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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專欄【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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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咚

本欄轉載俞力工教授關於中國與海峽兩岸問題的文章。

本棧文章已獲得俞力工教授授權轉載,如欲轉載本文,請註明出處俞力工專欄,並註明作者為俞力工教授



俞力工簡介:

俞力工,男,1947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諸暨。1949年隨父母遷居台灣。1964年初中畢業即前往歐美留學。先後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維也納大學、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政治系、社會學系學習與研究。著作有:《後冷戰時期國際縱橫談》,1994,桂冠書局,台北。專業政治評論專欄作家

俞力工的世界:

  龔慧真
  

  在一次文友的聚會裡,一個虎背熊腰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大頭大腦,面如重棗,有些男子漢氣勢,不笑的時候,竟還帶著三分威嚴。別人介紹說:「這是寫評論的俞力工...」。這個名字像一面鑼,「哐!」的在我腦瓜裡敲響。二十五年前,俞力工已是個爭議性人物,文章寫得出色,卻因獻身「保釣」,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給「劃」為左派,父親因而含恨丟官。「才子+美男子+左拐子」,到底是怎樣一號人物?這份好奇,延續了二十多年,終於駛進「答案」的港灣。

  立在眼前的是個沉潛的中年人,嗅不到一點「保釣驍將」劍拔弩張的味道。畢竟兩千個春天已匆匆逝去,「保釣」這個流產的青年運動,功過判斷均已失去意義。五十歲的俞力工,講話低沉,慢條斯理,很誠懇,和我的想像有點出入,讀他犀利的批判性文章,會誤以為是個張牙舞爪的「虎豹霸王」。

  小少即已出國的俞力工,寫得一手好字,字裡行間乾淨利落,行文造句均有其該有的份量,火候可見一斑。他將這一點歸功於父親:「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人應該算是我的父親。打從七歲開始,他天天要我寫日記,而且不許寫流水帳。他喜歡隨便出個題目,譬如說『牡丹花』、『水瓶』,要我好好觀察寫出感想。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經能夠給念高中的大哥改文章了....小時候,我愛打架,常為了別人的事拼得頭破血流回家。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在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造成轟動,他拿了文章要我仔細讀過,並勸誡我:『你打架能夠打贏幾個人?若能像我一樣,橫筆掃千軍,也就不辜負我對你的期望了!』從此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文章的重要性。我寫文章就像是在舞劍。鋒芒畢露是我最大的毛病,實在是很懷疑今後是否有改正、收斂的可能。」

  問:「1964年你隨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總代表的父親前往奧地利之後,怎麼又決定到美國去了呢?」
  答:「到奧地利時,我才十七歲。要是留在奧地利,就必須讀完中學,而到美國去,卻有直接上大學的可能,因此一年後我就去了美國。」

  問:「生活問題怎麼解決的呢?」
  答:「三十年前的台灣外交官,跟當前大陸的外交官一樣窮,那時窮人多是搭輪船進行長途旅行的。我在紐約上岸時,數數身上的鈔票,就只有150美元。所以,一星期之後就開始打工了。十幾年下來,我打過工的飯店至少有十五家之多。除此之外,加油站、醫院、鐵工廠等等。總之,我的打工生涯比一般留學生要長很多,當時我是相當與工人階級認同的。有意思的是,1971年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研究所的學費突然增加了三倍。於我就決定到免繳學費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進修。這時,數數身上剩下的鈔票,又剛好是150美元。」

  問:「你好像在德國也念過好幾個學校?」
  答:「我念過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

  問:「你現在把你自己定位為政治上的哪一派?」
  答:「自由主義左派」。

  問:「特點在那兒?」
  答:「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和糾正自己的意見的機會。另外,就是在強調自由時必須兼顧社會正義,在促進發展時必須顧及社會後果與生態後果」。

  問:「你最欣賞哪個民族?」
  答:「我喜歡法國人的熱情和正義感,我也欣賞捷克人的優雅與耐心。

  問:「你以誰為榜樣?」
  答:「德、奧人所謂的Freigeist,可以譯為『自由思想家』,也可以誇張點稱其為『海闊天空的自由魂』。

  問:「你以為一個作家應當具有什麼社會責任感?」
  答:「文學家一般習慣把世界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引起共鳴和昇華。而從事評論工作的責任,則在於揭發社會上醜惡、不公平的現象,至於『去污除垢』,則應當留給負有『清道夫』任務的人士去處理。我過去自以為是個改革家和革命家,這其實是個大誤會。

  問:「你曾發表過同情投降、同情逃兵和主張『委託開發』的言論,可以說
明一下理由嗎?」
  答:針對近年來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戰爭,我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與捷克為避免遭到徹底破壞而投降的例子。我的意思是,在抽像地提出『衛國』、『自決』的口號時,必須具體考慮到維護生命、物資建設與發展才是更高的原則。就『逃兵』而言,自然不是鼓勵某一交戰方的將士單方面進行『逃兵』,而是指一個普遍厭戰和反對當兵的世界,肯定是個比『人人皆兵』更加可愛的世界。至於『委託開發』,則是指如果中國不能夠象新加坡那樣,把華人的勤勞與西方軟體知識妥善結合,那麼就應當及早劃定一些地區(如海南島、東北),放手讓善意的國家(如瑞典)進行全面規劃與開發。該建議自然也可以引伸至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問:「這些主張是否有點離經叛道?」
  答:「如果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能夠接受這些觀點的話,我就已經感到十分欣慰了」。

  問:「人過五十,你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答:「念舊!最近我主動找到了許多舊友和老鄰居。這令我感到十分愉快」。

  問:「你對寫作生涯感到滿意嗎?」
  答:「我很慶幸能夠在一個純淨的環境裡潛心寫作,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這種生活我是樂意過下去的」。

  書生論政,自古悲哀,苦哀情,遣誰聽?俞力工是個可愛的傻子,明明知道「說真話」不討好,卻偏偏樂此不疲,注定了要「頭破血流」。可歎生不逢時,他的「前瞻性」使他半生「路途坎坷」。其實,他只不過是想做個真正分明的人,為自己的理想堅持。如今,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年投身熱火運動的激情,早已渺渺逸去。作為他的朋友,難免有些心疼,但也為他的骨氣暗暗喝彩。由於局勢的改觀,他也曾獲得「平反」的機會。四年前,《歐洲日報》曾為他這麼評價:「見解鞭辟入裡,用知識的筆,解人間的結。」

  
  原載《德國僑報》2000年6月第2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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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文化重建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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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文化重建的困難

   俞力工

  「不知道非洲國家的殖民歷史,會以為「台灣人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國際對中國市場的反應,會永遠以政治的單一角度去思考中國問題。不瞭解國際的商業運作,會繼續把應該是「經濟前鋒」的台商當作「叛徒」看待。不瞭解美伊戰爭後的歐美角力,不瞭解聯合國的妥協政治,不瞭解俄羅斯的轉型,不了解開放後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瞭解全球化給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帶來的巨大挑戰……不瞭解國際,又如何奢談找到什麼對話的語言讓國際瞭解台灣呢?」引自龍應台的近作《在紫籐廬和Starbucks之間》

  筆者以為,此文的特點在於,以國際視野鞭策「只會欣賞自己的肚臍眼的鄉土主義者」。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國際上的文化批評家總是有一定的分工與著力點,批判對像或是歐美,或是大陸,或是台灣,目的不外是取長補短、懲前毖後。遺憾的是,卻有這麼多的小肚雞腸認為龍應台「沒有權利」批判台灣與歐美社會,理由是「大陸要糟糕得多」。

  慮及龍應台所指的「非洲人的悲哀」,黑人在歐美社會的失落與自暴自棄;同時有鑒於大陸多數新移民的文化程度遠低於老移民的事實,以及其子弟在歐美社會主流文化衝擊下的失落、逆反與無所適從,筆者多年來呼籲海外華人在母語教育之外,尤其要注重文化對比、人文教育…。出於同一動機,本人兩年前曾有幸參與李澤厚、劉再復先生的座談。記得當時李、劉兩位對奧地利的與會者傳達了「從揚棄語言暴力到杜絕一切暴力行為」的主張,但面對中國文化重建問題,他們卻表露了「無從下手、力不從心」的沉痛心情。筆者當時感到這兩位大師或是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竟不謀而合地試圖從語言行為的角度對社會進行適當的改造。對於這種「道德呼喚」的有效性,本人一向持保留態度,但就在思索如何提出更加根本的建議時,來自加拿大的黃佩玉女士卻以關雲長為題,建議以「重義」作為文化重建的突破點。會上筆者固然恭維黃女士畫龍點睛,但希望也能夠以「重仁」來彌補另一隻遺漏的龍睛。其實,當時筆者私下的心情與兩位大師基本上大同小異。原因是,我們的悲哀在於中國文化「源遠流不長」,傳統的文化精神、民族個性如今除了在東南亞的某些華人居民點還可發現之外,在中國本土上,基本上是蕩然無存。由是,面對的困境在於:對孩童們介紹千年文化易,解釋其終結難!

  數星期前國內名作家、在奧地利作訪的馮驥才先生應維也納某中文學校之邀進行演講。馮先生一方面著重介紹國內他之為維護文化遺產所作的努力,二方面滿懷信心地主張讓西方人增加對中國文化的瞭解。筆者暗地裡想著,十七、八世紀,歐洲在中國藝術的影響之下,

  形成了洛可可風格(Rococo);在中國的自然主義影響之下,西方產生了人本主義和打倒神權、君權的人權思想;在中國科舉制度、有教無類的影響之下,形成了西方的現代考試、教育制度…。西方,凡對中國固有文化所瞭解的、讚許的,無論是器物,或是精神文明,基本上都接受了;而中國卻學了多少,丟了多少?

  其實,再造文化、發揚文化絕非當前經濟起飛之後的課題,早在49年之前,梁啟超、唐君毅、朱謙之、張東蓀、潘光旦、張陰麟、林語堂、胡適之、梁漱溟、王治心、張其昀等等早已作了大量的研究與論述,只不過這剛飛起的風箏,隨著共黨的「解放」就斷了線;至於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一旦失去了文化土壤,便淹沒在西方商品文化之中隨波逐流;如今再加上現任政府的台獨意識,更是發展到「割了臍帶又刨根」地步。

  綜觀1948年之前有關中國社會發展史的探討,雖然,開明知識分子均參考了西方的社會發展史與階級分析方法,卻對中國得出「階級社會」與「非階級社會」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中共與其同路人,認為中國必須採取階級鬥爭的辦法加以改造;另一派則認為中國兩千年來已經具備民族同類型、統一和自由經濟的社會條件。也就由於官僚基層為中央指派(包括科舉)而非分封或世襲;而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的土地緊緊掌握在每個家庭的手中,

  為農民私有,便自然而然地成為孕育「重家庭、重倫理、重情理、重禮儀、重仁義、重自由、重教育、盡義務、本分、勤奮、節儉、有恆、輕宗教」等精神文明的土壤;由是,以自耕農為主體的自由經濟社會不止是維持中國社會長期穩定的原因,也是遠較其他封建社會優越的最大特點。儘管中國晚清時代錯過了西方現代化列車,由是導致百年的屈辱,但卻不得無中生有,在地主、資本家力量微不足道的小農經濟社會進行階級鬥爭,不得將農民微薄的土地任意剝奪。相反的,應當在自由開放、勤勞節儉的基礎上引進西方的先進器物、精神文明。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過程,也的確反映出某些背反規律:凡採取農村包圍城市(共黨45年後所取得的勝利是從不曾經營過的東北開始)、發動階級斗爭、摧毀農村僅有的士紳文化時期(如井岡山時代與整個農業合作化時期),共黨力量、國家綜合實力迅即削弱;一旦給予人民更多的自主權,則經濟蓬勃發展。從同一角度,也不難明瞭,為何共產黨把私有制廢止之後,非但社會停滯不前,甚至把國人逼進斤斤計較、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的死胡同。如今,為了恢復民族自尊,光大傳統精神文明,首要條件便是排除國內階級鬥爭意識,貫徹耕者有其田政策,恢復土地私有制。只要土地基本無償地回歸人民所有,則政府當局不再具有任意支配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的手段,如此不只是能夠讓國人在腳踏實地的基礎上,恢復「勤儉起家」、「和氣生財」、「恆產出恆心」的傳統,同時又撤除了專制集權的重要物資基礎。200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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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灣的「公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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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灣的「公民投票」

   俞力工

  台灣2004年總統大選在即,民進黨為求煽情效果,便把2001年底通過的「全代會決議」的主要內容,即「今後任何有關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作出決定」拿出來大肆炒作。

  所謂「公民投票」,一般民主國家多作為「直接立法」機制在憲法中有所規定,其目的在於矯正議會代議制的不足,防止兩院制的互相牽制,由是通過「公投」來伸張公意。台灣憲法無有「公投」規定,作為現行憲法的補充本是無可厚非,但由於民進黨提出的的「公投」議案涉及「核四廠」、「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及最終的「獨立」問題,其動機之不良便極其明顯。

  首先,「是否應當撤消建立第四個核子電站的決定」就是個怪誕的議題。應當提出的議題是「台灣是否需要核子發電?」如果結論是否定的,則「公投」議案應當是「是否撤消台灣迄今所建的所有核電廠」,而非單單核四廠。就核子發電與火力發電孰優、孰劣方面,嚴格說來是個相當專業的問題,其內容絕非台灣一般選民所能掌握與判斷,尤其是在「黑金勢力」的影響之下,民眾甚至無法進行客觀、審慎的探討,因此拿出此類問題發動公民投票,與其說是伸張公意,不如說是興風作浪和浪費資源。

  就「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方面,需要提示的是世界衛生組織並沒有開啟大門、發出讓台灣加入的邀請,因此台灣並不能像東歐國家人民那樣,對是否加入歐洲聯盟而進行公民投票;更不能通過國內的立法來改變國際組織的政策與立場。固然,國際上若干政治實體,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經常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國際組織的活動,但問題是,巴解組織申請參加前必須取得許多當事方的同意。台灣的最大阻力來自北京政府,如果想繞過北京加入國際組織其結果必然是吃閉門羹。台北當局近年來雖再三遭拒卻仍然樂此不疲,目的顯然不在於加入這個或那個國際組織,而是借「求入被拒」在民間掀起反中的情緒。

  另外需要補充的是,「政治實體」有別於不具任何國際法律地位的「犯罪團體」。台灣提出「政治實體」的國際法依據在於國共內戰未決,中華民國是個國際社會承認的交戰團體。如今台北當局既打著「政治實體」招牌,又想堅持中華民國是個與中國大陸無關的「主權獨立國家」,則反映出其政治手腕的拙劣與法律知識的貧乏。

  最後,需要討論的是民進黨政府拿「公投」鼓噪的最終的「公投獨立」目的。台灣向來喜歡強調「互動關係」、「良性互動」,然而在「公投」問題上卻忽略北京政府也隨時可發動「公投」武力攻台。除此之外,一個國家,以至於一個政府是否受到國際承認,其條件在於是否具有獨立性與生存力。「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既是中、美雙方數十年的平衡點,台灣當局就最好珍惜得來之不易,如果鬧到美國厭煩、撒手不管,則台灣的「主權獨立」恐怕連三小時都難維持。200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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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海外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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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海外民運

   俞力工

  當民運分子在巴黎舉行民陣成立大會時,筆者有幸接受邀請,而成為創始會員之一。記得當時手上持的還是中華民國護照,申請法國簽證就需要等上個把月,因此臨時借了本護照就上路了。這點小冒險雖然不能與他們的逃難比擬,但多少反映出在下對軍事鎮壓的抗議,以及對民運分子的一番同情與支持。

  到了會場之後,筆者首先對闊綽的排場不以為然,儘管可以理解在當時的情況下,各方捐款肯定源源而來,但是根據本人在海外參加社會運動的經驗與習慣,深深知道細水長流的可貴。不過,筆者還是嘗試替他們作最好的解釋,即「剛出國,對外頭情況不瞭解」。

  嗣後,經過一番觀察,發現受邀者之中的台灣情報人員至少可編一個排(在歐洲的基本都認識或有耳聞),繼而更感震驚的是,來自大陸的與會者裡,「顯然」也有整整一個排的特工。之所以如此認為,主要是看到與會者之間勾心鬥角、互相攻訐,似乎只有共黨特務才有此手段和目的。如今,15年過去了,說實話還真搞不清楚究竟是否特務在從中作祟。

  當時最讓我無法忍受的是,看不慣他們對台灣官員的巴結。由是當候選人進行答辯時,本人提出這麼個問題:「一旦台北政府開始與北京政府有所接觸,台北還會支持民運嗎?屆時如何自處?」沒想到問題一經提出,全場嘩然,似乎本人幹了件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兒。當然大會主席也就不讓候選人作答了。其實,當時的台灣民主化不見眉目;李登輝的台獨意識也沒絲毫流露,按照蔣經國最後幾年的佈局繼續下去,兩岸妥協是遲早的事,因此有此一問。

  除此之外,看到許多頭面人物的「明星」作風與自以為是,禁不住地於散會後在美國發表了一篇「與會觀感」(內容同上)。大概因為如此,從此之後我這最合法的「創始會員」再也得不到任何民主音訊了。

  15年來,國內外局面幾經更迭,台北政府一方漸行漸遠,民運人士有品有格者也多各奔前程,少數殘餘要不是還領著越來越少的銀子,唱著反中、反華的戲;便是與台獨分子糾集在一塊,在各個網上發洩、肆虐,同時還夢想著有朝一日像卡拉比那樣搭著美國佬的戰車大搖大擺開進北京城。令人納悶的是,這幫子人的筆名加起來似乎聲勢浩大,點起實際人數來,我想頂多就一個排。20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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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人士談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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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人士談時局

   俞力工

  最近又有人在議論保釣問題,著眼點當然不在於「經此運動後,兩岸政府先後從不知情轉向提出主權主張」。釣魚島問題至今固然沒獲解決,但沒有該運動,情況更遭。

  還有人故意將時間錯位,強調保釣人士「趁中美接觸之際投靠中共」。實際上保釣發生於1970年,此時既不見中美接觸的影子,中共的國際形象也不甚佳。

  保釣運動之逐漸發展為統一運動,其過程與原因本人試從下文提出解釋。有人批評保釣人士「投共」實為多餘,原因是保釣人士坦然自責得更烈,何需他人代勞。據個人觀察,保釣核心分子多有參加歐美68年學運和反戰的背景。當時時代青年的主流追求的是「走美蘇之外的第三條道路」。因此陰錯陽差都對中國抱了諸多希望。歐美學運核心分子嗣後融合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如綠黨),而且自「四人幫」事件發生、揭發文革種種劣跡後,也都與之疏遠。

  至於保釣人士,右派自然向台北歸隊;左派則於76年後多數逗留海外從事些能力所及的社會活動。海外保釣人士好像有個共識,即中國要有前途,希望在於大陸;共黨雖不高明但也沒有取代力量。因此他們採取草根策略,要麼向國內基層提供服務(如辦學),或盡量與大陸知識分子交流。

  六四事件再度讓老保釣聚集在一起,不幸卻發現多數民運分子一頭栽進美、台政府的懷抱,於是他們就知趣地迴避了。時局幾經更迭,如今若干民運分子應當嘗盡了台獨政府的甜頭與敬而遠之的苦頭。台北政府既然想要切斷一切臍帶,既然霸道地把外省人一併歸類為「新台灣人」(取消民族認同還是從日本殖民主義那兒學會的勾當),就要看看繼續與台獨勾搭的民運人士還剩下多少格了。不過,似乎還有美國可以「指望」。

  綜觀二戰後的全球發展,無論是政府或個人,凡靠攏美國的不一定有好結局,但作對的幾無好下場。照這麼看來,護著美國、讓美國護著,應當是個上上策了。情況未必如此,這要看美國是希望中國富強,還是讓它停留在加工廠的境界;或者說,將來讓你們當個平起平坐的友邦首長,還是加工廠的工頭。問題這就來了,中國要是停留在加工廠階段,一旦人口、老齡化、水土、食水、糧食、生態、資源等問題同時激化,誰來救中國?中國不幸餘地無多,亂則傷,不富則亡!

  您知道伊拉克至今為何缺電、無水嗎?玄機在於過去的民用設施多為全球各個外國企業所建。承建方多有圖紙、配件和專人。只要受到委託,立即能夠恢復營運。可是美國佔領當局重砌爐灶,等到接受項目的新關係企業一切準備就緒,伊拉克人民就不知要渡過多少漫漫長夜了。南斯拉夫、阿富汗同樣遭到「炸回50年」的修理,十年內恢復原狀更是天方夜譚。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趕盡殺絕後,取代的是有納粹歷史有販毒記錄的科索沃解放軍;阿富汗塔利班瓦解後,美國送去的是石油肩客卡薩伊;伊拉克則是美國中意的通緝犯卡拉比。中國垮了,猜猜美國指派誰?

  中國既然革命無門、外人不得指望,除了避著美國、趕緊革新之外還有什麼選擇?200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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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保釣運動談到和平統一運動

  (2000年8月19-22日在維也納市召開的第八屆歐華聯會上的演講)

  俞力工

  許久以來,許多人認為台灣曾經受過50年的殖民教育,因此台獨情緒根深蒂固。本人以為,台獨形成勢力,還是1968年之後的現象,因此願藉此機會作一說明。

  1970年左右,當海外知識分子發現美國竟然要把釣魚島這塊屬於中國的領土隨著琉球群島交給日本時,紛紛提出嚴正抗議,由是形成台灣島內外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釣魚島的歸屬問題,簡單地說,來自於美國戰後對琉球群島的托管。由於此時中國政府忙於內戰,對美國軍事當局把釣魚島一併劃入琉球群島托管范圍內的行動毫無察覺。直到1970年,當美國政府宣佈即將把琉球群島與釣魚島一並「交還」日本之後,釣魚島問題才受到國人的注意。經過海外保釣人士的奔走、呼籲,北京、台北兩政府先後正式宣佈中國對釣魚島擁有領土主權;嗣後美國方面也更改原來一味支持日本的態度,宣佈釣魚島的歸屬問題將由日本與中國談判解決。

  保釣運動雖然沒有解決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但至少起了督促中國兩政府的作用,同時也透過政府的表態對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

  當時,隨著知識分子的深入探討,大家的注意力很快地由釣魚島問題轉移到1968年之後美國國會再三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問題。

  1945年日本投降後,台灣即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規定歸還中國。所謂「台灣的歸屬問題」最早發生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前的1949年1月18日。此時,杜魯門總統生怕中國共產黨攻佔大部分大陸領土之後繼續佔領台灣,於是決定在台灣悄悄地扶植一個地方政府以便脫離中國,但由於陳誠與孫立人不肯背叛蔣介石,隨後蔣介石又有效地轉移和統治台灣,杜魯門便不得不於1950年1月5日在《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中宣告「美國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

  杜魯門作此宣佈之後不久,同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為了給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找法律依據,同時又為了避免「干預中國內政」的指責,便於6月27日發表聲明,說是「台灣將來的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之後再決定。」也就出於這種戰略需要,1951年9月,美英等13個國家與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和約》,其中,只規定了日本放棄台灣及澎湖列島,但卻刻意迴避對台、澎的歸屬作出任何規定。1952年初,美國又逼迫蔣介石與日本簽訂了內容相似的《中日和約》。美國之如此行事,主要是為了把台灣的歸屬問題暫時地凍結起來。至於國民政府,主要是考慮到爭取國際承認而對美國、日本作出讓步。

  由於《舊金山和約》召集期間故意不讓作為當事人的中國兩政府參與,同時又明顯地出賣了戰爭期間受害最烈的中國的利益,因此除北京政府表示抗議外,若干大國如蘇聯、印度以及若干東歐集團國家均拒絕承認這個條約。

  儘管這時美國在法律上埋下了伏筆,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一直有效地統治台灣,美國政府在很長的一段期間內,並沒有在「台灣地位未定」方面作任何文章。

  1968年,當文化大革命在國內造成嚴重混亂之後,美國國會若干議員突然又把「台灣地位未定論」抬出來,意圖使中國更加削弱。這時,海內外的知識分子瞭解到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而感到怒不可遏,於是很快地意識到中國只有結束分裂,加強國力的情況下才能最終解決釣魚島問題,因此便自然而然地把保衛釣魚島運動引導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運動。這就是30年前在歐洲成立了「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自1968年美國若干國會議員積極兜售「台灣地位未定論」之後,台獨運動方才形成氣候。台獨分子一向主張「《舊金山和約》是個比《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更加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文書」。他們的盲點顯然在於:不願意看到台灣割讓給日本是當年中國戰敗後所造成的結果;不願意看到當時台灣老百姓的悲憤以及對日本統治當局群起反抗的事實;不願承認日本戰敗後物歸原主的原則;不願看到台灣老百姓對1945年的光復持著歡迎的態度;不願意看到《開羅宣言》是個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協定,而《舊金山和約》從一開頭就引起很大的爭議和抵制;不願意承認他們是在幫著外國霸權危害中國的領土主權;當然也更不願看到美國於1972年出於「聯中抗蘇」的需要,在《上海公報》中正式宣佈「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領土」的事實;以及,1972年2月22日尼克松總統在周恩來面前所作出的保證,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我控制我們的官僚系統,就不會再有類似的台灣地位未定的聲明」。

  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領土,地位早已確立,只要中國的大國地位不淪落到小國的地步,短期內即便不統一,也不至於演變到台灣獨立的結局。接下要談的是:怎麼統一?

  首先,從上述歷史演變清晰地可以看到,在過去的150年內,台灣始終是被動地接受國際戰略這個大棋盤的擺佈。從1949年分裂到今天,始終是美國手中的一張牌。每當中國動盪不安,如1968年、1989年,台獨勢力就受到美國的積極鼓勵,而一旦局勢穩定,美國便與台獨保持一定距離。有鑒於此,台灣今後的前途仍然相當程度地受美國左右,因此,嚴格說來,統一的障礙實際是美國的反華政策,如何取得美國的讓步毫無疑問是最最關鍵的問題。

  至於中國一方,謀求統一不外採取兩種辦法,一是通過武力手段;一是和平統一。以海峽兩岸實力對比的懸殊情況作一判斷,本人相信無論採取任何一種手段,雖然後果不同,但卻都可達到統一目的。就武力統一方面,該手段明顯與我和平統一的主旨有所相悖,因此不作任何探討。至於和平方面,在下認為問題的癥結與理論和道德觀念沒有太大的關係,因此北京政府似無需要作出太多的感情召喚和理論論證。當前的困結在於兩當局在政治層面耗費太多的精力進行爭辯和鬥爭,而忽略利用時機盡一切所能把長期隔閡所中斷的各個領域重新建立有機關系。這裡,不妨打個比方,若想把斷肢重新縫合,任何宣傳、號召和說理均是無效勞動;相反地,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框架條件迅速建立,然後一針一針地仔細地把神經、血管、肌肉、皮膚縫合。簡而言之,統一不是統戰,和平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當前促進統一需要的是高瞻遠矚的大智慧、大氣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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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散佈罪惡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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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散佈罪惡的種子?

   俞力工

  本年11月8日,在美國華府召開的「全僑民主和平聯盟」成立大會上,台灣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女士針對與會者的提問作出如下回答,即有關台灣退休人員在大陸定居、領取退撫金一事,將來要採取單一戶籍制度。任何人一旦落籍大陸,就不再擁有台灣戶籍,各種退休或撫恤給付就會受到限制…。

  且不論迄今有多少退休人員前往大陸落戶,此戶籍政策如若獲得執行,受其影響最烈者肯定系榮民老兵。這批作為邊際群體的台灣老兵一世出生入死、孤苦零丁,行止搖擺於兵營大寨、榮民新村之間。退休後以一萬多台幣的微薄撫恤、退休金根本無法應付台灣昂貴的房租、物價。如今精打細算好不容易摸索出一條三全其美的到大陸定居之路:一來緩和了台灣的社會矛盾;二來刺激了大陸的市場消費;三來讓自己安享天年。然而儘管如此,卻有人抱著過河拆橋、兔死狗烹的心情,既不顧台灣對大陸貿易年年取得兩百多億美元順差的事實,對台灣離職總統退休金高於美國現職總統一倍的畸形現象也一向漠不關心,然而卻突然對老兵們的區區萬把來塊退休金表示了極大興趣。試想一旦這批當過兵、帶過槍的老兵被迫放棄大陸新建的家園、在台灣重溫無人過問的苦日子,到時情緒發作、鋌而走險,究竟該由誰來承擔責任與後果?

  所謂民主社會,表面上固然需要體現少數服從多數,而其真諦卻在於善待少數群體與弱勢群體。如果盲目採取多數暴力的辦法,今後既不能避免「公投入憲」引火燒身;又不能阻止大陸東施效顰,同樣以公投方式強行表決、解決統一問題。權力如水既能載舟又能覆舟,若初嘗權力果實便濫加運用,則其散佈的罪惡種子遲早會孕育出不可收拾的苗。200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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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兩岸的僵局與解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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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兩岸的僵局與解凍

   俞力工

  自從李登輝於九十年代末提出「兩國論」之後,海峽兩岸關係始終無法解凍,其主要原因當然在於「一個中國」原則的爭議。

  從北京政府角度觀之,「一個中國」原則不僅是兩岸長期和平共處的基礎,甚至於1992年兩岸代表也曾明文達成如此共識。除此之外,台灣一方於1991年所擬定的《國統綱領》也有如是規定。但是,該基本原則卻不幸為李登輝所提出的「各自為主權獨立的國家」而遭到徹底破壞。

  至於台北方面,鑒於九十年代外交領域的不斷受挫,加上大陸經濟的長足發展,以及「一國兩制的積極推動,為避免讓北京政府矮化為地方政府,由是乾脆作出「主權獨立」、「一邊一國」的大膽設想。

  雖然如此,若仔細觀察,兩岸當局為打破僵局也並非毫無作為。以北京政府為例,直到2000年4月發表《白皮書》為止,官方還一再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最近卻已更改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顯然,在迴避「唯一合法代表」的主張上,北京政府已經相當地照顧台灣的對等地位。固然,「一個中國」、「一國兩制」仍舊是北京政府的底線與繼續堅持的建議,但至少對兩岸現狀的詮釋,較為符合「一個中國,兩對立政府分治」的客觀事實。

  就台北政府而言,2001年10月20日,民進黨為了「淡化」民進黨1990年原有的「台灣獨立黨綱」而召開了全台代表大會,並通過「全代會決議」。「台灣獨立黨綱」本主張今後要「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如今,「全代會決議」則認為國號為中華民國的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今後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會議結束後,民進黨主席謝長廷強調,民進黨此舉目的在於改變過去「否定中華民國現狀」的態度為「肯定目前的獨立現狀」;今後若上述兩文書互相牴觸,則「新法優於舊法」…。

  該決議案當然是在陳水扁主導之下通過,儘管改變了民進黨的台獨綱領,但在不願承認「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方面,依舊是傳承李登輝的「兩國論」老調和背棄《國統綱領》與92年共識。因此當陳水扁政府對自己的努力與善意並沒受到北京政府肯定而感到不解和委屈時,北京政府卻認為即便民進黨略加改變了路線,但政府政策卻仍然「不夠中國」。該情況就像是在股市指數下跌了99%的基礎上,任何提升10%的努力都是輕若鴻毛。由是,問題就僵持在「兩地均系中國的組成部分呢?」還是,「兩個互不隸屬的主權國家?」

  表面看來,雙方主張的落差之大幾乎無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但是如果冷靜、客觀審視近20年的意識形態爭執的成事不足,浪費大量人力、物力資源的特點,筆者以為最好的解決方案即是本著合作發展願望,兩岸當局同組「兩岸非政治化工作組」,努力排除一切有關中國、台灣、統一、獨立、一制或兩制的主張與建議。往後不論涉及國際或國內事務,只要沿循「中國.大陸」、「中國.台灣」的思路,應當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200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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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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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與前景

   俞力工

  如果說全球化是個八十年代初由歐美西方開始推動的市場經濟擴大化運動,那麼,中國毫無疑問是個適時趕上全球化列車的最具代表性國家。

  短短20年多年內(79-02),中國在巨額外資的配合下,國內總產值增加了22倍,增長率也達到平均9%的世界最高記錄;對外貿易金額以世界第27位提升至第6位,外匯籌備與外資吸收量均達到全球前茅地步。所有這一切變化,自然對這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造成巨大又全面的影響。

  然而從消極一面觀之,社會福利遽減、資產流失(Kapitalflucht)、資源消耗、生態破壞(如水土流失、河流乾枯、林蓋面積減少)、環境污染、失業問題加劇、兩極化、老齡化、人口膨脹(由79年的10億到目前的13億);犯罪率的攀升、貪污腐化、賣淫、愛滋病、性病、吸毒、道德敗壞…等等,也都像是脫韁之馬無可駕馭。至於青少年,自然也不脫俗套,犯罪年齡不斷下降,犯罪手段之殘酷益加駭人聽聞,尤其色情與暴力的結合完全不亞於任何主流社會。值得特別強調的是,上述消極面的發展速度,就全球範圍而言,也毫不誇張地達到領先地位。

  為使中國的特點更加凸顯,首先似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比較中西方的差別:1.生存空間:經過兩百多年的競爭、部署,西方國家顯然已形成兩個生存圈。一是所謂的白種人盎格羅薩克森基督教生存圈(White Anglo-Sacksen Protestant Countries, WASP);一是歐洲聯盟以及潛在的包括俄羅斯的所有加盟國。 該兩地區無論是疆域幅度、勞動力素質、自然資源、生產力、文化教育、自我調整的能力、對外經濟、政治的壓倒性控制等等,不但目前無可挑戰,將來也未必會有衰退之虞。至於中國,雖經數千年的開發與精耕細作,80%以上的人口卻仍然擁
擠在僅有的15%的可耕地上,同時環顧周邊地區與國家,不是人口同樣稠密,就是毫無擴張價值的沙漠與高山。因此如果上述各種問題的惡化速度不變,根據最樂觀的估計,不出30年各種問題便可能交織在一起,形同一個人類史上前所未聞的超級炸彈;2.就社會自我調整機制而言,當前歐美社會的民主議會體制雖然還遠遠不能調動人民的智慧,解決諸如:參加科索沃的轟炸行動是否違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章程規定?是否違背聯合國憲章精神?是否違背德國憲法規定?9.11事件後美國究竟應當加強、完善國內、國際的立法、執法機制,還是訴諸於以暴制暴?一個中立且無任何縱深地的彈丸小國,如奧地利,是否有需要大批配備攔截機(Abfangjaeger)?但起碼的,西方的議會、媒體、學術界的集合力量多少還對官僚機器的廉潔政治起著一定的約束作用。反觀中國,直到目前為止,政府基本上還只能容忍體制內的(如紀律委員會)自我監督,而其結果必然是結黨營私、貪贓枉法。

  然而即便如此,中國1980年以來的成就卻是有目共睹,其原因至少包括三個方面:1.中國的漢族佔全國人口的93%以上,且出於文化傳統原因多「敬神而遠之」,因此不存在嚴重的宗教、民族、階級問題;2.中國社會遠在耶穌時代便已達到商品、土地自由買賣的商業資本主義的高度。雖然兩千年來商品經濟所積累的財富受時代條件約束,無法大規模轉變為工業資本,而是不斷擴充土地的佔有,並導致兩極化之後的農民革命,政權的更迭,土地的再分配,以及下一個循環的開始…。但是,商業活動早以成為廣大人民的生活方式,該情況直到1949年之後才受到斯大林主義〔一種典型的斯拉夫原始公社制度〕的干擾與破壞。因此當八十年代再次恢復商品經濟之後,中國人民能夠毫不費力地重操舊業,以極快的速度恢復市場的活力。對比之下,歐洲直到17/18世紀才真正開始打破封建割據,使商業活動從「特權」與「壟斷」轉變為「自由經濟」。所不同的是,西方的「自由經濟」幾乎一開始便與工業革命結合,由是給予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移的機會;3.中國擁有用之不竭的優秀勞動力與技術力量。尤其是在政治相對穩定的境況下,隨著全球化浪潮,四下擴散的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理所當然地看中中國的加工能力與龐大市場的消費潛力。需要順便提及的是,西方社會同時期還面臨著排外情緒、本國人口零增長的壓力,因此當本地的機器設備找不到足夠勞動力伺候之時,機器設備便自然會在國外落腳到最為合宜的地方。除此之外,迄今為止外來投資目標多集中於裝配與來樣、來料加工,其產品尚不至於在國際市場上與西方國家激烈競爭。如果一旦中國具有推出高科技品牌產品的能力,並對西方對手造成競爭與壓力,上述兩大生存圈(即WASP與EU)是否會像八十年代末期聯手壓制日本那樣,對付中國則不得而知;4.中國的官僚體制固然臃腫龐大,貪贓枉法,但與大多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區別在於,中國官僚階層具有相當高的組織能力與工作效力。該情況就像一個個人,只要在一生中建設性的活動大於破壞性,則終究能夠達成一定目標。20多年來,保持9%左右的成長率說明中國的官僚非完全是惡性腫瘤,其所收受的佣金與賄賂甚至起著一定程度的潤滑作用。至於如此的增長是否能夠維持下去,是否能夠在今後的20-30年內逐步抵消上述一系列問題帶來的衝擊,則正是所有有關爭議的核心。

  在疾速現代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方面,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傳統大家庭社會結構早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便開始解體,尤其到了共產政權的成立,通過掃盲與義務教育的推行,雙職工的普及,養老制度、醫療保險、幼兒園的建立,家庭的傳統功能日益讓位於社會,以至於今天至多還有20%的經濟獨立成年人與父母住在一個屋簷下,而其主要原因在於房荒以及養老制度的鬆動。就此意義,本世紀家庭的原子化過程(Atomisieren)並非西方獨有現象。尤其是考慮到,長期以來共產國家無一例外地採用適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教育制度,更是進一步地讓競爭精神消除了傳統家庭的男女、老幼、內外差距。

  同樣地,處於後現代時期,透過媒體與教育,商品文化的擴散,中國的年輕一代早就像所有西方國家一樣追求時尚與品牌,同時益加影響家庭內的消費取向。然而父母親這一方,也為子女的高消費、敢消費、喜新厭舊,以及日益增加的社會影響(如電視、網際網絡、平面媒體)感到力不從心。至於國家當局,對外來文化最加防範的似乎仍舊是政治評論與體制改革的呼籲;至於充斥市場的暴力、黃色影碟等文化商品則始終是熟視無睹。最近,西方國家司法當局互通情報,由是同時對戀幼癖(Pedophil)網站及其顧客進行全面掃蕩。反觀第三世界,似乎就缺少這種國際協作動力與自我調整的機制。換言之,第三世界對西方主流文化基本上是一貫照單全收,永遠被動地讓這些文化影響在社會裡起發酵作用。1995年布列辛斯基曾經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 針對全球化問題的一次討論會上表示,全球化過程中,將有近80%的世界人口多餘化和邊緣化。為使這批人安分守己,就得對其散佈溫情、低成本、半滿足、半麻醉的「奶頭樂」文化商品,(即「tittytainment」,英文「奶頭」titts與「娛樂」entertainment的組合),來麻痺邊際人口的不滿情緒。當前,西方社會的「奶頭樂」與長期不加遏制的性旅遊已像澳大利亞回鏢(Bumerang)一樣,反過來對歐美本地青少年造成嚴重性侵犯問題。這種「主流文化」的影響自然也在第三世界氾濫成災。筆者絲毫不懷疑,只要西方國家有關當局採取果斷措施,這些社會問題不難迎刃而解;值得擔心的倒是,處於經濟邊際化的第三世界人民,一旦道德防線也隨之全面崩潰,各地區的傳統原教旨主義的激烈反彈不說,亨廷頓(Samuel Huntingtun) 所建議的「圍堵」措施是否能夠湊效也頗堪憂慮。

  當前許多人對中國所提出的問題已不再是「中國還有什麼方面是屬共產主義的?」而是,「中國還有什麼文化是屬於固有的?」或進一步說「中國哪些固有文化能夠在今後的國際交流中作出貢獻?」筆者以為,當物資基礎還沒牢固之前,談及文化建設有如紙上談兵。但只要一旦物資生活的改善足以讓中國人民顧及「軟性」問題,則五千年的文化遺產自不愁找不到可以挖掘、發揮的素材。放眼世界,中國人的足跡遍地皆是,但卻鮮有放棄自己的文化認同而歸化所在地文化者,更不曾出現自怨自艾、酗酒、失落的華人群體,原因無他,他們之不屈不擾依憑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蘊。因此有朝一日物資問題獲得解決,文化自省與文化重建自然而然會提上議程。但是,全球化過程中幸運的20%「核心人口」顯然不可能為佔全球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口全部佔據。因此今後部分「先富」和「核心化」的中國人口是否足以擔起文化建設的重任,是否將能夠開發局部的文化遺產,甚至僅僅挖掘低俗的、中國式的「奶頭樂」,則是個未可預料的前景。2002/10/22

(本文系應下奧地利省未來學院要求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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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的北上、南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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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的北上、南下政策

   俞力工

  九十年代初,李登輝就有鼓勵民間「北上」投資的倡議。所謂「北上」,自然非指前往中國大陸投資,而是看中了琉球這塊寶地。之所以作此建議,不外是向日本表示回饋的善意。

  琉球立國曾歷時700多年,擁有高度的文化發展及自成一體的語言。由於屢受日本浪人威脅、欺凌,長期與中國維持緊密關係。最後,遲至明治維新時期方為日本所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琉球受美國托管,七十年代初美國越戰失利,為減輕財政壓力,增加日本的國際參與,不經聯合國的同意,便任意把琉球「歸還」日本(同時還把釣魚島隨琉球一併交與日本)。

  日本對琉球得而復失,失而復得,自然不會把這塊費盡心機、徹底摧毀了其固有文化的殖民地,再讓任何地區的中國人進行接觸、開發和影響。李登輝一片赤子之心,卻不瞭解自己的身份與鬼子的心思,因此儘管一再振臂高呼「北上」,卻無法逃避「笑臉貼冷屁股」的結局。

  比較之下,李登輝繼而提出的「南下」政策就一度小有「收穫」。一批不明就理的台灣資本家滿心歡喜地隨著一個個考察團前往菲律賓、印尼安家落戶。不料亞洲經濟危機有如晴天霹靂,結果在印尼暴動、排華的衝擊之下,非但血本無歸,甚至生命也不得保障。菲律賓的情況雖不如印尼那般險惡,但無休止的綁票、勒索、撕票終究得以打道回府收場。經此慘痛教訓,台灣商人至少恍然大悟,不論走到世界何處,中國人就是的中國人,無法掩遮。

  錢往利高處走,儘管政府不斷「唱衰」,一貫憑本能「打拼」的台灣資本家,倒是「意外」透過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與進出口貿易,每年給台灣帶來了2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雖然如此,阿扁卻為了給呂秀蓮安排一個「國際空間」,對客觀事實熟視無睹,忽又舉起「南下」大旗,號召起敢死隊來。

  記得歐洲百年前有個名人曾作過如此總結,即「歷史事件頭一回發生時往往是個悲劇;第二回再重複則肯定是個鬧劇」。200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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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僑社的政治化與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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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僑社的政治化與倫理

   俞力工

  「歐華聯會」我不曾接觸過,只知道是個成立已久、由親國民政府僑民組織的社團。這次在巴黎舉辦年會,卻由於「歐華作家協會」若幹成員有意借其場地順便召開"作協」的理事會,而第一次與其有了接觸。

  當然,對一個從不關心「聯會」的我,事前不可能知道,這次在民進黨政府與各地「辦事處」授意之下,「聯會」的主要成員及籌備人員均徹底換班,更不會知道國民黨的少壯派為此而集體杯葛年會。因此當許多國民黨少壯派指責我支持「聯會」時,頗有點一頭霧水、百口莫辯之感。

  歐洲的華人民間社團儘管都打著「非政治性團體」招牌,但幾乎無有不受海峽兩岸的政治污染者。這方面只要觀察其成員結構,和每次通過的什麼「通電」、「賀電」、「宣言」便一清二楚。積極一面當然可用「關心國是」、「心向祖國」來解釋,消極一面則是「畫地為牢、不求長進」。

  就這次「聯會」的籌備工作的質量而言,雖說新手經驗不足難免會有閃失。但經仔細觀察,有些工作(如社會工作與內政、外交)似乎與經驗無關,而是超過能力的事,再多的機會也無補於事。

  至於聯會本身,我一到會場即強烈感到「兩國」氣氛,因此每每趁其開會期間,便鑽進三溫暖修身養性。不過從些文字介紹,多少瞭解台北政府目前有在僑界開闢「第二管道」,為台北政府拓寬「國際空間」,抵制「反獨促統」和支援其「公投」政策的衝動。且不論兩岸政府是否曾經考慮過「內部矛盾外銷」是否會破壞僑界的和睦相處;更嚴重的是,各地旅居國政府最反感的就是「移民違背融合政策,而熱衷於原居地的政治惡鬥」。換言之,「國民外交」應當點到為止,邁越一步便荒謬絕倫。

  雖說國民黨少壯派集體杯葛「聯會」,除了像我這樣「蒙插插」(蒙在鼓裡)誤上賊船的鄉巴佬之外,帶著觀望和會會老友心情赴會的國民黨老會員自然也不少於三兩個,但最多的還是一批探頭探腦、試試手氣、摸索商情的投機政客。因此當大會在審議支持「公投」的宣言草案時,這幫人馬不是根據當前國民黨的「反獨」政策加以反對,而是在遣辭用句上助其精益求精。

  其實,國民黨淪落到如今的田地,最關鍵因素就在於黨員缺少倫理教育,因此明知李登輝賣的是什麼毒草,長久關心的卻是如何賺取佣金,而最後都是到了被迫吞下毒草的關頭,才決定「倒戈反李」,其代表性人物,遠至宋楚瑜、宋心濂、王作榮,近至各地僑領幾乎盡皆如此。古今中外,凡家教缺乏的孩子,步入社會必然會受到社會無情的鞭撻;如今,我這局外人也耐不住要吶喊一聲:「國民黨人,稍微尊重點人格與倫理!」。200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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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美國的「反恐法」與陳水扁的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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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美國的「反恐法」與陳水扁的要脅

   俞力工

  8月2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經國會兩院通過的「2002年反恐補充撥款法」(下稱「反恐法」),由是完成立法手續。「反恐法」第14章、第2007節將台灣、北約組織、澳大利亞、埃及、以色列、日本、約旦、阿根廷、韓國、紐西蘭並列為「盟國」,並將台灣軍政人員視為「盟國人員」;同章第2008節則授權美國總統,在台灣有關人員受到國際刑事法院拘留或扣押時,採取必要措施予以保護,並使這些人員釋放。

  近兩個月來,陳水扁先生不斷利用採訪時機,透過歐、美媒體批評即將擔任中國領導人的胡錦濤先生,同時也不忘強調「中華民國是否改國號為台灣國,必須經由2300萬人民公投決定」。如今,8月3日,繼「反恐法」成立之後,突強調「一邊一國」的「兩國論」,並要求台灣人民「嚴肅考慮公投問題」。顯然,陳水扁的最新動態脫離不了國際背景。

  所謂「反恐法」,自然是9.11事件的直接產物,但美國醞釀多時的「2002國防授權法案」則早在9.11事件之前,便有意將台灣並入反導彈威脅的「盟國」隊伍。

  就現實國際局勢觀之,強調「盟國」關係,難免讓人憶及前不久布什提出的「邪惡軸心」,因此就客觀意義而言,中國在美國心目中的地位,與「軸心國」似乎只有一箭之遙。鑒於此,9.11事件或許起了暫時推延美國敵對中國的作用。

  中國的處境固然險惡,考慮到中國的軍事反擊力量,似不必擔心在某種情況下,美國對中國直接採取軍事行動。值得注意的倒是,美國完全可藉「大陸軍事進犯台灣」和「履行保護盟國義務」為借口,糾集其他發達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只要中國的投資環境徹底遭到破壞,進出口貿易停滯不前,高速增長化為泡影,則中國斷無能力預先抵消人口膨脹、資源耗竭、生態破壞、失業大軍所造成的巨大衝擊,換言之,只要中國失去未來15年的高速成長,今後將永無翻身的機會。

  雖然如此,8月2日成立的「反恐法」尚不能解讀為美國啟動反中的機器,同時陳水扁的一系列小動作也不能理解為「美國授意」。眾所周知,中國大陸早已成為世界最大加工廠,與發達國家的關係千絲萬縷,一旦美國要求其他國家放棄在中國的利益,必然要透過大量費時的說服工作,萬一無法造成聲勢,促成「反中陣線」,則必然影響總統的連任目標;因此較可能的部署將是,在此任任期結束之前靠發動對伊拉克或伊朗的戰爭來助其聲勢以達成連任目的;於連任總統、無後顧之憂之後,再發動對中國的遏制攻勢。

  至於陳水扁,現下提出「一邊一國」、「公投」的動機,與當年的李登輝全然不同。李登輝任期屆滿前意圖修憲續任總統受到美國反對,因此出於搗蛋心理拋出使美國措手不及的「兩國論」;如今陳水扁則誤以為「同盟關係」的建立,頓使自己的力量強大到與美國的總合的地步,因此突然一改「促進三通」的低姿態,對北京政府百般挑釁;而實際上卻全然不瞭解,美國需要的是唯命是從的馬前卒,討厭的是自作聰明、打亂美國戰略部署的地方政客。

  就未來局勢發展方面,最壞的情況當然是北京政府偏離韜光養晦政策,陷自己於孤立、停頓甚至崩潰地步。果真如此,喪失廣大內地市場的台灣的前途絕非光明,但台獨分子至少是促成了列強覬覦百年而尚未完成的目標。(2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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