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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德:放下怨懟 才能迎向未來 何榮幸/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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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35

2005.08.09  中國時報
施明德:放下怨懟 才能迎向未來
何榮幸/專訪

    面對二女兒施珮君出版《月蝕》一書,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昨日強調,台灣社會已進入後戒嚴時代,許多人心中卻還殘留戒嚴時期的枷鎖與陰影,「我已經走出來了,希望我的女兒跟台灣社會都能走出來,放下怨懟心態,學習什麼是包容、寬恕與迎向未來」。

    施明德接受記者訪問時坦承,看到二女兒出書消息,他的第一反應是「收到黑色父親節禮物」。但他認為,這件事未嘗不是一面鏡子,可以成為台灣社會努力走出戒嚴時期陰影的活教材。

  施明德說,他和前妻在一九七三年離婚後,就沒有和女兒見過面,他出獄後雖然努力想要建立父女感情,但女兒在一九九三年前卻一直避不見面,長期隔離使得他與女兒的親情始終淡薄。

    他指出,近年全力協助大女兒就醫,很欣慰大女兒在手術成功後,已可拿掉呼吸器自由走動;不過,二女兒出書卻沒有告訴他,他只能自我解嘲表示「施家第二代也可以搖筆桿,還出了個作家」。

    施明德表示,他不覺得對女兒有所虧欠,因為「誰都沒辦法選擇自己的父母親」、「每個人都必須面對自己的人生」。他只是政治犯,沒有做過壞事,入獄前將財產分給女兒,出獄後努力建立親情,如果他覺得對女兒有所虧欠,女兒碰到任何挫折都會以此為藉口,「那她們要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

    施明德透露,昨日有許多朋友打電話向他表示關切,包括一位部長級朋友在內,大家都在問「你的女兒怎麼可以這樣子對待父親?」

    但他告訴朋友們,「這就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宿命」,政治犯的苦難,絕對不是出獄後就已結束,很多政治犯的家庭破碎、家人疏離與心懷怨懟,一直到現在還在延續。

    對於施珮君以小說方式描繪「革命家父親」的性愛與緊張親情,施明德提出三項回應:

    一、他認為「小說歸小說」,小說不但可以虛構,也有很大的想像空間,但小說畢竟不是事實、也不是傳記,「這本書就是一篇小說而已」。

    二、台灣雖已進入「後戒嚴時期」,但女兒在書中流露的怨懟心態,已反映出台灣社會「心中仍殘留戒嚴時期枷鎖與陰影」的集體心態。戒嚴時期的對立、悲情、不諒解延續至今,不僅許多政壇人士走不出來,連他女兒這樣的年輕人也不走出來,這是台灣社會很可悲的現象。

    三、他知道很不容易,但仍希望女兒與台灣社會都能走出來,學習什麼是包容、寬恕與迎向未來。

    施明德並強調,「我並不是最悲慘的政治犯」。他認為,美麗島事件政治犯都已得到台灣社會的回饋,甚至一度成為「政治新貴族」;但美麗島事件之前的政治犯最慘,幾乎沒有得到台灣社會的回饋,一直到今天處境仍很淒涼。施明德舉例說,當年老政治犯利足雨出獄後,太太、小孩都不理他,利足雨竟長達十餘年露宿街頭以刻印為生,最後病倒送醫不治;施明德對於利足雨的下場非常悲痛,因此出面催生通過政治犯補償條例,但他自己則基於利益迴避而未領取補償金。

    施明德感嘆指出,連他自己的女兒都可以如此批判父親,何況其他老政治犯?利足雨的子女長期不理父親,等到補償條例通過後卻跑出來領取補償金,政治犯的苦難延伸,實在不是外人所能想像,也讓人看盡人性各種面向

    他最後強調,走出戒嚴時期陰影不能只是嘴巴說說而已,必須要改變觀念與身體力行,「台灣社會非走出去不可」,否則這種「不知今夕何夕」的怨懟情緒永遠不會消除,台灣社會也無法在包容寬恕中迎向未來。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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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達延長居留遭拒 內政部:勞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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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達延長居留遭拒 內政部:勞委會主管


中央社台北八日電

媒體報導,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的前妻艾琳達,近日向相關部會申請居留權證遭拒,面臨遣返。內政部今天表示,「現行受理聘僱外籍人士許可申請的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艾琳達是綠黨國際事務顧問義工,不論有無支薪,都屬於聘僱行為,應依就業服務法處理。

報載長期關注台灣社會運動的美籍人士艾琳達(Arrigo Linda Gail),近日接連向內政部及勞委會,申請辦理延長居留及永久居留權證遭拒,她質疑,之前她兩度辦居留獲准,此次卻遭刁難,可能是美國在台協會對台政府施壓所致。

內政部民政司長黃麗馨下午答覆媒體詢問時說,現行受理聘僱外籍人士許可申請的主管機關為勞委會,自九十三年元月十五日起,政黨聘僱外國人來台工作,申請許可應向勞委會提出。

她表示,在就業服務法第六條修正前,內政部確為受理政黨聘僱外籍人士許可申請的主管機關,但自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修正法規後,已將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事項,統一改由勞委會主管,勞委會並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於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發布施行。

黃麗馨指出,綠黨近來曾在今年七月以續聘艾琳達為綠黨國際事務顧問義工為由,向內政部提出申請,內政部在八月九日回覆:「有關政黨聘僱外籍人士來台工作,除就業服務法外,內政部無相關法律可據以受理許可請向勞委會提出申請」。

2005/09/08 中央社】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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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檔案的聲音 by 黃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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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05  中國時報
歷史檔案的聲音
黃惠君

    昨日,研考會於各媒體刊載〈還原歷史,追求正義〉一文,對主辦「美麗島事件」檔案展時,導致美麗島事件受難者施明德等人,感到隱私權、人格權未受尊重,深致歉意。重要的是,研考會認知到「轉型正義」是所有新興民主國家必須面對的課題。

    台灣社會似乎不願意積極思索,正義、真相與和解間的關連是什麼,也不把和解當作是恢復正義與還原真相可能的通道。因為一旦觸及正義的恢復,其實很敏感地會引發另一群人遭清算的恐懼。當權者或許認為這個社會沒有清算的本錢,所以過往歷史中的威權迫害及違反人權的紀錄,就置放在歷史吧!如果是著眼於此,那和解是解決問題的鑰匙。可是至今「真相和解委員會」,只停留在風中。於是另一個屬於陰謀論的推論就出現了:不處理的話,仇恨在,選票就在!

 

    再來讓我們檢視一下,成為此次官司主角的檔案,是一批什麼屬性的東西?這批美麗島事件的官方檔案,有其特殊性,著實不能與一般國家公文書一式處理。美麗島事件的檔案性質,有一部份是當年當局用來做為罪證的資料。當時為了將政治異議份子羅織入罪,諸多碎人心志的殘忍作為,並不會留在官方檔案中,官方會記錄下某某人坦承犯行,但他不會記錄過程中讓某人坐冰塊吹電風扇,長達數小時,也不會記錄要當事人吞下不合官方意志的自白書,也不會記錄女囚犯所受的身體羞辱。這些都不會出現在官方的檔案中。所以當官方的檔案在不經研究、不經說明就公諸於世時,其實會造成當年政治異議分子的二度傷害。這也是為什麼此次展覽會引發爭議的原因。

    檔案作為史料的一部分,彌足珍貴,這也是歷經雷震手稿遭焚燬,要求歷史真相必須還原的一波波訴願後,才有一九九九年檔案法的通過,讓國家公文書可以攤在陽光下,希望啟動戰後台灣公共事務史的研究。但是卻不能以為檔案自己會說話,這是日後處理美麗島事件官方檔案研究者,不可掉以輕心之處。

    另一個可能隱藏在角落的問題是,誰有權決定檔案開放的「尺度」?誰有權看這些檔案?以及決定這些檔案如何被觀看?

    在施明德申請自身的檔案中,目前有高達八成是無法完整核發的,有涉及其他事件當事人隱私的部分,可以瞭解,但是也有涉及情資報告的部分。這部分,目前不開放。台灣雖有傲人的民主成就,但也歷經了全世界最長的戒嚴時期。在這段期間,在國家的籠絡下,在愛國主義的狂潮中,許多人成為協力整肅政治異己的線民。這些資料,依據國家法律,不應該消失。現在,台灣社會打算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東西德統一後,整個東德情治系統的資料,向他的人民開放,每個人有權利閱覽他曾遭秘密監視、監聽的資料。而僅止於他自己。德國有系統地公開了秘密警察的檔案,讓所有想知道自己如何被害、或自己如何害過別人的人,都可以一窺檔案內容。這是德國的作法,他們甚至編列了比立陶宛國防預算還高的經費,執行檔案的解密與開放。他們相信,歷史錯誤,正是一個民族歷史中最重要的部分,不可能自以為可以輕輕放過。他們知道必須走過挖掘真相紀錄反省繼續前進的過程。而我們呢?

    人們似乎忘了,這批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之所以如此重要,在於那是我們瞭解威權面容最重要的一批資料,那是台灣長達四、五十年中犯下最嚴重的歷史錯誤。如果他不能被一一爬梳研究,人民如何認清威權的面容,而小心防範任一個統治者可能同樣的權力慾望,及諸多傷及基本人權的作風。

    只是到底還要再付出什麼代價,台灣社會才真的願意,以和解作為啟動恢復正義及歷史真相的基礎?(作者為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總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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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以權力摀住歷史 by 王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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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以權力摀住歷史


王曉波/台大哲學系教授(台北市)

廿一日,馬英九在國民黨中評會致辭,提及國民黨與台灣的歷史淵源,及二二八受難人遺屬廖德雄轉贈當年孫中山來台贈其父廖進平的一瓶威士忌酒時,不禁哽咽。泛綠人士深恐國民黨因此脫去外來政權的帽子,而大事圍剿了好幾天。作為始作俑者,我不能不說幾句話。

今年二月十八日,台北市文化局舉行新出土的蔣渭水大眾葬紀錄片發布式,我發言時,因為看到廖德雄和黃天衡兩位先生也在座,所以特別敦請在座的馬英九市長,也能動用第二準備金收藏孫中山所贈廖進平的威士忌,和收藏在黃天衡家中的當年台灣民報主編林星祿的藏書,作為正在籌劃的台灣新文學館的館藏。

馬英九對這「建議」並沒有當場承諾,只交代文化局長廖咸浩「研究處理」。不意,在十天後的二二八紀念會上,廖德雄竟然宣布把這瓶廖家珍藏近一世紀的威士忌捐了出來。也許是廖老有感於馬英九當市長後每年必出席二二八紀念會和白色恐怖受難人秋祭,被吐口水而不假他人的誠懇吧。

廖進平是蔣渭水領導的台灣民眾黨宣傳部長。民眾黨於一九二七年成立,原黨旗為青天白日滿地紅(上青下紅中白日),因模仿中華民國國旗遭禁,後改為青天三星滿地紅,將中華民國國旗的白日換成三星。三星者,三民主義也。蔣渭水固有「台灣孫中山」之稱,而台灣民眾黨黨員也皆為信仰三民主義堅持民族氣節的台灣志士。

當年孫中山來台,廖進平還曾捐贈六萬元革命經費,是否亦秘密之同盟會會員則待考。這麼一位忠貞堅定的三民主義信仰者,竟然在光復後二二八事件時,遭憲兵帶走一去不回。這是多麼荒謬的歷史,稍有同理心者,能不為之扼腕嗎?身為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的哽咽,不是代表著國民黨流下了懺悔之淚嗎?

法國作家雨果有言:「寬恕是人類最高貴的語言。」懺悔也是人類心靈最真摯的良知。廖德雄捐贈這瓶威士忌正代表了台灣人最高貴的寬恕,馬英九的哽咽是真摯良知的懺悔。這樣高貴的寬恕和良知的懺悔,在政治的「動物山莊」裡竟成了被撕咬的獵物。能不為台灣社會道德之淪喪悲嗎?

我認為馬英九要連結國民黨與台灣的歷史,必須要對戰後的國民黨做出歷史的總結,把這段台灣歷史「是山還他個山,是水還他個水」,透過檢討和懺悔,懺悔是需要良知和勇氣的,然後重新爭取台灣人民的認同。

在國民黨戒嚴時期,不准談反對國民黨的台灣歷史,現在民進黨執政,一談連結國民黨與台灣歷史又要受到圍剿。但歷史就是歷史,是存在過的事實,不是權力者用橡皮擦就可以擦掉的。當年國民黨權力要用權力摀住的歷史,現在不全部被揭露了嗎?今天民進黨和泛綠人士想用權力和威勢摀住國民黨與台灣連結的歷史,難道就摀得住嗎?

所以,我要奉勸今日的「有力者」諸公,別再無知、無理、無聊的企圖以權力摀住歷史的真相,還是放聰明一點,讓歷史還給歷史罷。

2005/08/25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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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說了!中時晚報彭蕙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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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10  中時晚報
別再說了!
彭蕙仙


    走過顛沛流離、牢獄纏困的前半生,革命者與異議分子在新的社會價值裡得到了完全不一樣的位置,過往的苦難,成為一種養分,成為一個資源;長年情感漂泊,最終也覓得了安定與根息的港灣。

    施明德與李敖的人生都在台灣威權環境中遭到扭曲,幸而他們都夠堅韌,live to tell,等到了足以反轉人生的機會;然而,在他們逃難、入獄、生死未明、家庭破碎的歲月裡,因著他們而失落而棲遑的家人、特別是他們年幼的孩子們,可能比他們更難走出這樣的生命牢籠:父親人前的偉大形象與人後的自私無能,不斷交叉、干擾,成為受難子女永恆的折磨,哪一個才是他們應該相信的父親?

 
    特別是,當父親有機會在一個全新的家庭裡重享天倫時,這個新家庭的幸福,對一路因著父親而在人生裡顛沛困蹇的前任子女來說,的確是很難甘心面對的苦與澀,悲情,不是出自於嫉妒,而是自己的長年的渴望竟已無處投射;為人子女者,當然希望前半生經歷種種磨難的父親能有機會再次幸福,但是在這樣的幸福裡,在這樣重新贏得尊榮的過程裡,易感的子女發現自己竟無能參與這種種美好,將會多麼巨大的悲哀與恐懼?作為人父者,能夠用更多的慈愛與包容看待這樣的落差嗎?

    施珮君的小說《月蝕》或許會令父親不舒服,但這本書與其說是憤怒之書,不如說是渴望之書、渴望在生命中始終得不到的父愛與家庭(情色描寫並不多,不至於令人難堪),作為父親、作為已經有了新的家庭的施明德,有必要非要在言詞上勝過自己的女兒嗎?就讓女兒用她的方式尋找療癒吧;人生,真的欠她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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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席寂寞路——第六屆黨主席施明德 張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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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mjdzx/778137.htm

 

25年的牢獄生活磨不掉其浪漫本性,從個人轉型到推動民進黨轉型,原本被「台獨」基本教義派奉為「神主牌」,最後卻與昔日同志反目成仇,從被捧為「台灣曼德拉」、「台灣戰神」、「民主鬥士」到被貼上「賣台」標籤,施明德一生遭遇的苦難坎坷非常人所能及,但他總是微笑以對。

 

25年牢獄生活

1941年1月15日,施明德生於台灣高雄市鹽埕區一個篤信天主教的大夫家庭。父親施闊口開設「慈德堂漢醫診所」,是高雄市知名中醫,有五個兒子,施明德排行老四。1945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常常遭到盟軍的空襲,為了躲避空襲,施家全家牽往高雄縣田草埔。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台灣歸還中國。當祖國大陸軍隊到達高雄時,施闊口帶全家趕到碼頭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施闊口被捕,雖由於證據不足得以釋放,但施家為了營救他散去了大部分家產,從此家道中落。施闊口本人因遭刑罰,腳骨被打斷,從此不良於行。「二二八事件」和父親的不幸遭遇使施明德幼小的心靈充滿了對國民黨的恨意。從初中開始,他又接觸到大哥施明正秘密收藏的社會主義書籍,從此時起他決定將來要報考軍校,以便有機會進行武裝政變,推翻獨裁的國民黨政權

1957年施明德進入中正高中部就讀,這時他迷上了《拿破侖》等英雄人物的傳記。在高中一年級時施明德就和蔡財源組織「亞細亞同盟」,狂稱要「先推翻國民黨,台灣獨立後,以台灣為根據地,爾後征服中國大陸,再聯合亞洲國家成立亞洲聯盟」。1959年底,同夥向施明德建議,把「台灣民主同盟」和「亞細亞同盟」合併為新組織「台灣獨立聯盟」,以施明德為首。施明德大哥施明正、三哥施明雄參加了該「台獨」組織。高二時施明德以同等學歷考入陸軍炮兵學校,1961年8月從軍校結業,被派往金門服役,任炮兵觀測官。在那裡他將少尉排長張茂雄拉入「台灣獨立聯盟」。 1962年初,「台灣獨立聯盟」在高雄的成員討論發動軍事政變的時機,在密謀過程中,一與會者向國民黨自首。1962年5月,國民黨認為時機已到,便將該盟成員180人一網打盡。施明德在6月20日被捕,初判無期徒刑,後來改為有期徒刑15年。

少年老成的施明德在感情上也是早熟之人,他最喜歡的是《茶花女》中離經叛道的男主角。1959年,年僅18歲的施明德就准為人父,女友陳麗珠懷孕,次年生下了大女兒施雪麗,但兩人直到施明德入獄時才正式登記結婚,後來又離婚。施明德正式的婚姻還有和美國人艾琳達,兩人曾於1978年6月結婚,後也離婚。除了兩次婚姻之外,施明德的緋聞從來沒有斷過,從知名作家、電視女主播到普通女子,施明德的女友恐怕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曾說他最羨慕民進黨內的兩個人,一個是有「言論免責權」的黃信介,說錯話永遠不會被責怪;另一個就是有「行為免責權」的施明德,緋聞再多也不會傷害形象。施明德也為自己接二連三的緋聞準備了「三不政策」: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這在台灣政壇也堪稱異數。

為不使時間浪費,施明德在獄中大量讀書,還曾研究過將閩南語文字化,並寫了一本小冊子。1977年6月,施明德刑滿出獄,隨即投入到黨外政治運動,應邀擔任蘇洪月嬌競選省議員的總幹事。1978年施在蘇洪月嬌的推薦下進入《台灣時報》擔任記者,以「許一文」為筆名撰寫文章,陸續提出「萬年國會、戒嚴令、黨禁、報禁為阻礙台灣民主之四大惡」的看法,且秉持「組織一個沒有黨名的黨」的理念開始進行黨外首度全島性串連。同年9月,施明德受黃信介委託出任「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總幹事,11月擔任「台灣黨外刊物人士助選團總聯絡處」執行秘書兼發言人,負責助選團的全部事務。12月25日,施與許信良、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組成五人小組研擬黨外運動進程。1979年8月出任「黨外」刊物《美麗島》雜誌社總經理,負責組織、群眾運動及海外聯絡事宜。12月10日,出任反國民黨當局獨裁統治的「美麗島大遊行」總指揮。「美麗島事件」爆發後成為國民黨當局通緝的首要對象,在逃亡26天後被捕。1980年1月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獄中,施還曾因「江南命案」、「陳文成命案」抗議國民黨當局的恐怖政策而絕食,要求廢除戒嚴統治。直到1990年5月李登輝「總統」就職時,才對施明德、許信良發佈特赦令,施才得以終結25年的監禁歲月。

從個人轉型到推動民進黨轉型

施明德出獄後,隨即加入民進黨並任顧問,並當選新成立的「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由於施明德持續關心、支持各項社會運動,進而串連民進黨中央較無法掌握的學術界、社運界,使不少學者、社運界要角成為其核心幕僚,施也逐漸成為學術界、社運界與民進黨互動的代言人。1991年施明德創建「新台灣重建委員會」,10月民進黨選舉第5屆黨主席,施憑借其出獄後享有「神主牌」的地位成為黨內基本教義派支持者、非美麗島系陣營抗衡美麗島系的認同對象,以「社運總路線」為號召出馬與主張「選舉總路線」的許信良競爭,結果小輸給許信良。但施明德當選民進黨第5屆中央常務執行委員,進入民進黨領導核心。1992年他提出要把台灣建設成為一個「福利國家」的構想,後來成為民進黨幾次選舉的主要訴求。同年12月在台南市以第一高票當選第2屆「立法委員」。1993年2月任「立法院」民進黨黨團總召集人,11月接替許信良代理民進黨主席。1994年4月蟬聯該黨第6屆中央常務委員,5月在新潮流的支持下當選民進黨第6屆主席。1995年9月任民進黨「總統選舉對策委員會」召集人及總幹事,11月任「亞洲自由政黨聯盟」主席,12月在台南市當選第3屆「立法委員」。1996年2月與新黨聯合競選「立法院長」,僅以一票之差落敗,3月27日因「總統」選舉失利而辭去民進黨主席職務,轉任顧問。1998年12月在台北市當選第4屆「立法委員」。2000年任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施明德任民進黨主席雖然只有2年多時間,但其與許信良一樣同是推動民進黨轉型的重要推手,只是施是先轉型自己,再進而推動民進黨轉型。

施明德原來屬於「台獨」基本教義派陣營,早在1980年3月27日「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辯論時,施就公開叫囂「台灣應該獨立,而且事實上已經獨立30多年了。」出獄後施明德一直倚重的幕僚主要是學術界、社運界的「台獨」基本教義派,他自己也聲稱是「永遠的基本教義派」。但是施明德本人的政治主張則很快隨台灣社會的變化而調整成為務實派,並推動民進黨一起轉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重新定義「台獨」。「台灣獨立」是施明德叫了很多年、也為之付出了很多的政治主張,民進黨在1991年通過「台獨黨綱」後的「國代」選舉中遭遇慘敗,許信良等務實派認為「台獨黨綱」的提出是重要原因,「選舉結果代表民進黨台獨政見失敗」。施明德則持相反觀點,稱「這次選舉所提出的台灣共和國訴求,已徹底突破了台獨的言論禁忌,但卻因為時間太短,無法做較完整的解釋。任何理念從提出到被接受,都有一定的發展過程。」後來施明德逐漸修正自己的主張,1995年9月,施在美國就公開表示,民進黨所主張的「台獨」是「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獨」,即使「民進黨執政,不會也不必宣佈台灣獨立,因為台灣已經獨立了半個世紀了。」至於未來民進黨若執政後是否變更「國號」,將由全台灣公民投票決定。此言一出,立即引發黨內基本教義派群起而攻之,連一向與他關係最好的「台灣教授協會」的學者們也指責他「背叛」了「台獨建國」的目標。

其二是從「台獨建國」轉向「執政」。剛出獄的施明德對民進黨執政的認識也有一個轉變的過程,開始他特別強調執政與「台獨建國」均是民進黨的手段而非目的,曾不認同務實派提出的「執政總路線」。但在社會環境變化和黨內務實派的影響下,他對執政重要性的認識越來越深刻,認為「民進黨長期以來追求的是執政這個神聖目標」,此舉也使他遭到學術界、社運界昔日「同志」的嚴厲批評。1996年施明德針對「建國黨」對民進黨「只要政權,不要台獨」的指責,公開反駁稱,「台獨建國運動最後一定要在體制內落實」,「建國黨不執政,要怎麼落實他們的政策。如果建國黨要排斥執政,就不可能建國,而要建國就一定會執政。」

其三是從「社運總路線」轉向「選舉總路線」。在擔任民進黨主席之前,施明德一直堅持民進黨應該走「社運總路線」,強調群眾運動、街頭暴力抗爭,這也是他被學術界、社運界「台獨」基本教義派奉為代言人的關鍵。但台灣政治進程的發展、公職選舉的日益擴大、黨內精英大批投入選舉以及擔任公職名利的誘惑,使施很快認識到參選公職的重要性,自己也於1992年投入「立委」選戰並當選。參選並當選公職,也促使施明德和民進黨的其他精英更快地向務實派轉型。1994年4月施明德在民進黨6屆1次大會閉幕式致辭說:「選舉總路線的策略被有些人批評的一無是處,但是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為這是本黨發展的一個過程,有一定的必要性。」

其四是倡導「大聯合、大和解」。儘管長時間坐牢,但施明德一直不贊成藉著歷史、族群、統獨的問題搞對立,他在出獄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忍耐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寬恕。」1995年底「立委」選舉剛結束,他就與新黨的領導人喝起了「大和解咖啡」,並在「立法院長」選舉中合作。施的本意是想以自己的苦難經歷—一個坐過25年國民黨大牢的人都可以為了社會和諧而寬恕國民黨,台灣社會與各黨派還有什麼理由不能進行大和解,應該讓台灣社會付出太大成本的省籍問題、族群問題、統獨爭議趨於和緩。但此舉同樣也招來了黨內基本教義派的強烈批評。

與許信良一樣,施明德推動民進黨轉型的結果也使自己離開了民進黨,除了政治主張都過於超前外,兩人失敗的原因又不盡相同。施的行事風格與危機處理能力一直多被批評,外界曾將許、施對比,認為許信良政治能力較強、過度樂觀、形象較差;施明德危機處理能力較差、過度浪漫、太重感情而常常優柔寡斷,但社會聲望較佳。如1995年「立委」選舉後施與新黨領導人進行的「咖啡會談」,由於缺乏談判技巧,又未能掌握此事件的主動權與詮釋權,引起了民進黨傳統支持者的強烈反彈,等到事情愈演愈烈,施才成立一個由各派系領導參與背書的「新時局因應小組」以分擔責任。種種因應措施說明施雖有提出「先見之明」主張的勇氣與堅持,但在具體實踐方面卻有莽撞與冒進之嫌,更缺乏必要的謀略。

施明德與陳水扁:道不同不相為謀

施明德之所以離開民進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與陳水扁的矛盾,這裡面既有政治主張和路線認知上的不同,也有政治道德上的差異。

施陳二人雖都是民進黨的重要領導人,但二人長時間一直沒有交集。在「美麗島軍法大審」中,施是當事人,陳作為黃信介的辯護律師才開始投身於黨外運動。施明德出獄後受到民進黨「台獨」基本教義派的青睞和支持,此時陳水扁也已成為黨內風頭強勁的政治新星,開始依附在美麗島系之下,後來獨立門戶正式成立了正義連線,但仍被歸類為溫和派。這期間沒有發現二人為黨內問題有何不合,倆人也沒什麼私交。

及至1994年兩人開始為一些事情直接交手,矛盾逐漸公開化。10月,施明德代表民進黨中央提出「金馬撤軍論」,此時陳水扁正忙於台北市長選舉,害怕施的言論會給自己的選情帶來負面影響,於是強烈反對施的主張,並在12月親赴金馬「消毒」。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後,於1997年拆除台北市第14、15號公園預定地住戶時,施明德前往「慰問」拆遷戶。施自稱此舉是受台北市社會局局長陳菊的「請托」,目的在扮演居中協調、化解衝突的「潤滑劑」角色。但陳水扁和其屬下則對施大加撻伐,陳甚至說施明德「乾脆加入新黨好了」,施說陳這是「戒嚴心態」作祟,兩人矛盾進一步升級。1999年4月,蔡同榮等主持的「台灣公民投票行動委員會」發動「4.10絕食抗議,要求通過公投法」活動。施明德認為此舉「已經失去正當性」,陳水扁則公開表示對絕食活動推動「公投」感到由衷敬佩,兩人完全不同調。而到了1999年許信良和陳水扁競爭民進黨「總統」提名鬥得不可開交時,施選擇站在了老友許信良一邊,兩人的關係更是降到冰點。

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施明德曾一度想幫陳穩住執政局面,他倡議組成「多數執政聯盟」,但並未被陳所接受。在「核四風波」後,施又提議陳水扁回歸「雙首長制」,亦未得到陳的迴響。此後,施對陳不再有任何建議,相反,對陳的諸多做法和主張則進行嚴厲、尖銳的抨擊。如批判陳水扁的所謂「全民政府」是個意淫的政治名詞,已經崩盤了。後來又說台灣已經變成「超級總統制」,再發展下去,將會出現「超級大獨裁」。稱台灣50年來的政治轉型,是從早期兩蔣時代標準的「黨國不分」體制,轉到李登輝時代成型的「黑金體制」,但最令人遺憾的則是陳水扁時代的「白金體制」等,台灣在陳水扁治理下,政府無能、經濟下滑、股市大跌、資金外流,政治不穩定等。

因感覺與民進黨現行路線與自己的理念漸行漸遠,2000年11月,自稱「我已經無法忍受黨內的一再羞辱」的施明德宣佈退出民進黨。後來施明德詳細談了離開民進黨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陳水扁不效忠「憲法」,自己雖然也不喜歡這部「憲法」,但他有效的時候你就必須遵守。二是陳水扁對理想不忠,所謂「走自己的台灣路」,其實是走陳水扁個人的路。三是對陳水扁執政的現狀很多地方不滿意,認為只有情緒,沒有是非;只有利害,沒有原則;只有一朝,沒有典範。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四是對陳水扁的施政風格不能接受。認為陳水扁的最大的問題是「一生的講話都場合性非常精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但一致性非常缺乏」。整天都在忙選舉,討好選民或利益集團。「對人缺乏誠懇心,所有的黨主席、學界領袖都覺得被他戲弄了」。且「沒有謙卑心,他只用比他差勁的人,比他行的人,都不敢用」。所以陳在民進黨內「是鐮刀派,只曉得收割,不重耕耘」。

值得說明的是,施明德對李登輝的批評也非常深刻,他認為李曾說過一句讓他感動的話:「退職之後願意去服侍上帝,去當牧師,為台灣人民祈禱。」李後來成為激進「台獨」基本教義派,李說的主張為什麼在「總統」任內不做呢?「李先生欠台灣人民一個說明,為什麼他在任內說了一百多次反台獨,卸任後卻有180度改變。」並稱「台聯黨」根本就是「打著台獨的旗子賣台」,李是台灣的不安定因素

重做黨外的施明德

將政治作為自己一生事業的施明德,在離開民進黨之後仍然時刻關注政治,也身體力行著自己的政治主張。2001年6月,與許信良等成立政論性團體「山盟」,任召集人。12月,施參選第5屆區域「立法委員」,結果高票落敗。2002年,施明德又高舉著「三通」和「高雄經貿自治港市」的口號加入到高雄市長選戰之中,由於泛藍人選未能整合,最後又功敗垂成,僅獲得8750票。2003年在藍綠陣營為「總統」選戰打得不可開交之際,施明德選擇了逃避,去美國一所大學做訪問學者。因為他不可能再支持陳水扁,但也不願轉而支持連宋,「這不是做人的道理」,何況他認為兩組候選人是兩個「爛蘋果」,施對許信良推動國親大聯盟也不願參與。2004年12月施又參選第六屆「立委」,將「推動兩岸歐盟化、大和解」作為主要政見,並稱若當選將組織一個新政黨——「白黨」,希望帶領台灣的清流民眾走中道之路,還將這場選舉定位為自己有生以來「最認真的一場選戰」,結果還是高票落選。

在此期間,施明德對台灣前途和兩岸關係的諸多問題都有新的思考。認為泛綠沒有權利動輒給人扣「賣台」的帽子,畢竟泛綠並沒有人為「台獨」流過血,台灣也沒有人有能耐賣台。陳水扁推動「公投、制憲、正名」,煽動民粹,「簡直是台灣版的文革」,目的就是為了選舉。「沒有截止日期的總統大選,已成台灣最大的災難。」操弄省籍矛盾,把省籍變成原罪,是最不道德的。想搞「台獨」時間表,「那是愛自己,不是愛台灣。」針對「3.19槍擊案」,建議組成「真相調查委員會」,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施明德表示「我沒有反中共情結,更沒有反中國情結」,因此建議兩岸採行「一中歐盟模式」,讓兩岸走向正常化的路徑,這樣台灣才能避開被邊緣化的可能。認為21世紀的中國大陸將成為世界工廠、不可忽視的市場,台商運用中國大陸為腹地,進行全球佈局是現實狀態,因此兩岸應盡速直航,且開放陸資來台,這是另一種形式保護台灣。並稱兩岸事務有一部分是問題,有一部分是困擾。比如「三通」、文化交流等就是問題。問題若不解決,時間長了,就不能建立瞭解,就不能促進未來的安排。但主權的歸屬是困擾,這需要耐心,應由後代子孫去解決。

「我孤獨,我寂寞,但我正確!」施明德強調自己是理想主義者,更是強悍的實踐者,主張未落實前誓不罷休。相信施明德還會繼續他的政治征程。

 

附:施明德大事年表

1941年1月15日,出生於台灣高雄市鹽埕區。

1959年,進入陸軍炮兵學校。

1961年,炮校畢業後以少尉任官赴金門任職。

1962年,因涉入「台灣獨立聯盟案」被捕。

1964年,被判無期徒刑,剝奪公權終身。

1977年,刑滿15年出獄,任蘇洪月嬌競選省議員總幹事。

1978年9月,出任「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總幹事。

1978年12月25日,與許信良、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等同為五人小組成員,成為美麗島政團決策核心。

1979年5月,《美麗島》雜誌成立,任總經理。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爆發,逃亡26天後被捕。

1980年3月,在「軍法大審」辯論時表示,「台灣應該獨立,而且事實上已經獨立30多年了。」

1980年4月18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1990年,特赦出獄。

1991年,參選民進黨第五屆黨主席落敗。當選民進黨第五屆中執委、中常委。

1992年,當選第二屆「立委」。

1994年5月,當選民進黨第六屆黨主席。

1995年9月,在美國表示「民進黨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灣獨立。」

1995年12月,當選第三屆「立委」。選後與新黨領導人在「大和解」前提下接觸會談。

1996年2月,參選「立法院長」,以1票之差落敗。

1996年3月,因民進黨「總統大選」落敗,請辭黨主席。

1998年,當選第四屆「立委」。

2000年11月,告別民進黨。

2001年,發起成立政論性團體「山盟」,任召集人。參選第五屆「立委」落敗。

2002年,參選高雄市長落敗。

2004年,參選第六屆「立委」落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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