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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六四”大屠殺的死難亡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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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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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献给“六四”大屠杀的死难亡灵

——“六四”惨案二十一周年祭 
 

(作者)天安门母亲 

二十一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北京大屠杀,从我们身边夺去了203位亲人的生命,至今尚有更多的死难者我们没有找到,他(她)们不为外界知晓,下落不明。然而,二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共集团对它一手制造的“六四”血案讳莫如深,好像当年未曾发生过似的。时间能淡化记忆,难道也能消弥事实吗?

当年那场大屠杀过后,迫于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之声,邓小平、江泽民对于来访的一些外国友人曾做出承诺:在适当的时候会公布死亡名单和死亡人数。但是中共当局向来不讲诚信,说出来的话不算数,他们只考量利弊得失。从邓、江做出承诺后,国内民众和世界人民、受难亲属密切关注中共的后续行动。但是从那一刻起,一届又一届的政府再也没有人敢于提及这个名单和数字,有关“六四”惨案的全部资料包括死难者和伤残者的资料也就统统成为国家的绝密档案。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这些承受了巨大痛苦煎熬的受难亲属,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寻访死难者和伤残者的路程。母亲们不怕当局的威胁、打压,不怕当局的谣言、中伤,就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样,一个一个地寻找,一点一点地落实,以巨大的毅力戳穿了当局的欺骗和谎言,以至于获得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中共权贵集团向来奉行这样的潜规则:谎言重复千百遍即成为事实;哪怕是众目睽睽的事,如果人人“知其白,守其黑”,久而久之,则如黯然无所见。中共权势者长期以来搞“强迫遗忘”,不准提及有关“六四”的一切,以至于一些8090后的年少者竟不相信二十一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过一场灭绝人性的杀戮,即使偶有耳闻,也是瞠乎其后。中共当局自以为得计,以为这样做,就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把“六四”推向遥远历史年代的机会,甚至可以把“六四”这笔血债远远地甩开。然而,我们从19936月最早公布的16位死难者起,到后来的96位,155位,186位,196位,直至今天的203位,这一个一个都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啊!可是霎那间他们都一齐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却都赫然在目,谁能掩盖得了,谁能抹杀得了?!二十一年前的大屠杀铁板钉钉,无可逃遁。现如今中共权势者营造了光怪陆离的“和谐世界”,如果你们尚存的一点良心未泯,那么在度过了白天的喧嚣之后,剩下来的定会是无边无沿的恐惧!长时间滞留不去的恐惧!

19955月,我们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受难者母亲向全国人大提出了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基础。这就是: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的刑责。我们的声音你们听到了,但你们不敢回答。我们年年重申这三项要求,如今过去十五年了,你们依然不敢回答。我们不怕你们沉默,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就不会放弃!

我们于1999年组成了20人的对话团,要求就“六四”问题与政府当局进行平等的、有诚意的对话。我们的声音你们也听到了,但你们还是不敢回答。以后我们年年要求对话,你们年年不敢回应。我们不怕你们沉默,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就不会放弃!

“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动用法律程序,把“六四”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之一李鹏告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次检察院虽然接下了我们送去的起诉书,但是十年过去了,又是杳无音讯,尽管我们屡屡催问,仍然没有任何答复。请问,难道李鹏就能置身法律之外?难道他就有权免于起诉?

2001年,我们发表了《天安门母亲的话》。母亲们向所有关心国是、真诚地以民族前途为念的海内外同胞宣布: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这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形成以来第一次在观念、诉求方面的重大调整,即:我们是公民,而不是怨民!我们必须放弃中国历史上“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抗争;作为一个有着尊严与自信的公民,我们应该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2006 ——2008这两年,我们对于自身的理念和诉求再一次进行深刻的审视。我们作出决定: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 ——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这是又一次对先前遵循的理念做出的必要而有限度的调整。我们从血泪和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科学发展观”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政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

为此,我们于2009年就此问题提请政府拿出一个对话的时间表。我们注意到,今天的世界潮流是对话代替对抗。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上主张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分歧与争端,那么,我们也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当局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的分歧与争端。如果能在“六四”问题上,争取实现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那将是整个民族的幸事、全体国人的福祉。多一分对话,就多一分文明与法纪,也就少一分愚昧与专横。对话不是把社会导向对立和仇恨,而是把社会导向宽容与和解。

这就是我们解决“六四”问题的理念和主张。我们的声音中共当局也应该听到了,但还是没有回答。请问,你们究竟是不敢回答,还是无法回答?面对我们这群经受了二十一年痛苦磨难的年迈母亲,你们应该作出一个回答。难道你们真想把我们全部拖死、拖垮,以致自然消失吗?

十多年来,你们动辄就在各家难属门口站岗、放哨,平日里你们跟踪、盯稍、窃听电话和手机、干扰电脑通讯、偷拆没收信件,已成为家常便饭,甚至任意羁押、拘捕、抄家、冻结捐款、剥夺难属的行动自由。你们还动用警车追赶到离京百里以外的远郊去对难属实施监控。去年“六四”前夕在京的母亲们聚集在难属家里,相依为伴默默祭奠亲人的亡灵,也遭到横加干涉,更为恶劣的是其中有些难属还被禁止参加祭奠,有些难属想在亲人倒下的时间、地点默默洒酒祭奠也遭禁止。“六四” 二十周年前后,在每年的公开信上签名的各家难属几乎都遭到警方的严密监控。居然连身患绝症的病人、坐着轮椅度过余生的瘫痪者、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都不放过。

凡此种种有悖天理人伦的恶行实令人发指。相比之下,你们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创建“孔子学院”,提倡孔孟之道;你们说起话来三句不离“和谐社会”;当你们用 “以人为本”、“珍爱生命”之类的说辞到处游说的时候,难道你们就没有听到二十一年前那批死难者在九泉之下的咆哮和怒吼吗?难道你们就没有听到二十一年来 “六四”受难母亲在旷野上的呐喊吗?

祈愿我们的亲人至今尚未安息的在天之灵能够早日得到安息!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李淑娟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128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共22人)


2010.6.1.

文章来源:丁子霖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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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論壇/汪士淳、孫揚明】天安門事件 現場第一線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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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pao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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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yahoo.com/%E3%80%90yahoo%E8%AB%96%E5%A3%87%EF%BC%8F%E6%B1%AA%E5%A3%AB%E6%B7%B3%E3%80%81%E5%AD%AB%E6%8F%9A%E6%98%8E%E3%80%91%E5%A4%A9%E5%AE%89%E9%96%80%E4%BA%8B%E4%BB%B6-%E7%8F%BE%E5%A0%B4%E7%AC%AC%E4%B8%80-0409495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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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死人復活,讓活人說話
    回應給: 周世瑀(sychou2003) 推薦1


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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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http://www.chinasecurities.xinhua.org/lcsh/04/200806/t20080630_1509513.htm

“你为什么写作?”

  这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过去三十多年来被问及最多的问题。长期以来,对这种带有怀疑和傲慢的责问,帕慕克只能有两个标准答案:“我为社会上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写作”,“我只为土耳其人写作”。否则,人们就会指责他维护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爱国。实际上,穷人只是一群几乎不识字的人,而作为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作家,他拥有的国外读者远远超过本国读者。

  帕慕克说,对从非民族主义角度看待历史和民主问题的作家充满怀疑,是前现代国家决策者在世界面前缺乏自信力的表现(帕慕克的访谈和演讲,见《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和6月12日两期)。

  笔者囿于见闻,无法感知帕慕克三十多年来所承受的压力到底有多大,但帕慕克的经历可以说明“你为什么写作”这样的问题在前现代国家并非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它的沉重足以关系到一代作家的人身自由、写作自由乃至最宝贵的生命。

  当笔者近日读到《旧物记———胡风遗藏纪事》一书时,感到胡风的一生正好与帕慕克的经历与判断相印证,令人感慨。

  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史上不能忽略的一个名字。晚年的胡风曾应《文艺报》之约,回答“我为什么写作”,除了给出“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等类似于帕慕克那样的标准答案以外,他还这样回答:“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含的精神力量而写。”这个答案说明,虽然经历了二十四年牢狱生活,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崩溃,甚至患了心因性精神病,但胡风仍然不失作家真正的本色。

  有了这个答案,我们几乎可以说,胡风的悲剧是一个在前现代国家必然要发生的悲剧。反思悲剧,不管是“奴隶总管”周扬(鲁迅语)的打压报复也好,昔日同人舒芜倒戈一击也好,还是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落井下石也好,都不能解释悲剧的真正底蕴。

  一颗不按标准答案思考的头颅

  胡风案发动之后两年,1957年7月7日,早年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军旅交情的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爽朗地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番问答吓得当时坐在旁边的孕妇黄宗英差点动了胎气。黄回忆说,文艺界人士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这个问题,到了“反胡风”的时候,嘀咕的人更多了,但没有人敢公开提出(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载刘小磊编《迟到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鲁迅的性格是怎样,人所共知,试举一例,足可见之: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盟总干事杨杏佛,形势日趋险恶。日本友人邀请鲁迅赴日,鲁迅谢绝了,并说:“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到,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关在牢里写作的可能性更大———当然,更有可能牢是坐了,但却无法正常写作,一如胡风,只能以吟诗遣日。

  罗、黄等人的嘀咕不是没有道理,他们从胡风案中看到了历史的吊诡。胡风沐浴过新文艺的新风,在个性上与鲁迅极其相似,被鲁迅视为一个“鲠直、易于招怨”而又“可接近”的朋友,又被人称为鲁迅的“大弟子”(尽管胡风本人并不承认)。从 1933年到1936年,鲁迅日记里记载的二人来往活动约有一百一十次之多。鲁迅逝世之后,胡风几乎在每年鲁迅的纪念日都要做点什么,或撰文,或发表演讲,或筹备活动。同时,鲁迅被毛泽东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此后一路高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云云。

  新中国建立后,胡风却渐渐成了每年鲁迅纪念活动的配角或看客,无法发表纪念文章,直到最后身陷囹圄,株连一干人等,还要背上“欺瞒鲁迅”、“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等罪名。鲁迅则成了“亚圣”,被树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出版了全国除《毛选》之外唯一的多卷文集乃至全集。人们嘀咕的是:为什么“尊崇”死去的鲁迅,而镇压活着的鲁迅“弟子”胡风?

  前一个问题,答案正如朱正所说,“鲁迅在知识界有着广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声望。一些知识分子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很多了解和同情,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赞颂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而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的。……(”文革“时期)报刊上常常出现他的‘打落水狗’之类的引语,作为打击‘走资派’的棍子。是的,这‘尊崇’,就是把他棍子化”。(朱正:《一个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

  后一个问题,答案也并不难找,前现代国家的决策者对一颗不按标准答案思考的头颅充满了怀疑,无法容忍,乃至必欲动用国家机器专政之而后快。胡风本人对革命、对民族解放事业无疑是充满了热情,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就像鲁迅对左联的抱怨一样,无论他怎样努力,都不会获得“奴隶总管”的满意,而胡风先是1944年提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而在其政治道路上留下阴影,后在1954年上呈长达二十八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而激怒决策者,从而招致全面批判,终于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字狱———胡风案。

  实际上,胡风是一个真诚的人。从胡风家属捐给鲁迅博物馆的藏书中,人们发现了《讲话》的三个版本,上面都留有胡风的手泽,可见是认真学习过的。“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讲话》,是他经过思考而始终坚持的观点。胡风上呈《报告》的本意,是响应号召,跟决策者汇报当前文艺界不正常的现状,并提出个人的建议,以供参考。他根本想不到这居然成了“反革命”的罪状。

  胡风不是一个糊涂的人。早在1948年,巴金问胡风,为什么人们对你有意见?胡风短短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巴金:《怀念胡风》,载《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但他不改初衷,终于建国后遭受牢狱之灾。在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会议期间,有一个中年作家来看胡风,临走时朝老人深深鞠躬:“胡风先生,您替我们受苦了!”(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载《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从这两个历史的细节中,我们可以透视胡风案的底蕴———在前现代国家,国家机器与具有独立思考气质的知识分子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胡风作为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适逢其时 ”地承受了历史的负重。

  也许,我们也可以说,胡风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为什么?我们看到,他虽然明白自己为何遭忌,但似乎难以理解批判的武器为什么最后竟然变成了武器的批判。

  一个从历史中复活的死人

  还可以多说一点。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发生,胡风等一批文化人按周恩来的安排从重庆撤到香港,以示对国民党的抗议。第二年因香港沦陷,胡风等人返回内地。胡风离渝期间,有人说胡风投海“就义”了,也有人造谣说“胡风附逆”,并有“铁证”云云。胡风发表《死人复活的时候》,表示自己回来了,要为祖国 “努力认真地再活一回”。他实践了自己的宣言,以事实回应谣言。但他不曾料到,事实是可以被歪曲、篡改和抹杀的。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其《笑忘录》的开头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1948年,组织的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冒雪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在他身边的同志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毛皮帽,体贴地戴到哥特瓦尔德的头上。这个历史性的瞬间由宣传部门制作了几十万张照片,昭示全国。哥特瓦尔德头戴皮帽发表演说,身边站着外交部长克莱芒提斯。四年之后,克莱芒提斯被控犯有叛国罪而被送上绞刑架。于是,他被立刻从历史中抹去了。自然,所有的照片上都看不到他了,只剩下哥特瓦尔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阳台上———克莱芒提斯留在人间的记忆只有那顶帽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就是他的。对此,昆德拉引用了一句名言:“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而这,正是他写作的重要原因。

  胡风一度遭遇与克莱芒提斯类似的命运。1936年鲁迅下葬,胡风是扶棺人之一。但到了 1966年,胡风以犯人之身参观鲁迅博物馆,看见扶棺图片中没有他。看到这一幕,胡风是怎么想的呢?梅志回忆说:“他很冷静地看了被涂去他个人形象的照片,冷静到没有任何表情。很认真地询问了讲解员一些问题,如,手稿存放在哪里?……青年学生来得多吗?……”他还活着,但他在历史的记忆里已经死去。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冷静到没有任何表情”,这一点也不奇怪———或者我们可以说,强权压倒事实,这远远超出了天真的胡风的想象。他知道,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不可能再写一篇《死人复活的时候》。

  如果不是后来的三次平反,也就不会有今天胡风文集、传记等书的出版,而胡风这个人也许就从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就拿这本《旧物记》来说,本书仔细梳理了胡风遗藏资料(藏书、信札、手稿及其他物品等),讲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故事。从那些挂满岁月伤痕的物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主人一生的性格、命运,乃至灵魂。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在书籍里躺卧着过去的一切灵魂。”由此说来,如何才能让死人复活?一个朴素的答案就是:首先要让活人说话———书是活人写的,而有了书写,人类的记忆才成为可能。绕不开的仍然是开篇的帕慕克问题———“你为什么写作?”帕慕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尴尬,今日坦然相告:“与其说当今的作家为了其本国大多数并不读他们作品的人写作,还不如说他们在为了全世界少数阅读其作品的人写作。”甚至我们可以推论,不仅要让活人能够坦然地说话,还要保护人们能够好好活着说话。据帕慕克透露,土耳其政府如今特派两名警察为其站岗,时刻提防那些不满帕慕克言论的人们对他的攻击———也许,这正是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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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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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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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
六四事件之聲明

              「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媽媽,這些小阿姨,小叔叔為什麼不吃飯?
他們想要得到一件禮物。
什麼禮物
自由。
誰送給他們這件美麗的禮物
自己。
媽媽,廣場上為什麼那麼多,那麼多人
這是一個節日。
什麼節日
亮燈的節日。
燈在哪兒
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媽媽媽媽,救護車裏是誰
英雄。
英雄為什麼要躺下呢
好讓後排的孩子看見。
看見什麼
七種顏色的花。」

六四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二十一年前十四名中文大學的學生親歷其境,在血腥鎮壓下倖保性命,今天我們認知真相,定當竭力傳承薪火,不要讓這最後的自由之光被強權奪去。本會現呼籲全體會員出席今晚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之六四燭光悼念晚會,隨後加入和平護送新民主女神像回中大之行列。

校方最近拒絕新民主女神像進校擺放,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決定聯署中大學生會聲明譴責校方之無理行為,表達不滿校方對自由之粗暴干涉,借「政治中立」之幌子作政治獻媚及打壓表達權利。

本會現再作以下四點聲明:

一。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絕不認同不準許女神像擺放於中大校園等同堅守政治中立,堅守政治中立是不偏袒於任何價值觀,尊重不同人表達意願的權利和自由(而這權利並不影響他人),對於校方詭辯式的定義,系會深表遺憾。

二。今晚六四晚會後校方必須讓女神像無條件進入中大校園。

三。尊重學生表達自由,如經中大學生全民表決決定將女神像永遠保留,校方必須予以尊重。

四。校方須清楚交代大學行政與計劃委員會當日之投票結果,確保二十九名委員於無壓力情況下投票。不要容許劉校長以個人政治利益騎劫委員會,推諉個人責任於集體。互相推託,以為能明哲。我們希望真誠校長不要獨行獨決,漠視民主機制,將學校變為一己之獨裁機器。

不要踽踽獨行於自我陶醉,不要令所作所為紿笑後世,更使之靦顏於先賢。

中大學生應「承擔著整個民族的光輝」,而今次校方之決定實令本校蒙羞。忘記創校先賢所託負之價值,只會令中文大學成為一所沒靈魂的學府。

中大校方,醒來吧!

我們期待沈祖堯校長七月上任,將中大校政重撥正途。

「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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