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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硬的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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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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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lukacs

可注意鄧小平個性中強硬的一面。關於這點,有幾個例子:

  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一書中,有一註釋提到1956年波匈事件,鄧主張派坦克鎮壓;
  2. 八九民運,鄧的態度與上例如出一轍;
  3. 以下材料紅字部分(但不知章海陵的材料出處為何):


習仲勳忠於改革挺胡耀邦 .章海陵
《亞洲週刊》,21卷13期(2007年4月8日),頁11。

如果說,中共黨史上曾出現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改革先鋒,那麼同樣高風亮節的習仲勳也不該被遺忘。習仲勳是新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的父親。五十四歲的習近平與其父神形酷似,更引發人們對二零零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九歲的習仲勳的懷念。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高層保守派興風作浪,在中央民主生活會上圍剿胡耀邦,逼他辭去總書記職務,而大部分改革派噤若寒蟬。這時候,習仲勳拍案而起,伸張正義,斥責那幫阻止歷史車輪前進的政治老人:「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嗎?」習仲勳痛斥他們「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違反黨的原則。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做法!」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習仲勳更在一九九零年的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上,指名批評對民主學潮訴諸武力的鄧小平和楊尚昆。

在大時代關鍵時刻,能做到伸張正義、為民請命,政治家也不虛此生了。但習仲勳令人追念的是,他在中共建政後的五十多年歲月裏,一直顯示不凡的精神氣度。一九五一年,他敏銳發現下級報告中所稱當地「人民代表由選舉產生」是謊言,馬上展開調查,堅決糾正。在他看來,「人民代表將來要進行直選」是不可蒙混的﹐也是不可動搖的。

習仲勳反對領袖崇拜,一九五三年蘇共領袖斯大林去世,他就在黨內會議上說﹕「人老了總是要死的,讓青年人上台吧!」毛澤東大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浮誇風的同時,習仲勳卻在管轄的地區到處宣揚「當前工作必須是生產第一,一切要圍繞著生產進行」。

中共大力開展階級鬥爭,一批批唯恐對「敵」不夠狠﹑說話做事不夠左的黨棍和積極分子應運而生,各階層、各領域人人自危,但在這種抑鬱氛圍裏,習仲勳告誡周圍的人﹕「知道的就揭發,不知道的會有人揭發,何必搶著說呢?」高崗事件中,中央高層讓習仲勳「勸降」高崗,他卻提醒高崗不要亂咬別人;他甚至訓斥要與丈夫「劃清界線」的高崗夫人,當場撕毀她寫的「揭發」材料。

這是因為習仲勳有一條高於政治原則的底線,即忠於真理和人性的信念。所以,耳熟能詳的「放手發動群眾」,到了習仲勳的口中,就成了「放正確之手,而不是放錯誤之手」、「亂打人,亂鬥爭,亂沒收……這些都是錯誤的」;他「膽大包天」指出,不能抄襲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的鬥爭方式。即使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由習仲勳主政的西北地區殺人指標減少一半,為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比全國其他地區少殺百分之六十,保長一級舊政權官員基本沒碰,而在鄧小平主政的四川,保長以上「敵偽人員」全部被殺。

曾提文革賠償被否決

今年是中國反右鬥爭運動五十週年,當年一些右派要求當局賠償,被一些人視為「天方夜譚」。可是,早在一九八二年,習仲勳、彭真和聶榮臻等元老就提出,要設立中央、地方二級「文革賠償基金」,對被迫害致死者及非正常死亡者進行賠償。賠償金分為三檔:五萬元、二萬元、五千元。基金從兩個方面調撥:國家災難特撥款、地方政府稅收款和中央、省級組織部的黨費;「政治上平反後,必須從經濟上作出賠償,二者合一才是法律上的終結」。

習仲勳等人的提議,得到陳雲、徐向前的表態支持。但該提議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時被否決,理由是:對文革的政治結論已作出,冤案基本已平反;如果再作經濟賠償,這筆費用預估為一百二十億至一百四十億元,國家很難承受,文革後對三十八萬被定性為敵我矛盾的幹部,平反後補發工資、福利已達四十二億四千萬元。不過,倘若「文革賠償」落實,豈不就是一座「文革博物館」?

習仲勳等人的提議雖然泡湯,但他們的膽識與魄力卻成為美談。看今朝,中國政壇要人幾乎個個自稱「為政清廉」又「銳意改革」,卻忍看國家腐敗橫行﹑冤民上訴無門,制度改革之難如逆水行舟。這不能不使人想到作家莫言在《紅高粱》中所言,先輩們一幕幕英勇悲壯的大戲,使得那些良心已被醬油醃透了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這真是「種的退化」。中國新一代政治領袖,何以召喚那些徘徊在「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裏的英魂和冤魂」?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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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稼祥泡麵傳奇,似乎在大陸沒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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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pao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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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打算出版六四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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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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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古士塔夫

李鵬六四日記 一波三折
 

李鵬「六四」日記近日在網上流傳,引起海外媒體追蹤報導。圖為原擬出版的新書封面。
張偉國/提供

預定22日在香港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一波三折,在出版前一刻又突生變化,有消息指這與北京當局介入干預有關。

北京當局為何一再不讓此書出版?據熟悉中南海政情的前中共高層智囊指出,這與此書暴露中共核心機密有關,包括「鄧小平決策在先」、震驚中外的「六四」流血事件,根本不存在「先鎮後暴」還是「先暴後鎮」的問題,早在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之初,就已被李鵬等中共高層領導人認定其性質是「動亂」。李鵬在書中聲稱,「其中許多情節鮮為人知、第一次公諸於世」。

「李鵬『六四』日記」全書約15萬字,尚未正式出版,部分內容在本月初「六四」21周年時,已在網路上流傳。

吳國光:難得史料

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辦公室核心成員吳國光,在此書出版喊卡之前,應據信獲得此書原稿樣本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負責人鮑樸邀請,為「李鵬『六四』日記」撰寫「導讀」,他直指此書暴露了「鄧小平決策在先」的中共核心機密。

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教授的吳國光,曾參與起草中共中央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熟悉中南海政情。透過他的「導讀」,或許可窺見這本書為何二度被禁出版的緣由。

吳國光指出,「李鵬『六四』日記」是難得一見的重要史料,展現了李鵬的內心世界。這是因為:第一,書的主題,是改變中國當代歷史走向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第二,書的作者,是在這次事件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堅持主張鎮壓對策的時任中國總理的李鵬;第三,書的體裁,李鵬採用剪輯自己當年日記、並在此基礎上展開進一步的記敘和議論的方式,試圖從他的特定角度做出接近歷史原狀的努力;第四,書的內容,確如李鵬在「前言」中所說,「其中許多情節是鮮為人知、第一次公諸於世的」。

吳國光指出,自從2004年3月28日以胡錦濤為首的新領導層否決李鵬出書後,中國當代歷史和政治的觀察家與研究者,都關心這部書稿的內容和下落,希望它有機會面世,以填補中國當代歷史和政治研究的「一塊重要資料空白」。

李鵬所著 可能性高

吳國光通讀全書之後,認為「書稿確為李鵬所著的可能性極高,是偽作的可能性很小」。

吳國光指出,李鵬此書的重要貢獻之一,在於從事件一開始,對於如何看待民眾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在李鵬與趙紫陽之間,就出現了根本分歧。根據此書記載,胡耀邦4月15日去世,李鵬16日傍晚從日本回到北京,一下飛機,即通過姚依林的說明,認為北京大學生悼念胡耀邦是藉機「攻擊黨中央」和鄧小平。

他舉例,4月17日早上,李鵬看到當天「人民日報」刊登了大學生向胡耀邦獻花圈的照片,「頓生疑問」,強烈質疑中共中央機關報:「這是幹什麼?」他認為「人民日報」在「煽動學生」;事情馬上「引起了我(李鵬)的深思和警惕」。18日上午9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按照此書說法,李鵬和趙紫陽之間的分歧第一次呈現。接下來,19日晚上,在電話上,李鵬和趙紫陽「在處理學生鬧事問題上再一次發生了正面衝突」;20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會的正式會議上,兩人「在處理學潮的方針上第三次意見分歧」。很明顯,在學潮初起的短短兩三天內,甚至在李鵬回到北京下飛機伊始的短短幾個小時內,他就已經形成了後來最終導致流血鎮壓的那種對於學生運動的負面看法。這一點,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

吳國光指出,李鵬日記很明顯地凸顯鄧小平的因素。根據迄今為止的公開材料,1989年4月25日上午,李鵬面見鄧小平,鄧小平把學生運動認定為「目的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是「搞動亂」,這就確定了當局應對學生運動的總方針,直至後來的軍事鎮壓。按照李鵬在書中的敘述,似乎也是這樣。

他指出,「這裡有一個重大的疑點」,那就是:4月23日下午4點多鐘,趙紫陽離開北京出訪北韓,4月24日晚上8 時,李鵬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碰頭會,確認當前學潮「是一場有組織有計畫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據李鵬此書的敘述,這次碰頭會「是一次關鍵的會議」,出席會議的人員「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會議作出三個具體決定,即決定「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論」,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並成立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三人組成的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這就是說,在25日上午去見鄧小平之前的頭一天晚上,尚未等鄧表示意見,李鵬已經不僅把他自己對於學潮的負面看法上升為指學潮為「打倒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體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開了貫徹基於這種看法的強硬應對方針,從政治局常委到黨中央機關報,都在他的調動下行動了起來。

4月23日 鄧傳密令

他認為「有理由懷疑」李鵬(以及所有官方敘述)在這裡隱瞞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1989年4月23日晚上,鄧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給李鵬;正是這個密令,認定學生運動為「旨在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動亂」,並確定了一系列的強硬應對方針。

根據日記,1989年5月19日上午,鄧小平宣布,江澤民當總書記。從當日到6月24日中共13屆四中全會正式「選舉」江澤民為總書記,其間有一個月零五天的時間;從6月1日鄧小平當面告訴江澤民要他擔任總書記算起,這之後也還隔了20多天的時間「正式」就任。李鵬記敘說(「5 月31日」一節),這是因為江澤民提出,「要合乎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他任總書記。」此書第五章開頭(「6月15日」一節),李鵬更明確強調:「江澤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絕不能接受1987年初通過批胡耀邦同志、讓趙紫陽上台的那種做法,總書記上台、下台都沒有按照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免職和產生。」

清場決策 老鄧拍板

吳國光指出,有意思的是,包括鄧小平和李鵬在內,當時的最高層領導人,沒有人反駁或者批評江澤民這個說法,反而同意了江的要求,直到13屆四中全會才宣布江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說明,這個問題一經挑破,他們都是很明白的:迫使胡耀邦1987年1月下台是違反黨章的。根據趙紫陽回憶,1989年6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作為趙紫陽專案審查小組的負責人第一次與趙談話,就透露,鄧小平對這兩位說了:上次處理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的問題,要合乎手續。

吳國光一針見血指出,「鄧這個話說得雖然輕描淡寫,但是,對一貫舉重若輕的鄧來說,僅僅有這個話,我們已經不難看出,非法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程序問題,是鄧小平和其他中共政治老人的一塊心病」。

李鵬此書明確透露,鄧小平是1989年北京部分地區軍事戒嚴的提議者和決策者(「5月17日」一節),也是6月3日天安門「清場」方案的最後批准者(「6月3日」一節)。據李鵬記述,鄧小平明確說了,「要準備流點血」,不能「絕對保證不使用殺傷性武器」(「5月19日」一節)。

【2010/06/19 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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