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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炎黃春秋》尺度越來越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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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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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古士塔夫

中國時報  2007.05.07

呼籲民主 未受懲處 《炎黃春秋》尺度越來越大膽

朱建陵/北京報導

    由中共黨內民主派創辦的月刊《炎黃春秋》最近不斷發出民主的呼聲,不但載文要求中共開放媒體監督,甚至呼籲中共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此間消息指出,《炎黃春秋》至今未受懲處,其背後原因眾說紛紜,一種說法認為,該月刊近期的民主呼籲可能與中共在「十七大」推動政治改革的意圖相契合。

    江澤民主政時期曾經關閉三家「左」派月刊,但屬性歸右、創辦於一九九三年的《炎黃春秋》月刊屹立不搖,其在言論尺度上甚至更為「與時俱進」,越見大膽。

    倡言棄共產意識形態 循北歐民主

    該刊在今年二月號中發表前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的文章,大膽倡言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改循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三月號刊載「沒有民主就沒有共產黨」文章,四月號又刊載中共前中宣部長陸定一之子陸德的文章,稱陸定一主張公眾及媒體對共產黨進行監督。

    其中,造成最大反響者是謝韜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該文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經走向了「民主社會主義」,否定了他們自己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及共產主義。此外,在與北歐民主社會主義成就的各項比較中,謝韜在文章中指出,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汙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路透》指出,這篇文章激勵了許多大陸自由派。因「冰點事件」遭到「冷凍」的《中國青年報》主編李大同認為,這篇文章碰觸到了中共一黨專政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賦予之權利的事實。大陸自由主義學者徐友漁也表示,這篇文章從根本開始檢討起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問題。但另一方面,中共許多黨政部門官員對這篇文章則大加聲討,認為「這是對我們國家政治及意識形態領域的最危險攻擊」。

    在刊載這篇引起議論的文章後,《炎黃春秋》在其三月號、四月號再接再勵地刊載呼籲民主的文章。此間兩個不同來源指出,目前為止,並沒有聽說《炎黃春秋》遭到懲處的消息,而查閱《炎黃春秋》網頁,僅刊載「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的二月號被從網上刪除,其餘一切如舊。

    配合「十七大」政治氣氛 中共寬待

    對於中共官方如此「寬待」《炎黃春秋》的原因,此間一名分析家指出,這可能與中共黨內近期的某些動向暗合。據指出,自大陸青年學者俞可平公開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文章之後,大陸各界討論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此外,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日前轉載《炎黃春秋》陸定一之子陸德的文章,也是一個風向標。而由這些發展推測,中共可能企圖在今秋的「十七大」推出比較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

    但另有消息來源指出,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對近期《炎黃春秋》刊載的言論並沒有表示意見,而中共黨政官員對此則陷於兩難,容許這種討論繼續發展,勢將有損於中共的統治權威,但予以公開懲處,又將與中共努力塑造的「十七大」前開放氣氛相違背。

    有消息指出,為避免破壞「十七大」前的政治氣氛,中共宣傳主管機關已經決定不公開譴責,但先前已在一些內部會議中表達反對立場。據指出,這是《炎黃春秋》二月號被從網頁上摘除的主要原因。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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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新作風掀起中共媒體文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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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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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姜辰蓉、陈斌华)《东方早报》的记者沈之佳正利用晚间对自己的一篇稿件进行打磨,压缩篇幅、字数,力求讲短话、实话、新话。

在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登台亮相近一个月后,以“短、实、新”为标志的清新文风正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流行新风尚。

“逻辑清晰、文字清新,以人文的视角呈现内容充实的报道,这是我们目前努力追求的,也是总结读者反馈的结果。”沈之佳说,

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讲话风格,引发中国新闻媒体报道惯性的“突变”。新华社等权威媒体高层人士最近明确提出,要多做“新鲜的、水灵灵的”报道,“让文字沾上露珠”。

“报道就是要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老百姓心里的话。”中国农业科技报社社长李成砚说:“比如我们报纸的读者群是农民,要让农民从口袋里掏钱订报,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办到农民的心坎上。”

中国新闻主管部门近日要求全国媒体改进文风,把群众满意认可作为最高标准,讲实话、讲短话、讲有用的话,让群众明显感受到文风方面的新气象。

《陕西日报》记者魏伟正在革命圣地陕西延安采访。他说:“毛泽东撰写的新华社稿件《我三十万大军顺利南渡长江》不过300字,被列为新闻经典之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强调,新闻要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但一度在一些媒体,好传统缺失了。现在重新提倡这种文风十分必要。”

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受众阅读与收听、收看习惯的变化,正“倒逼”中国媒体必须进行“文风革命”。

“时下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更多要求新闻要有‘干货’,不喜欢冗长和空洞的新闻。”一位读者表示。

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丛丽娜指出,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媒体在新的时代将会失去活力。“可喜的是,中国媒体正在主动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风格。很多微新闻、微评论语言简短,观点鲜明,有声有色。”

网络造就出人人都是新闻报道“点评者”的现实,也对媒体产生很大的压力。北京媒体撰稿人闫婷说:“有些媒体的稿件、版面等在网上被毫不留情地质疑、批驳甚至嘲笑。这令我警醒,对新闻从业者来说,文风关乎媒体生死存亡。”

中国的传媒学者和研究者正在密切关注媒体文风的新变化。中新社记者出身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徐泓教授说:“对清新文风的追求正在内化为中国媒体的自觉行为,这实际上也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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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獎首度頒給"負面報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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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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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0/06/content_12186559.htm

新华网北京10月6日(记者吴小军 吴晶 杨定都)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年度评选结果刚结束公示。评选结果显示,国家通讯社的一条全球首发现场英文消息《拉萨发生暴力事件》,因为及时披露了事件真相,以全票通过位居一等奖榜首。

本届中国新闻奖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说,评委的投票是个风向标,希望引导媒体在第一时间把重要事件向全社会、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公布,满足公众对获取信息的需求。

    同获一等奖的“负面报道”还包括《中国青年报》舆论监督报道系列《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记者领“封口费”事件》和《东方早报》的《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而在过去一些年,这类新闻往往得不到及时报道,中国新闻奖名列前茅的获奖作品往往都是“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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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網路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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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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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欄-中國的新網路公民運動
  • 2009-09-10
  • 中國時報
  • 【張鐵志】

     最近,網路上在流傳一部叫做《老媽蹄花》的紀錄片。這個有著有趣片名的片子,是一部關於一群中國公民與國家鬥爭的紀錄片。簡單,卻血淋淋地撥開了中國的現狀。

     影片背景是四川環保運動者譚作人因為調查五一二川震中所暴露出的豆腐渣工程以及遇難學生的數目,被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八月中在成都開庭審理。

     影片記錄了中國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奧運鳥巢體育館的顧問)、知名搖滾樂手左小祖咒(其二○○八年專輯獲得多項最佳搖滾專輯獎項)與一群之前跟艾未未合作調查川震遇難兒童的志工,來到成都準備出庭作證。他們要證明:學生的死難和豆腐渣工程是有關係的。

     開庭當天,八月十二日凌晨三點,四、五十名警察急敲他們每個人的房門。黑暗中,尚未清醒的艾未未跟警察說,「你們執法要先亮出證件」,結果是一拳打過來。接著他們被軟禁在房間內,直到第二天下午開庭結束。

     事後,艾未未幾人上警局理論,並要求警方釋放被拘捕的一名夥伴。影片中,各個警方單位不斷推卸責任。台灣國片《不能沒有你》中所呈現的官僚踢皮球,在這裡只是小巫見大巫。

     但是面對權力迷宮般的地方國家機器,你看見艾未未、譚作人的律師浦志強是如此義正詞嚴、無所畏懼地與警察談公民權利,談憲法與法律。

     另一方面,影片之外,在獄中的譚作人接到一些奇怪的明信片,上面寫著「譚作人,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

     不只他接到,八月被逮捕、而後被釋放的北京維權律師許志永(請見四周前本專欄),也收到叫他回家吃飯的這些明信片。其實,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機構幾十年來都透過會員寫明信片給政治犯或死刑犯鼓舞他們,或者把明信片寄給官方給予其壓力,來進行政治救援。而在中國這個聲援明信片行動,主要是今年七月中,網友郭寶鋒在網上發出一個女子遭強姦至死的消息,而被福州警方以涉嫌誹謗罪居留。隨後,網路異議運動者開始發起「一人一張明信片」行動,並把時下流行用語在這救援脈絡下賦予政治意義。於是數百封「郭寶鋒,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的明信片寄到福州第二看守所。七月底,郭寶鋒被釋放。

     網路行動正逐漸成為中國公民行動的一股重要力量。二○○七年六月,上百萬廈門市民透過簡訊,上街「散步」以抗議PX化工廠。這是第一次由網路動員的集體行動。

     今年六月,當媒體報導在伊朗,推特(twitter)如何「推動」一場革命時,在中國,推特和「飯否」也正成為網民發布和交換即時訊息的重要工具。例如湖北省巴東縣的「鄧玉嬌案」,政府雖下令媒體記者嚴禁報導此案,但網民透過推特讓許多人立即知道現場狀況。七月烏魯木齊騷亂事件發生時,飯否、推特也再次扮演傳統媒體之外即使發布現場訊息及照片的管道。但這也導致飯否遭到關閉的命運。

     八月中,艾未未他們被軟禁的那一天,我也在推特前看著他們發出的訊息,關注他們的狀況。

     另一方面,除了這些積極的網路行動者(net activist),更多的網民 則透過網路實踐公民的另一種權利:問責,或者要求政府對公民負責。

     一年前,網路上出現一篇〈全國荒淫無恥的區委書記和全國最牛的黑勢力〉,批評江蘇省一名區委書記,揭發者也署了真名。這篇文章被到處轉發,一個月不到,這名書記被停職。去年十二月,南京一名房管局局長被網友貼出照片,照片是他正在抽一條人民幣一千五的高價菸,也因此丟了烏紗帽。今年,一名二十九歲青年周森鋒擔任中國最年輕市長,成為全國新聞;但很快,網民找出他的論文抄襲,讓他遭到各界批評。

     因此,二○○八年被許多人稱為「網路問責元年」。

     但揭發高官弊案不是都這麼順利成功,並且沒有風險。事實上,許多人僅僅在網路上貼文,就被以誹謗罪逮捕起訴。比較有名的案例如河南省男子王帥、內蒙古男子吳保全都因在網上發文揭批政府大規模違規徵地而被捕。前文提到的郭寶鋒也同樣是網上發文被控誹謗。

     不過,郭寶鋒和王帥都在輿論批評及網民抗議下,最後被釋放。而中國政府本來要透過綠霸來箝制網路表達,最後也因各種壓力而放棄這個計畫。

     這是中國正在進行的一場網路公民運動:公民們透過網路要求政府負責、聲援政治犯、傳遞訊息、進行連結;他們要奪回他們的公民權利,而與國家進行一場既微觀又巨大的角力抗衡。

     《老媽蹄花》的一幕縮影了正在中國發生的不斷對抗。在燈未亮的房間中,艾未未他們幾個人面對的是黑暗中囂張的國家權力,和隨時可能出現的暴力,但他們仍然試著要在這片黑暗中摸索著,去爭取公民該有的權利。而艾未未說他是樂觀的:他相信這個社會終究會被光明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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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媒體開放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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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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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媒體開放進入新階段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日前對外透露將對外籍媒體展開「零拒絕」政策,有分析認為,北京當局對媒體的開放進入新階段,官方媒體最近的一些報導也透露了這個跡象。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日前表示將堅持在中央主要部委推行外媒詢問「零拒絕」方針,並希望日後在中央部委內全面展開。

官員解釋,所謂「零拒絕」是指有關部門必須在24小時或規定的工作時間內做出回覆,即使申請沒有答案,也必須說明受理的過程。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自北京的文章表示,對此,大陸有評論提出,中國政府對待國內外媒體應一視同仁,不應獨厚外國媒體。

但樂觀的分析人士則認為,「零拒絕」雖然是針對外部的戰略,但只要訊息繼續透明化,對推進內部治理改善必將產生意義。

文章說,放在更大的框架看,今年以來,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尺度放寬已成趨勢。最顯著的變化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旗下的「環球時報」4月20日推出了英文版(Global Times)。

對照於具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中文版,英文版的環球時報試圖走出一條更國際化的道路。5月底,它是大陸境內媒體唯一對1989年天安門事件20週年做報導的報紙,引起外界注目。

就連自由派知識分子議論得沸沸揚揚的維權律師許志永日前被捕一案,英文版的環球時報本月中旬也做了報導,標題直言「嬰兒奶粉受害者失去法律代理人」。

在競爭的壓力下,中國最大的英文官方報紙「中國日報」(China Daily)在涉及群體性事件、環境污染議題時,開始加大了尖銳性與批判性。

就在最近,英文中國日報針對中國央視大樓的造型是否酷似生殖器的爭議發表文章。它的一名讀者在部落格寫說,這哪裡還像官方宣傳機器呢?

文章表示,與此同時,中文的官方媒體似乎也在力求突破。人民日報7月初擴版,從原本的16版擴大到20版,內頁新聞加強民生消息,而且不完全是宣傳官方政策的正面報導。

另外兩個「喉舌級」的官方媒體中央電視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前者繼續打造針砭時弊、名嘴型的主持人與重點時事評論節目,後者直接邀請具異議人士色彩的部落格作者為節目的固定來賓。

聯合早報的文章分析,中國官媒尺度放寬的趨勢,導源於國際與國內的兩大原因。

去年西藏拉薩騷亂後,國際媒體的負面報導導致北京奧運火炬在傳遞過程中屢屢受辱。經此一役,北京深感自身對外傳播力量的薄弱,扭轉劣勢的首要法則是加強自家媒體的公信力,改變中國官媒在國際觀眾心目「宣傳機器」的印象。

在中國國內,如野火般發展的網路言論也迫使當局採取主動開放決策。

當「翻牆」(中國網民俚語,指用各種方法穿越官方網路防火牆,獲取不允許入境的外界訊息)的技術越來越普遍,傳統「捂」信息的手段日漸失靈,當局意識到只有主動回應社會質疑,火速解決問題,才能使政府公信力受損程度降到最低。

在具體操作時,外界在公共輿論發展中看到了官方行政權力與傳播技巧的綜合作用。例如川震捐款八成流入政府財政專戶的消息見報後,中國民政部隔天立即澄清,新華社事後發表評論文章,將焦點集中於中國民間非政府組織(NGO)註冊難的現象,避開政府是否應該向公民社會讓權的問題。

同樣的,一名女性上訪者在北京「黑監獄」遭性侵犯的案子被揭露、嫌犯自首後,大陸媒體又開始報導,但主要寫案子本身,略過「黑監獄」現象。

對於這個發展,文章分析,中國統治者深刻吸取了前蘇聯解體的教訓,堅信保持靈活應變能力的必要,主動開放的選擇一定優於被動開放。

此外,歷史經驗也證明,開放過程本身總會倒逼出體制內部的改革,這些制度性的修補將使後全能主義體制更為成熟、穩固,革命式突變的可能性減低。

文章表示,過去20年來,在中國社會與政治環境急速複雜化期間,北京當局展現了頗為有效的應變與調整能力,但是否能夠繼續做出必要的調整,推行改革以適應形勢的變化,是外界永遠的觀察點。

目前為止,這些調整與改革遠雖不夠全面,卻也一再成功抑制矛盾上升影響全局的風險。在2009年這個經濟面臨危機加紀念日聚集的「風險年份」,官方對輿論空間的技巧把握,只是展示在外界面前的又一個例子。

【2009/08/25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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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葉新、胡耀邦、鄧麗君:假如我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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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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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假如我是真的》:

一出未曾公演已被禁的話劇

[南方都市報][ 2008427 ] 版次:[ GB24 ] 版名:[ 閱讀週刊 文化中國

http://tsl.ycool.com/post.2885324.html

  3月底,記者在上海見到了沙葉新。他剛剛從香港講課回來。最近他百務纏身:寫博客,寫文章,講學,編撰戲劇史等等。他的博客每一篇都認認真真地寫,或評時事,或談思想,或講文化,樂於引起網友的熱烈討論。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他同時還在接待一位登門拜訪的大學教授。這位教授與沙葉新素不相識,在讀了他的文章後,萬分欽佩他無私的良心和勇氣,視他為偶像。在全國,像這位教授一樣,對沙葉新一貫以來的大膽直言而心懷崇敬的知識份子,數不勝數。

  當時的沙葉新,雖然很忙,但精神矍鑠,滿頭黑髮,雙目炯炯,談話中處處有他招牌式的幽默,令人難忘。他每天花很多時間散步、鍛煉,同時頗自豪于自己從大學時代一直堅持洗冷水澡至今。他健步如飛的樣子,讓人相信他的身體很好。不過他還是亦假亦真地開玩笑:裝的,就像劉曉慶一樣,裝嫩。沒想到,一個月後再聯繫他,他卻住進了醫院。他發來的短信依然輕鬆幽默,對生病的事輕描淡寫。但他的學生告訴記者,他剛剛動完大手術,馬上開始化療:是最嚴重的那種病。

  願好人一生平安。相信這是很多人的心聲。

  我上臺鞠了一躬,表示我向這出戲告別

  南方都市報:你是在1978年寫這個劇本的嗎?

  沙葉新:我的數字概念極差,連19781979都記不清楚。反正是四人幫倒臺之後寫的,《假如我是真的》因為涉及到共產黨的弊病,涉及到體制問題,所以在當時引起很大爭論。

  南方都市報:那時候討論這個問題,壓力很大?

  沙葉新:對,壓力比較大,後來中央召開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其實主要討論的就是《假如我是真的》。為了使這個目標顯得不是太突出,就拿了幾個劇本陪綁。提到三四個,但主要還是討論《假如我是真的》。

  南方都市報:創作過程是怎麼樣的?

  沙葉新:四人幫倒臺以後,創作力勃發的不止我一個人,整個社會都生機勃發,那幾年文學藝術界是少有的一種繁榮和興盛。這是因為被壓制了十年,有很多話想說,有很多苦水想吐,有很多藝術創作欲望都激發出來了。我當時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一個普通編劇,劇院的院長黃佐臨很開明,鼓勵和支援年輕編劇投入創作,我們劇院的創作環境、工作環境都比較好,我感謝上帝能讓我進入他領導的劇院。

  南方都市報:你是畢業之後就進了這裏嗎?

  沙葉新:對,我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然後到上海戲劇學院讀研究生。讀研後先是被分配在上海市文化局的一個理論研究室,從事理論研究,後來才被我們院長要到了他那裏。

  在畢業之前,我還跟姚文元打了一個很大的筆戰。我寫了《審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當時全國文藝界都知道這件事情,我受到批判。據一位叫朱琨的老先生說,黃佐臨老師很欣賞我。《審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發表那天,黃院長從三樓去到二樓朱琨的辦公室將一張報紙輕輕地扔在他的桌上,說:你看,小沙的文章!非常自豪、得意。

  後來我讀研畢業之後,黃佐臨很愛才,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所以他對我有知遇之恩。那時是全國批判我這個23歲的人,鋪天蓋地的報紙,《光明日報》、《文匯報》發表文章紛紛批判我,那個集子那麼厚,而黃院長他竟然把我要到了他的身邊。我23歲時遇到黃佐臨,他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黃佐臨留學過英國,在皇家學院畢業,1949年以前,他在上海從事受左翼影響的戲劇活動,但是他更傾向于藝術為人生、藝術為藝術,而不是藝術為革命,而且他還喜歡喜劇。

  南方都市報:你怎麼想到這出《假如我是真的》?這是一件真實的事情嗎?

  沙葉新:那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個故事,就是有一個騙子,小青年。他冒充自己是將軍李達的孩子,然後他就在上海行騙,很多人都被他騙了。

  這是真事,充滿了戲劇性,被騙的人有一位現在還健在,是一個德高望重的老幹部;他還騙了一些文藝界的著名人物和其他一些人。打倒四人幫之後,很快地幹部層面的不正之風就已經冒頭。比如搞特權、想把自己的孩子從鄉下調回來、增加自己的房屋面積、開後門這些現象已經有了,但是跟現在的腐化沒法比。其實故事的戲劇性,就在於小騙子說自己是高幹子弟,很多人就拍他馬屁。他利用這些人的私欲,和他們做交易。這個人聰明絕頂,二十多歲,我見過他,在監獄裏。

  南方都市報:聽說你還跟公安一起去審問他?

  沙葉新:對,但是我不能說話,這涉及到公安的紀律,我只能在旁邊像書記員一樣旁聽。根據這個我就想寫一部戲,可是並不只有我一個想寫。我們上海有十大劇院,越劇院、滬劇院等等,很多劇種的編劇都在採訪,收集資料,都想以這個題材來寫。可不久突然這些人都不寫了,因為上面有指示,進行干預,不准寫了。由於涉及到一個還在位的上海老幹部,影響不好,不讓寫了。

  其實我也有過不想寫的過程,我不寫是因為知道大家都在寫,我就不想寫了。後來說大家都不寫了,他們不寫,我就非要寫不可了。

  南方都市報:有沒有人給你打招呼?

  沙葉新:沒有,主要是因為我所在的思想環境和工作環境比較好。經過採訪後,我就和我的二位合作者躲在無錫話劇團的團部那裏寫,因為這樣可以減少干擾,比較安靜。我們很快就寫好了,三個星期就寫好了吧。我和另外兩個人一起寫,一位叫李守成,一位叫姚明德,主要是我執筆。我那時候是專業編劇了,他們二位是演員。

  南方都市報:你那時候年紀多大呢?

  沙葉新:應該是三十歲出頭吧。寫了之後,我們去團裏念,哇!反應極為強烈。我們這個劇團還是有正義感的,演員都說要排,很強烈的呼聲。

  南方都市報:但是那個時候你已經知道上面打過招呼不要寫了,你們不會有這方面的顧慮嗎?

  沙葉新:沒有顧慮。四人幫倒臺之後,在精神上獲得一個大解放。我覺得在文革中給我最大的教訓就是,腦袋一定要長在自己的脖子上,絕對不能盲從。當時整個社會都在思想解放,都在沉痛地認真反思,我們國家怎麼會碰到這麼大的政治災難呢?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中國共產黨在思考,老百姓也在思考,我們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也在思考。四人幫倒臺以後,我們劇院也是處在這樣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中,劇院領導很支持,演員很支持,很快就排出來了。這出戲寫得很快,兩個星期,排得也很快,只有半個月。領導、編劇、導演、演員、全體舞臺工作人員,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充滿激情地把這個戲排出來。

  劇本寫出之後,為了避開審查劇本的麻煩,我提出先不審查,直接讓劇本和導演、演員見面。我聲情並茂地朗讀完畢,獲得一片掌聲。導演胡思慶同志立即站起來,向領導請戰,要求由他來導演這出戲。這出戲後來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和胡思慶的勇敢與天才分不開的。以後我的《陳毅市長》也是他導演的,也同樣取得成功。讓我們記住這位英年早逝的戲劇天才。演出之後,反響巨大。

  南方都市報:當時是先在上海演嗎?

  沙葉新:先在上海演,一演出就引發了爭論。前排坐著的都是領導幹部,大都表情嚴肅沉默無語。後面坐著的是一般普通百姓,反應熱烈,拼命鼓掌。在1949年一直到《假如我是真的》出來前這段時間裏,在中國的劇壇上很少有一部戲敢於把幹部身上的缺點、弱點作為批判物件的。一個共產黨的劇院怎麼可以演出批評共產黨的戲呢?坐在前面的觀眾,是領導,是幹部,他們出於根深蒂固的黨性,不敢表示支持。後面的老百姓出於一種正義,出於一種熱情,就拼命地鼓掌。宣傳部也覺得對這個戲來講是個新經驗,很難表態。

  南方都市報:當時沒有先內部試演一下,再對外公開演的嗎?

  沙葉新:這個過程應該有的。先彩排,預演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然後就有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就是內部演出,不登報,一直沒有公開演出。

  我們就希望公開演出,這跟黃佐臨的支持很有關係。但是,我相信那個時候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黨組織也是支持這個戲的,要不然光是黃佐臨一人支持,大概也很難演成。後來就達成了一個協議,就是內部演出,照樣賣票,但是就是不登報。

  南方都市報:是啊,所以我能找到的東西很少,除了劇本。

  沙葉新:可這個戲後來在全國普遍都演了,比如福建、廣東、浙江、江蘇、河南、河北包括新疆也演了。不宣傳都這樣的,登報宣傳的話那還得了?這說明這個戲至少在當時,是代表民意、反映民心、反映群眾呼聲的。還有一點,這個戲是喜劇,可看性比較強。好久沒有看過這樣的戲了,就是看了能使人哈哈一笑而且讓人深思的戲。這也是群眾喜歡的原因之一。

  南方都市報:當時在上海內部賣票演了多少場?

  沙葉新:幾十場會有吧。反響都是很強烈的,很多人要票,北京也演了。

  巴金先生在他的出版在香港的《隨想錄》中,有三篇文章談到《假如我是真的》,題目好像是《小騙子》、《再談小騙子》之類的,都是談到這個戲。他在文章當中說沒有看過這部戲,其實他看過。黃佐臨告訴我的。巴金對這出戲的態度很明顯。後來我加入中國作協,受到一點阻力,巴金毅然當我加入中國作協的介紹人,這也可以看出他的態度。

  南方都市報:這出戲一直沒有公演?

  沙葉新:沒有,一直是內部演出,演了幾十場。後來迫於壓力還是停演了。我記得停演那天,我還上臺向遺體告別也就是向這出戲告別。那天是在建工局禮堂演出,演出結束時我堅持一定要上臺和觀眾說幾句話,舞臺監督和劇導演有點緊張,都擔心我鬧事。我記得我上臺鞠了一躬,表示我向這出戲告別,在新中國的演劇史上,一個劇作者為他被禁演的戲公開上臺表示某種抗議,這是第一次,史無前例!

  南方都市報:這出戲最終停演的原因是什麼?

  沙葉新:宣傳部門不能讓這種給共產黨抹黑的戲再演下去。往深裏說,是因為這出戲涉及到體制問題,並不光是在淺表層面批判幹部的特權,有些人難以接受。我們本來找不到好的名字,一開始叫《騙子》,而且那些不喜歡這部戲的人也希望叫《騙子》,黃佐臨畫龍點睛地為此劇取為《假如我是真的》,便是對體制的尖銳提問,假如我真的是李達將軍的兒子呢?那不就什麼事也沒有了嗎?就不是詐騙、不是犯罪了嗎?這說明根本問題不在於騙子,而在於體制。

  我的入黨,由胡耀邦親自批示

  南方都市報:停演之後呢?發生了什麼事?

  沙葉新: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召開了一個全國劇本座談會,其實就是針對《假如我是真的》這部戲的。從1949年到那時,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專門為一出戲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座談會的情況。當時我去了,但黃佐臨沒去。因為他們知道黃佐臨支持這出戲,怕他分量太重了,如果在大會上說出什麼話來不好處理。我去北京開會前,佐臨把我叫到二樓半一間小辦公室,拿出一盤錄音磁帶,親手交給我,他說:小沙,你拿會上去發,裏面是我的發言!他是院長,是此劇最大的當事人,居然這樣的會沒讓他去,可見這位一向謙和的老藝術家以一盤錄音帶所表達的激憤和抗議。

  南方都市報:會上情況如何?

  沙葉新:爭論,這個會是胡耀邦主持的,他當時是宣傳部部長。雖然會上一些人把我批評得很嚴厲,但我看得出胡耀邦的苦衷,他是保護我的,他不希望打擊我這個小年輕。所以他在會上介紹我的時候,把我說得特別高,什麼當代的莎士比亞之類。我很清楚自己的分量離他說的很遠,我知道他是想盡可能地維護我,怕傷害了我。

  開完這個會後我寫了《》那篇文章。別人一聽名字就覺得很敏感,其實我這個字有個引號,就是淡季和旺季的。北京的劇本座談會開了以後,原來的戲劇很旺盛的,一下子就淡下去了。別人就說,你這是反對胡耀邦嘛!我說我沒反對胡耀邦呀,胡耀邦自己在大會講話中也說了:我的講話,不是命令,不是指示,我說的是一點意見,意見是可以討論的。我響應胡耀邦同志的號召,寫文章與他討論怎麼就是反對耀邦了呢?這才是真正的扯淡哩!

  南方都市報:你入黨是什麼時候的事?

  沙葉新:大概快進入1985年的時候,當時黃佐臨要退休了,劇院沒有人接這個盤。那時比較民主,經過黨內黨外背對背的調查,我的呼聲很高。並不是因為我有很大的才能,而是我比較老實,當了官以後不會貪污腐化。我二十多歲就進了劇院,經過文化大革命,我沒有出賣過人,沒造過反,大家還覺得我這個人比較用功,所以呼聲比較高。黃佐臨也想讓我接他的班,成為院長。可是要當共產黨的幹部的話,不是黨員怎麼行?

  南方都市報:你那時還不是黨員?

  沙葉新:不是。黃佐臨就勸我入黨。假如我投機的話,馬上就打入黨報告了。可是我回信說,你讓我想一想,這件事很慎重的。三個月之後我才跟黃佐臨說,好的,我可以爭取入黨。我想我今後能和鄧小平、胡耀邦在同一個隊伍裏,在劇院能和佐臨以及那麼多優秀黨員在同一個隊伍裏,是非常光榮的事,這樣我就寫了入黨申請書,可是就是不批准。不批准的不是我們劇院,我們劇院已經通過了。就像我加入作協也很困難,我加入作協的介紹人是巴金。我們劇院的部分黨員,就寫信給上海市委統戰部的知識份子處,知識份子處就給胡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還把我院部分黨員給耀邦的信交給耀邦的秘書,後來胡耀邦同志批示了,也向我傳達了,我印象很深刻。批示有一個總批:該同志夠入黨條件,就應該讓他入黨。起碼是肯定的意見吧。還有一個側批,就說到《扯》這個問題。耀邦同志的批示寫著該文與我無關,意思說這篇文章不是反對我的。這批示下來第二天還是第幾天吧,我沙葉新就成了光榮的共產黨員了。

  南方都市報:夠快的。

  沙葉新:第三天吧,全國頭版頭條發了新華社的通稿,報導我的,標題挺嚇人,《党的作家党的人》。一個入黨第三天的人,就變成了党的作家党的人了,這評價太高了,太搞笑了。一個普通編劇入黨還驚動了黨中央書記,又實在太荒唐了。

  《陳毅市長》到中南海演出,耀邦同志來看了。看完還找我,可是那時候我不在,到安徽去了。後來別人跟我說,耀邦同志看完戲上臺跟劇組人員握手時,就問:葉新沙呢?葉新沙呢?他把我的名字記成葉新沙了。還有人開玩笑說,要是在封建社會,這可就是皇帝御賜的名字啊,那我就非改姓葉了。這是關於胡耀邦的幾件事。你可以感覺到他的開明、民主,一個普通的小編劇入黨,他都有批示,而且在看《陳毅市長》時還沒有忘掉我。

  南方都市報:《陳毅市長》是在《假如我是真的》後寫的嗎?很多人都以為《陳毅市長》是趕緊補過寫的。

  沙葉新:不是,是先寫的《陳毅市長》。其實沙葉新還不會這麼投機。《陳毅市長》是先寫的,就是沒有演。當時我們的羅副院長不同意演這出戲,因為寫陳毅老市長是一件重大嚴肅的事情,我卻用和正式戲劇不太一樣的形式,他接受不了,沒有排演。後來就寫了《假如我是真的》。其實這兩個戲的宗旨是一樣的。一個就是說共產黨不應該怎麼樣,一個就是說共產黨應該怎麼樣。一個表示批判,一個表示我的肯定。愛和恨是相通的。這兩部戲讓我開始進入劇作家的隊伍。

  南方都市報:現在大家提起你還是會說這兩部戲。

  沙葉新:人家就說,沙葉新真會寫啊,左的能搞,右的也能搞,好厲害啊!其實一個作家就是不能滑頭,不能投機。而且我認為人品和作品真的分不開,雖然我做得很不好,但是我會時時提醒自己。其實我以後的劇本比這兩出寫得好,如《耶穌·孔子·披頭士列儂》、《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幸遇先生蔡》,但在國內的影響不及這兩出,因為不讓演,只演了一部《耶穌·孔子·披頭士列儂》。

  南方都市報:那次座談會有沒有給你定調子?

  沙葉新:沒有,只是希望我修改。我內心很抵抗,就是不修改,我們三個作者的態度基本一致。具體要我們改成什麼樣我就忘了,無非是要突出黨的正面力量,要看出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不能突出反面人物,不能同情騙子等等。

  南方都市報:你就是演不了,也不改?後來就沒有再演了?

  沙葉新:沒有再演了。後來很快臺灣那邊就把它拍成了電影。這部電影是譚詠麟主演的。當時,譚詠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名氣比現在的周傑倫還要大,天皇巨星。可是他跟我說,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他並不出名。他第一次到上海來演出,剛下飛機,就跟記者說,我能不能見沙葉新?

  他見了我,說:我就是因為演你的戲之後才出了名,才轉了運,出了名就不停地得獎。他認為:你給我帶來了好運氣。可是你卻因為寫了這個戲反而在大陸遭罪,所以我要請你吃飯。我就覺得這個人蠻好的,很講義氣。我記得我的女兒問我:爸爸,誰請你吃飯啊?我說譚詠麟。那時她她正在念高中,激動得很: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南方都市報:電影主題歌是鄧麗君唱的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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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前夕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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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之前的理論之爭  曹景行(北京)

(將沙包教授提示的聯合早報文章轉為正體中文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不久前訪問了北歐國家瑞典,雖是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到訪,但中國一些評論人士的注意力並不放在兩國關係上面,而是關心胡錦濤會不會特別考察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體制,訪問期間的言談會不會涉及這個問題。因爲,中國如何對待、要不要參照以至沿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已成爲中共十七大前最熱門的理論爭議話題,而瑞典恰恰被視作“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大本營”(事實上,胡錦濤訪問時並沒有觸及這個話題)。 

有關爭議起於今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謝韜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刊登在《炎黃春秋》月刊上。最值得注意的,倒不是這篇1萬5000字長文能夠發表,而是中共高層讓謝韜文章引發的論爭繼續到今天,多家黨報黨刊加入,很有“方興未艾”之勢。要知道,中共各級宣傳部門對媒體的言論仍然密切掌控,什麽話題不可多談(甚至不准談),什麽話題可以放開討論,都有明確、及時的指導和規範。因此,當前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論爭,很可能得到最高主管者的默許甚或鼓勵。 

爭論沒有火藥味是個進步 

特別是,還有三四個月中共就要召開十七大了,這場理論探討與十七大的理論準備有何關聯,又必然引發外界更多的揣測。我們知道,五年前中共十六大的理論突破,就是江澤民用“三個代表”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特別是認可了技術、知識和資本及其擁有者、運用者在當前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此例,外界多認爲十七大的理論熱點,一定是胡錦濤和溫家寶這些年來不斷闡述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

奇怪的是,現在臨近十七大已沒有多少時間,但官方媒體和理論界並沒有如五六年前鋪天蓋地宣傳“三個代表”那樣,對新領導班子的新觀點作同樣的探討和論述,反而讓圍繞“民主社會主義”的論爭吸引了媒體和內外各方的注意力。莫非,胡錦濤真的會如某位學者早些時候建議的那樣,避免每屆黨代會都要修改黨章、加入新的提法,而是讓新的理論在未來實踐中發展成熟後,再作慎重考慮? 

但不管是不是修改黨章,中共在十七大上仍然必須直面當前社會的現實變化,回應民衆對執政黨的強烈要求,在理論和重大政策方針上做出變革,以明確未來的發展方向。所以,當前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論爭,最後究竟會不會給十七大留下印痕,實在耐人尋味。 

謝韜的文章發表後,網上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大有其人,言辭激烈者紛紛上綱上線,多個地方還有人開會批判聲討他的“反動言論”。但在主流媒體上,不同意見的對陣卻很是理性,沒有一點打棍子、扣帽子的味道,與以往充滿火藥味的“大批判”完全不同。中國要實現“和諧社會”,如果首先在重大政治論爭中能夠“和諧”起來,那倒是一種全新的好風氣。 

觀點多元,不只兩派 

中共中央的《人民日報》和理論刊物《求是》5月以來刊登多篇文章,主要觀點是否定“民主社會主義”。如《人民日報》5月10日以答讀者問的方式,綜述“有關專家”的意見,認爲“科學社會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思想體系,它們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民主社會主義都不適合中國國情”。即使如此,此文的作者也不否認,“民主社會主義”在某些方面“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另一方面,持不同見解者並沒有因爲《人民日報》和《求是》的表態而偃旗息鼓,而是繼續發表自己的觀點,但也未必完全贊同謝韜。同樣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的高放先生,在5月31日的廣州《南方周末》上刊文文章,論述“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百年分合”,認爲“中國不能照搬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個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可以而且必須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其中就包括了借鑒民主社會主義的有益的經驗”。 

創辦和主持《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先生則強調,各方對謝韜的文章“同意或反對都正常”。而《炎黃春秋》今年第六期更發表了該刊顧問、94歲的杜潤生的文章,認爲當前中國“理論思維活躍是民族振興的喜慶氣象”。杜老先生並不認同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提法,也不認爲13億人口的中國可以全盤接受瑞典模式,但他“很贊成獨立思考。沒有獨立思考,十億顆腦袋等於一顆腦袋,要錯大家一起錯,我們有慘痛的歷史教訓”。 

理論元老紛紛出面 

實際上,這一期的《炎黃春秋》就體現了杜潤生所說的“理論思維活躍”。接著他的短文,就是謝濤等三位學者關於“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的兩篇論述,還有久違了的吳江先生評介瑞典“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文章,寫於2002年3月,略加修改後再次發表。 

原任中宣部新聞局局長的鍾沛璋先生,則在以《社會主義路線圖》爲題的文章中,總結了中國過去一個世紀對社會主義探索的歷史教訓,強調“再好的社會主義藍圖,必須對權力過分集中的一元化領導制度進行改革,才有實現的保證”。這也可以說明,爲什麽中國今天會特別關注“民主社會主義”。 

說到底,不管你叫什麽社會主義,中國老百姓一要富裕、文明,二要公平正義,不容掌權者不受制約胡作非爲。就如杜潤生老先生文中所述:“聽說鄧小平1987年就說過,只要國民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了,人民滿意了,叫什麽主義都可以。”到時候,中國社會真的發展到了北歐那樣的程度,就叫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和諧社會”好了。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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