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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前重要文件存參:俞可平論增量民主與政治進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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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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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洛卡其按:西馬平反!

本文發表於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台灣與美歐研究中國「民主化」的專家們,若仍是用「老辦法」解讀,將來一定還要繼續摔破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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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解放思想與政治進步  北京日報 

 

http://news.163.com/07/1003/01/3PRHCHNL000121EP.html

 

胡錦濤同志625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在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麼,我國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中國政治的未來發展趨勢是什麼?這裏圍繞這些問題談些看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治領域產生了法治人權以人為本等許多新的思想觀念,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胡錦濤在“6?25”重要講話中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可以說,思想的解放和意識形態的創新,是社會政治進步的重要動力。鄧小平同志認為,思想觀念的變化是中國全部改革事業的前提,他說:“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中國20多年的改革事實充分證明,思想觀念的變革,與社會政治的進步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的碰撞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就大的方面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最大的理論創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就政治理論而言,以下這些新的觀念,既是對傳統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以人為本

 

1949年後以人為本一直被當作是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主要觀點而遭到嚴厲的批判,人們在放棄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同時,也放棄了以人為本的觀念。隨著對人道主義和以人為本的徹底否定和政治性批判,階級鬥爭的觀念進入社會的每個角落,直至進入家庭,進入工廠,進入學校。我國傳統的優秀道德被許多人遺棄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友愛和信任開始喪失。人們對階級敵人哪怕表現出絲毫的同情與憐憫,也會被認為是階級立場不穩而受到政治上的批判。人們偶爾宣洩一下潛藏在身上的浪漫之情,立刻就會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而受到遏制。其結果是,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開始受到嚴重的扭曲。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一些有責任感的理論工作者開始重新提倡以人為本和人道主義的價值,但是可以想像,這些聲音一經出現,便遭到了嚴重的政治壓力,不少人曾經因此而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

 

但是,政治的壓制並沒有完全消除理論界對以人為本的呼喊。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以人為本再次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強大聲音。到了21世紀,以人為本的觀念終於融入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形態,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正式被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宣佈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政治發展目標,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出發點,這標誌著以人為本從知識界的一種理念轉變成為黨和政府的政策依據。2007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再次確認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性觀點,將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視為人類理想社會的本質目標。
 

人權。

 

以人為本的命運相類似,人權的觀念也一度被當作資產階級權利和意識形態而為我們所拒斥,並且在長時期內受到政治性的批判。對人權思想的批判在實踐上直接導致了對公民人權的漠視,最令人震驚的現實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對人權的嚴重踐踏。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呼籲人權,積極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並介紹西方的人權理論,但這種努力立即遭到了傳統理論勢力的嚴重阻礙,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宣導者也幾乎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然而,這種困難並沒有能夠阻擋我國理論界有學術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知識份子對人權理論的探求。20世紀90年代後,一種旨在弘揚人權的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開始流行,並影響主流意識形態。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人權觀念開始進入黨和政府官方的政治話語體系,2003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建議將保護公民人權寫進國家的憲法,20043月,全國人大以高票通過中共中央的這一建議,這一條款順利成為憲法條文。這是人權的觀念轉變為保護人權的法律和政策的最好例證。
 

法治。

 

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人治傳統的國家,十年文革最慘痛的教訓之一,就是必須從人治走向法治。改革開放後,黨和政府開始強調法制依法治國”(rule by law)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將民主與法制並提。20世紀80年代後,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宣導法治以法治國”(rule of law)法制法治,或依法治國以法治國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強調嚴格依法辦事和依法行政,後者除了強調依法辦事和依法行政外,更強調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法治的觀念一開始就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20世紀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領導人就開始提出,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也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活動,黨組織及党的領導人也不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20世紀90年代後,法治的概念開始正式進入政府官方檔,並且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長遠目標。這一過程的標誌是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

 

十五大的政治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久,這一目標又被寫進我國的憲法,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轉變為國家的政治目標。本屆政府又進一步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國家的目標更加具體化,並且表明政府將在實現法治國家的道路上起表率和帶頭作用。
 

私有財產。

 

在我國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被認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而公有制又被簡單地等同於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以,公民的私有財產長期不被鼓勵,甚至受到法律和政策的歧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推行,越來越多的理論工作者開始爭取非公經濟和私有財產的合法地位。然而,即使在改革開放的10多年後,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仍然是理論討論的禁區或敏感區,一些人甚至因此受到政治上的歧視。

 

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後開始發生實質性變化,私有經濟更多地以民營經濟的面目出現於理論界,並深刻地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黨和政府開始鼓勵民營經濟或私有制經濟。21世紀後,理論界關於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應當獲得與公有經濟和公有財產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呼籲,再次深刻地影響中央高層的決策,並開始演變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這方面的典型實例是,中共中央2003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的修改憲法建議中,明確地提出了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條款,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將這一建議正式轉變為憲法條文。經過廣泛討論和爭論後於2007316通過的《物權法》則明確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意味著,國家像保護公有財產一樣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
 

政治文明。

 

改革開放後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黨和政府就提出了建設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這兩大基本目標。物質文明的主要涵義是經濟的發展,精神文明的主要涵義是文化教育的發展。一些理論工作者當時就發現,這兩大基本目標沒有包括政治民主,因而是不全面的。其中的少數人在20世紀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提出,應當在兩個文明之外,加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90年代末,政治文明的話語開始進入黨和政府的主流話語體系,2001年党的最高領導人首次使用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原來的兩個文明被擴充為三個文明,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終於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的基本目標。宣導政治文明,實質上就是宣導民主和法治。
 

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也稱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其實質是民間組織和民間關係的總和,是相對獨立於國家和政府的民間公共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但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在我國事實上一度被視為資產階級社會,它最初被譯成市民社會。在一些人看來,宣導公民社會似乎就是宣導資產階級社會,就是提倡與政府作對。

 

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一些學者就開始宣導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在引起熱烈討論的同時,也遭到了一些政治性批判。但改革開放後,相對獨立的民間組織大量湧現,這一事實必然要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來,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承認公民社會存在的事實。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後,我國學術界發起了一場關於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討論,這一討論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人們對待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拒絕公民社會轉變為接受或默認公民社會。這樣,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的現實和觀念首先在學術界取得了合法性。19986月,民政部正式將原先主管社會團體的社團管理司更名為民間組織管理局,這意味著民間組織正式得到了政府官方的認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中共十六大後,黨和政府日益重視包括民間組織、行業組織和社區組織在內的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並且開始強調改革和完善社會管理體制。這意味著黨和政府事實上已經將公民社會的存在及其作用視為重要的決策依據。
 

和諧社會。

 

強調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是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改革開放前,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誰要是否定或反對階級鬥爭,誰就會受到嚴厲的批判。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突破性舉措,就是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為經濟建設,但是,從淡化階級鬥爭轉到宣導社會和諧,仍然經過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思想歷程。儘管和諧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內容,但直到本世紀初,我們才正式看到黨內極少數理論工作者開始正式宣導社會和諧,並視其為社會文明的主要特徵。不過,和諧社會的思想在本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一出現,便很快受到中國新領導層的重視,並上升為黨的新的戰略目標。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長遠目標時,首次提出了要使社會變得更加和諧的重要內容,2004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2006年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則專門通過了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
 

全球化。

 

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在西方學術界成為熱點問題後不久,一些中國學者就開始進行全球化研究。但在當時,至少面臨著兩個方面的激烈反對和批判。首先,一些學者指出,全球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設立的一個陷阱,全球化就是全球資本主義,換言之,在他們看來,宣導全球化也就是宣導資本主義化。這在中國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其次,甚至一些贊同全球化研究的學者也認為,只存在一個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而不存在一般的全球化過程,特別是,不存在政治的全球化趨勢。全球化雖然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但全球化確實是一個客觀的世界歷史發展進程,而且是人類歷史的一個整體性變遷過程。它首先表現為經濟一體化,但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人類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深刻的影響。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全球化在中國理論界已經從非主流話語轉變為主流話語,並且很快成為中國政府制定重大內外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中國政府積極參與WTO,實際上就是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事實證明,中國政府被公認是全球化進程的最大贏家之一。
 

中國政治的新發展,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政治意識形態的這些重大變化,直接導致了現實政治的變革。從民主治理的角度來看,意識形態的創新直接促使或極大地有助於中國政治在以下這些方面的重大變化。
 

其一,黨和國家開始適度分離,黨的活動被限制在國家法律範圍之內。黨和國家不分,黨與政府不分,是傳統政治的最大特徵。毛澤東把這種政治體制稱作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改革伊始,党的領導人就把黨政分開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一度甚至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經過20年的努力,我們雖然還沒有達到黨政分開的理想目標,但畢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打破了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模式。這方面最重要的兩個進展是:第一,中國共產黨自己正式宣佈,党不得淩駕於法律之上,必須在國家的法律範圍內活動,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二,党不再代替政府作為直接的行政管理機關。中共的十三大政治報告還專門論述了黨政分開,黨不得代替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職能,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党領導人民建立了國家政權、群眾團體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黨應當保證政權組織充分發揮職能,應當充分尊重而不是包辦群眾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並且重申,黨對國家的領導不是簡單的行政領導,而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
 

其二,依法治國,初步建立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悲劇之所以能在中國發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法制不健全,政治統治依靠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鑒於這一慘痛教訓,中國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在改革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法制建設,並且提出了建立法治國家的長遠目標。首先是修改憲法,並在1982年頒佈了新的憲法。接著開始修訂和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確立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規。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
 

其三,擴大直接選舉和地方自治的範圍。改革開放後,中國領導人把民主的重點放在基層,強調基層民主。在基層民主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發展當屬村民自治的廣泛推行。1989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在中國農村逐漸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國家權力機關不再直接管理農民事務,村長和其他村幹部完全由村民自由選舉產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居民的平均參選率在80%以上。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已建立起64.4萬個村民委員會。中國目前13億多人口中有8億多是農民,率先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對於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四,推行政務公開,提高政治透明度。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政務公開。所謂政務公開,即指黨政領導機關主動地、及時地向人民群眾公佈重要的政務資訊,特別是及時發佈與人民群眾利益相關的重要政策法規資訊和政務活動資訊。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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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長春說明十七屆六中全會文化體制改革決議起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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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com.cn/txt/2011-10/27/content_23736002.htm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有关问题向全会作说明。

一、关于全会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的基本考虑

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并作出决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党的十七大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战略部署,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全党全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开创了文化建设新局面。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以及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召开一次全会对文化改革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确定的重大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形势下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第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十二五”时期奋斗目标,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更加繁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纲要从推动科学发展的高度提出未来5年我国文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强调要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我们要顺利实现“十二五”时期奋斗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须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第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第四,切实解决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形势很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总体上讲,我国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同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还不完全适应,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也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动力在深化改革,出路在加快发展。我们必须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和更加有力的政策举措推动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总之,中央政治局认为,深入研究我国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关于《决定》起草过程

《决定》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4月下旬,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文件起草组正式成立。胡锦涛总书记在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对起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明了努力方向。中央要求,《决定》起草要充分发扬民主,注意吸收各方面意见,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为集中全党智慧起草好文件,4月下旬,中央就全会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认真组织学习讨论,共反馈意见121份。5月上旬,文件起草组组成8个调研组,分赴12个省市和部队开展调研。文件起草组还委托中央和国家机关29个部门开展专题调研,形成48个专题调研报告。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普遍赞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主题。文件起草组在充分吸收和采纳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文件框架提纲和《决定》初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审议,提出重要修改意见。经反复修改,形成《决定》征求意见稿。8月初,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决定》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这期间,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文件起草组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文化界部分专家学者意见。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征求意见稿给予高度评价,同时提出2112条意见,扣除重复性意见后为1498条。中央责成文件起草组对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予以认真研究。文件起草组对每一份报告都仔细研究,对每一条意见都认真讨论,对《决定》作出修改325处,并尽量压缩《决定》篇幅。

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再次审议《决定》。文件起草组根据这两次会议精神,对《决定》进行修改,形成了报送全会审议的稿子。

三、关于《决定》总体框架和布局

《决定》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共9个部分,分为3个板块。第一、第二部分构成第一板块,主要阐述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重要方针。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6个部分构成第二板块,主要部署文化改革发展重点任务。第九部分是第三板块,阐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在确定总体框架和布局时,我们注意把握以下3个方面。

第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宽泛,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把握文化范畴,重点研究部署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相对应的文化建设。对教育、科技、体育等领域,在与文化建设直接相关的问题上也有所涉及。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包括很多方面,每个方面也涉及很多任务,《决定》对这些任务作出全面部署,同时注重突出重点。

第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一项长期任务,既要抓紧推进当前紧迫的工作,又要对长期战略目标作出谋划。为此,《决定》既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长期战略目标,着力点放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上,努力做到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

第三,文化改革发展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问题,既要注重从理论上阐明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又要注重从实践上提出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综合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文化改革发展需要着力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进一步深化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全党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三是繁荣文化创作生产,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四是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我国文化总体实力。五是完善文化体制机制,增强文化发展动力和活力。六是加大文化人才培养力度,壮大文化人才队伍。七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决定》重点围绕上述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研究部署。

四、关于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决定》第一部分重点讲这个问题,从我们党重视和开展文化工作的实践和取得的成就、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文化改革发展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等方面阐述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作了3个层次的论述。

一是从5个方面回顾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推动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贡献。强调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二是用“四个更加”、“四个越来越”、“三个关系”集中阐述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强调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着眼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深入分析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决定》从8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文化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包括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

强调我们必须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要求全党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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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 推動以德治國,與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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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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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於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

    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202人,候補中央委員163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席了會議。党的十七大代表中部分基層文化工作者和從事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也列席了會議。

    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李長春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全會充分肯定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認為,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中央政治局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制定實施“十二五”規劃綱要,著力穩物價、調結構、保民生、促和諧,推動國民經濟繼續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推進党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為實現“十二五”時期良好開局打下了堅實基礎。

    全會研究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認為總結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和寶貴經驗,研究部署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對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全會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宣導者和發展者。我們党歷來高度重視運用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全會指出,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党始終把文化建設放在黨和國家全域工作重要戰略地位,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同發展,推動文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我國文化改革發展,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

    全會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當代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既要讓人民過上殷實富足的物質生活,又要讓人民享有健康豐富的文化生活。我們必須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全會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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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記錄片復興之路同一人的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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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之路的講稿,和胡錦濤的辛亥講稿,高度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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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在中共紀念辛亥百年大會上的講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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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10月9日電

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2011年10月9日)

胡錦濤

    同志們,朋友們:

    100年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党人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今天,我們隆重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深切緬懷孫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驅的歷史功勳,就是要學習和弘揚他們為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勵海內外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列強野蠻入侵,封建統治腐朽無能,國家戰亂不已,人民饑寒交迫,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見的深重苦難。在那個內憂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一切關心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人們無不痛切感到,要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就必須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對中國社會進行根本變革。辛亥革命的爆發,是當時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振興中華深切願望的集中反映,也是當時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而前赴後繼頑強鬥爭的集中體現。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站在時代前列,“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高揚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鬥爭旗幟,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政治綱領,率先發出“振興中華”的呐喊,希望推動中華民族擺脫封建專制統治和外國列強侵略,推動中國跟上世界發展進步的步伐、躋身世界先進行列。孫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實現了“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的誓言。在他領導和影響下,大批革命党人和無數愛國志士集聚在振興中華旗幟之下,廣泛傳播革命思想,積極興起進步浪潮,連續發動武裝起義,有力推動了革命大勢的形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雖然由於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但它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探索了道路。

    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為中華民族建立的歷史功績彪炳史冊!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奮鬥和壯烈犧牲的志士們永遠值得中國人民尊敬和紀念!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同志們、朋友們!

    辛亥革命後,接受這場革命洗禮的中國先進分子和中國人民繼續頑強探尋救國救民道路。1921年,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人民有了用先進理論指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中國革命出現煥然一新的面貌。

    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並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攜手合作,建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辛亥革命後屢遭挫折的孫中山先生,把中國共產黨人當成親密朋友,毅然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形成席捲全國的革命新形勢,給北洋軍閥反動統治以沉重打擊。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他的遺願,同一切忠於他的事業的人們共同努力、繼續奮鬥。經過20多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國人民終於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歷史新紀元。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孫中山先生關於建設人民享有民主權利和幸福生活的現代化國家的理想,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開展了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奮鬥,中國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譜寫了中國發展的輝煌篇章。當前,全國各族人民正滿懷豪情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團結奮鬥。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深切夙願,辛亥革命先驅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經或正在成為現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同志們、朋友們!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任重道遠。我們要緊緊抓住並切實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繼續團結奮鬥。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辛亥革命100年來的歷史表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找到引領中國人民前進的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國人民付出艱辛努力、作出巨大犧牲,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這條正確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核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深刻總結近代中國一切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經驗教訓,深刻總結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深刻總結世界各國實現發展進步的歷史啟示,符合我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一定要牢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奮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不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下堅實基礎。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高舉愛國主義偉大旗幟。辛亥革命100年來的歷史表明,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動員和凝聚全民族為振興中華而奮鬥的強大精神力量。熱愛祖國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創造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使中華民族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全體中華兒女的團結奮鬥,也是全體中華兒女義不容辭的職責。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一定要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鞏固和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鞏固和加強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大團結,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促進政黨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層關係、海內外同胞關係的和諧,廣泛凝聚中華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萬眾一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辛亥革命100年來的歷史表明,實現中華民族發展進步,不僅需要安定團結的國內環境,而且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繫在一起。中國過去、現在、將來都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積極力量。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一定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同志們、朋友們!

    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振興中華的宏願,應該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大陸和臺灣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當今時代,兩岸中國人面臨著共同繁榮發展、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應該成為兩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標。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我們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增強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促進兩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提升兩岸經濟競爭力,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不斷解決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問題,終結兩岸對立,撫平歷史創傷,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同志們、朋友們!

    回首中華民族百年奮鬥歷史,我們無比自豪。展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我們信心百倍。我們呼籲,全體中華兒女攜起手來,堅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努力作出無愧於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無愧於我們偉大民族的貢獻,在時代進步洪流中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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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模式vs 廣東模式:十八大前中共內部新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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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中國近期思潮交鋒的一些聯想
【泰國世界日報/社論】

每一屆中共代表大會的最後準備期,都伴隨著不同形式和內容的思潮交鋒,中共18大將在明年召開,此時此刻的中國出現一系列交鋒,不足為奇。比較有意思的是這些交鋒後面,布就的是怎樣一盤政治棋局。

說到中國近期思潮交鋒,人們直接的聯想,就是「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直接衝撞。這兩個「模式」的交鋒,既代表著左右兩個陣營,又牽扯到傳統政治與現實潮流,還有兩個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權位交手,確實夠典型。但也正因為如此,其實已失去深層的引領意義。

在兩個「模式」外,直接間接的交鋒甚多,比如對經濟宏調見效還是將會「硬著陸」的交鋒,圍繞毛澤東評價極左派與新自由派代表人物的交鋒等等,而其中最有震撼力的,可能還是圍繞人大代表選舉獨立候選人的交鋒,圍繞「異質思維」與「政治紀律」的交鋒。

先看圍繞人大代表選舉「獨立候選人」交鋒,簡單說,是在即將鋪開的區縣人大代表選舉中,一批有志的學者、作家、律師等等,決心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投身在這輪選舉之中,由之參與中國社會再造。這種事情,當然刺激起社會情緒的興奮,也激起權力階層警覺。人大常委會就以「法工委負責人談話」形式,精心安排在中央電視台上拋出「不存在獨立候選人」之說,企圖為這一選舉熱潮潑下冷水。

該篇談話由於對選舉法偷換概念,立時引來多方駁斥,但令人震驚的是,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發表文章「切實保障選民的被提名權」,說獨立候選人問題,是一些想當人大代表的選民依據《選舉法》規定尋求獲得提名,絕對不是違法行為。任何公民都可以通過努力,合法地當選為人大代表,這是憲法和選舉法賦予每一個選民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而北京市委主導的北京晚報,同樣載文反駁人大法工委。

再看另一場交鋒,是對有關公民社會的隔空論戰。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5月中旬在黨刊「求是」上撰文,說要警惕落入西方社會為中國設計的公民社會陷阱。6月初,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撰文回應周本順之論,疾呼黨政官員要鼓勵、支持公民社會發展,各級政府要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管理新局。

這場隔空論戰,引發有關社會管理創新、有關公民社會發展的討論,有的地方召開研討會專門討論,社會輿論圍繞著一系列社會事件,發表了不同的主張。

再一場交鋒更有意思,是有關思想與紀律。早在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異質思維」與包容心的評論員文章,引發社會熱議,5月25日人民日報出現署名「中紀聞」的文章,要求嚴肅中共「黨的政治紀律」,絕不允許發表與中央決定相違背的言論,黨員不准「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說三道四」。

據說「中紀聞」是來自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寫作班子,就在「中紀聞」文章發表後第二天,人民日報宣布其廣受社會歡迎的「關注社會心態」系列文章結束。但6月2日,人民日報再發文呼籲「在良性互動中尋求善治」。

這些交鋒,來自不同政治色調,有不同權力族譜。以俞可平與周本順的交鋒而論,學者出身的俞可平,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推動者;周本順來自地方官,發文前剛被揭出,他當年主政湖南邵陽市時,發生地方官歛財強搶民嬰換美金的大醜聞。

至於人大法工委發表有關代表選舉闡釋,理當經人大委員長點頭,人大委員長吳邦國3月剛發表反三權分立等「六個不搞」;而中共中央黨校的報刊,素有理論先鋒之譽,且在校長習近平直接領導下。同樣人民日報的重要評論,原則上要由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畫圈,中紀委要發重要文章,也得經中紀委書記賀國強過目。

這些涉及不同題目、來自不同因由的交鋒,看似各不相干,實則來自同樣的政治背景,那就是除了政治權威已在崩解外,中國新政治道路的選擇,新政治棋局的排定,正在交鋒中展現輪廓。

【2011-08-13/泰國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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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開煌: 解讀胡錦濤中共黨慶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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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中國時報  2011.07.06

名家-解讀胡錦濤中共黨慶講話

楊開煌

     今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的90周年中共黨慶講話,對照10年前江澤民在黨慶80周年的講話,就會發現今昔共產黨還是不同的。江澤民的「講話」以喊「萬歲」口號做結束,而胡錦濤則不興這套,相對而言,胡的「講話」比較簡約,且以未來的許諾作結,這反映出兩個人的性格。當然,更重要的是內容的差別。

     反省和作為並敘

     首先江澤民的「講話」是「前80年,後80年」,也就是以共黨成立的前後作為對比的基準,企圖以一個極簡單的邏輯,來「神格化」共產黨,完全是以主觀宣傳的手法來替代客觀歷史,代表江澤民的講話只是為了「政治教育」的需要。

     相對而言,胡錦濤則是將中共的發展歷程用3個30年來理解,各階段的主要任務是「革命」「建設」「現代化」,這是比較貼近事實的定位方式,而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成敗來串聯共產黨的發展。

     其次是江澤民對共產黨自身的問題和缺失講得太少,也不深入。胡錦濤完全扣緊黨的發展歷程,而且大多數是以反省和作為並敘,不迴避黨在執政過程中遭遇的問題,例如胡錦濤坦承中共黨內存在精神怠懈、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危機。胡認為中共會面對「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由此可見,當代的中共領導集體對中共自身的問題和困難有著深刻的認識。此種務實的態度表現在黨慶的文告上,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一種自信。

     其三是胡錦濤最後重點闡述了「青年問題」,這是中共的重要政治文件中,極罕見的,胡要求他的黨必須和青年增加雙向互動,這似乎點出當代共產黨某些遠憂:一是共產黨的理想不再是吸引大陸青年的志業,所以黨必須加強對青年的工作;二是一個90歲的黨不能表現出「老大」的心態,胡警告「我們絕不能也絕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還要保持青春活力。相對而言,江澤民時代似乎沒有發現類似的危機,也可以說這10年共產黨老化的速度,是令人吃驚。

     更務實也更自信

     從以上的對比,可見得胡錦濤的黨遇到的困難更多、更大,也更複雜,江澤民認為共黨的困境只在調整自身黨的馬、列屬性,「三個代表」的真正意義,在於轉變「階級政黨」為「全民政黨」,共產黨就可以繼續掌權、執政。

     但胡錦濤則遭遇內外情勢的巨變,必須與時俱進,因地制宜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甚至連鄧小平倡議的「發展」論,都必須向「科學發展」觀作調整,足見胡錦濤的黨對世界發展趨勢的把握,是相當快速、敏銳,在應變上也很穩重、到位。

     但中共畢竟是擁有8000萬黨員的大黨,個別領導的講話,不等於全黨幹部的覺悟,中央的憂患意識到了基層,可能只是幹部的「耳邊風」、「口頭禪」,所以縱使是中央對問題「認識到位,處置有力」,如果不能落實,一切都是空談。

     那麼當今中共的問題不在是否進行「政改」,是否學習西方的民主,而在是否落實中共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讀讀胡錦濤的「講話」,確實比江澤民更務實,也更自信。但是令人懷疑靠重要講話、靠深入學習會有效嗎?在胡錦濤的「講話」中似乎也沒有答案。

     (作者為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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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2011訪英再度宣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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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國的走向——在英國皇家學會的演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
(2011年6月27日,倫敦)

    尊敬的納斯會長,

    各位會員、各位使節,

    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應邀訪問久負盛名的英國皇家學會,深感榮幸。剛才,英國皇家學會授予我“查理二世國王獎”。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譽,也是對中國科技進步的肯定,同時也是中英兩國科技界友誼與合作的象徵。對此,我向你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英國皇家學會,是英國最高科學學術機構,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科學學會。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霍金等科學巨匠,為人類科技事業發展作出過劃時代的貢獻。在座的各位會員,同樣以自己的傑出成就造福社會。我向你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擔任中國總理以來,這是我第四次訪問貴國。這一次和上一次時隔兩年,感覺大不相同。2009年初,貴國遭受一場罕見的大雪,同時也經歷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煎熬。我從達沃斯到倫敦一路走來,感受到一種憂鬱不安的氣氛。我當時說,“信心比貨幣和黃金更寶貴”。如今仲夏的倫敦,人們又恢復了往日的從容和自信。我對貴國應對危機所作的努力和可喜進展,表示由衷的欽佩!

我要告訴朋友們的是,經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洗禮,中國前進的步伐更加穩健了。在這裏,我想說一件事。

    2008年5月12日,中國西南部發生毀滅性的特大地震。當時,我站在震中汶川的廢墟上,對前來採訪的中外記者說,“過三年再來,一個新的汶川會拔地而起”。三年過去了,我們一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一邊舉全國之力進行災後重建。上個月,我第十次來到震區,欣喜地看到:災區最漂亮的是住房,最堅固的是學校,最現代的是醫院,最滿意的是居民。我邀請在座各位朋友,有機會到中國汶川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們身臨其境,一定會為這裏發生的奇跡感到震撼,也會從中真實地感受到中國的生機和活力。

    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變化,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解讀;對未來中國的走向,人們也非常關注。我願意借今天這個機會,談談我的看法。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提出我國現代化進程分“三步走”的戰略構想。第一步,基本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第三步,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10年到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階段。“三步走”戰略的核心和本質,都是堅持以人為本,增進全體中國人的福祉。沿著這條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前進,中國必將會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

    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經濟發達、人民富裕的國家。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始終是中國政府的第一要務。我們將堅持科學發展,著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發展道路。我們將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使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我們將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努力擴大就業,優先發展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係,讓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

中國經濟的振興和可持續發展,根本靠科技。中國政府已經制定並組織實施了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我們持續增加科技投入,近五年,中央財政共投入近1000億美元,年均增長22.7%。從今年開始實施的“十二五”規劃,我們力爭把研究開發投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現在的1.75%提高到2.2%。同時,我們將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現階段重點培育和發展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設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所有這些,都將促進當前發展並為長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從世界范圍看,克服國際金融危機,保證經濟的穩定、平衡和可持續發展,根本也要靠科技。當今世界正處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初現端倪,諸多領域正醞釀著激動人心的重大突破。這場新科技革命,必將進一步深化我們對宇宙自然和人類自身的認識,必將開辟生產力發展的新空間,創造新的社會需求,必將深刻影響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從而從根本上改變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科技無國界。讓我們共同迎接這一偉大時代的到來!

    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充分實現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國家。在人類歷史上,在反對封建專制鬥爭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會、不同國家,實現的途徑和形式有所不同。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真正的民主離不開自由。真正的自由離不開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坦率地說,目前中國社會還存在著貪污腐敗、分配不公以及損害人民群眾權益的種種弊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

    我們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我們要健全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為人民謀福利。中國曾經是封建主義影響很深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後曾經歷十年“文革”的浩劫,在開放的環境下又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加強對權力的有效監督,仍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我們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產生腐敗。人民的責任感和民主精神,將帶動社會的進步。人民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越多,推動社會進步的能量就越大。

近些年來,我們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在推進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加強人民對政府的監督等方面,也有許多進步。例如,實行政務公開,政府預算公開,推行電子政務、聽證制度和專家咨詢制度等。我已連續三年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之前,在網上同網民交流。今年春,我在新華網在線交流時,收到網民來貼40多萬條,手機信息11萬多條,頁面訪問量近3億人次。同這些普通民眾的交流,是心對心的交流,可以直接體察人民的喜怒哀樂和對政府的訴求,有利于改進政府工作。

    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更加開放包容、文明和諧的國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有開放包容,才能發展進步。唯有開放,先進和有用的東西才能進得來;唯有包容,吸收借鑒優秀文化,才能使自己充實和強大起來。

    我們不僅要在經濟領域、科技領域繼續擴大對外開放,而且在文化建設、社會管理等領域也要大膽博採眾長。中國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如能源問題、環境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司法公正問題和廉政問題等,許多發達國家都曾經遇到過。對各國的成功經驗,我們要認真借鑒;對別人走過的彎路,我們不應重復;對世界面臨的難題,我們要同國際社會一道來破解。

    我們要創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環境和更加自由的學術氛圍,讓人民追求真理、崇尚理性、尊重科學,探索自然的奧秘、社會的法則和人生的真諦。做學問、搞科研,尤其需要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因為有了充分的學術自由,像牛頓這樣在人類歷史上具有偉大影響的科學家,才能夠思潮奔騰、才華迸發,敢于思考前人從未思考過的問題,敢于踏進前人從未涉足的領域。不久前,我同中國科學家交流時提出,要大力營造敢于創造、敢冒風險、敢于批判和寬容失敗的環境,鼓勵自由探索,提倡學術爭鳴。

    我們歷來主張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倡導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交流與合作。我國已故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上世紀30年代曾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並獲得博士學位,一生飽經滄桑。他在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費老先生的這一人生感悟,生動反映了當代中國人開放包容的胸懷。

    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堅持和平發展、勇于擔當的國家。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根據時代潮流和自身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是中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最終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的和平發展,對世界不是威脅,而是機遇。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近五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0%以上。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年均進口近7500億美元商品,為相關國家和地區創造了1400多萬個就業崗位。未來5年,中國進口規模累計有望超過8萬億美元,將給世界各國帶來更多商機。

21世紀應是合作的世紀,而不是衝突和爭霸的世紀。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堅定維護者。我們一貫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反對使用武力。中國將同國際社會一道,共擔責任、共迎挑戰,繼續推動國際體係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方向發展。

    女士們、先生們: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13億中國人民的莊嚴選擇。中國30多年的變化,得益于改革開放;中國未來的發展,仍然要靠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要貫穿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始終。倒退沒有出路,停滯也沒有出路。只有堅定信心、繼續前進,中國才能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人民才能更加普遍和以更高水準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盡管前進的道路上還會有這樣那樣的艱難險阻,但這一歷史進程不可逆轉!

    女士們、先生們: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在高科技、高等教育、金融服務、醫療衛生、低碳經濟等領域,都具有中國所需要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廣闊的市場、豐富的人力資源和巨大的發展潛力,可以為英國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國政府積極推進大型企業、研究型大學和科研機構同英國的合作,鼓勵雙方高端人才的交流和合作研究。

    英國偉大思想家培根說過,“智者創造機會,而不是等待機會”。富有思想和智慧的中英兩國人民,一定能創造更多的機會,推動兩國合作邁上新的臺階!我對中英關係的明天充滿信心,更充滿期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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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在2010秋黨內辯論「政改」中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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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表示,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多次提及政治體制改革,但在9月中南海權力核心的一場「政改」辯論中,溫家寶的政改主張卻未獲多數支持。

杜導正向香港明報透露,雖然如此,溫家寶仍頂住壓力,屹立不倒;杜導正認為,「中國未來的政改,改良主義是最佳路線,但需要時間」。

溫家寶今年3月在人大政協「兩會」記者會中曾說,「我應該像一個戰士一樣,在自己的崗位上堅持到最後一天,做到『憂國不謀身』,恪盡職守。」

曾任大陸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杜導正指出,溫家寶去年多次發出政改呼聲,但在9月中南海一場有關「政改」的辯論中,「左派集體壓過來,溫總迅速被孤立。」

杜導正引述消息說,一些溫家寶的支持者也不敢直言支持。「有的人心裡支持,行動支持。有人心裡支持,行動卻左顧右盼……於是,出現了如廬山會議中彭德懷被孤立一樣的情景」。

1959年7月,中共政治局在江西廬山召開擴大會議,當時國防部長彭德懷在會議期間致函領導人毛澤東,歷數「大躍進」的弊端,受到毛澤東斥責後,與會者群起批判,彭德懷最終被罷官整肅。

不過,杜導正說,去年當時,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並未對溫家寶改變態度,「在這一點上,胡至少是寬容的;寬容左的又寬容右的」。

杜導正表示,雖然溫家寶的政改思維在中南海屬少數,但獲得杜導正在內的老幹部們擁護。

他分析,中共當年憑民族獨立、解決溫飽贏得人心,並以此作為執政資本。「但中國社會又處於新的起點……其核心是徹底解決主僕關係問題」;主僕關係就是「你給我服務好,我就選擇你,服務不好你就走人」。

杜導正認為,中國大陸現在反過來,共產黨指手劃腳,「對也得聽,不對也得聽我」。這種顛倒的主僕關係,中國有幾千年傳統,改變需很長時間,而辦法就是民主憲政,「與溫家寶的政改思路相同」。

杜導正進一步表示,中國大陸未來的民主憲政道路,「自上而下基本不可能實現」。中共執政61年,治黨、治國觀念、理論等,內部已形成習慣性。更重要的是領導層和物質利益結合在一起,「改革必受利益集團束縛」。政改不能排除流血、動亂可能,「但這是要千方百計避免的」。

他說,中國大陸應以自下而上為主體,推動上層與下層結合,走改良主義道路,這是最佳路線,「代價小,多數人都可以接受,右派和左派都可以接受。但需時間」。

此外,杜導正認為,大陸輿論環境已稍見寬鬆,近期官方喉舌「人民日報」還發表要寬容「異質思維」的文章。目前左右之爭雖然激烈,但他認為,「是好事。春秋戰國時期,那麼多學說。時下看起來是亂,其實是治,是進步」。

至於人民日報日前刊登署名「中紀聞」的文章,要求中共黨員遵守「政治紀律」,並稱這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杜導正認為,此文矛頭是針對溫家寶。

他說,「不要理睬他,鎮靜。我們在黨內生活這麼多年了,是是非非,鬥來鬥去都有經驗。(若)把溫關起來,中國一下子就亂了。」

【2011/06/05 中央社】

【中央社台北5日電】

2011.06.05 11:26 am

 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1/6380197.shtml

中國大陸「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表示,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多次提及政治體制改革,但在9月中南海權力核心的一場「政改」辯論中,溫家寶的政改主張卻未獲多數支持。 

杜導正向香港明報透露,雖然如此,溫家寶仍頂住壓力,屹立不倒;杜導正認為,「中國未來的政改,改良主義是最佳路線,但需要時間」

溫家寶今年3月在人大政協「兩會」記者會中曾說,「我應該像一個戰士一樣,在自己的崗位上堅持到最後一天,做到『憂國不謀身』,恪盡職守。」 

曾任大陸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杜導正指出,溫家寶去年多次發出政改呼聲,但在9月中南海一場有關「政改」的辯論中,「左派集體壓過來,溫總迅速被孤立。」

杜導正引述消息說,一些溫家寶的支持者也不敢直言支持。「有的人心裡支持,行動支持。有人心裡支持,行動卻左顧右盼……於是,出現了如廬山會議中彭德懷被孤立一樣的情景」。 

19597月,中共政治局在江西廬山召開擴大會議,當時國防部長彭德懷在會議期間致函領導人毛澤東,歷數「大躍進」的弊端,受到毛澤東斥責後,與會者群起批判,彭德懷最終被罷官整肅。 

不過,杜導正說,去年當時,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並未對溫家寶改變態度,「在這一點上,胡至少是寬容的;寬容左的又寬容右的」。 

杜導正表示,雖然溫家寶的政改思維在中南海屬少數,但獲得杜導正在內的老幹部們擁護。 

他分析,中共當年憑民族獨立、解決溫飽贏得人心,並以此作為執政資本。「但中國社會又處於新的起點……其核心是徹底解決主僕關係問題」;主僕關係就是「你給我服務好,我就選擇你,服務不好你就走人」。 

杜導正認為,中國大陸現在反過來,共產黨指手劃腳,「對也得聽,不對也得聽我」。這種顛倒的主僕關係,中國有幾千年傳統,改變需很長時間,而辦法就是民主憲政,「與溫家寶的政改思路相同」。 

杜導正進一步表示,中國大陸未來的民主憲政道路,「自上而下基本不可能實現」。中共執政61年,治黨、治國觀念、理論等,內部已形成習慣性。更重要的是領導層和物質利益結合在一起,「改革必受利益集團束縛」。政改不能排除流血、動亂可能,「但這是要千方百計避免的」。 

他說,中國大陸應以自下而上為主體,推動上層與下層結合,走改良主義道路,這是最佳路線,「代價小,多數人都可以接受,右派和左派都可以接受。但需時間」。

此外,杜導正認為,大陸輿論環境已稍見寬鬆,近期官方喉舌「人民日報」還發表要寬容「異質思維」的文章。目前左右之爭雖然激烈,但他認為,「是好事。春秋戰國時期,那麼多學說。時下看起來是亂,其實是治,是進步」。 

至於人民日報日前刊登署名「中紀聞」的文章,要求中共黨員遵守「政治紀律」,並稱這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杜導正認為,此文矛頭是針對溫家寶。 

他說,「不要理睬他,鎮靜。我們在黨內生活這麼多年了,是是非非,鬥來鬥去都有經驗。(若)把溫關起來,中國一下子就亂了。」

2011/06/05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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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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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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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yl/yl110322_001.shtml

郑永年: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2011-03-22)

郑永年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也必须加快民主化进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个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社会,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产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发生的欧洲是这样,在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上说,民主具有普世性。民主政治首先发生在西方,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属于西方。

  民主化必须推进,但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

很多价值非要用民主来实现

  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和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成为不了(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就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边界问题。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著《政府论》,其主题是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必须有个边界。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在很长历史时间里,西方民主只限于有限的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熊彼特给出了西方政治民主最经典的定义,即民主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有效的民主,和民主的有限边界有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民主的范围很有限,即精英民主。在政治领域,只有政治人物才是选举出来,而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即文官不属于民主范畴。非政治化的、中立的官僚体制,是西方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制度保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还非常短。直到最近几十年,西方才开始谈论经济民主、社会参与、工厂民主和社会协商等等。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诸多领域的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处于不同的领域,不能把它们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中国如果要实现相对高品质的民主,首先就必须给民主划定一个边界。很多现象表明,中国也开始出现泛民主化现象。很多人提倡学习西方民主可以理解,但他们对西方民主的本质并不十分了解。“民主”的词汇充斥着媒体、社会话语和官方文件。因为被赋予至高无上的道德含义,民主简直成了所有事物的形容词。泛民主化已经导致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化的民主,甚至是假民主。尽管中国还没有实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民主,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些官员的政绩工程,用“民主”来欺骗人民。

专业主义比选举重要

  现实地看,很多领域并不适用民主,或者民主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的。例如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职称的评审是不需要民主的,公务员的管理和其职绩的评估是不需要民主的,专业主义在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上比民主更为重要。一些人说,中国除了村级基层民主,其他民主大都处于形式化。但即使是村级民主,也并没有实现当初开始时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当时人们以为民主(即选出村民委员会)可以担负起村的治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经过那么多年的实践,村级民主已经高度制度化,但光有选举民主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达到村务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具有专业化的人才,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其实,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仅仅是花样文章。应当看到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专注于专业主义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就不会有西方民主。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必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共识很重要。目标有了,现在重要的就是途径问题。就民主化的途径来说,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经济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很成功,于是也想把此应用到政治民主化领域。但增量民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需要讨论和界定的是什么领域的民主。增量民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可以逐渐增加民主的量,最后促使所有这些领域的民主。有效的增量民主首先必须界定增量民主的领域。

  除了边界问题,民主还有一个体现的形式问题,例如选举、协商、参与等等。人们还需要考量什么领域应当实行什么形式的民主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民主只是选举或者票决,但并没有认真研究选举和票决对总体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政府票决民主和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这可从现有的村民选举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民主规模过小,就很容易被操纵。再者,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因为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成员不是选举出来的,前者的合法性远远大于后者。这在其他行政层次也是一样的。如果各级政府是选举出来的,而各个党委不是,那么党政之间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收拾。

民主先后顺序兹事体大

  同样,从纵向看也是如此。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则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性下沉的现象,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性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就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清楚,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因此,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同样道理,如果选举民主从党内开始,那么党对政府的权威就可以得到确立。

  在各级地方层面,可以大力推进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当然,在民主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举例只是想说明,在很多问题还没有研究得很透彻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到处引入民主,就会导致泛民主主义。泛民主主义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阻止,就会导向民主的庸俗化。庸俗化的民主是真正有意义民主实现的有效阻力。当人们用“民主”作为幌子行不民主之时,真正的民主就难以实现。在泛民主主义已经开始出现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更快更有效的民主化。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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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斯克同志不愧是市科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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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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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刻不過!! 我早就在研究為何魯斯克同志的科研能做得如此深刻。在我國,學習魯斯克同志,強過參與一萬場"民主審議"。不信的話,隨便讀幾篇魯斯克在本市的講話。一句頂"審議"一萬句。

不過台灣就算只有一個政黨(不管是不是民主選舉造成),總有些人主張另一群人不能用,就算能力強也不行。到網路論壇"審議"一下就知道。反之,中國的"無知少女",不只是樣板而已。

這與制度無關,是社會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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