukan
The vote in Wukan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many other regions

"Wukan is an example for us," Hua Youjuan, a village chief from Huangshan in eastern China where residents have also protested against corruption, told Reuters.

"What Wukan has achieved through its solidarity is something we can also learn from," he added.

Protests had been simmering in Wukan since September.

Villagers said officials had sold off their land to developers and failed to compensate them properly.

The unrest escalated after the death of a village negotiator in police custody in December.

Police say he died of a "sudden illness", but his family say he was beaten to death.

The granting of elections was seen as a surprising concession from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led by ambitious Communist Party head Wa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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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展開軍隊黨內民主監督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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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12/29/c_13669174.htm

新华网北京12月29日电 经胡锦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军队党组织实施党内监督的规定(试行)》(简称《规定》)。《规定》的发布实施,是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制度成果,对于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发展军队党内民主,促进各级党组织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着眼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遵循军队开展党内监督工作的特点规律,认真总结吸收近年来部队实施党内监督的实践经验和有效做法,对党内监督的对象和主要内容、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监督制度、保障措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规定》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内监督的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是军队党组织实施党内监督的法规依据。

  《规定》把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党内监督的根本目的,在规范和实施党内监督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职责和制度等方面,贯穿和体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规定》明确,军队党组织实施党内监督必须贯彻发扬民主、维护团结,实事求是、依法开展,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监督对象重点是各级党委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委书记、副书记。在监督内容上,规定了遵守党纪政纪、执行法律法规、贯彻民主集中制、廉洁自律等内容,将部队普遍关注的干部选拔任用、士兵提干、士官选取、院校招生、兵员征集、经费管理、工程建设、房地产租赁、科研管理、物资采购、装备采购等事项纳入其中,突出了对重点部位、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

《规定》贯彻源头治理和防范在先的思想,规定了决策监督、重要情况通报、请示报告、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谈话和函询、信访处理等监督制度,并对违反监督制度的行为,作出了追究责任的规定;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监督职责提出了要求,规定了党员、党组织的监督权利和申诉权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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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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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lukacs

Thus the great mass of the French nation is formed by the simple addition of homologous magnitudes, much as potatoes in a sack form a sack of potatoes. Insofar as millions of families live under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that separate their mode of life, their interests, and their culture from those of the other classes, and put them in hostile opposition to the latter, they form a class.

馬克思講的是法國農民!不是什麼"東方專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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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劣质自治和底层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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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http://www.zaobao.com/yl/yl101217_002.shtml

中国农村的劣质自治和底层塌陷

(2010-12-17)

● 谢宝富

  “东方专制下的小农是口袋里的马铃薯,虽被装在一起,彼此却并无联系。”马克思的这番论述虽然深刻,但也忽视了传统中国农村小农之间一个重要的联系纽带——宗族。在毛泽东时代,宗族作为封建的东西被彻底砸烂,但毛泽东在剪断宗族这一纽带时,不仅没有让小农彻底走向分散,反而将其空前严密地组织起来,建立了政、经、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解体后,一段时间内农村底层出现了无公共组织的状态,此时的农民才真正成为“口袋里的马铃薯”。

  可是,农村底层的公共事务并没有因为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失,所以在人民公社转型为乡镇政府的同时,还须重建公共组织来管理村级事务。那么中国为何选择的是自治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呢?首先,十年文革使中国经济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囊中羞涩,又需集中财力搞经济建设,若在村级建立一级政府机构,国家财政确有困难,实行自治,除了少量财政补助外,政府别无财政负担。其次,当时的中国刚从文革中走出,民主热情高涨,理论及实践界都弥漫着崇尚民主的新鲜空气,大家都乐于认为,村级民主可训练农民的民主素质,有利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改革与政治发展,同时村级建立自治组织还有利于抗衡基层政府的强权,有利于农民权利保障。

  在今天看来,财政包袱是被基本甩掉了,但民主训练与制衡强权的目标则远未实现。由于民主环境和制度设计上的诸多漏洞与不足,中国村民自治选举乱象丛生,村民选票的力量相当有限,在许多地方选票既不能用来选择好的候选人、好的政策方案,也不能用来教训当政者、迫使其兢兢业业为村民。不少村庄选来选去都是那几个“万年青”,即使偶换新人,村民对他好像也不抱什么希望,用村民的话来说,就是“条条蛇都咬人”,“谁当选不都是想捞一把么?”

  由于选票价值失灵,所以村民对投票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随意投票,越来越不去投票;于是,流动票箱开始登场,做票变得简单易行。如此选举中训练出来的民主素质,自然可想而知。同时,村民自治有选举而无监督,所谓村民代表会议监督、村务公开监督大多流于形式,因此即使偶尔选举得人,在乡里“不送钱就无法办事”的恶劣风气的影响下,也很难不变坏。

  冷静观之,被誉为中国民主“初啼”的村民自治实质上是一个人才队伍封闭、凝固的“死”系统。由于村级实行自治,所以村官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系列,优秀人才难下村级任职,是为“上面的下不来”;同时,“下面的也上不去”——在正常情况下,村官即使能力再强、政绩再佳、民望再高,其仕途也只能止于“村支书”。由于政治上别无仕途可期,加上欠发达地区村级资源极其有限、村官物质待遇很低、腐败机会有限,所以村庄真正的能人对村官难生兴趣,他们大多不愿“被”当选,不愿成为村庄的领头羊。

  同时,村民自治还是一个资源封闭、效能低下的管理系统。由于村级实行自治,贫与富自然成了村集体自己的事。在中国尚未城市化或工业化的绝大多数村庄,包产到户后村集体几无资产,收入无多,能基本保证村干部的工资就很不错了,因而集体行动能力极其有限,难有人力、物力来维护村庄生产及生活设施,从事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村庄,天长日久,基础设施自会逐渐破败,村庄管理不免日渐失序。

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是,在少数业已开始城市化或工业化的村庄,由于土地征收、物业出租等原因,村集体常常富得流油,一个村官的薪水能是乡镇书记薪水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座驾也常是令乡长艳羡的丰田、奥迪之类,还有更令乡长们羡慕的巨大灰色收入。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村集体的富有主要还是少数几个村官的富有,相当程度上并不意味着村民的富有。同时,由于村集体既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社会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组织,还代表政府从事村级管理,是一级准政府组织,属典型的“政企不分”、“政社部分”,效能难免低下。

  从乡村关系的角度看,村民自治还是一种纵容腐败的体制。中国乡镇政府是一级十分古怪的政府。它虽是一级政府,能力却十分有限,不仅本级站、所中有执法权的多非其下属机构,而且辖下的村委会又是群众性自治机构,彼此是指导而非领导关系。就职权而言,乡镇可谓几无执法权又缺乏工作手臂的政府,属“没枪的战士”;就责任而言,“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乡镇政府必须完成逐级下达的各项高指标、高任务。只有及时完成高指标、高任务,才会官场得意,否则怕连现职也未必保得住。

  面对如此高压,乡镇政府不得不采用各种办法,努力将乡村间的指导关系变成事实上的领导关系,延长工作手臂;同时想方设法培植、“安排”强人甚至恶人“治村”,因为只有强人、恶人才有办法帮助其完成高指标、高任务,至于完成的过程中,这些人借机鱼肉百姓、公饱私囊、横行霸道等,乡镇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于是,农村底层经常发生令人发指的“不平事”势必难免。例如,一些明明是村民集体所有的水塘,却被村里的强人霸占养鱼,久旱时节附近村民竟不敢从塘中抽取一滴水来抗旱,否则就得挨揍;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生产队修建的好端端的抽水机座,硬是被村里的强人明里、暗里蓄意搞坏,迫使村民不得不用高价租用强人家的抽水机抗旱,而村民只能看在眼里、气在心上,却不敢提个“不”字。一些村官欺男霸女、罪证确凿,但是村民在县、乡告状就是告不赢,原因无外是县里、乡里都在“保”他。诸如此类的怪事在中国农村底层实际上早已见怪不怪了。

  综上可见,尽管导致中国农村底层塌陷的原因甚多,诸如农村生产力要素的流出、教育等“抽水机”不断把农村资源抽到城市等,村民自治的诸多缺失,无疑是导致该局面出现的祸首之一。

  如何矫正村民自治的弊端,笔者建议,彻底放开村民委员会选举,让村民委员会真正成为村民的自治组织,而非乡镇政府事实上的工作手臂与附庸,通过严密的民主制度设计,使村民珍重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用其选择自己满意的候选人、选择自己满意的政策方案,用其教训当政者,使其不能不兢兢业业为村民,让村民自治真正成为村庄治理、民主训练和村民制衡政府强权的坚实堡垒。

  当然,如走这条路,则意味着政府对村级组织的彻底放开,这对视组织为政权稳定基石的中国政府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挑战,需要极大的睿智、决心与魄力。如难采用该方案,建议重建乡村管理体制,将现行乡镇划小、做强,建立小乡镇、强乡镇,使乡镇责权统一、名副其实地挑起农村底层直接管理的重任,并且提高乡镇的政治级别以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农村治理的第一线。在此前提下,废除现行劣质的村民自治制度,代之以村民按照行业而组建起来的各种生产、贸易协会,以促进不同产业的发展,增进村民权益的保护。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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