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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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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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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在有限的自由中

2009-06-21

http://www.zaobao.com/yl/yl090621_006.shtml

● 李慧玲

  同事晓玲去四川采访地震一周年回来,带的手信不是什么吃的东西,而是摆在采访组通常放食物的桌子上的好几本时事杂志——她说是“精神粮食”。我不晓得吃精神粮食的人有多少,但对我而言,在北京的美好时光,正包括了有丰富的精神粮食。在北京工作,平日时间不够,周末总是得继续啃新出版的书报。而阅读从来不是苦差。

  中国的媒体世界这些年经历不少改变,因为有了市场运作,平面媒体之间竞争得很厉害。他们有足够的知识、文化底蕴和市场运作的头脑,竞争不是比彼此怎么降低水平。

  同一个新闻事件,不同的报纸、杂志做来,读者可以比较他们的角度、做法,并且阅读他们所要传达,却没有直接写出来的信息。大家戴着脚镣,看谁的舞跳得最好,那才真正考验人。

  去年底在香港买了一本《中国传媒风云录》,收录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下访问学者演讲或研究的内容。书名“风云录”一看很香港,但是香港对中国媒体的发展和研究跟得紧,掌握得好。书做得有诚意,值得一读,让读者看到了中国媒体中另一幅图景。港大邀请的中国访问学者当中有的曾经在中国主流媒体里工作过,有的属于媒体市场化发展后开天辟地的一群,另外还有研究媒体的学者,以及帮媒体打官司的律师等。他们不是控诉些什么,而是留在体制内设法为中国的开放尽力的一群,简述着各自的媒体经历和理念。

  比如1984年创办《南方周末》的左方先生,他主持《南周》时50岁。这位经历文化大革命、自称“我曾是革命者,但我知道革命救不了中国”的报人,谈到创办《南周》前,时任广东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出版局局长黄文俞与他讨论过新报纸的模式核心是什么。

  “他认为以讲真话为核心。你报纸办得再活,只有可读性,只有讲真话你的报纸才有可信性。但是我问他,都讲真话行吗?黄文俞讲了,可以有还没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

  这个原则指导他办《南方周末》。媒体的运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左方先生具体谈到做《南周》的一些方法时,其实也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有些思维模式和操作方式,到现在并不一定已经改变。他说,当时《南周》“敏感的题材用平庸的标题。不敏感的题材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反面教材正面导向”;“敏感的人谈不敏感的事,敏感的事让不敏感的人谈”。

  左方先生也追述当时报纸出了错,中宣部趁势要把报纸停掉时,广东省的官员如何坚持和保护它,如何与中央往来和交手。读了这些背后的运作,有助于了解广东的情况,和南方报纸为什么在媒体市场化发展中走在前端。

到了1996年,《南周》已经给母报《南方日报》交了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利润,市场对《南周》的认可,成了《南周》重要的保护罩。

  除了左方,书中收录的包括《财经》创办人胡舒立。她谈了财经杂志的成长和关注点。末了,她以学术顾问汪丁丁的一段话结束演讲:“我们自认‘理想’未泯,自认足够‘狂狷’,自认以‘天下’为己任。《财经》诸君的评论时弊,拷问良心,鞭笞邪恶。《财经》非如此而不能实现更美的人生,非如此而无法创造更好的社会。”

  《财经》是中国成功的财经类杂志。不论怎么市场化,却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豪情。中国媒体人不是不知道国家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不理解西方媒体运作的方式,不是不珍惜新闻自由。他们在体制内,对体制的批评比外国人更加精准,对什么适合国情什么不适合国情体会更深刻。

  但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月中,这些知识分子一代一代的,如何前仆后继走出中国媒体自己的道路。

  在回答学生提问对中国媒体发展前景的看法时,胡舒立说:“我们新闻自由可能是有限的,但我们珍惜有限的自由,透过这些自由尽可能尽职尽责去实现新闻人的使命。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自由空间大了不知多少倍,我觉得只要珍惜已有的进步,不放弃努力,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当个尽职尽责的优秀记者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站在观察者的视角,也不宜对中国已经出现的有限进步给予过高评价。我也不敢说今天的进步就多么了不起,多么令人满意。但我觉得,为理想而努力、而奋斗的过程本身,也是很幸福的。”  (作者是本报高级执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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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巨头为何齐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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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巨头为何齐聚北京

2009-10-21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http://www.lwdf.cn/oriental/current_events/20091021105825301.htm

“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

10月9日上午9时,国家主席胡锦涛步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紧随其后的是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美联社社长柯里、路透社总编辑史进德、BBC全球新闻总裁山姆布鲁克等世界媒体巨头。

这是一场特别的会议---世界媒体峰会,世界各地的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形态的170多家传媒机构齐齐相聚。

峰会由新华通讯社、新闻集团、美联社、路透社、俄塔社、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时代华纳特纳广播集团和谷歌共同倡议发起,新华通讯社承办。

主席台上,8位外国媒体巨头与胡锦涛同台落座,这种场景极为罕见。

“看到这个阵容,你就知道这是一次非参加不可的会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国际部主任莫雷·格林对《望东方周刊》说。

一位在现场的境外媒体记者就此写道:“中国政府与其最公开的质疑者齐聚一堂,并且将后者尊为座上宾;多家一向对中国制度与媒体管理方式持批评态度的西方传媒巨头也应邀出席。这个奇异的画面强烈凸显了前者的雄心勃勃、胜利在望与后者身段的巧妙调整。”

同场与会的还有诸如津巴布韦、肯尼亚、古巴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机构代表。

把中国放在头版

在西方媒体掌控国际舆论主流阵地之下,首次全球媒体峰会为何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更为开放,在世界上发挥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所有人都希望与中国人对话。”BBC全球新闻总裁山姆布鲁克觉得这很自然。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站长伊扎特则认为,这表明中国重视在国际发出更多声音。“中国可以说是西方媒体的受害者,因为没有渠道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说声音比较弱。”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则如此评价:“中国显示全球媒体发展主导雄心。”

对于西方媒体巨头来说,中国巨大的市场显然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你没看,默多克都来了。”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说。

娶了华裔妻子的默多克其实常来中国。过去20年间,他对中国市场投入超过20亿美元。

但收效似乎并不显著。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引用默多克2006年的一次谈话说:“在中国我们所做的努力简直就是撞南墙。”

他并未就此止步。在此次峰会开幕式上,默多克是第一个应邀发言的外国嘉宾。相比于其他嘉宾更多地介绍自己的媒体,他的发言最长,谈论中国的篇幅最多。

“在中国我所到之处,我看到的乐观情绪令人吃惊,特别是与笼罩世界其他地方的悲观情绪相比。”他说,“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

山姆布鲁克也坦承中国正在开放的媒体市场吸引力巨大,他对相关数据了如指掌,随口就能举出中国网民3.38亿、7亿手机用户1亿多通过手机上网。

该说的要说

峰会的讨论平台非常开放。

在9日下午的小组会议中,几位以网络为主的新兴媒体代表满怀豪情地介绍各自的成绩,暗示他们代表着未来,并预言传统媒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各大通讯社和传统媒体代表,则毫不留情地批评一些新媒体成为“无票乘车者和窃用者”,呼吁内容提供商们研究一套行之有效的收费方式。

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代表站了起来:“我们也希望运用新技术,发展新媒体,但是现实情况是津巴布韦还有25%的人用不上电。我们需要帮助!”

而一位古巴的代表则说:“并不是光有技术就行了。由于美国的封锁,我们甚至无法买到电脑。”

林任君说,他以往参加的媒体会议多是西方主导,此次峰会则最小的国家也能获得同样的发言机会,“这正是此次峰会的不同寻常之处。”

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象。在肤色不同的背后,这些媒体所代表的立场、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也截然不同,它们平时除了彼此竞争,还互有争吵,如今则比肩而坐。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国际部主任莫雷·格林说,“差异仍然存在,不过大家坐在一起沟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站长伊扎特则提醒,不能觉得这次会议在北京一开,国际上就立刻可以听到中国的声音。“一些问题必须要改,比如官员很多不愿意接受采访,专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也不愿意说话,其实你不说话,别人就要说话。”

伊扎特对胡锦涛主席的讲话报以高度评价。胡锦涛说,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媒体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在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应该让中国媒体人感到更有自信,该说的要说。”伊扎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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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中央媒體集中砲火痛批時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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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大陸中央媒體集中砲火痛批時弊

     中國大陸3大中央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近日集體發聲,不留情面地抨擊暴力拆遷等時弊,批評力道為以往罕見,以致網上出現上百萬網友力挺人民日報文章的現象。

     香港「大公報」報導,自今年下半年開始,大陸的中央媒體開始在形式上集體進行改革,例如人民日報擴版,央視淘汰一批內容陳舊或收視率低的節目等。

     第一個「砲手」來自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新聞週刊,11月下旬一篇文章嚴厲抨擊各地接待上訪人員的駐京工作組「野蠻粗暴」,在被稱為「黑監獄」的接待處,許多人被扣押手機、身份證,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遭到虐待和毆打。

     「瞭望」披露相關省市在京設立的這種「黑監獄」多達73處。新華網稍晚還全文轉發這篇文章。

     人民日報則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夕發表系列文章,批評勞資分配不均,利潤侵蝕工資。央視的火力則集中在成都、上海等地的暴力拆遷等糾紛,還以「一個女人的燃燒瓶和政府鏟車的拆遷大戰」來揭露上海拆遷的野蠻和對房主物權的踐踏。

     3大中央媒體罕見地「貼近民意」,大陸網友頗欣賞,都希望此舉能有指標意義,推動其他政府媒體加強新聞輿論監督力度,而不要只是「雷陣雨」一閃而過。9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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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谈与黄华华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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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举办“世界主流媒体看广东”活动
汪洋谈与黄华华的“分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731.shtml(2009-07-31)

 ● 杨永欣 广州特派员

  “这是你在广州听到的‘马路消息’。现在在广东,所有涉及到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进行自主创新的,都是黄华华牵头制定文件、制定实施方案的。”

  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全面推行产业转型升级以来,外界一直盛传,广东省长黄华华的立场与汪洋不一致,黄华华认为汪洋的改革步伐太快、手段太狠,广东或许可以放慢步伐,挽留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保就业率。

谈与省长黄华华的具体分工

  一名外国记者昨天在记者会就针对此传言直接提问汪洋,汪洋毫不回避地回答说:“(我得)披露一下(我们是)怎么分工的,(这是)中国的执政方式。我在广东省的工作是省委书记,经济工作上更多的是谋篇布局、把握方向,因此你会经常听到我在需要确定前进方向的地方发表意见;黄华华作为省长,更多考虑操作层面的事情。省委提出来更加注意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省长(就得)考虑如何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这样的分工很容易造成错误印象,(毕竟)提出要求的都是我,而省长言论少一些,就给大家一些误解。”

  汪洋表示,他从记者的这个提问得到了启发,今后得让黄华华多谈论自主创新、结构调整,以免更多人误解。据了解,在中国,身兼政治局委员的省委书记公开会见外媒已是少见,谈到与省长的具体分工,就更加少见。

  广东这回举办的“世界主流媒体看广东”活动,除了是广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外媒采访活动外,也是形式最开放的一次。无论访问哪一名领导人,外国记者都不需要事先呈上问题,而且无论问题有多敏感、多尖锐,每个领导人都有问必答。

  在这次活动中接受外媒访问的除了昨天面对记者的汪洋外,此前还有深圳代市长王荣、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以及东莞市长李毓全。

  一名参与这次活动的外国记者告诉本报,广东不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之地,各级领导人的自信和应对媒体的技巧和成熟度,让他非常钦佩。

  汪洋的访问是“世界主流媒体看广东”活动的高潮。据了解,各家外媒在同意参加活动前,均提出访问汪洋的要求。汪洋昨天也没让外媒失望,保持了他一贯的直爽和幽默。除了与黄华华的“分歧”外,汪洋昨天也回答了好几个敏感和尖锐的问题,问题涉及(广东省前政协主席)陈绍基和(深圳前市长)许宗衡严重违纪的案件、韶关的群殴事件、中国的民族政策、中国政治体系中的言论自由等。

  对于广东近期发生的政坛地震,汪洋说:“迄今为止任何国家在发展中都会出现腐败问题,因此广东出现的案例并不是件稀奇的事……至于如何防止这种腐败现象今后继续发生,这不仅是中国,也是摆在全世界所有执政党前面的问题。我最近注意到,美国新泽西爆出一个案子,涉及范围非常之大,这说明,即使民主发展健全,也难以杜绝腐败发生。”

  7月2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国税局等部门在新泽西多点同步展开大规模行动,共逮捕44人,其中包括霍博肯市刚上任的32岁市长马拉诺、锡考克斯市市长埃尔维尔以及里奇菲尔德市市长苏亚雷斯,以及泽西市副市长贝尔蒂尼和市议会主席,两名州议员、五名犹太教士以及负责房屋规划的官员等。在这44人中,有29人涉嫌贪污,15人涉嫌洗钱。

  另外,汪洋说:“至于这两个案件(陈绍基与许宗衡‎案)之间有无联系,在中央纪委没有公布案件调查结果之前,我和诸位一样,都只能凭自己的判断。据我个人了解,两个案件没有直接联系。”

  汪洋也认为,反腐工作可从两方面去完善,一个是惩治,一个是教育,而无论是惩治还是教育都得规范化和法律化。广东在这方面持开放的态度,愿意吸取各国的优良做法,用于完善自己的反腐败体系。

  至于间接引发新疆乌鲁木齐大暴乱的韶关群殴事件,汪洋也向外媒汇报了调查工作的最新进展。他指出,在冲突后拘留过25人,目前仍有15个人依法律程序被拘留,当局也初步锁定了打死维吾尔族员工的凶手。

  汪洋说:“这个案件就是员工之间的冲突而形成的治安案件,(当局)将按照中国的法律作出适当判决,而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总体上是顺利的。”

  在谈及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时,汪洋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团结问题,现行的民族政策既总结了国家的历史经验,也总结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应该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从哲学的意义上讲,任何适应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就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关系而言,任何政策都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

不认为中国缺少言论自由

  在回复中国出现腐败事件是否与中国政治体系中缺少言论自由有关时,汪洋就更加直率,他表示不认为中国缺少言论自由,而任何国家的言论自由都是有先决条件的,言论自由也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他也指出,自己“平等友好地(与外国记者)讨论问题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

  汪洋进一步说:“我们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这当然是有先决条件的。有一些国家好像有这种(言论)自由,结果却是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总理、议会上打架拳脚相加,这样的自由在13亿人口的中国实行起来后果不可想象……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对言论自由有判断标准,(在言论自由这个课题上)我们不打算强加别人,也不希望别人强加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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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最贵的月刊——《生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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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 一个时代

(2009-07-26)

 陈颖

学人视角 http://www.zaobao.com/yl/yl090726_006.shtml

记得几年前看到中国《新周刊》创刊十周年的纪念刊封面标注着几个醒目大字:“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直感“够牛气!”后来,他们结集出版了十年精选,杂志本身的新锐态度,是其被视为中国时政类周刊佼佼者的最佳注脚。

  这回,让我惊艳的是一本堪称中国目前最贵的月刊——《生活》杂志,定价50人民币,气派的大开张,纸质印刷精美,不仅份量厚重,而且设计感十足,从色彩到装帧都极讲究,图片亦留有足够大的空白,让人驰骋想象,整体节奏流畅唯美。拿在手里,结实的内容实在够让我读一阵子,也促使我上网追看一期又一期《生活》。

  中国媒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就如中国社会的多元、复杂一样,表里合一,丰富得无与伦比。但有时越多选择越让人迷茫,而当下新媒体占据的阵营越来越大,还有多少杂志提供趣味、新鲜感?

  在这个焦虑日甚、拜物狂热、庸俗当道的时代,唯美成了一种稀缺资源。日复一日地沉迷于网上搜索,看的是网络视频,听的是网络音乐,一切都是那么方便、快捷。可是,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让所贪图的这些便利使自己全然失却了审美的能力,丧失了对精致的追求,丢掉了会感动的心灵。可怕的是他们并不自知,以为那就是美。

  好在,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社会与人事的复杂与多变。就像中国,是个无限潜力与无限危机共存的市场,创意与混乱齐舞,理念和创新力就在良莠不齐之中不断催生。媒体,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让人们更确信这一点。

  《生活》的确呈现不少特别之处:栏目名称不写实而务虚,以“天、地、人、真、善、美、诗、礼、乐”分类,承载了显著“中国元素”,体现“生活的禅意,生命的教育”的办刊理想。充满张力的主题策划,也让人留意其强劲的幕后班底:联席出版人许知远、艺术总监徐冰等,杂志竟然还专设音乐总监谭盾,都属各自领域具影响力的文化圈翘楚,强化了品牌效应。风雅的设计、富穿透力的内容,与质感极强的图片,留下处处优质印迹。从选题、文字到设计、执行,每个细枝末节到终极效果,都妥帖而精准,显示出出版商的成熟理念。

  查了一下,才知道《生活》杂志与香港具一定影响力的《号外》颇有渊源。由知名文化人陈冠中创办于1976年的《号外》,被称为香港八十年代的象征,也是香港唯一拥有30年历史的生活潮流文化月刊。前几年被现代传播集团购下后,始有《号外》的大陆版《生活》。在我看来,两者在风格追求上确有某种延续,但也因应两地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脉动,关注的焦点更为宽泛,话题的探讨则更多样。

在今年出版的几期中,有《今天》诗刊创刊30年纪念,接下来又有一期《新青年》,探讨近一个世纪来“五四”风云激荡,别册还特别做出《新青年》复刻版,尤见其对细节的用心和专注。我买到的第六期着意于“中国人的世界观(How China really sees the world)”,封面却是一个民国时期复古扮相的年轻女子。缘何“怀旧”?为何“西化”?我更倾向于认为,面向世界的时刻,更需要挖掘过往的隐秘通道探寻传承之根源,方能把握时下多元的精神取向。这,就是《号外》无法传达的外一章了。

我想起另外两本《生活》杂志。一是1920年代民国年间的《生活》周刊,在邹韬奋手下跃然而出。周刊的版头印上“宗旨”:本刊以生动的文字,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80多年后的今天,“有趣味、有价值”似乎成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标竿。二是美国创办于1930年代的《生活》,图文并茂,行销千万,广受欢迎,后来却因为时代的演变起起落落。我不知道这三本同名的杂志之间有什么关联,但能确信的是:它们对生活的关注和记录,必定存在某种相同之处。无论是现实的图文,创新的意识,还是以中国人生活的专题报道释放禅意,都是一种记录的方式,都体现出一本杂志对生活特性和细节场景的真实把握。

  台湾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曾这样说:“《生活》杂志是华人世界少见的有创造力的文化产品。”它描绘着今天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生活,却不是时代的完整缩影。正因为身处当下,所以有时备受迷惑,看不清晰、无法定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通历史的隧道,连接世界的脉络。只有这样,她所具有的多张面孔才开启了纵横的机关,更清晰地去探索生命力、认知自己,也获得重塑自我的勇气和契机。如此,一本杂志,一个时代的侧影。

(作者为义安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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