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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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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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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ding
lukacs

 

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2009-03-17)郑永年 http://www.zaobao.com/yl/yl090317_501.shtml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但是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

  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也取决于该一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忿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政府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诸多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看到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沿海地区,随着大量的工厂的倒闭,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工。问题是: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经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各种主义,各有支持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的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从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进口的主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不过中国的各种主义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争论和沟通。各种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很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

  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的障碍。

  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

  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会低层被动员起来的状况。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低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

  双方面似乎很难找得到妥协的基础。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低层社会层面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但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

 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可认可的意识形态重要起来。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总体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个衰落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

  尽管努力达成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既看不到妥协的意识形态,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虽然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低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须建立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出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

  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尽管有人会说一场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革命也并不可怕。可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表明革命之后可能又来一个重复。这与革命的愿望刚好相背。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明确确立本身的改革路线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触政策而达成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气加快建立能够促成社会利益妥协从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这个路线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执政党改革话语权的继续弱化甚至丧失。当社会的各种力量各自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执政党本身更应当感到迫切的压力。

  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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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的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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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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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的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01/%e6%b3%95%e8%a1%8c%e9%9b%86%e5%bd%95%ef%bd%9c%e8%ae%b8%e7%ab%a0%e6%b6%a6%e7%9a%84%e7%9b%9b%e4%b8%96%e5%8d%b1%e8%a8%80-%e4%b8%ad%e5%9b%bd%e5%9c%a8%e4%b8%b4%e7%95%8c%e7%82%b9%e4%b8%8a/?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chinadigitaltimes%2FzKps+%28%E4%B8%AD%E5%9B%BD%E6%95%B0%E5%AD%97%E6%97%B6%E4%BB%A3+%C2%BB+%E7%BC%96%E8%BE%91%E6%8E%A8%E8%8D%90%29

这一年来,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死灰复燃,愈发猖獗。这边厢,草根毛左不明所以,挟带着政治失意与社会怨愤,叫嚣乎东西;那边厢,高校中早已退场沉寂的文革余孽,乘势冒头,作跳梁小丑状,隳突乎南北。不仅喊打喊杀,在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层面,四面出击,而且,颇有掀起某种“运动”,经由首先整肃知识界与退回到文革式政治社会状况,而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冲动与势能。其言其行,已然造成普遍不安,一定意义上的社会恐慌,并导致了一种将中国拖进“全面内战”状态的可能性。经济下滑,资金外逃,官场懈怠,底层乏力,精英移民,知识界人人自危,新闻出版行业不知所措,就是这一不安与恐慌的晴雨表。因此,阻遏这一态势,拆解这一可能性,防止中国社会政治状态的持续恶化与全面倒退,蔚为当务之急。

此处所说的“全面内战”,非指武装交火,而是说法政哲学意义上,以敌我关系归类与规训国民,将斗争哲学和“你死我活”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公然指向知识界、律师、新闻出版从业者和民营资本,从而,导致全体公民政治上的非和平共处状态。由此,造成一种“人自为战”阵势中基于敌意的紧张、防范与恐惧的政治状态,乃至于杀伐欲望,而非公民友爱与团结,在尤其表现为言论大幅收窄甚或噤声的状态中,结果是大家共同失去安全感,丧失对于政治前景的任何确定性预期,普遍恐惧遂笼罩人心。严重的官民对立和对于公共权力的彻底的不信任、社会撕裂与舆论极化,不过为其表象。

其端倪,其理路,总括而言,大约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第一,现有体制在“维稳体制”基础之上,正在一步步地,叠加上“战备体制”,而形成“维稳”向“战备”演进的体制形态。本来,百多年来的中国,历经战争、革命与各种酷烈政治运动,长久罹陷于一种异常政治状态,生死轮回,生民涂炭。只是晚近三十来年间,放弃革命、战争与运动思路,解构内政上的敌我界限,以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为重心,进而倡说和谐,着意营造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意象,这才逐步有望迎来一个常态政治状态,中国这也才迈进或者正在进入常态政治时代。托此之庇,国家与个人,大家好歹有些安全感,口袋里才刚刚有了点儿钱,温饱不愁,科教事业逐步复苏与发展,慢慢过上了好日子。

但是,最近几年,随着西方向右,中国进一步向左,不仅周边关系吃紧,大国博弈紧绷,更主要的是,国家政治中的敌我思维重新上阵,导致原来的“维稳体制”叠加上了“战备体制”。就是说,此处之“战备”,不仅旨在迎应国家间政治,防范外敌入侵,随时准备打仗。——毕竟,当今世界体系依旧是一种自助体系,浩瀚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复兴与重新崛起,当然意味着世界体系与全球秩序的重组,从而,必然引发有关国家的醋意与敌意,中国不想惹事,但必需有所回应——而且,不宁唯是,更主要的是,似乎指向内政,旨在找出、标定并惩罚“敌对势力”,将不同理念、价值与意见的表达,乃至于一般纯粹基于物质利益诉求的公民维权行动,悉数当作敌对势力与敌对行动,时刻防范,随时准备“狠狠打击”,则政治形态一时间重新面临不确定性,而造成的一般大众心理感受的不安,担忧“常态政治”未曾完全落地,“异常政治”又回来了,遂顺理成章。就是说,大家担心是不是又要搞阶级斗争,搞斗批改,搞运动。甚至乎,顺此战备体制思路往下走,所谓“先军政治”,也在中国出现了苗头。由此,东亚的军备竞赛,遂成事实。实际上,国际形势紧绷与内政吃紧,从来就是互相强化,而终究难免彼此恶化。

有鉴于此,警惕中国滑向此种战备体制,防止整个国策为此战备体制所裹挟,进而,突破维稳体制,重启全面改革开放,在一、两代人的时段内,逐步和平过渡,完成中国这一波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既是历史逻辑,也是政治逻辑,从而,是当下此际,吾华夏民族亿万生灵的生存之道也。

第二,“和谐理念”逐步被“斗争哲学”所取代。“全面内战”的先兆,便是倡导了十几年的和谐理念不再,而为斗争哲学所取代。斗争哲学崇尚斗、斗、斗,在不过一代人之前刚刚摆脱“文革”之祸的我们看来,其之非为正道,令人不寒而栗。前几年大家反感以“和谐”和稀泥,瞧不上甘做维持会长,有时候亦且多所调侃。但是,与斗争哲学相比,至少,在国家政治意义上,和谐理念虽说意在回避矛盾,可既以营建全体国民和乐融融的政治意象为旨归,则其内涵了指向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故而,虽然其派生的维稳体制叫人烦心,但和谐理念本身还算让人放心。扭转此种平庸不作为局面,而锐意进取,的的确确,是刻下政制自我修复而建设常态政治之途径,也是主动顺应近代中国历史主流政治意志的强毅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颁行后,大家深受鼓舞,一致叫好,原因在此。但是,其轨辙,其进路,不是重启斗争哲学,毋宁,正不外执政党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所接续倡说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设法治国家也。——再说一句,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而非突转为斗争哲学,方为进取之正途。

朋友,我们不是乡愿,不是不明白,对于政制腐朽和官场腐败,对于外敌觊觎,需要起而应对,必须有所作为,也理解一开始启用霹雳手段的必要性。但是,此与斗争哲学是两码事,更非等于斗争哲学所刻意释放的恐怖意味。毋宁,必需导向民主法治轨道,以民主法治建设解决政制腐败,慢慢地,形成中国的优良政体,进而,以一国良制完成大中华全境之民族国家建构。当下中国,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舍却民主政治建设,既无法说明权力来源,从而没法落实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也无法提供政治正义与宪法正义,从而,难以确立真正的法治,连真实的法制也难。此为现状与现实,无法掩饰,而直言陈述,还是盼望避免全面内战状态蔓延,赶紧结束愈益严重、官民皆有的不安与恐慌状态,则吾人百姓安居乐业也。

实际上,就大中华的政治文化整合而言,这几年台港情形恶化,在已然回归之际与营造可能统一之时,苦心经营之下,不仅没有强化其向心力,反而导致其离心力愈重,正说明基于敌我划分与斗争哲学的路向之失。迄而至今,居然出现了必须同时反对港独、台独的问题,实在匪夷所思。同时,无论是调适与东瀛和南海诸国的关系,还是两年来的中美互动,大凡关涉国家间政治,而与周边国家关系吃紧,需要仰仗以实力为后盾的政治智慧,也不是一个斗字所能解决的。如果说此于国家间政治得解,那么,当此斗争哲学径直引入共和国之国家政治层面,就更且不妥,已非政治退化所能解释,毋宁,实为极权政治思维的复辟,而恰恰导致文革式思维回归,造成此刻这般令人窒息而惶憷的全面内战式政治生态。

比如,前不久教育部长发文,一棍子打下来,将高校这一斯文发育之地定义为“阵地”,将全体高校教师划归敌对势力范围,令人齿寒。论其源流,正不外基于此种敌对思维与斗争哲学,而有此极不负责、最为卑劣无耻之言。其言其行,不仅在高校教师中无限树立敌对面,给当下的社会紧张状态添油加醋,而且,从根本理念层面上违背了政治正义,实在不配担当总绾大国教育之首席长官也。——各位,官员为了上位与自保,纷纷以出格言论和宁左勿右现身占位,给社会大众传递的是文革式社会政治信息,其之极端不负责任与无耻之尤,影响最为恶劣,危害最为严重,怎么就不见高层警示挞伐呢!?

上述现象,考镜源流,东亚不期然间之进入军备竞争,欧美右转可能引发新一轮冷战,均为诱发斗争哲学的外因,并互为因果。而一旦陷入军备竞争与冷战,对于中国这一尚处转型进程之中的国族来说,其所追求的现代体制与国家建构尚未完全成型落地,则“现代中国”的涵养进程有可能因此中断,非为福也。中国近代史上,此间教训深重。1894年、1937年,日寇侵华,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49年后,深濡斯拉夫式蛮力极权政治色彩的犹太摩西—日尔曼式斗争哲学,参和着刻薄寡恩的法家思绪,风火相助,共同君临中国,再度打断现代中国的成长进程,直到1978年执政党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中国历史方始重归改革开放轨道,而以追求富强、民主和文明为鹄的。有鉴于此,今天中国切忌重蹈一战前德国式、二战前日本式与二战后苏俄式军备竞赛和冷战覆辙,相反,仍需“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建设”。否则,失却这一“窗口期”,现代化进程就此打断,而下一次机会何时才有,鬼知道。

第三,“公民团结”理想逐渐被“敌我关系”思路取代。和谐理念的致思进路是公民团结,并希望达成国民友爱与公民团结的结果。而敌我关系意识旨在区分敌我,强调“自家人”与“外人”,意味着将国民分类为敌我两方,而非共和国的平等一体的分享者。“赵家人”一语流行,正说明整个社会对此普遍不满,也不屑。本来,“共和国”这一理念意味着全体国民均为国家的所有者,当然的主权者,纵有利益之争与价值之别,何有敌我之分。而追根究源,之所以倒退回如此陈旧的非共和国模式意识形态,就在于当下政体缺乏国家哲学,面对转型关键时刻之重重矛盾,无理论与思想利器可用,却又因为利益所在,刻意拒斥包括古典中国文教传统积攒下来的普世文明,不得已,只好重回最为熟悉的敌人论。与此同时,大国博弈进程中的多边互动所造成的步步紧逼态势,导致意识形态冷战实际上早已开打。其实,此间苗头,起自2015年初反对普世价值,到如今,对于读书人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刻意防备、戒惧和排斥,表明了一种摧残体制内外理想主义的极左思潮有可能重归主流,则害莫大焉。正是在此情形下,不仅是社会上,而且,高校中的文革余孽及其思维方式,亦且已然蠢蠢欲动,甚至开始了针对特定教师的政治攻击。因而,重提斗争哲学与强调敌我关系,实为一体之两面,正在将中国拖入全面内战状态。

 第四,共和模式淡化,党国一体形态更趋强化。实际上,是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和经政一体,甚至有君师一体的苗头。本来,改革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本义,其进路,就是要在维护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同时,破解党国一体与党政一体,借由党政分开而淡化党国一体。胡赵改革与胡温新政初期,基本上循此思路前行,使得国家建构的共和形态,仿佛蔚为政治大方向。可惜这几年,虽然讲得很好听,实际上党国一体的趋势有增无减,党国一体体制愈益凸显强化。而一旦党国一体形成高压态势,彻底排斥和压抑社会成长和民间发育,实际上等于以党国方式将共和作废,向全民宣战,而这与改革开放的根本思路和基本价值背道而驰,正在将中国拖入全面内战的境地。正是在此情形下,才出现了诸如“央视姓党,请您放心”这类错位而肉麻的谀词,而产权改革、地产确权迟迟难以到位,一部物权法所能确立的不过是半拉子物权,同样原由在此。

第五,维权政治消隐,暴民政治登场。2003年开始的“胡温新政”,媒介以所谓“民权元年”嘉喻。虽说虎头蛇尾,但自此的确开启了具有现代启蒙政治意义上的民间自发维权活动,并有诸多权力与权利良性互动的范例,也是真实的。此后“奥运”在即,志在维稳,这一良性互动进程逐渐缓滞,并终究停滞,权力独大一面倒格局遂又强势回归,民间以“权力向权利的反扑”讽喻之。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相反,最近两三年来,尤其是最近一年来,不料想,维权政治停滞后,暴民政治却登场了,主要表现为时不时上演的草根毛左式暴力化倾向。最近发生在济南的草根毛左对大学教授的街头围攻与“大批判”,特别是它的暴力化倾向,显系背后组织化运作的结果,并获得了警方的变相容忍和体制内的快速响应。不是别的,正是后者,让人不寒而栗,怀疑是不是又回到了“反右”与“文革”爆发的前夕。——朋友,积小恶而为大恶,汇点滴以成潮流,所有的政治运动,甚至战争,不都是这么慢慢折腾,终于闹大,而终究不可收拾的吗!因此,街头围攻与大批判登场,及其暴民政治化,表明以治安对付政治、用政制反制政治的政体格局下,社会发育受阻,健全的社会理性建设与商谈性对话机制阙如,则暴民政治叠加民粹势力乘隙而入,社会生态恶化,正为“全面内战”的不祥之兆,需要赶紧刹车,以防不测也。——再说一句,对此草根毛左暴民政治,必须赶紧刹车,否则,作为转移与寄寓特定政治目的和发泄社会愤怒的暴力形式,必将蔓延开来,而不可收拾矣!

   综上五点,导致了下述五大后果,在在印证了有关“全面内战”这一忧惧。

第一,随着经济下滑,资本外逃,经济问题的深层透露的是企业信心的下降,而其背后,则是对于既有法制的不信任。虽然有“私产入宪”,《物权法》亦且赫然在世,前不久高层还以权威机构名义下发保护私有产权的通知,但却没能唤回信心,则经济信心下滑的背后,是对既有法制的不信任,而法制之所以没有获得应有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是因为法制背后的政治体制,其政治道义信誉,并没有建立起来,未能获得确信,因此折射的是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及其道义信仰的阙如,造成社会大众对其信义不足的全面危机。换言之,对于既有政体是否能够兑现保护合法产权这一政治承诺,并诉诸强固法制,实在没什么信心。此刻极左思潮和极左理念推波助澜掀动的全面内战态势,特别是地方公权机构的暧昧态度,无疑加剧了这一疑惧与恐慌。

第二,官僚阶层普遍不作为,文官集团软抵抗,底层创造力与民间活力正在逐步丧失。各位知道,中国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依恃高层推导与底层创造力之两相配合。民间的活力,包括民营资本的创造性增长,加上官僚集团,尤其是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驱动与政绩推导,特别是多所缓和、宽和的政治氛围,官家不再着意伤民,少扰民,给社会松绑,凡此聚合发力,造就了三十年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但是,此时此刻,伴随着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不仅民间活力正在丧失,底层创造力隳矣,而且,官僚集团的不作为导致的改革空转,甚至借改革的名义而行反改革之实,或者,徒有名头的假改革反倒大行其道,正在使改革所积累的政治信义,以及由此培养的全民信念,逐渐流失。由此,为了应付而无事忙的所谓改革,比如刻下的司法改革与某些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其实是一场闹剧,便为一例。

第三,最近一、两年来,面对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的日益坐大与文革式社会政治状态的回归势头,已经造成全民人心惶惶。尤其是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团体,包括权力精英、资本精英与知识精英,普遍感到不安和忧惧。此种情形如果再进一步加剧,可能摧毁这个社会最具活力也最具中道理性的建设性力量,同时,也就是一种大转型关键时段、各种矛盾爆发之际可得依恃的缓冲力量。其于社会撕裂之际,实际上令社会自主性——如果还有一定自主性的话——遭受重创,社会发育停滞,削弱的是中国社会最具创造力的部分。

实在不明白,中国的读书人老老实实,对国家民族满怀深情,任劳任怨,起早摸黑,为何在极左势力眼中,动不动就被视为敌对势力呢?!

第四,晚近十年,制度固化,旧体制复归。这一苗头起自奥运会世博会,只是这几年旧体制复归的步伐在高亢改革声中反而有所加速。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过去几十年来以与国际接轨为名、而行制度和解之实所积累的制度成果,有可能在强调制度竞争,而实际上是以僵化制度、固化制度和旧体制抗拒改革开放,抗衡建设优良政体的政治努力的趋势下,逐渐流失。此种态势和心路,逐渐蔓延,甚至造就出了一批“青年左派”,与中老年狰狞毛左一唱一和,实在令人担忧。

第五,帝国情结与战略透支。最近几年,曾经的帝国,包括奥斯曼故地、波斯旧址和沙俄家乡,眼看美帝日趋疲惫而倦勤,欧洲的内向和收缩,其潜在帝国倾向和帝国情结发作,或明或暗,都显露出重振帝国的野心勃勃,而蠢蠢欲动,强化了这个本已动荡的世界愈发严重的不确定性。表面看是内外交困之际地缘战略的新情况,底下实为帝国情结作祟使然。旧舞台,老唱本,新演员。置此情形下,在一些境外观察者看来,似乎随着中国复兴势头汹涌,中华帝国亦呈王者归来之势。为此,中国恰恰需要避免此一险境与陷阱,而以内政优先,在解决好内政问题之际,再图施展也。没有优良内政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垫底,在国家间政治上也不会有吸引力与发言权。

毕竟,吾中华全境,尚有数千万同胞未脱贫困,几千万儿童失学,数千万残障人士需要扶助,以亿万计的同胞面临养老问题,更不用说时闻因为贫病交加而一家自杀的惨剧,则全体国民多少年苦下来,累下来,就攒了这么点儿的家当,怎好为了满足千古一帝的伟大梦想,拿到世界各地挥霍充冤大头呢?!

上述五点表现和五点后果,至少披露了下列三个问题。

第一,现有政体及其高层缺乏历史感与历史理念,对于具有道义感召力的历史愿景未能以政治布局做出应有回应。一部中国近代历史,整整178年,是秦汉大变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也是十七世纪初起始于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的现代文明秩序铺展开来以还,在东方的一次最为伟大的呈现,而正在引领出一个太平洋文明时代。这是世界历史大趋势,没人能够抗拒。因此,无论是清末拟定的九年预备立宪,还是民国政制设想的“军政、训政与宪政”三步走方案,都有一定的历史观,而表诸“路线图”与“时间表”。后来共产党闹革命,追求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以及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对错另当别论,都还表明具有一定的历史感与历史观,体现了一种基于历史自觉的政治自觉。但是,此时此刻,我们除了看到“两个一百年”这种技术性表述外,看不到历史观,未曾触发历史感。各位,除非是完成现代转型、历史已然终结的国族,只需孜孜于具体公共政策层面,否则,历史观、历史感与历史愿景的阙如,是政治之大病,也是国族心智羸弱之败象,表明前景不明之际,既无心也无力,则市侩政治与平庸政治借助权力政治统辖社会,必至极权登场,而白茫茫大地也。也正因为此,上述后果和全面内战态势,遂应运而生。

第二,当下中国缺乏国家哲学,缺乏对于国家理性的拷问、提炼与政治表达,也缺乏健全启蒙了的公民理性来制约和导引国家理性。执政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可谓顺应时势与人心。但现实情形却是,由于意识形态再度逐渐收拢,底层创造力受压,僵化体制反而复归,其表现为上述文革式思维与行为方式再度登场,内里则是因为当下中国缺乏国家哲学和对于国家理性的深层次理论拷问和思想提炼,精神贫血困乏,有以然哉,所以然载。就此而言,中国文明的法政哲学、历史沉思与伦理追问,正需卧薪尝胆,以在境性成熟思考,支撑起大转型所需之心智与心性,而不当再祭敌我矛盾与斗争哲学大旗,摧残正在发育涵养,而有望蓄势待发的汉语思想,打压天下读书人的自由思考也。

第三,值此历史关键时刻,当下政体缺乏道义动机与基于现代中国历史意识的政治担当。此一道义动机和政治担当非他,就是以中华文明的复兴为己任,以全体十四万万中国人的福祉为福祉,而非以一党一派利益为归属。而十四万万中国人民的最大福祉,不外是在依归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意义上,追求富强、民主与文明,在此刻往下的一、两代人时段内,最终完成这一波历史大转型,而缔造一个“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现代中国。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由于历史观阙如,导致道义动机萎靡,故而,未能强毅力行,肩负起这一历史担当、道义担当和政治担当,则行百里者半九十矣。

几年前,大家焦虑的是改革往哪儿改,怎么改,怎么改得这么慢。毕竟,自1860年开启洋务运动以来,“改革开放”及其所确立的基本路向、理念和愿景,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主流历史意识,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虽几经反复,迭遭波折,却不绝如缕,终究汇聚成长河大波,汹涌澎湃。但是,仅仅过了两、三年,在一片欢呼声中,历经一百多年的奋斗,尤其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没料想,今天我们的担忧变成了“怎么在倒退、为什么会倒退、不知道还会退到哪一步?”这样的恐慌和忧惧。

这是为什么?

当然,大面儿上来说,它源于世事与时势,而辗转为今天的形势。而今天的形势,凡此不进则退与普遍担忧,正如执政党的判断,实际上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各种矛盾汇聚,却又未能正面迎应,有以然哉。也就是说,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长程大转型,一个秦汉以来最为浩瀚而剧烈的大转型,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一个即将水落石出的收束时刻。因此,各种矛盾积聚其实早已提示出了核心所在,而必得有所取舍,遂有“决战时刻”一说,乃顺理成章。细言之,“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与重缔意义秩序”,揆诸凡此“中国问题”的四大义项与意向,历史进程正走到了“提炼优良政体”这一关键时刻,亟需以启动民主政治来正面迎应,而非虚与委蛇,甚或逆潮流而动。因而,同样不言自明的是,其之特别需要道义担当和政治决断,既在应对眼前困境,更在导向最终走出“历史三峡”这一历史大势,更且顺理成章。

就世界体系与全球秩序而言,战后维持了七十年的雅尔塔体系摇摇欲坠,因此,世界向何处去,同样面临拷问。大国小国,都不安。大国负担重,转型中的大国身心有待发育健全,却又无法推脱大国负担,仿佛更且不安。从内政来看,离心力进一步强化,全面内战状态初现端倪,加剧了这一不安。凡此表明,的的确确,所谓的“改革开放”,换言之,中国的大转型,到了紧要的关头,也是最后的收束杀青关头。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需要启动“新南巡”,以击退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化解文革式社会政治状态与全面内战之忧。

1992年春,邓公衰年力撑,浩然南巡,将中国从1989年后的三年徘徊倒退期中扭转过来,重新踏上改革开放征程。从2013年11月的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到此后的四中、五中全会,于现代立国理政诸端,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指向,多所建树。但是,如前所述,问题在于落实,如何经由制度实践,才不至于不仅不见落实,反而只见倒退,才是问题所在。而眼面前横亘在国人心头的倒退之忧,恰恰说明时势危急,确乎到了需要启动新南巡的时候了。

说“新南巡”,不是说要某个人站出来,往南溜达,毋宁,是指需要发动这一意念,表达这样的政治担当、道义担当和历史担当,从而扭转改革颓势。有人以“正在下一盘大棋”为譬,吾不知真假。但是,若果真是一盘大棋,则什么棋都比不上富强、民主与文明维度中的“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个如来佛手掌大,而需要奋起击退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以最终完成中国近代这一波大转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而当务之急,是要摒弃内政意义上的敌我理念与斗争哲学,以改革开放的实际举措,消除关于中国可能会陷入全面内战这一普遍忧惧。

整整一年前,笔者发表“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一文,为“文革”式社会政治状态的悄然回归而预为警怵。不料,一年来的情势发展,恰恰不幸而言中,实在是意料之中而情理之外。此时此刻,撰写本文,愈发忐忑,为“全面内战”忧心忡忡,则但愿所言落空,至少,经济不至于继续下滑,而官民两造幸甚,苍生有福,在下一介良民,教书匠,不想惹事,安稳吃饭睡觉也!

2017年1月16日修订,时雾霾锁城,窗外雪花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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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右鬥爭: 北京青年報批判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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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12.06.04

短評-陸媒左右之爭檯面化

本報訊

 大陸媒體最近陷入硝煙彈雨,《時報周報》PK《北京日報》,騰訊PK《環球時報》,戰火稍歇,《中國青年報》又發起攻勢,甚至獲得新華社的支援,如此掐架為的是哪般?

 《北京日報》與《環球時報》,是旗幟鮮明的大陸「左派」報紙。5月18日《北京日報》評論文章〈唱響主旋律是中國媒體的社會責任〉稱中國不需打著客觀報導的旗號指手畫腳的媒體;《環球時報》則於5月29日社論中稱「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

 《時報周報》則是一貫的自由派媒體,5月24日刊發一整版文章,針對性提出「媒體發言須尊重常識」、「警惕以左牟利」,雖不點名《北京日報》,卻直接批評了《北京日報》社長梅寧華。該文措辭嚴厲,批判性極強,有濃濃砲火味。但在高層壓力下,《時報周報》社長、總編輯5月30日從廣州趕到北京道歉。

 騰訊網顯然出於編輯自主原則,將《環球時報》的社論標題修改為〈環球時報:要允許中國適度腐敗〉引起環球不滿,5月30日發表致歉聲明。

 《時代周報》與騰訊道歉餘音未落,《中國青年報》5月31日毫不客氣地向環球同篇社論開炮,連「人至賤則無敵」都用上了,這篇文章並且得到新華網全文轉載,中共團派報紙與新華社此舉相當耐人尋味。另外,《新京報》以及湖南網媒紅網也參與批判環球之列,但《光明日報》則力挺環球。

 大陸媒體有北派與南派之分,北派有強烈意識形態,南派則是以呼籲改革為特徵的自由派,兩者一向立場相對,但如此砲火相向,卻也罕見。

 在中共十八大換屆前夕的敏感時刻,媒體的左右之爭檯面化透露出政界的左右之爭的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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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中國人的“美國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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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09日 06:52 AM

9·11:中國人的“美國情結”

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對美國發動了恐怖襲擊。此事在中國國內引起了嚴重的輿論分裂:看到象徵著美國的世貿中心大廈遭到襲擊轟然倒塌,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歡呼雀躍,但另一群中國知識分子則致信美國總統,宣稱“今夜,我們是美國人”。此後,中國媒體圍繞著“九一一”事件、此後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爆發了具有嚴重情緒化色彩的爭論。

這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對美國態度嚴重分裂之典型。

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太平洋戰爭爆發開始,在西方國家中,美國與中國打交道的頻率和深度是最高的,而中國人對美國人的態度則充滿了矛盾。

對日戰爭期間,美國為中國的盟國,國共兩黨及知識分子對美國贊美有加,甚至共產黨也發表了諸多學習美國民主制度的言論。

五十年代初,韓戰爆發,在中國大陸,美國被當成頭號敵人,諸多與美國有某種聯系的人家破人亡。這種敵視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中美建交。在這二十多年中,中國當局廣泛地進行反美宣傳,系統地進行反美教育。這必然對至少兩三代中國人的國際觀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

八十年代初,中國當局對外開放,開放的主要對象正是最重要的市場大國——美國。經歷了極權主義災難的中國知識分子則希望變革制度,同樣取法美國的民主憲政制度,他們深深希望全盤替換中國文化,當時的口號是,告別黃色文明,走向藍色文明,而美國就是藍色文明的代表。換言之,在那個時代,中國官、民對美國的態度都比較友好,與對日戰爭期間有點類似,盡管程度略低一些。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讓這種局面發生了巨大變化。此後,中國當局對美國的態度在迎、拒之間。經濟上,中美的聯系十分緊密,到今天,已完全捆綁在一起,而不得不共同起舞,但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中美雙方接近於對抗狀態。

另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態度也發生分裂。就在“九一一”之後的十年中,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這種分裂日益明顯。今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不論是學者專家、媒體記者,還是公眾中的知識分子,在對美國的態度上,分歧最為嚴重,幾乎可以說,當代中國幾種最為重要的政治觀念,可以其對美國的態度來劃分: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普遍對美國抱著友好態度。自由主義者追求在中國建立民主憲政制度,在他們看來,美國乃是當今世界民主憲政制度最為健全的國家,美國也就是中國應當學習、模仿的典範。自由主義者還相信,生活在民主憲政制度下的美國人及其政府,肯定會支持中國的民主化。這個信念讓自由主義者對美國的幾乎一切做法都表示支持。

民族主義通常以對外部敵人的仇視為情感驅動力量,當代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大約興起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其最主要的仇視對象正是美國,曾經侵略過中國的日本反在其次。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相信,美國無時不在算計中國,美國針對中國的一切活動,民族主義者都傾向於從陰謀論的視角去理解。

在中國,與民族主義有密切關系的國家主義,也把美國視為中國崛起過程中所必須予以剋服的最重要的障礙,盡管他們並不拒絕與美國打交道。國家主義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劉小楓解釋說,正是通過在韓戰中打敗美國,中國證明瞭自己的力量,確立了自己的大國地位。中國諸多戰略家毫不忌諱地宣稱,唯有在未來的一次大決戰中再度打敗美國,中國才能確立與自己的期望相稱的國際地位。

九十年代中期興起的中國新左派,同樣以美國作為重要的參照系。在他們的理論中,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和霸權體系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他們的理想是打破這一格局。

這樣,在中國大陸,如何評價美國、對待美國,成為思想爭論的焦點所在。這樣的爭論總是引發最為強烈的激情。新左派認為,自由主義者就是追求美國化。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則直接稱自由主義者為“帶路黨”,意思就是為美國徵服中國帶路。自由主義者則反過來認為,叫囂與美國對抗,必將導致中國的毀滅,至少會讓現代化過程中斷。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在美國身上投註了太多的情感,乃是思想分歧演變成人身仇恨的根源之一。

毫無疑問,對中國而言,美國是需要最為認真地對待的政治實體。過去十年中,美國似乎也一步一步地走入同樣的場景中,不得不把中國當成需要最為認真地對待的政治實體。未來的全球政治基本上將以中美兩國的互動為中心而展開。就此而言,中國知識分子關註美國,乃是自然的。

但是,這種關註應當剝離情感因素。可以說,中國自由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對待美國,雖然態度各異,有一點卻是共通的:濫情。自由主義者是不恰當的愛,後兩者則是不恰當的恨。這兩種激情遮蔽了他們的理性,讓他們不能理性地對待美國,而這已經讓中國在過去蒙受了不少損失。如果知識分子不節制這種激情,精英群體不能進行理性討論,中國必然無法形成對美的理性戰略,而蒙受內外雙重損失。

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擺脫激情的關鍵是放棄對美國的本質主義理解,而將其分離為三:第一、美國民主憲政制度背後關於優良治理的一般原理,第二、這些原理在美國特定環境中生成的民主憲政制度,第三,這些制度所支撐、作為國際權力與利益主體的美國國家。美國制度構造的一般原理,當然是關心中國優良治理者必須認真學習的。但是,中國不可能照搬美國的制度。舉例而言,中國必然要逐步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在這方面,美國有很多可以學習、借鑒之處。但中國絕不可能、也不應當實行聯邦制,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可聯之“邦”,聯邦制是不可能通過拆分建立的。至於美國這個國家,它當然會追逐自己的權力和利益,而這很可能對中國國民的福利造成損害,對此,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應當予以明確反對。

中國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的問題在於,他們思考問題的視野過分地外部化,而缺乏中國主體性。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他們都自稱愛國,但他們幾乎完全從中美對抗的角度思考中國處理一切問題的對策,甚至包括國內制度建設。這樣,他們幾乎很少考慮中國自身如何建立良好的制度,而只考慮如何與美國對抗。在這種思考框架中,中國好像完全是為了與美國對抗而生,國民的自由、幸福幾乎被遺忘。很多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甚至認為,為了與美國對抗,可以犧牲國民的自由、幸福。對外部假想敵的仇恨,吞沒了對自身幸福的關註,這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最令人迷惑之處。

未來十年,中國知識分子會消除對美國的濫情嗎?不知道。我只是希望能夠減少這種濫情。假定中國知識分子能夠減少對美國的濫清,那將有利於中國理性地對待美國,透過堅實的制度建設實現自身文明之復興,而這將對美國、對整個世界都較為有利。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簡介:秋風,又名姚中秋,中國內地學者,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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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進入中國政治思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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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42026?page=2

2011年12月02日 07:54 AM

儒家進入中國政治思想中心

對中國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經濟大約永遠不會再有過去三十年的那種高速增長了;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公開爭論、新民主主義論的公開提出等事件,標志著中國的政治結構和政治游戲規則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同時,在這一年,一個對局外人來說不那麽顯眼、但對中國長期演進頗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趨勢更為明晰和強勁,那就是儒家快速進入思想和政治之舞臺中心。

儒家之復興並非新現象。八十年代初,全權體制的控制一放鬆,傳統就在復興,其中當然包括儒家。放長視野,三十年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從本質上就是傳統之復興過程。

不過,這種復興多集中於社會禮俗層面。到九十年代中期,蔣慶先生倡“政治儒學”,開思想界回歸儒家之風氣。所以,我敢大膽斷言,蔣慶足以進入現代中國五大思想家行列,他也恐怕是當代中國唯一的思想家。

由此以來,儒家之復歸就成為中國大陸思想界最為重大的變化趨勢。在2005年召開的第一屆儒教會議上,蔣慶等儒者公開提出構建“儒教”之理念,讓世人得知中國大陸儒家進入秩序重建過程的強烈願望。由此,敏銳的大陸儒家學者走上了與港台儒學、海外儒學完全不同的進路,也即進入了政治哲學領域。

儒學圈子之外的思想人物立刻註意到了這一點,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有美國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的背景。過去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界隱然有一個“施特勞斯派”,施氏核心教誨是重返古典。很多人因此而跟隨施氏亦步亦趨地研讀柏拉圖,學院中有一群人言必稱希臘、羅馬,並以掌握了統治的隱秘術而自豪。但實際上,施氏的教誨是超越“歷史”,拋棄意識形態,迴向“自然”。中國政治秩序之“自然”,不可能在柏拉圖那裡,而只能在儒家中。

因此,頭腦靈活的施派學者走向了儒家。首先是率先引入施特勞斯的甘陽提出“通三統”論,主張在當下語境中,中國的合理秩序應當溝通孔子、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傳統。借助毛、鄧之政治正當性引入孔子,或者反過來,借孔子論證毛、鄧之歷史文化正當性。最近,甘陽又撰文提出“儒家社會主義”理念。

正是沿著這一思路,丁耘為首的一批上海年輕學者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即“儒家化”的命題。2011年初,這些學者與一批儒家學者、幾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共同在北京西山大覺寺召開了“儒家與社會主義”研討會。會間休息,有游客探頭看到橫幅“儒學與社會主義”,驚訝地說:“這兩個東西也可以弄到一起?”

這個會議結束不久,在廣東從化,另外一批學者召開了“儒家與現代社會治理”研討會。在這個會議上,包括筆者在內的學者所提出的“儒家憲政主義”理念,引起了較大關註以及爭論。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思想界開始對儒家進行不同的詮釋。援用高超群先生今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中的分析範式,甘陽、丁耘具有比較明顯的國家主義傾向,這種立場支配著他們對儒家的解釋和援用,他們試圖在儒家與當下政體之間建立起直接的關聯,以為現有統治秩序提供正當性。

2011年10月中旬,中共召開其十七屆六中全會,討論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其中充滿官樣文章,但有一句話卻十分重要:“全會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其中,最為重要的又是第一句話。

當然,恰恰是這句話已引起了不少爭議,甚至是嘲諷。但這些爭議、嘲諷其實都不得要領。中共黨的會議公報不是歷史書,而是政治宣言,因此,這句話當然不是一個客觀的歷史敘述,而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並且指向未來的政治修辭。

從客觀歷史的角度看,這句話難以成立。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主流精英群體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反傳統、反儒家,自由主義者如此,民族主義者如此,中共則最為激進。中共建政,中國社會陷入深刻的緊張、對立、沖突之中:政治與文化之對立,知識與生活之對立,政統與道統之對立。

當然,如前所述,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這種對立就有所緩和。中共對傳統、對儒家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首先,鄧小平以其務實精神放棄了另行建立道統的雄心。這樣,社會開始自然地回歸,從而有了傳統禮俗之部分復歸。隨後,中共自身也局部地接收傳統、儒家。九十年代初,執政黨正面倡導“國學”。隨後,儒家的詞匯、理念融入官方話語體系,比如“和諧社會”。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公報則等於正式宣告,中共希望化解文化與政治的沖突,放棄其曾經長期奉行的反傳統的意識形態,而全面地回歸中華文明,接續中華道統。

中共這一轉向,對於中國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尚待進一步觀察。

國家主義者對中共這一轉向當然十分欣喜,這正是他們所期待的。而曾在知識分子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則因此陷入進退維谷之困境。

過去十年,自由主義在持續地分化,筆者在《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一文中對此有所分析。有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比如筆者,同樣進入儒家思想殿堂,重新發現和詮釋儒家,而提出“儒家憲政民生主義”方案。一些從事政治哲學研究、而具有憲政主義立場的學者,也具有這種傾向。

但是,主流自由主義者卻仍然堅持胡適以降的自由主義反傳統、反儒家的立場。比如,今年,易中天、袁偉時、張耀傑等三位自由主義學者分別撰文,從歷史、從政治理論等角度,對筆者的儒家憲政主義理念提出嚴厲批評。

筆者對此一一作出回應,而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在我看來,如果拋棄偏見,並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哲學訓練,那就會發現,儒家義理與憲政民主間並不對立,相反,有諸多兼容、相通之處。筆者正在撰寫的《華夏治理秩序史》(年底將出版第一捲天下、第二捲封建制)和《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去年底已出版第一捲,以張君勱為中心)就試圖從歷史、從儒家義理角度,對此進行系統討論。

姑且不談這一點,當下中國思想、政治、文化之“勢”,也要求自由主義者必須一改此前對儒家的簡單粗暴態度,以認真的、理性的態度對待儒家。事態已經非常明朗,儒家正在快速回歸,並已成為最為敏銳的思想人物所思考的核心問題。或許可以預料,從現在開始,並且必然越來越明顯,中國真正的思想論戰將從西方牌號的不同意識形態之爭,逐漸變為儒家內部不同學派之爭。思想者分別接受不同的外部思想資源,具有不同的價值和政治取向,因而,側重發掘儒家思想之不同面相,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體系。現在實際上已經局部出現這樣的局面。

換言之,不管你喜不喜歡,中國思想界充當西方常識傳播者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思想之主體性正在重建,必然地,儒家將成為未來中國思想之基本話語。你要討論中國問題,構想中國的優良治理,就必須從儒家出發。你可以深化儒家、豐富儒家,甚至扭曲儒家,但你再也無法假裝儒家不存在,或者完全拒斥儒家,而僅用西方話語言說中國之問題。

在這樣的思想競爭場域中,自由主義若不想進一步邊緣化,就必須面對自由、憲政、民主與儒家價值的雙向詮釋這一重大理論課題。完全拒斥儒家的態度固然是荒唐的;把儒家僅限於個人私德之養成,把政治交給西方理論和制度,同樣是不理性的。因為,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治理秩序之全面重建,不可能分清私德、公德,而中國未來的政治架構一定不可能照抄西方現成方案。因為,即便在西方,其制度也各不相同,西方對中國從來不是現成的。

更何況,中國的規模,遠遠超出西方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其制度設計之復雜性是西方任何理論家也沒有面對過的。而儒家一直在處理這樣的巨大規模政治共同體之治理問題。僅這一點,就讓儒家之思考、傳統中國之治理智慧,對於今天構想、建設旨在保障人的尊嚴和自由的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自由主義如果不想繼續被人視為淺薄,就必須中國化,也就必須與儒家和解、對話、融合,中體西學,資相循誘,接續中華道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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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政治局常委: 薄熙來與汪洋之爭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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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治理 爆路線之爭
 

有別於經常動見觀瞻的各國政治人物,中共精英通常相當低調,講究一動不如一靜。但在北京領導班子預定明年底交接的局面下,部分中共高級官員已改變作風。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暗示,他比較自由的管理風格或許更適於治理中國大陸。

「經濟學人」雜誌報導,長久以來,廣東始終是中國大陸最有活力、經濟最自由的一省。經濟自由配合政治上的更開放已經為它博得「廣東模式」之稱,其知名支持者之一是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黃曉斌。

二○○七年,五十六歲的汪洋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深諳如何謹守中共黨內的無形分際,甚少在公開場合談論廣東模式,然而這個名詞已經在部分學術界人士與網路評論員之間流傳。該模式的支持者與喜歡大張旗鼓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死忠支持者有如瑜亮。

汪洋與薄熙來明年都可能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薄熙來強調國有企業、傳統社會價值觀與毛澤東時期歌曲的重要性,對犯罪組織向來毫不手軟。這兩種模式形成強烈對比。

中共左右兩派鬥爭不斷。與以往不同的是,當前的論戰已經端上檯面;雙方經常各自舉辦座談。黃曉斌說,廣東派暫居下風。

這場論戰在民眾之間引起的議論,可能更甚於中共黨內。廣東中共黨校的一名研究員說,廣東與重慶並不處於對立態勢,而是相互學習。例如,重慶正繼廣東之後大舉拓建開發區以招攬投資人;廣東則可參考重慶經驗把鄉村移民納入城市生活圈。

汪洋支持者說,在政治領域,廣東的改變明顯可見,包括工會扮演的角色。去年五月起,珠江三角洲地區接連發生多達兩百起的罷工抗爭事件,其中包括廣州佛山一座日本本田汽車公司零件廠工人罷工。汪洋不但未將這些罷工視為對政治安定的威脅,反而對罷工者的訴求表示同情。在大陸其他地區,帶頭罷工者常會被當局逮捕,廣東是例外。所有罷工事件最後均以「愉快的結局」收場:資方同意為勞方加薪。

不僅如此。汪洋還鼓勵具有官方色彩的工會以更積極態度為勞工爭權。在他授意下,廣東的工會已經開始鼓勵勞工集體交涉。

反觀重慶。二○○八年發生大規模的計程車司機罷工事件時,薄熙來主動介入。他與罷工司機舉行罕見的公開會議,事後卻展開大規模的黑幫掃蕩,最後導致一名富商遭到當局以教唆罷工,進而影響交通的罪名判處重刑。

近期以來,中共政治精英紛紛針對兩種模式展開爭論和政治博弈,找尋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可行道路。解讀兩種模式,已成了解和洞察大陸未來發展趨勢的焦點。

【2011/11/27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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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中间路线和中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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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中间路线和中间力量

(2010-10-19)http://www.zaobao.com/yl/yl101019_001.shtml

郑永年

  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困难重重,除了领导层缺失共识之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方面的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找到改革的支持力量,即使有改革的理念或者共识,也无法付诸实践;同时,在没有找到支持力量的情况下,改革者也就不知道为谁而改革,为什么而改革,也就很自然失去了改革的方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尽管社会上对改革的讨论不多,但党内对改革有共识,而且改革者也找到了支持力量;改革不仅方向明确,而且执行也很得力。但是这些年来,改革沦陷于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无谓的争论。至少从表象来看,中国的改革领域,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实际政策,都已经高度分化。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其理念实际上都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西方,而非对中国实践的总结和反思。换句话说,高度分化的争论与中国的实情并无多大关系,因而也不会有具有实质意义的支持力量和解决的办法。

  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来自西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也来自西方。中国本身有自由主义传统,而改革开放之后又培养出很多自由主义要素来。但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传统和新的要素,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来自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物。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批评学说,甚至是一种革命学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其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如今是建设年代,那么自然就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一种建设的学说。尽管人们一直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事实上依然看不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如何有利于建设。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呈现出其传统性,即批评和革命性,也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批评。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非常像马克思当年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当前仍然是最有效的批评现实的方法。这在左派那里表现得很明显。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至多,在这个群体中,有人就怀念起计划经济,甚至毛泽东时代贫穷但平等的社会主义。

左右争论脱离中国现实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认同来自西方的“主义”,并奉之为理想,并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所认同的理想之路。但是,由于这些“主义”没有被本土化,很显然,这种做法只会把中国引导上歧路。

  除了左右,中国更多的社会力量属于中间派。中间派没有像左右两派那样鲜明的意识形态光谱,但实际上“中间”便是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中间派所信奉的理念或者支持的政策,较之左右派更符合中国实践。

  经济改革方面,中间派的立场主要表现在实现各方面经济发展的平衡,包括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政府和市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效率和公平等等。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在改革早期,自由主义派占据改革的主导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在改革计划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后来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被滥用,并被扩展到社会领域,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住房政策等等。在这些领域,本来政府应当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自由主义的侵入,造成了这些领域社会政策的过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社会政策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很自然就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也有人开始把社会政策滥用到经济政策领域,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所以,经济领域的市场程度在不断减低。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也是其中一个表现。

  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作一个分野,为中间派的立场。经济领域要进一步市场化,要鼓励竞争,只有竞争,才能达到效率、创新和进步。再者,对国有企业要设定一个限度。自由派所支持的全面私有化不现实,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正如西方、俄国和东欧私有化所表明的。但国企也不能无限扩张,挤占民营企业的空间。要知道,在国有企业里面是出不了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的。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当然,经济领域市场化的深化并不是说政府的监管就不要了;实际上,市场化越深入,越需要政府的监管。政府监督和市场化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在社会领域,中间派强调政府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即使在盛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也是有共识的。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方。西方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在社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出现大量的社会保护机制,引入福利制度。当然,在一些方面,西方走过了头,导致政府的过分扩张,公共领域的过度扩张,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式改革,在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的同时,缩减政府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这个经验表明,社会政策首先必须由政府来主导,但其社会政策运作过程中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如果完全由政府和官僚机构来主导,就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

  因此,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既不能用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用社会政策来取代经济政策。

自由派和左派的观点均是舶来品

  政治改革方面也如此。自由派一谈到中国政治改革就是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对西方制度的认识流于理论和表象,没有看到实质,过分强调体现形式。形象地说,自由派就是要桔子(中国)改造成苹果(西方)。显然,这是他们知识想象中的一种美妙乌托邦而已。

  与之相对的左派也并非本土派,左派思想渊源也是西方。中国的左派批评自由派所称道的“普世价值”,但左派(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所坚持的大多数价值观也是从西方进入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政权有诸多的批评,但是除了短暂且不成功的试验(巴黎公社等)外,人们并不知道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权应该是怎样的。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态度,重点转向了如何改进和改善现存制度。新马克思主义对改善和改进西方制度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较之其他主义,马克思主义更使人看到问题的实质。这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但在中国,左派和自由派都是为了一个并不在中国存在的“稻草人”而战。

  中间派在政治上也是务实派。中间派承认现实政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起点。在以下两个方面,中间派把自己和左右派区分开来。第一,和左派不同,中间派认识到并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相配合,用政治改革来保护经济改革的成果,深化经济改革。同时,政治改革本身也具有深刻的意义,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各种权利。第二,和自由派不同,中间派反对走自由派所提倡的西方化道路。西方化不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改善和改进制度。这就是说,中间派认识到现存体制是可以改革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大趋势,但民主化必须在中国的环境里有序展开。

  西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多党制和民主,而是在于中间力量的巨大。社会自身的整合力量远远大于政治力量对社会的整合。实际上,政治力量往往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在中间力量很强大的社会,一个政党可能靠左一些,另外一个政党可能靠右一些,但极左和极右的可能性不高。一旦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任何政党都难以具有足够的社会基础。

中间派是稳定的基石

  中国社会高度分化,政策很容易滑向极左或者极右。但同时,人们也不可忽视迅速成长中的中间阶级。例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经济成长,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力量。又如中国各方面的教育普及程度居发展中国家前例。崛起中的中间力量体现着务实和理性的思考。即使是底层的中国民众,也只有在被左右派动员的时候,才具有政治色彩;平时他们表现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中性或者中立。实际上,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希望的是稳定和秩序,而不是被动员起来去建立一个他们并不能认知的理想秩序。

  中国的改革有没有出路,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够超越左右,是否能够动员中间力量,中间力量是否能够走上前台。中间力量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存在着,但是他们都比较沉默。他们之所以沉默,或许他们不希望“折腾”,希望社会稳定有序的进步。但问题是,如果中间派保持沉默,那么改革的舞台就会被其他势力所占领。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符合中间派的利益。

  要推动中国理性的改革,就要求改革者来动员中间派。要动员,就要为中间派建立其利益表达机制。建设中间力量的改革话语也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入了太多的盛行于西方的激进左派或者自由派话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如果中间派的改革话语得不到建立,那么改革政策仍然会或左或右。

  中国社会如果继续被左右派操弄着,就不会有出路。现在或左或右的局面得不到改变,社会很容易会走入对立、不稳定、甚至暴力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如果要持续生存和发展,也必须摆脱或左或右的立场,而把自身的社会基础和政策牢固地建立在中间力量之上。失去了中间力量,中国要不就是一个极右政权,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性左派政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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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招商銀行董事長: 當代中國語境下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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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沙包

當代中國語境下的啟蒙

秦曉  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1001/21536.html

 

這次討論會的主題是“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如工業化程度、城鎮化率、人均GDP等,這些經濟、物質指標是發展中國家轉變為發達國家的標誌。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是指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核心價值觀支撐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為制度架構的現代民族國家和社會形態。

 

  發端於17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是人對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擺脫了精神上的束縛以後,人可以運用自己的理性保護個人的權利,實現個人的自由。在此以後,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當代“普世價值”就是“啟蒙價值”經過人們幾百年的認識和實踐演化而成的。

 

  自晚清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走過了100多年,其中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前者是用科學和民主的力量對長期統治中國的儒家綱常秩序的顛覆,後者是對史達林、毛澤東模式的拋棄。這兩次思想啟蒙運動在中國社會轉型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中途都發生了路向的改變,前者為“救亡”所淹沒,後者則轉向以“民富國強”為目標的現代化進程。

 

  進入本世紀後,中國經濟崛起,但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這個現象表明,中國的問題應從社會轉型的角度來認識和解析,或者說,當代中國的問題不是現代化建設的問題,而是現代性社會構建的問題。面對這個重大問題,中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出現了激烈的交鋒,交鋒的核心是“普世價值”還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國家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的本質是對普世價值的拒絕。這一指向是對中國以現代性社會為目標的轉型進程的偏離和倒退。這是一個關乎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道路和方向的問題,我們不應對此視而不見、聞而不言。

 

  “中國模式論”的出現有其複雜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把“大國崛起”作為目標的“中國模式論”找到了依據;民族主義始終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難以拒絕又難以歸順理性的因素;經濟表現已成為中國當今政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論和由此匯出的階級鬥爭唯物史觀至今仍是許多人認識中國和世界問題、判定價值觀和制度的主要思維方式。

 

  今天,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重提啟蒙,回應“中國模式論”的挑戰首先就要從它的思想基礎入手,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化”進行反思,解除束縛,使我們對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有一個更理性的認識。

 

  意識形態的制度化、道德化和異化

 

  中國近現代史的主題是尋求自身現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中西之爭”和“古今之辯”構成了這一主題的二元敘事結構。期間,各種主義、思想紛紛登場,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之後,激進主義逐漸占了上風。上世紀初,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經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幾次變身,形成半個多世紀中國思想的主流。論從史出,基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我們可以說,這一主流思想帶有較強的激進主義成分。從思想譜系上看,激進主義的主要特徵是對傳統的顛覆,對經驗的拋棄,對普世價值的拒絕。顛覆、拋棄、拒絕之後留下的是什麼?或者說激進主義的思想資源來自哪裡?我認為來自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影響文明、社會和人們價值取向、行為選擇的一套敘事是近兩百年出現的。歷史上第一個提出這個概念的是法國人特拉西(A.D.deTracy)。特拉西把意識形態視為“觀念的科學”,試圖像牛頓那樣,遵循幾個簡單的法則所確定的模式,證明現在和將來的一切事實。特拉西的論述中表現出濃厚的科學主義和主體論思維。

 

  在拿破崙時代,意識形態逐漸從“觀念科學”中脫離,進入世俗,並與政治學說(當時的自由共和主義)相聯繫。在此之後,政治意識形態對西方產生過重大影響,如法國大革命、德國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冷戰、小布希的新保守主義等。本文論述的重點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脈絡要追溯到馬克思。馬克思一開始將特拉西的思想看作一種“唯心主義”哲學,隨後又將意識形態納入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築,並從階級的觀點,揭示精神勞動者的階級本性是通過意識形態的構建,為現有秩序提供思想上的辯護。由此看來,馬克思後期反對的不是意識形態,因為他本人就是一位意識形態的大師,他所批判的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列寧的意識形態觀就更為清晰了,他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看作階級鬥爭的武器。

 

  史達林和毛澤東使政治意識形態完全制度化、道德化並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形成了“道統”和“法統”的合一。在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裡,國家利益、革命成為全民最高的利益。馬克思作為啟蒙之子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被異化了。史達林的“肅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布林布特的“大屠殺”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講,“意識形態化”是悲劇的根源。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會宣稱它是關於世界的惟一真理,是一套可以解釋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科學體系,是對人類文明的哲學思考,是動員和凝聚社會的精神力量,是理想社會制度的設計藍圖,是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最高道德典範。

 

  正如愛德華·希爾斯(E.Shils)所說,“科學現在不是,從來也不曾是意識形態文化的一部分。事實上,在科學中起作用的科學精神與意識形態相去甚遠。”科學精神的主要元素是價值中立、經驗、懷疑、邏輯自洽,它與非科學的區別還在於它是可以證實或證偽的。而意識形態則像道德、美學和宗教一樣,是一種價值導向的、主觀的、感情化的信仰,儘管意識形態也被包裝成一種理論模式,但它不具備科學的屬性,是一種“非科學”。

 

  作為“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制度,它與現代政治理念是對立的。“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往往導致專制,它將持有不同觀點、思想的人視為必須批判和消滅的“異教徒”。這與現代政治所應具備的民主、法治、多元、自由、開放、寬容和理性是完全不相容的。

 

  去意識形態化

 

  30多年前,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之後,中國人民和中國政治領袖毅然拋棄了史達林、毛澤東的模式,選擇了改革、開放之路。人們經常將此後的進程描述為“經濟轉軌”,其實,轉軌所遇到的最大障礙是觀念的轉變和利益的調整。就前者而言,問題的實質是如何擺脫“意識形態化”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講,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是與去“意識形態化”同行的。

 

  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一位去“意識形態化”的勇士和偉人。他在一些歷史關鍵時刻的立場、觀點和相關論述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比如:“實事求是”、“不爭論”、“貓論”、“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是硬道理”、市場和計畫只是配置資源的方式,不存在“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三個有利於”等。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按要素分配,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也都顯示出去“意識形態化”的努力和繼續。

 

  當前,去“意識形態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恩格斯將之與達爾文進化論並列,認為他們分別揭示了人類社會和生物界的發展規律。自馬克思提出後,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又做了新的闡述,最終形成了特定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種唯物史觀認為階級鬥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惟一動力,階級鬥爭可以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進而建立新的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並據此對社會形態做了劃分。在中國,“姓資”、“姓社”的劃分、對公有制和國企的認識、對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體制的階級屬性的認定,都反映出這種唯物史觀的影響。

 

  傳統觀點詮釋的唯物史觀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單一因素、單向的決定論,即“經濟決定論”。在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中,各種相關因素是一種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互動關係,在不同的條件下每種因素對其他因素的影響作用不同;同理,文明的演進也是諸多因素互動的結果,排除其他因素,把經濟基礎-階級鬥爭作為惟一的決定因素,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在實踐中也無法證明。

 

  “中國模式論”的興起是“意識形態化”的復興,它試圖逆轉鄧小平開啟的去“意識形態化”進程,將這些主張或工具化或重新披上意識形態的外衣。“意識形態化”曾經是中華民族近現代歷史上的一個沉重的包袱,現在又成為橫在我們社會轉型之路上的一座大山,甩掉這個包袱、越過這座大山是當今重提啟蒙的主題。

 

  回歸普世價值

 

  “中國模式論”對普世價值的態度從用特殊性來消解普遍性(“特殊論”),轉變為用“中國價值”取代“啟蒙價值”(“取代論”)。“中西之爭”的本質是“古今之辯”。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歷史,但就社會形態而言,這些差異不足以消解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區分。普世價值體現的是人的價值,它不因人種、國別的不同而失去意義。特殊性是相對於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沒有普遍性也就沒有特殊性。普遍性並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對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約,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動才使得普世價值有了更大的包容並不斷獲得新的活力。因此,“特殊論”是一個偽命題。

 

  “中國模式論”認為中國的崛起、西方的衰落預示著“中國價值”將會取代“啟蒙價值”成為一種新的普世的典範。我近日寫的《是制度缺陷,還是制度創新-對“中國模式論”的質疑》一文中對支撐“中國模式論”的論據做了回應。我認為,這些論據所表明的恰恰是需要改革的制度缺陷而不是制度的創新。“取代論”的另一方面的論據是對“啟蒙價值”的解構和對現代西方社會的批判。自歐美進入現代性社會後,這種解構和批判就從來沒有停止過。這首先是因為現代社會本身就存在“病態”和危機,問題的核心是這個“病”是不是不可醫治的?這個危機是不是不可拯救的?這些問題是因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而產生的,還是轉型後現代社會所遇到的新的問題?

 

  韋伯曾用“形式合理”與“實質合理”或“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來揭示現代社會的問題,我想這也是“病”和危機的深層根源。這一對基礎矛盾的存在表明西方現代社會遠不是一個人類追求實現的“理想王國”,因而人類的這種追求並未走到終點。從理想回到現實,我們所構建的社會能夠擺脫或化解基礎性矛盾的存在嗎?我以為,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二元結構是一種常態,人們的觀念、制度的構建要接受這樣一組二元結構的存在。我們能做的是在二元張力中尋求平衡並建立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二元結構也同樣反映在啟蒙價值中,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個人權利/國家利益、理性/理想和奉獻、權力的制衡/效率、公平/效率等等。在這個意義上講,“啟蒙價值”本來就是一組具有張力的二元結構。當然,在這個二元結構中,前者是更為核心、更為基礎的要素。“中國模式論”則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來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而不是在兩者之間尋求均衡。它所反映的是“意識形態化”的複歸,是對普世價值和現代性社會的誤讀或曲解,是拒絕普世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因此,“取代論”是一個危險的命題,而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命題。

 

  (本文系作者201074日在北京召開的《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研討會》上的講話。)

 

來源:《中國改革》2010年第10

[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100120736.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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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洲說,沒有民主,就沒有持久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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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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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劉亞洲:中國勿“財迷心竅”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8-07 15:44:47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0/6/9/101406982.html?coluid=5&kindid=23&docid=101406982&mdate=0807154447

  中評社香港8月7日電/香港星島日報報道,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劉亞洲中將批評,全國上下都迷信金錢力量,而忽視文化及意識形態等軟實力,嚴重影響國際形象。

  有“將軍作家”之稱的劉亞洲將軍在《鳳凰周刊》發表文章,縱談中國的西進戰略。他認為,不論從能源戰略或者新疆穩定考慮,中國都必須進軍中亞。

  劉亞洲認為,中國在中亞地區的競爭對手並非俄羅斯和美國,而是土耳其。“雖然土耳其在中亞與中國的競爭中,經濟上、尤其是資源爭奪中落了下風,但卻在人心的爭奪中,占據了上風。”他稱,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土耳其是伊斯蘭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樣。

  “除了金錢的力量,我們還有甚麼力量?”劉亞洲對進軍中亞提出憂慮。他指出,錢多了只意味著國家硬實力的增長,不意味著軟實力有了相應提升。“今天的中國社會,令人擔憂的一個現象是,從上到下都洋溢著有錢好辦事、錢能擺平一切的熱情。它帶來的是急功近利、用錢買路的邏輯和行為方式,完全忽視必不可少的長期細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

  “迷信金錢力量的民族,是落後和愚昧的民族。無論是用於內政的安撫還是世界的拓展。”劉亞洲指出,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絕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力量,因此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 

  劉亞洲說,沒有民主,就沒有持久的崛起。他放言,一個制度如果不能讓公民自由地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創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這個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它就必然滅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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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xyui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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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一个点要注意

从中共17大三中全会以来,就再也没有毛思想做指导写入中共的任何大会决议了

这一点相当不寻常

这说明毛的那一套并不是受到现在统治者的认可

但是毛的专政和毛的左粪可以拿来利用

让他们引导这个社会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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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試析“批溫高潮”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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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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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古士塔夫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0/07/201007142133.shtml

自從前年下半年某些政治勢力掀起批判普世價值的高潮以來,譴責溫家寶的風聲不絕於耳。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借批判普世價值之名含沙射影、指桑駡槐,接著是張勤德的《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再是署名為李必勝者所寫的《對30年改革十大失誤原因和責任的追問》。這兩篇文章聲勢洶洶地把改革開放以來所出現的種種社會惡疾,一股腦兒都算在溫家寶的頭上,把他描畫成為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直欲掀起“全國共討之,全民共誅之”的“大批判”高潮,置溫家寶於死地。
    
近一年來,對普世價值的批判漸趨低潮,但批溫之聲卻仍然持續不斷,批溫的主力是毛左派和權貴勢力。這兩股政治力量走的本來不是一條路,一個企圖在中國恢復毛澤東時代,一個致力於維持現狀,以保護既得利益。但他們在一個問題上有著共同的語言,那就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批判普世價值和溫家寶,實質就在於抵制政治體制改革。我在去年12月寫的《哪里來的“趙紫陽集團”?》一文裏指出:“批判普世價值的人士所反對的,不是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價值理念;他們所反對的,是根據這些價值理念來設計和建設的制度。他們反對按照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來改革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至於批判溫家寶,根本原因也在於他贊成普世價值,主張政治體制改革。早在20069月,他在接受5家媒體採訪時就說過:“民主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在20072月的一篇文章裏,他進一步指出:“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2008年他在美國接受CNN採訪時說:“我相信我們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要推進政治改革。因為發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應該是全面的。”這些講話無疑強烈地觸動了那些政治體制改革反對者的神經。於是,他們借司馬南挑起普世價值爭論的由頭,掀起批判普世價值的高潮,並把這股批判的烈火引向溫家寶。
    
不久以前,溫家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溫家寶紀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竟引起毛派的狂怒。他們發表文章大肆譭謗、污蔑胡耀邦,把胡耀邦說成是“中國諸多災難形成的標誌性人物”。他們說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是對老百姓的政治權利的全面剝奪,對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血腥報復;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則被貶斥為摧毀中華民族道德體系和倫理基礎的“獸性化口號”。如此顛倒是非,偽造歷史,用令人齒冷的文革手法來否定胡耀邦,借此打擊溫家寶。這個事實,充分暴露這些毛派的文革餘孽真面目。
    
接著是張宏良的《千古興亡 亡於一相》,把兩三千年的中國歷史,描述為“宰相亡國史”,以古喻今,用來影射給國家帶來最大危險,威脅著民族命運和國家前途的,是當朝宰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大教授玩弄小兒科,堪稱當代一絕。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所謂“趙ZY集團”的新概念。去年有一篇文章批判陳奎元反對普世價值的謬論,竟被毛派說成是“趙ZY集團的大反攻”。他們危言聳聽地說什麼“趙ZY集團是當前最危險的敵人”,“眼下我們面臨的鬥爭焦點,是如何防止和反對趙ZY集團”。而且不點名地把溫家寶封為“趙ZY集團的新頭子”。稍微有點當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趙ZY和胡耀邦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帶頭人。把溫家寶看做“趙紫ZY集團的新頭子”,一方面反映出毛派反對改革的本性,同時也說明溫家寶受到他們攻擊、譭謗的真正原因,是他堅持了改革開放的正確路線。
    
“趙ZY集團”的提出,並且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溫家寶,表現出毛派的策略與機心: 
    
首先,離間、破壞“胡溫體制”。雖然胡錦濤也說過一些承認普世價值的話,如:“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權,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20064月在耶魯大學講話)、“我們衷心希望各國人民自由、平等、和諧、幸福地生活在同一個藍天之下”(2008年新年賀詞)、“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200857簽署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但毛派卻只批溫而不及胡;給溫家寶戴上“趙ZY集團的新頭子”的荊棘冠冕,更把胡錦濤排除在改革派之外。表面上是拉胡倒溫,實際上是通過打擊溫家寶來架空胡錦濤,這已成為毛派近幾年的主要策略原則。
    
其次,把改革派縮小為一個集團,頗有“長自己志氣,滅他人威風”的勁頭,為毛派戰友壯膽,嚇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打出趙紫ZY的的名號,則是利用了當局幽禁趙ZY15年的政治優勢,製造自己與當局一致的假像,突出改革派的孤立和不合時宜,矇騙民眾。
    
再次,把“趙ZY集團”從體制內分離出來,以撫慰、拉攏權貴集團。毛派近年來十分注意拉攏體制內反對改革的政治力量,而且頗有成效。國慶60周年的“毛澤東思想方陣”,重慶的“紅歌”、“紅短信”,都表現出權貴集團向毛派靠近和兩者配合默契的趨向。特別是中國工人(共產)黨去年72381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有56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會議期間還浩浩蕩蕩地參拜了“毛主席紀念堂”。這個事實說明什麼問題呢?在國家安全部門的嚴密監視和控制之下,許多學術性的研討會都被勒令禁止,我們有些老年人準備在一起喝喝茶,談談天,或者是就一部新書座談一下,都要受到阻攔或禁止,而一個黨派的有五十多人參加的代表大會,會期長達7天,而且來自全國各地,開會之外,要吃要住。這些都是在國安部門的眼皮子底下進行的,居然安然無恙。沒有權貴集團的支持、默許、配合,這個分裂性的黨派能夠這麼順利建立嗎? 
    
令人意外的是,除了毛派和權貴集團合力批溫外,近來還有些民主派自由派的朋友也參加了批溫的隊伍,形成了新的批溫大合唱。不同的是,毛派和權貴集團反對政治體制改革,而新的批溫人士反對的卻是由共產黨來主導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其實,反對由共產黨來主導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不是近一兩年才出現的,但把批判的矛頭集中在溫家寶身上,卻是近期才有的現象。這個值得注意的趨向是許多客觀條件積累而成的。在八十年代的“胡趙新政”時期,民眾曾經把未來的發展寄託在共產黨的領導上,1989年的和平示威,提出反腐敗和政治民主兩大訴求,實際上是表達這種期望的特殊形式。不幸的是,暴力鎮壓了和平,粉碎了許多人對共產黨的期待。但是,人們還是希望著、等待著。熬過江澤民當政的13年,盼來了“胡溫體制”。它曾經給許多人帶來美好的想像和期盼。可是,8年過去了,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又一次地陷入了失望的深淵。不少人對共產黨喪失了信心,不寄予任何希望,甚至認為只有根除共產黨,中國才有前途。所以,他們樂於見到共產黨的腐朽潰爛,脫離群眾,不可救藥。可是,溫家寶卻以一種開明的、親民的改革派的姿態出現在公眾面前。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欺騙民眾的假像,它會給老百姓帶來對共產黨的幻想,阻礙社會的發展和國家的進步。毛派和權貴們對溫家寶的詆毀和攻擊,更使他們覺得溫家寶是共產黨內的積極因素,他的存在和當政,不利於共產黨的加速腐爛。
    
但是,他們的思維方法卻同毛派如出一轍,如把目前社會上的種種不良現象,包括輿論鉗制、政治迫害、經濟停滯等等,都歸罪於溫家寶,甚至責備他要對劉曉波、譚作人等的判刑負責。對於溫家寶的親民、流淚、談民主,則斥之為“作秀”,“更具欺騙性”,“危害性反而更大”。最近博訊網上有一篇說溫家寶“左右開弓打壓批評”的文章,談到張宏良博客被封、廖祖笙因撰寫批溫文章受到國保威脅而宣佈“不再寫作政論、時評的聲明”、余杰因準備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書稿被國保警告,等,認為都是溫家寶打壓的結果。所以文末有“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的結論。這位作者憑什麼根據可以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斷?也許,在這位作者看來,憑臆想,憑感情,就可以獨立地判定是非。這是許多批溫文章的通病。就以他這篇文章所說的事實來看,打壓批溫作者有三種可能: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主管宣傳和政法的人員自行干預,因為他們習慣于把官員形象等同于國家利益,以此為藉口作威作福;最小的可能是溫家寶親自指令宣傳和國安部門,封殺一切對他的批判,這個可能性幾乎等於零;此外,還不應排除另一種可能,掌握宣傳和政法大權的權貴們有意製造扼殺批溫文章的事件,以敗壞溫家寶在老百姓中的聲譽。在這三種可能性裏,作者選擇的是最不可能的那種可能性。為什麼呢?恐怕只能歸因於某種“反共情結”:他們期待著共產黨的腐爛潰滅,而溫家寶所代表的卻是共產黨內那股健康的、開明的、可以抑制腐爛的力量,在他們的眼裏,這是共產黨用來欺騙老百姓、挽救民心的招牌。
    
存在某種反共情結是可以理解的。六十年來,共產黨的錯誤政策造成了無可計數的冤案,導致億萬公民傾家蕩產甚至死於非命,使大量擁護者轉變為反對者。俗話說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結”,“解鈴還須系鈴人”,解開這個冤仇之結的,只能是施加傷害、造成惡果的一方。這就是說,執政者應當主動採取措施,承認錯誤,該道歉的道歉,該賠償的賠償,這樣才能化解民間的怨氣、戾氣,共建和諧社會。無奈當政者毫無這種政治器量,他們不但拒絕公佈歷史真相,拒絕承擔應有的政治責任,而且還不許民眾討論、反思某些歷史上的重大問題,這就更加深了民間的這種抱怨、對立、懷恨的情結。
    
正是這種反共情結影響了許多朋友的判斷力。我認為,真正憂國憂民的人士應該超越反共情結,正視當前中國的現實:共產黨目前有七千多萬黨員,並且全面掌握著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甚至軍隊的領導權,至少在相當長的時期裏,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摧毀它、取代它。因此,期待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健康發展,不能不承認這個政黨的領導。儘管它在思想、文化、政法、社會等領域的專制日益加劇、日益嚴峻,但這個趨勢並非是不可逆轉的。這個政黨不是鐵板一塊,也絕不是沒有完善化、民主化的可能。批溫高潮,正標誌著分裂和劇變的開端,轉型和改弦易轍的徵兆。它在七八十年代曾經產生過胡耀邦、趙ZY那樣的主張民主自由的改革派領導人,為什麼今後就不能再出現王耀邦、張ZY,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引上民主自由、健康發展的道路呢? 
    
杜導正78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我認為中南海是兩種主張、兩個力量在那裏較量。”這“兩種主張、兩個力量”,我認為,一個是主張保持現狀、腐敗透頂的權貴集團,一個是主張改革開放、開明健康的進步力量。對於前者,我們不能寄以任何希望。但這個集團目前正主導著大政方針的決策權,遍佈各個層次的大小權貴,沆瀣一氣,狼狽為奸;進步力量則被排擠而日益邊緣化,以至有利於社會發展和維護民眾權益的法例政令,往往由於某些中央機關和地方諸侯的阻撓而無法貫徹,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目前這種權力格局的生動刻畫。在這兩種力量的較量中,支持主張改革的力量,就是對權貴集團的打擊;相反,打擊改革的力量,就支持了權貴集團。目前的批溫高潮,實質上是權貴和毛派向改革派進擊的表現。面對兩種力量的較量和對決,希望所有朋友都能做出明智的抉擇。
    
在權貴集團和毛派日益合流的危急形勢下,一切主張改革和民主的力量都應密切合作,“團結就是力量”,這個團結的力量包括在朝在野的所有主張改革和民主的人士。朝野改革力量的團結和合作,最終將主導社會發展的方向,把中國引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會平等的軌道。目前的批溫高潮,既表現出權貴集團和毛派的得意和倡狂,也反映出他們內心的緊張和恐懼,說明他們已經黔驢技窮,只能以對溫家寶個人的人身攻擊,來實現剷除在朝的改革力量的妄想。這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企圖,是絕對不會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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