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雜誌《旗幟》主編丘普里寧訪談

《藝林》2007年 NO.2〔俄羅斯〕阿林娜．列別利訪/張俊翔譯

……彩虹已沖走。只剩下棕黃的污泥

彷彿落葉在花崗岩上朽爛的屍身。

水柱依然高傲地向空中噴射，

卻逃脫不了和雨水混合的命運。

多悲哀的場景！銹蝕的水管依然承受

最初的榮耀。但已然不可抗拒

污濁在園中的蔓延。惡意、厭倦……

甚至水的運動都隱隱有些多餘。

蘇聯時期，《旗幟》（стяг）、《星》（Звезда）、《十月》（Октябрь）、《新世界》、《民族友誼》和《我們的同時代人》等文學刊物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其刊發的眾多文學和政論作品在構築蘇聯人的精神家園、引領社會話題上發揮過不小的作用，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國家的政治氣候。然而，在俄羅斯社會轉型期的傳媒市場上，此類刊物不但已經風光不再，而且還一再陷入停刊的窘境。

2006年7月，《旗幟》現任主編、著名文學評論家謝爾蓋．丘普里寧接受俄羅斯報業網記者阿林娜．列別利的專訪，就該刊以及同類雜誌的現狀、文學圖書的市場特點、嚴肅文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存與發展等問題發表了看法。 

阿林娜（以下簡稱「阿」）：2006年是《旗幟》雜誌創刊75週年。較少有刊物能生存這麼長時間，請談談貴刊「長壽」的秘訣。

丘普里寧（以下簡稱「丘」）：那些對於75年這個時間段發出「不可思議」之歎的人是正確的。事實上，包括文學期刊在內的任何一種文化建制，其鮮活生命所能持續的時間要短得多。而文學期刊之所以在俄羅斯生存了這麼久，是由歷史造成的──還沒有出現可以替代我們位置的新的文化建制。

我們「長壽」是由於在這一時段內雜誌經歷了數個生命週期。

第一個生命週期：《旗幟》創辦之初是針對部隊讀者和作家的。戰後它成為官方文化月刊，在當時所有雜誌中，《旗幟》是最具官方色彩的。在這本雜誌上發表作品的作者有軍隊、克格勃以及作家圈的領導人物。雜誌備受尊崇，很有威望，但在我看來也異常乏味。當然，這並沒影響到編輯們編發一些有趣的東西，例如，1941年，我們在全年的雜誌上連載了尤里．特尼亞諾夫的長篇小說《普希金》。1954年，正是在《旗幟》上發表了伯里斯．帕斯捷爾納克長篇小說《齊瓦格醫生》中的詩歌。當然，編輯並不清楚那是怎樣一部小說，一切都是偶然的。

第二個生命週期從1986年開始，因此2006年對於我們來說具有雙重的紀念意義──《旗幟》創刊75週年和新的《旗幟》出版20週年。1986年俄羅斯開始推行公開性政策和改革措施，我們的雜誌也迎來了新主編──「前線一代」作家格里戈里．巴克拉諾夫，是他把雜誌做成了現在的模樣。那時候我們雜誌成了所謂的「改革旗艦」。

當時，閱讀文學期刊完全不是出於文學目的。當時，其他大眾媒體遠遠落後於文學期刊──傳媒領域的變革進程正是從我們開始的，這從戈巴契夫一年之內兩次接見文學雜誌編輯的事情上就能看得出來。

阿：現在，普京與電視工作者會面……

丘：的確如此，而葉爾欽接見的是報紙主編。而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時候，大型文學雜誌所承擔的是社會教師的任務：許多來自各地的年輕作者和記者上門求教，他們想瞭解什麼東西可以寫，而對什麼東西暫時還需要保持沈默。此外，我們還扮演了黨派雛形和議會雛形的角色。而且我們在黨內確有固定的讀者群，這從當時的訂閱單上就能反映出來。雜誌的讀者眾多。那時，所有人都得出結論──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喜愛閱讀的國家。

阿：難道那時候不是這樣的嗎？

丘：我還記得，刊登安德烈．普拉東諾夫（Andrei Platonovich）《地槽》（The Foundation Pit）的那期《新世界》是最暢銷的一期雜誌。可這並不是由於《地槽》的緣故，而是因為該期發表了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論〈俄羅斯貧困根源〉的文章。正是這些原因使得文學雜誌的發行量接近天文數字。我們的發行量大約在100萬冊左右，《人民友誼》刊登雷巴科夫《阿爾巴特的孩子們》那期的發行量將近250萬冊。

阿：確實是天文數字。那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丘：1991年，所有這一切都結束了。1992年，雜誌發行量開始下跌，最近15年，這個勢頭一直在加劇。我們國家很少有人再需要文學，特別是當代俄羅斯文學。因此，《旗幟》的發行量現在已經銳減到了4,500冊──這就意味著我們的雜誌在發行量、訂戶和影響力上都只及那個時候的1/200。其他文學雜誌的情形也大致如此。這給人造成的印象是：由葉卡捷琳娜女皇（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引入俄羅斯的文學期刊這種媒介形式應該消失了。

當代俄羅斯作家的作品發行量也只是那個時候的1/100到1/200。作家名單可以列出一長串，可是圖書的發行量卻極小。蘇聯時期，小說和散文類圖書的始發量是3萬冊，一般的書籍都能達到10萬至30萬冊。如今這樣的發行量幾乎見不到了。文學圖書的發行量通常是3,000冊，能達到1萬冊對於作家來說就是很大的成績了。大概全國目前還有這麼多的人會去聽室內音樂吧。

阿：喜愛閱讀的人無論如何要比喜歡聽古典音樂的人多吧？

丘：文學其實是一種民主現象。大部分追求高品質的作家都把目光投向各個城市和整個世界。然而，從消費的角度來看，閱讀是陽春白雪的事情。也就是說，要閱讀嚴肅文學，讀者應該具備某些特質，必須養成習慣。就跟欣賞古典音樂一樣。可金融危機時讀者根本沒錢續訂雜誌，習慣也就隨即消失了。這可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習慣啊，1992年的時候卻沒了。

阿：改革時期，文學期刊是傳媒界的急先鋒，你們怎麼會那麼快就失去了自己的陣地呢？

丘：90年代我們從資訊領域退出，因為像我們這樣每月出一期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資訊需求。讀者對我們所刊登的長篇分析性文章不再感興趣，更何況我們為讀者提供的不是資訊，而是文學作品、文學研究和政論文章。

同時，我們把自身定位成與劇院、博物館、音樂廳一樣的文化機構，而不是跟週刊、報紙，更不是跟電視一樣的媒體。

資訊傳播的速度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成倍成長，我們卻不能對資訊做出及時反應。此外，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們的讀者群有自我定位的需求。因此，那些深刻而睿智的文章大受歡迎。到了90年代中期，大部分人已經確定下來，還沒有確定的人對此也不再有需求。美學不再是尺規，因此我們被擠到了傳媒領域的邊緣。

阿：現在，人們對文學的興趣正在逐漸地恢復，文學期刊的出版者會感到安慰嗎？

丘：目前的情形是這樣的：讀者面臨選擇──閱讀西方文學還是當代俄羅斯文學。在這場較量中外國文學占了上風。可以非常容易地對這個結果加以解釋。俄羅斯追求高品質的作家們仍以嚴肅文學、經典作品的準則為旨向。這樣的創作取決於作家的天賦與能力。而大部分在俄羅斯暢銷的當代西方文學作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學類型，讀者起初對其並不習慣，例如法國當代作家費德利克．貝格岱（Frederic Beigbeder）和米歇爾．烏艾爾貝克（Michel Houellebecq）等人的作品。就對讀者的要求而言，他們跟黑塞、福克納甚至海明威等人不同。這是中產階級的文學：作品的質量很高，但它們不要求讀者付出什麼努力。一位讀者對此類作品的普遍標準做了準確的描述：「我們需要的是被吸引，但不被施壓。」這樣的東西在我們的文學中幾乎沒有，因此，讀者更願意選擇西方文學。雖然俄羅斯也已經開始出現類似的作品了，但這改變不了文學期刊的現實境況。

阿：為什麼呢？

丘：因為大型文學期刊是以傳統準則為旨向的高品質文學的保留地，而市場上流行的是另外一種文學類型，它們的作者往往缺乏與文學雜誌的讀者進行對話的需求。

阿：我不太明白，在這種悲觀情形之下，《旗幟》以及其他的同類雜誌怎樣生存，靠什麼生存。

丘：我們的雜誌已經三次瀕臨關閉。第一次是1993年我們退出零售市場（而且再也沒有回去）的時候。我們靠訂戶每年兩次的預付金生存。當時的通貨膨脹非常厲害，我們的資金迅速貶值。那時主編格里戈里．巴克拉諾夫已經卸任，但他依然關心著雜誌的命運。他向正好來俄羅斯的喬治．索羅斯呼籲，應該支持可憐的讀者、圖書館和面臨滅頂之災的文學期刊。此後便開始實施圖書館訂閱雜誌的專案，總共7年。可訂購的數量逐年減少，因為索羅斯基金會購買的數量越來越少。

第二次是1998年8月經濟危機的時候。8月份我們正好收了訂戶的錢，顯然，到了第二年1月份的時候，我們已經沒有錢出版雜誌了。幸好當時還是集體訂戶的索羅斯基金會在合約中寫明的金額不是以盧布作單位，而是美元，這才拯救了我們。

第三次是2000年初，莫斯科市政府決定取消對傳媒單位租借辦公地點的租金優惠。對於我們而言，這意味著租金將上漲12倍。眼看我們就要關門歇業了，正巧當時莫斯科市長尤里．盧日科夫要謀求連任，他向那些挑撥他與知識分子關係的政客說了「不」，我們才算又保全了下來。

阿：索羅斯基金會已經離開俄羅斯了。

丘：索羅斯走的時候文化部和新聞出版部同意繼續扮演索羅斯的角色。但這沒幫上什麼忙──他們的支持很快就急劇減少。現在，和其他同類雜誌一樣，《旗幟》依靠訂戶生存。文化部為各圖書館訂購一部分雜誌（大約300冊），新聞出版部為我們提供購買部分紙張和支付印刷廠費用的補助。我們得到的這些補助是指明發放給具有社會意義的雜誌的，跟發放給殘疾人出版物的補助一樣。

阿：這就是說，我們國家還在閱讀的人都是殘疾人。

丘：正是如此。所以我們的日子不好過；所以我們使用劣質的印刷紙張，支付作者微薄的稿酬，發給工作人員極少的工資。我們的其他項目都靠額外贊助。

阿：今天，文學進程也開始具有市場的特點，作家推出的不是圖書，而是整體的項目。文學獎的基金已經達到數百萬盧布。為什麼文學期刊沒能變得富裕一些？

丘：所謂的嚴肅文學、高品質文學以及作為其生存自然空間的大型文學期刊都是反對市場戰略的，我們反對把文學變成商業。因此，在商業的空間裡我們感到自己是異類。《櫻桃園》（Вишневый сад，俄羅斯作家安東．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 1860-1904〕的代表性劇作。描寫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貴族莊園徹底崩潰的情景。訪談提及的洛巴辛是該劇中的人物，奴隸後代出生的資本家。）中的情形在不斷重複。經理和高級經理的文學就是洛巴辛，斧頭砍樹的聲音已經傳來，我們還在一邊喝茶一邊論爭。我不認為所有作家都做好了按市場行銷計畫為目標人群寫作的準備。還有一些作家生來就是要表達他所想表達的東西的。對於他們而言，是否被廣告商挑中根本無所謂。也還有一些讀者是不為大張旗鼓的「無精神論」宣傳所蠱惑的。至於利潤，我想，也許文化機構就其定義而言本來就無法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