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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毛澤東走在所有人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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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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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毛澤東走在所有人的前面 [link]

時為一九五七年初,我還如在夢裡。一月間,我幾乎沒有動筆寫甚麼東西,但報刊上發表了去年秋冬我種下的兩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說的讀後感《去病與苦口》,一是呼應公劉《西湖詩稿》的《憶西湖》。前者對於王蒙五六年九月間發表並引起轟動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寫了一點讀後感。我那篇短文提出文學作品不應迴避共產黨員幹部身上的缺點、弱點和錯誤,肯定了小說主人公對生活中的消極現象所持的態度,說他並沒有脫離黨的領導,在關鍵時刻「叩響了領導同志的門」。短文中我也對前一時期討論中有些簡單粗暴的批評表示不滿。這樣的討論似在其後又繼續了一期,發表了秦兆陽、劉賓雁、康濯等的帶總結性的文章,我沒有再認真閱讀。據二十年後劉紹棠說,他統計了當時《文藝學習》上參與這一討論的文章,對王蒙小說完全肯定的只有兩篇,一是他和從維熙的,一是我的。他和從維熙合寫的文章,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其中提出一個在當時聳動視聽的觀點,就是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分為長遠性和暫時性的兩部分,其屬於策略性的部分,適用於當時當地特定情況下,到「現在」已經過時了,這大概構成他們兩人劃右派的主要「罪行」。我的那些看法沒有如此尖銳敏感,但不用對照延安講話,光是對照一下毛澤東堅持「成績是主要的」,就顯出我的離經叛道來了。而《憶西湖》發表不久,就被上海姚文元歸入當前「詩歌創作中的不良傾向」。姚文元刊發在那年三月號的上海《文藝月報》上,應該說與他在反右派鬥爭開展以後寫的批判文章不同,還是把問題放在文學創作的範圍裡,批評我詩中的思想感情不健康,大意說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上綱」不高;關於我這篇文章,在後來他編入文集時一再刪改,先是刪去了「同志」的稱呼,後來又刪去了一些只適用於「人民內部」而不適用於「敵我矛盾」的字句,這是當時的通例;文章一改再改,連毛澤東著作亦所不免。由於姚文元不久即因反右前夕挑出《文匯報》編排上的一個「政治性錯誤」而在全國揚名,我後來也對他的文字格外注意。我當時把這看作正常的爭鳴,正常的文藝批評,乃是執行「雙百」方針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以平常心待之,根本不會想到背後會有甚麼不尋常的來頭,現在我想,北京、上海同時批我一首詩,恐怕是巧合,也並沒有甚麼來頭。如有來頭,無非是總政文化部陳其通和陳亞丁、馬寒冰、魯勒四人署名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影響。

陳其通等人這一意見書發表在1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在對一九五六年文藝界形勢表示不滿的同時,也透露了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懷疑和反感。毛澤東注意到了,指示把此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省市委書記會議的參加者,目的似在瞭解對他的方針的反應。毛在會上說,陳其通等四同志對文藝工作的意見不好,──只能放鮮花,不能放毒草;我們的意見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讓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讓它放。也許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為黨為國,但意見是不對的。毛這段話包含了四點意思,一點是過去一年裡確已放出毒草;再一點是在「放」的過程中會有反革命以革命的面貌出現,正如他說「蘇聯那裡的許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義出現的」,一年多以後他為重發王實味、丁玲等四十年代文章寫的《再批判》按語,就指為所謂「以革命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也為後來的「以甚麼為名,行甚麼之實」的加罪公式張本;第三點是不要怕出毒草,他後來幾次講話就大談毒草鋤掉可以肥田;還有一點,即在批判陳其通等四人的「左」時,重申了「左」是為黨為國要革命的,頂多是好心辦了壞事或說錯了話。

毛澤東為甚麼說他們的意見不對呢?這就是他們雖然做了反右的先鋒,好像跑在了前邊,卻遠遠落在毛澤東戰略部署的後頭。他們目光僅僅盯在文藝界,沒領會毛澤東對整個中國形勢包括敵情的估計,更沒領會毛澤東欲擒姑縱的「放」的意圖。如果依了陳其通他們的意見,「收」而不「放」,像這樣右的、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東西,能夠充分暴露出來嗎?陳其通等才是「忠而獲咎」,他們沒有(甚至可以說,也不可能)領會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和策略思想,其實不止他們,在老幹部中幾乎是主流的一股思潮,實際上干擾著毛澤東的部署。毛澤東下了決心,就是要:鳴放。在他那裡,已經不是甚麼藝術百花,學術爭鳴,而是放毒草,引螞蟻出洞。

文學動態納入了毛的大文章

毛澤東關注的是政治,是各界的政治傾向,政治思想動向,即使看文藝界的問題,也是從政治著眼。在毛澤東看來,「放」還是「收」,關係到他在斯大林之後治黨治國的大計,不容陳其通等幾個也許忠心耿耿但並不能瞭解他的決策的人出來干擾。

毛澤東在做「大文章」的同時,有時也偶涉閒筆。他應邀把十八首詩詞舊作訂正交付《詩刊》,預定在一九五七年元月的創刊號上發表。《詩刊》編輯部約我到西四西大街(舊稱羊市街)路北徐遲家裡聚會。他們講了以《詩刊》名義給毛澤東寫信的原委,講到大家得到毛親筆覆信後的驚喜,並且以此與我們幾個青年作者分享。杯盞交錯之間,除了談詩和詩刊,充滿了對毛澤東的感激崇敬之情,誰也不會想到他時隔不久就會說出「給我一百塊大洋我也不讀(新詩)」的話,更不會想到他此時已經開始撒網,在座的半數以上──呂劍、唐祈、公劉、梁南、孫靜軒和我都落入網中,其他幾人也都像在懸崖邊一樣心驚膽戰。

而在當時,大家甚至還沒想到同樣在一月份創刊的四川《星星》詩刊已經進入毛澤東的視野,似是甚麼報刊批評了一首題為《吻》的詩,說內容不健康,而毛澤東卻注意到另一首,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詩前引用了白居易的詩句「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

毛澤東隨後在內部講話裡點了流沙河的名,同時點名的,是朱煮竹(即鍾惦棐)關於電影的文章,這一詩一文,成了欽定的右派文本。毛澤東在提到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和李希凡對它的批評時,卻在指出小說作者有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同時,對他揭露官僚主義的立場有所維護,表面上是針對李希凡對王蒙的咄咄逼人的質問,實際上則是針對李希凡式言論背後的一股勢力,特別是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最後在反右派鬥爭中,隨著運動的升溫,王蒙所在的區委不可能在不請示上級的情況下擅自把這個區團委書記劃為右派份子。那時,毛澤東對王蒙的命運已經無暇過問,最後有「拍板」權的應該還是彭真。聽說在定案時迴避了小說一事,而為王蒙挑選了另外的罪名,就沒有對毛澤東「賣賬」不「賣賬」的問題了。在彭真的整個政治生涯中,這是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聯繫他在一九六二年說的,毛澤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正確,也可能有百分之一的缺點,不是不能批評的,──說這個話,究竟表明他敢於堅持真理,不怕冒犯毛這樣的權威呢,還是在像王蒙小說這樣的問題上,他也是堅持己見,認為毛對北京市的敲打不能接受呢?這都成了無處質證的懸疑。

山雨欲來:從「鳴放」到反右

五月中下旬,在中國那一段歷史中是陰晴變幻令人莫測的日子。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已經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名文,只是未曾示人。而在其後,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學才貼出了那張有名的大字報《是時候了!》民主黨派人士在上層忙於「幫助黨整風」,座談,起草,提意見,湊建議,大學生忙於貼大字報,開論壇,從學校中的事情放眼到全國全世界,從胡風是不是反革命議論到鐵托和斯大林,新聞記者穿梭於文教界中,職業的興趣夾雜了參與的激情。

是年十一月,鄧小平就已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相當於對反右派鬥爭這一重大戰役作了總結。

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蘇聯紀念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慶典。他這一次訪蘇應該比一九四九年去為斯大林祝壽時心情舒暢得多。他在各國共產黨會議上的發言,以及在莫斯科大學對中國留學生的講話,無不表示他此時此地滿懷勝利者的自信。國內一場完全由他運籌帷幄發動的反右派鬥爭的勝利,足以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經掌權和尚未掌權的同志們展示,他以怎樣的戰略眼光和謀略藝術,先發制人地打勝了一場預防性的戰爭,把五百萬知識份子心目中存在的民主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和潛意識消滅於無形,把可能導致匈牙利事件的隱患誘發出來,不但比赫魯曉夫之輩棋高一著,而且這是斯大林所沒有完成的功業啊!從這時起,毛澤東的作為已經「史無前例」了。

(邵燕祥,中國著名作家。節錄自作者新書《別了,毛澤東》,即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My definition of a free society is a society where it is safe to be unpopular. (Adlai E. Stevenson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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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許懷疑九一三(林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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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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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http://cn.wsj.com/gb/20110913/QHY075600.asp?source=UpFeature

乔海燕

1971年国庆的时候,我在河南医学院护校学习。

护校的管理层,由工人师傅、军代表、学校老师三方组成,严加管理。工人师傅是三位棉纺厂女工,都是上海出身的老工人,据说还有申新九厂的。解放前苦大仇深,每人身上都压着四座大山;解放后当家作主,自然眼睛雪亮,心细事多,类似“管家婆”那种,嘴碎话多也在所难免,又领导一切,占领了上层建筑,更是“管”字当头。从早到晚,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干什么,就是指责我们干了什么,说话间就带出“王洪文副主席是阿拉上棉十七厂”的神气样儿。

医学院由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实行军管。所以,护校也摊了个军代表。军代表姓宋,是个连指导员,光脚穿塑料凉鞋,黑黑的面皮,洗得发白的军装,很严厉,我觉得像欧阳海的指导员曾武军,干什么事都吹哨子,令行禁止,要求步调一致,横平竖直,早上起床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夏天不盖被子,也要叠。

几位学校老师比较清闲,上课前催同学们进教室,在门口叮嘱大家课堂不要随便说话,发言要举手。除此之外,就是站在一旁认真看工人师傅发号施令。大概是表示学习的意思。

那一年国庆前两个月,市里就通知要举行节日庆祝游行,要求各单位抓紧组织,不得有误。正是秋高气爽好时光,每天清晨,还在轻雾飘荡时,医学院的操场上,就有队伍开进去,练习队形,喊口号,舞弄红旗,还有吹号的,敲鼓的,一拨接着一拨;中午送饭,馒头开水;折腾一整天,直到日落西山红霞飞。

就在国庆前几天,学院大操场上那些演练的队伍突然不见了,头一天还热热闹闹的场景,熙熙攘攘的队伍,隔一天却像蒸发掉一样,消失了。

四周静悄悄的,隐约有一种不安的气氛。

午饭时,我悄悄问宋指导员,他黑着脸,看着北方的天际,也不说话,好像我惹他似的。

1971年的国庆,就在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沉寂中过去了。

我觉得奇怪,可是在放假期间,似乎也没有人说不正常。那是文革期间,形势多变,初一十五两重天。所以,即使有大的变化出来,或者有某些端倪显现,多数人也并不认真放在心里。相反,人们却对国庆前在市中心的一次银行持枪抢劫案津津乐道。

国庆节后,在新华社工作的父母奉调去湖南。我送他们到车站。母亲一直跟在我身旁,只要有点空,便悄悄叮嘱,小心啊……你爱说话,一定要小心……我知道她想对我说什么,可又不敢说。我懂新华社的规矩,她不说,我就不问。

而且,节后一切政治活动都停止了。二五下午得政治学习,名目繁多的座谈、讨论,大街上和学院里的各种标语、横额,突然间都不见了。连所谓“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晚汇报,也成为可有可无。最奇怪的是,对突然停止的政治活动,却没有任何人出来做解释。

四周一片沉寂,静悄悄的。宋指导员不知道去哪里了。只有几个工人师傅依然叽叽喳喳。空山鸟语,更显得寂静无声。

我算比较敏感的人,总觉得眼前的形势不对头,肯定有事,便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了消息,中央出事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就像大白天见到鬼一样,我惊得失魂掉魄。那几天脑子里总在轰轰响,一遍遍敲响着一个名字:林彪。

终于,一天晚饭后,宋指导员通知在礼堂开全院职工大会,传达重要文件,要求护校全体同学必须参加。他说着就从口袋里摸出哨子吹起来,催促大家集合、排队。他亲自点名,亲自带队进入大礼堂。

礼堂主席台上坐着一排军人,全是穿蓝裤子的空军。省会的支左部队,空军进驻文教卫生系统。医学院的革委会主任是空军某师派来的。

主任站起来,清清嗓子,喝水,又清清嗓子,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抬眼看了看台下,开始念文件……

主席台下,革命群众还在小声议论家事、个人事,全然没有把主任放在眼里。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57号文件……”主任开始慢慢念起来,会场也慢慢安静下来。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变出逃的通知……”

会场一下静了下来。群众大会常有的那种小声的、私密的、有时候带点挑衅意味的嗡嗡声,一下子消失了。

主任再次清嗓子,又念一遍: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变出逃的通知……

会场上没有一丝儿声音,主任拿着文件,雕像般站着。我看见有人左顾右盼,有人悄悄向礼堂后门溜去,准备逃跑。

礼堂门口已经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把守住了,步枪打开刺刀,战士们背着子弹带,头上扣着钢盔。奇怪的是,守门的是陆军弟兄们,军管学院的可是空军啊!

主席台上,主任第三次念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主任念完文件,大礼堂里一片“嗡嗡”。主任开始讲解文件,绘声绘色,很生动。像“周总理请示毛主席,打掉三叉戟,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副统帅要走,叫他走吧,打下来不好向全党交代”这样的话都讲了。主任是空军某师过来的,那是个运输机师,他大概对三叉戟也比较熟悉,讲了不少。最后,主任板起面孔宣布:从明天起,停止一切业务学习,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星期天不休息,开始学习中央文件。

那一夜,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彻夜睡不着。各种疑问翻江倒海般在头脑中涌现。下乡当知青时,我也有过疑问,也和同学们有过讨论,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夜这样,疑问非常具体地落实在一个人身上,使人感到恐惧。因为这个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是我们每一个红卫兵都曾高喊过的“副统帅”啊!

然而,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些疑问全都非常清晰地指向一个人,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觉得,即使在当时,人们从一开始对“九一三事件”的质疑,就不在林彪,而在毛泽东。

我相信,听到传达“九一三事件”中央文件的那一夜,肯定有不少中国人像我一样彻夜难眠。

第二天早饭后,几位工人师傅就在学生宿舍的走廊喊,学习啦!学习啦!

我出来看,只见师傅们挨着门敲,头伸进屋里喊。宋指导员也站在走廊,没有吹哨子,也没有喊叫。

护校分成若干班级,每个班级又分成若干小组。我们这一班都是舞阳钢铁公司职工医院送来的学生,有一百多人,分成八个小组。

我赶快拿着毛主席语录,来到小组学习的地方。其实就是一间女生宿舍。

大家坐好,小组长说,学习了。说完再也无话。是啊,谁知道说什么?即使正面学习,学什么?学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还是学林彪谋害毛主席?似乎正反两面对毛主席都不利。

偏偏有人就不识相。我身旁一位马同学,男生,是舞钢公司占地农民家庭出来的,家里铁血贫农,大哥在8341部队当中队长。只听他说,林彪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吗?估计这个疑问在他心里也翻腾一夜了。

小组长虽对此问不语,却微微颔首,有赞同意。其余同学,脸上都流露出很明显的“是啊”的表情。

马同学身边坐着魏同学,与马同学一个村,也是男生。听到老乡发言,魏同学马上接口,是啊,九大党章刚写上的。

马同学迟疑着说,会不会毛主席没有看出来?

马同学的意思,是说林彪阴险毒辣,骗过伟大领袖,本意还是说林彪是个坏人。

我看小组长的脸色都变了,但是没有说话。
她是城市人,知青出身,父亲当过走资派。她知道此时说话的分量和利害。按照规定,每次学习完,组长都要写报告上去。

我当然更不会说话了。逢到这样的时候,我比谁都会装糊涂。有时候,看戏比演戏更有趣味。

正这时候,班长进来参加我们组的学习。班长是女生,中共预备党员,思想觉悟比我们都高好几倍。她进屋落座,听到马同学絮絮叨叨说林彪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之类的话,就批判他,说,正是毛主席识破了林彪的阴谋,粉碎了他的诡计,领导全党取得一次路线斗争胜利。

魏同学见班长批判自己老乡了,马上举证,九大党章写着林彪是接班人。

班长顿时哑口。

魏同学见班长不说话了,又问,是不是那时候毛主席已经认出林彪是坏人了,故意不说?

魏同学不到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家里是农民,他也没有念过几年书。可见当时连孩子都有这样的疑问。

班长仍然没有说话。魏同学的提问这么具体,九大文献又是白纸黑字写出来,谁能说个“不”字呢?

一位工人师傅重重地推门进来,她大概在门口听到屋里的辩论,听到质疑的声音。所以,一进门就山呼海叫,不许怀疑!不许怀疑毛主席!

她站在屋子中间,举着毛主席语录,激动地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家谁也不敢怠慢,只好都站起来,跟着她一块喊。

工人师傅转身厉声质问马同学,你家什么出身?

马同学得意洋洋说,贫农,咋啦?

魏同学家里成分不好,一听工人师傅问出身,便缩头。但是,哪能躲过工人阶级明亮的眼睛,师傅转身喝问他,你呢,什么出身?

魏同学只好说,中农。

工人师傅双脚跳起来,一步窜到走廊上,蹦着喊,阶级斗争!阶级斗争!

满走廊都听见她的喊声。

班长和组长面面相觑,很尴尬的摸样。

只眨眼工夫,几位工人师傅高举着“语录”,开进屋来,学习会改成批判会。师傅们义愤填膺,人人口诛,将魏同学连带马同学批了个臭死。

马同学仗着自己岁数大些,将魏同学紧紧拉在身旁。但是,我看他也脸色刷白,攥着拳头,动也不敢动。偶尔抬头看看四周,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这时候,宋指导员,护校老师都来到现场,附近几个班的同学也都不学习了,过来围在门口,听工人师傅大批判。大家都不做声,连窃窃私语都无。谁都知道“祸从口出”,这个时候,任何一句话都是灾难性的。

三位工人师傅从美国说到中国,又说苏修,又说亚非拉,又轮番诉说个人苦难家史,当童工受资本家剥削,婚后遭丈夫毒打,婆婆白眼,儿女不孝顺,等等。现在能来到医学院,坐在上层建筑,批判知识分子,全是因为有毛主席的好领导啊!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她们喊。

在场的人都跟着喊。马同学拉着魏同学坐在那里,张张嘴,不敢喊。

批判会开了两天,花样翻新,一会小组关门内检,一会联组重点帮助,还有全班批判大会,搞得人人自危,又疲惫不堪。马同学和魏同学属于舞钢占地农民,与他们一样在护校学习的有十几个人,除马同学和魏同学,其余都是女生。乡下人外出进城工作,时时谨防遭城里人欺负。现在,那些女生眼看自己的“老大”被人整的呜呼哀哉,而且还是被上海人欺负,“老大”毫无还手之力,便日夜啼哭,又不吃饭,搞得几个工人师傅束手无措,最后不了了之。

天渐渐凉了,树叶纷纷落下。一天午饭时,宋指导员走过我身旁,悄声问,你认识我们师郑主任?

他说的郑主任,是空军某师政治部主任,是我父亲的朋友,当时在一所大学当革委会主任。这个师的师长、参谋长,和我父亲都是朋友。师长王洪智,曾经飞越天险,是我崇拜的偶像。

我就对宋指导员说,认识。

他说,主任托人捎信来,叫你去找他。又叮嘱,晚上去吧。

晚上,我转了几次公共汽车,来到郑主任的大学。进了他的办公室,屋里一群当兵的,围着郑主任说笑,很热闹。我有一阵子没有见过这种随意的场面了,学校的政治学习,不是斗这个,就是批那个,冷冰冰的。

郑主任见我,问,你爸爸怎么样?到了新地方,给个什么官当当?

我说,办公室主任。

大家都笑,有人说,是党委办公室主任吧。

郑主任对那人说,别胡说。便挥手把众人赶出去。关上门后对我说,你爸爸来信了,交代我关心你,不要找女朋友,好好学习。

又问我,现在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学院那边怎么样?

我如实对他说了学院传达中央文件时的情景,又说了护校政治学习的情况。

我又说了心里的疑问。

郑主任和我说话时,拿着一支笔,不断在一张纸上划着、写着,又不时抬头看我一眼。或者想插话问,终于什么也没有问。

等我说完,他说,好好学业务吧,学门手艺,不要搞什么政治了。

我们又聊了会。郑主任打电话叫人进来,指着我说,找辆车,送他回医学院。

又转身从旁边的书架子上取下一本书,说,你拿去看吧,不用还我了。

又说,这件事,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那套书白纸封面,一看就是资料。封面印着四个红字:林彪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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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Frank Dik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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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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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中文名馮客,原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現執教於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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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災害與大躍進非自然死亡四千五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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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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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大躍進死了4500萬人
 

能夠前無他人地接觸到中國共產黨官方檔案的荷蘭史學家馮克(Frank Kikotter)昨天說,毛澤東是世界歷史上的頭號屠夫。

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今天報導,現居香港的馮克表示,他發現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毛澤東為追趕西方經濟,而造成了「全世界歷來最大災難之一」。

馮克一直研究1958至1962年的中國農村史,當時中國大陸正逢大饑荒,他將農民遭到經常性拷打、虐待、飢餓以及殺害的規模,與二次大戰作比較,結果發現,大陸農民在這4年期間因過度勞動、受飢或遭毆打致死的人數,至少有4500萬名;相較下,二戰全世界死亡人數為5500萬名。

馮克是自共產黨4年前重新開放檔案以來,唯一曾翻閱過這些檔案的專家。他指出,到現在還隱晦不彰的這個毀滅性歷史時期,在國際間也有成例。他說:「大躍進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最大的3件事……等於是(赤柬獨裁者)波布(Pol Pot)的殺人紀錄乘以20倍以上。」

馮克的著作「毛澤東製造的大饑荒:記述中國的最大災難」(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披露,儘管大躍進已成為中共官方記憶中「最淡忘」的歷史,但在各地公安局的報告中,經過明顯而謹慎分類登錄的「暴力現象達到了驚人的程度」,而這些報告收藏在他翻閱過的各省檔案中。

他從這些檔案中發現,共產黨只是將農村公社的社員看做數字,或沒有個性的勞動力。任何人若有不服從的表現,無論多麼微不足道,都會受到嚴重懲罰。

【2010/09/17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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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頭之說也是塗脂抹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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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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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史無前例」,就算是批評,其實也是贊揚。

要將這些所謂魔頭除魅,就不該用這種妖魔化的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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