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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 2021-02-20 06:20〈音樂是儲存私人苦樂的最佳錄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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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專文:音樂是儲存私人苦樂的最佳錄音機
蘇曉康 2021-02-20 06:20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按:延安對現代中國的意義,在政治層面極強烈,其中包括共產黨躲在那裡「等待摘桃」、「延安整風」締造了毛神話和毛文化、中共俘虜西方也始之於這個山溝溝等等「史前神話」;但是延安的文化意義更大,遠未詮釋清楚,絕非「南泥灣」、「延河水」那點所謂「共產黨聖潔」,它還在八十年代掀起過一股「西北風」,從美術、音樂到電影,其中也有所謂「大師級人物」,從崔健到張藝謀,劇烈影響世俗社會,卻很微妙的一直被極酷烈的中共意識形態所容忍,一個很有趣的迷,謎底就在延安。我去過一趟延安,寫了一點感覺,對這個「西北」現象的疑惑,卻淺嘗輒止,然而今天坐在中南海頭把交椅上的是一個陝北娃子,不是一個偶然。


提到「西北風」,我問網友阿鏜,他是音樂人,怎麼看大陸的「西北風」味道?

阿鏜的答覆非常專業:「傾向於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雖然二者有時混在一起。」

「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隨即他又跟了一句:「忽然想到,與音樂風格最相近的東西,也許是菜的『口味』。川菜辣,粵菜淡,不好論高低,只能論特色。西北風格的音樂,肯定有其特色。至於特色是哪些,那是另一個話題。」

他的這個比喻,非常傳神,一時間勾出我的許多音樂記憶,都是有地域性的。我生在杭州,童年滿耳朵灌的,都是越劇調兒的音樂歌曲,聽過的「西北風」,大概只有一曲《東方紅》,有人說它是從一首陝北信天遊借過來的。

不過我記憶中那時候聽得最多的,反而是所謂的「輕音樂」,如「步步高」、「平湖秋月」等,其實都是廣東音樂。後來還有電影《五朵金花》,雷振邦從白族民歌改編過來,而《劉三姐》又是根據壯族山歌而來,令我們都覺得漢族相形見絀,沒什麼好歌兒。文革前這段歷史,反右大饑荒已令政治上血淋淋,卻歌聲悠揚,有人說是故意營造的歡樂氣氛,有利於統治者,此處不作論定,然而「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可能嗎?

五零後這一代,還有一種音樂經歷,跟蘇俄有關,我曾寫過一段文字:

《列寧在一九一八》是我們的黑白電影。我們一輩子只愛聽那個「外國民歌二百首」,大部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尤其蘇聯的最多。從那斯拉夫旋律中,可以追尋捕捉我輩難以言說的私人心境,更是屍陳國家話語的一座馬王堆。

那時既無電視MTV也無CD隨身聽更無iPod,但這一代人的音樂記性好得驚人,個個皆靠模仿,把歌詞和歌手的唱腔學得逼真。說這是「吃狼奶」,大概過於簡單化,但是標榜為「俄羅斯傳統」,則是一種矯情。我們沒有能力從這種「傳統」中剔除民粹主義、領袖意識、政黨邏輯、暴民傾向、平均觀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決定論、兩極化,才是要害。』

超越物理時間的「私人心境」

是不是太「政治化」?顧不上了,裡頭有一個詞「私人心境」,大概不會錯。不知道從哪裡抄來一段關於音樂的理論:

『長期以來,談論音樂的哲學問題,或多或少都會關聯到一個非實在性的事物 — 時間因數上。因此,在時間範疇的音樂問題上,產生了許多對應於心理學的、數學上的論理研究,而其中最顯特出的,就是從波蘭哲學家茵加爾頓(Roman Ingarden, 1893~1970)自柏格森哲學的時間觀與胡塞爾現象學中所得出來的論點,就是在音樂作品中存在著一種與我們日常生活的物理時間(客觀時間)不同的所謂「內在時間『(主觀時間)。內在時間只能通過人的直接體驗來感知,音樂作品自身的獨特結構,使欣賞者在感受它的時間觀念上,充滿了體驗主觀、內在的色彩,欣賞者在欣賞時,會感應在其時間表現上的長短不同,一種複雜的時間體。 』

其實我覺得這一大套哲學,說的就是「私人心境」—— 音樂可能是記錄儲存私人苦樂的最佳錄音機。比如我自己:

『九三年。不是雨果那部小說。而是我的真實。墨西哥暖流與寒流交匯於美國東岸,是七十年未遇的暴風雪或冰雨,新澤西成了冰淩世界。高速公路鑲上一層玻璃版,每天清晨我也要砸開裹在汽車上的一層冰盔甲,蘇單還覺得好玩,用靴子去踹,車前蓋上至今留著斑斑殘痕。我詛咒九三年。我常常在漫天大雪中爬行,仿佛不知道要開到哪裡去。夜幕下雨雪霏霏的那種時候,唯有一個歌聲是有暖意的:

「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一直通向迷茫的遠方……」

蘇聯衛國戰爭中的小曲,一個女中音唱的,我這個年齡的大陸人從小就會哼。她頭一段還在唱「我要陪伴我的愛人上戰場」,第二段唱的就是「我要救我愛人出那戰場」,調子抑鬱而茫然,那種俄羅斯式憂愁的味道很足。我讓它爬疏著我的心緒,任車子在雪裡顛簸。我的小路在哪裡?畢竟也有了一條,而不是先前那樣如同在懸崖上,前面只有深淵。

陪她重新長大一回,就是我的小路。從前的她,腰板直挺,胸有成竹,事無巨細地站在小路的這一端,我要到那一端再去找回她來,「曲曲彎彎細又長『很合我的心境﹐我其實看不見那一端﹐那裡迷茫一片……。』

另一段:

『那天一早我們順295北上,一個半小時就趕到普鎮。一路上我們聽著一盤外國民歌,傅莉安靜而放鬆,那二百首外國民歌大部分是蘇聯東歐的,其中有一首唱道「帶著我心愛的五弦琴,從阿拉巴馬到路易士安娜」,竟是美國的。這種音樂原是我們一輩人的餵養液,一如搖滾之於今日青年,但那時候個個皆靠模仿把歌詞和歌手的唱腔學會,歌手大概都是東方歌舞團的,用很專業的唱腔唱人家的民歌,有的還硬憋外語,也皆成風格,如今隔著世紀聽去,才聽出密西西比黑人的深仇大恨與加勒比風味的纏綿。』

流行音樂的自我釋放或更接近人性

而音樂,也成為我理解兒子的一個管道。有一天我去翻蘇單丟棄的音樂CD,一盤叫Alanis的,記得當年他自己買的時候說是最當紅的,此刻我來一聽,原來那個女孩不是在唱,而是說話,一種五音不全似的哼哼,或者嚎叫,才忽然領悟了西方現代流行歌曲的要旨,那其實就是把古典式抒情性的吟唱,變成一個人宣洩式的叫喊,這是一種真正的文化變革,因為古典音樂乃是以一個文化整體、抑或一個文明為基礎的,那是全部藝術的結晶。

現代性開始拋棄、背離這種基礎,於是人能唱的只剩下自己的嚎叫,這大概才是「披頭四」(the Beatles)的空前含義,才是西方那一代人永恆的東西,而不是別的,由此才能理解「眾生喧嘩」的意思,那跟政治上的「民主」一個意思,大眾、多數、平凡……。

也把蘇單遺棄的那個kenwood CD Player,雷射唱機,找出來聽得饒有興味,於是可以重新鉤沉出當年給這孩子買一個雷射唱機,幾乎等於送他一份成年禮的那種含義,那是當時完全意識不到,當時只心疼錢,並蔑視孩子的這種大眾平庸傾向,其實一個雷射唱機對他來說,就如同我當年在暑假讀了一套《靜靜的頓河》或看了電影《兩姊妹》一樣,乃是成熟的一個臺階。

被他遺棄的陳舊唱碟堆裡還有一盤Michael Jackson,聽聽便知道他的嚎叫還是有音樂性的,比時下沒調兒的說詞或者那種跟中國快板書似的黑人Rap還接近一點音樂,難怪稱為「巨星」。

人類音樂走向莫札特、貝多芬衰亡,而非洲叢林裡的Rap大興特興,難道是個人價值升騰必然伴隨文明粗俗化的一個詮釋?「大眾喧嘩在文學上,難道就是所謂網路文學的興起?抑或是下流話氾濫的言論自由?

不過,古典音樂需要大師來支撐,平民的文化享受是靠幾個天才、精英的創造性發現所提供的,此即每個人的宣洩要靠精緻生產的東西來作為釋放的媒介,這在心理學的意義上是否也意味著某種『意淫』,而流行音樂的自我釋放大概更接近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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