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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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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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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美國紀錄片《赤字中國》(China in the Red)導演韋甦
她用鏡頭見證中國命運 .張潔平

原載《亞洲週刊》二十卷二十五期, 2006年6月25日

  • 原摘要:美國導演韋甦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一年觀察中國改革悲喜,跟蹤十個中國人的命運變化,拍成紀錄片。她祖母生於中國,母親在中國長大,從小聽中國故事,對神州有特殊感情。


美國導演韋甦(Sue Williams)一九九八年一個人到中國,花三年時間觀察中國經濟改革的大背景。以拍攝中國題材著稱的韋甦,把鏡頭轉向中國的十個普通人。她跟蹤拍攝, 講述這十個人在改革激流中的命運,剪輯成紀錄片《赤字中國》在美公映。《赤字中國》鏡頭下的三年,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劇烈變革,千萬工人下崗。

影片中,張淑艷是瀋陽國有企業員工,三年內工資下跌至每月四百元,女兒學業費用難以繼續﹔洪煥珍是農村婦女,三年裡一直在病痛中掙扎,因貧困幾近不治﹔張武是原國企員工,辭職創業,三年後成為公司老總,在北京買房買車﹔慕綏新是前瀋陽市市長,三年裡經歷了從官運亨通、到「慕馬大案」罪魁、到病死獄中的大起大落……短短三年,有人成暴發戶,有人失業下崗,有人碩果累累,有人全盤皆輸。美國人鏡頭下的中國竟真實得撼動人心。

《赤字中國》曾在廣州小範圍試映,觀眾震撼之餘也發出疑問﹕「為什麼拍攝這些人﹖」「他們能代表中國嗎﹖」「韋甦是美國人,她真的了解中國嗎﹖」而韋甦告訴亞洲週刊﹕「當看到主人公在生活中掙扎的時候,我真的很想幫他們,但作為一個導演,一個記者,在工作時我不可以。無論如何,我很慶幸自己忠實記錄了這段歷史。在拍完片子之後,我們仍然可以盡我們所能,幫助他們。」

帶著觀眾的疑問,和中國人對那三年激進改革的共同回憶,亞洲週刊採訪了韋甦本人,以下是採訪摘要﹕

為什麼要選擇這三年,並拍這十個人來講述中國﹖

一九九八年,朱鎔基在新聞發布會宣布,中國國有企業要在三年內改革脫困,爭取轉虧為盈。於是,我決定尋找十個曾經或正在國有企業工作的人,追蹤他們三年的生活變化。我希望了解,在中國,如此一個全國性的經濟政策是怎樣影響百姓的生活的。

在二零零一年,我發現國有企業讓三千五百萬工人下崗,人民仍然沒有擺脫困境。在受訪的主人公中,少數成了百萬富翁,多數人下崗,同時失去了所有的醫療、社會保障福利。

這樣的結果出乎意料嗎﹖

應該說每一個結果都出乎意料。因為九八年開拍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些什麼。一開始把鏡頭對準他們時,我們心裡都沒底。最出乎意料的是瀋陽的慕綏新。

一九九八年,他還是瀋陽市長,意氣風發,二零零一年,我們已無法找到他完成最後的拍攝了。他因為貪污被判死刑,最後患癌症死在監獄裡。聽到這消息時,我整個人驚呆了。我們曾有多次面對面的交流,當時他是改革第一線的指揮官。他對我說﹕「你們隨便拍吧,瀋陽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那種氣魄讓我覺得他是真英雄。但是沒想到,他竟然會死在這麼一個不光彩的處境裡。

為什麼這紀錄片以《赤字中國》命名呢﹖

紅色一向是代表中國權力的象徵。而這個名稱也包含「負債」的意思。雖然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很多官員告訴我們,中國現存的難題包括國有企業虧損、工人失業、下崗、醫療保障、教育問題、環境問題等,其實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給中國的一大筆負資產。而且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銀行死帳壞帳多得驚人,赤字累累。

作為一個美國人,深入中國社會拍一部這樣的片子,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最大的困難是來自官方的壓力。整個拍攝至少百分之七十的時間都是用來和各級官員打交道,請求他們批准拍攝。二零零一年,洪煥珍病重,慕綏新被審查,我們的拍攝就被禁止了。官員希望我們鏡頭下的中國,永遠是正面的。可是這就是中國嗎﹖中國百姓有自己的痛苦和快樂,這些正是美國人看不到甚至誤解的。

當時在東北的街頭,我們常常看到成千上百的下崗工人拉著橫幅靜坐示威,想去拍攝,卻被官員攔下來。其實為什麼不給拍﹖拍下來,美國人看到的,不是中國的貧窮落後,而是中國漸漸走向民主,不會隨時發生街頭暴動了。

美國觀眾看到紀錄片裡所表達的中國,反應如何﹖

美國人其實非常不了解中國。以前,他們習慣把中國等同政府、集權。而中國人真正的喜怒哀樂,美國人完全不了解。這也是我想拍現代中國的紀錄片的原因。鏡頭是最忠實的。

片子在美國放映之後,很多美國人被感動了。他們看到了中國人真實的生活環境,他們上下班、做飯、哄小孩的樣子,他們為了家庭、工作和夢想奮鬥的樣子。他們看到中國人的珍惜和煩惱,其實和自己是一樣的。很多美國人來電話,想為洪煥珍、張淑艷捐款。

阿拉巴馬州的一個教師,說想幫助中國的下崗工人,但自己沒有錢,願意每個月捐出五美元,託我們轉交。我們陸續得到了很多捐款,後來把這些錢都寄給了主人公。

影片結尾時已病重的洪煥珍,後來被送到西安最好的醫院治療,並逐漸康復。她的女兒也被送到一家廚師學校,現在已經是西安有名的廚師。

你拍了很多部關於中國的紀錄片,如《中國三部曲》、《赤字中國》,是什麼讓你對中國這麼有激情的呢﹖

其實我可算是世界公民,我的祖母是白俄羅斯人,在中國出生﹔我母親是英國人,也是在中國長大的。我從小就聽她們講中國的故事,所以一直對中國有特殊的感情。

八十年代末,我拍了第一部關於中國的紀錄片,講中國革命的歷史,時間跨度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

沒想到市場反響很好,我的上司看完了還很上癮地問一句﹕「後來怎麼樣了﹖」於是,我接著拍了《毛澤東時代》(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和《生在紅旗下》(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一年),我就完成了《中國三部曲》。

下一部片仍拍中國

誰知我的上司依然意猶未盡,他問﹕「那現在,中國怎麼樣了﹖」於是,我再開拍這部《赤字中國》,從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一年,不再是回憶歷史,而開始見證歷史。我也一直在嘗試其他題材,但是中國很特別,拿起來就很難放下了。

我的下一部片子還會是中國題材,準備選擇一些年輕人,可能是中國的MBA,追蹤拍攝二十年,還在計劃中,不過我相信會很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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