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死人復活,讓活人說話
http://www.chinasecurities.xinhua.org/lcsh/04/200806/t20080630_1509513.htm 南方都市報
“你為什麼寫作？”
這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過去三十多年來被問及最多的問題。長期以來，對這種帶有懷疑和傲慢的責問，帕慕克只能有兩個標準答案：“我為社會上最貧窮、最受壓迫的人寫作”，“我只為土耳其人寫作”。否則，人們就會指責他維護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不愛國。實際上，窮人只是一群幾乎不識字的人，而作為小說被翻譯成多種語言的作家，他擁有的國外讀者遠遠超過本國讀者。
帕慕克說，對從非民族主義角度看待歷史和民主問題的作家充滿懷疑，是前現代國家決策者在世界面前缺乏自信力的表現（帕慕克的訪談和演講，見《南方週末》2008年5月29日和6月12日兩期）。
筆者囿於見聞，無法感知帕慕克三十多年來所承受的壓力到底有多大，但帕慕克的經歷可以說明“你為什麼寫作”這樣的問題在前現代國家並非是一個輕鬆的話題，它的沉重足以關係到一代作家的人身自由、寫作自由乃至最寶貴的生命。
當筆者近日讀到《舊物記———胡風遺藏紀事》一書時，感到胡風的一生正好與帕慕克的經歷與判斷相印證，令人感慨。
胡風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政治史上不能忽略的一個名字。晚年的胡風曾應《文藝報》之約，回答“我為什麼寫作”，除了給出“為了表現人民大眾的生活困苦、希望和鬥爭而寫，為了反映社會歷史的發展動向和革命的勝利而寫，為了有益於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而寫”等類似於帕慕克那樣的標準答案以外，他還這樣回答：“為了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而寫……也為了探求文學發展的規律，闡明它內含的精神力量而寫。”這個答案說明，雖然經歷了二十四年牢獄生活，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崩潰，甚至患了心因性精神病，但胡風仍然不失作家真正的本色。
有了這個答案，我們幾乎可以說，胡風的悲劇是一個在前現代國家必然要發生的悲劇。反思悲劇，不管是“奴隸總管”周揚（魯迅語）的打壓報復也好，昔日同人舒蕪倒戈一擊也好，還是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落井下石也好，都不能解釋悲劇的真正底蘊。
一顆不按標準答案思考的頭顱
胡風案發動之後兩年，1957年7月7日，早年與毛澤東有過一段軍旅交情的羅稷南問毛澤東：“要是魯迅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爽朗地答道：“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這番問答嚇得當時坐在旁邊的孕婦黃宗英差點動了胎氣。黃回憶說，文藝界人士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這個問題，到了“反胡風”的時候，嘀咕的人更多了，但沒有人敢公開提出（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載劉小磊編《遲到的故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魯迅的性格是怎樣，人所共知，試舉一例，足可見之：1933年6月，國民黨特務暗殺中國民盟總幹事楊杏佛，形勢日趨險惡。日本友人邀請魯迅赴日，魯迅謝絕了，並說：“倘用暗殺就可以把人嚇到，暗殺者就會更跋扈起來。他們造謠，說我已逃到青島，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並且寫文章罵他們，還要出版，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假如魯迅活到1957年，關在牢裏寫作的可能性更大———當然，更有可能牢是坐了，但卻無法正常寫作，一如胡風，只能以吟詩遣日。
羅、黃等人的嘀咕不是沒有道理，他們從胡風案中看到了歷史的吊詭。胡風沐浴過新文藝的新風，在個性上與魯迅極其相似，被魯迅視為一個“鯁直、易於招怨”而又“可接近”的朋友，又被人稱為魯迅的“大弟子”（儘管胡風本人並不承認）。從 1933年到1936年，魯迅日記裏記載的二人來往活動約有一百一十次之多。魯迅逝世之後，胡風幾乎在每年魯迅的紀念日都要做點什麼，或撰文，或發表演講，或籌備活動。同時，魯迅被毛澤東稱為“現代中國的聖人”，此後一路高評，“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云云。
新中國建立後，胡風卻漸漸成了每年魯迅紀念活動的配角或看客，無法發表紀念文章，直到最後身陷囹圄，株連一干人等，還要背上“欺瞞魯迅”、“挑撥魯迅與黨的關係”等罪名。魯迅則成了“亞聖”，被樹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出版了全國除《毛選》之外唯一的多卷文集乃至全集。人們嘀咕的是：為什麼“尊崇”死去的魯迅，而鎮壓活著的魯迅“弟子”胡風？
前一個問題，答案正如朱正所說，“魯迅在知識界有著廣大的影響和很高的聲望。一些知識份子原來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並沒有很多瞭解和同情，是毛澤東對魯迅的讚頌引起了他們的共鳴，而投身到這一運動中來的。……（”文革“時期）報刊上常常出現他的‘打落水狗’之類的引語，作為打擊‘走資派’的棍子。是的，這‘尊崇’，就是把他棍子化”。（朱正：《一個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
後一個問題，答案也並不難找，前現代國家的決策者對一顆不按標準答案思考的頭顱充滿了懷疑，無法容忍，乃至必欲動用國家機器專政之而後快。胡風本人對革命、對民族解放事業無疑是充滿了熱情，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就像魯迅對左聯的抱怨一樣，無論他怎樣努力，都不會獲得“奴隸總管”的滿意，而胡風先是1944年提出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能教條式地應用”而在其政治道路上留下陰影，後在1954年上呈長達二十八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而激怒決策者，從而招致全面批判，終於引發一場影響深遠的文字獄———胡風案。
實際上，胡風是一個真誠的人。從胡風家屬捐給魯迅博物館的藏書中，人們發現了《講話》的三個版本，上面都留有胡風的手澤，可見是認真學習過的。“不能教條式地應用”《講話》，是他經過思考而始終堅持的觀點。胡風上呈《報告》的本意，是響應號召，跟決策者彙報當前文藝界不正常的現狀，並提出個人的建議，以供參考。他根本想不到這居然成了“反革命”的罪狀。
胡風不是一個糊塗的人。早在1948年，巴金問胡風，為什麼人們對你有意見？胡風短短地回答：“因為我替知識份子說了幾句話。”（巴金：《懷念胡風》，載《隨想錄》，三聯書店1987年）但他不改初衷，終於建國後遭受牢獄之災。在全國作協第四次代表會議期間，有一個中年作家來看胡風，臨走時朝老人深深鞠躬：“胡風先生，您替我們受苦了！”（曉風：《九死未悔———胡風的一生》，載《胡風：死人復活的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從這兩個歷史的細節中，我們可以透視胡風案的底蘊———在前現代國家，國家機器與具有獨立思考氣質的知識份子存在著天然的緊張關係，胡風作為這類知識份子的代表，“適逢其時 ”地承受了歷史的負重。
也許，我們也可以說，胡風是一個很天真的人。為什麼？我們看到，他雖然明白自己為何遭忌，但似乎難以理解批判的武器為什麼最後竟然變成了武器的批判。
一個從歷史中復活的死人
還可以多說一點。1941年年初“皖南事變”發生，胡風等一批文化人按周恩來的安排從重慶撤到香港，以示對國民黨的抗議。第二年因香港淪陷，胡風等人返回內地。胡風離渝期間，有人說胡風投海“就義”了，也有人造謠說“胡風附逆”，並有“鐵證”云云。胡風發表《死人復活的時候》，表示自己回來了，要為祖國 “努力認真地再活一回”。他實踐了自己的宣言，以事實回應謠言。但他不曾料到，事實是可以被歪曲、篡改和抹殺的。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其《笑忘錄》的開頭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1948年，組織的領導人哥特瓦爾德冒雪發表歷史性的演說。在他身邊的同志克萊芒提斯摘下自己的毛皮帽，體貼地戴到哥特瓦爾德的頭上。這個歷史性的瞬間由宣傳部門製作了幾十萬張照片，昭示全國。哥特瓦爾德頭戴皮帽發表演說，身邊站著外交部長克萊芒提斯。四年之後，克萊芒提斯被控犯有叛國罪而被送上絞刑架。於是，他被立刻從歷史中抹去了。自然，所有的照片上都看不到他了，只剩下哥特瓦爾德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陽臺上———克萊芒提斯留在人間的記憶只有那頂帽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就是他的。對此，昆德拉引用了一句名言：“人與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而這，正是他寫作的重要原因。
胡風一度遭遇與克萊芒提斯類似的命運。1936年魯迅下葬，胡風是扶棺人之一。但到了 1966年，胡風以犯人之身參觀魯迅博物館，看見扶棺圖片中沒有他。看到這一幕，胡風是怎麼想的呢？梅志回憶說：“他很冷靜地看了被塗去他個人形象的照片，冷靜到沒有任何表情。很認真地詢問了講解員一些問題，如，手稿存放在哪里？……青年學生來得多嗎？……”他還活著，但他在歷史的記憶裏已經死去。在這種情況下，胡風“冷靜到沒有任何表情”，這一點也不奇怪———或者我們可以說，強權壓倒事實，這遠遠超出了天真的胡風的想像。他知道，他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不可能再寫一篇《死人復活的時候》。
如果不是後來的三次平反，也就不會有今天胡風文集、傳記等書的出版，而胡風這個人也許就從我們的記憶裏永遠消失了。就拿這本《舊物記》來說，本書仔細梳理了胡風遺藏資料（藏書、信劄、手稿及其他物品等），講述隱藏在它們背後的故事。從那些掛滿歲月傷痕的物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其主人一生的性格、命運，乃至靈魂。
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說：“在書籍裏躺臥著過去的一切靈魂。”由此說來，如何才能讓死人復活？一個樸素的答案就是：首先要讓活人說話———書是活人寫的，而有了書寫，人類的記憶才成為可能。繞不開的仍然是開篇的帕慕克問題———“你為什麼寫作？”帕慕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尷尬，今日坦然相告：“與其說當今的作家為了其本國大多數並不讀他們作品的人寫作，還不如說他們在為了全世界少數閱讀其作品的人寫作。”甚至我們可以推論，不僅要讓活人能夠坦然地說話，還要保護人們能夠好好活著說話。據帕慕克透露，土耳其政府如今特派兩名員警為其站崗，時刻提防那些不滿帕慕克言論的人們對他的攻擊———也許，這正是前現代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表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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