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城邦
回本城市首頁 中國星火論壇
市長:古士塔夫  副市長: lukacsGuoding
加入本城市推薦本城市加入我的最愛訂閱最新文章
udn城市政治社會公共議題【中國星火論壇】城市/討論區/
討論區意識形態、話語 字體:
看回應文章  上一個討論主題 回文章列表 下一個討論主題
十七大前重要文件存參:俞可平論增量民主與政治進步(1)
 瀏覽5,290|回應35推薦1

lukacs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文章推薦人 (1)

lukacs

洛卡其按:西馬平反!

本文發表於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台灣與美歐研究中國「民主化」的專家們,若仍是用「老辦法」解讀,將來一定還要繼續摔破眼鏡。

<<<<<<<<<<<<<<<<<<

俞可平;解放思想與政治進步  北京日報 

 

http://news.163.com/07/1003/01/3PRHCHNL000121EP.html

 

胡錦濤同志625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在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麼,我國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中國政治的未來發展趨勢是什麼?這裏圍繞這些問題談些看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治領域產生了法治人權以人為本等許多新的思想觀念,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胡錦濤在“6?25”重要講話中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可以說,思想的解放和意識形態的創新,是社會政治進步的重要動力。鄧小平同志認為,思想觀念的變化是中國全部改革事業的前提,他說:“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中國20多年的改革事實充分證明,思想觀念的變革,與社會政治的進步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的碰撞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就大的方面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最大的理論創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就政治理論而言,以下這些新的觀念,既是對傳統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以人為本

 

1949年後以人為本一直被當作是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主要觀點而遭到嚴厲的批判,人們在放棄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同時,也放棄了以人為本的觀念。隨著對人道主義和以人為本的徹底否定和政治性批判,階級鬥爭的觀念進入社會的每個角落,直至進入家庭,進入工廠,進入學校。我國傳統的優秀道德被許多人遺棄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友愛和信任開始喪失。人們對階級敵人哪怕表現出絲毫的同情與憐憫,也會被認為是階級立場不穩而受到政治上的批判。人們偶爾宣洩一下潛藏在身上的浪漫之情,立刻就會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而受到遏制。其結果是,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開始受到嚴重的扭曲。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一些有責任感的理論工作者開始重新提倡以人為本和人道主義的價值,但是可以想像,這些聲音一經出現,便遭到了嚴重的政治壓力,不少人曾經因此而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

 

但是,政治的壓制並沒有完全消除理論界對以人為本的呼喊。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以人為本再次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強大聲音。到了21世紀,以人為本的觀念終於融入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形態,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正式被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宣佈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政治發展目標,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出發點,這標誌著以人為本從知識界的一種理念轉變成為黨和政府的政策依據。2007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再次確認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性觀點,將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視為人類理想社會的本質目標。
 

人權。

 

以人為本的命運相類似,人權的觀念也一度被當作資產階級權利和意識形態而為我們所拒斥,並且在長時期內受到政治性的批判。對人權思想的批判在實踐上直接導致了對公民人權的漠視,最令人震驚的現實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對人權的嚴重踐踏。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呼籲人權,積極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並介紹西方的人權理論,但這種努力立即遭到了傳統理論勢力的嚴重阻礙,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宣導者也幾乎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然而,這種困難並沒有能夠阻擋我國理論界有學術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知識份子對人權理論的探求。20世紀90年代後,一種旨在弘揚人權的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開始流行,並影響主流意識形態。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人權觀念開始進入黨和政府官方的政治話語體系,2003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建議將保護公民人權寫進國家的憲法,20043月,全國人大以高票通過中共中央的這一建議,這一條款順利成為憲法條文。這是人權的觀念轉變為保護人權的法律和政策的最好例證。
 

法治。

 

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人治傳統的國家,十年文革最慘痛的教訓之一,就是必須從人治走向法治。改革開放後,黨和政府開始強調法制依法治國”(rule by law)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將民主與法制並提。20世紀80年代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宣導法治以法治國”(rule of law)法制法治,或依法治國以法治國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強調嚴格依法辦事和依法行政,後者除了強調依法辦事和依法行政外,更強調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法治的觀念一開始就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20世紀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領導人就開始提出,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也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活動,黨組織及党的領導人也不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20世紀90年代後,法治的概念開始正式進入政府官方檔,並且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長遠目標。這一過程的標誌是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

 

十五大的政治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久,這一目標又被寫進我國的憲法,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轉變為國家的政治目標。本屆政府又進一步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國家的目標更加具體化,並且表明政府將在實現法治國家的道路上起表率和帶頭作用。
 

私有財產。

 

在我國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被認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而公有制又被簡單地等同於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以,公民的私有財產長期不被鼓勵,甚至受到法律和政策的歧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推行,越來越多的理論工作者開始爭取非公經濟和私有財產的合法地位。然而,即使在改革開放的10多年後,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仍然是理論討論的禁區或敏感區,一些人甚至因此受到政治上的歧視。

 

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後開始發生實質性變化,私有經濟更多地以民營經濟的面目出現於理論界,並深刻地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黨和政府開始鼓勵民營經濟或私有制經濟。21世紀後,理論界關於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應當獲得與公有經濟和公有財產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呼籲,再次深刻地影響中央高層的決策,並開始演變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這方面的典型實例是,中共中央2003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的修改憲法建議中,明確地提出了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條款,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將這一建議正式轉變為憲法條文。經過廣泛討論和爭論後於2007316通過的《物權法》則明確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意味著,國家像保護公有財產一樣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
 

政治文明。

 

改革開放後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黨和政府就提出了建設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這兩大基本目標。物質文明的主要涵義是經濟的發展,精神文明的主要涵義是文化教育的發展。一些理論工作者當時就發現,這兩大基本目標沒有包括政治民主,因而是不全面的。其中的少數人在20世紀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提出,應當在兩個文明之外,加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90年代末,政治文明的話語開始進入黨和政府的主流話語體系,2001年党的最高領導人首次使用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原來的兩個文明被擴充為三個文明,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終於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的基本目標。宣導政治文明,實質上就是宣導民主和法治。
 

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也稱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其實質是民間組織和民間關係的總和,是相對獨立於國家和政府的民間公共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但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在我國事實上一度被視為資產階級社會,它最初被譯成市民社會。在一些人看來,宣導公民社會似乎就是宣導資產階級社會,就是提倡與政府作對。

 

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一些學者就開始宣導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在引起熱烈討論的同時,也遭到了一些政治性批判。但改革開放後,相對獨立的民間組織大量湧現,這一事實必然要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來,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承認公民社會存在的事實。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後,我國學術界發起了一場關於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討論,這一討論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人們對待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拒絕公民社會轉變為接受或默認公民社會。這樣,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的現實和觀念首先在學術界取得了合法性。19986月,民政部正式將原先主管社會團體的社團管理司更名為民間組織管理局,這意味著民間組織正式得到了政府官方的認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中共十六大後,黨和政府日益重視包括民間組織、行業組織和社區組織在內的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並且開始強調改革和完善社會管理體制。這意味著黨和政府事實上已經將公民社會的存在及其作用視為重要的決策依據。
 

和諧社會。

 

強調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是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改革開放前,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誰要是否定或反對階級鬥爭,誰就會受到嚴厲的批判。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突破性舉措,就是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為經濟建設,但是,從淡化階級鬥爭轉到宣導社會和諧,仍然經過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思想歷程。儘管和諧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內容,但直到本世紀初,我們才正式看到黨內極少數理論工作者開始正式宣導社會和諧,並視其為社會文明的主要特徵。不過,和諧社會的思想在本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一出現,便很快受到中國新領導層的重視,並上升為黨的新的戰略目標。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長遠目標時,首次提出了要使社會變得更加和諧的重要內容,2004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2006年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則專門通過了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
 

全球化。

 

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在西方學術界成為熱點問題後不久,一些中國學者就開始進行全球化研究。但在當時,至少面臨著兩個方面的激烈反對和批判。首先,一些學者指出,全球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設立的一個陷阱,全球化就是全球資本主義,換言之,在他們看來,宣導全球化也就是宣導資本主義化。這在中國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其次,甚至一些贊同全球化研究的學者也認為,只存在一個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而不存在一般的全球化過程,特別是,不存在政治的全球化趨勢。全球化雖然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但全球化確實是一個客觀的世界歷史發展進程,而且是人類歷史的一個整體性變遷過程。它首先表現為經濟一體化,但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人類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深刻的影響。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全球化在中國理論界已經從非主流話語轉變為主流話語,並且很快成為中國政府制定重大內外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中國政府積極參與WTO,實際上就是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事實證明,中國政府被公認是全球化進程的最大贏家之一。
 

中國政治的新發展,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政治意識形態的這些重大變化,直接導致了現實政治的變革。從民主治理的角度來看,意識形態的創新直接促使或極大地有助於中國政治在以下這些方面的重大變化。
 

其一,黨和國家開始適度分離,黨的活動被限制在國家法律範圍之內。黨和國家不分,黨與政府不分,是傳統政治的最大特徵。毛澤東把這種政治體制稱作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改革伊始,党的領導人就把黨政分開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一度甚至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經過20年的努力,我們雖然還沒有達到黨政分開的理想目標,但畢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打破了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模式。這方面最重要的兩個進展是:第一,中國共產黨自己正式宣佈,党不得淩駕於法律之上,必須在國家的法律範圍內活動,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二,党不再代替政府作為直接的行政管理機關。中共的十三大政治報告還專門論述了黨政分開,黨不得代替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職能,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党領導人民建立了國家政權、群眾團體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黨應當保證政權組織充分發揮職能,應當充分尊重而不是包辦群眾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並且重申,黨對國家的領導不是簡單的行政領導,而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
 

其二,依法治國,初步建立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悲劇之所以能在中國發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法制不健全,政治統治依靠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鑒於這一慘痛教訓,中國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在改革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法制建設,並且提出了建立法治國家的長遠目標。首先是修改憲法,並在1982年頒佈了新的憲法。接著開始修訂和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確立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規。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
 

其三,擴大直接選舉和地方自治的範圍。改革開放後,中國領導人把民主的重點放在基層,強調基層民主。在基層民主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發展當屬村民自治的廣泛推行。1989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在中國農村逐漸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國家權力機關不再直接管理農民事務,村長和其他村幹部完全由村民自由選舉產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居民的平均參選率在80%以上。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已建立起64.4萬個村民委員會。中國目前13億多人口中有8億多是農民,率先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對於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四,推行政務公開,提高政治透明度。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政務公開。所謂政務公開,即指黨政領導機關主動地、及時地向人民群眾公佈重要的政務資訊,特別是及時發佈與人民群眾利益相關的重要政策法規資訊和政務活動資訊。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2449647
 回應文章 頁/共4頁 回應文章第一頁 回應文章上一頁 回應文章下一頁 回應文章最後一頁
俞可平辭職轉任北大
    回應給: lukacs(lukacs) 推薦0


lukacs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學者:與習近平路線不同 俞可平請辭

http://udn.com/news/story/4/1281034-學者:與習近平路線不同--俞可平請辭

學者寇健文說,中共中央編譯局前副局長俞可平以「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受關注,這與強調黨由上而下控制力量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路線完全不同,這可能是俞可平請辭原因。

中新社今天報導,俞可平28日宣布辭職,轉赴北京大學,擔任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講席教授,並同時擔任北大政府管理學院院長一職。

他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擔任這個職務已超過14年,「我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體制改革,瞭解一般一個幹部在一個崗位上不得超過8年,我已經超過6年了,我應當帶頭能上能下…我啥都不要,就想做個教授。」

中共中央編譯局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主要為研究世界發展戰略,引進國外思潮,一般被視為中共當局的智囊群。

俞可平2006年曾發表一篇「民主是個好東西」文章,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曾刊載,人民網、新華網等媒體轉載,中共中央黨校主管的「學習時報」也轉載,因而引發國際社會關注。

當時有些學者及媒體把上述文章看做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風向球,認為中共當局似乎有意進行政治改革。不過,大陸官方從未對此篇文章表達過明確態度。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寇健文晚間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表示,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時代,支持在部分基層鄉鎮進行黨組織直選試點,當時候選人的任命「比較有一點空間」。

他說,「習近平是不講這些東西的,與胡錦濤相較,習近平比較集權,不只是權力集權,在心態與思路上都比較集權。習近平更強調黨(中共)由上而下的控制力量。」

寇健文說,俞可平提倡民主是個好東西。但習近平的路線並非如此。「習近平的思維並不覺得應該把任命幹部的權力交給黨員。」

他說,俞可平的去職,應該是很單純的與習近平的路線不同所致。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諸暨人,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在北大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任教,不久調入中共中央編譯局。他近年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治理現代化、地方政府創新、公民社會等。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5392795
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把「依法治國」提上新台階?
    回應給: lukacs(lukacs) 推薦0


lukacs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新华网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白旭 蔡敏 余里)71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说不太清楚“人治”和“法治”的确切含义,但是他的生活却为这两个词所改变。

  每次谈到颁发确权证,推动土地理性、有序流转,这位老农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说:“俺理解,这就是农民身边最重要、最典型的法治。”

  2005年,在村委会的劝说动员下,严金昌把自家7亩地流转给了上海一家农业企业建养猪场。“俺当时觉得没有保障,不想流转,但村干部动员俺和另外6户农民说,上海人还能把你的地背回上海么,放心交给他们养猪吧,有土地租金收,还可以进场拿工资。”他回忆道。

  但是2010年,乡、村干部又根据一份建设新规划,强制拆除养猪场改建大酒店,还打伤了现场抗拒拆迁的老严的三儿子和儿媳。上海老板得到补偿回城了。但老严和其他六户农民的地则从此被不明不白地被无偿征用,政府没有跟他签任何协议。

  2002年8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

  “这几年,农业部专家和一些大学生们经常义务来为农民做法律权益讲座,俺搞清了什么是承包权、经营权,该如何保障这些权益。”严金昌说。

  严金昌家另外28亩地最近3年也陆续流转或征用出去了。他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他自愿的。其中,一部分被征用建设养老院,老严每亩得到2.8万元补偿。还有十几亩地流转给了一家种子公司。这一次,他在村干部的担保下和企业签订了协议,只流转15年土地经营权,到期后,土地仍归还给他。流转租金必须随每年粮食价格浮动。去年已经涨到每亩800元。

  严金昌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正在走上法治道路、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中国民众的缩影。

  苦果:几千年留下的记忆

  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说,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

  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法家先驱”的管仲就提出过“以法治国”,然而他的目的是“法之立,在御民,民治而国安”,归根到底还是巩固君主的统治权。

  几千年来,在中国人治多于法治,而这人治往往来自以血缘为纽带的礼教宗法体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即使是君王也有无奈的时候,比如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当初也没有婚姻自由,无法选择自己的皇后。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两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发生了争执,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也就注定了他婚姻生活的悲剧。

  当时的老百姓更是被封建礼教所束缚,不能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公布施行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婚姻法明确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等原则。

  官方数字显示,1950年左右全国的包办婚姻约占婚姻总数的90%以上,到1957年,这个数字缩减到10%,而属于自由或半自由的婚姻则占90%以上。

  随后颁布的土地法让中国当时的3亿多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工会法让工人成为工厂的管理者。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获得通过,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然而法治的萌芽却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拿宪法却也改变不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文革’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胡建淼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表示,当时没有任何法律规范,个人专制、独断、一言堂、治理社会的方式有非常强的随意性,缺乏制度与法律规范来治理国家的状态,导致了一场灾难。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反思了“文革”对法治的破坏以及造成的恶果。曾亲身参与并见证新中国法治史众多重大事件的老一辈法律人、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记得,当时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但是党内不少人视法治的提法为禁区。

  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到了1997年,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

  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

  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位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领导人在2012年底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说。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目标。

  成果:载入史册的改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说,常常被提到的法治应该是“一种规则之治、民主之治、平等之治、良法之治、程序之治”,“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按照平等、民主、理性的程序和规则来办事,没有例外,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是靠几方面支撑的,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等。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大国甚至强国。”他说,“但是在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层面上,我们还有不少缺失,与更发达的法治国家相比,还有很多不足和短板。”

  截至201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43部现行有效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80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加上其他立法确认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法律体系。

  马怀德表示,有一些法律和制度建设的成果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比如1989年制定、1990年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这是第一部民告官的法,改变了长期以来民不能告官、不敢告官也不愿告官的局面和传统,这种官民强弱不均的局面在这部法律中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他说。

  凭着这部法律,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52岁的农民宋新元把安徽省环保厅告上法庭。

  宋新元称,环保厅于2008年1月17日作出的一份“环评函”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导致一家化纤企业开工后当地环境污染严重,请求法院撤销这份“环评函”。

  “虽然官司目前还没有赢,但这家化纤企业暂时停产了。GDP还能比生命更重要?”他翻着一些周边群众的病历说。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菜农平时喜欢上网,自学了很多法律知识。“我只是在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他说。

  也有不少法律法规的进步是被一些轰动一时的事件催生的,比如2003年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是一位名叫孙志刚的湖北青年用生命换来的。

  2009年,四川成都妇女唐福珍为抗拒强拆点燃汽油自焚。她的悲剧引发了人们关注,2010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行政强拆。

  “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我们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立法过程。”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天宗说,“但是封建社会几千年,传统的思想深入人心,不是短期改得了的。”

普法:提高百姓的意识

  安徽合肥市蜀山区区委书记李学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自己辖区内有一个上访户,一年中到北京上访91次,区里实在没办法只能一再让步满足他缺乏依据的诉求。这个例子反映了民间“信访不信法”的普遍心态,老百姓相信“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在四川绵竹什地镇,为了挽回自己买到假种子的损失,7个村民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上访计划。

  “我们打算分成三个小组,每组开着一辆车,带上两个人,拉着长出来的跟包装上说的不一样的笋,到省委、省政府和中央巡视组的驻地去寻个公道。”51岁的罗开华说。

  老罗的家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毁掉了,当时他“只剩下一个板凳”了。从那以后老罗辛勤耕耘,终于攒了一笔钱,和另外六个村民一起承包了全社150亩土地,今年买了三袋笋种子,希望能有个好收成。没想到长出来的笋是白色的,没有人愿意收。种子公司不肯赔,当地农业局也不管。

  愤怒的村民们合计了一下,决定上访。他们的计划最终被什地镇党委书记罗印杰得知了。这位32岁的成都理工大学双学士耐心地对他们进行劝导。

  “村民不知道怎样取证,我们就找来了法律专家帮他们办理,他们经济上已经蒙受了损失,我们就帮他们申请先不交诉讼费。”他说。

  马怀德援引有关统计数据称,目前中国年信访案件一直在700万至800万件,集体上访居高不下。

  “提高百姓的法制意识是当前在基层推广依法治国的关键。”杨天宗说。

  因此,向百姓普法成了重要的工作。各地在通过传统的宣传方式普法外,还另辟蹊径,比如四川德阳中江县富强村。

  这个有1400人的村子去年用了半年的时间让百姓自己制定村规,为此村民们开了五次大会。

  村民邓元琴提出,为改善村里的环境和避免邻里的纠纷,应该把鸡圈养起来。“大家举手表决,90%以上的人支持,所以这一条就通过。”这位39岁的农妇颇为自豪。

  她表示,以前农村里的矛盾多集中在土地占用、牲畜乱放方面。“自从规定今年开始实施,街坊们关系也好了。”她说。偶尔有人违反,大家不再通过争吵等方式解决问题,而是按照规定进行罚款,还会把违反规定者的名字写在村委会门口的黑板上。久而久之,违反规定的人就少了。

  期望:法治之路漫漫修远

  在提高民众法律意识的同时,改变执法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至关重要。只有用法治,才能最终做到把权力关进牢笼,防止滥用。

  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认为,近些年来依法治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红头文件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现象依然存在;更有甚者,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破坏法治,以个人意志代替党纪国法。

  不久前落马的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曾提出过“权力论”,其核心是权能生钱,钱能生权。据媒体报道,他曾问一个煤矿的班子成员:“如果公司把煤炭销售权放给你,再给你一点人事权,给你一点物资采购权,你能不能每年给公司多交一亿元的利润?”

  而完善法律法规也是中国坚持法治之路的必然趋势。

  有基层检察长反映,刑诉法有的条款不合理,在办案中很难做到,大家就想一些变通办法规避。一些法官认为,刑法罚则自由裁量权太大,“有的贪10万元判了死刑,有的贪几百万元判了15年,我们也难办”。

  “现在法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如何监督其权力运用十分重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唐震说。

  江苏省海门市法制办公室自2002年起开展法律执行情况检查,目前已检查逾60部法律法规,发现其中有6部因情况变化,在基层实际上已不执行或部分不执行,有13部规定偏软、不合理、不明确,很难执行,有两部与上位法不衔接、有冲突,无法执行,还有一些法律法规中的用语不规范,容易产生歧义。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们对法律的崇尚、敬畏之心明显弱化,选择性守法、选择性执法在一些地方已成普遍现象,长此以往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一位司法界的资深人士说,现在有些怪话,说什么“有法没办法、没法有办法”、“明规则斗不过潜规则”、“政策治不了对策”,这些话不一定全对,但也提醒人们应该进一步提高立法和执法工作质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推进了司法体制改革,强调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以及强化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已经在上海、吉林等6个省市进行试点。

  “从传统的非法治形态的统治形式最终走向法治的现代治理模式,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治文明水准的跃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法学教授丁伟说。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不断推进,法治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中国社会将进一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氛围,中国政治民主将进一步走向成熟。”他说。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体现中共把法治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让人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参与采写:朱青、刘翔霄、刘斐、许晓青、徐扬、吕秋平)

10/19新華社社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这是党中央深刻总结历史、着眼未来的战略部署。从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十八大阐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要思想,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目标任务,一整套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治理体系加紧构建,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改革深入推进。这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必将推动依法治国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古往今来,以怎样的方式治国理政,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废墟上,党领导人民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党在法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遵循法治普遍规律,又符合国情实际,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方兴未艾。面对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挑战和改革发展稳定繁重任务,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执政兴国,推动依法治国进入新阶段。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正由国家基本方略向治理基本方式层层推进、稳步前行,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必将为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的治理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在日新月异的改革时代,人民更加期待公平正义,折射出社会和谐发展对法治的更高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党面对新形势的郑重宣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以人民的期待为导向,以法治巩固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合法权利;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中,把法治精神融入规范社会行为的核心价值观,为建设法治中国打牢群众基础,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注入澎湃动力。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角逐日趋激烈;当代中国,完备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任务愈发紧迫。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深刻变革。越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推力,让深刻变革中的我国社会既井然有序又生机勃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认清新形势,明确新任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宪法这个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治理国家社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终要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体现为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紧紧围绕这个新目标,建设一个由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成的法治治理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就会进一步夯实党执政兴国的法治基础,巩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也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从战国时代的“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绵延数千年的法治实践,推动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不断砥砺前行。我们坚信,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幅绘制中国迈上法治新境界的宏伟蓝图即将展开。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必将在现代化征程上拓展更加广阔的法治天空,让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振翅高飞。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5217860
王偉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
    回應給: lukacs(lukacs) 推薦0


lukacs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23/c143844-25716430.html

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主与专政及其实现形式等重大问题。为了搞清楚这些重大问题,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一、为什么提出国家与专政问题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就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走偏、不走样、不变色,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则。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然而,国家与专政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国家,总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阶级的国家,而把无产阶级国家说成是邪恶的、暴力的、专制的国家;一提到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都不那么喜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好心人”总是认为民主比专政好,认为“专政”这个字眼,是暴力的象征,不像“民主”那么美妙、招人喜欢;另一种情况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反对专政的幌子,把一切专政都说成是坏的,根本不提还有资产阶级专政,只讲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民主粉饰为“至善至美”的反专制、反一党制、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这些看法如果仅仅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爱好问题,就没必要兴师动众地长篇大论地讨论国家、专政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民主与专政实质上只不过是构成国家本质属性的两个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民主,就须有专政;有专政,就须有民主,二者有机统一于国家。那么,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专政,什么是资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又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以廓清人们的糊涂认识。而要说明这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则有必要从理论上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而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观点,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

民主与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问题都涉及怎样认识国家的起源、发展与消亡,涉及国家的本质与作用等基本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貌。

第一,国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人类之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就没有国家。当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对立阶级,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裂和对立,统治阶级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统治被统治阶级,缓和冲突,于是国家就产生了。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才出现了国家。国家不是外部强加给社会的某种力量,也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什么“伦理理念的现象”,更不像封建统治阶级宣传的那样,是上帝赐给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阶级和阶级对立,为了有利于统治阶级不至于在阶级冲突中与被统治阶级同归于尽应运而生的。

国家是阶级分裂、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国家是从社会冲突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了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科学地讲,国家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即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需要的。

第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国家又是一个政治的、阶级的范畴,国家是一种政治组织,是统治阶级的权力组织,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国家的核心是政权。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从来都把国家描绘成至上的、绝对的、不可侵犯的,同时又是超历史、超阶级的力量。譬如,封建君主宣称“朕即是国家”。资产阶级则把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历史、超阶级的全民国家,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工具。这些说法都掩盖或歪曲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既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那么国家就不可能是超历史的、超阶级的、全民的,而是具有阶级性的本质。有奴隶制国家,也有封建制国家,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而从来就没有什么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抽象民主、抽象的全民的国家。实际上,国家是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使统治阶级的压迫合法化、固定化,而这种秩序的建立不是阶级调和,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对内的主要职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机关统治被统治阶级,以保证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政治地位和根本利益。对外的主要职能是抵御外来侵略,保护本国利益不受侵犯。剥削阶级国家还担负对外侵略、掠夺的作用。国家除了这些主要职能外,还担负调整国内各阶级阶层关系、维护秩序、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统一道德、保障公平等职能。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主要是就国家的阶级实质、主要特征而言。恩格斯说,国家官吏掌握了社会权力和征税权,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剥削阶级的国家之所以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是因为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新手段。列宁认为,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压迫统治奴隶的工具,封建制国家是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统治农民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统治工人阶级的工具。

第三,特殊的军队,还有监狱、法院、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

恩格斯指出,国家同原始社会比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原始氏族组织是按血缘来区分它的居民,而国家则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另一个是氏族组织有自己的自动武装组织,没有军队、警察和官吏等专门从事统治和压迫的社会权力,而国家却设立社会权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由于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建立了专门用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特殊的武装队伍、法庭、监狱、警察等强力工具,且特殊的武装队伍等强力工具随着剥削阶级国家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对外侵略竞争的加剧而日益加强起来。

第四,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而国家的最终消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渡。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个过程,都有生、有死。无论是自然界的事物,还是社会领域的事物,都是如此,国家也不例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产生、发展和消失的经济根源,指出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国家不是永恒的,不是永存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消亡的前提是阶级消亡,阶级消亡的前提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并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国家阶级压迫的职能不需要了,国家才可以消亡。可见,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

但有人曲解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自行消亡”。列宁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歪曲,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灭它。因为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的力量”,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决不能靠“自行消亡”来实现。

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的国家是指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列宁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析强调指出,由于国家是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可以“自行消亡”。国家消亡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一定要把国家消亡同社会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考察。当社会发展到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阶级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那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而最完全的民主也只能自行消亡,这就根本不需要国家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社会主义民主将进一步发展,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学会管理社会生产和社会事务,这就逐步为国家消亡创造了条件。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告诉我们,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担负着最终消灭阶级与国家的历史使命。

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关于国家问题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些表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无产阶级在历史上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要求建立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科学总结和分析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著名结论,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这个基本原则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所谓“现成的国家机器”,就是指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用什么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是用新型的国家政权来代替之,由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政权,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新型的国家,是由剥削阶级国家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必经阶段。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就不可能消灭阶级,乃至最终消灭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不过它在阶级性质、历史使命、基本内容上都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专政根本不同。它是为无产阶级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创建条件的主要工具。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国家,之所以是新型的,因为它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国家,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体,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一切反动阶级、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进组织——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

由于各国情况的差异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从历史上来看,有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形式的最初尝试;有列宁总结俄国革命经验所肯定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苏维埃共和国;有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两个基本职能和属性,一是担负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对外抵抗外来侵略的阶级工具职能,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二是具有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协调关系、保证公平、繁荣文化、统一道德、提供保障等公共服务职能,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消灭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基础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阶级工具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加重。但这不等于放弃阶级工具的职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四、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对新中国国家本质及其形式的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要打碎旧中国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机器,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革命的实际行动分作两步: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革命战争,打碎旧中国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这个新型的国家机器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要同盟是农民阶级,其他同盟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只有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全民众的力量,才能战胜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历史地导致不仅仅只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广泛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不是单一的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最广泛同盟者的对少数敌人的专政。

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目的和作用。他说,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什么,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自己的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专政与民主的辩证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然,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主要基础是工农联盟。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告诉我们,不能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专政是对民主的否定,讲专政就是不要民主,从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性质和作用。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人民民主的保障,坚决地打击敌人的破坏和反抗,才能维护人民民主,才能保卫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也不能认为民主是对专政的否定,讲专政就是否定民主,从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对人民民主是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只有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挥民主,才能有效镇压敌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因此,必须强化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全体人民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达到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

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长期的、根本的任务。

人民民主专政的要义为:第一,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第三,坚持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为最主要的基础;第四,以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最广泛的联盟;第五,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对大多数人民群众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第六,通过社会主义法制实施民主与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否则,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设强大的公安政法力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保卫和平、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当然,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制定的各种法律、法令等法的规范,以及按照法律规定建立起来并贯彻实施的种种法律制度,它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执政党、参政党和一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群众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范内活动,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5207490
王绍光:中国的“代表型民主”
推薦0


沙包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王绍光:中国的“代表型民主”

字号:
2014-07-20 15:39:58
关键字 >> 民主代表型民主群众路线中国政治过程王绍光代议型民主

摘要:由偏重内容与实质或偏重形式与程序,我们把民主分为“代表型民主”和“代议型民主”。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即偏重内容与实质而非形式与程序的民主。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

王绍光教授

王绍光教授(资料图)

一、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偏重内容与实质的民主可以称之为“代表型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而偏重形式与程序的民主观可以称之为“代议型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总体而言,东亚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更偏好前者而不是后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这两种类型的民主却相去甚远。表1列举了两者之间在三方面的差异。

对于代议型民主而言,最关键的概念是“代议士”。“代议士”是英文representative的一种中文译法,流行于清末民初时期,现在这个英文词通常被译为“代表”(1)。不管如何翻译,它指的都是由选民选出来的人,主要指选出来的议员,但也包括选出来的行政首脑(如美国总统)。不过,将representative译为“代表”在很多情形下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欧美各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中,选出来的人并不是选民的传声筒,不是人民的代表。[1]恰恰相反,一经选出,这些人便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行事,因为据说“选民不是天使,对公共事务未必有健全理性的判断,会常常出错,甚至会被领入歧途”,需要有“政治判断能力”的精英为他们把关。[2]换言之,选举只不过是普通民众向政治精英授权的一种形式。选出来的精英们不必原汁原味地代表人民,只需代人民议政、替人民作主即可。这种制度倡导者的话很直白:这些选出来的人“根本就不是选民的代表……民主国家需要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公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代议士)!”[2]

既然不让人民大众自己当家作主,只许一小撮选举出来的精英(美名其曰“代议士”)为民作主,这种体制的民主性体现在何处呢?代议型民主的辩解方式是重新定义民主:把要求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叫作“古典民主”或“乌托邦民主”;而现代民主则被定义为“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或代议士经自由竞选产生的政治体制(2)。经过重新定义以后,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是民主的;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不是民主的(3)。

为什么经过自由竞选产生的政府便是民主的呢?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为其提供支撑。一种理论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授权论),其关注点是政客如何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另一种理论强调选举隐含的惩罚功能(问责论),其关注点是政客如何结束他们的政治生涯。

按照授权论的说法,在竞选过程中,政党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并推出各自的候选人,选民则有权选择支持哪个政党或哪个候选人,他们会把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政党与候选人。既然当选者是在得到了选民赋予他们的授权后才开始执政的,这种体制当然是民主的。

但授权论实际上基于三个未加言明的假设,缺一不可。1)选民们是理性的,他们清楚全面地了解候选政党与候选人的各种政策主张、实现这些政策主张的前提条件、执行这些政策主张的可能后果;2)政客们会恪守承诺,上台后会不折不扣地推行自己在竞选过程中主张的那些政策;3)按竞选纲领推行政策符合选民的最佳利益。但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容易,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选民未必是理性的,往往在政治上十分无知(4);政客在很多情况下不愿、不会也不可能按竞选纲领行事;况且,如果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竞选语言付诸实施的话,选民不大可能从中受益(5)。更糟糕的是,现代选举是极其昂贵的,参选政党与个人必须筹集高额竞选经费,否则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对参选政党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一般选民,而是那些有能力捐款的金主们。既然没有金主抬轿子就上不了台,这些金主才是真正的“授权者”。

问责论的前提就是假设:1)政客未必会恪守竞选承诺,2)即使他们恪守承诺也未必对选民有利。问责论进一步假设,当出现上述情形时,选民肯定会不满;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时,不满的选民会把当政者赶下台,选另一批政客上台替换。这就叫作问责,下台的可能性是问责的基础。如果代议士希望连选连任,不想下台,那么他们就必须在任时小心行事,以赢得选民的欢心。

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都十分复杂,任何一项政策从酝酿到草拟、到拍板、到出台、到贯彻落实,会卷入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派系、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官员。除此之外,政策效果的好坏还取决于内外环境。选民如果对政策的效果不满意,他们未必准确地知道应该惩罚谁。政客当然一定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卸责(英文叫shirk),把选民的不满引向别人、别处。

另一个问题是,问责论假设,可供选民挑选的政党与政客很多,不满意甲,可以选乙;不满意乙,可以选丙;一直类推下去。实际上,在两党制下,只有两个党可供选择;在多党制下,选择也不多。在挑选余地不大的情形下,选民往往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6)。

更何况,对政客而言,连选连任固然不错,即便败选,天也不会塌下来。不仅如此,离开政坛后,也许油水更大。例如,近年来,美国将近一半落选国会议员投入游说团体,薪酬比担任议员高得多(7)。再如,克林顿夫妇,一位是前总统,另一位是前国务卿,退出政坛后,他们每年的讲演收入便是天价(8)。换句话说,在政坛干几年后退出政坛有可能获得高额“期货”回报,问责的潜在威胁恐怕只是个“纸老虎”。

由此说来,不管是“授权论”还是“问责论”都无法说明所谓“代议民主”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的。三位研究代议制的权威学者对此的评论是:“代议政府的创立者期待,他们鼓吹的那些体制安排会通过某种方式诱导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并不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两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是不清楚”。[3]

与代议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关键概念不是“代议士”,而是“代表”(representation)。按照经典著作《代表的概念》作者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的定义,“代表”的含义是以实现公众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代表的主体是否经过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是另外一个问题[4]。代表型民主的基本假设是,民主可以经由各种不同的代表机制实现,不一定非得要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士来实现。既然如此,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就不再是存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说,“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回应其公民的偏好,而所有公民在政治上完全平等”。[5](P1)这里,重要的不是代议士在多大程度上能为选民代言(representativeness),而是政府对民众偏好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达尔的这番话实际上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设定了标准:代表型民主的标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达尔所说的“偏好”(preferences)。我们认为,这里的“偏好”主要不是指人们的主观要求(wants)。无论何时何地,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迎合公众的漫无边际的欲念。相反,“偏好”指的主要是民众的客观需求(needs),以及他们就需求而提出的意见、建议等等。

为了与“授权论”和“问责论”加以区别,我们可以将以上说法称之为民主的“代表论”。

二、代表型民主的理论

代表型民主有四大组成部分,分别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

(一)代表谁?

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和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并不是指,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谁是“人民”呢?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或“公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断变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出了他当时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6](P1215)在此前后,毛泽东一直把“人民”看作一个历史的、变动的政治范畴,而不是泛指一国的全部人口,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体依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中国革命与新中国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亿万普通劳动人民群众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台。

强调代表的对象是人民与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自由主义的词典里,根本不存在社群、阶级这些群体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求个人一己私利的个人才值得代表。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wang-shao-guang/2014_07_20_248495.shtml(二)谁代表?

在西式主流代议理论中,只有选出来的代议士(所谓“政务官”)才有资格代他人作主,其他人都不够格。但在现代,不管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有大批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所谓“事务官”)实实在在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说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别人实际上也免除了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压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就万事大吉了。

在谁代表的问题上,代表型民主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代议士,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中国把所有行使某种权力的人都统称为“干部”。所有干部都有责任代表人民的利益。

毋庸置疑,干部属于列宁所说的“先锋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摆出“精英”的派头,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责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P1031)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级干部“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8](P790)因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9](P578)这也就是说,各级干部都必须在“干中学,学中干”,不能“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10](P864)他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11](P1441)这与“授权论”、“问责论”对代议士角色的设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代表什么?

在西式代议制中会设置表达机制,让人们把自己的愿望(或偏好)表达出来,形成对代议士的压力,希望因此影响政府的决策。“愿望”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主观要求,也包括他们的客观需求。如果稍加阶级分析,我们就会了解到,衣食无忧的社会中上层往往表达的是主观要求(如减税、同性恋婚姻、表达自由),而囊中羞涩的社会下层往往表达的是客观需求(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生活保障)。实际上,社会下层表达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上层的客观需求,因为后者也同样离不开衣食住行、就学、看病、养老等。只是由于他们的财力在支撑体面生活以外仍有富余,才遮蔽了他们也有这类客观需求的真相。由此可见,社会下层的需求是全社会的需求,而社会上层的要求则未必是全社会的要求。需求与要求还有一个区别:前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稳定,而后者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来变去。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型民主要代表的主要是人民的客观需求,而不是随意表达的要求、或转瞬即逝的观点。

当然,客观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有饭吃、有衣穿是最关键的需求。但进入比较高发展水平以后,这类生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开始上升,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快捷一些、住得宽敞舒适一些、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等。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与时俱进。这就要求各级干部在听取社会各阶层表达出来的要求的同时,不断深入社会底层,关注他们变化着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代表必定是一个能动的建构过程。

(四)怎么代表?

人们通常把群众路线看作共产党传统中的民主决策方式,但群众路线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见刘少奇在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把亿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台,[12](PP53-89)而亿万民众的觉醒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马克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中国体制称之为“准民主体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有道理的。[13](PP479-503)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汗牛充栋,毛泽东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4](P899)在代议民主中,代议士与民众的关系集中发生在竞选期间。一旦当选,具备了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代议士便获得了自由裁量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代选民作主。如果代议士在任职期间也会接触民众的话,那也主要是竞选动作,为的是博得选民的青睐,以便在下一轮选举中再次当选。因此,他们倾向做那些有利于巩固与扩大自己选票基础的事,而对那些与巩固、扩大选票基础无关的事,则不闻不问,哪怕这些事正好对民众有利。对代议士而言,参与投票的选民才是争取对象,才有接触的必要;而对那些不参加选举的民众,则可忽略不计。而不参加选举的民众恰恰往往是那些底层民众。

群众路线不同,它要求各级干部“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7](P1095)“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5](P933)这里所说的“群众”即“人民大众”,与“人民”同义;而“人民”首先是指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6](P1215)

为了弥补代议民主的弊端,一些西方进步学者倡导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希望为普通民众创造更多能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与渠道(9)。即使与民主程度更高的参与民主相比,群众路线也独具特色。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的第一个差别是箭头指向。公众参与的箭头由利益相关群体指向决策者,这是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群体有权闯进去,影响决策;但这也意味着,决策者不必迈出议事殿堂。群众路线的箭头由决策者指向利益相关群体,这是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必须放下身段,主动深入到利益相关群体中去,它是决策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两者的第二个差别是有没有阶级分析。公众参与往往暗含多元主义的假设,把所有利益相关群体设想为势均力敌,以为他们都能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最终会达成政治上的均衡。群众路线则会区分占有各类资源的强势群体与资源匮乏的弱势群体。贯彻群众路线的理想状况是,决策者更多地接触弱势利益相关群体,更多地听取他们的呼声,因为他们的利益更需要关照,他们主动影响决策的能力更弱。这样做表明,群众路线不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路线,而是偏向普通劳动人民的路线。

现实中的公众参与和群众路线也许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就公众参与而言,不同的社会阶级参与能力相差很大。有些阶级占有金钱、人脉、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参与政治的意愿十分强烈,影响决策的能力很强;另外一些阶级则每天忙于糊口,无暇或没有能力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公众参与的不平等使围绕在“参与”概念周围的光环黯然失色,其必然后果是更有利于表达“要求”,而不是“需求”。

贯彻群众路线对各级干部有相当高的要求,他们不能坐等老百姓上门,必须主动深入人民群众。如果干部的群众意识薄弱、群众观点淡化,哪怕他们依然走出去,也会“嫌贫爱富”,亲近强势社会群体,成天出席商务活动、剪彩现场,与企业家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以输送利益为筹码而索贿、受贿。这时,接触弱势群体就成了应付差事,或作秀。这是群众路线的软肋,过于依赖干部的自觉性。与群众路线相配套必须存在一整套机制,迫使各级干部不得不时时与基层的普通群众打交道。大力宣传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的落实方式制度化,对群众路线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让它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成对各级干部的强烈期待与硬性要求,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另一种迫使干部切切实实贯彻群众路线的方式是将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结合起来。虽然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各有特色,但它们并不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公众参与的比较优势是,它有助于表达民意,对决策者施加压力;群众路线的比较优势是,它有助于干部培植群众观点、了解民情、汲取民智。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完全可以搭配起来,使它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例如,政府可以一方面促使干部贯彻群众路线,一方面对劳动大众进行政治上的增力(empowering),使他们组织起来,获得参与决策的意愿与能力。如果这样做,在劳动大众的需求表达对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其他社会群体的合理要求表达也不会被忽略。

三、代表型民主的实践

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主要实现途径。

(一)发展历程

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尤其是毛泽东做出了表率。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16](P43)改革开放之初,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依然十分强调群众路线。邓小平就曾说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16](P45)

毋庸讳言,八十年代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群众路线这份丰厚的遗产被不少人淡忘了。虽然在官方话语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提法仍不时出现(频率大幅下降),但在很多地方却不再有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配套措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1年前后才发生变化。互联网兴起后,不断升高的公众参与压力也许是群众路线复归的主要推动力。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在此前后,一些省市区(如重庆、广东、山西、江苏、湖北、西藏、云南)开始重提群众路线,并将它的落实制度化、常态化。到2011年底,“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已在全国范围蔚然成风。除上面提到的地区外,河北、浙江、安徽、陕西、吉林、甘肃、新疆等省区的省委主要领导也带头下基层,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并大规模选派干部住村蹲点调研,力求摸到群众的脉搏,贴近群众的心窝。[17]进入2012年后,更多的省启动了类似行动。

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开始组建群众工作部(简称“群工部”)。群工部最初于2005年出现在河南省义马市,该部整合了信访、民政、劳动人事、社会保障、司法、科技、公安、国土资源、城建等部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分职能和人员,集中办公,现场答复群众诉求。义马经验不久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并逐步推广到河南省的十八个地级市和158个县(市、区)。[18]此后,山东、湖南、黑龙江、贵州、辽宁等省也在地县两级设立了类似机构。2011年6月,海南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群众工作部。[19]

2012年,中共十八大选出了新一届领导人。总书记习近平历来视群众工作为中共的生命线。早在他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1988年至1990年),便建立了干部“四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宣传下基层)的常态机制。[20],在2011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树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并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21]十八大召开前夕,在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22]

习近平是中共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这份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人民”一词,共出现145次,这无疑是其人民意识的流露。[23]为了加强各级干部的人民意识,党的十八大结束几周以后,中央政治局便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4]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把群众工作列为干部培训的重要课程。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4]

(二)践行机制

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群众路线已发展出三类机制。第一类是了解民情、汲取民智的机制,包括调研、抓点、蹲点、以点带面等。第二类是培植群众观点的机制,包括访贫问苦、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等。(10)此外,还有一类配套机制,目的是迫使各级干部牢记群众路线、践行群众路线,包括定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定期展开整风活动。[25]这三类机制同时发力时,群众路线便能得到切实的贯彻(11)。

在所有群众路线践行机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调研,因为它是最常用的机制;即使在群众路线提法销声匿迹的年代里,调研的传统依然持续,只是频率较低、深入不够。[26]随着群众路线的复归,对调研的重视程度也大大加强。

与由学者或智库进行的调查研究相比,这里所说的决策“调研”有八个特点。

第一,调研的定位是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毛泽东看来,决策时,“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27](P2)哪怕是选举出来的所谓“代议士”,不经调研就决策也不可取。因此,毛泽东建议,凡是决策,“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28](P582)毛泽东的告诫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9](P17)对调研后决策的要求,陈云说得更加形象:“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30](P34)习近平完全认同对调研的这种定位,认为“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31]

第二,调研的主体主要不是秘书、顾问等辅助人员,而是决策者本人。例如,虽然毛泽东曾委托其身边工作人员(如秘书田家英)进行调研,[32]但他更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27](P10)因为“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的”。[33](P440)他本人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都曾到各地进行调研。[34]

今天,下基层调研仍是中国各级第一书记的必修课与基本功。习近平的切身感受是,“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他因此告诫,“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31]

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下去做调查,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因为对各种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更容易做出决定”。[31]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0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35]。

第三,调研的主题可以随时变化,但主要是决策者负责范围内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以及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新课题。具体到当下,就是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全面了解各种新情况,认真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努力探索各行各业带规律性的东西,积极提供相应的对策”;“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31]

第四,调研的对象是与决策相关的那些“能深入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27](P9)包括“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29](P16)更具体地说,“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31]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调研对象的角色并不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也是调研的能动参与者。决策者应该在群众中,与群众一起展开调查、一起进行研究。

第五,调研的态度是“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为“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更何况,如果不是“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群众就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29](PP15-17)只有“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36](P27)依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习近平的建议是,“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31]

第六,调研的目的是既要了解民情,也要汲取民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群众请教”、“向群众寻求真理”。[37](P578)对决策者而言,了解民情是为了知道该做什么,汲取民智是为了知道该怎么做。主动从老百姓那里汲取他们的智慧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体现。

第七,调研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主要是“走出去”(如访谈、蹲点)与“请进来”(如座谈会)两大类。“走出去”是指,“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请进来”是指,“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27](PP2-3)不管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关键是要接触基层干部群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31]“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有选择地开展蹲点调研,解剖“麻雀”。蹲点调研“要注意选择问题多、困难大、矛盾集中,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农村、社区、企业等基层单位,开展蹲点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31]当然,调研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在坚持传统方式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31]

第八,调查与研究并举。调查的作用是对某一现象或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把握一手经验材料;研究的作用是“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31]调查与研究并举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用陈云的话说:“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38](P250)“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39](P188)没有细致的调查,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40](P290)没有认真的研究,调查就等于暴殄天物,辛辛苦苦收集一批终将会被弃置的材料。“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31]

由上述八个特征可以看出,调研体现的正是群众路线的精髓:“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调研到决策的过程正好回答了有关代表的四个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中国的政治过程确实践行着代表型民主。

(本文刊于《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

【注释】

(1)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仍然习惯于使用“代议士”。

(2)这方面最经典的论述是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一书的第21章“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第22章“民主的另一个理论”。

(3)近年来,一批学者与政治家对选举政治提出批评,因为即使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它也十分容易被操控。作为替代或补充,这些人将注意力转向随机抽选(sortition)。在合资格人群中随机抽选出来的人即可被称作“代议士”,又可被称作“代表”,因为他们的组成结构与人群的组成结构十分接近。按照随机抽样的理论,哪怕他们以“代议士”的方式运作,自己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他们的意见与建议也能“代表”整个人群。

(4)这方面有大量实证研究,其中较新的一份研究是Bryan Caplan,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5)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04/content_2546615.htm。例如,美国大选期间,总有美国官员对中国政府解释,不必对候选人的疯狂“竞选言论”当真。早在1981年,邓小平就在会见乔治•布什等美国客人时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布什先生来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理解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见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

(6)http://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13/09/05/。来自

(7)1998年以来,已有338位前国会议员加入游说团体,见Jonathan D. Salant,“Congress Members Sprint for Money to Lobby after Election,” Bloomberg.com,May 9,2013,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5-08/congress-members-sprint-for-money-to-lobby-after-election.html

(8)据《纽约时报》2013年7月11日报道,自比尔•克林顿2001年从白宫卸任以来,克林顿夫妇靠名望、口才的家庭经营总收入已超过1亿美元,见Amy Chozick,“Hillary Clinton Taps Speechmaking Gold Mine,” New York Times,July 11,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7/12/us/politics/hillary-clinton-hits-the-lucrative-speechmaking-trail.html?pagewanted=all&_r=0。

(9)一本较早倡导参与民主的书是Carole Pateman,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近二十年来,批评代议民主,鼓吹参与民主的著作多起来了,例如William R. Nylen,Participatory Democracy versus Elitist Democracy:Lessons from Brazil(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Thomas Zittel and Dieter Fuchs,eds.,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Can Participatory Engineering Bring Citizens Back In?(New York:Routledge,2007).

(10)http://www.gov.cn/jrzg/2013-04/21/content_2384523.htm。如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2013年4月下发规定,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见“经习近平主席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规定》”,中国政府网,2013年4月21日,

(11)必须指出,不少人往往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混为一谈。群众运动曾经用于贯彻群众路线,但贯彻群众路线不必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参考文献】

[1]应奇、刘训练主编.代表理论与代议政治[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2]刘军宁,“代表,还是议员?”搜狐财经[EB/ol],2013年8月13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30813/n384072126.shtml

[3]Bernard Manin,Adam Przeworski,Susan C. Stokes,“Introduction,” in Adam Przeworski,Susan C. Stokes,Bernard Manin,eds.,Democracy,Accountability,and Represent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

[4]Hanna F. 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5]Robert A. 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

[6]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A].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论联合政府[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A].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M].(1956年)

[1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A].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Brantly Womack,“In Search of Democracy:Public Authority and Public Power in China,” in Brantly Womack,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3]Brantly Womack,“The Party and the People: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hina and Vietnam,” World Politics,Vol. 39,No. 4(July,1987)

[14]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A].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毛泽东.组织起来[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A].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7]李源潮.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J].学习时报,2011-09-12.

[18]彭美.全国推广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合署办公[N].南方都市报,2011-03-13.

[19]海南率先提高信访局行政级别,成立省委群工部[N].新京报,2011-07-14.

[20]黄少鹤、庄严.宁德20多年坚持“四下基层”的执政实践和经验启示[N].福建日报,2012-05-02.

[21]徐京跃、李亚杰、周英峰.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讲话[EB/ol],http://www.gov.cn/ldhd/2011-02/24/content_1809442.htm

[22]习近平作省部级领导研讨班总结讲话[EB/ol],2012-07-24,http://www.counsellor.gov.cn/Item/10506.aspx.

[23]周汉民.人民、改革、民主是十八大报告的主旋律[EB/ol].http://www.shsy.org.cn/node933/shsy/jczt/node1839/userobjectlai1760559.htm.

[2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04/c_113906913.htm.

[25]郑科扬.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J].求是,2013[16].

[26]魏礼群、郑新立主编.新时期调查研究工作全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7]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A].毛主席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8]毛泽东.致张平化[A].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9]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与跋[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0]陈云.做好商业工作[A].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N].学习时报,2011-11-21.

[32]吕传彬.1956年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回家乡调查始末[EB/J].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918094.html

[33]毛泽东.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问题的一封信[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4]马社香.建国初期“毛泽东式”的调研[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4);宋斌全.六十年代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记述[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4).

[35]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EB/ol]. http://www.gov.cn/jrzg/2010-02/08/conten_1531011.htm.

[36]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A].毛主席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7]毛泽东.致邓小平(1961年4月25日)[A].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8]陈云.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A].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陈云.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A].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毛泽东.实践论[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5144856
苏长和:确立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
推薦0


沙包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苏长和:确立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



http://www.guancha.cn/SuChangHe/2014_06_02_234332.shtml

1914与2008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恶战、混战,战争伤害到许多无辜的国家和人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现代资本主义苦心塑造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遭到重挫。2008年,英国女王在伦敦经济学院询问经济学家为什么没人预测到这次因市场失灵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融危机背后的逻辑“有效市场假设”的提出者,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少数人服务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是不大可能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反倒是为大众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持着冷静和清醒,早在世纪之交,就预测到一场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的到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欧洲思想界的变化和分化,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深刻反思过程中,社会主义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形成了世界性影响。在东方,印度的泰戈尔猛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祸害,中国一大批先进分子也觉悟觉醒,走向延安,走上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建国道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催化国际政治思潮发生分化,人们对西方民主失灵的反思正在逐步延伸到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一片失望与不满中,国际思想界开始出现“向东看”的转向和趋势,寻找世界走出困局的东方智慧,中国式治国理政与民主政治的制度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

确立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

民主政治的坐标系正在发生位移。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的民主政治坐标是聚焦在中国的历史资源、文明自强、制度自信和实践自觉基础上刻画出来的。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垄断性和跨国性,它与国家的关系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它附着于霸权国家,利用霸权国家为其在有序市场竞争下所不能获得的高额利润服务;另一方面,又竭力摆脱国家机器对它的限制,它与国家的关系,逻辑核心是控制国家而不是为国家所限制。现代资本主义借助资本对国家的渗透和腐蚀,缴获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权力,削弱了国家的一般社会职能管理能力,从而拥有独断性的权力。在跨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左右下,国家在一般社会管理领域的职能逐步削弱,要么附着听命于资本,为资本的利益服务,要么在资本的层层剥离下,沦为空壳。财政、货币、税收、司法、军队等权力逐步被大资本收入囊中,在“小政府”的政治经济学舆论下,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及应有的集中权力被削弱,不得不听任跨国资本力量的专制性摆布。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评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时形象地说:“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这种论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

大资本力量在将国家权力窃为己有之后,即可在幕后用专制独裁的方式行使权力,将民主异化为钱主。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普遍性的政府危机和民主失灵现象,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隐性专制的结果,政府一定意义上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傀儡,它面对大问题的时候显得太小,面对小问题的时候又显得太大,动弹不得。对此,西方很多民众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系大失所望,责怪政府大把地用纳税人的钱为银行家输血,而在事关医改就业等民生问题上却非常吝啬,甚至吵闹不休。民众在政治参与问题上除了手中的一票以外什么都没有,成了个袖手旁观的摆设,即便拥有一票,也只能在被给定的“要茶还是要咖啡”两者中作选择;而政党轮流坐庄制又隐蔽且带欺骗性地制造出政党责任的自动豁免机制,政党执政不力甚至出现执政错误的时候最多下台了事,老百姓连问责的机会都没有。同时,政党组阁制又使官员犯错时以辞职形式可以豁免法律追究,逃之夭夭。在一些国家权力为大资本窃取、分有的国家,民众发现涉及民生之类的问题找不到机构负责,责任几乎被无限地推给了看不见踪影、找不到责任人的市场。

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失灵还只是假象和表象,这个问题的根子出在国家权力不在人民手中,而是在大资本家手中。民主失灵根本上是由于资本主义专制导致的政府失灵或国家失灵。对此,西方一些评论家指出,“失败国家”这个词过去被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头上,如今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正在成为“失败国家”。可见,现代资本主义在走向隐形专制的途中,正在制造和扩大自己的反对力量。来自阿根廷的新任罗马教皇在2013年著书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宣扬的自由民主是虚假的,“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专制制度,资本主义是劫掠穷人的经济。”西式民主的这套坐标系在其内部出现错乱和颠倒,促使一向推销西式民主的福山也反戈一击,开始借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来说美国政治,建言“美国需要人民民主专政”,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认为中国的制度模式是“正确的和成功的”。

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专制

为什么原本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概念,反而被资本主义文化机器据为己有,注册为自己的专利呢?资本主义塑造的所谓自由民主普世话语体系,又是如何对人们思想和思维进行专制和钳制的呢?

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战略是着力在全球层面打造一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其核心是用自由、民主、平等,也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评价体系,来覆盖、转换、替代过去为人诟病的“资本主义”一词,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洗名工程,给“资本主义”披上新衣,以在国际政治中抢占道德制高点。资本主义文化专制机器和文化殖民主义制造出“会说话的奴隶”还不够,还要制造出“会识字的文盲”,从思想上把人带往奴役之路。

其思想专制体系核心是一整套普世价值的叙事、评价和规训体系,这套体系制造出一整套绕口令式的“八股”自由民主理论,企图将世界的思想一致化、统一化、格式化,彻底形成对人精神上的奴役。一旦你进入其压制性的叙事逻辑,并按照其叙事逻辑来思考,你的独立自由思考之灵魂就会被逐步摄取,被愚化为“会识字的文盲”。它在实践中的传销步骤很有规律性、非常程式化:你有问题求助于它,它会说是因为你没有民主;你按照它打包贩卖的选举模式没有解决问题,它会说你没有市场;你按照它的市场模式把经济搞糟了,它会说你是因为没有自由;你按照它的自由模式仍然失败,它会说你没有宪政;你按照它的宪政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国家和社会出现动荡、回天无力的时候,它会说你没有执政能力;你向它求救时,它已经撒手不见、无影无踪了。此时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来维持秩序的外来军队和商人。

这类闹剧近几十年来有规律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频繁上演。一些西方人面对霸权国家频繁的对外专制性干涉,自己都不得不感叹,“如果资本主义真的是那么讲民主、爱自由、重平等的话,20世纪的世界本不该是那样的。”

世界上一些国家就是不信它这个邪,坚持走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你要是走自己的道路,与它不同,它会说你是异类,是自由民主的对立面;你要是走成功了,它要么将你的功劳记在它的民主传销簿上,要么假作沉思不解状:为什么专制制度也能搞好经济,使民生改善呢?你要是在物质力量上超越它,它会说你只会制造,没有思想,甚至干脆倒打一耙,给你贴上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标签,大加挞伐。总之,只要你潜移默化接受这套教条的八股式自由民主理论,哪怕你已经在民主政治道路上取得了成就,都会丧失信心,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不民主的,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的民主。

如此看来,发展中国家必须从这套教条、愚民、文化殖民主义色彩的普世价值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将自身国情与一般治国理政原理结合起来,探索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升级换代赋予新的生机。实践证明,西式民主的这套坐标系,俨然成了一些国家政治发展失败坟墓上的十字架。面对西式民主输入给一些国家带来的政治、社会、经济、民生上的动荡折腾,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治国理政和民主政治的中国式智慧。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就此坦言:“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

西式民主在内部失灵以及外部推销过程中制造出的动荡,与中国民主政治和制度模式取得的成就形成了强烈对比,民主政治的坐标系正在发生位移。一种内生的、新的制度模式在喷薄而出的时候,外来的概念或者旧模式中的概念是解释不了的。2014年3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会见习近平主席时说:“认识中国不能套用德国的标准。”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的民主政治坐标是聚焦在中国的历史资源、文明自强、制度自信和实践自觉基础上刻画出来的,只有也惟有在这个坐标系下,才能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的进步。

人们在赞扬中国的经济成就时,大多忽视经济成就背后的民主制度优势。实际上,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是辅车相依的。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建设上各有成就,但因为背后民主政治安排的根本不同,决定性地导致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范围在1%和99%上出现差别。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没有一种制度能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那样,仅在30多年时间内就带来6.8亿人脱贫的成就,这个成就不是在对外掠夺基础上取得的,而是在内生制度创新和全体人民勤奋工作的基础上取得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取得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取得的。中国道路的制度之谜为国际学术界所着迷,媒体就此评论说:“这是一个保持了自己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开这个谜,哪怕是说清楚其中的一小部分,都有可能会成就世界级的理论建树。”

确立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并不是说用自己的政治坐标要求别人,而是要用自己的民主政治坐标定位自己,以坚强的制度自信指引自己的发展道路,用自己的政治话语将中国民主政治的道理讲清楚。坐标系的不同,看问题的方式和结论就会不同。按照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那些自诩为民主榜样的国家,就会成为不那么合格的民主国家:按照中国“一届接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两党制或多党制下的“一届隔着一届干”甚至“一届对着一届干”是低效率的治国理政方式;从2013年以来中国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种上下相互监督的有序民主生活实践,在一些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政府在对政企关系作严格约束和规范、保护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时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在2014年4月2日判决进一步鼓励财团政治捐款、助长“钱主”;按照中国重大决策和规划广泛听取各界人士意见的协商民主制度,一些国家两党制下排斥对手意见的决策,最多只能算是小集团内的分裂式协商制度;中国认真倾听各国对中国发展合理建议的时候,有的国家却居高临下,以网络专制大肆监听,侵害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国际上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有的国家在外交上口口声声喊民主,但遇事行事却从不与人商量。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对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协商内涵印象深刻,直言“中国的协商民主要比西方的议会民主更具有优越性”。

自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中国的民主政治有自己的自由坐标。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深深地嵌入文明、历史和实践生活之中,比资本主义宣扬的狭隘自由观要更为广阔。讲自由的话,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最大的自由。国家独立自主之不存,个人自由焉附?近代以来的中国,惟有体会到在资本主义专制体系中受奴役和殖民的滋味,才能深知国家独立自主是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自由。没有国家独立自主这个自由,无数个人只有沦为被殖民被奴役被欺凌的不自由,自由的这个本来含义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理解的最珍贵的自由。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在社会层面也有对自由的独特贡献,它始终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结合的层面理解自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宣扬的自由,对人类文明带来两大恶果和创伤,一为损人不利己,导致一个人人皆输的社会结局;二为损人利己,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干涉专制横行、弱肉强食、社会对立、文明冲突的结局。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这种自由不正是建立在别人不自由的基础上的吗?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资本主义自由观以“利己不损人”来诠释自由,英国的自由派理论家埃德蒙•伯克高呼“光是对自己有利又不践踏他人利益的事,一个人就有权去做!”但这种自由不可能到达社会和谐的更高境界,因为它仍然停留在抽象的个体自由,且这种“利己不损人”的自由导致社会冷漠、公德阙如、互助殆失。

自由在中国文明中真正之精髓,既有“个人活力迸发不逾矩”的含义,更有惠己及人的含义。正是由于拥有对自由理解之文明、历史、社会主义制度资源,才带来了当代中国个人活力竞相迸发与社会团结互助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共进势头。人类政治文明要迈向一个更高阶段,非得在自由的理解上有一个关键的突破不可。加拿大女王大学的华裔荣休教授梁鹤年在比较中西文明时说,西式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的膨胀把人人平等挤出去了。西方的有识之士也明白这是个不可持续的局面,他们极想找到一套可以平衡个人与人人的文明范式”。作为“仁者之梦”的中国梦,中国人在自由的大我和小我上的对等统一式智慧,能够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出路提供借鉴。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说过很精辟的一段话:“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的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作为一个政治文明古国、政治文化强国、政治思想大国,社会主义中国在内政外交上对民主政治的求索,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今世界提供了中国式的智慧和方案。国际思想界“向东看”的趋势与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之间的相互呼应,必定会给人类民主政治文明的升级换代带来新生机。

(本文刊于《求是》2014年第11期。作者: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5109725
中宣部長劉奇葆:西化就是「邪路」
    回應給: lukacs(lukacs) 推薦0


lukacs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中國夢」引發中國大陸左、右再爭,但中共機關刊物「求是」雜誌最近接連發出包括中宣部長劉奇葆演講等專文定調,指「中國夢」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思想西化就走上邪路。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中國夢」,多次談到依法治國,指「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再度引起大陸左、右派辯論。

     外界對習近平政治觀是左是右各有解讀,但中共中央宣傳部近日已透過「求是」雜誌數篇文章定調,其中又以「求是」最近刊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14日在「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審工作會議」上的談話全文,最為明顯。

     「求是」刊登劉奇葆上述題為「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有力理論支援」的演講全文說,中共18大精神的核心,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劉奇葆強調,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要和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深刻闡明中共的理論創新成果,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

     在講稿中,劉奇葆還指出,「現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活躍複雜,各種社會思潮競相發聲,深層次思想理論問題不少,在一定範圍內產生了影響,迫切需要加強正面引導、深度引導。」

     因此,劉奇葆要求黨員幹部,要以正確立場、鮮明觀點和堅定態度,「對各種錯誤思潮和觀點進行深入辨析和有利批駁,幫助人們釐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堅定不移地鞏固和壯大主流思想輿論」。

     「求是」另兩篇文章也提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封閉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幟的邪路,都是死路一條,都將使中國夢落空…,思想西化,黨和國家就會走上邪路。」1020602

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1/132013060200580.html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4968452
溫家寶: 建設「富強、民主、和諧、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國家」,「實現人的平等自由」
推薦1


lukacs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文章推薦人 (1)

沙包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邀到清华大学看望师生,并在学校大礼堂发表演讲。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随后,温家宝走进清华大学大礼堂,礼堂内座无虚席。面对1000多名学生,温家宝发表了演讲。他首先从清华的校训讲起。他说,1914年11月梁启超先生第一次来清华作演讲时引用《易经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勉励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梁先生的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校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成了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的品行,是古代先人的智慧和境界,它深深地融入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的身心意识中,使其刚健而不屈,独立而不倚。“厚德载物”就是要像大地那样广博宽厚,容纳万物,就是要加强道德修养。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内忧外患,历经磨难,仍得以繁荣昌盛,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品德。清华大学历经百年沧桑,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在老一代清华人的身上,充满理想主义的情怀,他们不仅有着卓越的才智,而且满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坚韧,表现出为国家和民族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今天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承担着将来建设国家的重任。怎样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在回顾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后,温家宝说,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真正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平等。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4870179
溫家寶:要提倡富有生氣、不受約束、敢於發明和創造的學術自由
    回應給: lukacs(lukacs) 推薦1


lukacs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文章推薦人 (1)

沙包

新華網北京6月12日電(記者吳晶晶)“我主要是和大家談談心,談談我對一些重大科技問題的思考。”1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國科學院第十六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會上為兩院院士作報告。

 

溫家寶首先回顧了和科技界的交往。他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就開始聯繫科技工作,和許多老科學家結下了深厚友誼,經常向他們請教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他們也願意跟我說心裡話。我深知,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沒有中國的明天。

 

接著,溫家寶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引用大量事例,從對科技體制改革的探索、制定實施重大科技發展規劃、推動實施重大科技行動、關係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科技問題、積極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挑戰等五個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

 

在談及對科技體制改革的探索時,溫家寶首先回顧了1987年對“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調研。1980年,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一批科技人員組成了“北京先進技術服務部”。幾年後,中關村地區各種類型的科技企業如雨後春筍,越來越多,形成了“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溫家寶說,1987年12月,中央書記處決定,由我負責組成聯合調查組進行調研。調研的結論是,中關村的新型科技企業使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解決了多年沒有解決的科技與經濟脫節問題;科技人員收入普遍提高,解決了企業的經濟效益問題。更重要的是體制變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中央肯定了調查組的意見,同意籌建“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20多年過去了,中關村已有近2萬家高新技術企業,擁有一大批核心技術,誕生了一大批創新成果。溫家寶說,在聯繫科技和相關調研中,我越來越感到必須高度重視企業的科技發展和創新。科技體制改革的關鍵,就是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企業不僅要成為科技成果產業化的主體,更要成為技術研發和創新的主體。

 

溫家寶說,這些年來,我們堅持以推進科技創新為動力,著力解決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域和直接涉及民生的重大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推廣問題:一是圍繞糧食安全和農業發展,推進農業科學技術創新;二是圍繞解決資源環境約束和可持續發展,推進高新技術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三是圍繞重大疾病預防控制和公共衛生,推進衛生健康科技創新;四是圍繞應對氣候環境變化和防災減災,推進環境生態科技創新。

在談及積極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挑戰時,溫家寶說,當今世界正處於新科技革命的時代,新產業革命初現端倪,一些重要科技領域顯現出發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新科技革命將依賴現代化進程和國際競爭的強大需求拉動,也必將與新興產業發展更加密切融合、互相促進。2009年3月,正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最艱難的時刻,國務院決定調整優化科技重大專項和國家科技計畫財政投入結構,2009年、2010年兩年中央和地方財政集中1000億元,加強科技創新。在應對危機的一攬子計畫中,支持自主創新的投入占到5%以上。我們必須目光遠大,把握機遇,在這場競爭中努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溫家寶希望兩院院士和科技工作者清醒認識我國科學技術總體能力和水準存在的差距,增強責任感、使命感和憂患意識。他說,要提倡富有生氣、不受約束、敢於發明和創造的學術自由。學術研究要鼓勵爭鳴,因為只有爭鳴才能激發批判思維。批判思維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精神狀態,是一種獨立思考精神。要尊重個性,一個沒有個性的社會是沒有生命力和創造力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否繁榮昌盛,關鍵在於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創造潛力和獨立思考精神能否得到發揮。要把培養和發現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放手讓青年人施展才幹。科學的重要發現許多出自青年,必須為青年人成才創造條件。知識是無可窮竭的,要提倡青年人敢於發現和提出問題。我們要把培養創新型人才作為教育發展的重要目標,這需要從娃娃抓起。他還希望兩院院士重視和親身參與科學普及工作。他說,科普工作不僅是傳承科技薪火,更重要的是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提高全民族科學素質。一個普及科學的民族,才能真正擺脫愚昧和迷信;一個崇尚科學、具有科學精神的民族,才能真正有生機和希望。

溫家寶對院士們說,堅持科學民主決策,是政府工作的基本準則。重視聽取專家的意見,是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重要體現。希望廣大科技工作者利用專業知識和學術專長,多為政府工作出謀劃策。

 

在持續100多分鐘的講話將結束時,溫家寶說,我從各位院士身上學到了許多知識,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謝。希望各位院士今後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劉延東、路甬祥、韓啟德、桑國衛、王志珍和宋健、徐匡迪及1200多位兩院院士出席報告會。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4834715
習進平黨校重要講話:領導幹部要讀點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共黨史
    回應給: lukacs(lukacs) 推薦0


lukacs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强调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新华网北京9月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今天出席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讲话。他强调,学习和总结历史文化,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不断提升领导工作水平。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这是我们党90年来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继承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经受住“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入了解我们伟大祖国经历的刻骨铭心磨难、我们伟大民族进行的感天动地奋斗、我们伟大人民创造的彪炳史册伟业,深刻认识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前辈共产党人建树的优良革命传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党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伟大辉煌,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也世所罕见。认识党的光荣伟大,不仅要充分认识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了光荣伟大的业绩,而且要充分认识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中披荆斩棘、不断开辟胜利道路所展示出来的巨大勇气、巨大智慧和巨大力量,进一步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出席开学典礼。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主持开学典礼。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党校负责人以及2011年秋季学期全体在校学员、党校教职员工,共2200多人参加开学典礼。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4818317
基層人大選舉,非中國共產黨提名之獨立候選人全數封殺
    回應給: lukacs(lukacs) 推薦0


lukacs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基層人大選舉/無法容忍雜音 讓台灣人心寒
 

「勾結外國(敵對)勢力」,是大陸部分官員經常按在反對或不聽話人士頭上的大帽子。為了不讓校方找到藉口,造成困擾,喬木在選前再三推辭所有境外記者約訪。但他一直想不透,這只是個單純選舉,也從未接受境外人士幫助,為何最後變成他「勾結外國勢力」?

喬木想不透的應該還有低估了「組織」的能力與操控力,在大陸,任何人想挑戰官府與權威,是難上加難,幾乎不可能的事。

北京外國語大學選區的特殊性,讓喬木方便且快速地找到師生選民,得以直接對話、訴說政見,很快贏得選民的好感,比其他那些根本不知選民在哪裡的獨立候選人占有地利之便。

喬木從投入選舉之初就成為各界關注、媒體觀察的目標。原本校方認為他會適可而止,到已嚴重威脅校方內定人選後,校方終於採取「警察手段」,逼迫他與支持的選民屈服。

諷刺的是,中央電視台這兩天一直播報介紹基層人大選舉公開、公平的制度,要選民好好珍惜民主權利、莊嚴投下一票。

喬木不是一般候選人,他是擁有高學歷和高知識的博士教授,他提出的政見理念可供選民參考與公評。我們寧願相信,北京期待建立選賢與能的環境,讓候選人提出政見,由選民來評斷。

但個別校方或單位的作為不僅違規、違法,扼殺眾多獨立候選人權利與選民的選擇機會,對多數看在眼裡的學生更是不好的示範,讓他們對真正的民主失去希望。

在北京將選出的四千三百多名基層人大中,即使一個喬木能當選,影響也有限,但當局的手段,已形同無法容忍非出自官方指派的候選人,看在台灣人眼裡,膽顫又心寒。

面對今天的選舉結果,即使喬木沒當選,他已努力過;對參與的學生來說,他們將體會到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對校方來說,他們也會發現,選舉想一手遮天已愈來愈難。

【2011/11/08 聯合報】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08/c_122248434.htm

2011北京市各區縣人大代表換屆,選區2257個,合格選民900萬人,應選4349人,候選人僅6615人,顯示至少一半的名額是等額選舉產生。以八成投票率計算,每人當選所需過半票數不足1000票。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不用說了。這樣選出的人大代表,還包括軍隊、政府幹部等必然當選者,根本無法監督區縣政府。選舉只是浪費經費而已。

北京的選舉
 

中華民國正在進行總統及立委選舉,對照前天北京舉行的區縣及鄉鎮人大代表選舉,即可看出兩岸民主程度的天壤差距。

大陸的基層人大代表候選人,大多由政黨及機構推薦,但依法只要有十人連署,即可登記為「獨立候選人」;且在選票上設有「另選他人」一欄,在理論上選民可自行填上任何自己想選的人。這些設計乍看皆是民主發展的巧門,但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十人連署不難達成,此次北京區縣即有二十餘人取得「獨立候選人」的身分,但立即成了被盯上的異類目標。因依法不得有「競選」活動,「獨立候選人」的拜票動作一大,立即被包圍,這次幾位大學老師出來登記「獨立候選人」,部落格、微博皆遭封殺,甚至被叫到派出所問話。待當局認定某「獨立候選人」略有幾分氣候,就搬出「候選人數不得超過應選名額一倍」的法條,由「選民小組代表」逕自將「超額」刪去;如此,這次北京區縣的二十餘名「獨立候選人」就自選票上除名消失。

有人或許認為,選票上還有「另選他人」一項,仍可實現選民的自由意志;但既規定不得「競選」,「他人」如何成為選舉焦點?且自填「他人」姓名,選民亦怕筆跡留下恐怖線索,所以迄今沒有「他人」當選的紀錄。那麼,能不能就填上被篩掉的「獨立候選人」為「他人」呢?不行,因為已經除名。

回頭看這樣的設計,從利用「獨立候選人」找出異類目標,到「另選他人」不得選被除名的「獨立候選人」;如此的「中國特色」,簡直是天羅地網,滴水不漏。試問:這套辦法到底是要「選」人大代表?還是藉以「選」出異類加以撲殺?

以中華民國的總統直選,對比北京基層人代選舉,即知兩岸的阻隔不在海峽之深,而在民主差異之大。

【2011/11/10 聯合報】



本文於 修改第 4 次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732&aid=4742364
頁/共4頁 回應文章第一頁 回應文章上一頁 回應文章下一頁 回應文章最後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