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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楊偉中文章悼念八九事件死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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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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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那其
lukacs
早早安(顏俊家)
古士塔夫
沙包

中國時報  2009.06.04

觀念平台-六四是面鏡子

楊偉中

     六四,如同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般,其實是一面鏡子,可以反映出觀看者所在社會本身的扭曲、褊狹與虛妄之處。

     廿年前的五月,無數台灣民眾正在電視機前和各個集會場所熱切地關注與聲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們」。群眾的關心之情是真切的,但國家機器之手的運作,也不容否認。

     當時包括我在內的一小群中學生,雖然和主流聲音一樣關注對岸熱火朝天的運動,卻對輿論的單一向度,尤其是那種刻意操作的「反共」詮釋感到不安。經過討論,一位朋友動筆寫了張傳單,以地下團體的名義在中學校園散發。我們想向同學們提出的問題是:「你可知台灣也有學運?」「天安門學生為何在高唱『共匪』的國際歌?」「這場運動除了民主,還在爭取什麼?」

     廿年後,六四話題在被冷落許久後,又成了焦點,或者,再度成了被消費的對象。邏輯還是一樣的簡單與粗暴:「聲援VS不聲援」、「民主台灣VS獨裁中國」,媒體鎂光燈照到的還是當年的學生明星。至於八九年那「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何發生?廿年來,中國到底有怎樣的變與不變?究竟要關注中國社會裡「怎樣的」、「誰的」民主與人權問題,又該如何關注?這些重要的課題,早就在政治口水戰中被淹沒。

     對於八九民運的起因、過程和歷史評價,海內外至今還在進行反思與爭論。相對於主流輿論過度強調的「政治」與「知識菁英」性格,大陸學者汪暉卻特意以「社會運動」稱呼八九民運。他認為這場運動既是對舊時代的告別,也是在抗議新時代的社會矛盾,「它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對民主與自由的呼籲,也是(工人和其他市民階層)對社會平等和公正的一種訴求」。

     汪暉點出了六四的「多重意義」,也指出普通老百姓不滿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分化和不公正,其實是當年運動的重要背景與動力,而這都是台灣的「六四消費活動」中所忽視的。試問,如今有幾個人回想起八九民運中多場大規模遊行的主力軍其實是中國的普通勞動者?在「學運領袖」之外,有誰記得當年各地的工人組織,並關懷無數挺身抗暴而被殺、致傷、甚至入獄至今的一般老百姓?有多少人願意正視運動中所提關於社會平等的要求,更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當今兩岸的問題?六四之後名列公安部廿一人通緝令中的封從德說得好:「一方面滿地皆是菁英、領袖,卻從未聽說有誰流了一滴血;另一方面是上千英魂血灑長安街,卻多隱姓埋名」。

     在高喊關注中國民主人權時,我們也該思考一下,如果台灣的民主政治不但淪為金權政治,還越來越貧乏、惡質,如何讓對岸民眾相信所謂的「西方式民主」真正值得追求?如果許多政客還懷抱著冷戰思維,一味的操弄仇中情緒,大陸人民又怎願意相信這種「關注」是真誠的,能對我們宣稱的「普世價值」產生共鳴?

     紀念、關注都是必要的,照照鏡子也是必須的。

     (作者為社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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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的顏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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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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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ztibet.googlepages.com/sixfourevent

六四也可以翻案;翻案,讓六四變成美國插手的顏色革命。

大氣候和小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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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崔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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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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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听崔健的日子

(2009-06-07)

李慧玲

  初级学院两年的生活,给我们最好的训练是学习自主,以及关心个人课业以外的事。学院中文学会的会员出了名主修课外活动,副修学业,我们把心思都放在演出、比赛、出版等等事项上面去。从进入初级学院到参加高中毕业会考实际上不到两年,而那段期间愿意把超过一年半的时间用在学会的活动上,从某个角度而言,也是一种把群体放在高于自我的表现了。还有一点,我念高中时,中文学会一群校友刚发起组织学会的校友会。他们都毕业好几年,却延续在学院的那种精神和活力,主办写作比赛、搞公开演出等等。他们常回来学院帮助我们,而我们也经常在他们的活动中充当免费劳工。因为跟着他们活动,我们间接的也在参与社会。校内与校友会两股力量结合,使到我们的高中生活所学的,远远超越课本读到的。

  1989年我念高二,年中卸下了中文学会的职务,交棒给高一的学弟学妹,我们才正式进入读书时代。那年年中,学弟学妹在东海岸主办了一次露营,也算是欢送我们这些“老人”。我去了一天,记忆中除了他们的游戏,晚上到了电视新闻播映时间,我们就都搬着凳子坐到人民协会在营地一个公用大厅,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报道。那时的气氛很紧张,我们傍晚传阅不知道谁买来的《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跟进北京的情势。我们关心,因为那是关系到学生的事。而因为我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的课业,因此对于其他地方学生的情状,有一种本能的关怀。对于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对于北京的通货膨胀或腐败情况,我们其实都不明白,但是一些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政治人物和学生的名字,就这样烙印在高中活动结束时的记忆里。

  那时我开始听崔健。与其说是喜欢中国的摇滚,还不如说给他呐喊式的歌词吸引了。如果配合着时代和中国的感伤,那个时候听崔健会听出另一种味道。崔健本身的出现,也是北京1980年代的现象。而《一无所有》的歌词,“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歌声是嘹亮的,但是内容有种宿命,有种无力感。我把崔健介绍给之前带我去听林毓生教授谈五四的高中历史老师,后来她也听起崔健来了。

  那是平静而又多事的季节。我隐约记得当时在念大学的朋友们发起请愿,声援北京表达对社会关怀、怀有理想的大学生。早报连续几天的封面全版都是北京的新闻,内页也连续几天刊登了大版大版的图片,画面很震撼。那段期间,早报正主办世界华文书展和文艺营。1989年的文艺营那次请的包括刘再复,结果他没有来成。懵懂的我,感觉到文艺营场内一种不自在的气氛。枪声从别处传来,我们冷静而不冷漠。一个星期后,也是一个星期天,文艺营晚上闭幕,颁发金狮奖,结果听说12个青年,包括几个文友——大部分应该是我的校友,穿着自制的汗衫,上面印着“痛心疾首”,一小组人上午到乌节路上散步,后来被便衣警察问话。场内都在议论这个事情,担忧他们的前途,他们有的看来也很害怕。不过,文艺营闭幕我还看到他们,应该是没事。第二天早报的新闻版发了个很小的新闻。

  那年的金狮奖到底谁得了,我后来也没想起来。本来没有看过刘再复的书,但那年我开始知道刘再复。买了青年文友印制的汗衫作为纪念,但是妈妈趁我不注意,把它扔弃了。那年,整个六月及以后,我重复的在听崔健,有一种理想主义落空的怅然。一无所有。

  (作者是本报高级执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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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星火城市謹以南方都市報紀念大陸作家胡風文章「讓死人復活,讓活人說話」悼念八九事件死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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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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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沙包
古士塔夫

讓死人復活,讓活人說話

http://www.chinasecurities.xinhua.org/lcsh/04/200806/t20080630_1509513.htm  南方都市報

你為什麼寫作?

  這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過去三十多年來被問及最多的問題。長期以來,對這種帶有懷疑和傲慢的責問,帕慕克只能有兩個標準答案:我為社會上最貧窮、最受壓迫的人寫作我只為土耳其人寫作。否則,人們就會指責他維護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不愛國。實際上,窮人只是一群幾乎不識字的人,而作為小說被翻譯成多種語言的作家,他擁有的國外讀者遠遠超過本國讀者。

  帕慕克說,對從非民族主義角度看待歷史和民主問題的作家充滿懷疑,是前現代國家決策者在世界面前缺乏自信力的表現(帕慕克的訪談和演講,見《南方週末》2008529612兩期)。

  筆者囿於見聞,無法感知帕慕克三十多年來所承受的壓力到底有多大,但帕慕克的經歷可以說明你為什麼寫作這樣的問題在前現代國家並非是一個輕鬆的話題,它的沉重足以關係到一代作家的人身自由、寫作自由乃至最寶貴的生命。

  當筆者近日讀到《舊物記———胡風遺藏紀事》一書時,感到胡風的一生正好與帕慕克的經歷與判斷相印證,令人感慨。

  胡風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政治史上不能忽略的一個名字。晚年的胡風曾應《文藝報》之約,回答我為什麼寫作,除了給出為了表現人民大眾的生活困苦、希望和鬥爭而寫,為了反映社會歷史的發展動向和革命的勝利而寫,為了有益於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而寫等類似於帕慕克那樣的標準答案以外,他還這樣回答:為了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而寫……也為了探求文學發展的規律,闡明它內含的精神力量而寫。這個答案說明,雖然經歷了二十四年牢獄生活,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崩潰,甚至患了心因性精神病,但胡風仍然不失作家真正的本色。

  有了這個答案,我們幾乎可以說,胡風的悲劇是一個在前現代國家必然要發生的悲劇。反思悲劇,不管是奴隸總管周揚(魯迅語)的打壓報復也好,昔日同人舒蕪倒戈一擊也好,還是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落井下石也好,都不能解釋悲劇的真正底蘊。

  一顆不按標準答案思考的頭顱

  胡風案發動之後兩年,195777早年與毛澤東有過一段軍旅交情的羅稷南問毛澤東:要是魯迅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爽朗地答道: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這番問答嚇得當時坐在旁邊的孕婦黃宗英差點動了胎氣。黃回憶說,文藝界人士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這個問題,到了反胡風的時候,嘀咕的人更多了,但沒有人敢公開提出(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載劉小磊編《遲到的故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魯迅的性格是怎樣,人所共知,試舉一例,足可見之:19336月,國民黨特務暗殺中國民盟總幹事楊杏佛,形勢日趨險惡。日本友人邀請魯迅赴日,魯迅謝絕了,並說:倘用暗殺就可以把人嚇到,暗殺者就會更跋扈起來。他們造謠,說我已逃到青島,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並且寫文章罵他們,還要出版,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假如魯迅活到1957年,關在牢裏寫作的可能性更大———當然,更有可能牢是坐了,但卻無法正常寫作,一如胡風,只能以吟詩遣日。

  羅、黃等人的嘀咕不是沒有道理,他們從胡風案中看到了歷史的吊詭。胡風沐浴過新文藝的新風,在個性上與魯迅極其相似,被魯迅視為一個鯁直、易於招怨而又可接近的朋友,又被人稱為魯迅的大弟子(儘管胡風本人並不承認)。從 1933年到1936年,魯迅日記裏記載的二人來往活動約有一百一十次之多。魯迅逝世之後,胡風幾乎在每年魯迅的紀念日都要做點什麼,或撰文,或發表演講,或籌備活動。同時,魯迅被毛澤東稱為現代中國的聖人,此後一路高評,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云云。

  新中國建立後,胡風卻漸漸成了每年魯迅紀念活動的配角或看客,無法發表紀念文章,直到最後身陷囹圄,株連一干人等,還要背上欺瞞魯迅挑撥魯迅與黨的關係等罪名。魯迅則成了亞聖,被樹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典型,出版了全國除《毛選》之外唯一的多卷文集乃至全集。人們嘀咕的是:為什麼尊崇死去的魯迅,而鎮壓活著的魯迅弟子胡風?

  前一個問題,答案正如朱正所說,魯迅在知識界有著廣大的影響和很高的聲望。一些知識份子原來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並沒有很多瞭解和同情,是毛澤東對魯迅的讚頌引起了他們的共鳴,而投身到這一運動中來的。……文革時期)報刊上常常出現他的打落水狗之類的引語,作為打擊走資派的棍子。是的,這尊崇,就是把他棍子化。(朱正:《一個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

  後一個問題,答案也並不難找,前現代國家的決策者對一顆不按標準答案思考的頭顱充滿了懷疑,無法容忍,乃至必欲動用國家機器專政之而後快。胡風本人對革命、對民族解放事業無疑是充滿了熱情,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就像魯迅對左聯的抱怨一樣,無論他怎樣努力,都不會獲得奴隸總管的滿意,而胡風先是1944年提出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能教條式地應用而在其政治道路上留下陰影,後在1954年上呈長達二十八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而激怒決策者,從而招致全面批判,終於引發一場影響深遠的文字獄———胡風案。

  實際上,胡風是一個真誠的人。從胡風家屬捐給魯迅博物館的藏書中,人們發現了《講話》的三個版本,上面都留有胡風的手澤,可見是認真學習過的。不能教條式地應用《講話》,是他經過思考而始終堅持的觀點。胡風上呈《報告》的本意,是響應號召,跟決策者彙報當前文藝界不正常的現狀,並提出個人的建議,以供參考。他根本想不到這居然成了反革命的罪狀。

  胡風不是一個糊塗的人。早在1948年,巴金問胡風,為什麼人們對你有意見?胡風短短地回答:因為我替知識份子說了幾句話。(巴金:《懷念胡風》,載《隨想錄》,三聯書店1987年)但他不改初衷,終於建國後遭受牢獄之災。在全國作協第四次代表會議期間,有一個中年作家來看胡風,臨走時朝老人深深鞠躬:胡風先生,您替我們受苦了!(曉風:《九死未悔———胡風的一生》,載《胡風:死人復活的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從這兩個歷史的細節中,我們可以透視胡風案的底蘊———在前現代國家,國家機器與具有獨立思考氣質的知識份子存在著天然的緊張關係,胡風作為這類知識份子的代表,適逢其時地承受了歷史的負重。

  也許,我們也可以說,胡風是一個很天真的人。為什麼?我們看到,他雖然明白自己為何遭忌,但似乎難以理解批判的武器為什麼最後竟然變成了武器的批判。

  一個從歷史中復活的死人

  還可以多說一點。1941年年初皖南事變發生,胡風等一批文化人按周恩來的安排從重慶撤到香港,以示對國民黨的抗議。第二年因香港淪陷,胡風等人返回內地。胡風離渝期間,有人說胡風投海就義了,也有人造謠說胡風附逆,並有鐵證云云。胡風發表《死人復活的時候》,表示自己回來了,要為祖國努力認真地再活一回。他實踐了自己的宣言,以事實回應謠言。但他不曾料到,事實是可以被歪曲、篡改和抹殺的。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其《笑忘錄》的開頭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1948年,組織的領導人哥特瓦爾德冒雪發表歷史性的演說。在他身邊的同志克萊芒提斯摘下自己的毛皮帽,體貼地戴到哥特瓦爾德的頭上。這個歷史性的瞬間由宣傳部門製作了幾十萬張照片,昭示全國。哥特瓦爾德頭戴皮帽發表演說,身邊站著外交部長克萊芒提斯。四年之後,克萊芒提斯被控犯有叛國罪而被送上絞刑架。於是,他被立刻從歷史中抹去了。自然,所有的照片上都看不到他了,只剩下哥特瓦爾德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陽臺上———克萊芒提斯留在人間的記憶只有那頂帽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就是他的。對此,昆德拉引用了一句名言:人與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而這,正是他寫作的重要原因。

  胡風一度遭遇與克萊芒提斯類似的命運。1936年魯迅下葬,胡風是扶棺人之一。但到了 1966年,胡風以犯人之身參觀魯迅博物館,看見扶棺圖片中沒有他。看到這一幕,胡風是怎麼想的呢?梅志回憶說:他很冷靜地看了被塗去他個人形象的照片,冷靜到沒有任何表情。很認真地詢問了講解員一些問題,如,手稿存放在哪里?……青年學生來得多嗎?……”他還活著,但他在歷史的記憶裏已經死去。在這種情況下,胡風冷靜到沒有任何表情,這一點也不奇怪———或者我們可以說,強權壓倒事實,這遠遠超出了天真的胡風的想像。他知道,他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不可能再寫一篇《死人復活的時候》。

  如果不是後來的三次平反,也就不會有今天胡風文集、傳記等書的出版,而胡風這個人也許就從我們的記憶裏永遠消失了。就拿這本《舊物記》來說,本書仔細梳理了胡風遺藏資料(藏書、信劄、手稿及其他物品等),講述隱藏在它們背後的故事。從那些掛滿歲月傷痕的物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其主人一生的性格、命運,乃至靈魂。

  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說:在書籍裏躺臥著過去的一切靈魂。由此說來,如何才能讓死人復活?一個樸素的答案就是:首先要讓活人說話———書是活人寫的,而有了書寫,人類的記憶才成為可能。繞不開的仍然是開篇的帕慕克問題———“你為什麼寫作?帕慕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尷尬,今日坦然相告:與其說當今的作家為了其本國大多數並不讀他們作品的人寫作,還不如說他們在為了全世界少數閱讀其作品的人寫作。甚至我們可以推論,不僅要讓活人能夠坦然地說話,還要保護人們能夠好好活著說話。據帕慕克透露,土耳其政府如今特派兩名員警為其站崗,時刻提防那些不滿帕慕克言論的人們對他的攻擊———也許,這正是前現代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表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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