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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一個未完成的歷史任務——「2009‧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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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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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那其
沙包
lukacs

時間愈久,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歷史意義愈是能夠得到彰顯。而且其意義是多方面,多層次的。本文所要強調與討論的是,1989年的這場有學生、工人、市民、知識分子、國家公務人員廣泛參與的民主運動,在建國六十年來中國人民爭取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偉大鬥爭中的意義。......

可以說,在共產黨與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的鬥爭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包括一些中間派的知識分子,最後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共產黨高舉了以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為核心的民主旗幟;大權在手的國民黨也就是因為剝奪了人民、知識分子的自由,終於被人民、知識分子所拋棄。......

就我們這裡討論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問題而言,其中有兩個關鍵性的轉折。首先是1955年5月(距離憲法公佈不到一年)發動的鎮壓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以及隨後開展的「肅清反革命運動」,這兩個運動不僅開了一個剝奪知識分子、普通百姓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先例,而且提出了「輿論一律」的原則,從而為任意羅織「反革命」罪名,剝奪公民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違反憲法的行為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在1956年,又借所謂「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將私營出版社、書店、報刊完全變成國營,實行國家對新聞、出版的全面而嚴密的控制,這就從根本上淘空了言論、出版自由的經濟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這樣的歷史性倒退時,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爭論。據鄧力群在其回憶錄中所透露,在討論「自發組織」的時候,時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主張「要給那些自發組織一合法地位」;胡耀邦主持的書記處主張制訂《結社法》和《出版法》依法管理;陳雲則堅決反對立法,他的理由是:「過去我們同國民黨鬥爭,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由此而定下一個『法規』:無論如何不能給人民以言論、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無論如何也不能制定《結社法》與《出版法》,一定要迫使爭取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鬥爭始終處於非法的地位。應該說,這樣的『法規』是一直延續到今天,為各代共產黨的領導人所堅守不渝的維護一黨專政的『不二法寶』」......

仔細考察1989年民主運動的全過程就可以發現,對運動的發展和結局起到關鍵作用的,是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將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定性為「動亂」,自然為參與運動的學生及其領袖不能接受,並不可能退讓,同時,更起到了動員全社會參與的作用,學生運動由此而發展為知識分子、工人、市民、國家公務員廣泛參與的全民運動。其實,《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是很容易使人聯想起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的,那是反右運動的發號令,而1989年的鄧小平實際上也是將「鬧事」的學生和支持者視為「右派」,他判斷說:「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在他看來,這就是又一次右派「進攻」。......

從另一面說,執政者也因此認識到自己利益之所在。據有關材料介紹,鄧小平為首的決策者,之所以認定學生運動是一場「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其主要依據,就是兩條:一是學生提出要求「實行普選,修改憲法,開放黨禁報禁,取消反革命罪」,二是「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學波蘭的團結工會在北大成立『團結學生會』」(參看張良:《六四真相》中《鄧小平與四六二社論》一節)。這都是犯了大忌的。絕不允許不受黨控制的輿論存在,絕不允許不受黨控制的組織存在,黨必須成為「唯一者」:唯一的輿論(即所謂「輿論一律」),唯一的組織,這是一黨專政的生命線;一要實行「報禁」,二要實行「黨禁」,這是不能放棄,必須堅守的「底線」。如要逾越,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簡言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必要不惜一切代價,予以鎮壓。1957年如此,1980年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

My definition of a free society is a society where it is safe to be unpopular. (Adlai E. Stevenson Jr.)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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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從1989到2009:中國20年思想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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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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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那其
lukacs
古士塔夫

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作者:徐友渔

198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分水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它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准备了思想条件,它是政治制度根本改变的起点。

以“人民民主专政”相标榜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反人性,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本性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所谓“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及“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习惯于长期忍受专制和苦难的民族,再加上执政党制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形成了控制思想的天罗地网,长期以来,除了像林昭这样的先知先觉,很少有人在制度层面上深刻反思,认识到需要作根本改变。六四事件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刺刀、枪弹和鲜血酿成的惨剧惊醒和教育了人民,其作用远远胜过一场启蒙运动、一百个启蒙思想家和一万本启蒙著作的教导。

中国要摆脱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需要深刻的变革,而社会和政治变革需要以思想变革为先导。思想水平的关键在于以下三方面:一、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认识;二、对人类政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认识;三、对追求的目标和达致目标方法的认识。除了思想认识水平,还要有抗争的勇气。我们看到,不论是思想认识还是抗争勇气,1989年都是标志性的新起点,而这20年则见证了艰苦的探索和长足的进步。

六四使中共彻底丧失合法性

经历了6月3日、4日屠杀之夜,人们在谈到流血开始时刻的情况时不约而同有这样的回忆和感受:“士兵端起枪准备射击,这是我们预先已经想到的,他们一定会警告和镇压,他们会发射橡皮子弹,我准备着遭受剧烈疼痛。枪响之后,我们中间还有人继续谈笑,但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倒下,再也站立不起来,有人腿断了,有人肚皮上穿了个洞,这时人们突然大叫:‘妈呀,是真子弹!’”

以上情况说明,人们预料到了镇压,但完全没有预料到屠杀;人们对政府有批评和抗议,但决没有把政府当成死敌。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比喻:人们把当政者看作顽固、专横,习惯于包办一切的大家长,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家长要杀自己的儿孙。一家人的幻觉瞬间灰飞烟灭,既然政府把人民当敌人,人民也只能把政府当敌人。

六四镇压者手握重兵,但毫无历史感。他们没有想到,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自五四以来几乎具有天然的、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具有“爱国、民主”的性质,镇压学生除了被视为国民公敌,落得“反动分子”的骂名,不会有别的下场。他们甚至不想一想,仅仅在13年前,同样在天安门广场,被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骂为“万恶的四人帮”也使用残忍无耻的手段镇压了一场性质相似的群众运动,而这一次的血腥程度是前一次无法比的。

六四时期的实际最高当权者的政治合法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们文革期间受害和或多或少抗拒的经历,他们充分地,甚至夸大地宣传利用这笔政治资本,把自己的复出和“结束法西斯专制”、“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但六四的屠杀证明他们和“四人帮”没有区别,如果有,那就是他们敢做“四人帮”没有做过的事: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北京的时刻,使用国防军大开杀戒!

姑且不谈学生诉求的合宪性,不谈全民的同情和支持,就算学生有错,也不构成屠杀的理由。屠杀平民,天理不容,仅此一举,统治者的合法性尽失,其继位者除非平反昭雪——就像国民党对待台湾“2.28事件”一样,否则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意识形态神话是被枪声粉碎的

为了说明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我要说,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为了证明旧意识形态不易为人觉察的渗透力,我要大胆说出一定会引起争议的我在1989年的观察和判断:其实,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效力毁灭于它自己的屠杀行动中。

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冲出校门,走上大街和广场游行示威,其性质和后果之严重,学生并非不知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地在校园内宣传灌输的“五四”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种种说法则是学生精神上的动力,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对运动与“爱国、民主”价值维度的天然联系深信不疑。

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深谙占据民族历史资源之道,它把“五四”和“一二九”两场学生运动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对这种资源具有双面刃作用估计不足。事实上,“八九民运”期间学生始终把自己当成“五四”和“一二九”精神的真正传人,在此期间,我多次直接听到和间接听说,一些中共官员,当年学运的参加者积极地向学生传授经验,双方在精神上的共鸣是非常自然的。另外还应该提到,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内,当局出于意识形态惯性,也一直抽象地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无疑使学生感到自己的行动是在秉承而不是反叛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正统,直到枪响,他们才对当局的突然翻脸感到震惊。

六四镇压之后,当局炮制了一幅“自由化知识分子”指使学生的“黑手”路线图:方励之—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学生领袖王丹—普通学生,且不说这幅图画的牵强附会,就算有这么一条黑线,在加上承认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氛围对学生有影响,也不能解释成千上万经过政治审查进入大学并接受政治教育的学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清楚记得,1989年5月下旬我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曾劝告在那里静坐示威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返校,说军队即将进城,镇压就要来临。其中两个博士研究生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说:“人民的军队,怎么会镇压我们?”学生的天真、虔诚,使我感慨至今。

学生如此,一般民众也如此。北京市民在拦截军车,阻止戒严部队进城时,给士兵们送食送水,俨然是在慰劳子弟兵,部队开枪,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和痛心,然后才是愤怒。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代价来获得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认识,殊为不幸,但善良的中国人不经历这样残酷的打击不会猛醒。

从民主到人权和宪政

1989年学生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民主,并带有浓烈的体制内弄清是非的色彩,这可以从学生们在4月18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7条请愿中看出来。其中第一条是要公正评价胡耀邦,第二条是要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运动,第三条是要公布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财产,第四条要求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第五条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六条要求取消北京市制定的限制游行的规定,第七条要求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

这与20年之后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形成清晰的对照。可以说,《零八宪章》就集中表达了对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

从根本上说,民主和人权都是世界各国人民长期追求的人类普世价值,但在中国具体情况中,民主则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熟悉。中国共产党不论从自身的组织原则还是从实际施政手段上说,都与民主格格不入,但它在口头上却接过了五四的“民主”,而且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充分地、成功地利用了“要民主”这个口号。

对于当政者而言,“人权”相对于“民主”是更为异质和敏感的概念,对于争取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是更为大胆的、更进一步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包遵信在其回忆录《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描写的场景:1989年1月28日,一群知识分子在北京都乐书屋聚会,方励之到会提出要争取人权,接着是全场鸦雀无声,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

20年之间思想上的明显对比和最大变化是,20年前人们的着力点在文化层面,而现在的着力点是在制度层面。80年代笼罩整个社会的气氛是“文化热”,而居于中心的是“美学热”,其他的热点问题——诸如人道主义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理论或中西文化的体用论——无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至于轰动一时的政论性电视系列片《河觞》,则更是以文明或文化类型说——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来解说中国的现实道路选择问题。这种情况既表现了局限,也折射了无奈。因为话语禁忌,人们不得不把反专制的现实问题转化为批判传统封建文化问题,而局限性则是,知识界还停留于某些“终极关怀”性质问题的探索上,完全没有兴趣和心理准备迎接社会的重大变化,知识界在1989年的缺乏准备——哪怕是思想上、知识上的准备,是非常明显的。

2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这20年中国思想的重心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抽象变为实际,从终极关怀变为关注制度安排,知识的重心也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人文精神转向社会科学,从哲学和美学转向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宪政诉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思想对于未来中国建国原则和制度安排的思考,而最近若干年方兴未艾的各种维权活动则说明这20年人权诉求的深化和具体化。

坚持理性和渐进的变革

从1989到2009的20年间,中国人也有一以贯之、坚持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渐进的变革方式。

非暴力抗争是1989年民主运动坚持始终、毫不动摇的原则,认同、提倡和坚守这个原则是那场运动的一大特色,来之并非容易,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暴易暴是不变的法则,而在民间,以“替天行道”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对于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的熏染,要摈弃暴力,寻求对话,考虑妥协,是需要头脑和勇气的,“八九”一代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反思和批判正统意识形态的结果。

这20年来,人们对非暴力原则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入,经历“八九”洗礼的一代人在协助基层维权活动时宣传并坚持这一原则,并将其与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结合起来,这对于近年来维权活动的成功和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八九”之后,中国思想的一大突出转变是告别原有的革命和激进的意识形态,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长远意义。但是,在思想的发展中,另一种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这就是犬儒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被镇压和紧接着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发财机会和快速兴起的“下海”潮,许多人很快把心态从悲愤调整为退缩与顺从,更有甚者,一些人在为自己当下生存状态辩护时以进为退,在思想层面、甚至形而上层面鼓吹一种历史观和人生观,似乎与旧有的激进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体性抗争,还有人以“告别革命”为名提倡“吃饭哲学”即顺民哲学或犬儒主义。

很明显,抛弃激进的革命理念并不等于不要任何变革,坚持理性和渐进的方式不等于无批判无抵抗地认同现状,拒斥整体性哲学不等于不要社会责任。在当局的统治完全依靠谎言和恐惧来维持的情况下,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以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为特征的情况下,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大力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努力改变现状,而不能甘于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满足于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从1989年到2009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八九”之后上台的当权者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没有变化,他们没有从“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看到方向,而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没有停止学习、思考和探索,他们日益成熟,用坚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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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現象:會議到底在哪裡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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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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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子很大,照片中看來還有學生出席。但所有報導都查不出會議的主辦單位與地點。是怕波及他人麼?

接著看中共中央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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