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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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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0/15/content_6881974.htm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
2007年10月15日 07:58:31  来源:北京日报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随着档案和其他各种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入贯彻的体现。这将有助于纠正人们以往对一些党史人物的片面的和模式化的认识,使人们真正了解这些党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版画:《狼牙山五壮士》

    近年来,学界关于党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择其有重要研究新进展的若干人作以介绍。

    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以往学界对朱德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军事思想。近年来,学界对朱德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研究者认为,朱德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非常重视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他善于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灵活具体地处理好军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军事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者指出,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朱德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探索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将其概括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定位。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正确评估农民的觉悟程度,逐步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建立起“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军事工业体系。

    李大钊日本学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质疑站不住脚

    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过去对他的研究多从政治的视角。近年来,李大钊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二是对一些成说的争鸣。关于李大钊研究视角的转换,现在研究者更倾向于把他作为现代文化名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文化的视角,对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解读。比如对他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研究者提出,仅将此两文定位在欢呼十月革命的角度是狭隘的,要把它们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能正确理解其价值。对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两文,有研究者主张这两文所表达的并不是简单的学习俄罗斯文明,而是从学理层面,对1918年2月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发表的一种政治见解,意在告诫当局:不要因一时的短见而上日本的当,派兵干涉俄国。

    争鸣的另一个热点,是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引起的,即对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争论。石川认为,《晨报》主笔陈溥贤才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陈溥贤传递的。同时,石川还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了质疑。国内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萧超然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和思想体系来介绍,李大钊是第一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虽然还需要再认识,但就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还是可信的,石川的质疑并不能站住脚。

    董必武“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

    董必武作为在国外学过法律专业的一位党的领导人,建国后主管政法工作,其法治思想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后,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在研究中受到更多的重视。研究者普遍认为,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思想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他在法学思想和法治建设方面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既是整个新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开端,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法制建设的思想理论准备。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认为,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他提出的“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论断,是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思想渊源。

    任弼时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长期以来,学界对任弼时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2004年,随着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到来,《任弼时研究述评》、《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和《任弼时传》(修订版)出版,使人们对任弼时的生平和他在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研究者围绕任弼时关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等方面进行了集中探讨。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任弼时在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曾经起过什么作用。薄一波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任弼时“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过程中,是立了功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任弼时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冷溶所说,任弼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党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他有关,因此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俞秀松国际冤案得到平反

 

    近年来,学界对俞秀松的研究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俞秀松在创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贡献。学者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史绕不开俞秀松。二是发生在俞秀松身上的国际冤案,一度使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这导致其身后数十年对他生平和事迹研究的不足。对于前者,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在叙述参加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人员中,俞秀松名字紧列陈独秀之后,从而明确了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对于后者,一些研究表明,俞秀松冤案是王明、康生陷害的结果,他是苏联肃反运动的牺牲品。这个冤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于研究那个时期中共和苏共、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20世纪30年代党内的审干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他的日记被称为“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以往,学界对杨尚昆研究较少。这与他是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尤其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创立者之一的地位不相称。近年来,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有的研究者认为,近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堪称“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比如,革命刚刚胜利时,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日记》中就有记述,“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关于高饶问题,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救’”,“给一条路让他走”,“力求避免主回”,并记述了召开座谈会的安排。这些都透露了毛泽东处理高饶问题时的复杂心情。关于毛刘围绕社教运动的分歧和争论,日记中记录简略,但从一句“刘话不灵了”,也可看出高层斗争的紧张和他对形势的忧虑。另外,关于庐山会议、彭德怀、中苏关系等等,日记里都有一些可以解读的历史线索。

    邓子恢“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

    邓子恢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杜润生称邓子恢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近年来,关于邓子恢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他的包产到户的主张及遭遇,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蒋伯英所著的《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这部著作提出,邓子恢针对党内有人反对自留地,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完全“左”的观点;“我们国家的远景是要建成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不叫社会主义”。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是振聋发聩的主张,代表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正确方向,是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先声。合作化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在1956年、1962年、1978年三度出现包产到户,邓是前两次的积极支持者,并因此被打倒。而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对“包产到户”的肯定和发展,证明了邓的正确。

    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

    毛泽东曾这样评说王稼祥:他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因此,学界对王稼祥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功”。研究者一般认为,他的“功”主要体现在:一是力促遵义会议的召开,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二是1938年回国带回了两个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文件,对“应该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不过,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认为,王稼祥的“功”还应包括他在建国后的外交思想和贡献,在此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一次在对外政策方面防“左”、纠“左”的尝试。

    李立三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

    近年来,学界对李立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功勋很大,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他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五卅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指挥者,新中国工会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参与制定鞍钢宪法的负责人。研究者还指出,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起义的倡导者。这就彻底打破了过去一个时期内,研究李立三不能谈论安源大罢工和南昌起义这两个禁区。关于“立三路线”,有的论者认为,他作为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者,是“左”的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实施者,但中央的“左”倾错误不应完全由他来承担,当时是中央集体犯错误;把立三“左”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的是共产国际,把错误完全推到李立三一个人身上的也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影响是立三“左”倾错误的根源。

    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思想,也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关于工会性质、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工会的作用的认识和主张以及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思想,在当年被错误地作为“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导致了“左”的错误对工会工作的长期影响,削弱了工会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的基本职能,使工会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正常作用。研究者指出,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绝大部分思想都是正确的。

    瞿秋白功与过、正确与错误的评价接近历史的原貌

    瞿秋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但在历史上曾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瞿秋白的评价,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做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主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来,有关瞿秋白的研究成果很多,除大量的研究论文外,还有很多专著,如《从出生到领袖——瞿秋白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思想研究》、《瞿秋白传》、《瞿秋白年谱》等。学界对于瞿秋白的认识,鲁振祥的评价最为中肯: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是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恽代英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以往,学界对恽代英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教育、文化、编辑、军事等方面,很少涉及经济领域。近年来,研究者指出,作为政治家,恽代英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研究十分重视,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些经济主张,有些对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研究者还认为,人民主体思想是恽代英一贯坚持、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他的人民主体思想包括:主人翁就是民众;为人民谋福利是其价值思想的核心;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其价值思想的基本价值标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其价值思想的精髓。

    邓发“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

    在党的早期领袖队伍里,邓发的生平和贡献不大为人所知。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邓发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出版的《邓发纪念文集》,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为依据,证实邓发自1937年1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研究者还追述了他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组建中共政治保卫机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代表中共重新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活动中,作为参与者或领导者所发挥的的作用,但也没有回避他在苏区肃反扩大化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时犯的“左”的错误。有研究者认为,邓发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对“坑口兵变”等极端行为,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研究者还澄清了邓发被派新疆工作上的一些误识,指出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他离疆是盛世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结果。还有研究者对他在延安时期的境遇进行了评说,为人们理解延安整风中“革命在深入”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方志敏他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模范省”的卓越代表

    方志敏被毛泽东称誉为“民族英雄”。近年来,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方志敏的高尚气节。研究者指出:他的“以身殉志”的英勇壮举,舍己为公,廉洁自律的楷模曾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和共产国际的关注,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面时代的镜子。另一个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他对“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的贡献。研究者认为,方志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并且也是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模范省”称号的卓越代表,而且作为“方志敏式”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还对“苏维埃模范省”的工作精神作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概括了苏维埃的“五种精神”,即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

  李达脱党而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学界对李达的研究一直很关注,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位脱党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特殊经历。近年来,研究者对李达的生平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者既肯定了他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贡献,又没有回避他所经历的曲折和错误,以及1923年“追悔莫及的脱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度彷徨和后来的哲学政治化偏向。

    研究者还对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从学理上进行了梳理,认为上世纪20年代李达的著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对毛泽东“两论”的思想作了补充和发展;而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观主义错误的批评促使毛泽东反思,初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启发了毛泽东对辩证法核心规律的再思考。

    对李达在建国后的经历,尤其是在“文革”时受诬陷迫害的遭遇,进行追述和研究是李达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比如,他在主政武汉大学时对“教育革命”方针的抵制,被认为“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祸根”。(张世飞/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敬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刘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近年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图三到图六为近年出版的一些反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新成果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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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官方和学术界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基本上是贬大于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他在建党时期的功绩开始较多地给予肯定。1995年,肖克将军首次明确提出:“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但陈独秀应属首位。”这是尊重历史的中肯评价。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陈独秀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应属首位”的主要作用。

  一、 以《新青年》为阵地,完成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建党准备

  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震撼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

  1916年11月,读者顾克刚给陈独秀来信称“今春一读大作,如当头一棒喝,恍然大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罗亦农因受《新青年》的影响,17岁时,“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巴金早年深受《新青年》影响,给陈独秀写信决心“献身于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但由于没有得到陈独秀的回信,因此失之交臂,否则“巴金的人生肯定会是另外一条路,以他火一样的秉性,可能早就牺牲沙场了”。1920年9月出版的《劳动界》刊出工人来信,高度赞扬陈独秀,称他为“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许多党的著名领导人当年都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1917年,正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吾辈青年,坐沈沈黑暗中,一纸无良,不绝如缕……丞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其渴望求教之心,跃然纸上。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谈及他读《新青年》后的感受时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1927年2月,瞿秋白在其文集《自序》中说:“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更大。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高度评价陈独秀,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高呼:“我视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的精神万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称“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直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依旧坦诚地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在这里,毛泽东直接把陈独秀称为“总司令”,李大钊则是他“周围的人”,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们仅仅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这不是毛泽东自谦,而是反映了历史实际。可以说,正是在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培育和影响下,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队伍迅速成长,为中共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准备。

  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理论上的建党准备
陈独秀萌发建党思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的日益腐败,使他经历了由厌恶到创建政党的心路历程;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他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促使他一开始就将中共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

  辛亥革命确立的民主共和政体,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但不久,袁世凯利用党争实现了登基复辟,这使陈独秀早年对党派产生了很深的厌恶心理,年轻时虽然积极参加反满革命活动,但拒绝参加任何党派,他甚至断言,“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他逐渐认识到进步政党可以起到刷新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新生之积极作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而“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五四运动后,他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开始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写下了大量的文章、短译、通信,为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

  关于党的性质。陈独秀认为,只有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挽救中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说:“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取权利……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陈独秀指出:“我们士大夫阶层断然是没有革命希望的”,需要靠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所以有输入马格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需要”。他认定“中国底改造与存在,既不采取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也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马格斯主义”。

  关于党的纲领。陈独秀认为,“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11月,他在为上海建立的共产党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生产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条”。

  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陈独秀指出,新建的中共必须贯彻实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为俄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

  关于党的策略和手段。陈独秀明确提出,要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和理论,对当时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他们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为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直接推动了各地早期中共组织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

  三、亲自创建党的早期组织,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党准备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津,途中与李大钊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建党。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为推动成立共产党的使命来到中国,在上海会见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对中国革命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此后,陈独秀开始了有组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1920年5月,陈独秀秘密挑头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复信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了党纲十余条,明确指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7月19日,陈独秀等人再次召集筹备会,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最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李达在自传中回忆:“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上海共产党实际上是全国各地建党的领导核心,在当时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上海共产党建立后,陈独秀“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将全国各地的风云人物和激进青年联络起来,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组织作了切实的准备。

  1920年8月底,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张国焘由沪返京,陈独秀委托他将上海建党情况转告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李大钊对此“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10月,在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了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初,陈独秀去武汉讲学期间,结识了失业工人郑凯卿和时任《汉口新闻》报记者的北大学生包惠僧,对他们宣传革命道理。1920年秋,刘伯垂被陈独秀介绍入党,并派回武汉筹建党组织。与此同时,他又派李汉俊到武汉,找到昔日留日同学董必武,请他帮助共同建党。是年秋,包惠僧、刘伯垂、董必武、陈谭秋、郑凯卿等人成立中共武汉支部,并“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192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回湖南后,陈独秀给毛泽东寄来《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委托他在长沙建党。11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陈独秀曾写信给他的朋友——济南齐鲁书社负责人王乐平。王乐平比较开明,但无意建党,就将此事委托给济南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等人建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9月,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曾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共产党”。陈独秀来到广州后,对其进行改组,重建了广东共产党支部,一批无政府主义者退出,陈独秀亲任书记,后改由谭平山继任。1920年10月,张申府应邀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陈独秀委托他建立法国支部。张申府回忆说,到了法国“介绍刘清扬入了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总理入了党”,“不久赵世炎到了法国,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接着陈公培也到法国来了,他也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于是我和周总理、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 。1922年7月,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为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蔡和森、李立三于1921年11月回国后,由陈独秀和陈公培介绍他们入党。旅日支部的主要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都是陈独秀在上海介绍入党的。施存统回忆说:“我于1920年6月2日去东京,与周佛海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陈独秀在前往广州途中曾逗留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3人特意上船拜望。不久,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他们在香港创立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北方数省和内蒙古地区,也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当时,这些党组织散布各地,有的还远涉重洋,名称很不统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后来一些党史著作将党初创时期的地方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大会在陈独秀因故缺席的情况下,代表们一致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此后陈独秀连任中共五届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在“一大”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绝非过去有些党史著作所说是党的幼稚,也不仅仅是由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显著声望,更不是什么“错误的选择”,而是众望所归:

  首先,从干部上看,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陈独秀的学生或追随者。其中,他在北大时的学生有:张国焘、刘仁静、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张太雷、罗章龙、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等;他亲自上课指导过的学生有:罗亦农、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等;他亲自介绍入党的党员有:施存统、周佛海、赵世炎、陈公培、蔡和森、李立三、刘伯垂、林伯渠等;他的直系亲属有:陈延年、陈乔年;其他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俞秀松、恽代英、包惠僧、林育南、郑凯卿、王尽美、邓恩铭等,也都是受他影响很大的追随者;他的挚友同事有:李大钊、张申府、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而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仅他的学生、追随者和亲自介绍入党的就有8人。其次,从组织上看,绝大多数支部都是经他亲手创建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象派出“一大”代表的湖南、武汉、山东、广东、留日支部以及没来得及派出代表的旅欧、香港支部都是他亲手创建的。其他几乎所有支部的负责人也都是他亲自指定或在他建议下产生的。第三,从思想上看,他确立了中共的组织原则和指导思想。中共“一大”召开前,在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等一系列根本的问题上,各地党的支部意见并不一致。为此,陈独秀曾提出过四点指导性意见:“一是培植党员;二是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是纪律;四是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这些意见经过 “一大”代表们的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写入党纲。第四,从影响力上看,他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人。五四运动时期有声望的人物不只陈独秀一人,就民主革命而言,孙中山的声望是最高的,就宣传科学与民主而言,胡适的声望也不在他之下。然而,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去衡量和挑选党的总负责人,陈独秀无可争议地“应属首位”。正如毛泽东所说,被《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唤醒起来的一代先进分子,“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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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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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将军: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
2007年10月08日 07:50:40  来源:北京日报

1976年夏,毛泽东主席病重,邓小平下落不明。宋时轮将军忧国忧民,心焦如焚。将军秘密与军队诸将领商讨局势,扼腕奋臂曰:“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0/08/content_68427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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