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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前重要文件存參:俞可平論增量民主與政治進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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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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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洛卡其按:西馬平反!

本文發表於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台灣與美歐研究中國「民主化」的專家們,若仍是用「老辦法」解讀,將來一定還要繼續摔破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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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解放思想與政治進步  北京日報 

 

http://news.163.com/07/1003/01/3PRHCHNL000121EP.html

 

胡錦濤同志625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在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麼,我國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中國政治的未來發展趨勢是什麼?這裏圍繞這些問題談些看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治領域產生了法治人權以人為本等許多新的思想觀念,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胡錦濤在“6?25”重要講話中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可以說,思想的解放和意識形態的創新,是社會政治進步的重要動力。鄧小平同志認為,思想觀念的變化是中國全部改革事業的前提,他說:“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中國20多年的改革事實充分證明,思想觀念的變革,與社會政治的進步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的碰撞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就大的方面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最大的理論創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就政治理論而言,以下這些新的觀念,既是對傳統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以人為本

 

1949年後以人為本一直被當作是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主要觀點而遭到嚴厲的批判,人們在放棄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同時,也放棄了以人為本的觀念。隨著對人道主義和以人為本的徹底否定和政治性批判,階級鬥爭的觀念進入社會的每個角落,直至進入家庭,進入工廠,進入學校。我國傳統的優秀道德被許多人遺棄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友愛和信任開始喪失。人們對階級敵人哪怕表現出絲毫的同情與憐憫,也會被認為是階級立場不穩而受到政治上的批判。人們偶爾宣洩一下潛藏在身上的浪漫之情,立刻就會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而受到遏制。其結果是,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開始受到嚴重的扭曲。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一些有責任感的理論工作者開始重新提倡以人為本和人道主義的價值,但是可以想像,這些聲音一經出現,便遭到了嚴重的政治壓力,不少人曾經因此而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

 

但是,政治的壓制並沒有完全消除理論界對以人為本的呼喊。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以人為本再次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強大聲音。到了21世紀,以人為本的觀念終於融入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形態,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正式被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宣佈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政治發展目標,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出發點,這標誌著以人為本從知識界的一種理念轉變成為黨和政府的政策依據。2007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再次確認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性觀點,將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視為人類理想社會的本質目標。
 

人權。

 

以人為本的命運相類似,人權的觀念也一度被當作資產階級權利和意識形態而為我們所拒斥,並且在長時期內受到政治性的批判。對人權思想的批判在實踐上直接導致了對公民人權的漠視,最令人震驚的現實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對人權的嚴重踐踏。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呼籲人權,積極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並介紹西方的人權理論,但這種努力立即遭到了傳統理論勢力的嚴重阻礙,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宣導者也幾乎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然而,這種困難並沒有能夠阻擋我國理論界有學術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知識份子對人權理論的探求。20世紀90年代後,一種旨在弘揚人權的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開始流行,並影響主流意識形態。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人權觀念開始進入黨和政府官方的政治話語體系,2003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建議將保護公民人權寫進國家的憲法,20043月,全國人大以高票通過中共中央的這一建議,這一條款順利成為憲法條文。這是人權的觀念轉變為保護人權的法律和政策的最好例證。
 

法治。

 

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人治傳統的國家,十年文革最慘痛的教訓之一,就是必須從人治走向法治。改革開放後,黨和政府開始強調法制依法治國”(rule by law)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將民主與法制並提。20世紀80年代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宣導法治以法治國”(rule of law)法制法治,或依法治國以法治國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強調嚴格依法辦事和依法行政,後者除了強調依法辦事和依法行政外,更強調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法治的觀念一開始就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20世紀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領導人就開始提出,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也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活動,黨組織及党的領導人也不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20世紀90年代後,法治的概念開始正式進入政府官方檔,並且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長遠目標。這一過程的標誌是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

 

十五大的政治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久,這一目標又被寫進我國的憲法,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轉變為國家的政治目標。本屆政府又進一步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國家的目標更加具體化,並且表明政府將在實現法治國家的道路上起表率和帶頭作用。
 

私有財產。

 

在我國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被認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而公有制又被簡單地等同於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以,公民的私有財產長期不被鼓勵,甚至受到法律和政策的歧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推行,越來越多的理論工作者開始爭取非公經濟和私有財產的合法地位。然而,即使在改革開放的10多年後,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仍然是理論討論的禁區或敏感區,一些人甚至因此受到政治上的歧視。

 

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後開始發生實質性變化,私有經濟更多地以民營經濟的面目出現於理論界,並深刻地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黨和政府開始鼓勵民營經濟或私有制經濟。21世紀後,理論界關於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應當獲得與公有經濟和公有財產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呼籲,再次深刻地影響中央高層的決策,並開始演變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這方面的典型實例是,中共中央2003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的修改憲法建議中,明確地提出了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條款,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將這一建議正式轉變為憲法條文。經過廣泛討論和爭論後於2007316通過的《物權法》則明確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意味著,國家像保護公有財產一樣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
 

政治文明。

 

改革開放後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黨和政府就提出了建設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這兩大基本目標。物質文明的主要涵義是經濟的發展,精神文明的主要涵義是文化教育的發展。一些理論工作者當時就發現,這兩大基本目標沒有包括政治民主,因而是不全面的。其中的少數人在20世紀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提出,應當在兩個文明之外,加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90年代末,政治文明的話語開始進入黨和政府的主流話語體系,2001年党的最高領導人首次使用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原來的兩個文明被擴充為三個文明,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終於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的基本目標。宣導政治文明,實質上就是宣導民主和法治。
 

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也稱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其實質是民間組織和民間關係的總和,是相對獨立於國家和政府的民間公共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但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在我國事實上一度被視為資產階級社會,它最初被譯成市民社會。在一些人看來,宣導公民社會似乎就是宣導資產階級社會,就是提倡與政府作對。

 

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一些學者就開始宣導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在引起熱烈討論的同時,也遭到了一些政治性批判。但改革開放後,相對獨立的民間組織大量湧現,這一事實必然要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來,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承認公民社會存在的事實。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後,我國學術界發起了一場關於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討論,這一討論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人們對待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拒絕公民社會轉變為接受或默認公民社會。這樣,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的現實和觀念首先在學術界取得了合法性。19986月,民政部正式將原先主管社會團體的社團管理司更名為民間組織管理局,這意味著民間組織正式得到了政府官方的認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中共十六大後,黨和政府日益重視包括民間組織、行業組織和社區組織在內的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並且開始強調改革和完善社會管理體制。這意味著黨和政府事實上已經將公民社會的存在及其作用視為重要的決策依據。
 

和諧社會。

 

強調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是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改革開放前,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誰要是否定或反對階級鬥爭,誰就會受到嚴厲的批判。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突破性舉措,就是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為經濟建設,但是,從淡化階級鬥爭轉到宣導社會和諧,仍然經過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思想歷程。儘管和諧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內容,但直到本世紀初,我們才正式看到黨內極少數理論工作者開始正式宣導社會和諧,並視其為社會文明的主要特徵。不過,和諧社會的思想在本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一出現,便很快受到中國新領導層的重視,並上升為黨的新的戰略目標。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長遠目標時,首次提出了要使社會變得更加和諧的重要內容,2004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2006年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則專門通過了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
 

全球化。

 

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在西方學術界成為熱點問題後不久,一些中國學者就開始進行全球化研究。但在當時,至少面臨著兩個方面的激烈反對和批判。首先,一些學者指出,全球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設立的一個陷阱,全球化就是全球資本主義,換言之,在他們看來,宣導全球化也就是宣導資本主義化。這在中國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其次,甚至一些贊同全球化研究的學者也認為,只存在一個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而不存在一般的全球化過程,特別是,不存在政治的全球化趨勢。全球化雖然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但全球化確實是一個客觀的世界歷史發展進程,而且是人類歷史的一個整體性變遷過程。它首先表現為經濟一體化,但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人類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深刻的影響。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全球化在中國理論界已經從非主流話語轉變為主流話語,並且很快成為中國政府制定重大內外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中國政府積極參與WTO,實際上就是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事實證明,中國政府被公認是全球化進程的最大贏家之一。
 

中國政治的新發展,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政治意識形態的這些重大變化,直接導致了現實政治的變革。從民主治理的角度來看,意識形態的創新直接促使或極大地有助於中國政治在以下這些方面的重大變化。
 

其一,黨和國家開始適度分離,黨的活動被限制在國家法律範圍之內。黨和國家不分,黨與政府不分,是傳統政治的最大特徵。毛澤東把這種政治體制稱作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改革伊始,党的領導人就把黨政分開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一度甚至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經過20年的努力,我們雖然還沒有達到黨政分開的理想目標,但畢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打破了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模式。這方面最重要的兩個進展是:第一,中國共產黨自己正式宣佈,党不得淩駕於法律之上,必須在國家的法律範圍內活動,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二,党不再代替政府作為直接的行政管理機關。中共的十三大政治報告還專門論述了黨政分開,黨不得代替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職能,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党領導人民建立了國家政權、群眾團體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黨應當保證政權組織充分發揮職能,應當充分尊重而不是包辦群眾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並且重申,黨對國家的領導不是簡單的行政領導,而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
 

其二,依法治國,初步建立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悲劇之所以能在中國發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法制不健全,政治統治依靠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鑒於這一慘痛教訓,中國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在改革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法制建設,並且提出了建立法治國家的長遠目標。首先是修改憲法,並在1982年頒佈了新的憲法。接著開始修訂和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確立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規。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
 

其三,擴大直接選舉和地方自治的範圍。改革開放後,中國領導人把民主的重點放在基層,強調基層民主。在基層民主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發展當屬村民自治的廣泛推行。1989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在中國農村逐漸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國家權力機關不再直接管理農民事務,村長和其他村幹部完全由村民自由選舉產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居民的平均參選率在80%以上。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已建立起64.4萬個村民委員會。中國目前13億多人口中有8億多是農民,率先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對於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四,推行政務公開,提高政治透明度。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政務公開。所謂政務公開,即指黨政領導機關主動地、及時地向人民群眾公佈重要的政務資訊,特別是及時發佈與人民群眾利益相關的重要政策法規資訊和政務活動資訊。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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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以發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種錯誤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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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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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沙包

最近聽澳洲人報駐中國特派員Rowan Callick演講,他提到印尼自蘇哈托倒台之後迄今民主已頗上軌道,可是他在中國只要拿印尼做例子,聽者多嗤之以鼻。可知中國如走向民主轉型,能像印尼這樣已是謝天謝地,前世修來的福氣?(當然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

網上我找不到俞可平最近大文的全文;另請參閱洛副市長在"跨海發展黨組織"下林中斌演講報導

中新網331日電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在最新一期的《半月談》撰文《關於民主亟待厘清的六個關係》。文章指出,以發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種錯誤的思維。民主和民生是中華振興和共和國騰飛的兩翼,不可偏廢。

  文章稱,中國在全球的地位正前所未有地增強,尤其體現在經濟上:西方的發達國家都指望著中國能有更好的表現,爲克服全球金融危機做更多的事情,承擔更多的責任,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這既是一個危機,也是一個發展的契機,如果能有效地克服這場危機,中國的發展就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文章提出,要克服經濟危機,把經濟搞上去,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可能出現一些偏頗的問題,以爲其他就不重要了。民生重要,經濟重要,是不是社會和諧不重要?民主政治不重要?如果那樣的話,很有可能會犯大錯誤!文章稱,危機就是契機,不光是指經濟發展的契機,也是政治、社會發展的契機,危機通常考驗政治,也迫使政府做一些突破性的改革。

  文章分析了關於民主亟待厘清的六個關係:

  民主與法治:

  從根本上說,民主與法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互爲條件,不可分離,它們共同構成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礎。民主的根本意義是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憲法和法律對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談不上民主。若沒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權利就有可能隨時被剝奪,公民的政治參與就有可能破壞社會穩定,民主進程就有可能導致秩序的失控。法治的實質意義,是憲法和法律成爲公共生活的最高權威。任何個人和任何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必須服從法律的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樣的一種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條件下才能真正實行。因此,法治的真諦在於民主。說有民主就無法治,要法治就不能要民主,這是危言聳聽。

  民主與集中:

  通常把民主與集中作爲一個整體看待,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樣一種民主集中制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在這裏,民主與集中是同一個政治過程中兩個各不相同而又不可或缺的環節。可見,民主與集中作爲兩個環節,是從政治過程的意義上說的。但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制度,而不是一種政治過程。作爲一種國家制度的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統治。任何一種國家制度都需要權威,需要集中,需要秩序,需要服從。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民主政治同樣需要權威和集中。因而,無論從國家制度的意義上說,還是從政治過程的意義上說,把民主與集中對立起來,以爲講民主就是否定集中,或者要集中就沒有民主,都是極大的誤解。

  民主與民生:

  中共十七大既突出強調民生,把改善民生作爲各級政府的第一要務;又高度重視民主,把人民民主視作社會主義的生命。改善民生與發展民主是一種什麽關係?它們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爲促進的關係。既不能將這兩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將它們對立起來。不能認爲重視民主就勢必忽視民生,或相反,強調民生就勢必輕視民主。民主與民生並不相互排斥,民主促進民生,民生需要民主。對於單個的公民來說,經濟權益與政治權益都是其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對於整個國家來說,改善民生也好,發展民主也好,歸根結底,是爲了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民主和民生是中華振興和共和國騰飛的兩翼,不可偏廢。以發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種錯誤的思維。

  民主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普遍價值,有著共同的要素。但是,由於實現民主需要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不同的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可能極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國的民主都或多或少會帶有自己的特徵。例如,民主需要選舉、分權、監督、參與、協商、法治,這是其普遍性的一面。但選舉、分權、監督、參與、協商、法治可以有許多形式,僅就公民的選舉而言,就有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比例代表制與多數代表制,記名投票與無記名投票,等等,這是民主的特殊性。民主制是普遍與特殊的真正統一。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認爲世界上只有一種民主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反之,同樣不能只看到民主的特殊性,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就認爲根本不存在民主的普遍性,以民主的特殊性去否定民主的普遍性,認爲中國的民主與其他國家的民主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把民主當作西方國家的專利,簡單地否定民主的普遍性,正像簡單地否定民主的特殊性一樣,都是有害的偏見。

  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

  民主既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政治過程。真正的民主,應當體現在政治制度的各個方面和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從理論上說,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民主進行分類,比如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還有像我們通常所說的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事實上,不管對民主怎麽分類,如果從環節上看,兩個環節最重要,這兩個環節彼此不能缺失。第一個環節是民主選舉。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可人民對國家的統治一般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間接統治就離不開選舉。人類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另外一個更好的辦法,來代替選舉的形式,把最能代表人民利益並真正對人民負責的官員選出來。第二個環節就是決策,這裏面包含了協商民主。當一個官員被選舉出來後,一定要有一套制度來制約他的權力,讓他在決策的過程中能夠更多地聽取人民群衆、利益相關者及有關專家的意見。可見,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處於政治過程的不同環節,它們不能相互取代。那種認爲中國的民主是協商民主,西方的民主是選舉民主的觀點,是對民主的無知。

  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

  嚴格地說,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或主權在民,其本義只能是人民的民主。但民主可以存在於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群體,例如政黨領域和社會領域,於是便有政黨民主、社會民主、精英民主、階級民主等說法。由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是中國民主發展的現實道路。黨內民主是除基層民主之外,推進我國民主政治的又一重點。如果說基層民主是由下至上推進民主政治的話,那麽,黨內民主則是由權力核心向週邊推進民主。沒有黨內的民主,就意味著沒有核心權力層的民主。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這一命題本身就意味著,黨內民主不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標,人民民主才是最終目標。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因此,以人民民主去否定黨內民主,或以黨內民主去否定人民民主,都是對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的曲解。

  文章強調,之所以要把人民民主當作國家發展的根本目標,是因爲民主不是空洞的說教,它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和機制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權利,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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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全力學習胡的科學發展觀(沒有三代表鄧理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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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古士塔夫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9/25/content_10111652.htm

新华网北京9月25日电 人民日报9月26日评论员文章:

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论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9月19日重要讲话

    当前,全党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9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学习实践活动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标志着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正式启动。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科学分析了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深刻阐明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任务明确,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是指引全党搞好学习实践活动,推动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的纲领性文件。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全党同志必须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和党的建设状况出发,深刻认识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总体稳定,国际环境中对我国发展有利的因素不断增加。同时,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复杂多变。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不断提高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推动我国发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地朝着这个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当前,我国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果不抓紧采取措施解决,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坚持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样,我们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凝聚人民群众推动科学发展的智慧和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在不断改进中得到加强。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增加和党的队伍的变化,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课题新考验,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行动中去。这样,我们才能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就是要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全党更好地为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而团结奋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入到学习实践活动中来,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政治保证、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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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当选中国改革功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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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当选中国改革功勋人物 成唯一入围地方官员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8-09/28/content_10124714.htm

2008年09月28日 07:06:21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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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看望老百姓

    昨日(9月27日),备受关注的中国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荣获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奖。

    据了解,仇和是获此殊荣的唯一在任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也是唯一的省会城市书记。与仇和共同当选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的还有厉以宁、潘岳、何振梁、袁隆平、钟南山、杨利伟等。本次评选历时8个月,经过专家推荐、公众投票、媒体公示等多个环节,层层筛选,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广泛性。

    本次论坛由国家发改委指导,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改革报、中华网特别支持。

    论坛聚集了200多位省部级高层官员、商界领袖、媒体高层及学术届代表,力图搭建更加广泛、更高层次的交流平台,深入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重大领域内取得的宝贵经验,重点研讨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共享30年中国改革实践的成果。(记者 李桀)

    1996年7月,仇和任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不久出任中共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兼沭阳县委书记,大刀阔斧进行经济社会改革,率先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胡锦涛同志(时任国家副主席)对此作出长篇批示,随后任前公示制被写进《干部任用条例》,在全国推广。2000年底,他开始主政宿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致力实现“权力支配资源最小化、市场配置资源最大化”,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培养各级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让宿迁1/10干部离岗招商、轮岗创业;坚持“一保三放开”原则,保证义务教育健康快速发展,逐步放开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教育事业由“政府包办”转为“政府扶持、社会兴办”,使教育十分落后的宿迁很快成为苏北第一,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坚持“管办分开、医卫分开、医防分开、医药分开”原则,把竞争性医疗服务逐步推向市场,把政府应当做的公益性预防保健服务全力做好,迅速扩张了全社会医疗卫生资源总量,提高了优质资源比例,成为苏北乃至淮海经济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最快的地区。

    2002年初起,他开始推行干部引咎辞职制以及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做法,先后成功进行了乡镇党政正职、市县区部门正职公推公选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试点,在全国首开先河,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再次批示。同时,建立领导干部勤政廉政公示制度,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项创新举措受到中央纪委的肯定。此外,还结合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特点,探索出无理上访终结机制、信访听证制度等行之有效的经验,也在全国得到推广。主政沭阳、宿迁十年,大胆探索党委执政、人大督政、政府行政、政协参政、百姓评政、司法公正等领域的方式方法,寻求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对握,培育市场引导力,组织社会参与力,实行法制规范力,运用党政推动力,推进各项工作;改革传统的“发文开会”方式方法,形成“制度创新和社会动员”新路径;敢于打改革的时间差、开放的空间差、创新的信息差、治理的制度差,着力制度治理,将上级精神具体化、外地经验本地化、本地探索特色化、施政行为规范化,成为江苏制度创新成果最丰硕、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地区。

    2007年12月,仇和调任昆明市委书记,依然延续着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社会事业、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党内监督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公布了领导办公电话和职务分工,建立了最严格的问责制、最严厉的限时办结制、最严肃的服务承诺制、滇池治理河长负责制等169项制度,为昆明发掘了潜力、注入了活力、增添了动力。从沭阳到宿迁再到昆明,仇和始终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在探索中不断执著前行,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中书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仇和是荣获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奖的唯一在任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也是唯一的省会城市书记。与仇和共同当选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的还有厉以宁、潘岳、何振梁、袁隆平、钟南山、杨利伟等。(记者 魏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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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東屏:未必需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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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東協筆記─民主的弔詭
  • 2008-08-16
  • 中國時報
  • 【梁東屏】

     東南亞有十個國家,這麼多年來,標榜民主的幾個國家表現得似乎都不怎麼樣。如菲律賓、印尼、泰國。

     不久之前,菲國「社會氣象站」發表民調結果,指出現任總統艾若育是自該國於一九八六年回復民主以來聲望最低的領袖。

     事實上,二○○一年通過「人民力量」推倒前總統艾斯特拉達而上台的艾若育,除了上任初期之外,支持度一直呈現下降,但是一方面並無特別強勁的挑戰者,再加上利用在職優勢、選舉舞弊及有效籠絡軍方及天主教會等手段,雖然任期內風雨飄搖,她卻能在二○○四年連任,為期六年,如今儘管聲望低迷,倒並無立即下台的危險。

     艾若育穩若泰山,並不是因為反對她的人不多,而是菲律賓經過長達二十年沒有實效的「民主」洗禮,早已對國家失去信心,對政治人物的你爭我奪更是厭惡已極,他們只是消極地想逃離,不再對改變寄以希望。

     泰國也是區域內口口聲聲標榜民主的國家,然而自君主立憲以來,總理如走馬燈似的更換,從來沒有一位能夠作完任期。

     更弔詭的是,好不容易盼到位真正有能力的總理戴克辛,卻在他創紀錄地做完任期又連任之後,反對者發起死纏爛打的示威運動逼他下台,最後為虎視眈眈的軍方製造機會而發動政變,終於拉倒戴克辛。

     戴克辛的能力,充分顯現於他在被拉倒以及所領導政黨遭解散之後,都還能臥薪嚐膽,利用藉屍還魂的方法,讓由他的支持者組成「人民力量黨」重新執政,並且為自己鋪路結束流亡。

     結果雖然戴克辛再三表示他已無意於政治,事實上也無任何政治職位,但反對者還是衝著他進行示威,弄得甫上任半年多的政府還未來得及作出政績就搖搖欲墜。

     另個民主楷模印尼也好不到哪裡去。自蘇哈托於一九九八年倒台後,印尼已經進步到總統直選,可是十年間歷經了四位總統,卻始終沒見到什麼明顯的政績。

     最近一次的總統大選民意調查,竟然是最無能力的前總統美嘉瓦蒂拔得頭籌。美嘉瓦蒂在任期間從未接受媒體專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完全不知該如何應對。

     有意思的是,東南亞的首善之區卻是經常被西方人權組織、媒體批判為「不民主」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前總理、現任內閣資政李光耀不久前面對批評時就發表公開聲明,指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會不斷演變,但是這些改變不是為了滿足人權組織、非政府組織和西方媒體的要求」。

     他甚至直言表示,台灣依照西方國家所擬定的道路,由不同政黨執政,民進黨的陳水扁當了兩任共八年領導人,導致台灣停滯不前甚至後退,台灣社會也更為分裂。

     李光耀是區域內的元老級政治家,他說的話,應該有些咀嚼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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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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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鄉鎮增至三百個 中共考慮基層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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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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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試點鄉鎮增至三百個 中共考慮基層提速 列印 E-mail
2007/11/07, 週三

編按:10底出版的一期中國《瞭望》周刊刊登了署名郭奔勝的文章,文章強調,中央把鄉鎮直選試點增至三百個,並指這是中央考慮基層直選提速的標誌。

《瞭望》文章:擴大基層直選範圍的實踐

郭奔勝 
 
    基層和地方組織的試點和探索,為黨?民主制度創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為尋求推動黨?民主發展新路徑奠定思想和理論基礎

    "擴大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直接選舉範圍,探索擴大黨?基層民主的實踐形式",是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引人注目的一段論述。本刊記者注意到,這一新提法受到了黨?外人士的極大關注,有西方媒體甚至稱"這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更加成熟的標誌性突破"。

    社會和媒體的關切清晰反映了十七大報告贏得了共識。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黨的"直選"新向度,代表了一個以追求民主開放為己任的執政黨的執政向度,將使黨?民主的實踐更加活躍,反映了黨基於一個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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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前重要文件存參:俞可平論增量民主與政治進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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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沙包

 中國政治的上述這些發展,都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它們本身都屬於國內的政治改革。所有這些政治發展和政府創新,哪怕最初源于對西方文明的借鑒,也都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都是與中國具體的國情相結合的結果。中國政治的所有這些新發展,都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中國正在形成一種別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標是實現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既明顯不同于過去的傳統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更不同於西方的政治模式;相反,中國正在形成一種別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國共產黨把這種政治模式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標是實現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這種政治模式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通過增量改革來逐漸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因此,我把它稱為增量民主。我在這裏提出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八個方面的主要特徵。換一個角度看,這八個方面也將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主要趨勢。
 

其一,中國民主的發展將是一種增量式發展。中國的民主改革將以存量為基礎,即以已經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經驗為前提,具備充分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發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將與既定的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準相一致。按照增量民主的理論,旨在推進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須擁有現實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數人民群眾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這些改革應當最大限度地符合現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違背現有的憲法及其他基本法律。
 

其二,中國的民主政治將在漸進發展中有所突破。中國的政治發展在過程上是漸進的和緩慢的,但將不時有突破性的變革。根據增量民主的邏輯,中國的政治發展從總體上看將是漸進式的。這種漸進改革或漸進民主形成一種路徑依賴,它不能離開先前的歷史軌道,是歷史發展的某種延伸。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設,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種新的增長,是對存量的增加。這種新的增量,不是對存量的簡單數量增長,而是性質上的突破。突破性的政治改革並不是一種休克式的政治突變,它是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是長期積累性改革的結果,是一種厚積薄發。
 

其三,增量民主的實質,是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將著眼於調整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縮小社會成員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差距。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使更多的人,特別是基層的普通工人和農民及困難群眾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帶來的好處,將是未來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重點所在。
 

其四,動態的政治穩定將逐漸取代靜態的政治穩定。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須有利於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但增量民主所要達到的不再是一種傳統的以為主的靜態穩定,而是現代的以為主的動態穩定。動態穩定的實質是它絕不是像文革時期那樣的無序狀態,而是使秩序由靜止的狀態變為一種過程的狀態,達到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
 

其五,政治改革將持續推動公民的政治參與,形成一種有序的民主。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是人民的政治參與,人民的參與過程是實現民主的根本途徑。因此,積極鼓勵公民的政治參與,將是貫穿中國所有政治改革的一條主線。但是,公民的政治參與必須是合法的、有組織的和有秩序的。發展增量民主的基本途徑,就是致力於不斷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盡可能地將公民自發的、零散的、無組織的政治參與,納入到黨和政府主導的政治框架之內。
 

其六,推進民主與加強法治將是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從鄧小平開始,中國領導人一直認為,民主與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要建立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須實現從人治向法治的轉變,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所以,對於中國來說,法治的實現程度,幾乎也就是民主的實現程度。中國民主政治的每一步發展,都將離不開法治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理想目標是,把堅持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發展民主與建設法治,將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宣導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內容。
 

其七,培育公民社會,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讓民間組織更多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政府更加主動積極地與民間組織合作,共同管理社會政治生活,擴大公民自我管理的範圍,提高社會自治的程度,是民主治理的方向。因此,改革現行的包括社會保障體制、社會治安體制、戶籍制度和社區治理制度等在內的社會管理體制,扶持和培育公民社會組織,讓各種社會組織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和諧社會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其八,通過三條途徑,全面推進增量民主。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的民主政治將沿著以下三條路線圖穩步地向前推進:第一,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擁有7000多萬黨員,聚集了廣大的社會政治精英。沒有黨內的民主,中國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話。通過擴大黨內民主,推動全社會的民主,是推進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第二,逐漸由基層民主向高層民主推進。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中央集權傳統的大國推行民主,當然必須上下互動,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同時進行。但是,中國現階段民主政治的重點和突破口是基層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將通過基層的試驗,逐步向上推進。第三,由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不論何種形式的民主,都離不開人民對政府領導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人民政治選擇的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是由更少的競爭性選擇到更多的競爭性選擇的過程。中國的民主之路也將遵循這一規律。
 

總之,努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推進增量民主,完全符合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價值,是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不可變移的直接目標。 

主題鏈結 

中國近年來一些重大的政治進步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將原來的兩個文明被擴充為三個文明,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終於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的基本目標。
 

1997年十五大政治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久,這一目標又被寫進憲法,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轉變為國家的政治目標。
 

●中共中央2003年提交的修改憲法建議中,明確地提出了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條款,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將這一建議正式轉變為憲法條文。2007316通過的《物權法》則明確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意味著,國家像保護公有財產一樣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
 

●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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