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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瑜:正視陳水扁動搖資產階級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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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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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正視陳水扁動搖資產階級法權

(2009-03-07)
● 石之瑜(台北)
  馬克思主義者向來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是由資產階級所御用,法律體制以看似公正無辜的姿態保護個人財產權,實質上卻主要是鎮壓無產者,混淆無產階級意識。故曰,法律者,資產階級法權也。但是,台灣的法律體制近來似乎體無完膚,在審理陳水扁家族弊案過程中,各方屢次有令人瞠目結舌的表現,均為外界所不屑,這樣信用蕩然的法律體制將來如何保護資產階級呢?

  法院主要應該是懲罰無產階級偷盜搶砸,如有資本家涉案,不論涉案者或審理者都來自同一階級,他們在外人不解的法律程序與文言中周旋,西裝法服筆挺,道貌岸然,故不論誰勝誰負,都足將無產者從法律保障中摒除。如今,陳水扁在法庭脫線爆料,以及電視名嘴一再質疑法官與檢察官的信用,致使台灣的法律體制已非馬克思主義者感到無奈的法權,而淪為充其量是歹戲拖棚的法寨。無產階級出身的陳水扁畫虎不成反類犬地玩弄程序,外人一眼便看穿他的伎倆,只剩下法官一人認真以對,使得台灣法律體制的威信為之破產。

法律體制的威信破產

  陳水扁取得律師資格後,本有機會加入資產階級。但他後來從政,靠他來自基層的草莽文化耍狠無賴而步步高陞。執政後,不論用人決策或行事作風如昔,在在摧毀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崇高性,對資產階級躲在幕後操弄至為不利。即使在兩蔣時代,都不敢忽略資產階級的重要性,畢竟失去光復大陸可能性的國民黨要挽救執政正當性,在當時只能仰賴跨國資產階級挹注台灣經濟發展。到了陳水扁上台,形勢為之丕變,他的無產階級性格狠狠動搖了資本主義在台灣的上層結構。

  執政後,以陳水扁為首的統治階層直接從政府拿錢,犯了資產階級的大忌,後來還直接勒索敲詐資本家,更令他們發指。本來繩之以法,對恢復資本主義元氣或有幫助,但礙於這些資本家涉案在先,與陳水扁同檯面對司法的結果,卻看到他僱用一批熟稔資產階級法權的律師,追隨他將高貴繁瑣的法律程序粗糙操弄,縱使聞法暈眩者,也可輕易看出陳水扁玩法弄法。其結果,凡法律中人,人人可得而誅之,就像他執政時期諸多沐猴而冠的高官,人人得而竊笑之。

打碎法律前人人平等神話

  大家只知厭惡陳水扁,但馬克思主義者會更進一步竊喜的則是,讓一個無產階級混到統治階層最高點的後果,就可能毀滅資產階級法權。陳水扁固然當局者迷,但他仍是透過律師團,揭穿這些資產階級同路人對資產階級絕無忠誠可言,他們寧為短期訴訟利益,臣服於無產階級文化的擺佈,絲毫不顧資產階級整體利益。陳水扁接著透過動員黨羽對檢察官與法官瘋狂鬥爭,揭開他們七情六慾的凡人醜態,引發名嘴噬血而上。至此,仰賴繁瑣與文言掩護的資產階級法權,節節敗退。

  已然躋身世界巨富之林的陳水扁家族,並不屬資產階級。這樣的政治經濟悖論只有在殖民地才會發生,因為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文化脆弱,面對政治力時自信不足,遭遇無產階級耍狠擺爛時容易畏縮,導致陳水扁家族搖身一變為珠光寶氣的偽資產階級,剛好打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神話只要能不從資產階級眼光看陳水扁的話就會體會到,陳水扁應該已算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了呢!

作者是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 案:反諷到極致的這篇文章,台灣有幾個人看得懂呢?一般人看不懂也就罷了,陳水扁肯定是看不懂,為陳水扁辯護的律師們恐怕也看不懂。

My definition of a free society is a society where it is safe to be unpopular. (Adlai E. Stevenson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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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不是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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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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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lukacs

石之瑜:“中国模式”不是请客吃饭

(2011-01-08)

石之瑜

http://www.zaobao.com/yl/tx110108_002.shtml

  近来《联合早报》读者与作家们对“中国模式”的探讨甚嚣尘上,其中并有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有所衔接;同时,在海外的讨论中,包括英语世界的理解中,亦对此一衔接产生某种刻板印象。为什么欧美学者更容易感受两者的关联,而中国模式论者往往不觉得有关连?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关联与区别

  从时间,内容与意图加以比较,两者确实颇有区隔。北京共识是可以直接观察比较的政策选择,充满技术性与实践性,属于以利益为导向的生产与分配问题。中国模式则是深层的、抽象的、目的性的、情感的,故而影响到意义的构成。前者是肉体的,后者是精神的。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来,主要指涉及的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路径。若暂时借用粗浅的二分法来划分的话,可以说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震荡疗法,而北京共识则是渐进改革。前者反映国际金融货币组织的信仰,后者是在中国通过检验的实践产物。

  在改革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上,北京共识并没有提出要与华盛顿共识有所区隔。虽然逻辑上是可以有此区隔,但是又不必非有不可,因为两者关切的焦点不触及本体论,而在于方法论。其中重要的政策含意之一,是在检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对改革的介入方案是否稳妥。

  如果北京共识可行,为何可行?这才涉及到解释。一旦解释起来,就要辩论,而中国的环境有无特殊性就成为关键所在。没有特殊性的话,则北京共识充其量是一个改革的技术问题。有特殊性的话,这样的特殊性是制度上的、思想上的,文化上的呢?如何回答关于特殊性的问题,就涉及中国模式。

  所谓制度上的差异是在问,一党专政模式是否因其提供政治稳定,而更有助于推动国有产权的改革?所谓思想上差异是在问,是否社会主义提供了从集体利益出发的宏观调控,而有利于改革进程的开展?所谓文化上差异是在问,是否儒家文化培养了适当的心理素质,而有利于改革者迎接挑战?

  简言之,中国模式的讨论不可避免要涉及到认识论与本体论。亦即,是否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欧美不同,因而改革的路径自然会有所不同?或甚至中国人的存在本身就与欧美迥异,因而透过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根本是与欧美经历的历史途径不相为谋?

  北京共识的关切倾向于与政策方案有关,然而支持同样方案的人,往往拥有完全不同的动机,这是为什么对北京共识有兴趣的人,未必在思想上属于同一阵营,而反对北京共识的人,也可能各怀暗胎,因而未必存在相互合作的可能。

 赞扬北京共识的人也许是对于华盛顿共识的过于粗暴有所批判,也许是认为北京共识是一个迈向民主自由的历史终点更有效的方式。当然,对北京共识表达支持,也大可以是出自于抗拒任何来自欧美对非欧美社会的干预。故对北京共识有好感的,可以是出自欧美的自我反省,也可以是出在抗拒欧美的情感。

中国模式与欧美的抗衡

  相对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则影射中国与欧美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不是谁的方法比较好的问题,而是大家所提出的方法根本不该加以相互比较。中国模式的讨论因而比北京共识更为抽象,更为哲理,更属于知识界的辩论,而非实务界或政策界所关怀,或即使有所关怀,也往往理解不同。

  北京共识的背景,从国际而言,是在“苏东波”余波荡漾的完全终结之后,面对失败国家的干预正在形成欧美强权之间的规范;从中国国内而言,是第四代领导人顺利接班,彻底结束争论姓社姓资的摇摆,确定加入世界体系,中国成为生产、输出与购买的巨大力量,超越俄国与欧洲。

  而中国模式的提出是在稍后,背景是中国崛起已经举世公认,美中共治成为话题,因而世人对于中国是否要争霸,争霸是否要推广一套不同于欧美的发展模式,感到好奇,也感到焦虑。对中国知识界来说,有没有这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模式,同样引发焦虑——有的话,是否要与欧美抗衡,向外输出?

  在欧美关切的问题之中,一以贯穿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两者的,就是民主自由问题,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问题。假如北京共识可行,也就是渐进改革可行,那也就是一党专政可行。同理,假如中国模式可行,一党专政也可行,甚至一党专政更可行,欧美的多党民主制反而应该是被取代的。

  进而衍生的,是中国模式进一步挑战到欧美的全球治理模式,及其对所谓失败国家遂行的干预。北京共识的文献中鲜少触及干预,而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出现中国拒绝干预,也就推翻了以欧美社会模式为基础所建立的,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这是为什么在主张中国模式的立场中,不少人就算力言反对中国模式可以推广,故其主要目的是着眼于抗拒欧美对中国事务的指指点点,结果也都仍然因为影射了欧美模式不可任意推广,而继续对欧美产生严重撞击。习近平在墨西哥一席“不折腾你”的谈话,脍炙人口,唯其动机逻辑上是守势,但效果上却被欧美舆论界当成中国愈来愈傲慢的典型。

  中国模式的提出因而不只是关乎政策的有效性,甚至不只是涉及政权的生存问题,而还影响到中国存在方式与发展方向的根本认识。北京共识是否存在或好不好,可以在饭桌上聊,或开会讨论,但中国模式绝不只是请客吃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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