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與知識份子的民粹主義
作者：唐小兵 來源：《南風窗》雜誌 日期：2008-02-07 流覽：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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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的中國，民粹主義一直是遊蕩在歷史夾縫裏的揮之不去的幽靈。民粹主義最核心的表現就是極端地推崇底層道德與文化的價值，認定大眾保存了文化傳統革新與社會進步的真正力量，與此同時，民粹主義強烈地彌漫著反精英文化、反知識份子傾向。
中國的民粹主義有著兩個重要來源，一是20世紀初期從俄羅斯引入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提倡的“到民間去”的社會思潮，相信民間代表一個純真的有道德感的底層社會，可以從中取得社會變革的動力與資源；另外一個來源是傳統中國一直存在的“絕聖去智”的反智論傳統，簡言之就是對知識、文化等價值系統鄙視、否定，擴展到對代表此價值系統的知識份子進行全盤否定的歷史“潛流”。
民粹主義是20世紀中國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其影響自然覆蓋到中國社會諸多階層。讓人更感興趣的是知識份子階層自身的“民粹化”傾向。這種傾向至少曾經在三個歷史時期有著強勁的歷史表達。
五四時期，在林毓生所謂的“全盤反傳統主義”的浪潮裏，主流知識份子在高喊“科學”與“民主”等口號引進西學，他們在全面攻擊傳統的精英文化的同時，將尋找民族文化自新的眼光也轉向了“民間”和“底層”。魯迅、周作人等搜集、編輯地方歌謠、顧頡剛等尋訪民俗文化遺存，更有當時很多大學生組織團體深入民間，尋求民間知識、信仰與智慧，形成了強大的到民間去的思潮。這個時期也正好是強調無產階級地位的馬克思主義迅速從當時百花齊放的各種社會思潮裏脫穎而出，成為後來主導中國歷史的思想形態的關鍵時期。193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受共產黨政治文化影響的左翼作家，在《申報》等各類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文字，號召到民間去，到底層去，與普羅大眾相結合，呼籲改造五四時期形成的白話文，攻擊它太過於精英，應該直接用民眾口語作為書面語言的來源，創作為人民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學，同時，他們批評學者、文人、知識份子等所謂高等華人是一個道德腐敗而為專制統治服務的既得利益階層，他們認為被壓迫和剝削的底層才代表著真正的良知與智慧。
反右時期、上山下鄉運動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民粹主義發展到巔峰，知識份子紛紛接受“洗腦”，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全盤否定自己的知識體系與文化思想，在公共場合檢討脫離了人民，成為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幫忙和幫閒，中國農民和工人被認為是最有知識、最有道德和最有實際能力的群體，知識份子都成了被諷刺為牛鬼蛇神的政治賤民，應該到五七幹校、牛棚、夾皮溝等地去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以便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由此可見，中國知識份子的民粹主義產生之後，更多的時候，卻是被政治文化操控，改造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以及“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知識份子原罪概念，成為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的“良心壓迫機制”，打掉知識份子的自由精神、身份意識與文化尊嚴感，從而納入整齊劃一的革命機器裏做一顆馴服的螺絲釘。
民粹主義浮出水面
延續前兩個歷史階段，今日的中國，在知識份子階層中，民粹主義又開始重新“浮出水面”。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最典型的是這些年新左派學者的部分文字裏洶湧澎湃的“民粹主義”，其極致表達就是控訴知識精英都已經被市場經濟和利益集團“收編”，尤其對主張市場經濟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有著強烈的不信任、抵觸與憎惡心態。蕭功秦認為：“他們對知識份子主流表現出極度蔑視的同時，卻把民眾視為天生純潔的，優秀的，沒有受到污染的。民眾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這個群體認為只有他們才真正地與底層人民站在一起，代表底層人民的利益與需求。
在《天涯》、《上海文學》等報刊上持續幾年之久的知識份子關於“底層”與“底層文學”的討論也折射了這一問題。論戰一方認為我們的社會存在一個純真的原生態的充滿多樣性的“失語的底層”，它根本無法被自以為是的知識份子“代言”，任何知識份子對底層的言說都是一種歪曲與利用，另一方認為口口聲聲地似乎在嚴肅思考如何讓底層浮出水面的知識份子，其實是在道貌岸然地搶注“底層代言人”這個道德商標，從而在繁複而精緻的話語遊戲（這種遊戲根本不為人民所願意理解！）裏完成為底層代言而拔高自身的道德形象。“底層”問題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底層如何被文學性地表述的“學術問題”，也不僅僅是關於知識份子如何公共化進而為底層代言的“道德問題”，它也是一個關於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如何處理自身在道德與政治的夾縫中的困境的問題。
更讓人拍案驚奇的是民粹主義的勢力範圍在繼續攻城掠地，甚至這股“野火”也已經燒到了一向被歸置在自由派陣營的知識份子身上。旅美學者薛湧在最近發表於《南方週末》上的長文《從中國文化的失敗看孔子的價值》（同時發表于廣州《隨筆》2008年第1期）裏，公開聲稱“知識份子代表了中國文化傳統中最醜惡的成分”，認為知識份子“本質上都是韓非理想中的法術之士，自以為掌握著某種國家理性，總想著獲得超越共同體自治的權力、干預老百姓的生活”，魯迅《阿Q正傳》等反思國民性的作品在薛湧看來代表了知識精英“冷血”的“現代中國專制主義意識形態”,是對底層的妖魔化論述。他認為復興中國文化之路不在這些知識份子身上，而在於向保存著中國文化最質樸精神的小共同體裏的“最基層的小民百姓學習”。在這篇文章裏，知識份子與底層民眾的關係已經幾近水火不容，底層所寄身的共同體被寄託了實現憲政的希望。
為了論證小民百姓保存了他所言的共同體美德，薛湧列舉了幾年前一件礦難事故里，一個遇難礦工遇難之前將帽子交給身邊的同事，倖存的同事轉交給其妻子，帽子裏的一張紙條寫著：“孝敬父母，帶好孩子，還張主任200塊錢……”另外一個例證是湖南老漢李紹為為了不讓老鄉客死他鄉，千里背屍回湘的“義舉”。薛湧感慨這種文化精神在知識份子階層早已蕩然無存，應該到底層去尋找、發掘與培育。今日中國的共同體建設，在薛湧看來，也不需要知識份子階層的“指手畫腳”，除非後者願意被“雇傭”。簡言之，作者認為“啟蒙”是知識份子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兒，底層完全應該拋棄或拒絕“啟蒙知識份子”隔靴搔癢的“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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